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 6-9 第九节

 《爱弥儿》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突然生气的,所以我做出满不在意的样子,让他生气。如果我没有这种我再三教导他的镇静的态度,我又怎能反复地教导他做事镇静哩!爱弥儿对我是极其了解的,所以他相信我决不会叫他去做任何坏事,但是,就他所了解的“坏事” 这个辞的意思来说,离开苏菲就是一件坏事,因此,他等待着看我怎样解释。于是我又继续说道:“
  
  亲爱的爱弥儿,你相不相信有人(不管他是什么身分的人)比你这三个月来的生活过得更快乐?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便应该抛掉这种错误的想法。在领略生命的乐趣以前,你已经把生命的快乐享受尽了,除了你这三个月中经历的乐趣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享受的了。感官的享受是瞬息即过的,内心的习惯始终是要忘掉它们的。你在希望中享受到的乐趣,比你将来实际享受的乐趣要大得多。想象力给你所想望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外衣,但是,等到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把外衣取走的。除了自在的上帝以外,便只有不存在的东西才真正是美的。如果这种状况能够长久持续的话,你也许就找到了至高的幸福了。但是,所有一切属于人的东西都是要衰老的;在人生中,一切都是要完结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如果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环境无止境地存在下去的话,则我们将因对它享受惯了,而领略不到它的趣味了。如果外界的事物一点都不改变,我们的心就会变;不是幸福离开我们,就是我们离开幸福。
  
  “在你迷迷醉醉的日子里,时光悄然地过去了。夏天已过,冬天即将到来。即使我们的体力许可我们在如此酷热的季节继续去看他们,他们也是不同意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目前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长久下去的。我从你焦急的目光中看出,要改变这种方式是不困难的,因为凭着苏菲的誓言和你自己的愿望就可以很容易地想一个办法躲避大雪,不再到他们那里去看她。临时的措施当然很好,但当春天到来,大雪一融化,就只好结婚了;所以我们应当考虑一个一年四季都适用的办法才行。
  
  “你想和苏菲结婚,可是你认识她还不到五个月!你之所以想娶她,不是由于她同你相配,而是由于她使你感到喜欢;难道说你爱她就保证她同你是相配的,难道说最初是彼此相爱的人以后就不会变得彼此相恨!她是一个很有品德的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一个人光是有品德就行了吗?两个人都为人诚实就算是两个人相配了吗?我担心的不是她的品德而是她的性情。一个女人的性情哪里是一天就可以看出来的?你知不知道要在多少种情况下观察才能把她的脾气观察得透彻?四个月的爱情就能保证你会爱她一辈子吗?也许离开两个月你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的,也许你一离开,马上就会遇到一个人把她从你的心中完全排除的。也许你回来的时候,你将发现她对你冷冷淡淡,其情形恰和她现在对你亲亲热热的样子形成对照。感情和她的品德是不相干的,她也许依然是那样的诚实,但她已经不爱你了。我相信她将来必然是同样的忠贞,但是不经过一番考验,谁敢向你担保她仍然爱你?反过来,谁又敢向她担保你仍然爱她?你要等到已经用不着考验的时候才去考验吗?你想等到你们两个人已经不可能分离的时候才互相了解对方的真正性情吗?
  
  “苏菲还不到十八岁,而你也刚刚才满二十岁,这是恋爱的时候,但不是结婚的时候。在这样的年龄就想做父亲和母亲啦!啊!要想把孩子们抚育好,至低限度你自己就不能是孩子。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女人因为还不到年龄就生男育女而败坏了身体和缩短了寿命?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因为母亲的身体不好而长得很瘦弱?如果母亲和孩子都同时发育,如果把身体发育所需要的一份养料分给两个人,结果母亲和孩子都得不到大自然所定的份额,两个人岂不是都长得不好吗?如果我对爱弥儿的认识不错的话,他就会宁可晚一些结婚,娶一个健壮的妻子和养育健壮的子女,而不愿意为了满足自己急切的欲望就牺牲他们的生命和健康。
  
