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哈维尔文集》

  瓦·哈维尔作 张钰译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就国家及其未来地位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个人重于国家

  种种迹象表明﹕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戮或值得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

  几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世界人权宣言》的议决采纳,以及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看来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个人比国家重要得多(A human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a State )。

  对国家主权的顶礼膜拜,必将不可避免地溶于一个人人相连的世界──超越国界,通过亿万种环节融合,从贸易、金融、财产直到信息,传递多种多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世界上,危及个人即殃及全体!猘nger to some has an immediatebearing on all);在这个世界上,由于许多原因,尤其因为科学技术的极大进展,我们的命运已经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大家对每件事的发生都负有责任。

  很明显,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自己国家的盲目热爱──一种否认有任何事物高于本国的热爱,一种为本国的任何行动找借口的热爱,一种拒绝任何异于本国事物的热爱──,不可避免地变成危险的时代错误,变成酝酿冲突的温床,最终更成为难以估量的人类痛苦之源。

  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纪,大多数国家,将由迷信般崇拜和倾注激情的客体,转变为更文明而单纯的行政单位;它们将更少强制性,尤其更通情达理,不过是多层次复合的世俗社会自治组织中的一个层级。这种变化,加上其它的变化,会逐渐地废弃那种不干涉的观念──别国所发生的一切、或衡量那里的人权状况,都与己无关。

  ○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

  谁将接替现在由国家执行的各种功能呢?

  先讲那些激情功能。我认为,它们将开始更均等地分配,或赋予各种形成个人身分的体系,或投入各种实现个人存在的层级。对此,我指的是那些我们理解为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层次──本家庭、本公司、本村镇、本地区、本专业、本教会或社团,以至本大洲和地球──我们居住的行星。所有这些都构成各种证实自我的环境,如果减弱对本国的依附,就必定会有利于这些其它环境。

  至于国家的实际职责和管辖权,它们只有两种去向﹕下放或上交。

  下放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国家将其目前执行的许多任务转放下去。上交给各种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共同体或组织。这类功能转交已经开始了,在一些领域里走得很远,而在另一些领域里则差些。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这条路。

  如果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由以下特征所定义﹕尊重人权及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么人类由此而出发的存在方式,或者人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趋向的存在方式,将很可能基于以下特征而存在﹕对人权的全球性尊重、全球公民平等、全球法治和全球公民社会。

  ○在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

  伴随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地理划界,即有关国界的规定。不计其数的因素都在此起作用,包括种族、历史、文化的考量,地质的特点,强权的利益,以及总体的文明程度。

  更大区域或跨国共同体的创立,将不时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负担将可能正是那些民族国家的遗传,随着它们加入共同体而来。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确保这个自发的过程将不那么痛苦,不至于像民族国家建立时那样。

  请允许我来向你们举一个例子。加拿大与捷克现在是盟国,都是同一个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个进程的重要性基于一个事实,它是打破铁幕真正重大的、历史不可逆转的第一步;它是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废除被称作《雅尔塔协议》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北约扩展远非易事,只是在世界两极分化结束的10年后才成为事实。进步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俄罗斯联邦方面的反对;他们忧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西方扩展得更靠近俄罗斯,却又不把俄罗斯拥入怀抱。如果暂时不考虑其它动机,这种态度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要素﹕不确定性──被称为俄罗斯或东方的世界,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当北约以伙伴关系向俄罗斯伸手致意时,它假定存在着两个对等的大实体﹕欧洲—大西洋世界和巨大的欧—亚强权。

  这两个实体能够而且必须彼此携手与合作──这是全世界的利益所在。不过,双方要做到这点,只有在他们清醒认识自身之时,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他们知道何处是各方的起点和终点之时。俄罗斯在其整个历史上都难以清醒,而且明显地将这一难题带入当代世界。在这里,划界的问题已不再与民族国家相关,而与文化和文明的区域或体系有关。是的,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世界,即所谓“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样也有着千差万别,正像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即当代世界的其它区域或大洲。这些世界各部份彼此有差别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某些部份比其它部份更有价值。各方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某种差别而已。可是,差别并非耻辱!另一方面,俄罗斯非常重视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实体,一个理应特殊对待的实体,即作为一个全球强权;可是,它又不安于被看作很难成为另外实体一部份的独立实体。

  俄罗斯正在习惯北约的扩展,终有一天它会完全适应。让我们希望,这将不仅体现恩格斯的“认知的必要性”,而且体现一种崭新的更深入的自知之明。正如其它民族必须学会在新的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一样,俄罗斯也同样必须学会这么做。这不仅意味着,它不能永远用自大或自恋来代替正常的自信;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意识到何处是起点和终点。例如﹕西伯利亚虽大,且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属于俄罗斯;爱沙尼亚虽小,却不属于俄罗斯,而且将永远不会如此。如果爱沙尼亚觉得,它属于北大西洋同盟或欧洲联盟所代表的世界,这种想法必须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应被看作一种敌意。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以下的论点﹕如果人类要抵御自己正在准备应付的所有危险,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为紧密合作的世界。这种基于平等的合作,将在更大的、多半是跨国的、甚至有时将包括整个大洲的实体间进行。为了世界能够如此存在,各个实体、文化或文明体系必须清楚地认识他们自身,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自己不同于其它,还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其它”并非缺陷,而是对全球人类财富的独特贡献。当然,那些相反惯于将自己的“其它”看作是自负理由的实体,也必须同样反省。

