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岳村政治》

1999年5月至2001年1月,为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乡村社会调查。我的这次田野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毛泽东当年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广泛的了解,以求做到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并结合已有的理论准备,确定和完善个案调查方案;第二阶段则是将衡山县作为研究的重点,尤其以衡山县的白果镇及白果镇的岳村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历史追究、制度分析和地方权威考察。

本书是在这些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一、研究缘由和意义

学术研究的意义和灵魂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命题。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积累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就学术价值而言,它应该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论证逻辑体系或研究基本结论上,是对已有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补充或修正;以社会价值而论,一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科的著作,其生命力和意义则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

1.现实问题

目前,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1]。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2]。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人到村[3],实行“乡治、村政、社有”[4]。

可以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表面上是围绕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展开的。争论的焦点却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

2.理论背景

我国理论界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体现了学术对现实乡村政治的关怀。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有关中国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20年代,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H.葛学溥撰写的《华南乡村生活》,是在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描述的著作。北京燕京大学的李景汉以京郊挂甲屯农民160个家庭调查为基础而撰写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在研究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也提出了家在乡村政治活动中充当的角色。30年代至40年代,在国民政府为防范和消灭共产党而推行保甲制度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及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现实背景下,曾形成了乡里制度研究的高潮。其中,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治改造方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后撰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教研究》和《金翼》等著作,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和人际关系的视野分析了族权与绅权形成的背景和表现形式。其他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有:高由的《中国地方自治的由来》(《史潮》第1期,1931年),闻钧天的专著《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黄强编写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印行1935年),李珩的《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1935年第10期),千家驹、李紫翔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5年),千家驹的《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二卷1935年第1期),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江问渔、梁漱溟主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1938年),葛寒蜂《中国的保甲制度研究》(《农学月刊》1940年第6期),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重庆商务1944年),汇集了吴晗和费孝通等人理论研究成果的《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这些理论成果,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和资料。在实证性资料收集方面,日本在我国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的研究人员,1908年至1945年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

与那些学院式研究的旨趣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更关注对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改造,并写出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最为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理论界和台湾学术界均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大都侧重于明朝以前的研究,对近代以来却鲜有关注。在国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却因弗里德曼1957年在伦敦出版《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和社会》而推向了高峰[5]。在这些著作中,弗里德曼在中国学者大量的实证考察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他不仅注意到了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也论及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的关系,并分析了各种自愿组织的社会角色。只是这些理论成果,并未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产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基本上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取代。有关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禁区。

80年代,马德生等人在香港通过对广东陈村26位移民的多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村社区的现代史》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等著作,侧重探讨了社会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以及“道德”和“威严”等传统权力结构与全国性政治权力模型的联系。美国学者杜赞奇运用华北惯调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和国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萧风霞在《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对华南乡村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后提出,本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向下延伸,社区的权力体系已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90年代以后,张厚安等人系统地论述了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这部当代较早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专著。王沪宁主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课题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王铭铭和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著作,通过对基层社会的深入考察,关注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这部专著中,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分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乡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中,胡必亮在《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一书中对制度创新与乡村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著述还有: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张厚义的《转型社会的中国农村变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雨林的《村庄的转型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任军的《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l期),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王旭的《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吴毅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张全在、贺晨的《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和《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但是,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人、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6]。随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以及不同视野的学术观察,呼唤着新的理论概括和更高层次的综合。因为,没有这种综合,我们在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时仍然感到了许多困惑。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的不足,才是目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之最为深刻的根源。

3.选题意义

为了弥补这种学术不足,本书将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

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7]。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8]。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果离开乡村政治视野,任何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方案都将面临失败的境地。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9]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0]在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要求:“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 [11]既然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学术意义了。当然,我们的研究虽然希望能为解决中国乡村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但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将有助于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并不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治,政治只属于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人们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只不过将其作为国家政治的背景来考察。如果说,政治就是组织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和约束公共权力的过程,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就存在着政治。对此,我国现代乡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各种新的利益群体、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农村基层工作,如征粮派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2。事实上,随着我国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人们已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是人们的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

二、框架、路径和方法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研究路径是具体研究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是关于解释模型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采用微观实证的方法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