  “现在来谈一谈你自己。你急于想做丈夫和做父亲,可是你考虑过做丈夫和做父亲的人有哪些责任吗?当你成为一家之长的时候,你也就成为国家的一个成员了。怎样才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呢?这一点你知不知道?你研究过做人的责任,可是做公民的责任你知不知道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政府、法律和祖国?你知不知道你要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够生活?你知不知道你应当为谁而死?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得了,而实际上你是一点都不懂的。在占有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席位以前,你应当研究和了解什么地位最适合于你。
  
  “爱弥儿,你应当离开苏菲,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抛弃她。如果你能够离开她,不同她结婚,对她来说,那是太好了。你现在要离开她,以便在回来的时候更适于做她的丈夫。你不要以为你已经配得上娶她了。啊!你还有许多必须做的事情没有做啊!你要去完成那高尚的使命,你要学会忍受离别的痛苦,你要去获取忠贞的报偿,以便在回来的时候,使你有能够体面地同她在一起的权利,能够不需要她的恩赐而是直截了当地要她报答你,答应你的求婚”。
  
  由于这个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自我斗争,还不习惯于用意志去克制欲望,所以很不服气,他表示反对,他同我进行争论。即将到手的幸福为什么不要呢?她愿意嫁给他,而他不娶她,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看不起她?为了要学习他应当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就一定要远远地离开她呢?即使说非离开她不可,为什么又不让他等到他和她已经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关系,有了保证之后才离开呢?总之,他的意思是:等他做了她的丈夫之后,他才愿意跟着我走;等他们结了婚之后,他才能够放心地离开她……“正是为了要离开她,所以才必须先同她结婚,亲爱的爱弥儿!你这种想法是多么矛盾啊!要是一个男子在他的情妇不在身边的时候也照样能够生活的话,这个人的确是值得我们称赞的;然而,一个做丈夫的人就不应当在没有必要的时候离开他的妻子了。你不要狐疑不定,我已经看出,你这样并不是出自本心的,你应当大着胆子去告诉苏菲说你不能不离开她。好了!鼓起勇气来,你既然是不服从理性,那你就要听从另外一个导师。你还没有忘记你同我所订的信约。爱弥儿,你必须要离开苏菲,我要你这样做。”
  
  听完了我所说的这些话,他低着头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用很坚定的语气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走?”“一个星期以后,”我回答道:“必须使苏菲对我们的走在思想上有一个准备。女人是比较软弱的,我们应当对她们做一番安排;对你来说,这一次走是必不可免的,然而对她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应该原谅她不能够象你这样以巨大的勇气来对待这件事情。”
  
  我很想把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一直讲到他们分别的那一天为止;不过,我花费各位读者的时间已经是够多的了,因此,让我们长话短说,把他们的故事在这里告一结束。爱弥儿敢不敢象他刚才向他的朋友那样向他的情人表示坚决的态度呢?在我看来,他是敢的;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坚决,正是由于他对苏菲的爱情是十分的真诚。如果他不花什么代价就可以离开她的话,他反而会不好意思去向她说的;他以罪人的身分离开她,对一个心地诚实的人来说,这个角色总是很难承担的,因此,他的牺牲愈大,则他在使他去遭遇牺牲的人的眼中看来便愈值得尊敬。他并不害怕她对他离开她的动机发生误解。他每看她一眼,就好象在对她说:“苏菲呀,你要了解我的心,你要忠实于你的爱情;你的情人并不是一个没有品德的人。”
  
  至于自尊的苏菲,她是竭力以稳重的态度来对待这突然的打击的,她尽可能表现得无所谓似的。但是,如同爱弥儿一样,由于她没有斗争和胜利的经验,所以她坚定的样子不久就软下来了。她情不自禁地时常哭泣和战栗,她害怕爱弥儿会把她忘掉,因此,对这次分离更加感到伤心。她不当着她的情人哭,她从来不向他表示她的担心;她在他面前尽可能克制她的情感,甚至连气都不叹一口;她的眼泪是向我流的,她的苦是向我诉的,她是把我当做她的知心的。妇女们是很聪明和善于伪装的。她愈是暗中在抱怨我的专制的做法,她愈是对我表现得很殷勤,她知道她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里的。
  
  我安慰她,我竭力使她放心,我向她担保她的情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担保她的丈夫是忠实于她的;只要她也象他对她那样的忠实,我向她保证他两年之后就会同她结婚。她对我是相当地尊重,所以她相信我是不会骗她的。我现在成了他们之间互相的担保人。他们的心,他们的品德,我的正直,以及他们的父母的信心,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对他们的命运放心。不过,只要一个人的心很软弱,即使他有理智,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觉得这一次分离就好象是再也不能见面似的。
  
