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下)

 《岳村政治》

五、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里权政治、宗族政治和乡绅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我们的考察则表明,1840年至1905年,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五县县政作为清王朝最基层政权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在这种乡村自治政治中,存在皇权、族权和绅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权力。其中,皇权是一种体制性强制力,族权是家族组织内部的支配力,绅权则是社会内生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分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皇权、族权和绅权的本质意义和存在形态,并不是说,它涵括了传统乡村社会所有的权力形态。其中,神权和夫权我们就少有论及。如果说,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形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129。那么,具体到乡村社会,神权与皇权及族权是混为一体的,皇帝就是最现实的“佛”或“老君”,祖宗是最具有神力的“菩萨”和“仙人”。特别是在某一具体的区域,比如我们考察的岳北地区,尽管紧靠南岳这一宗教名山,可宗教势力并不特别突出,这就是在岳北地区广泛流传的“南岳菩萨显远不显近”之说。岳北地区所谓的宗教,实际上就是“祭祀祖宗”,是一种宗族活动。当然,我们在五县的其他地区,发现的情况则并非如此。比如在醴陵、湘乡、湘潭和长沙,我们就发现了许多以一定社区为背景而组织的“南岳进香”团体。如果要对此解释,只能以岳北地区如有人需要礼拜南岳帝君,个人走几里山路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组织,而其他较远地区则需要通过一些宗教组织来降低信教的“成本”和提供方便。对于夫权,就更与族权分不开了,孝道和妇道历来是族规的最主要内容。可以说,正是这种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传统乡村的自治体制。

如果从体制方面来分析,保甲制度是一种与皇权相联系的体制内制度130,而宗族组织和士绅统治则是与族权和绅权相联系的乡村社会内生性规则。事实上,在治理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中,除一开始就包含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因素之外,还具有乡村社会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寓于社会之中的自治权因素。古代乡村眼力体系从来就是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并存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是相隔离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没有也不可能全面介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分散性日常社会生活。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家族社会也只能在一个较有限的地域社区里形成自治共同体。而国家和社会从来都不会也不可能绝然分离开。基层社区需要国家解决社区自身难以解决的冲突和问题,特别是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公共工程,抵御外敌;国家更需要通过统治各个基层乡村社区,获得其生存基础131。因此,中国“乡村地方政府是无形的”。“是由长者凭借自己的年岁从精神上予以领导,也由绅士们凭借自己对法律及历史的知识从精神上予以指导。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习俗和惯例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进行统治的”132。也就是说,在常态下,皇权、族权和绅权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制度体制,相互交叉配合,其权力大小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

那么,为什么皇权政治没有渗透到传统乡村社会呢?

对此类问题,学界多有论述,且一般都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剖析:一方面,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皇权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皇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133。但是,如果深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封建土地制度处于稳态,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他们有能力也有内在动力和愿望来承担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社会上层建筑诸如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最深刻的根源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封建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中,因土地制度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是决定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乡村制度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土地制度决定着乡村社会的阶级状况,阶级本质决定着乡村政治的性质。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度特征是,土地的个人所有、官府公有制和民间共有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土地的个人所有可分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富农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这些土地所有制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是否具有封建剥削方面有所区别,但在法律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部权利134。从理论上讲,王朝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土地在法律上被确认为具体的占有者(地主),而且一般的情况,国家(王朝)并不采取直接剥夺的办法剥夺所有者对土地的权利。官府公有制主要是那些直接以朝廷名义占有的官田和屯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王朝;而民间组织、宗族组织、宗教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如学堂或学院)所持有的族田、义田及学田和庙产的共有制表明的是这些组织占有土地的状况,当然,这种占有最终表现为这些组织的权力者所控制,但在法律性质上,则是属于不可分割的共同财产。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中国在国家主权方面受到的严重挑战,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发展。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而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它到处(特别是在农村)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剥削形式,并把封建地主阶级当作它统治中国的同盟者和社会支柱。他们采取借口开辟租界,设立教堂、筑铁路、经商办企业,以及直接“圈占”等各种手段,侵占中国大量的土地,并以出租和雇工经营的方式,对中国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之中增加了帝国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135。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土地关系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这也就决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最为根本的事实,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石所在。对此,徐勇先生分析道,古代乡村社会被分化为绝然不同和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占有较多土地、脱离生产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地主阶级,一极是不占有或较少占有土地,从事生产劳动并遭受剥削的农民阶级。从阶级属性来看,任何人都属于其中的某一阶级。但在一个阶级内部,由于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又可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一社会分层的形成又与权力、声望方面的状况有紧密联系,财产、权力和声望往往是一体性的。封建国家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阶级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被统治的地位。在古代中国,在广阔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矗立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庞大的王朝官僚体系。但王朝对农民的统治非面对面的直接统治,农民面对的直接统治者是日常交往生活中的乡村地主阶级,乡村地主利用其经济、声望方面的优势对农民行使统治权。地主和农民是两个以土地为纽带的对立阶级136。也就是说,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土地占有的比例关系并不完全一样,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状况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明清之际,由于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土地成为了最为有利的投资手段,地主和官僚等富有阶级大量购置土地,导致土地的集中。

