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序言(上)

 《幸福之路》

  本书由一些关于在政治冲突中容易为人忽视的社会问题的随笔组成。它着重干思想领域中过多的组织形式和行动中过度的艰难。它解释了我不能趋同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原由,以及我对这两者共同具有的不能苟同的地方。它坚持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包含直接而实际的功用,而且包含它促进心灵的深入思考习惯。因而,功用只能在现今大量被标为“无用的”知识中间发现。本书也讨论了建筑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少年的福利问题和妇女的地位问题。

  从政治进一步延伸下去,本书讨论了西方文明的性质和人类毁于昆虫的可能性,最后讨论了灵魂的本质。贯穿这些随笔的总的主题,是世界正处在一种偏执的困境中,然而这种偏执即使错误也是一种不失可敬之处的信念。然而,我们这个如此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沉着的思考,需要随时对教条提出疑问,需要以。动灵的自由去公正地对待调然相异的观点。

  至于本书的其它几篇随笔,有些是新写的,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承蒙编辑的恩许,此处再次印出。“悠闲颂”和“现代迈达斯”刊于《哈普》杂志;“法西斯主义的家世”以一个不同的标题载于英国的《政治季刊》和美国的《大西洋月用;“教育与规纪”刊载于《新政治家与国家》。我也必须感谢彼得·斯宾在建议与讨论许多题材中,所给予的帮助。一、悠闲颂

  像大多数同代人那样,我受过这句谚语的教诲:“恶魔总捉弄懒汉”。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我深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具有一种促使我勤恳工作至今的良心。这种良心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观念与过去却有天壤之别。我想在当今世界上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一信念导致了极大的危害,现代工业国家需要宣扬的东西与历来所宣扬的截然不同。大家都知道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到12个乞丐躺着晒太阳时(这是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之前),想施舍一个里拉给其中最懒的一个。当场11个名丐一跃而起求对,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12个。这位旅行者所作所为当然无可厚非。在那些享用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悠闲非同小可,需要大加广泛宣传方能开此先河。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了以下篇章后,开展一场运动,劝导善良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倘若如此,我总算不会虚度此生。

  在陈述我的懒惰主张之前,我必需排除一种无法接受的看法。当一个人已经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他仍筹划着从事某项日常的工作,如教员或打字员,人们就会告诉他(她):这样做等于从他人口中夺走饮食,因而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我们只消游手好闲就可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所赚来的通常供他花费,而其消费之行为又为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不断将其收入用于消费,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与他从别人口里夺得的数量一般多。如此看来,真正的罪人是节俭者。就像众所周知的法国农民那样,假如他把节约下来的钱放进袜筒里,显而易见这钱并不提供就业的可能;如果他这钱用来投资,情况就不会如此简单,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最通常的一种做法是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鉴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的大部分是用于偿还旧日战争负债或用来备战这一事实,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描写的雇佣凶手的歹徒同属一类。这种人节省而换来的结果,不过是把他贷给国家之款项用来增强这个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花掉这些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显然也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把节余的钱投资于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样的企业有所成就,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这一说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多数企业是失败了。那就是说,大量人力原本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待造出机器后就闲置一边,毫无用处。因而,把节省的钱投资于走向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害己又坑人。如果他把钱花在诸如宴请他的朋友这种事情上,他们(就如我们希望的)将欢欣快乐,而凡领受他的钱的人,如屠夫、面包师傅和贩卖私酒的也会如此效仿。但如果他把钱(让我们假定)用在某地铺设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那他就把大量劳力浪费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场所。然而当他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该遭遇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挥金如土、博施广济的人,他又会被被鄙视为迂腐与轻薄的人。

  上述的一切只是引子。我想郑重表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条在现代世界酿成大量危害,通向幸福与繁荣之路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相对地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物体的状况而成为他物;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去做。前一种工作人们不喜欢做,报酬更是微薄;后一种是人们所乐意且报酬优厚的工作。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一般指点着该发什么号令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有组织的团体同时提出两种对立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与所提意见相关的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即宣传鼓动的才干。

  除美洲外,在欧洲各国另有第三种人,他们比上述两种人更受人敬佩。这种人由于拥有土地,能向别人收取租税,让他们获得生存和工作的特权。这些土地所有者是懒散的人,因而,人们也许以为我会颂赞他们。很可惜,他们的懒散只是由他人的勤劳带来的;他们向往安乐悠闲的欲望历史上确实是人们对劳动全部信仰的根源。他们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别人步其后尘。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前,一般来说,一个人辛苦劳作所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他的孩子稍大一些也成了附加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剩余。在维持权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节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拥有,而被那些武士和僧侣们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依然像平时那样索取,其后果只能是迫使许多劳动者饿死。这种制度在俄国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仍有存留;在英国,虽有工业革命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全盛不衰,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一制度随着大革命而告终,而南方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一种制度延续长久,而且直到新近才得以结束,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度。然而适用干前工业化社会的并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则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公社里,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的一点结余分给以此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而或者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纯被强制去从事生产,并奉献出结余。但是逐渐地,发现了能够诱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作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拿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去供养那些闲散之八,也应毫无怨言。依靠这一方法,所需的强制份量得以减弱,政府的费用也缩减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比一个工人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震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一概念是掌权者用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生存的一种方式。当然掌权者也在自欺欺人,他们尽力使自己确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对文明事业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如在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能靠大多数的劳动来给予。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可贵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把闲暇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已成为可能,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在战争期间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所有在军队服役的男人,所有从事军火生产、侦探活动、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从事有关战争事务的男男女女,全都撤离生产岗位。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劳动者的总的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或战争开始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显示着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只需现代全世界的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使得人们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所产生的科学组织,战后如果能继续保持的话,那将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恰恰相反,战后,先前那种混乱的状态恢复了,那些受支配而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其他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的生产量来衡量,而是以表现其勤劳的品性来衡量。

  这就是今天在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道德。难怪其结果已是悲惨至极。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针生产。比如说每天工作8/j’时,他们所生产的铁针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有人发明了新技术,这样同样的人数可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木需用这么多的铁钉:即使铁价一降再降,销路也不会更好。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J’时,这样其他一切就可照常运行。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就仍坚持工作8小时,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一大半从事铁针生产的工人丢了工作。结果,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所提的另一种情况正相同,但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着,另一半人却工作过度。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四处的悲惨景象,而不是成为普遍幸福的源泉。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h时;儿童通常工作12/J’时,有时干15小时c如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我们现在抛开迷信,坦率地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总体上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某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产出便是不公道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例如医务人员;但他也应做出一定的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仅仅以此为限。

  在现代所有社会中,除苏联外,很多人逃避起码的工作责任,那种靠继承遗产的和找有钱的配偶的人俯拾皆是,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我并不以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与那些说工人们应过度劳动或挨饿的人一样有害。