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也就是说,经济原因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既然一切社会问题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受一定的经济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并不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新的理论成果,它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流行西方政治分析界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14],特别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成果。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个开拓性理论成果。他认为,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这种不均衡性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释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 [15]。实际上,这种“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特点,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权力体系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层面,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试图从乡村政治社会内在的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来解释国家有关制度安排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没有由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环。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 [16]。

2.路径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路径是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按照“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在我们讨论国家、乡村社区和村民在进行利益交换时,不仅要将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安排作为主导性的因素来考察,同时必须对“国家”进行具体的区分,要将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冲突进行界定,将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国家和乡村”之分析路径转换到村民利益需求视野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的解释路径。它要求,通过研究作为乡村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进行相互交叉式利益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行动逻辑,来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首先,它是一项历史考察,需要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其次,它是一项经济分析,需要从现实乡村社会的利益群体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来分析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绩效。它将从财政体制对乡村利益结构和公共权力运用的相互关系上,来解释乡村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交换,来理解当代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现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乡村民主的本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将更多地从村民利益和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视野,来审视乡村社区的秩序和国家在乡村进行的政治经济动员。

再次,它是一项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的规则演变过程,来理解乡村政治的类型和性质。它要探讨国家进行乡村社会制度安排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国家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社会的实际绩效。当然,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书是在历史过程中,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规则体系的表现形式。

最后,它还是一项社区研究,需要考察社区中权势人物同国家权力体制之间直接的联系,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势人物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一项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产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的视野,是对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政治理论的必要补充。可以说,社区研究是国家研究的基础,而国家研究则是社区研究的逻辑发展[17]。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分类来说,我们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个案研究称之为“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18]。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 [19]。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岳村”作为一种实证个案的类型进行研究。当然,本书也注意到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试图将一定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来进行阐述并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关怀。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实证调查和理论阐述时,并不否定必要的价值意义。一般都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与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规范分析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和说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很难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因为,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铡,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实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坚持的实证研究,只是特别强调了事实先于价值,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据弃先人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 [21]。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将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直接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直接从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去认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本性。

统计分析,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它主张从现实社会出发,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经过数量归纳,采用科学的简化方法设计出一种对分析现实社会有用的统计模型,通过调查统计,获得现实社会资料的种种观察数据,再经过适当的统计解释,得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结论。而与统计分析相对应的模型分析法,则是通过抽象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简化到易于解决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问题基本性质的逻辑模型,再采用逻辑证明得出抽象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解释,再把抽象的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现实,从而得出现实社会中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模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尚不能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为简单的理论模型,为了进行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我们将更多地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为此,我们不仅运用了已有的各种统计资料,还通过对各种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三、研究样本和文献

选择研究样本,是实证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按照类型学的标准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并依据毛泽东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回湖南视察农民运动。为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国民党湖南省部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议定将考察的重要意义及六项事宜,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巡视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导解决民食问题具体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军政时期;(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议决案[22]。

1月4日,毛泽东从湖南省城长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4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27日赶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长沙,再向中共湖南区委报告了调查情况,并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2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

3月毛泽东在湖南《战士》周报和《湖南民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时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行动,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24],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考察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地处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对江南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以这五县为区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县与“乡村建设”

将衡山县作为县级研究样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讲,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从现实方面来讲,衡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代表性。

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此地属长沙郡,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称衡山县。衡山县辖区数经改变,现北界湘潭县,西南邻衡阳县,西北接双峰县,东隔湘江与衡东相望,南端隔湘江与衡南毗邻,中部北、东南三面环绕南岳区,总面积934平方公里。全县有8个镇,10个乡,驱4个村,18个居民委员会,3256个村民小组和66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8.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4.4026万人,占总人口的88.64%。衡山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7.5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毫米。全县有耕地面积26.48万亩,其中水田24.52万亩,旱地1.96万亩5山地面积78.52万亩,林地71万亩。全县有两座中型水库,72座小型水库,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积22.9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占85%以上。1999年,衡阳县农业总产值5.19亿元,为工业总产值的104%,粮食产量506亿公斤,各类水果产量1万吨,水产品总量5189吨,木材采伐5584万立方米,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农业开发县、红壤开发县、杂交种子基地县、经济林基地县[25]。

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民国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园去职[26]。衡山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衡山乡村社会政治的状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源。