也就是说,地处江南的衡山等县的人地矛盾较之全国更为突出。土地成为了乡村社会最为珍贵的财产。于是,各种官僚地主纷纷到农村购置土地。比如,同治年间(1860—1874年),衡山霞流区大官僚地主李辉武兼并土地5500多亩,年收租谷9000多石,约合135万市斤137。湘乡此类情况更为突出。自咸丰以后,许多湘军将领回乡置田建庄,引起湘乡农村土地占有相对集中。官至提督的章合才在白田一带置田6000余亩,率军攻人南京的陈是也在横洲乡一带置田数千亩。光绪年间的杨氏占有田土1万亩,庄园12拣,房屋500间138。

晚清的这种土地兼并,产生的社会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又使地方势力得到加强,地主特别是那些大的官僚地主有财力也有内在需求,来承办乡村范围内的如办学和义仓、治安等属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一些事务。这样,在皇权、族权和绅权相互关系并未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封建地主对乡村控制就成为最为现实的选择。事实上,“封建政府能容纳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基层自设社会管理组织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本身已意味着封建社会已作出了对社会形势变迁的新适应。这其中,既存在着官方与民间管理权力的此消彼长的一般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彼此目标的一致性和彼此利益的协调,这种二元化的宏观治理模式,既有利于传统社会秩序的保持,又有利于社会变迁的实现”139。当然,这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传统的乡村自治政治也就因此而失去基础。

第二,清代的农业赋税限额较低且严格,特别实行“摊丁入亩”之后,乡村自治体制能够保证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经济索取。

马克思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40税收是行政权力和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传统的政府管理,集中于两种职能,即征收赋税和维持秩序。征收赋税是国家政治统治乡村社会的主要体现141。赋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政体制,将是我们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性因素。当然,我们探讨的主要是税收与公共权力组织和运作之间的关系。因为,赋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体制的能力。

清初的税制,大多仿袭明朝旧制。具体而言,可归纳两大方面,其一,确立以明万历年间则例为基础的定赋原则。清顺治三年(1646年)诏令曰:“自顺治四年正月初一起,俱照前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征收,天启、崇祯时加派,尽行蠲免。”142顺治十四年(1658年)敕令修纂《赋役全书》又重申:“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143其二,简明赋役条款和程序,继续推行“一条鞭法”144。“一条鞭法”由张居正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广,而成为正式通行的赋役制度。由于其简化了赋役征收项目和手续,使赋与役合并,以田为纲,以银代役,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清初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实行归并合则和赋役折银,把赋役各款正式总称地、丁两大类,把封建社会晚期的赋役一体化推进了一步145。到康熙年间,为了解决户丁编审矛盾和鼓励生育,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令曰:“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今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同一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146雍正元年下诏,令各地正式“摊丁入亩”,“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147。

五县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清代税制的这种变革过程。康熙年间,衡山县11438丁,每丁征银0.2536两,合征丁银2900.68两。雍正元年(1723年),固定丁银,平均摊入地赋,至乾隆中年,实存6315丁,丁银减至1602.37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衡山县实有成熟田地塘80.06万亩,共征秋粮官米31378.35石,条银18100两,较之明末,农民所负担的赋税轻1/3148。咸丰十一年(1861年),衡山漕粮8831.68石,合计征银11481.19两。光绪二年(1876年),县丁漕总额白银5.3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丁漕为5.64万两,其中地丁征银33942两,漕粮征银22482两。从中可以看出,在清末,直接有关农业的丁漕并没有较大的增加。从1876年至1911年,25年间仅增加了0.34万两,增加了6.4%。而在此期间,衡山县新增厘金、房捐、车捐、船捐、戏园捐、筵席捐和烟酒税等。仅厘金一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衡山县所属的雷溪市厘金局即征收制钱折白银6.58万两,比光绪初年全县年征丁漕总额还多24.2%。当然,此时新增的这些捐税征收的对象也有广大乡村地区,但终究不是直接的农业赋税。湘乡等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湘乡县宋元额田赋粮为3.3359万石,明朝增至10.8万石,宣德年间减为10.4万石,乾隆四年(1739年)减为5.9289万石,另更名田粮251石,屯田粮98石,合计为5.9638万石,征银4.623879万两,直到清末末变149。湘潭县自乾隆年间十年(1745年)核定纳税农田130.4万亩,至宣统元年(1909年)所征税额并无变化,是年征银55928两,其中地丁银38916两,漕粮正附银17012两。而同期各项公派、苛捐较1840年前原额增加了4倍以上150。长沙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田地塘原额约为8610顷,除荒芜、水洗等失额外,按实有成熟田地塘7640顷征收田赋。共岁征地丁屯饷银27963两,至清末没有变动151。醴陵沿明制,以明万历年间确定的田额与赋额为基数,增加额外丈垦田1562.33亩没收明代藩王庄田变卖后的更名田7782.1亩,全县田土塘共65.88万亩,科征秋粮米35018.76石,人丁粮于雍正七年(1729年)起摊入额田随粮带征152。