  假设具有某种真正适当的合理组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养家糊口,也不会有失业现象。这种想法使富人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懂如何利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很自然,这些人认定空闲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对于给有工资收入的人以闲暇的想法他们是极为愤愤不平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有所空闲也会遭到谴责。颇为奇怪的是,他们期望其子努力工作以致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但对其妻。其女无所事事却毫不在意。对悠闲自得欣羡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男女两性都有,而在财阀统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俄国政府新的信条中,虽有许多与西方传统教义完全调异的东西,但还有些是一成未变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宣传的人,关于劳动高尚的说法同世界上统治阶级一贯提倡的所谓“老实贫民”的说法几乎一样。勤劳、节制。甘心为长远利益而长时间工作的意愿,甚至对权威的服从等,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出现;而且,权威仍然代替着宇宙主宰的意志,只是如今更换了新名——辩证唯物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其他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长期以来,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的圣洁性,并宣扬圣洁性的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的自卑感。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二者兼得,因为她们中;司的先导者完全相信男人所说的美德之可贵,却无法相信政治权力是无用的这样的话。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往富人及其奉承者发表“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赞美之词,颂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教条:穷人比富人更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尽力使体力劳动者确认改变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这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他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别上的奴役一样。在俄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高尚的说教,使得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尊重。复兴这一信条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鼓动工人们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看来,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一个大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且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舒适地生活之时,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并不企图去实现经济上的公正,因而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根本不从事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过度工作,这样很多劳力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不适用时,只好诉诸战争:促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好像是刚发现烟火的孩子。我们千方百计地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维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匕已较为公平合理,产品生产有了集中统一管理,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旦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程度,那么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决定: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视为高尚的品德,这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达到多通少劳的天堂。看来他们更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以此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到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巧妙的计划,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堤坝,以使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变暖。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计划,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示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这样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它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倘若如此,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误入歧途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必须使人感到知足,这一点致使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高尚,而使他们自身却一直使之保持卑贱的境况;二是对机器生产新的兴趣使得我们为自身在地球上作出了惊人灵巧的变化而欣慰。然而这两个动机都不能使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感兴趣。如果你询问他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看来他不会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体会到我在实践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因为我乐于想像人类对其所居住的行星能改造到什么程度。诚然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必须尽量满足这个需要,但每当天色破晓,我能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艰苦工作。”我以前从未听到工人们这样说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视为谋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他们所能享用的无论什么样的乐趣都只能从空闲的时光中得到。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如果在一天24小时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懂得如何安排其余时间了。在现代世界中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便是对我们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以前人们有时间休息放松,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限制。现代人认为做任何事都另有目的,并非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严肃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说这会教唆青年人做坏事。但是与电影相关的所有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项工作,而且带来收益。这种认为赚钱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万物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面包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给工作增添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认定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一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完全依照产品消费后带来的益处去衡量。在我们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得以消费。生产的个人与社会目的上的区别,在这个营利是勤劳的动力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过多地考虑生产,而对消费考虑太少。其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漠不关心,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准则而进行评判。

  我提出把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并不意味着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事情上。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教育应比现在长足发展,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这样说来,4小时工作制是这样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主要不是指那类被认作“高级趣味”的事。乡村舞蹈,除了偏远地区外,已经绝迹,但促使这种娱乐方式得以发展的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足球赛、听广播等等。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精力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与娱乐活动所带来的快乐。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是没有社会正义上的根据的;因而必然出现压迫、冷漠以及制造各种谬论,以维护其特权。这些事实大大地减弱了有闲阶级的优势,然而尽管有这类缺陷,它却为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文明有所贡献。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发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动于上述文明的事业。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摆脱野蛮阶段。

  但是,世袭有闲阶级不承担义务,特别是浪费时光。这个阶级的成员没有一人经受过艰辛,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才智也不高。这个阶级本可以产生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出现同达尔父相反的成千六万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狩者外,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现在的大学以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以前有闲阶级偶然地且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有某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干不同,使得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人并不理会普通人的急难和问题;再说,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适当,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另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学习是条条框框的,这就是可能打击想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人。因此,大学虽有它的好处,但对学院外的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充分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忙忙碌碌,无暇顾及非功利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位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全心投入,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作画,力求画艺精湛,而不必挨饿受冻。青年作家要依赖经济上的独立方可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不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好转时,往往已丧失了才气和能力。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挥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经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展,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沿用固定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所学的东西,因那些东西随着时间的变迁,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拥有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忧郁低沉的状况。必要的适当工作就可愉快地欢度闲暇时光,而不致使人疲惫不堪。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需要的将不只是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利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从事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池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代学者的陈规。闲暇的长处不只是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入由干生活过得舒畅,将变得更富仁慈,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出自上述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会给全体人员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悠闲和安逸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艰苦奋斗的人生。现代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有可能得到悠闲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以致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我们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耗尽了力气;在此事上,我们一直愚蠢至极,但决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二.“无用的”知识

  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声名大噪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希腊神话中的海妖究竟唱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清楚了,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他陈腐地承继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看作主要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这些都是科学的分支。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Th世除了读些书外,并没有别的理由,就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与魔鬼结盟的魔术师。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几个世纪以来却代表着人们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今就其法力而言是人们所关注的。培根相信——正确地说,就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任何幻梦还更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利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之熟悉荷马,有如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由于他们欣赏荷马,而不觉得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16世纪的人若不首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知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他们敬佩希腊人,并且又不愿意置身在他们的欢乐之外;因此在读那些古典著作时,他们总在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如同饮酒或性爱一佯。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人们都知道霍布斯首次接触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读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回头继续读它的证明,直至读到公理时,他才信服了。没有人会怀疑,对霍布斯来说,这一时刻如同耽迷酒色,然而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中的效用,这种情绪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古典语言与神学相关的实际用途。新感受到的古典拉丁文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不再相信编造的教皇教条和康士坦丁的捐赠。在拉丁文圣经和希腊译文圣经之间出现的偏差,使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成为新教神学家准备争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忠顺于教皇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路德以前在意大利将近一个世纪自由发展的古典学术之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其原由。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欢愉,是复兴在艺术和思维中曾经出现过、但后来由于无知和迷信蒙住了我们的心灵而失落的那种丰富而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注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也受到关注。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容易的产生问题。医学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高贵起来;但在中间阶段它似乎仅限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且同巫术纠缠在一起。因而出现诸如巴拉塞尔士如此暧昧声名的人。化学的境况更糟,而且在18世纪之前很少受到重视。

  这样就带来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连同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作是一个高尚绅士有文化教养的条件。希腊人轻视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他们才发现以占星学伪饰的天文学的用途。16和17世纪主要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结在一起而贬低了自身价值的科学相对说受到忽略。贯穿整个18世纪的是更广博和更实用的知识观念的逐渐变迁。就在这个世纪末,这一观念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机器增长的影响而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增长为非绅士式的技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和令人惊讶的广阔空间。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产生愈来愈强烈地质疑,而且他们逐步相信,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是可应用于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知识。

  在法国和英国这样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度,关干知识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只是在某些方面盛行。例如它们的大学虽然有中文教授,会读中文古典作品,而对开创现代中国的孙逸仙的著作并不熟悉。也有些人知道古代史,因为记叙古代史的作者的文体是高雅的,这就是指止于亚历山大在希腊和尼禄在罗马的历史,但他们拒绝去了解后来更为重要的历史,因为记叙后来历史的作者文笔太拙劣了。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濒临消逝,而在俄国和美国这种新兴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完全过时了。例如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出有1500个单词是大多数人用于商业交往的,因此他们提议在学校课程中所有其他单词要避免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走得更远,把必备的字数减化为800个单词。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消失,而且人们逐渐会把单词的唯一目的视为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的目的比美国更为明确:教育部门所传授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或政府的某种明确的目的。逃避这种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神学提供的:宗教圣经必须由某些人从德文原本进行研读,又有少数教授必须研究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抑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由于已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正统模式,即使这点微窄的逃路也将被封闭。

  无论何处,知识渐渐被看作是自身无益的东西,也不是开拓整体人生的博大仁慈襟怀之工具,而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要素而已。这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的一部分。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迫使个人生活要迎合其同胞所认可有用的方式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比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美国自古以来保存下来的惯例外,不允许

  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以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新闻媒体散布政治情绪此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是有美德的人,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有谁过着懒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

