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十章 军事制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这是一架有生命而无意志的机器。它由我们的最优秀的血肉之躯所组成的,它的目的是用来碾碎我们最好的骨头,倒出我们最好的血液和榨出我们最好的骨髓。

  有强权的人定出计划;有特权的人按照这个计划开动这部机器;有固定居处的公民出钱;劳动者献出他们的青春、残存的体力和他们的自由意志。孤儿寡妇则用她们的眼泪绘出一幅整个的背景。

  这架机器的工作是制造恐怖、残酷、破坏和战争!!!

  天空闪烁着有多少星星,大海在它的岸滩上冲刷着有多少沙粒,战争就碎裂了多少人的心,折断了多少脊骨,熄灭了多少生命。

  在大地的草坪上挂着多少露珠,战争就从受苦的人类榨出了多少眼泪,而且在它和血腥的世界历史告别之前,无疑还不知道要榨取多少泪水!

  你乐意当兵吗,小伙子?去参观一下操练和兵营生活吧。我可以在你们眼前举几个实例。你知道吗?我也是和你们一样,听到那喧天的军乐就呯呯心动,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军队中耀眼的、庄严的阅兵式同样也会立刻把我诱进罗网里去。

  耀眼的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我们且暂时抛开不去想那迷人的军乐和那庄严的步伐,而是冷静地深入地观察一下其余的情况。

  例如在普鲁士是禁止军官鞭笞士兵的;但是那些军官仍然为所欲为。我曾经见过一个下级军官,借口在他训练下的几个强壮的农民小伙子托枪姿势不好,用步枪狠命地一次次从前面砸他们的肩骨,痛得这些庄稼汉眼里忍不住滴下泪水来。因为他要求他们必须这样用力做枪上肩这个动作,必须枪筒子碰到肩上震得铮铮有声才行。非常感谢你们这种酷刑的训练!你们不打人,对!这不算是打人;在波茨坦,有一个卫兵把他的肩膀指给我看,这不也算是打坏的!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一回事。原来在肩头上有一层老硬皮,就象裁缝脚踝骨上由于蹬踩缝纫机、铁匠和木匠手上由于长期磨练而起的茧子一样;而他的整个左臂从上到下紫一块、红一块、蓝一块、青一块,交织着各种各样颜色;而这个人还是有八个星期没有参加操练了。好啦!我自己想,如果你们需要士兵,就买几个去吧。又一次我看见一个普鲁士下级军官忽而走到小队前排,忽而走到小队后排,用枪托子狠狠地打那些没有排整齐的膝盖和脚跟。据说这些都不算打人!

  如果有一个被打的新兵,脸上表现出痛苦的神色——见他的鬼,人总不是木头做的啊!——或者,这个少尉看他不顺眼,干脆,这个乳臭未干的贵族小子就跳过去,嘴里带着下流话,扭着那个新兵的鼻子或是耳朵把他扯出来,狺狺地又叫又嚷:“哼,这样!!!野小子!!野小子!!这不合你的意?你给我装洋相?你给我脸子瞧,你这个鬼东西!”加上这些漫骂的口气和脸上讪笑的神气,士兵都必须忍受,必须让那个纨绔儿扯着鼻子走。把这一切丑恶的事情尽可能清楚地想一下,你们就不难得出我当时所见的这出戏的景象了!——好啦,好胃口!我不禁想。你们普鲁士人愿意干就去受那侮辱的惩罚吧!你们奥地利人愿意干就去受那鞭子吧。