可见,由于清王朝有关田赋成文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朝廷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也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153。到了清代后期,国家赋税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关税、盐税等工商税的迅速增长,盐茶课税、关税、厘捐、官业收人已与田赋基本上相等,这说明丁赋税作为财政支柱的历史传统已经改变。这种相对均平的赋税在事实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的“摊丁入亩”,不仅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促使了地赋和丁役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松弛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实行了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基本上取消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对于均乎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起到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别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进一步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官府收缴农业赋税直接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只有约为11%的人口却占有约70%土地(包括控制的族田和义田)的地主和富农。这样,王朝对于乡村社会的管制重心就不是占人口80%以上的自耕农和雇农,而是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那些在乡村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通过对族权和绅权的控制,不仅能够满足其政治的需求,对皇权的维护也就成为与他们利益相一致的行动。而且他们还通过这种相对独立于皇权的地方自治权,采取各种方式将税赋负担转嫁到自耕农特别是佃农身上。尤其自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地丁钱粮正额严重失额,朝廷靠附征损输和勒折浮收的办法来增加田赋收入时,“地方上的豪绅、恶霸、地主们,大多与地方官员和书吏差役串通,把持包揽,放富差贫,转嫁赋税,欺凌贫苦小民,致使赋税不均的现象再度恶化”154。为了保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地方官吏和封建地主加强统治的同时,对那些代表地方利益而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地方权威势力进行打击155,使皇权、族权和绅权在乡村社会保持着相对平衡,“乡村自治”体制也就得以保存。

当然,对清代这种低农业税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直到清朝末年,我国农业一直具有潜在的经济剩余(potential economic surplus)。但中国历代政府大都采取轻田赋的财政方针。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保持庞大官僚国家机器的运行,而没有增殖国富的概念”156。清代诸帝都对税收制度予以很大的关注,但由于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反倒把自己的目的给搞混了。到了19世纪后期,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了33.38亿两,其中政府收入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中央政府所得到的约占3%157。国家从这种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皇帝经常向臣民们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历代王朝做得都好。同时,国家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些措施可能从士大夫集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可是,这些理想被现实严重地扭曲了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行政费用,而税额又不允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一部分变成法定的额外税,其他则视情况变通使用158。“晚清时代中国的土地税在政府筹措的资金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这时又正值国家处于财政开销大幅度提高,从而对附加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之际。如果土地税能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在晚清时代的中国财政制度中起到关键作用,那么现代中国不仅资金条件,而且政治发展也会截然不同。”159

第三,封建专制主义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思想文化基础。

毫无疑问,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而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又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和行为难则。这种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的状况160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乡村政治层面也是这样。具体来说,与中国封建“家国同构”体制相联系的政治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家族文化,这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力文化,正是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系统地阐述三纲五常思想的是董仲舒。他说:“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161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安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由阴阳决定162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不可变易的地位,就是“三纲之纪”。而五常之道则是“仁、义、礼、智、信”。仁,主要是一种道德境界,义是一种行为规范,智者,不惑也,礼由为礼法,为规矩,“信,德之厚也”163。显而易见,三纲五常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会规范体系。“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164 “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65无论是作为要求全体臣民接受遵守的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还是作为要求君主和臣民认真体验、反躬自省、以达到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体现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特征。

(1)中国古代是以家族安身立命,社会关系是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在中华文明从原始氏族走向古代国家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延续了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在人口上包含几代人亦即包含多个个体家庭,在财产上实行的是同居共财,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只有依赖家庭。个人也就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因此,家与家的交往就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内容。而整个国家就是由这许多家组成的,国就是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家文化,不承认个人的存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之中的。这种因血缘联系而形成的“家族”是一个以自然身份的“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家长”的各种权力。他不仅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家族成员人身安全的维护者,而且是家族中“皇权”的自然延伸。在一个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没有纯粹“个人”的行为,更没有真正“个人”的关系。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没有独立的意志,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他必须服从家族强加于他的规则(身份),却不能独自去创造适合于自身的关系(契约)166。

(2)三纲五常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一种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个人不是权益主体,只是道德主体。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身份制度下,个人对社会和个人对家庭之间的关系除了尽义务就是单向服从。中国人重视的是道德上的义务,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称之为十义。而忠孝又谓之根本。“在中国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由于皇族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继承法的存在和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由于宗法观念的内在要求,对家长的‘孝’就成为每一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同时,也成为衡量家庭成员善恶与否的价值标准。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以至地方的州、郡、县长官构成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君主的‘忠’,是每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从政治上衡量个人品质与价值的准则。”167因此,个人首先而且主要是尽忠尽孝的义务承担者。忠孝两字的背后就是国和家的存在,就是君权和父权的体现。君权和父权的存在,表明着权力的专有性。社会民众不仅是君权的附属物,而且同时在父权之下失去自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68