  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无论这种事业可能是怎样的);有许多坏人愈来愈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加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获取任何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于我们有益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有许多话可说。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周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这类知识,但不可置疑,教育必会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事实上每一点都值得阅读,如不用他自己的语言,就要用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语文都是文化入门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后,各种现代语文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用。知识复兴时值得赞扬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分狭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来世界的变更。因而可以说,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连科学在正确的指导下也对丈化有所贡献。从而,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不必为传统课程辩护。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充分的考虑时,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然而,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能被联结起来的情况外,还有对技术效用并无种益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代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巨大鼓舞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能力而得以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伴随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却平衡。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策的人犯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同盟国一边,任何人稍微了解就可看出其中之不明智,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又缺乏冷静的考虑,以致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会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态加诸于自发冲动而费力工作的人群中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存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狂热分子设想着任务重要得可实施时,其结果可能辉煌一时;但在多数的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混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与非难,如同是魔鬼的行为。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毫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如果娱乐要合乎自的,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快乐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愈来愈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于懒散地观看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此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的与工作无关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的闲暇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充分的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由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提高自己的心灵涵养和接受具有直接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探求知识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它们至少有一部分同广阔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仅仅同个人直接的重要事情关联。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会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忽视了人的理想训练与技术训练的同等必要性。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许多野蛮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穿着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还有不少男人)背后说长道短,令人烦恼。西班牙人喜欢斗牛,美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严重的形式展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残杀和俄国对富农的迫害。所有的帝国主义为残酷的冲动提供了机会,而在战争中则变成神圣的国民天职之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未经开化的人,较少如此。行凶斗殴的人在学校里学习很少能达到中等水准。当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发生时,其魁首几乎都是些无知的人。这并不因为精神教养能激发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由于它所带来的是除了虐待他人之外没有其余兴趣,除了支配他人外没有其他自尊之来源。最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两件事情就是权力和颂扬。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诉诸粗野的方式来获得这两者,包括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提供给人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有价值的方式。对于改变这个世界来说,伽利略所做的比任何君王要多,而他的力量远远胜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而,他也无需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能促动心灵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行动之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以进行。在这个问题已,人们以各种奇异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靡菲斯特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以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作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此话似的。哈姆雷特被看作“思而不行”的严肃告诫者,然而没有人认为奥赛罗是“行而不思”的告诫者。柏格森之类的教授对一般人持着势利眼,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少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就我看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冲动而失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禁闭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的烦闷的亮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坚韧。

  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当一个人对于寻求国际合作之困难感到不耐烦时,如果他正好想起已故的路易九世在参与十字军圣战前,与《天方夜谭》中作为世界半数邪恶的黑暗源泉“山岳老人”结成同盟时,这种情绪就会消失。当资本家的贪婪成为压制时,人们可能从对布鲁特斯的追忆里得到突然的安慰。这位共和主义美德的典范,以利率40%贷款给一个城邦,而当它无法付出利息时,他竟雇佣一支私人军队将该城包围。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减少不愉快的事,而且,能使事情变得更愉快。我喜爱挑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卡尼斯边王扣押的中国人质传入印度,不知何故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字首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而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品尝起来益为甘美。

  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立社会团体,以“传播有用的知识”为目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之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领的《忧郁症的解剖学》,当时我正受到那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有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除去粘液之外)产生的,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意见,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名的如何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主张,但有如柏领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到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无论是由四种或三种体液引起的,我的忧郁被驱散了。对于过度热情的治疗,我想指出比上述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虽然文化上初浅的快乐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更为重要的功用则关乎生命的灾难、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民族陷入不必要的悲惨状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带来慰藉,为了使生活不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肯定,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世界充斥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其中没有一个能具备全人类的整体眼光,每个群体都于可文明毁灭,而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对于这种偏狭,任何专门教育都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因为它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碍自尊心、相反能让个人以合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那些学科。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片断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体人生目的概念之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人物生活之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极其偶然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些都同人类特有的自做心情相联系,即经验与理解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广阔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感情结合中最易产生出智慧来。

  在所有时代,人生充满着苦痛,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苦痛更甚。为了逃避痛楚,驱使人产走向卑琐,走向自欺,走向创造出大量超个体的神秘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加长期受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的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纳一项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能补救则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看法,将它视为不可避免的而接受它,并且记住那些存在于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变得可以忍受。三、建筑与社会问题

  建筑,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纯粹功利主义的,即提供温暖和保护;另一方面是政治性的,即以层层巨石表现出来的荣耀的方式,强加某种观念。前一个目的,作为穷人的居所,已很足够;但天神的庙宇和帝王的宫殿,其设计要激发地上趋附者们对天上权力的敬畏。在少数情况下,颂扬的不是个别的君王而是群体:雅典的卫城和罗马的主神庙显示出那些高高在上的城市的赫赫威耀,以教诲臣民和盟友。在公共建筑中,当然要考虑美学价值;后来,富豪和皇帝的宫殿也要求建造华丽,但农民的茅舍或城市无产者摇摇欲坠的住房,就不能将此作为目的。

  在中世纪,尽管社会结构有较大的复杂性,建筑中的艺术动机同样受到限制。实际上,大人物的城堡更是如此,因为其设计目的出于军事抵御,如果展现美观,那纯属偶然。中世纪最好的建筑物,领先的不是封建制度,而是教会和商业。大教堂展示了上帝和主教们的荣耀。英国和落后国家间的羊毛贸易,直使英国国王和勃民第的伯爵俯首听命,这种交易虽在英国许多市场上不无勃勃生机,但更多的是在弗兰德壮观的布业馆和市政大厦体现着傲气。只有在意大利,这个现代富豪统治的发源地,商业建筑才达到了完美。威尼斯,这个大海的“新娘”,使十字军流连忘返,使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五体投地,在行政长官和商业王子的宫殿中创造了庄严美的新模式。不像北方的乡村贵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城市权贵们不需要孤单和防御,他们毗邓而居,把这两座城市装扮得让走马观花的游人看每样东西都一目了然,光彩夺目,美仑美免。尤其在威尼斯,隐藏肮脏是很容易的:贫民窟都隐蔽在曲径幽巷之间,不可能被坐在耶据船上的人们见到。富豪统治阶级从未达到如此全面而完美的成功。

  在中世纪,教会不但建造大教堂,还建造另一类与我们当今需要更为相关的建筑:修道院、神学院和大学。这些建筑都根据共产制的形式,为了一种和平的社会生活而设计。在这些建筑物中,个人的每样东西都是朴素和简单的,属于公共的则都是华丽和宽敞的。一个僧侣只要一间结实和简朴的密室就心满意足;厅堂、礼拜堂和餐室的异常华美却显示出团体的尊贵。在英国,庙宇和修道院保存至今,主要供游客观赏,但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依然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保持着中世纪共有制之美。

  随着文艺复兴传播到北方,法国和英国粗俗的贵族们便着手策划,以求获得意大利富人们的那种光辉。美第奇家族把一些女地嫁给国王、诗人。画家,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建筑家效仿佛罗伦萨的模式,贵族们以乡村住宅取代了城堡,显示出优雅和文明的贵族阶级新的安全感,而不必担心外来的袭击。但这种安全感被法国大革命破坏了,从此建筑的传统风格失去了活力。在旧权力苛延残喘的地方,它们也一息尚存,这在拿破仑对罗浮宫的增建部分中可以看出;但这些增建部分有一种庸俗的华丽气,显示着不安全感。他似乎竭力想忘掉他母亲用蹩脚的法语不断给他的教诲:“上天给予的就是珍贵的。”

  在19世纪,分别由于机器生产和民主的个人主义,有两种典型的建筑式样:一方面是带烟囱的工厂,另一方面是一排排工人阶级家庭居住的小屋。工厂代表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组织,小屋代表社会的分散性,这是个人主义的人们的理想。在地租昂贵的地方,却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它们只是一种建筑的而不是社会的统一性;它们都是些办公室、公寓和旅店的街区,其中的居民不能形成像一所寺院里僧侣们那样的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在英国,在地价不太高的地方,一户一房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当人们乘坐火车行近伦敦成任何一个北方大城市的时候,经过的尽是布满这等住房的无尽头的街道,这儿每座房屋就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公共生活根据各地方的特点,由办公室、工厂或矿山设置。家庭以外的社交生活,如果建筑上能提供这种可能,全是经济性的,非经济性的社会交往只能求之于家庭里进行,或者干脆没有。倘若一代人的社会理想可由其建筑的审美质量上判断出来,那最近的100年代表了人类触及的最低点。

