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1849年)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正文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右面括有圆括弧的注号,如1)、2)、3)、……是表示魏特林在第三版上作了重要的增补或修改。增补和修改的句段现在汇集在这里。本书在1849年出版第三版时’魏特林作了很多改动,第一部分有三百二十九处,第二部分有四百五十处,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改动,牵涉内容的重要改动将近四十多处。原书将所有的改动都汇集印出,并在重要的改动处加标星点,中译本只是译出了加星点的重要增补和修改四十五处,其余改动部分没有译出。

  中译本编者

  第一部分

  1)(增补):甚至在今天,还有千百万不幸的有色人种呻吟在这种人类遗传的耻辱之下,并且这正是发生在为他们大加吹嘘的所谓自由的北美合众国里的事。这真是美丽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共和国可以休矣!——102页

  2)(增补):1848年2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幸福。胜利几乎是从云端里忽然下降。从那些流过血的、充满着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中,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员,有一半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余的人当时也不会反对设立一个社会银行。他们当时也不会看得到这种银行的非常的结果。但是,无论好心的路易·勃朗或是满脑子批评的蒲鲁东,对于必要的措施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更不必说其余人。——139页

  3)(增补):并且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这种征服狂不是大大地减轻了吗?现在你们看,那些法国的有征服狂的人们,在他们得到了政权以后,不也是和那失败的王权一样,在战争面前畏缩害怕吗?现在在法国还有一个公开由报纸来代表主张莱因边界的政党吗?现在在法国,因为那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已经加强了,那些只是在人民的成见中貌似强大的懦夫们就都噤若寒蝉了。——158页

  4)(增补):我对若干这种祖国小丑颇有认识,没有一个能引起我赞赏惊奇的。为了其中某一个人的子女,有一次还曾经在我们手艺工人中募过捐,为了好供他们上大学。他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报纸上宣传资本主义,而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就集结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集团。三千元的膳宿费!这是应该这样,这是必须这样的。奥地利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老阿伦特就是这样。——159页

  5)(增补):现在我还要把一只决斗的手套掷到你们脸上,你们这一批新恶棍的诡辩学家!你们这些财神的门徒!你们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试图用那些钱来蒙混人民,那是你们耍手段从人民身上偷去的钱。你们以为,我们没有看透了你们吗?你们的自由贸易的学说,是那现在终于受到了全面攻击的资本势力的最后的挣扎。你们要想在自由贸易的假面具之下,重新引起人民对钱袋党的信任、你们把贸易和资本势力描绘成千百万人幸福所系的救世主,并从而企图使他们脱离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的斗争。

  如果你们想要为你们的清白作一个证明,那末就给我们必要的条件在报纸上来攻击你们吧。把你们那些头等的角色派到战场上去吧!如果你们自信那末确有把握,那就出场吧!

  自由贸易、保护关税、营业自由、同业公会制度、工商业保护条例,以及无论这一切口号怎么叫法,都不过是些骗局,每一个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去估价它们的。——169页

  6)(增补):我们且看一看北美合众国。在那里爱尔兰人建筑美国人的房屋,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修筑美国人的道路,大批的外国人在一切手工业里参加劳动。一千万有色奴隶和自由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被指定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寻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前者是通过强制,而后者则是通过生活的逼迫。但是本地人,美国佬,却从事于最轻便的、获利最多的职业。——172页

  7)(在这里附加了一段注释):我在旅行中,在某一个地方的手工工人处听到一句通行的谚语式的俗话:“罪过是肝馅腊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神学上的罪过这个概念实在不敢恭维,并且对于所谓罪过,并不比对于在饥饿的时候忽然送来一段肝馅腊肠那样必须有更多的警惕!——178页

