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上)

 《岳村政治》

民国期间,无论是军阀专制,还是农民运动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总的特征是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一期间,地方改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一、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

长期以来,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多限于国家政治层面,一般均从推翻腐败无能的封建清王朝这个角度来阐述其意义和影响,很少有研究者考察过辛亥革命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后果。事实上,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社会旧秩序的崩溃和旧结构的分化1,而且这种崩溃和分化是全面的,它不仅包括了皇权政治的改变,同样包含了乡村政治的变化。

如果将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来分析辛亥革命对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及政治结构的影响,我们会发现:

第一,皇权被“民权”所取代,封建宗法性质的保甲制度在文本制度上被否定,国家推行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色彩的“地方自治”。但由于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地方自治”在事实上沦落为了地主阶级专制。

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破坏,被统治者对政权的认同和自愿服从的程度下降。特别是革命胜利成果波袁世凯所窃取,民国政府被北洋军阀所掌握这一历史事实。使国家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深刻的危机。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种危机最为突出的就是与皇权相联系的保甲体制受到了冲击并逐渐失去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实际上,这种冲击在1908年就开始发生了。清朝皇帝颁布的城乡自治法令尽管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但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性的规范观念却已在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后来的选择。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就表示,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划开,将地方上的情形让本地人民自己去治理。袁世凯为了巩因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不得不于1914年12月颁布了《自治条例》。1915年8月,北洋政府公布了《户口编查规则》,规定县下编置区,区内住户编牌保。随着各地筹办“地方自治”活动的开展,北京政府也于1919年9月颁布《地方自治条例》,1921年7月,又再一次公布《乡自治制》等规则,将县以下组织一律变为市、乡,并规定,市乡均为具有法人性质的自治团体,其自治权主要为办理本地方的教育、卫生、交通、水利、农业、商务、慈善等事务,且按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模式设计了由选举产生的议决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所有这些法令和法规,尽管在具体的规定上有所不同,但都从文本制度上否定了宗法性质的保甲体制的合法性。

有学者已从山西、云南、浙江以及河北定县等地区,找到了民国初年推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体制而实行“村本政治”的闾邻制的许多证据2。从我们对湖南五县考察的情况来看,湘潭县、湘乡县和醴陵县都有推行“地方自治”的历史记载,只是,这些县推行自治的层面仅限于县以下的“区”“乡”,并没有触及区乡以下组织体系,保甲编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民国元年(1912年),为按湖南省军政府要求推行地方自治,湘乡县议事会咨请县知事立案,呈请都督备案,在上、中、下三里均设立镇乡联合会,设会长和副会长,镇乡建自治筹办所,设议事会和董事会,乡、都议事会分别选举乡董和都董,镇乡设警察署(署长由县行政厅任命)、团练局(由团练专员任之)、息争所(初级法院的辅助机关),都以下设自治区。第二年城镇乡议、董事会,各自治所奉命解散。民国5年(1916年)各里复设镇乡联合会,其下,都设都总,区设区总,庙设庙总,牌设牌头。县议会不仅拨给了地方自治会经费,还议决确定,“镇乡地方公团,团总系地方法人”3。湘潭县,“民国初兴,推行地方自治。县以下置自治区,行政机关叫区自治局,后改称区自治公所,无定员。民国4年,改区自治公所为区务委员会,设委员7-9人。区下设保,保有保董。保下设甲,甲有甲长”4。醴陵县在1910年就设立了15个自治区并设立了董事会,民国元年(1912年)各区设董事会和议事会,并于1913年解散。1916年又恢复了区董设置5。衡山县的县政资料虽然有在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了县议会(第二年即解散)和在县城设警察所的记载,但我们却没有发现在县以下推行“地方自治”的相关资料。事实上,衡山县不仅在1932年前“基层机构沿袭清制”,就连县级政府在1926年前仍按清制称为公署,除将知县改称知事,改户设科之外,别无它变,仍由知事总揽全权6。也就说,民国初年的自治法令在衡山县仅限于“文本制度”的意义。

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说,民国初期的这种“地方自治”,是在封建皇权受到冲击和废除的情况下,沿袭清末的制度安排所采取的一种被动式回应,因而它具有一定的“民权”色彩。但是,在那个动荡时代,民众根本不可能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自治权,统治者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暴力机构实行强权统治7。特别是,民国初期,由于封建土地制度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使土地表现得更为集中,这就决定,那种以“民权”为外衣的“地方自治”,只能是地主阶级的专制,那些通过自治组织选举出来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同昔日的封建官吏一样鱼肉人民8。

第二,族权被进一步强化,各种宗族组织兴起。由于宗族私刑被国家法律所禁止,族权在人身强制方面受到限制而削弱,经济强制则因控制资源的增加而加强。
民国初期,各地族权和宗族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建祠堂、编修族谱和购置族田。据湘潭县志载,民国初期,湘潭县199个姓氏建有族祠9。而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许多村一级宗祠都是在这时建筑的。修建宗祠不是简单的土木土程,它需要通过编修族谱来加强与族人之间的联系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增加了宗族组织的权力,完善其组织系统。这也许正是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为什么民国初年大量编修族谱的原因。而且,我们在岳北地区发现,这个时期,各族谱记载得比较多的是购置的族田,并对族人所具有田地也给予了-定的关注。《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就大量记载了光齐堂公约买据和各房约据,从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以宗祠及其他宗族组织的名义购买了大量的田地10。

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民国初期各地宗族势力得到发展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
(1)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革命可以利用的基础是宗族团体。他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11而且,“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12。因此,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对于宗族势力不是采取限制或取消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方面企图借助于宗族的组织系统来服务于革命。