  在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中,有许多人是结过婚、有家累的。这些人在只要能掏摸几文钱的地方,就无孔不钻,因为那有限的饷银几乎使他们不能在伙食之外喝一杯啤酒。这又是那些可怜的新兵首当其冲,天可怜,如果他恰巧是一个穷鬼,孝敬不起的话,他就要被另眼看待,受极端的虐待,而且常遭惩罚。我曾经有好几次亲眼见过这种道德的、现代化的刑罚。特别令人气忿的是,那新兵往往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熟练的手艺工人,而那下级军官是一块废料,因为他没有能成为一个熟练工人的机会,就宁肯长远地当兵。他自从放下了启蒙读本就拾起了粪叉子,自从放下了粪叉子,就扛起了枪杆子,他从他那小茅棚走进庄稼田,又从他那小村子一直走进了联队。而如果一个这样的人结过婚,并且担任了一个新兵的教练,而这个新兵又不能够孝敬他,人们就常常会听到下面这样一些话:“立正!要不就你的肚子倒楣!——那只山羊站在那里,好象是线团子一样。把枪抓紧一点,枪杆子折不了的!”或是:“你以为你手里拿的是一根针吗,成衣师傅?臭皮匠,你指头上粘着柏油吗?这能行的,你今天不行,明天会行的。托枪!一!二!三!如果这是一根上了油的麻线,或者是什么好吃的,你会干得比这好些。”这些话都带着讥笑和发怒的神气说的,一边说一边戳,一边推一边踢,而且不许被骂、被戳、被推、被踢的人出一声气,也不许动一动或有一点反抗的表情。不过下级军官之中也有例外,我自己曾经看见过一个,在他的领导下全班士兵都带着高兴亲切的神情操练,但是这是绝少的例子,谁都不能期望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军官。

  固然有这种说法:如果士兵受非分的虐待,有向上级控诉的权利;可是士兵们很明白,这种控诉的后果会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士兵被认为是一个爱多说话和爱诉苦的人——当然他的确也是这样的人——不管他调到另外那一班,他就要受那个班的下级军官的不信任和歧视,纵然那军官是个不算坏的家伙,他也害怕这个新来的士兵也许会抓住他什么错处向他的上级控告去,因此就要严加监视。所以向上级控诉的权利等于没有,控诉不只不能改善新兵的地位,而且会使他的处境更加恶化。有些新兵实在气极了,在语言上或行动上表示反抗,他们就会受到严厉可怕的处罚,因此不论他反抗上级的程度如何,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任何反抗的结果几乎都是反抗者未来一生幸福的全部毁灭。一出由于反抗恶劣虐待而引起的悲剧,其终场几乎总是徒刑和死刑。

  在维也纳的卫戍司令部里,一个月总有一个或几个人因为杀人或违抗上级的罪名而被判处绞刑的;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又有一些人开枪自杀,而这种自杀的人为数正是不少。军事制度就是这样可笑!——人们想出这一切可怕的刑罚,原是想用威吓和恐怖把人造成一架没有意志的机器。但是这个计划却永远不能实现,这是我们三十余年来所亲眼看到的。在哈劳曾经有整个一营人拒绝向人民开火;又有一次在汉诺威,整个一旅人违反他们军官的命令,不但不对起义者镇压,而且和起义者并肩走向一条道路;还有一次在果尔利茨,一部分普鲁士国防军拒绝向波兰边境进军;另有四百名入普鲁士籍的波兰人,调往一个普鲁士碉堡驻守,在半路折回,各自回家。还有乌屯堡的军事叛变,当时,监狱里填满了这次叛变的牺牲者!这件事对于旧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但是那个时代缺乏懂得利用它的人物。在整个参加运动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处于确切的领导地位的人,而在那些比较突出的人之中,又没有人敢于去发动他们去做一樁对于德国以及人类的命运可能有深远影响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行动得比较有力。在那里有一些普通的士兵曾经好几次起来实行根本的政治性的革命。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少尉带着五百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高级军官据守一座邮政大厦作掩护,和全部卫戍军对垒。又有一次,在马德里附近担任保卫一座王宫的一个团的士兵和它的下级军官行动起来,迫使女皇宣誓立宪。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把高级军官先都囚禁起来。起事成功了,结果叛变的人全部都提升了军级。假如不成功,人们就会枪毙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任何停顿都要造成失败。这里,谁要走了第一步,就必须立即把第二步走下去。