(3)三纲五常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一种整体价值取向,它对个性的压抑,扭曲了中国的传统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感情为纽带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人格,而约束个性,侧重于从人伦关系中考察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将社会和家族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利益,“这种绝对整体主义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整体,为整体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要求个体完全溶化于整体之中,个体不得有个性、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有个人的独立自决的权力。越是强调群体,个人的实际权利就越被剥夺得干干净净”169。与这种人格意识相联系的是政治自主意识的萎缩,并表现为对明君和清官的崇拜和向往。

第四,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抑制了地方势力对县政的控制;而知县频繁调换,又使地方权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为了保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平衡,需要建立国家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权力相对分离的二元权力体系。

清代沿袭了东汉时期以来各朝各代有关任用官员的许多规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规定凡出任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内者(包括邻省),都得回避。”教职也得回避本府、州、县。府一级主要官员的本族官员,可在本省内调补,但须离开本府。应该回避而隐瞒或借回避之名而挑选官缺的,都要处理。从五县的情况来看,衡山县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五年(1880年)29任知县,均非本省籍人士,且更换频繁,平均约1.37年更换一任知县,同治年间更是每年一换。湘潭县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58任知县,全部系湖南省外人土,任期平均为1.22年。湘乡、长沙等县情况也大都如此。

从县级政治体制来看,回避制使县政与地方势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地方精英很难直接进入县政的主导地位,他们只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成为官员才能在他乡主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知县均局外派,对县情了解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特别是衡山县民间多讲地方方言,属湘语长益片,且又有前山话和后山话之分,语音与北方话相去甚远,而所任知县多为北方之人,其交流起来就会很成问题。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地方官同地方行政、民情的隔膜。正是这种隔阂,使“诸事废弛,闾阎利病,漠不关心,甚至官亲幕友肆为侵欺,门丁书差敢于鱼肉,吏治安得不坏”170。事实上,“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到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平均任期从1.7年短到0.9年。这使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县,也减少了他对任何计划的兴趣,因为,他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171。因此,为了使封建统治机制有效运作,一定程度上实施地方治理,并适度钳制胥吏书差的欺蒙,地方官必须借助于地方绅士力量172。对此,费正清评价道,帝制政府仍然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基础的。当地土绅的许多公务形成了帝制官僚统治下的一个政坛,使官员能够以极大的流动性和表面上不依靠于地方根基的方式经常调动。实际上,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173。

弗里德曼指出,县官通过衙门征集国家规定的税收,监督公共秩序的维持。假如税收足以征集上来,没有他必须引起注意的对和平的破坏,他就没有理由干预地方社区的管理。在人们的请求下,他可以作为审判人员,干预地方社区之间的和社区内部的纠纷,但是,他为之工作的那套系统所提供的管理理论鼓励他尽可能少地干预地方事务。由于官僚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官方的“无为主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县官与他必须关注的人之间存在三种关系:衙门的职员,居住市镇和村落的小官吏(保甲长),以及地方绅士174。

这种情况,在知县频繁更换时期,更为突出。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自己获利,知县都需要依赖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否则他就休想在那样短的任期内办成什么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他才能统治约有30万之众的县。”175这样,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的具体运作权力。在当时国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为考虑地方精英的参政愿望而扩大国家机器,大大节约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回避制是传统乡村社会自治体制这一起稳定结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五,我们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和宗族组织及士绅统治结合在一起的乡村自治政治,主要是从它的形式和功能而言的,并没有追究其阶级本质,那种将中国传统乡村“自治政治”等同于民主制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176。

(1)虽然在古代中国乡村权力体系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二元性特征,但这并非意味在乡村权力体系中,王朝行使行政权,农民行使自治权,权力主体分别为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也就是说,事实上,“古代乡村权力体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行政权和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成员手中,它们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即统一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统治基础上,其直接表现则是地主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统治”177。对此,从衡山县乡村权力人士的构成可以得到证明。在同治年间,衡山县17个字的团总,占有土地500亩以上的3人,占有土地200—500亩者有2人,占有土地100亩以上的9人。437个区的保正,有53%的是地主。也就是说,乡里和保甲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神经末梢,这种与土地制度和超经济强制分不开的基层政权,总是掌握在当地的“乡贤”和“望族”手里。

(2)统治者建立具有自治性质保甲体制的目的是管制乡村社会。对于各朝各代设立乡里制度的目的,有学者作过这样的评述,“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巳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178。对此,徐勇先生也指出:“无论是乡亭里制还是保甲制,都表明了封建社会一开始,中国王朝体系就力图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179