  第二部分

  8)(增补):最纯粹的民主只有在最完全的共产主义里才有可能。但是被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那种选举方式,却永远不会实现共产主义或是促进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下面当我在这里揭露和批评那个迄今暧昧不明的民主概念,这个在若干人那里已经成为神圣空话的概念时,我预先请求我的读者们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下判断,而是先听我把话全部说完。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们曾说我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在我这一方面,相反地,我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的本质,只有在共产主义里才能有最完全的民主。但是在共产主义实行之前,对于那些不确切地来进行投票表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请一席客人吃饭,我总不会先让客人对我的请客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如果我真这样做,只会使人觉得可笑而已。——204页

  9)—10)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当我们研究一个象社会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秩序里的一切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并且绝大部分是有害的,那末我们就必须对于每一个这种制度,在它转移到新秩序中之前,作仔细严格的审查,以免由于它们的不合格而从根本上损害了新建筑。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凡是看到有缺点的时候,就把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那上面,并且在我们为了那全体普遍的东西而进行的奋斗努力中,永远只追寻那完善的事物,而决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对自己说:在这里我可找到它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接近那完善的事物。

  那些永远在那里说“这是不可能的”的人们,他们只是用一个耳朵听,而不去读书,而读书也不去思考,对于这些人,当然任何新的思想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并因此都足以激起他们的偏见和搅乱他们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决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突如其来和意外到不是在他思想上已经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准备的。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之中,一切真理对他都是昭然如揭的,并且今天一个人宣布为新思想的东西,往往是另一个人很久以前就在他脑子里存在着的,只是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罢了。

  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要实现某种确定的、已有定评的好理想,他就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必须是可能的”,并且去想适当的办法,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现在,有一个一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党派,还在暗中摸索的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所要采取的政府的形式和如何选举当政者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一种被他们叫做民主政治的东西,但是象我立刻就要证明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就象那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根本不是什么平等一样。至于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的政府形式的选择,差不多还没有最后决定。大多数法国共产主义者倾向专政制度,因为他们很知道,那种为共和党人,或者不如说,为政客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是不适合于一个由旧的组织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组织的过渡时期的。虽然这样,卡贝仍然借用了共和党人的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他很聪明地懂得,怎样在过渡时期内把一种几乎为人看不出来的专政附加在这种原则上。最后,欧文,英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主张按每个男子的年龄来规定他所担任的职位,因此行政管理上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也就是行政管理中的最年长的成员。一切社会党人——除了傅立叶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彼此意见一致,即认为人们叫做民主政治的那种政治形式,对于年轻的还正是要去付诸实行的共有共享的原则来说,是一个很不中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救急太平锚。

  什么是所谓民主政治?——一种人民的统治,一种统治着的人民。这个说法是永远不确定的,人们可以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人民?这没有问题,当然是指的一个由语言、风俗和习惯联系起来的社会里的全体成员——那么,什么又叫做统治呢?统治,这就是:按照他的意志去指挥别人。的确,对于这个名词我们讲不出一个比这更确切些的概念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整个的人民固然可以有一个指挥着它的统治者,但是人民,这非常大的一群人本身,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统治者。每个人都可以统治他自己,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话,个人或是若干个人也可以统治其余的人,但是一切人去统治一切人,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明白的事例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说,那些不满于他们的政府的千百个瑞士或美国共和党人,他们是在统治着吗?如果一个人投了某人一票,连这个人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能说这就是“在统治”吗?——在投票时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成为少数派,那么这样的投票选举方式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也能叫做统治吗?——如果真要合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那就必须一切人都在统治;但是这样的统治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这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若干人对于人民的偶然的统治。

  我在这里说偶然的统治,因为选举时的多数常常甚至简直就无非是一种偶然的赌博,并且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现在那就永远更是这样;简直就是欺骗和说谎。