  谁又知道,在最近的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危机的日子里,一个单独的人,无论他怎样平凡,没有口才,简单,都能够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业来,只要他有胆量和镇定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对于它来说起义和革命还是全新的事物。

  谁又知道,这三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青年们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什么思想,谁又知道未来会提供怎样一些机会给他们,来满足他们的事业心。2)

  上面关于军事制度的不法的和野蛮的行为,我特别举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例,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在奥地利是很通行的,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不谈一谈,因为也许除我而外没有人肯找这个麻烦去引起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注意。

  我在维也纳有一个同伴,一个布拉格人;他接到一份通知书,要他到兵役站去报到。他不大高兴去当兵,所以探听有什么办法。人们告诉他说:“你必须去找一个兵役站的医官,让他给你开一份证明书,说你不适合服兵役就行了,我想,这大概要花五十块钱”,好啦,这个人就去打听,并且找到了一个兵役站医官,这个医官立刻告诉他,这样一份证明书要多少钱。第二天,那个老经验的人问他:“怎么样,你找到人了吗?”他说:“找是找到了,不过他要多少多少钱”。——“呵,这样!”那个老经验回答说:“那么,你去找某人某人吧,他要的价低些”。呀!我心里想,在那里对官员的行贿原来比做估衣买卖还公开哩!那个布拉格人果然去找那被新推荐的医官,并且想要和他讲一下价钱。“不行”,那医生说:“我是不能随便减价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合伙,我、兵役站的少尉和还有那个”——我也记不清他说的是谁了,反正也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吧——“如果他们”,那医生继续说,“肯对你减低他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也可以答应照办。”那布拉格人看到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一份假证明,只好把钱付给了他,并且立刻得到了一张证书;那医生并且嘱咐他,在遇到上面检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在检查这部分或那部肢体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做。

  对于这种公开讲价钱的流氓诈骗,我几乎难以相信我的眼睛,那个可怜人物,我的同伴,他那如此辛苦地一角一角挣来的钱,竟就在这样可耻的方式下投入了皇家官员们的血盆大口。

  但是“为什么”?我不禁问,“这些官员们就这样敢于轻易冒这个被告发的危险呢”?“因为只有行贿的人才能告发”,人们回答我:“而这样一来那行贿的人就要受法律惩罚!”

  常备军给贫困的、被吸干了膏血的人民加上了一个怎样可怕的重大的负担,并且由于这个军队而丧失了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优秀的力量,最壮实的人手从社会里抽走了,把他们在一种对于公共福利最有害的作用下为了保障我们暴君的特权而浪费掉了。

  如果把全欧洲各种各样的军队加起来,它的总数约在二百万人左右。

  而这个由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不但不生产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且其余那些比较不强壮的人还不能不为这专门从事破坏生命、工作和财产的二百万人,提供生活必需。

  如果说贫困日益可怕地蔓延扩大,这也何足为怪!人民必须供应一大群懒猪和大肚汉的生活;这还不够,人们又从社会的有益劳动里抽调出整队整队最强壮的青年,强迫他们去保卫这种压迫制度,而人民则必须供给这整个大军的衣、食、住。

  或者只能是令人笑死,或者只能是令人发疯,人们对此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敢生气了。各种不同的军队被各种不同的当权者派出去从事战争,而在他们背后教士们在神坛前和讲台上大声疾呼: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正义事业!在混乱里还要拖出那可爱的上帝来!任何一个暴君的事业,上帝都必须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个事业的胜利;上帝必须管这些无聊闲事,例如:国王、国境、语言、祖国、等等;这些无聊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而是人和人的分化,他们的顽固、愚蠢和统治欲所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上帝大人也拖来做他们那些蠢事的同谋,并从而好使这些蠢事在受迷惑的人民面前神圣化起来。

  这种喜剧还要演多久呢?——这真是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种蠢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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