  ○联合国不应只是各国政府俱乐部

  有些最重要的组织,所有国家和主要跨国实体都平等参与讨论,并做出许多影响全世界的重大决定。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国(the UnitedNations )。

  如果到下个世纪,联合国想要成功地执行它所承担的任务,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不能再维持该组织最初建立时的那些条件。相反,它必须合理地反映今天的这个多极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是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它国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强大的民族在这个机构里没有常任代表权。我们必须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轮换模式,以及大量的其它问题。

  我们必须使联合国的整个巨大结构较少墨守成规而更高办事效率。

  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使联合国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达到真正的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应该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确信,联合国真正是自己的组织,而并非只是各国政府的俱乐部。关键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够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做些什么,而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的国家做些什么。

  因此,有关改变很可能还要涉及﹕资助该组织的程序,使用其文件资料以及审核的程序。问题并不在于废除国家的权力,建立一个巨大的全球国家取而代之。问题在于,每件事不应总是且永远只是由国家及其政府经手。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人权、自由以至生命相关,需要不止一条渠道,使世界领导机构的决定流向公民,使公民的意愿传达给世界领导人。更多的渠道意味着更平衡,以及更广泛的互相监督。

  ○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

  我希望显而易见的是,我不是在这里反对国家的规范。如果是那样的话,未免太荒唐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向另一个国家的代议机构呼吁,国家应该废弃。

  我在谈另外的问题,谈这样的事实﹕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Human rights rankabove the rights of states )。个人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Human liberties constitute a value higher than Statesovereignty)。就国际法而言,保护个人的条款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条款。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命运已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所有人的未来负有责任,就不应容许任何人──哪怕是国家──,来限制人民履行这个责任。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终止某种划分,至今为此,这种划分最经常地构成外交政策的核心,也就是有关“利益”、“本民族利益”或“本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划分。“利益”划分趋向于使我们分,而不是使我们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特殊利益,这完全是自然的,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有些事物高于我们的利益,那就是我们拥护的原则。原则使我们合而不分,是衡量我们利益合法或非法的标准。我认为,以下说法是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学说声称,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支持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支持,这是基于原则自身的意义──原则所以为原则之所在──,而利益则应基于原则。

  假如我说﹕正是基于捷克的利益,需要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那我就说错了。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而使捷克的利益从属于它。

  北约盟军──加拿大和捷克两国现在都是其成员──正在进行反对米洛什维奇的种族灭绝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既非轻而易举,也非大受欢迎。对其战略战术,人们看法不一。但是,任何有健全判断力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件事﹕这大概是第一场不图利的战争,是为某种原则和价值而战。如果可以说有一场战争是道德的,或者说有一场战争基于道德理由,那么这场战争正是如此。科索沃没有或许可以吸引某些人利益的油田;没有任何北约成员国(member country)在那里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什维奇也没有威胁北约成员的领土完整,或任何其它完整性。然而,盟军在战斗,因关心他人的命运而战,因正派人不能坐视别国人民遭受国家系统化的屠杀而战。正派人完全不能容忍恶行,不能在力所能及时而失却援救行动。

  这场战争表明,人权先于国权(human rights precedent for therights of states)。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到攻击,未经联合国对北约的行动直接授权。但是,北约的行动也并非出于肆无忌惮、侵略性或无视国际法。正相反,该行动出于尊重法律──某种高于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它出于尊重人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出自我们的良知,同样也见之于国际法的其它正式文件。

  在我看来,这次行动是将来可以参照的一个重要先例。它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不许屠杀人,不许把人逐出家门,不许虐待人,不许剥夺人的财产。它也已经证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人不义,即对大家不义(if injustice is done to some,it is done to all)。

  ○国乃人创,人乃神创

  我很清楚,加拿大的政治,长期而系统地提升了个人安全的原则。你们将个人安全看得至少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让我向你们保证,加拿大的这种伦理,在我国(my country)深受尊重。我希望,我们不仅在正规意义上作为同一防卫同盟的成员是盟友,而且在提升这个有价值的原则方面也是伙伴。

  在过去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有特权要求任何权利。我总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人之权利、人之自由、人之尊严,具有超凡脱俗的最深根源。它们之所以这样,只因在一定条件之下,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一种价值,人们将其──并非被迫──置于甚至自己生命之上。因此,这些观念所具有的意义,只能在无限永恒的背景上去理解。我深信,我们一切行动的真实价值──无论这些行动是否与我们的良知一致,即是否与永恒在我们灵魂中的使节一致──最终在我们视野之外某处检验。假如我们感知不到,潜意识也猜测不到,有些事就永远无法完成。

  让我对有关国家及其未来作用给予以下结论﹕国乃人创,人乃神创(The State is a human creation ,humanity is a creation ofGod )。(2000年4月29日译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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