  这时候,苏菲想起了欧夏丽也曾怀抱过一番隐忧,她认为她现在正好处在欧夏丽的地位。我们不可让她在他离开的时候再产生那种狂热的爱情。“苏菲,”我有一天向她说道:“你和爱弥儿互相赠送一本书吧。你送他一本《太累马库斯奇遇记》,使他可以学一学太累马库斯的样子;让他送你一本你所喜欢的《旁观集》。你可以在这本书中研究诚实的妇女有哪些天职,而且随时想到两年以后就要尽那些天职。”互相赠送一本书,结果使两人都感到喜欢,使他们彼此都产生了信心。可是最后,伤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们非分离不可了。
  
  那位可敬的父亲(我一切都是同他商量着办的)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拥抱我,并且把我拉到一边用很沉重而略带严肃的语气说道:“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力量使你感到喜欢,我知道我是在同一个重荣誉的人一起做事的;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向你说了:请你记住你的学生已经吻过了我的女儿的嘴唇,签订了婚约。”
  
  这两个情人的表情是多么不同啊!爱弥儿表现得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眼泪大把大把地流在苏菲的父亲和母亲的手上,流在苏菲的手上,哽哽咽咽地拥抱苏菲家中所有的人,反来复去地老是讲那么几句话。要是在另外一个场合,象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话,会引起大家发笑的。至于苏菲,她面色苍白,眼神幽暗,没精打彩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既不说话,也不哭泣,也不抬起头来看任何一个人,甚至连爱弥儿也不看一看。尽管他拉着她的手,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也不能改变她的表情;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对他的哭泣,对他的拥抱,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好象都没有什么感觉似的;在她看来,他已经是早就离开她了。这种表情,比她的情人所表现的那种哭哭啼啼、难舍难分的可怜样子还动人得多!他看见和感受到了苏菲的这种表情,他的心都碎了。我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他拉走了;如果我让他在那里再呆一会儿的话,也许他就不愿意走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他走的时候看到了这种悲惨的样子。万一他将来受到什么人的诱惑,使他忘记了苏菲对他的情感,那么,我就要提醒他在启程那一天所看到的情景,这样一来,只要他的良心未死,我是一定能够再把他带回到她的身边的。
  
  游历
  
  有些人问,年轻人出外游历是不是好,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争论。如果我们换一个提法问,已经出外游历过的人是不是好,也许争论的意见就没有那样多了。
  
  滥读书的结果是有害于科学的研究的。当一个人自以为他已经晓得了他在书本中读到的东西时,他就以为他可以不去研究它了。读书读得太多,反而会造成一些自以为是的无知的人。没有哪一个世纪的人所读的书有如本世纪的人所读的书这样多,然而也没有哪一个世纪的人所知道的东西是象本世纪的人所知道的东西这样少。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象法国这样印行过那么多历史、文学和游记之类的著作的,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象法国这样对其他民族的天才和风俗知道得那么少的。书籍多了,反而使我们不去看世界这本书了;或者,即使去看的话,每一个人也只是看他所看到的那一页的。要是我不知道确实有人说过:“怎能做一个波斯人!”我一听之下,还以为这句话是民族偏见最重的国家的人说的,还以为是最爱散布民族偏见的女人说的。
  
  一个巴黎人自以为他了解所有各种民族的人,其实他只了解法国人;在巴黎城中,成天都有许多的外国人,然而在巴黎人看来,每一个外国人都是特别奇怪的,在普天之下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必须在仔细地研究过这个大城市的有产者之后,必须在同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能相信他们尽管是那样聪明,但同时也是十分愚蠢。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每一个人也许都读过十来遍有关一个国家的著作,然而在真正见到那个国家的人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感到迷惑不解的。
  
  要透过作者的偏见和我们自己的偏见去看出事情的真相,这的确是不容易的。我这一生中曾经读过许多游记,然而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哪两本游记对同一个民族的叙述是一致的。把我所见到的一些情况同我在书中所读到的情况一加比较之后,我终于决心把所有一切游历家的著作都束之高阁,后悔我不应该把我的时间用去读他们的书,并由此而深深相信,要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就应当实地去观察而不应当仅仅是念书本。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游历家们个个都是很忠实的,但他们所叙述的也只是他们所见到的或想当然的情形,他们必然要用自己的看法给事情的真相涂上一层虚假的颜色。如果还要进一步分析哪些是他们的谎言和坏话,其结果又将怎样呢?
  