(3)保甲制度最基本的单元是家庭,个人在这里并没有法律地位。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治制度不是以分权为基础的,是皇权之下的地方自治。这种帝制下的地方自治,是皇权、族权和神权的结合,是保甲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宗法制度是以血缘纽带连结的家族社会,要求个人“统于其家,其家统于其族,其族统于其宗”180。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凝聚力。当十分严密的保甲制度与这种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对乡村社会施行教化、征收赋税、摊派摇役、征集兵丁、维持治安,以确保皇权统治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性。

(4)传统乡村自治并不呈现出一般设想的乡村级政府应具有的某些特征。“村庄和小城镇没有正式的政府,在其内部缺少个一负责政治事务的公共机关,而上级也没有指定建立机关来进行管理。因此,村庄并未成为由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之链上的一环,小城镇和村庄也不是那种具有财产所有权并对收税、徭役和维持地方治安等公共事务负有法人责任的地方性实体。它们是居民汇聚的地方,因此当然是公共或半公共事务的集中地。然而,管理这类事务的政治组织基础并未放在村庄或小城镇这个级别上。相反地,村庄是家庭或宗族、商业和行会组织、寺庙或宗教组织的基础,有时也是教育的组织基础。对于不得不由地方负起责任的一些工作——比如税收和治安,政府实际上只负担这两项‘公共事务’——则维持着一种行政附属机构来处理之。这些行政附属机构的管理范围首先并不考虑居民的自然分布情况,而是多少带点强求一律地在整个农村社会统一建立起来。”181

第六,科举制度的废除,动摇了乡村自治的政治基础,意味着乡村社会变革的到来。

费正清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182。实际上,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虽然有限,但还是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有可能凭此而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不仅为农民升入主流社会提供了机会,同时造就了大批代表地方权威的士绅。乡村自治体制能够满足以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愿望。

但是,到19世纪后期,特别随着科举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废除,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结的这一重要纽带也就失去了意义,并彻底改变了地方精英成为主流社会领导者的路径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183这时,农村士绅们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也被切断,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新式教育的流行,城市新兴精英集团的倔起,使他们因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原来的社会名望朝不保夕,整个士绅阶层在20世纪初急剧衰落。他们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只能流入城市,接受西化教育。他们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跻身于城市上流社会,就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与农村在感情上、观念上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原先多少存在的宗法互助关系荡然无存,乡村社会关系恶化,阶级冲突加剧184。因此,一方面,由于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掌握农村社会权力,而造成“一种道德、素质、能力每况愈下的替换,从而日趋恶化了农村的社会环境,农村的破产在优秀人才流失和乡绅素质趋劣的趋势中加剧,实际上形成了无可逆转的恶性循环”185。另一方面,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社会精英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精英作为地方显要人物的私人作用发生了变化,县级政府以下的非正式的政权也发生了变化。精英们对于一个削弱了的朝廷已经不太理睬,对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中所包含的利他主义动机已经感到淡漠,对于自己通过高尚行为而艰苦赢得的精英地位也感到没有什么庆幸的必要。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用来保证精英家族的经济和政治优势,防止走下坡路。在精英自己和社会看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定了,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富有的领导人首先抛弃了公职高于其他职业的理想观念,因而当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既可以不向监督他们的政府负责,又摆脱了地方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束缚时,农村社会的性质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6。

为了适应这种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乡村社会,在20世纪初清王朝进行了一场乡村改革,曾试图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下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凡城镇均设议事会及董事会,凡乡均设议事会及乡董。议员由城镇乡选民互选产生,凡具本国国籍,年满25岁,在该城镇乡连续居住3年以上,并年纳正税或地方公益捐2元以上之男子,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员为名誉职,不支薪水,任期2年,每年改选半数。各级议事会职权为议决本城镇乡兴革事宜及自治规约、自治经费、选举争议、自治职员之惩戒与城镇乡间之诉讼、和解等事务。城镇董事会设总董1人,董事1人至3人,名誉董事4人至12人,由议事会就本城镇选民中选举,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任期均为2年。其职权为执行议事会议决之事项与地方官府委任办理的事务,并负责筹备议事会的选举及召开。乡的行政机构只有乡董人,亦可设乡佐1名协助乡董,均由议事会就本乡选民中选举,并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其任期和职权与城镇董事会相仿。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城镇董事会的各位董事由议事会在本城镇或本乡中的选民中选举产生,均须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这说明国家有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意图,但从立制的总的精神来看,还是着眼于规范地方自治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从成文制度方面来分析,清王朝所推行的这次乡村社会的改革具有结构形态方面的意义,即乡村政治结构将由保甲制变为乡(镇)——保甲制。乡成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建制,由依法产生的代表会议和乡(镇)公所管辖,其下实行保甲制。从这一制度的价值意义上来看,清王朝这次以推行乡(镇)制为目标的改革,虽然为了适应科举制度废除的乡村出现的新情况,采取了一些划分皇权与社会地方权力界线的措施,但从本质上还是旨在进一步强化皇权,以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措施和对皇权的进一步确认。其所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既有西方政治制度的色调,又有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胎记,是两者混合的产物187。可以认为,这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制度性反应。