3.白果镇与岳北农工会

将白果镇作为乡镇一级的研究样本,主要由于白果镇的岳北农工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以及“镇”预示了乡村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古称白果市,为岳北最大的圩场之一[27]。相传清乾隆年间,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树,人们纷纷来此摘白果入药,“白果”地名因此而得。因临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桥,古称镇岳桥。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集镇。白果镇体制变迁的历史较为复杂。从体制方面来说,明时,属崇岳乡第一部;在清代,衡山县共设17个字437个区,在白果设立朝字,辖白果、江东、松柏桥一带;民国21年(1931年),衡山县撤字建区,原区改乡,全县建8个区、437个乡,在白果设第二区,辖30个乡和新桥、白果2个镇;1936年乡村建设实验,废区,实行乡、县两级自治制,全县设55个乡2镇,设立了白果乡;1937年,衡山县重新划定管辖范围,设26乡2镇,设白果乡,辖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乡与白山乡合并为果山乡;1949年9月衡山解放,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在白果设立衡山县人民政府第七区,辖原白果乡与新东乡,设51保,447甲;1950年3月,废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区共辖34个村;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在白果设第三区,共辖23个乡;1953年,区乡行政区划再次调整,第三区辖21个乡;1956年6月,撤区并乡,设白果乡,辖原第三区的白沙、紫楼、扶椅、将军、爱好、瓦铺等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大社,衡山县共设21个人民公社,在白果设立了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县结合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调整社、镇行政区划,并在8月恢复区公所,设白果区,辖新桥、马迹、东湖、贯塘、白果、松柏、棠兴等10个公社;1966年2月,衡山县废区设25个公社,设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县开始政社分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为白果乡;1984年6月白果与棠兴2乡合建白果镇,辖25个村委会、242个村民小组、2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现总面积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亩,水田21193亩。总人口28974人,其中农业人口28527人,占总人口的98.5%。总户数为7338户,其中农业户7267户,为总户数的99%。据镇政府上报的数据,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9582.71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94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7%,上交国家工商各税、农业各税达800万元;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83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78万元,占总产值的14%。

白果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为核心成立的“岳北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湖南省最早的农民协会,为湖南农运之先声。在“岳北农工会”被赵恒惕镇压之后,1926年共产党人又在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白果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时,高度赞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28]。

确定白果镇作为乡级研究样本,还在于镇与乡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规定,建制镇标准是:(1)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建制镇。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凡具备条件的乡在改置镇以后,实行镇管村体制;暂不具备建镇条件的集镇,其所在地的乡政府要委派专门干部加以管理;(3)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厂区、小港区、风景旅游点、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建镇。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像白果镇这种实行镇管村体制的镇,具有较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在社区发展的性质方面,镇一般既有农村区域,也有城市区域,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业人员,镇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这样必然会产生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之间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必然导致显著的城乡差别,也就必然产生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等[29]。

4.绍庄村和岳村

在村级层面,本书重点研究的是白果镇绍庄村。

绍庄村,离白果镇政府驻地2公里左右,与岳北农工会会址相连。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绍庄村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存储于乡村社会的记忆也特别模糊。为了搞清这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曾从民族发展、姓氏迁移、习俗变迁、乡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察。