  既然有些人向我们吹嘘读书的用处,我们就让那些生来就爱读书的人去采用这个办法好了。同雷蒙·路尔的办法一样,这个办法也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教会他们夸夸其谈地讲他们根本就不懂得的事情。它还可以把一些年方十五的人训练成柏拉图,在一小撮人中间大谈其哲学,并且照着保罗·吕卡斯或塔韦尼埃的话向人们讲埃及和印度有怎样的风俗。
  
  我认为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任何一个人,要是他只看见过一个民族的人,便不能说他了解人类,而只能说他了解曾经同他生活过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又可以换一个方法来对游历提问题了:“一个有很好教养的人是不是只了解他本国的同胞就够了,或者,他是不是还需要普遍地看一看各种民族的人?”这样问法,就没有什么可争论或怀疑的了。你看,要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有时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看你对那个问题是怎样提法的。
  
  不过,为了研究人类,是不是需要跑遍整个的地球呢?是不是要跑到日本去观察欧洲人呢?为了要了解一个民族,是不是要把那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加以研究呢?不,一个民族中的人是极其相似的,所以用不着分别地去研究他们。你观察过十个法国人,就等于观察了所有的法国人。至于英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我们虽不能说看见过十个英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就等于看见了所有的英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有的特征,这种特征虽不能单单从一个人的身上归纳出来,然而是可以从几个人的身上归纳出来的。正如你见到过十个法国人就等于见到了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你只要对十个民族的人做一番比较的研究,你就可以了解这些民族的人了。
  
  为了要增长知识,仅仅到各个国家去跑一趟,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怎样在那些国家从事一番游历。为了要进行研究,就需要具备一付眼光,并且把它贯注于你想要了解的事物。有许多人在游历一阵之后,所受到的教益还不如他们从书本中受到的教益多,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怎样动脑筋去思考;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至少可以得到作者的指导,但在他们自己去游历的时候,他们反而是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好的。另外有一些人,在游历一阵之后,也是得不到什么教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增长知识的愿望。他们的目的是这样的不同,所以要他们抱着学习的目的去游历,是不大可能的;对于你无心观察的东西,你是不可能仔仔细细地去看它一番的。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中,法国人是最喜欢到外国去游历的,但是,由于他自己的习惯太多,所以往往把不属于习惯的事情也看作是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法国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象法国这样有那样多的人出去游历。但尽管这样,在欧洲所有的民族中,法国人虽然比谁都看到过更多的其他民族的人,但也只有法国人对其他民族的人了解得最少。英国人也是爱游历的,但他们游历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两个民族在各方面都是相反的。英国的贵族爱游历,而法国的贵族则从来不到外国去游历;法国的人民爱游历,而英国的人民则从来不到外国去游历。我认为,这个差别正好表明英国人是值得称赞的。法国人到外国差不多都是为了去发点小财,而英国人不到外国去发财则已,如果要去发财,就要带着充足的金钱去经商;他们到外国去游历,那是为了到别个国家去花掉他们的金钱,而不是为了去营谋生活的;他们为人极其骄傲,决不愿意到国外去做低贱的事的。这就可以使他们比抱着另外一个目的到外国去游历的法国人在国外更能增长许多的知识。然而,英国人也有他们的民族偏见,而且他们的民族偏见比任何人都多;但是,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偏见,其根源在于他们内心的感情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英国人的偏见产生于骄傲,法国人的骄傲产生于虚荣。
  
  正如受文化熏陶最少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一样,不常到外地游历的人出去游历一次反而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其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象我们这样爱去看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不象我们这样爱寻找那些投合我们的无聊的好奇心的东西,因此能够把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去研究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就我所知,只有西班牙人是这样游历的。至于法国人,他到了一个国家就只知道去拜访艺术家,而英国人则爱去临摹古迹,德国人则带着他的题名簿去找所有的学者;西班牙人到了一个国家便不声不响地研究该国的政治制度、风俗和治安情形;在这四个国家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从他的见闻中带回一些有益于他的国家的东西。
  