问题是,清朝推行这一乡村改革方案时,皇权的影响力已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中央的政令已很难达到基层社会了。各地兴办自治之事,多有名无实,在五县中,除湘乡县外188,我们甚至很难在其他县的县政资料中查到有关实施这政令的具体记载。而在此项法令颁布3年后,清朝便告灭亡。这一改革法令也就成为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本制度遗产。

1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参见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4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5[美]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华夏出版社1987的版,第29页。

6我认为,“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是两个既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传统乡村”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乡村形态;而“乡村传统”则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它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各类制度、规则和文化的综合体,是乡村社会的“遗传密码”。当然,我们这里的“传统”,是一个泛指概念,并没有按照许多理论所界定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标准进行具体区分。按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解释,大传统文化是指代表着文献文化的上层知识社会的文化取向,而小传统文化则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其载体是农民。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的小传统的本身。”(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我们这里的“传统”同时具备这两种意义。

7《汉书·百官表》。

8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9《魏书·食货志》。

10《魏书·食货志》。

11《晋书·职官表》。

12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3《宋史·兵志六》。

14参见于建嵘:《近代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变迁》,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5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1,考5024。

17《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2。

18清《铁岭县志》,《田赋志》。

19《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8页。

20《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4、198页。

21《清末衡山县十七字政区图》,载《杨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页。

22《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3《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4《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页。

25《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页。

2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8页;《醴陵县志》称之为“自治区”,见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27这些专家有衡阳市地方志办原主任陈有期,株洲市志办主任李策斌、副主任陈德玉,衡阳师范学院邓乐群教授、图书馆杨易馆长和著名地方志专家何水祚老人等等。他们对我的走访表现出热情和合作,在此表示感谢。

28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36页。

29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7页。

30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3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3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保甲。

33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65页。

34清《保甲书》卷3,广存,陆世仪《论治邑》

35乾隆《户部则例》。

36华立:《清代保甲制度简论》,载《清史研究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37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6页。

38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39参见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40后来,我从闻钧天先生的《中国保甲制度》一书中发现了类似的“烟牌”。据该书称,此烟牌为清时有名的黄氏(黄六鸿)牌式。清嘉庆年间的牌式主要有四家。而湖南等地主要流行布政司叶佩苏的叶氏牌式。(参见该书第239-243页),但在岳村我们却发现了黄氏牌式。

4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72,第19页。所谓“自封投柜”,本是指每年田赋开征之时,设钱粮柜于公共场所,以便税民自行交纳。

42见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2,户口。具体的改革过程可参见本章五的相关内容。

43里甲在清代普遍称为“图甲”,尽管“图”在明初已经是里的别称,但两个名称本来是有不同意义的,“图”的名称,侧重在户籍的登记形式,而“里”的名称则出自社会基层组织。清代的图甲体制的核心在“图”这层意义上,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户籍登记和税粮征收系统,而不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在图甲制中,政府册籍里的“户”直接登记的是土地或税粮,但社会成员仍然得由这个户籍来稽查。(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44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45

46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20页。

47林耀华先生指出:宗族与宗法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宗法乃是我国自周以来一种精密极宏大而足以表现并巩固家族观念的法则,是父系社会最发达的一种形式。宗族的宗是指祖先,族指族属,合称是为同一祖先传衍下来,并聚居于一个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缘团体。(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73页。)吕思勉先生也指出,“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凡血缘有关系之人。”(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l页。)

48我曾试图从岳村杨川平家买回其父所保存的民初修编《贯塘胡杨五修族谱》。没有想到,平时对我客气和友好的杨川平却一改平时的谦和,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他激动地说,“就是再高的价都不能卖,因为这是我们杨家的族根所在”。的确,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族根”,他们这些移居岳村的人家才不会感到孤独。

49《山霞李氏七修族谱》,卷1,德华新序。

50《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我在许多族谱中都发现了这句话。

51该族谱称,在道光年间,族人在朝为官,捐赠产值千二百两,衡山县知事“造具事实清册送礼部”,由皇帝照例予旌,并由衡山知县给银三十两建坊,又给“乐善好施”字样。

52贺长龄辑:《王朝经世文编》卷66,《礼政》,李光地:《小宗家祭礼略》。

53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54《咸丰户部则例》卷3,《保甲》。

55穆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56闻钩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6页。

57《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9,家训。

58《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六要。

59《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六戒。

60《惯塘胡杨五倍族谱》,卷19,家训。

61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62参见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