  在工厂和一排排小屋之间,表明现代生活一种奇怪的不协调。当生产逐渐变得关系到大规模社会群体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外的每件事总的看法,却有越来越个人化的倾向。不但在艺术和文化上如此,这里崇拜自我表现导致对每一种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反抗,而且——也许是对过度拥挤的反作用——也反映在普通男子与许多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社会生活,这就产生了行业的组织;但在家里,每个家庭只求独处,“保证自我”c 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则乐意她们坐守家中,等待一家之主的归来。妻子们能够承受这些感情,甚至愿意要单独的小房子,单独的小厨房,单独做辛苦的家务,当孩子离开学校后照顾好他们。工作是艰辛的,生活是单调的,妇女在自己的屋里简直像个囚犯。然而,无论这一切使得她的神经紧张,她宁愿过一种更为社会化的生活,因为分离孤单需奉献她的自尊。

  选择这一建筑形式是和妇女的状况相关联的。尽管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的选举权,妻子的地位,在工薪阶层中,较之过去一直没有什么变更。妻子仍然依靠她丈夫的收入,虽努力工作,仍无工资可得。作为家庭主妇,她喜欢有个家来操持。想有施展个人创造精神的空间,这是人之常情,对她来说,除了在居家之中,别无出路。从丈夫这方面来说,则非常乐意看到他的妻子为他工作,在经济上依赖他。况且,他的妻子和他的屋子更能使他喜好财产的本性得以满足,其他不同形式的建筑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由于夫妇间的独占意识,丈夫与妻子即便任何时候都希望过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可是每人又都乐于看到对方最好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以免出现“第三者”。为此,尽管他们的生活面狭窄,妇女不必要地勤劳终日,谁也不奢望有其社会生存不同的组织形式。

  如果婚后妇女一无例外地走出家门,工作谋生,这是一条准则的话,所有这些会有所变化。在职业阶层中,已有不少独立工作去挣钱的已婚妇女,一些大城镇提供了方便,使她们得到想要的东西。这类妇女需要的是服务型的公寓或是一个公共厨房,以解饮食之忧,还需一个托儿所,在上班时间内照看孩子们。从传统的观点看,人们认为一个必需在外工作的已婚妇女是会很悔恨的,工作一天结束回来,如还有许多家庭主妇所要做的工作等着她做j她很可能严重过度工作。但是如果能有建筑上的合适形式,妇女们可从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对她们自己、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都有好处。由此看来,职业工作代替妻子和母亲的传统义务,一定受益无穷。每一个旧式妻子的丈夫,用一个星期去试试接替他妻子的事务,对此一定会深信不疑。

  妻子以工资为生的工作决不是现代型的,因为它是不计酬报的,但事实上其中许多部分是不必要的,其余的大部分可分配给不同的专业人员。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建筑进行变革。问题在于确保具有和中世纪寺院同样共有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独身生活;那就是说,必须有设施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每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都是自给自足,无论是一座单独房屋的形式还是一幢公寓大楼中几个房间的形式,在目前这样的制度下,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不必要的不利之处吧。

  最严重的弊端落在孩子们的身上。在学龄前,他们得到的阳光和空气少得可怜;他们的食物是由一个贫穷、无知、忙碌的母亲供应的,她无法给成人做一种饭菜,而给孩子们做另一种饭菜;当孩子们的母亲做饭与做家务时,他们常常妨碍她,结果使她厌烦之极,把孩子们挨打一顿,也许随后再拖拖哄哄他们;他们从没有自由、空间、环境,在其中他们的自然活动是无害的。这些状况,综合起来,很容易使他们生佝偻病、神经过敏、感情压抑。

  作为母亲的弊端也是极为严重的。她不得不把保姆、厨师和女仆的事务集于一身,而其中任何一种她都未受过训练;做起这些事情她几乎不可避免地很笨拙;她总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对她是一个烦忧而不是快乐的源泉;她的丈夫停下了工作,就无所事事,可她从来没有空闲;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地,地变得容易发怒,心胸狭窄、满暖妒忌。

  对男人来说,不利的情况较少,因为他较少在家。但当他在家的时候,他不大可能会欣赏妻子的牢骚和孩子们的恶行;很可能,当他应该责难建筑的时候而责怪起他的妻子来,晦气的后果则随着他祖鲁的程度而异。

  当然,我并不是说会普遍发生这类事情,但我要说,当不发生的时候,在母亲身上必需有异常份量的自我约束、智慧和体力。很显然,一种要求人类罕见品质的制度只能在罕见的情况中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制度的弊病,不能因在少数的事例中未曾出现而不予承认c

  一下子要解决这些麻烦,唯一需要的就是把共有化的因素引入建筑中去。单独的小屋,每幢楼有自己厨房的公寓都应拆除。在原地再建造一座座高楼,这些建筑群围着一个四方的中央广场,南部一侧要低些,让阳光照进来。要有一个公共的厨房,一个宽敞的食堂,还有供娱乐、集会及放映电影的礼堂。中央广场应有一所托儿所,建筑方式应考虑不让孩子们容易受伤害或碰伤易碎的物件:不要有台阶,不要有明火,不要有触摸得到的生火炉子c盆子、杯子和碟子应以不碎的材料做成,一般来说,应最大限度地避免那些需要向孩子们说“不行”的东西。天气好,托儿所应在室外活动;天气坏,除非天气最糟的时候,应在一边透进空气的房间里。孩子们的餐饮应在托儿所里,既便宜,又比他们的母亲做的更有营养。从他们断奶后直到入学前,早饭一直吃到最后一餐后,应该都在托儿所里,在那里,他们有自己娱乐的机会,但要有最小量的管理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孩子们的收获会是巨大的。空气、阳光、空间和美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大多数靠工资谋生的人,早年时通常是在大人们的牢骚和禁斥声中生活的,现在孩子们自由了,从这样的气氛中逃脱出来,这对他们的性格很有益处。自由活动,对一个幼童来说,只允许在一个特殊构造的环境中安全地开展,这在托儿所里几乎不受限制,最终冒险精神和体力训练能自然地得到发展,就像小动物那样。经常禁止小孩的活动是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知足和胆小怕事的很源,但只要他们生活在成人的环境中,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托儿所既有益于他们的性格,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对妇女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有利条件。等到她们的孩子断奶,她们可以全日地把孩子托付给在照料幼孩上经过专业训练的妇女。她们不会有买菜、做菜以及洗刷的事务。像她们的丈夫那样:她们早上出外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她们有工作的时候,也有闲暇的时辰,不必忙个不停。她们可以在清早和晚间看到她们的孩子,一日不见,分外亲切,而不是整日地伤透脑筋。母亲和孩子们整天在一起,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再和他们玩耍;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要比母亲多得多。假如孩子一刻不停地纠缠着大人,即使是最疼爱孩子的大人,也会感到厌倦。但是母亲和孩子一天分开,晚上相聚,比整天厮守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孩子们身体上是疲劳的,但精神上是平静的,在托儿所受到妇女们同等的照顾后,他们将更喜爱母亲的爱抚。家庭生活中留存着美好的东西,烦恼和有伤感情的事却没有了。

  男人和妇女同样可逃脱在狭小难堪的房屋的限制,进入宽大的、建筑上可能和大学礼堂一样华美的公共房间。美丽和空间不再是富人们的特权。由于关闭在斗室中而产生的家庭纠葛常常使家庭生活难以维持,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c