  古代的人是很少出外游历的,他们也很少阅读和写作游记之类的书,然而我们根据他们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比我们了解我们同时代的人还了解得清楚。单拿荷马这个诗人来说,我们读他的作品,简直是感觉到好象亲身到了他所描写的那个国家似的;即使不说他这样的诗人,我们一提到希罗多德也是不能不表示钦佩的,因为,虽然他写的历史是着重叙事而很少分析和评论,但他对当时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却远非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所能比拟,尽管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塔西佗对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人的描写,比当今任何一个作家对德国人的描写好得多。毫无疑问,钻研古代史的人,对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高卢人和波斯人的了解,比我们任何人对自己的邻居还了解得深刻。
  
  还须承认的是,各个民族原来的特征是一天天地在消失,因此要认识它们也就比较困难。随着各种族的人的互相混合,民族之间的区别已经逐渐地不存在了,而在以往,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的区别是很显著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从前,每一个民族都是比较闭关自守的,它们之间的交通来往没有现在这样频繁,它们共同的或互相矛盾的利益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的和群众的联系也比现在少,各个国王之间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吵吵闹闹地进行所谓的谈判,他们互相间也很少派遣使臣或常川住扎的使节,远洋航行也是很少的,他们也不到远地去通商做生意,他们之间仅有的那一点点贸易,不是由国王自己雇外国人去做,便是由那些受大家轻贱的人去做,这些人既不能对任何民族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促使民族和民族互相接近。现在,欧亚两洲之间的联系远比当初高卢和西班牙之间的联系还密切一百倍;单拿欧洲来说,它的人口比今天整个世界的人口还稀疏得多。
  
  对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大多数古代的人都可以说是土人,即本来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生长的人;由于他们在他们那个国家居住的时间相当久了,所以已经记不得他们的祖先当初是从什么时候在那里定居的,同时,由于住的时间相当久,所以也让当地的风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反之,拿我们现今的人来说,在罗马人入侵之后,新近又发生了野蛮人的大迁徙,因而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全都混起来了。今天的法国人,已不再是从前那种长得又高又大、金头发、白皮肤的法国人了;希腊人也不再是那种在艺术上作为模特儿的希腊人了;就连罗马人的面貌也变了样子,甚至他们的性情也有了改变;波斯人原来是属于鞑靼族的,由于同塞加西亚人的血统相混,他们也一天天地失去了他们原先丑陋的样儿;今天的欧洲人已不再是高卢人、日耳曼人、伊比利亚人和阿洛布罗格人了;他们全都是西塞人,只不过面貌略有不同,而性情则有较大的差异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由风土的影响而产生的古代的民族特征比之今天更能显示民族和民族之间在气质、面貌、风俗和性格上的差异的原因;今天的欧洲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自然的原因打上它们的烙印,同时,欧洲的森林已经砍伐,池沼已经干涸,土地的耕作情形虽然比古代坏,但耕作的方法比从前更一致了,所以,由于这种种原因,连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在外形上的差别也看不出来了。
  
  也许,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种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样性急,一看希罗多德、提西亚斯和普林尼的书就加以嘲笑,说他们笔下所描写的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有一些我们所不曾看到过的原始的特征和显著的差异。要是能找到原来的那些人,就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出原来的面貌;要是他们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就能保持原来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同时把所有一切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放在一块儿研究的话,我们哪能不相信他们确实是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变得大不相同,哪能不相信在今天无论你从这个民族找到那个民族都是找不到他们那种人呢。
  
  随着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困难,人们对它就愈来愈忽视,而且也做得很不彻底,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人类天性的发展方面成绩不佳的一个原因。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游历,他在游历中就只知道获取同他的目的有关的知识。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创立一套哲学,则他便只是去看他希望看到的东西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在追逐财货,他就会把他全部的注意力贯注在同他的利益有关的事物上去的。商业和手工技术固然是能够使各国人民互相交往,然而也妨碍了他们互相了解,因为,当他们彼此都想在对方身上谋求利益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去过问其他的事情呢?
  