63《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重修白果祠碑序。

64《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理经祠规。

65白果等地祭祖的时间大致有:春节,清明,鬼节(七月半),或祖先的生日或祀日。一般一年一次,最多二次。

66任何社会权力,总是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宋体现的,而社会活动则是主体行动与时间和地点统一。注意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对现代岳村的考察中,就会发现,地理性活动空间的限制,在事实上改变了民主选举程序的实施,也影响到了其行为的性质。(参见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67《衡山白果周氏六倍族谱》,卷7,公约买据。

68《贯塘胡杨五修族诺》,卷19,家训。

69《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秋祭祀田记。

70《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1,四修梧罔公述。

71《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9,原修条规。

72 “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在外国历史上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一般说来是互相对立的。”“在中国封建大国内部宗法组织这一中间层次的强大和国家组织不但不矛盾,反而彼此互相结合起来。”(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73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载《清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2页。

74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页。

75宗族既为聚居一地的血缘团体,与家庭意义不同;因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共同经济,而合炊一灶的父系亲属。一个宗族内,包括许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族乡村的‘集合表象’,实际上家庭是组织的真正单位。”(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74页。)

7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77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78《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1页。

79《湘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80《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81《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4页。

82《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该志第110页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全县人口约为30万人。第128页称,明景泰三年(1452年)全县户平均7.97人。

8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84陈宏谋:《渝议每族各设族正》,见徐栋《保甲书辑要》第3卷。

85《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1,(查拿征义堂余匪示)

86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复宗法权》。

87参见李文治等:《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61页。

88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89可参见[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90当然,这种现象是极个别的。因为,许多族谱明文规定,门丁隶卒另是一种人,有违诗礼传家耕读为本,属于失身。见《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9,原修条规。

91同治刊《湘乡县志》,人物志1,义行。

92 吴晗:《论皇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39页。

93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

94有学者将这种地城与行政区域等同起来,认为,“这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能够领导一个县的我们可以叫县绅,领导一个乡或一个村落的可以叫做乡绅。”(参见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5页。)这种将绅权按县或乡划分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对此,我们将在论及绅权与宗族关系时,以“自然社区”来进行修正。

95在许多著作中,将与中国传统社会绅权相联系的人士称之为“绅士”。如目前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张仲礼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士绅,其主要理由是以便区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绅士”。

96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97费孝通:《论士绅》;载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页。

9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张仲礼还引用19世纪的一个西方作者对绅士的描述:“绅士是那些已获得某种功名的人,虽然有功名的人都被称为‘读书人’,其实这些功名有的可以用钱买到,有的是通过读书而取得的。”(《澳门月报》第1卷第11期,第461页;转引自《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页。)

99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1,田赋。

100我们在白果听到了许多有关地方性权威的故事。我们这里讲述的有关“赵家老爷”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我们在地方志等文本资料中均无法查知“赵家老爷”的情况(有人认为此“赵家老爷”与民国期间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祖先有关),也就无法判定“赵家老爷”故事的真伪。但我们还是认为,“赵家老爷”的故事对于我们研究岳北地区的地方权威具有不可多得的涵义。因为,这些民间故事,起码让我们体会到了乡民们的对传统乡村权威人物的希盼。

101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3页。

102 徐男:《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9页。

103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04同治刊《湘乡县志》,卷18,人物志2。

105有学者指出,到19世纪后期,由于中央皇权日趋衰落,渴求扩大财源,通过捐纳制度造成的各种“异途”出身的科举精英分子的数量大增。这一重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个社会阶层的素质,加重了吏治的腐败,扩大了对晚清皇权的支持面,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松弛了绅士阶层对清王朝效忠的纽带。(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06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07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6-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0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67页。

109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10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1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赵秀玲的研究还表明,许多士绅会直接充当乡里组织的领袖。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许有可能,但对于白果等地的“赵家老爷”而言,他们并不需要也不能够充当保甲组织的领袖,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权威的广泛性。

112王凤生:《绅士》,载《牧令书》,卷16,第26页。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113

114参见李燕光:《清代的政治制度》,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

115吴晗:《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里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50页。

116史靖:《绅权的本质》,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62页。

117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1,田赋。

118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7页。

119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2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121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9—130页。

122吴晗:《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51-55页。

123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19页。

124同治刊《湘乡县志》,卷4上,学校志。

125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126封功名,就是一种嘉奖的方式。

127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4-125页。

128[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29邹林、曹泳鑫:《乡村政治结构变迁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载《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5期。

130有学者认为,推行保甲制是中国封建国家管理和控制乡村基层社的一种行政措施。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31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0页。

132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133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134在这些权利中,土地以亲族世系为依据的继承也是值得关注的。费孝通先生指出:“农田是可以继续不断的长期被人利用,而农田所有者的个人,却受寿命的限制,不能继续不断的长期利用土地。在这个矛盾上,农田的所有权不能不一代一代的在不同的人手中转移。这种转移的方式,我们叫它作农田的继袭。”(参见费孝通、张三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135参见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该书引用《东北农村状况和特点》(载中共东北局《群众》1946年9月3日出版第3期)的数据是:“1931-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期间,日本人控制的所谓‘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私地已达东北全部耕地的10-15%。”