  谁要是还不能在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他可以去访问一下那些协会,也就是说那些把民主的投票表决,就象天主教徒们的十字架一样当成了原则的东西的协会,那时候他就会用能看得见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了。例如,有一个协会,当我在那里的十个月期间,会员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在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投票表决;往往对于一件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琐事也要投票表决;但是在十个月的期间,表决的多数从没有超过三十票。大多数的决议只得到十票至二十票的多数。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职员以七票的多数当选,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并不是全体会员都出席,并且也不是全体都投了票。因此,在一百个会员之中如果有十二个人预先商量好,他们就可以在全会的投票表决时成为多数,特别是在人事选举上,没有一致的协商投票是十分分散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扩大起来想一想。

  我们假定:在某一个小国里有二万一千个选民,每一千个选民选出一个代表;我们再假定,一切选举都是公正地进行,就象只有在共有共享的制度里才能办到的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会对于选举不满意,因为选举票有的是投在这个人,有的是投在那个人身上,永远不会全部都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被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总加起来,往往会有一种情形,这票数合起来在二万一千个选民中还不到一万一千票。这样,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名选民,他们就没有在任何情形下参加了这所谓的民主政治,因为那些人民代表根本就并不是按着他们意见而被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二十一个代表中,只要有一个代表在议会里成为反对党,他对于那其余的二十个代表来说就成了多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这一个代表的选民和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个选民加在一起的话,或者说如果每一次的立法提案都能在全体选民的面前提出来的话。因此即使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以这样的方式唯一一个代表的反对,竟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此外,还有一种更明显得多的情况:我们假定,二十一个代表中有八名是由七千五百票选出的,其他十三名共得七千票,这十三名人民代表对于那其他八名代表来说,就是一个表面的强大多数,虽然在严格的考查之下他们不过是一个非常大的少数而已;因为第一,这十三个人只是由七千票选出的,并因此就已经有六千票反对他们,这六千票再加上那其他八个人的七千个选民,为数就在三千票以上。但是这里,这得七千选票的十三名代表即将对那得一万三千选票的八名代表居于多数的地位。这样的选举把戏,人们现在把它叫作民主政治!这个名称和这样事本身,彼此都是一样的荒诞无稽。这既不是一种真正的多数,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且即使两者都可能做到,它也不适宜于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要去统治的东西,同样,在那里人们也不能把全体人的领导委托给一个这样的所谓多数,就象人们绝不能用抽签来决定千百万人之中那一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一样。但是这种在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之中进行的选举,无非是一场赌博(如果每一千选民选出一人,法国就要有一万名人民代表)。那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是最必要的天才和智能,就象无数千万的钉子装在同一个口袋里一样,现在,民主政治的原则要求伸手到里面去乱抓,然后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种滑稽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好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时代就不能再是好的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粗陋的简单的统治已经接近死亡,而科学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新秩序的领导了。

  如果说,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民主政治和多数表决权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们并不合乎人们通过它们所预期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那里,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却是都不需要为了他的每天的面包而匐匍于别人的面前,因为面包对于每个人都是永远有了保证的,在那里,任何人在选举时不可能、也不会受别人的拨弄,而现在则是到处贿赂公行。如果我们肯仔细地检查一下事实,在我们那些现代的共和国里,一切选举都无非是极可怜的少数,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其中凡是要做一个选民必须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1830年,在琉瑟息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代替了陈腐的僧侣贵族政府。这个新政府给了人民一种扩大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并且给了青年们良好的学校,但是恰是这种扩大的选举自由,在十年之后重新又推翻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的种种制度和设施,并且赋予僧侣们比1803年以前更大的活动范围。耶稣会的会士被召入国内,并且把青年的教育委托给他们;出版自由又受到限制。在北美合众国,这种选举自由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阻碍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也因为通过它而又走回到腐败的老路上去。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人们还是永远不肯用能看的眼睛来看一看,而且继续用民主选举的形式的原则来蒙蔽和迷惑人民,却不知道这种选举形式,只在那些旧秩序已经倒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知无识的人已经不会再在选举中受骗的时候,它才是好的、能带来福利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有研究过一切可能的选举活动和阴谋诡计;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但是那些法国的选举斗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写出一大本书来的。在选举中,人们不只是利用金钱,而且熟练的演说家们利用他们的口才,往往可以巧妙地为一件坏事挣来多数选票。他们讨论得那样长久,直到他们把一些人已经弄厌倦了,把另一些人已经搞糊涂了,最后又让另一些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是最明白这件事的,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说得最流利,最冗长;然后他们只要再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投票,这件事就算办成了。这种办法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可以举出大批的实例来。如果在一百人之中只要有二十个人预先商量好,在选举的时候混在其余的人里面,他们就能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制造出一个多数来,也就是说如果其余的人没有想到事先集合起来商量一下的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曾经在一个团体里有人建议要发表一项声明。人们投票决定了,并且选出了草拟这份声明的人。起草人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稿子。人们又来投票表决,并且通过和接受了这份稿子。但是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声明是早已就拟就了的。在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这份稿子的时候,它已经印刷好,并且流传在许多人手里了。印刷商为了卖钱,曾印出了若干份,因此在这个声明在应该散发出去之前,就早已流传开了。