  把凡是我们能够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能够使我们生活得最舒适的地方。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给自足地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则他只须了解他赖以生活的地方就够了。一个野蛮人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生活的,他对整个世界也是没有什么贪心的,因此,他只了解,而且也只想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如果他迫不得已地要到其他的地方去生活,他也将避免来到人所居住的地方,他愿意靠野兽生活,而且,只要有野兽,他也就能够生活。可是我们,我们是需要过文明人的生活的,我们不吃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喜欢到人数最多的国家去。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涌向罗马、巴黎和伦敦的原因。在各国的首都,人血的价钱总是最便宜的。到大都会去看到的都是大人物,而大人物全都是差不多的。
  
  人们说,我们有许多学者为了研究学问,已经到外国去游历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些学者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为了利益才到外国去游历的。象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再也找不到了,即使是有的话,也不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学者个个都是奉了朝廷的命令到外国去游历的;朝廷派遣他们,供给他们旅费,发给他们薪水,叫他们去研究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很显然,他们去研究的事物决不是道德方面的。他们必须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奉献于朝廷的目的;他们太老实了,哪里能拿了朝廷的钱不做朝廷的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如果确有一些好奇的人自己花钱去游历的话,那也不是为了去研究人,而是为了去教训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学问而是浮华的外表。他们哪里能想到应该在游历中学会摆脱偏见的桎梏呢?他们正是出于偏见才去游历的。
  
  为了观赏一个国家的山川而去游历,和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去游历,其间是大有分别的。好奇的人总是抱着前一个目的去游历的,他们在游历中只是附带看一下一个国家的人民。对研究哲理的人来说,则应该同他们相反,主要是研究人民,而附带看山川。小孩子是先看东西,等他长得够大了,他才研究人。大人则应该先研究人,然后才看东西,如果他有看东西的时间的话。
  
  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游历得不好就得出结论说游历没有用处。不过,即使承认游历有用处,但我们能不能够因此就说什么人都可以去游历呢?不,恰恰相反,只有很少的人才适于去游历,只有那些有相当的毅力的人,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接受教训而不受引诱的人,能够借鉴别人的恶事而自己不去做恶事的人,才可以去游历。游历可以促使一个人的天性按它的倾向发展,以致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好人或坏人。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在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后一生都永远是那个样子。他游历回来之后,将变得更坏而不是变得更好,因为他去游历的目的就是向往于坏事而不是向往于好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行为不端的年轻人,在游历中将沾染所有一切他游历过的国家的人的恶习,但别人的美德,他们却一点也学不到,尽管别人在暴露其恶习的同时也显示了美德;但是,生长在善良人家的青年,由于他们善良的天性受过良好的培养,由于他们确实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去游历,所以游历归来之后,个个都会变得比他们在游历以前更好和更聪明。我的爱弥儿就是要这样去游历的。那个年轻人,那个无愧于一个高尚的时代的人,那个使全欧洲惊羡其美德的人,那个虽然在如花似锦的年岁就为国捐躯但未枉活一生的人,那个以自己的美德装饰自己的坟墓的人,那个等待着外邦人来到他的坟墓上撒播鲜花以表崇敬的人,就是这样游历的。
  
  所有一切经过一番推理而做的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法则。游历,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说,也是有它的法则的。为游历而游历,是在乱跑,是在到处流浪;即使说是为了受教育而去游历,这个目的也是过于空泛的,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青年人有一种鲜明的学习意图,这种意图经过很好的选择之后,就可以决定所要学习的内容了。采取我所实行的方法,就自然而然要继续按照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去做的。
  
  但是,通过他和事物的物质关系以及他和人的道德关系对自己做了一番研究之后,他还需要通过他和本国的同胞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研究他的处境。为此,他首先需要一般地研究政府的性质,研究政府的各种形式,最后还要专门研究他出生地的政府,以便了解他在那个政府管辖之下生活是不是适宜,因为,每一个人由于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加以破坏的权利,所以在他长大成人和做了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就可以自主地废弃那个把他同社会联系起来的契约,离开那个社会所在的国家。他之所以在长大到有理智的年龄以后还被大家看作是默认了他的祖先所订立的契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还居住在那个地方。正如他有权放弃他所继承的父亲的遗产一样,他也有权放弃他的祖国;再说,出生地是自然的赐与,他一放弃了它,也就放弃了一切了。每一个人,不论他出生在什么地方,除非他为了取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自愿受到法律的管辖以外,他要想在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是不能不遇到危险的。
  