  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变革的结果。

  一百多年前,罗伯特·欧文的“合作四合房”遭到很多人的讥笑,而它是让雇佣劳动者获得团体生活之有利条件的尝试。虽然在那种极度贫困的时代,这一设想似乎太早,但其中许多部分现在看来,倒是可行和合乎需要的。在新拉纳克,他自己可以根据非常开明的原则建立一个托儿所。然而那里的特殊环境使他被误导了,把他的“四合房”看作生产单位,而不是仅仅居住的场所。工业化的潮流从一开始就太看重生产,而忽视消费和日常生活;这是强调利润的后果,它只和生产挂钩。其结果就是。工厂日益科学化、分工走向最大限度的极点,而家庭依旧是非科学化的,把最零散的劳动堆积到超负荷的母亲头上。这是谋利动机至高无上的自然结果;而最杂乱。最无组织、根本不能让人满意的人类活动部门就是那些从中得不到经济利润的部门。

  可是,必须承认,对于我一直在提议的这种建筑变革,最有力的阻碍来自雇佣劳动者自身的心理。尽管吵闹喧嚷,人们总是喜欢其“家”安全独立,在这里,他们的自尊心和占有欲才能满足。独身的共有化的生活,像在寺院里面,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婚姻和家庭才导致孤立的本性。我不认为独家烹饪,除非在个别场合使用煤气灶外,在满足这种本性方面是确实必要的;我相信一间备有自己家具的个人房间,对于习惯于此的人们已经足矣。但要改变积司总是困难的。然而,妇女对于独立的愿望可能逐渐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去谋生。这样,反过来可能使我们去考虑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她们看来是合乎需求的。目前,男女平等主义在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妇女中间,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如不是法西斯的劣行,它是可能得以增强的。也许到时候这种动机可以导致妇女偏好共有化的烹饪和托儿所。期待变革的愿望不是来自男子。靠工资生存的男子,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很少能看到他们妻子地位改变的必要性。

  当失业仍是一种严重的祸害,当不了解经济原则仍普遍存留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就业当然会遭到反对,好像就是她们抢走了那些失业者的饭碗。由此,已婚妇女的问题和失业问题联系起来,如没有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或许是很难解决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加以倡导的“合作四合房”的建造必将到来,大规模地、而且作为巨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单纯的利润动机决不能使其实现。从而,只要对于利润的欲望支配着经济活动,孩子们的健康和品质以及主妇们的神经仍需深受其苦,这种动机使得有些事情可以做到,有些则不能;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中间,就有工薪阶层的妻子和子女的福利,再有——看上去似乎是更像乌托邦式的——美化郊区。但尽管我们认为郊区的丑陋是理所当然,犹如3月的风和11月的雾那样,事实上,它并不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由市政的而不是私人的企业建设,有预先设计的街道,在大学院落那样的房屋,它们再不能赏心悦目就没有理由。丑陋,与烦恼和贫困一样,是我们变成私人利润动机的奴隶所付出的一部份代价。四、现代迈迪斯

  从小就阅读霍桑《丹格伍德童话》的人,对于迈达斯王和“点金术”的故事都是熟悉的。这位国王,由于爱金成性,天神就赐给他一种物质,凡他手触之物,立刻变为黄金。起先,他是快乐无比,但当他发现他想要吃的东西,还未吞进嘴里,就变成坚硬的金块,他就开始为之犯愁了;而当他吻他女儿的一刻,女儿顿时僵然不动,他也目瞪口呆,于是他哀求天神收回这一赐予。从此,他认识到黄金并非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但人们发现,要吸取其中教训,实是难乎其难。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攫取秘鲁黄金的时候,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黄金保留在自己手里,就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这种贵金属的出口。结果是,只在西班牙整个国土内提高黄金价格,而在实物方面并未使西班牙比以前变得更加富裕。一个人的自尊也许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他觉得较以前有双倍的的钱,但假如一块钱只能购买以前所能买到的一半的实物,那么这种利益完全是抽象的,并无法让他拥有更多的食物、饮食或者更好的房屋或者任何其他实质性好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实力比不上西班牙人,只能满足于今日的美国东部,这是一个为人轻视的地区,因为这里没有黄金。但作为一处财富之源,这一地区证明比新世界出产黄金的地方是不可限度地丰饶,在伊丽莎白时代,所有国家都曾趋之若鹜。

  作为历史事实,这已是常识,可一旦应用到目前各种问题上,各国政府不免糊涂起来。常常把经济问题看颠倒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从这方面看,战争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其荒谬程度,真让人难以相信各国政府中的要员不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们要惩罚德国,而历来习惯的方式就是索取赔偿。因此,他们便要索取赔偿,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要德国付出的数额比德国所有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要大得多。为此,毫无疑问,德国人除了以实物偿付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拿出实物,否则什么也没有。

  在这时候,政府突然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以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来衡量国家的繁荣。一国出口多于进口,这是贸易顺差,否则就是逆差。但若向德国索要的赔偿黄金超过它的支付能力,他们断定是德国和协约国在贸易上会有顺差,而协约国则是逆差。他们发现这会刺激德国的出口贸易,无意间替它做了一件美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一般的主张,还有其他更为专门的理由。德国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协约国不能生产的,况且德国竞争的威胁到处为人所不满。英国人不要德国的煤,因为他们自己的煤矿工业很不景气。法国人不要德国的钢铁制品,因为他们有新近获得的洛林矿砂,可增加自己的钢铁产量,等等。所以,协约国在决心要德国赔偿以此来惩罚时,同样做出决定,不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付赔。

  对于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们竟想出了一个错乱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借给德国它所需付出的全部款项。结果协约国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让你免除赔偿,因为那是对你邪恶的一种公正的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让你赔付,因为这会毁坏我们的工业;为此我们愿意借给你钱,你以后要归还全部贷款。这样,维持了原则,却无损于我们自身。至于你们的损害,我们希望那是日后的事了。”

  然而,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援兵之计。借款给德国的贷方需要他们的利息,而关于付息一事,与偿付赔款一样,同样遇到了两难。德国人木能以黄金付息,而协约国不希望他们以实物来偿付。因此又不得不借给他们付息的钱。显然,人们迟早会厌倦这种游戏的。当人们把钱借给一个国家,因一无所获而感到厌倦时,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就可想而知了。到此境地,对于应得的款项,人们开始索要实际的支付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破产接二连三,首先起于德国,然后是破产的德国人的层层债主。结果是大规模的萧条、苦难、饥饿、毁灭,以至一系列世人遭受的灾祸。

  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影响,所有的债务,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借方和贷方被一个高高的关税壁垒分隔了。因而用实物来偿付是很难的。德国的赔偿,即使决不是困境的全部来源,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最明显的事例,这一混乱使得处理这样的困境束手无策。

  思想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而这一混乱恰恰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费者与一个在竞争体制下的生产者立场间的混乱。当索取赔偿的时候,协约国把自己看做消费者:他们把德国人当作临时的奴隶,替他们效劳,他们则无需劳动,可以消费德国人生产的东西。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他们突然想起自己也是生产者,他们索取的德国实物的大量涌进会摧毁他们的工业。他们开始搔头皮,茫然失措,即便他们会聚一道(称之为国际会议),也无济于事。事实很简单:世上的统治阶级太无知和愚蠢了,他们无法想通这样的问题;而且太骄傲了,不肯向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的人们请教。

  为简化我们的问题,我们设定协约国之一是由一个人组成的、住在一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德国人遵守凡尔赛和约,务必要无偿地给他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像列强们那样作为,他定会说:“不,不要把煤给我带来,因为它会毁坏我的拾柴工业;不要带来面包,因为它会破坏我的农业和我的虽是原始而巧妙的研磨设备;不要送来衣服,因为我有一个兽皮制衣的初创工业。如果给我送来黄金,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不会对我有损害;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它是一无用处的。但是我无论如何可不愿接受可以利用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物。”假定我们想像中的鲁滨逊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认为孤寂已经夺走了他的才智。但这确实是所有主要国家向德国说的话。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发了神经病,大家就以为这显示了出工业方面的聪明才智。

