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北京法源寺》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上、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己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他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间:“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 “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一一”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竿,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师也不在了。余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余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余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盫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元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千年。
  
  千年千里,凤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余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 “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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