  我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他说:“一直到现在为止,你都是在我的指导之下生活的,你还没有管理你自己的能力。不过,你即将达到这样的年龄了,法律将在你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允许你自己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从而使你自己做你本身的主人。你不久就将发现你在这个社会上是孤孤单单的,要依靠一切,甚至还要依靠你的遗产。你想创立一个家,这是很值得称赞的,它是男人的天职之一;不过,在你结婚之前,你必须知道你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怎样度过你的一生,你用什么方法去可靠地为你和你的家庭谋求面包,因为,尽管我们不应当把挣面包看作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但也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思考。难道说你愿意依靠你所轻视的那些人吗?难道说你愿意通过那些使你要不断地受到他人摆布的社会关系,通过那些迫使你自己也要变成坏人才能逃避坏人的欺骗的社会关系,去建立你的家和确定你的地位吗?”说完以后,我就向他讲述各种可能的运用他的资财的办法,例如,或者用之于经商,或者用之于从政,或者用之于理财;我向他指出,不管他去做什么,他都要遇到一些危险,使他处于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的境地,使他事事都要看别人怎样对他而决定他的行为,因而使他不能不按照别人的榜样和偏见更改他的性情、他的看法和他的做法。
  
  我告诉他说:“另外还有一个使用你的时间和精力的办法,那就是去当兵,也就是说,受他人以高薪雇用,去屠杀那些从来没有对我们做过坏事的人。这个职业在男子们当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家对那些只会干这种杀人的事情的人是特别看得起的。此外,这个职业不仅不需要你放弃其他的财产,而且还使你更加需要它们;消灭那些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是搞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光荣。当然,他们并不是通通都同归于尽的;而且,正如种种其他的职业一样,这个职业不知不觉地也形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方式;不过,我很担心,在我向你讲述那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人是怎样作法的时候,我也许会使你产生好奇心,去学他们的样子。”
  
  “你还须知道的是,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也许除了追逐女人以外,即使你没有豪壮的勇气也没有关系;反之,你表现得最畏缩、最卑贱和最奴才样,反而会受到人家的特别看重,因为如果你想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干,你也许还会受到人家的轻视和怀恨,说不定还会被人家赶走,至少,你所有的伙伴将因你在他们梳装打扮的时候跑到战濠去工作,而藐视你和排挤你。”
  
  可以想象得到,所有这种种职业都是不合爱弥儿的兴趣的。“怎么!”他会向我说: “难道说我把童年时候的本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我的胳臂断掉了吗?我的气力全都用尽了吗?我不会干活了吗?你所说的那些职业和人们愚蠢的偏见,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为人善良和正直才是最光荣的;我只知道同我所喜欢的人一块儿独立生活,以自己的劳动去挣得面包和增进健康,才是最幸福的。你向我讲的那些危险,是吓不倒我的。我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小块土地,就满足了。我埋头苦干,使土地出产东西,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只要有苏菲和这样一块土地,我就可以过很富裕的日子。”
  
  “不错,我的朋友,一位妻子和一块属于你的土地,是足够使一个明智的人过幸福的生活了;但是,这一点点财富尽管是不算多,但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最稀罕难得的妻子,你已经是找到了,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土地。
  
  “一块属于你的土地,亲爱的爱弥儿,你在哪里去选择这样一块土地?在这个世界上,你站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说:‘我是这里的主人,这块土地上的东西是属于我的?’ 我们固然是可以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容易使人发财致富,但我们哪里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使人不需要财富也能生活呢?谁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生活得既自由又不依赖他人,既不需要侵害别人也不怕别人来侵害自己呢?你以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永远让我们为人诚实的国家吗?如果说确有那样一种又合法又可靠的谋生办法,可以使我们无须玩弄手段或同人家打交道,就能独立地生活的话,我认为,那就是靠你的双手劳动,耕种你自己的土地了;但是,我们在哪一个国家里能这样说:‘我所耕种的这一块土地是属于我的?’在选择这样一个幸福的地方以前,必须要弄清楚你在那里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你所寻求的安宁,你必须防备专制的政府、迫害异端的宗教和不良的风俗来扰乱你的安宁。你必须要能够避免种种苛捐杂税,以免把你的劳动果实通通剥削干净,你必须要能够避免同人家无止无休地打官司,以免把你的财富消耗得一无剩余。你必须要能够堂堂正正地生活,以便使你无须去讨好当地的官员或他们的下属、法官、教士、有钱有势的邻居和各种各样的坏人,因为,要是你不做好预防他们的准备,他们就一定要来侵害你的。
  