  鲁滨逊和一个整体的国家间唯一相关的不同之处,就是鲁滨逊明智地安排他的时间,而国家并不这样。如果一个人不费什么就得到他的衣服,他就不花时间去做衣服了。但各国认为它们应当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每种东西,除非有某种自然障碍,如气候。假如国家有理智的话,它们会遵照国际协定,安排国家该生产什么,而不试图生产多干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尝试去做他自己的衣服、鞋、食物、房屋等等;他很清楚,假如他这么做,只能满足于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准。但是各国还未明晓分工的原则。如果他们明白,本可以让德国偿付某些各类的实物,自己则不必去生产这些实物了。从工作队伍退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用公共资金教给他们另一种行当。不过这需要生产的组织化,这同商业中的正统观念正是相反的。

  对于黄金的迷信真是坚固得令人难以理解,不仅在那些从迷信受益的人身上,而且也在让迷信带来不幸的人身上。1931年秋天,当法国人迫使英国人放弃金本位时,他们料想是在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大多数也待相同意见。一种羞耻之感、有如国耻,席卷英国。然而所有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放弃金本位,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是对的。实际管理银行的人是如此无知,使得不列颠政府被迫做出有利于英国的事情,而只有法国的不友好使英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所有素称有益的职业中,最荒唐的是黄金开采了。黄金从南非的地下挖掘出来,非常谨慎地防止被盗和意外,运至伦敦、巴黎或纽约,到那里再放到地下,保存到银行的金库里。这与留在南非的地下并无两样。只要认为它们偶尔才使用,它们也许在银行的储备上有所效用,但一旦实施政策,决不让它们低于某个最小数额,那这难物品就等于不存在了。如果我说我要储蓄100镑,以作未雨绸缎,我会是个聪明人。但假如我说,无论我贫困到如何地步,我决不花费这100镑,那样它就不是我财产中的有效部分,这等于我可以把它扔掉。假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它们,有关银行储备的状况确实就是如此。国家信誉的任何部分仍然依据实际的黄金,当然这仅仅是野蛮状态的一种残余。一国之内的私人交易,黄金使用已经消失。战争前,小额交易还使用黄金,但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很少一睹金币的风貌了。然而由于某种稀奇古怪的谎言,人们仍然认为,每个人财政上的稳定性依靠国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战争期间,潜水艇运送黄金变得异常危险时,这样的奇谈走得更远。在南非开采出来的黄金,人们认定有的运到美国,有的运到英国,有的运到法国,但实际上它们都留在南非。为什么不把这个奇谈说得更离奇些,说黄金已被开采,而仍安然地躺在地下呢?

  从理论上说,黄金的好处在于为防止政府的不诚实提供一种保护。如果有办法迫使各国政府在危机中守住黄金不放,那就很好,但事实上每当适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弃之不顾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都使它们的货币贬值,以此就抵消了他们一部分债款。德国和奥地利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抵偿了他们的全部内债。法国把法郎降到以前价值的1/5,从而赖掉了以法郎计算的4/5的政府公债。英镑只值以前的3/4左右,俄国人坦白地声称他们将拒偿债款,不过大家认为这行为恶劣:体面的赖债需要一定的礼节。

  事实就是,政府像其他人那样,如果有利可图,就偿付债款,否则就听之任之。一种纯粹合法的保证,例如金本位,在紧张的时候一无是处,在其他时候则毫无必要。就私人而言,只要他很想再贷款而且能够借得,就以为诚实是有益的,但当他信誉毁坏时,他可能认为最好是逃债了。一个政府对待自己的国民和对待其他国家,持着木同的态度。它自己的国民受其左右,所以对待他们无诚实可言,除了要求再向他们借款。战后的德国,当国内负债毫无希望的时候,它就是让货币贬值,这样消除全部的内债。但外债则是另一回事了。当俄国人拒付其它国家的债务时,不得不面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战争,并夹杂着一种凶猛而敌对的宣传。多数国家并不是处于面临这类事情的境地,所以对于外债就谨慎行事。就是这一点,而非金本位,在贷款给各国政府的时候提供了安全。这种安全是糟糕的,但要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政府才能做得更好。

  经济交易依靠武装力量的程度往往是不能实现的。财富的占有权一部分是以商业技巧取得的,但这样的技巧只有在陆军或海军威力的框架里才有可能。正是使用武装力量,纽约被荷兰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过来,从荷兰人那里落进英国人手里,又被美国人从英国人手里夺回。当在美国发现石油时,它属于美国人民;但当石油在某一个不太强大的国家中发现的时候,它的主权或这或那会为列强们所获得。达到这一目的过程往往是隐蔽的,但在其幕后,却隐藏着战争的威胁,双方能够奉行谈判,正是这种潜在威胁的缘故。

  石油现象同样可以应用到货币和债务里去。当货币贬值或拒付债款有利于政府时,它就这么做了。诚然,一些国家费力地宣扬偿付一国债务道德上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们是债权国。它们让债务国听从于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实力,而木是因为它们道德上的说服力。故此,只有一种方法去获得稳定的货币,那就是要有一个实际的而非形式上的单独的国际政府,它具备独有有效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会关注一种稳定的货币,而且能够发行一种有稳定购买力的货币,和实物的均值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唯一的真正的稳定性,而黄金并不具备。在紧张的时候,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坚持以黄金为准。因而,从任何一方面看,认为黄金可成为一种稳定货币的主张都是虚妄的。

  某些自认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反复告诉我说,生意人想的总是致富。观察之余,我却深信这些向我提出这种定论的人,远非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于生活其中的世界上明显的事实却熟视无睹。假如生意人真的更想自己致富而宁愿他人受窘,这个世界很快会变成天堂。金融和货币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从总体上说,商业社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和信誉上的安全感,对它显然是普遍有利的,要获得这两种迫切需求的东西,显而易见,世界上必须只有一个中央银行,且只有一种货币。它应该是一种纸币,并将之管理得使其平均价值尽可能地保持稳定。这样一种货币不需要依据黄金储备,而是依靠国际政府的信誉。这个政府独一的中央银行就是其金融机构。所有这些,连孩子们都会明白。然而生意人却没有加以拥护。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就是说,他们要使外国人贫穷,更急于让自己富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者的心理。金钱的用处仅仅在于可以购买实物,这是老生常谈,然而很少人从感情上及理智上确信这一常识。在几乎每次交易中,卖者比买者更为得意。如果你买一双鞋子,推销术的全部设置移过来在你身上启用,销售鞋子的人感到他好像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另一方面,你并不自言自语:“好了,总算处理了那些不净的纸条,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当衣服穿,却换来了一双美丽的新鞋。”同销售一比,我们把购买看做无关紧要。唯一的例外是在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一个买进一幅古代名画家作品的人比出售的人更为欣喜;但当这位古代画家活着的时候,无疑他售画要比他的主顾买画更为高兴。我们所以宁愿售出而不愿购入,心理上的原因是我们宁要才能,而不要欢乐。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特性:铺张浪费,在短促的生命中尽情享乐。但这倒是一种特色:生机勃勃,成功在望,在竞争的时代这一代人赋予了崭新的风格。当大部分财产是来自继承的时候,生产者的心理比不上现在的位置。就是那一生产者的心理,使人对于售出比购入更为急切,导致各国政府卷入那种可笑的图谋,想创造这样一个每个国家都售出而无国家购入的世界。