  在一切预作准备的选举会里,情形都是这样。在那些人民代表的议会里,事情当然就更诡谲些,在那里阴谋诡计就更多了,因为普通的手段在那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前的集议和商讨在那里已经不够用,因为其他敌对党派也会这样办。于是人们或是故意无休止地推延,或是竭力缩短讨论的时间,这就看人们相信是以把对方拖疲倦,或是以出其不意地制胜而定。往往人们假装,似乎要把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有些没有耐性的或是满不在意的反对者退席离去了,于是又忽然宣布进行投票表决。如果人们认识了反对者的某些弱点,人们就把辩论弄到象战争一样慷慨激烈的地步,以便由此好剥夺掉对方的若干票数。而大多数人则摇摆在忽左忽右之间,这一个人要想为真理而说服别人;另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又一个人由于妒忌而不肯让他的敌人占有公理;那一个人则是为了表现他的演说的本领,只要说得动听,即使结果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可以;还有一个是想要实验,是不是他能说的让人酣然入睡,最后,这些东西都还印成书,并且向人民公布。这最后一着究竟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使读者看了总有一天会对这整个的喜剧感到烦腻和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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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来自《十大元帅之谜》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个待解的“谜”。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去看看 

本论 - 来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我要论述的是人,而我所研究的问题启示我应当向人们来论述,我想,害怕发扬真理的人,是不会提出这类问题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在给我以鼓舞的贤达者们面前,为人类辩护。如果我不辜负这个论题和各位评判员的话,我将会感到满意。  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作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去看看 

顽劣的学生 - 来自《丘吉尔传》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美丽、活泼而又十分贪玩的珍 妮,不听家人的劝告,在温斯顿出生的当晚,仍坚持参加了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宫举行 的舞会。舞会中间珍妮突然感到阵痛,被人们扶到大厅旁边一个临时女更衣室里,在一大堆 女客人们的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中间生下了温斯顿。这个早产儿大声地哇哇直哭,显得活 力盎然,使初做母亲的珍妮感到自豪和喜悦。   为了照看小温斯顿,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的中年保姆。 爱维莉丝特太太是位生性和善的妇女,她一直照料着温斯顿,跟着丘吉尔家……去看看 

第十八章 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 - 来自《中国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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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 - 来自《科学的社会功能》

过去的科学和文化  科学上的国际主义是科学的最特殊的特征之一。即使在极其原始的时代,爱好科学的人们就愿意向别的部落或民族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可说是从一开头就具有国际性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的广泛传播说明这一文化联系的工具是多么有力。以后当天然的障碍把各种文明分隔开来的时候或者当宗教或民族仇恨把文明世界分裂成敌对的阵营的时候,科学家和商人就竞相去打破这些障碍。现代科学的主流从巴比伦人传到希腊人、又从希腊人传到阿拉伯人、再从阿拉伯人传到法兰克人。这段历史说明科学家是多么有力地打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