  “你尤其要使你能够躲避大官贵族和富豪的侵凌,因为,他们一看见拿伯的葡萄园,他们就要把他们土地的边界划过去包围它的。如果你真是不幸,碰上了那样一个有地位的人在你的茅屋旁边买下了或者修建了一座房屋,你是不是有把握可以使他找不到任何借口以你的土地去扩大他的庄园,或者,也许在明天,你是不是有把握可以不让他修一条大路来侵占你的土地?如果你想树立足够的名声,以避免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你就要同时贮蓄足够的钱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贮蓄钱财,对你是没有什么不好的。钱财和名声是互相依赖的,有钱财而无名声,或者有名声而无钱财,都是不行的。
  
  “亲爱的爱弥儿,我的经验比你多,我对你这个计划将要遇到的困难比你看得清楚。不过,你的计划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踏踏实实的计划,它将最终使你获得幸福,让我们努力把它付之实行。我有一个建议:让我们从现在起,花两年的时间去游历,等你游历回来以后才在欧洲选择一个可以使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生活的地方,以便避免我刚才向你讲述的那些麻烦。如果我们成功了,你就可以得到其他的人寻求不到的幸福,你就不会后悔把你的时间拿来这样利用。如果不成功,你也可以消除你的幻想,把痛苦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使你自己得到安慰,按照需要的法则办事。”
  
  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是不是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学习的办法将使我们得到怎样的结果;但是,我现在敢断言,如果爱弥儿本着这样一种意图去开始和继续游历一番之后回来,仍然对政治制度、人民风俗和各种各样的政府法规一无所知的话,那必然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不够的地方:他的智慧不够,我的判断的能力不够。
  
  政治学还有待于发展,据估计,它也许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居于一切学者之首的格劳修斯,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还是一个心眼很坏的孩子。我认为,根据大家一方面把格劳修斯捧上了天,另一方面把霍布斯骂得狗血喷头的情况来看,正好证明根本就没有几个明理的人读过了或理解了这两个人的著作。事实是,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各人使用的辞句不同罢了。他们论述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霍布斯是采取诡辩的方法,而格劳修斯则采取诗人的方法,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一样的了。
  
  在近代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说得上是有能力创立这样一门既庞杂而又没有用处的学问的,此人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鸠。不过,他避而不谈政治学的原理,而只满足于论述各国政府的成文法;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门学问的内容不同的了。
  
  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按照各个政府实际的情况认真地研究它们,就不能不把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为了要判断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必须知道它们应当是什么样子。要想阐明这些重大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使一个人有兴趣去讨论和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以及“我怎样对待它们?”我们已经使我们的爱弥儿能够自己解答这两个问题了。
  
  第二个困难之点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儿童时期养成的偏见,在于我们都受过种种教条的熏染,尤其是在于著述家们个个都有偏心;他们时刻都在说他们阐述真理,其实他们哪里管真理不真理,他们心目中所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只不过他们在口头上不讲就是了。老百姓既没有委著述家们去做教授,也没有给他们年金或法兰西学院院上的席位,所以,请你想一想,老百姓的地位怎么能够由他们去决定!我要尽量使这个困难之点在爱弥儿眼中看来算不了一回事情。当他刚刚知道什么叫政府的时候,他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去寻找最好的政府,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万一他真要执笔著书的话,那也不是为了讨好当今的权贵,而是为了树立人权。
  
  还有第三个困难之点,这一点只是个别的人才会遇到,而且是易于解决的,所以我现在既不把它提出来,也不着手去解决它,因为,只要我不怕它就行了。我认为,当我们去从事这样一种研究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巨大的才能,而是对正义的真诚的爱和对真理的尊重。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得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对政治制度作公正不偏的研究的话,我认为,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了,否则,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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