绍庄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区。衡山县志中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栖息。夏、商、周时期,此地为苗族和扬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汉,汉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对具体的村庄来说,情况则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依据,较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姓氏的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按照绍庄村目前主要由李、杨、周三姓村民组成这一现实,研究了各姓的来龙去脉。据1929年编纂的《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岳北地区的李姓是在宋代开始从江西迁入的,杨姓和周姓则在明代始从江西迁入。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属于海内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修的《衡山县志》,却只有李姓迁入的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衡山县志》中,才有杨周两姓在明代中期迁入岳北地区的明确记载。当然,李、周、杨等姓氏分别在宋明两朝从外地迁入岳北地区,并不意味着绍庄村作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为此时的“岳北”是一个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时间,我们查阅了有关族谱。由于绍庄村多姓杂居,各姓又分为多个族派,各族派说法多有不一,使这种考察变得十分困难。据目前占该村60%人口的李姓(陇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谱称,该性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宋时逐步向南发展,元朝时多住江西,明时其中一支迁往衡阳。到衡阳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在明初从衡阳县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绍庄村等地。当时绍庄村叫山廓下,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山霞李有旗人为耕种方便从对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户而在绍庄村现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渐多。贯塘胡杨五修及六修族谱称,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时因读书于南岳始由茶陵迁到衡山,第三代时,以军差不时,顶充户役以脱军籍易姓为杨,世居衡山贯塘即朝字六区 [31]。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一房迁居白果一带。民国初,杨达道房的同盟支开始迁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续修象占公述称,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元大德居长沙府湘乡县云溪寺,第四祖来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却言,他们的祖先是在民国初年从松板桥迁过来的。县志也云:清末民初,县内有部分自耕农为耕作方便,从大庄中搬出,另立新庄[34]。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和村里老人们的记忆及传说,大致可以认定,现代绍庄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开拓,而杨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这一地区的。也就是说,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应该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还有建筑和墓葬。衡山县农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区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户住宅为中心营建,形成大村庄,并多建有宗祠。山区丘陵地带,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墙顶盖杉木皮,单家独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势属于平原和岳陵之间,村庄背靠一小山,围山而成,面对平原良田,地域开阔,却没有衡山传统的建筑风格,其布局较为分散甚至出现姓氏交叉,各姓均没有建立宗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岳村作为单个家庭或小家族因故迁居开始、经过多家多姓历时嵌人发展而成为村落的状况。在绍庄村各姓氏的祖坟地,我们发现最早的祖坟不过四代,为民国3年(1914年)。这也证明,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的历史并不久远[35]。事实上,绍庄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由白沙大队分出时,其意为“介绍进集体农庄” [36]。

现绍庄村有7个村民小组,196户,678人,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为178户,退休户口落回本村的17户。耕地面积为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l亩。全村主要依靠离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村里除一个小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三姓人分别担任。为了搞清楚目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状况,本书将从政治资源和权力分配、国家权力进入、社区利益保护、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认知水平、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绍庄进行观察和分析。

为了表述,我为绍庄村取了一个的学名叫“岳村”,这是学术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汉语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陆东海谯山集》诗云“轻气暖长岳,雄虹赫远峰”的岳就是此意。绍庄地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间多将整个后山地区称之为“岳北”,并困岳北农工会的存在而闻名近现代中国政治界。因此,称之为“岳村”,还有敬仰之意。

5.文本资料和现状观察

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最感困难的莫过资料的欠缺。对于县一级,我们尚可从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和各种文件、有关正式出版物中寻找到部分资料。乡镇一级,基本上很难得到正式的历史性文本,但有关现实的数据和事件记录大体还是可以探知现实事件的线索。在村庄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族谱、家先谱、口头传说资料、各种会议记录、村干部的工作总结、各类宣传口号,特别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农民个人利益的许多证据、民间调解协议甚至相关的起诉书及法院判决。尽管这些文本资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性线索,但并不能仅仅依此来理解这种历史性变迁。因为,这些文本资料已经凝留了记载者的判断和思考。对此,英国学者王斯福有过这样的评价:“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是通过各种记载文本来看待乡村生活的,而这些文本传递着一种筛选出来的观点:一个知识改革精英认为乡村应该怎样的。甚至于当这种观察(如毛泽东的观察)是建立在对农民生活的经验调查的基础上的,它仍只是一种高度有选择性的观察,因为它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加以解说的” [37]。

为了获得现代乡村社会真实的信息,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以记录现实乡村社会政治行为的观察性活动。这些活动有人物访谈,实地调查,参与性观察,并采取多式样的问卷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

四、有关说明

规范的体例是一部学术著作所必须的。这种体例需要说明文章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其中,表述逻辑是有关文本结构安排[38];概念体系是对报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检验方法是有关理论和事实的特定验证手段。

1.表述逻辑

本书除导论外,由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分析。我们分别从“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及“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五个方面来表述这样一个观点:在传统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其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能满足封建王朝对乡村资源的索取。这五个方面的逻辑关系是,“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是对传统乡村的时间性界定;“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是对传统乡村基本的政治权力和相互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则是要回答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生成的基础。

第二章,是对民国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的考察。本书认为,民国期间,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农会组织以及军政时期,总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一期间,地方政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我们首先从“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的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四个方面来描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秩序发生的变化,再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本书从“农民协会和土地革命”、“合作社运动与乡村组织”、“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计划、阶级、户籍和乡村动员”四个方面,分析和剖析了土地改革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与权力建构及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型的权力体制与乡村动员的关系。本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对土地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权力的下沉,国家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乡村动员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章,研究的是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我们分别从“新时期的乡村改革”、“国家权力与乡政体制”、社区权威与村治结构”、“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村民权利与公共参与”及“市场、民主、法制和乡村治理”等角度分析了目前实行的乡政村治体制生成的基础和绩效,具体地研究了国家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利益冲突和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具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基础。实践证明,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确立,不仅能完成国家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改变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村级组织政治化的展开。村民自治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制度,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基本结论,是对正文中已表明的重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说明。本书的基本结论主要有: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转型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实现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过渡;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还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民主权利文化的发展过程。