  经济关系与其他大多数关系不同,这一情况使得生产者的心理复杂化了。假如你生产和销售商品,有两种人对你特别重要,那就是你的竞争者和你的主顾。对你有害的是你的竞争者,而你的主顾对你有益。你的竞争者一目了然,且为数较少,而你的主顾分散四方,且大都是不相识的。所以,你倾向于意识到你的竞争者更甚于你的主顾们。在你自己的群体里情形也许并非如此,但在涉及国外团体的场合,事情几乎都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的眼里国外团体被认为有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保护关税的信条,其源即出于此。外国被看作生产上的竞争者而不是潜在的主顾,因此人们宁愿失去外国的市场以回避外国的竞争。从前一个小镇上有个屠夫,被其他屠夫弄得怒火冲天,因为他们抢走了他的顾客。为了加害于他们,他促动镇上的人们相信素食主义,但令他吃惊的是,结果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了。此人的愚蠢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比起所有的强国来,他的愚蠢也不算什么。人们都看到对外贸易使其他国家富起来,于是他们就筑起关税壁垒未破坏外贸。所有人都吃惊地发现他们害了竞争者,同样也害了自己。没有一个人记得贸易是互动的,外国买东西给我们的国家,同样也直接或;司接地向我们购买东西。他们想不起这些事情,其原因就是对于外国的憎恨已使他们没有清醒的头脑去考虑与外贸相关的问题了。

  在不列颠,自战争结束以来,贫富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党派分裂的基因,并使得工业家不懂得货币的各种问题。由于财政代表财富,富人们踉在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后面成为了一种潮流,但事实上银行家的利益和工业家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资金紧缩对银行家适合,却损害了英国的工业。我毫不怀疑,假如以工资为生的人没有选举权的话,战后的英国政治一定会包含金融家和工业家之间激烈的争斗。而过去则是金融家和工业家联合起来,以对付雇佣劳动者,工业家支持了金融家,却把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最后由于金融家被法国人击败而得到了挽救。

  在整个世界,不仅在不列颠,在最近几年内,财政的利益一直和全体公众的利益相背离。这种状态自身不可能改变。如果处理财政仅仅考虑金融家的利益,而不顾对其余人的后果,一个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繁荣的。假如确是如此,那么听任金融家不顾一切地去追逐私利,就是不明智的。办一个博物馆,也许可以照顾到馆长的利益,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合理价格的时候,让他有权出售馆中的物件。在某些活动中让私人受益的动机,从总体上看,可以促进普遍利益,可有些活动并非如此。不论过去是怎样的状况,当今金融肯定是属于后一类的。其结果就是日益需要政府对金融的干预。有必要把金融和工业组成一个整体来考虑,目标在于充分重视整体的受益,而不是单独照顾金融界的利益。当两者各自独立的时候,金融比工业更强有力,但工业的利益比金融的利益更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世界被金融过份的权力引入如此困境,其缘由即在此。

  在少数人获得支配多数人权力的地方,某种迷信一直帮了他们的忙,这种迷信使大多数人俯首贴耳。古埃及的祭司发现预言回蚀的方法,一见到日蚀,就阻战心惊;从此他们就可以勒索礼品和权力,否则他们便得不到这些。帝王被认作“天平’,当克伦威尔割掉查理一世的头颅,人们认为他犯了亵渎之罪。在我们时代,金融家依靠的是对黄金迷信式的敬拜。当百姓一听到黄金储备、纸币发行、通货膨胀、紧缩通货、通货再膨胀和其他这样的行话的时候,就会惊颤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准能侃侃而谈这类事情,一定聪明绝顶,对人家告诉他的那些事情,他也木敢加以询问。他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的交易中黄金实在只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可要解释它的功用的话,他就木知所措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如果他的国家有了大量的黄金,可能比较安全,因此当黄金储备增加时,他就心安理得,而当储备减少时,他就犯愁。

  广大民众方面愚味地崇敬这种情况,恰恰是金融家所需要的,这是为了不被民主政治所束缚。当然,他在与舆论打交道中有许多其他有利的条件。腰缠万贯的人能够向大学捐款,从而确保学术上的看法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屈从于他。高踞财阀统治之首,他自然是所有那些在政治思想上恐惧共产主义的人的领袖。经济权力在握,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向各国布施繁荣或毁灭。但我却怀疑,如无迷信之助,任何一种武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威力。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对于一个男子、女子和孩子,经济学尽管重要,它在中等学校里却从来不教,甚至在大学也只有少数人学习。况且,这少数人学习这门学科,并木像在没有政治利益危机时那样地学习。只有少数几个机构,讲授这门学科时不带财阀的偏见,但这太少了;一般而言,教授这门学科只是让经济现状增辉。我想,所有这些都和这一事实相关联,即:迷信和神秘对于金融权力在握的人们是有用的。

  财政,像战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患:几乎所有那些具有技术才能的人有着与全社会利益相反的偏见。当裁军会议举行之际,海军和陆军的专家们成了裁军的主要障碍。并非那些人不诚实,而他们习惯性的成见阻碍着他们以正当的观点去看待关于武装的一些问题。同样的事情可以确切地应用到财政上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其详情细节,除了那些从目前的制度中谋求赚钱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持有完全不偏木倚的观点。如果要对这样的事态加以补救,必须使世界上的平民阶级意识到财政的重要,去寻找简化财政原理的方法,以使它们能够为人们广泛理解。必须承认,这并非易事,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时代,民主主义获得成功的障碍之一是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它使普通男子和妇女对政治问题形成一种明智的看法,或甚至决定什么专家的判断应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都日益困难。解决这种困扰的方法就是改善教育,寻找比目前流行的更易让人理解的解释社会结构的途径。每一个相信有效的民主主义的人一定会赞成这种变革,但是也许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已不复存在,除了退罗和蒙古的偏远地区。

  法西斯主义的家世

  当我们把当今时代和什么如说)乔治一世的时代相比,就会意识到智力气象的深刻变化,接着是政治风气的相应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百年前的观念可称为“理性的”,我们时代最具特性的可称之为“反理性的”。然而,我运用这些词,并没有蕴含着对一种倾向的完全接受或者对另一种倾向的完全拒斥。而且,必须记住政治事件经常从早期的思想中获得其合理性:一种理论的传扬和其实际效应之间,往往有一段相当大的间隔。1860的英国政治是受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思想支配的;现今的德国政治是费希特在1807年提出的理论的实现;1917年来俄国的政治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信条,而这要追溯到1848年。所以,要理解当代,必须回溯到相当早的时候。

  一种广泛流传的政治学说,通常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学识上的先辈们:人们提出的理论,通过发展或反响,是从以前的理论中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和政治状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照顾到某种情绪的观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忽视了学识上的先辈们,这些无法单独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特殊事例中,战后世界的各部分早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法是一种缺乏正当逻辑的习惯,相信因果论并不优于迷信。依此,必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和神学一起,被放逐到虚妄的希望和荒谬的迷信的地狱里去。

  在休漠那里,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和平地处在一起。怀疑主义仅供研究,在实际生活的事务中却被忘却。而且,实际生活要尽可能地受科学的方法所支配,可是科学却为其怀疑主义所责难。这样的妥协,一个人只能是一半哲学家、一半是深港世故者才有可能;这里还有一种贵族托利党主义的味道,从而把初学者和涉世未深者拒之门外。一般来说,世人都拒绝全部接受他的学说。他的追随者们拒斥了他的怀疑主义,他的德国反对者则强调它仅仅是科学和理性的视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作为他的学说的后果,英国哲学成了表面性的,德国哲学则变成反理性的——每一种情况都出于对无法忍受的不可知论的恐惧。欧洲思想从来没有恢复它从前的专心致志;在休漠的所有的后继者中间,心智健全意味着肤浅,深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疯狂。在最近关于哲学适用于星子物理学的讨论中,休漠引发的!日争论仍在进行。