136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6页。

137 《衡山县志》,岳藏书社1994年版,第340页。

138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139王日根:《明清基础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40 [德]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页。

141杜赞奇在研究19e份—1942年的华北农村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国家在乡的统治职能包括维持公共利益,如修建义仓、兴修水利、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征收赋税,从理论上讲,国家政权的生存有赖于各种职能间的相互协调,但至少在清末时期,收赋税成为国家政治统治乡村社会中的主要体现。”([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42 《清顺治实录》卷30。

143 《清顺治实录》卷112。

144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士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见《明史》卷78《食货二》)

145参见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0页。

146见康熙朝《东华录》,康熙51年2月己亥。

147《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148《衡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0页。

149《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

150《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76页。

151《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504页。

152《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153对此,有学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清代通过推行里甲制度等均田均役行政性配制性措施,“终究不能解决土地流转与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迅速变化问题,均田均投或行之效果有限,或徒俱虚名。清政府又推行顺庄法,即要求以人户现居村庄为编查依据,散落各地(不同里甲)的田亩,一概归于其户主名下,登册纳粮,但大体亦面临同样的问题。”(王日根:《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系统论纲》,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54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155各县志都记载了许多地方士绅抵抗地方官吏违反赋税制度搜刮民财的事例。其中以瞪陵的程亮书、匡光文、刘云辉等人的事例为典型。可参见《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83、912-913页。

15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157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58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59王业键:《中华帝国的土地税》,引自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60参见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刘泽华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61《春秋繁露·基义》。

162《春秋繁露·顺命》。

163《大藏札记·卫将军文子》。

16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65《汉书·董仲舒传》

166梁治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167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68[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169江畅、戴茂堂:《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

17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35,职启21,考8954。

17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172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73参见[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74 [英]英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175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176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交通不便,县级以下的乡村自治力量得到适当的发挥,“中国民主的幼苗还得从这里面去追寻”。(胡庆均:《从保长到乡约》,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45页。)

177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78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179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80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88页。

18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8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四9年版,第20页。

18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9页。他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184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17页。

185张呜:《乡土心路八十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9页。

186[美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187参见赵辰昕:《乡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88湘乡县志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县内成立选举事务调查所,随后成立湘乡县自治筹办公所(上、中、下3里设分所),宣统二年(1910年),3里团防局长兼自治分董及士绅百人上书湖南省咨议局,请将征收漕粮项下原办公益所捐帮价划归地方自治经费。但在民国元年(1912年)2月才召开第一次地方自治临时议事会。(参;见《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i乾隆《大清会典》卷9,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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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狼烟四起 13、逞威大沙漠 - 来自《二战全景纪实》

墨索里尼于1935年占领非洲的阿比西尼亚之后,在非洲大陆逐渐增加兵力。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的战争开始后,意军的兵力又有所增强。此时,北非的意大利军队有25万,由格拉齐亚尼元帅指挥,下辖第5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驻在利比亚。在东非,意大利军队有30万人,由奥斯塔指挥,驻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  1940年夏秋之间,当墨索里尼确信英国即将被德国征服后,遂决定趁法国败降、英国溃退之机,分两路进军非洲东北部,企图抢夺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一路从利比亚沿地中海岸进逼埃及;一路从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出发,西进苏丹和南攻肯尼亚,然后东……去看看 

第二十章 在圆明园边上 - 来自《停滞的帝国》

(1793年8月22日)  英国人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在圆明园边缘的一座“别墅”,后来欧洲人把圆明园叫做“夏宫”。“别墅”本身建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园内有一些架有拱桥的小溪。  房间里装饰有图画:斯当东很欣赏风景画,配景规则在画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像天文学家那么严厉,在后者看来,这些风景画“说明对配景规则一无所知。远景的人物比近景的房子还大,而且脚离开地面”。不过,两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懂阴影与倒影。乔治爵士补充说:“如果一个湖泊的四周有树和房子,画家就不画树和房子在湖水中的倒影。”啊!西方艺术家是……去看看 

第03章 门格尔为《原理》所做的准备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我们知道,杰文斯在1870年初发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前已经有大量著述问世。   同样,瓦尔拉斯发表他的最主要著作以前也已有了相当长一段出版史。这些出版物的一部分有助于说明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同经济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门格尔,因为他没有什么早期著作可资我们参考,《原理》一书在他的数目单上位居榜首。   此外,无论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在为他们赢得了荣誉的著作问世以前,都有相当完整的生活记录。杰文斯有日记,还有信件的副本。同样,瓦尔拉斯也保存了书信和日记。但对门……去看看 

第十一章:形势险左调稍敛 - 来自《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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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 来自《经济解释(卷一)》

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