附录,即“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对这次调查过程和获得的各种资料的具体记录,以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这样做也许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认为,这种有关调查行为的原始记录对一项实证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是有关论文证据可信性的保证,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语境”说明[39]。

2.概念体系

概念是研究和论证的基本单位,如何选择或建构相关的分析概念,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本书使用的重要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界定,要求我们进行必要说明。

(1)农村、乡村和乡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村”、“乡村”和“乡土”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定,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常出现混用的情况,有时甚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这三种称谓。实际上,“农村”、“乡村”和“乡土”虽然都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即包括了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但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区别,其指称也有一定的侧重。

“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40]。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以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交织为特点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就是与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的社会区域。由于近代下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其与农业的分化,“农业区域”与“工商业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农村”这一概念又通常用来指称近现代工商性的城市相对应的“农业性村庄”。

“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其基本规定性有: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乡村社区除具备以上规定性之外,还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自然环境对乡村社区的直接支配性较强。乡村聚居点要受土地与人口的支配,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规模或空间的范围之中,不仅农作物的种植带有地域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带有地缘的色彩。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内部市场等因素也限制了社区的规模,形成一个个村落社区。第二、乡村人口散居在广袤的土域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口流动率小,这就造成了乡村社区的封闭性。社区人口的社会生活比较定型,人口的同质性较强,获取外界信息比较困难。第三、家庭是乡村社区的中心。当乡村社区各种正式组织尚不发达时,乡村家庭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交往、教育和娱乐的中心。第四、乡村社区的成员在心理上比较保守,地方观念和乡土观念浓重。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他们的言行中有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41]。

“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在中国的古汉语中,“乡土”为家乡或故乡之意。《列子·天瑞》中“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就是此意。乡土中的乡是指乡村,土则是指土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42]。它表明了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地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也正是由于现在土地的这种作用有所下降,学术界也就很少再提及社会的乡土性了。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政治结构”,因此,主要在社区意义上使用“乡村”这一概念。但在引用相关著作时,对原作者使用的“农村”或“乡土”概念所进行的表述也就不再进行说明。

(2)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分析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强的工具特性。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权力是反映主体一客体、命令一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43]。任何权力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只有由众人构成公共社会时才产生用来处理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权力又分为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简单地说,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高于社会的合法暴力;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则寓于社会之中,对组成社会的个人直接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自治权力。

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分为三类:神异权威,传统权威和料层权威。神异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传统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44]。

政治结构则表明的是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分布状态、排列顺序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系统的有序性特征。社会结构是在人自觉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联结方式。政治结构是一定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关系,其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它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和他人的期望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说明了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各就其位,在这个位置上,人们期望他经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 [45]。

政治结构总是与一定的权力和权威相对应的。政治结构能反映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威性质。因为“权力和权威都是社会中部分人对他人的控制能力。尽管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们的社会根源不一致,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权力和权威都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中,分析权力结构对于分析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46]。

(3)治理、控制和自治。从词意上来说,治理(Govemmce)具有控制、指导和操纵等含义。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则主要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47],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根据公共权力配置的方式不同,治理可以分为控制型治理和自治型治理。

控制型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方式。就其权力关系而言,是一种科层体制。依据韦伯的理论,“科层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科层体制是以服从的持续存在为基本前提的。而“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建立是与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相联系的。

自治型治理,是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按照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解释,自治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政路线行动的能力。”“制定自治原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界限。” [48]按照这种“自治原则”来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自治”,即“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深入分析这两种“自治”的基础、性质和绩效,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

3.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是判定研究成果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认为,理论的检验方法有两种:经验检验和逻辑检验。