  德国异军突起的哲学始于康德,而且是作为休漠的反应而发端的。康德决意相信因果关系、上帝、不朽、道德法则,等等,但他发觉体漠的哲学使所有这些变得困难起来。为此,他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纯粹”理性关系到可以证明的事物,但为数很少;“实践”理性关系到德行所需的事物,这就很多了。当然,非常明显,“纯粹”理性仅仅是理性而已,而“实践”理性却是一种偏见。这样,康德把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理论推理领域的东西,又带回到哲学中来,这些东西自经院哲学兴起以来,已从各个学派被驱逐出去。

  从我们的观点看,甚至比康德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继承者费希特,他从哲学过渡到政治,开创了后来发展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在谈论他之前,还要多谈一下“理论”这一概念。

  由于无法找到东西抗衡作漠,“理性”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稍有偏离,就以理论上的理由受到指责。然而,这里有一个差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比如说)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像早期宗教狂那样的心态之间。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心态称为理智的,后一种为无理智的,那么很清楚,在近代,非理性一直在滋长着。

  我认为,我们在实际中所指的理性可用三个特性来加以界定。首先,它依靠说服而木是强力;其次,它寻求以运用的人所确信的完全有效的论点进行说教;第三,在形成意见中,它尽可能使用观察和归纳,而少用直觉。这些规则的第一项可以免除进入宗教法庭;第二项不会采用英国战争所宣扬的方法,对此希特勒大为颂扬,缘由是宣扬“必须根据它所要掌握的群众数目,人数越多越要浅显易懂”;第三项不许使用这样一个大前提,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到密西西比时所使用的那样,‘宇宙之神有意让这片大流域隶属一个国家。”这对他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木言而喻的,但是对此存有疑虑的人,却不容易明白。

  依照这样的界定,信赖理性要设想一个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和观点的一致。确实,庞特太太想在她的鸭子身上做试验,她唤道:“来吃一刀吧,因为你们的肚子要填满,我的顾客们也要吃饱”;但是一般来说,诉诸理性对于我们想要吞并的人们,被看作是无效的。相信食荤的人们,不会试图去找出对一头绵羊看来是正确的论点,尼采也不会试图去说服他称之为“粗俗和笨拙的”乌合之众。马克思也不会试图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当权力毫无疑问地局限于寡头政治的时候,诉诸理性是比较容易的。在18世纪的美国,只有贵族和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是重要的,这些意见通常能够以理性的形式展现给其他贵族们。随着政治选民人数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复杂,诉诸理性就更为困难,因为为人所普遍承认从而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变得更少了。当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人们迫木得已依靠自己的直觉;由于集团不同,直觉各异,依靠直觉势必导致冲突和强权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性的反抗,在历史上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早期的佛教是有理性的;它以后的形式,以及在印度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则不然。在古希腊,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是对荷马式的理性的反抗。从苏格拉底到马可·奥勒留,古代世界的一些杰出人物,大体上是理性的;在马可·奥勒留之后,甚至保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满腹的迷信。除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主张理性在11世纪前一直受到了冷落;在那以后,通过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这些主张日益取得了优势。有一次反应出现于卢梭和威斯莱,但受制于19世纪科学和机器的胜利。在60年代,对理性的信仰达了顶峰:从那之后,它已逐渐减弱,而且现在还在减弱。从希腊文明之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总是由于一个反应,导致了它的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

  现代对理性的反抗,从某一极其重要的角度看,不同于其先行者的大部分反抗。从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起,以往的目标通常是拯救——一种包含善良和幸福的概念,而且照例以艰难的自我克制的方式来实行。我们时代的反理性主义者,其目标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权力。因而他们发展了一种与基督教和佛教相对立的伦理,而且,由于他们的支配欲,他们必然卷入政治。在作家中间,其家谱是弗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尼采——还有诸如特列希克、罗德雅德·吉卜林、豪斯斯·张伯伦。柏格森那样的支持者。作为这一运动的反对派,边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视为一个党派的两翼:两者都是世界主义的,都是民主主义的,都诉诸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手段,而不在目的,可是在希特勒那里(到目前为止)达到高潮的新运动,在目的方面与两者都不同,甚至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也有所差异。

  包括几乎所有从反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所追求的目的,已由尼采说得得清楚了。在有意识反对基督教及功利主义者中,他拒斥边沁关于幸福和“绝大多数”的学说。“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他提出的目的是超乎个人的伟大:“目的就是要达到那种无穷的伟大能量,以此作为未来人的模型,通过训练,并通过几百万粗俗和笨拙之辈的消失,它看到由此产生的不为所动的苦难,如此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一目的的概念本身不能被认作是反理性的,因为目的的各种问题不适于理性辩论的检验。我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就是——但我们不能反驳它,就像尼采也无法证明它那样。不过,它同反理性主义有着自然的联系,因为理解性需要公正,而伟人的迷信常以这句话作为其小前提:“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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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之行 - 来自《丘吉尔传》

英国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5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 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8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他决定利用这次休假,和自己的同事雷 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的生活”并 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当时,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游击 战开展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政府派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率兵前去镇压。丘吉尔他们要想前 往古巴,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好在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 先生是伦道夫勋爵的生前……去看看 

1998年1月—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 来自《江泽民传》

江泽民主席把目光投向1998年,希望在这一年能巩固成果,集中抓好经济建设。这一年的工作开始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提倡文明礼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论讲礼貌》。文章引用孔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劝告人相互之间说话要讲文明。这篇文章仅仅是一堂礼仪课,更反映了中国领人的思路及其治国方略。  文章写道:“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讲究文明礼貌是我们族的优良传统。”文章引用了孔子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准则,这些是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谴责“文化大革命”给前风气造成……去看看 

第二章 常识的二重性:赞同常识实在论和反对常识知识论的理由(中) - 来自《客观知识》

9.逼真性与探求真理  用一个正方形代表全部陈述的类,并将此正方形划分为相等的两部分:真陈述(T)和假陈述(F)(见图1)。然后稍微改变一下这种安排,把真陈述的类集中于正方形的中心(见图2)。  打个比喻,科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射击,通过提出似乎有发展前途的理论或推测的方法,尽可能多地击中真陈述的目标(T),并且尽可能少地击中假陈述的区域(F)。  我们尽可能推测真实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真实不是我们的推测性理论的唯一重要特征;因为我们对提出冗言赘句或者同语反复并无什么兴趣。“所有的桌子都是桌子”必定是真的——它……去看看 

第二卷第二篇:论正义和仁慈 - 来自《道德情操论》

第一章 两种美德的比较  因为只有具有某种仁慈倾向、出自正当动机的行为才是公认的感激对象,或者说仅仅是这种行为才激起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感激之心,所以似乎只有这种行为需要得到某种报答。  因为只有具有某种有害倾向、出自不正当动机的行为才是公认的愤恨对象,或者说仅仅是这种行为才激起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愤恨之心,所以似乎只有这种行为需要受到惩罚。  仁慈总是不受约束的,它不能以力相逼。仅仅是缺乏仁慈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由此可能正……去看看 

第13部分 - 来自《大雪无痕》

方雨林自打挨了处分,一直不服气,也一直就再没主动进过市局的大门。所以,他一旦在市局大院里露头,就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议论。“嘿,新鲜,今天这位天老大怎么又瞧得上咱这破庙了?”连马副局长都这么说。     “您当领导的,别跟下边人一般见识……这一段,也够他难受的了。再怎么的,他这回算是彻底服输了,认识到自己错到家了。上回他写的检查都已经上纲到自毁长城这一点了,就差没写上反革命暴乱了……真可以了……”郭强上局里来开会研究“12.18 ” 这个案子,便为方雨林在一旁敲着“边鼓”。     “可以不可以,谁说了算?你?”马局……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