本研究在理论上不具有特定的预设性的检验方法。运用一般的逻辑方法可以进行解读和理解。

本研究运用的事实证据可以质证和检验,但需要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一,对于社会基本状况的数据,一般都以国家权威机关认定的数据为准。对有多种文本,如有多种版本的地方志等出版物认定的数据,一般以最近的版本为难。对有多种资料认定的数据和事实,凡与近年出版的县志不相同的数据,如不能再进一步核实,均以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为准[49]。凡是与研究结论相关的数据,均标明了出处,按注明查阅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便可以证实。

其二,关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其收集的方法分为两种,(1)设计基本调查问卷表,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并由其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的意愿;(2)设计各种基本数据统计表,通过分类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在调查者的参与和指导下由调查对象据实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某一方面的真实情况。对上述问卷表和调查表的基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均经过认真且符合学术良心及品德的分类统计和分析,以保证有关数据系统化和定性信息定量化。全部问卷和调查表保存完好,以备核查[50]。

其三,对于调查中参与和非参与性观察记录,虽然事件的本身很难重复,但观察者却力求准确和全面,并注意到了相关文本资料: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2]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3]王沪宁认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4]沈延生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一文中指出,将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是不切实际的。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离开政治发展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会沦为历史的笑柄。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实行“乡治、村政、社有”,村政的基本内容就是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5]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高潮,是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契机,那么,第二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高潮应该是在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理论的刺激下,以华南为中心(台湾、香港、广东),从60年代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这里借用郑杭生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状况的评价。(参见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

[7]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8]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1]江泽民1995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农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

[1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13]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思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4]为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革命》这部专著(即将出版)。我认为,现代经济分析已超越了古典经济分析的历史性局限,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化的困惑,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5]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6]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王铭铭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互惠以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9]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20]有学者评述说,“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村治丛书总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4页。

[22]《省党部派员考察各县党务》,载湖南《大公报》,1926年12月28日。报云“至于此次巡视县份,计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

[23]肖浩辉:《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详细路线见附图。

[2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0页。

[25]本书有关衡山县、白果镇及绍庄村的耕地、人口、户数、工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除有特别标明外,均为1999年统计数字。

[2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3页。

[27]衡山县人民政府:《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刊印,第57页。

[28]参见衡阳市党史人物革命烈士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衡阳英烈传》第2辑(内部资料),1995年刊印,第220页。

[29]参见张全在、贺晨:《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30]《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页。

[31]《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旧序。

[32]《贯垢胡杨六修族诺》,卷13,杨达道房蒙青支同盟房谱。

[33]《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1,续修象占公述。

[34]《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28页。

[35]对于这一推论,我曾讨教过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刘沛林教授。他认为,从岳村目前多姓杂居的状况来看,岳村的确有别于南方许多单姓村落。而且从湖南有关历史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又不能归结为“战乱和自然灾害”两大因素,比较可信的结论就是岳村在民国初才形成正式村落的。他对于村落的界定是:村落即农民聚落的简称,是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线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参见刘沛林:《古村落:和谐和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36]据当事人回亿,此名始于1958年公社化初期;衡山县人民政府编辑的地名录称为1961年。参见(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lg82年印刷,第59页。

[37]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8]如果说,事实逻辑表示社会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并且可以重复的过程,那么,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演变过程及内在逻辑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是,研究过程和表述过程是有区别的。研究过程讲究的是路径和手段,表述过程则要注重逻辑和体例。表述过程是有关研究成果系统化的阐述和说明,其逻辑体系表现为文本的结构。

[39]“语境”,即语言环境,表明的是受调查者的“话语”背景和习惯。在目前许多有影响的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作者总是引用调查时某人说过的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交待“语境”。尽管我们可以不怀疑作者的学术品德,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疑这种的结论的可信性。

[40]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41]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页;何肇发:《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52-155页。

[4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明年,第9页。

[43]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4]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

[4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46]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47]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8] [美]戴维·慧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96页。

[49]在这次调查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地方志专家。我发现,尽管他们在资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表述上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歌功颂德仍然是其主要的动机,但是,这些志书编纂者大都有史家的求实精神,用他们的话说,“对有些事如不符合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不写或少写,但写上去的就应该是真的,这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正是基于他们这种“史德”——对历史的责任感,可以说,较之那些政治性的统计资料来说,志书是要真实得多。

[50]有关资料已随论文移送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资料库设专柜保存,以备查考的收集。查阅这些文本资料、访问当事人、分析其他关联信息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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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弱积贫的一份遗产 - 来自《中国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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