(2)民国初期,国家基层政权出现真空状况,各种恶势力乘机进入乡村社会,不仅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土匪兵痞也横行乡里,地方社会治安相当混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乡村社会需要能够承担维护社区政治稳定和安全的力量和组织,而原有的宗族组织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资源。

但是,民国初期的族权已与清代的族权在性质和形式上都具有了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民国的族权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的强制,人身的强制受到了国家法律的制约,虽然有的宗族组织对违反族规者,还施以杖责、木枷,甚至沉潭处死,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和传统乡村的类似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因为,在清代,此类行为得到了皇朝的许可至少是默认,是一种可以不追究的“合法”行为。到民国,从成文法方面来说,宗族组织私自处死族人,则是违法的,要受到国家的法律追究。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就将民国时期的许多法律收编在内,以作为立规之标准13。由于宗族缺乏对族人进行人身限制或惩罚的权力,通过经济强制的方法则成为了宗族继续发挥作用的主要依托和手段。为了增强这种经济强制的能力,宗族组织就得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族产总量和控制族人家产。在岳村的胡杨氏族谱和山霞李氏族谱中,我们发现了宗族组织以违反族规为由,罚没族人财产的记录。

第三,绅权发生质变,各种社会势力以暴力和强权的方式深入到乡村社会,成为了对社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权威。

在中国历史上,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从来就没有得到社会普通认同。各地军政府在与北洋政府的博奕中,以推行社会自治为名,不断地扩充其势力,使地方权威迅速膨胀。但在民国初期,这种新的军政势力一般都还停滞在城市政治层面。乡村政治社会与体制性力量的距离加大。这就使代表体制性力量的保甲执事人员的作用受到影响,宗族组织在形式和功能上逐渐替代了原保甲体制的部分功能。而原来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士绅阶层,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民国的激变,加入了城市化的浪潮,因而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他们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也很难发挥作用。于是,那些以暴力为后盾的社会势力则乘机以强权的方式进人乡村社会,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人成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绅权开始变质,从民众自愿的服从发展成为以暴力和强权为基础的地方恶势力。而这种恶势力形成后,就与官府及宗族组织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横行乡里。原来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三角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绅权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会道门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深入到乡村社会。像洪帮、同善社、安良会、最乘教、归根教这些会道门组织都先后在五县开展过活动,并在许多乡村成立过事务所或佛堂等机构,以增强其影响力。特别是清代就发展起来的洪帮(也称天地会),因许多县的首领(如湘潭的马福益)接受过革命党人的黄兴、刘揆一为首的华兴会的领导,参与过反请活动14,革命后大都以功臣自居,所以在民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在许多乡村(如湘潭的易俗河等地)都设有机构,其成员大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权力真正的拥有者。在民国初年,由恶霸、富商和官吏组织的同善堂更是如此。在五县的县城都设立了“先觉祠”或佛堂,而且在广大农村设立事务所。当时在岳北影响最大的就是伺善堂在岳北设立的事务所15。这些会道门组织的道首、道徒,大都利用其团体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在乡村社区的影响,而成为地方权威人土,分享了乡村社会权力。

总之,辛亥革命后,构成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基础的皇权、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多重权力中心,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构受到了影响。这样、在民国初期、“政治上层,虽由君主而移为民主;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其于地方政之组织与区划,仍依清代旧贯,殊鲜更张,因此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下之,又操之于棍痞。生杀欺夺,民之所能自存者几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几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几希矣”16。广大乡村遂成为了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二、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

中国农民的又一次革命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员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这场革命的最初形态却与岳村密切相关--以岳村一带为核心区域的岳北农工会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使之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

岳北农工会是岳北人民最引为骄傲的历史。1923年4月,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当时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回乡后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贫苦农民讲革命道理,介绍安源、水口山工人罢工的胜利,贫苦农民听了深受鼓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近300多骨干分子参加农运工作,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十人团的组织方式,以村庄为单位,成立农民组织,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1923年9月,湖南军阀开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于9月3.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近3000多人,正式成立岳北农工会。大会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任农工会正、副主任,并决定以刘捷三公祠为会址,发表了宣言和四项行动案17,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岳北农工会成立之后,即开展反对地主将粮食外运的阻禁平粜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将停泊在晓岚港待外运的地主的几百担谷子给扣下,强迫以1元钱4斗5升的惩罚价格卖给农民,并狠斗了岳北有名的大地主廖连元和赵念慈(军阀赵恒惕的胞兄)。其影响迅速扩及衡阳、湘乡、湘谭等县,会员多达4万人。由于岳北农工会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用重金收买衡山知县戴敦汉,勾结军阀谭延■派驻衡山的谢国光部,封闭了农会,并逮捕了刘东轩和谢怀德等农会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农会一方面组织近800人与谢国光部进行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向驻守在衡阳的谭延报告情况。由于谭当时表面上愿意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利用农民力量来对付赵恒惕,即出告示支持农民运动,命令谢国光释放被捕人员18。可是,不久谭军退出衡阳,旧军阀赵恒惕重新控制了湖南,形势突然逆转,赵恒惕不能容忍革命的火焰从他的老家烧起,乃派兵一营镇压了岳北农工会,枪杀了农会骨干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等人(即时称的“岳北四烈士”),逮捕了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住房19。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农民运动暂时进入低潮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深远意义,邓中夏指出,“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21。李维汉则有更为形象的说法:“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始为有名的岳北暴动(民国12年),但在赵恒惕淫威之下,完全被镇压下去了。然岳北暴动影响,周围四五县的农民脑子中都不忘记‘岳北’二字”22。

正是由于有了“岳北”的这一记忆,1925年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23,中共湘区委员会指派在安源煤矿做工的中共党员赵国城等回家乡岳北,重整岳北农运这面旗帜。1926年2月,赵国城、彭桂峰等9人在白果下街圣帝殿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方工作,几个月内农协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到8个。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岳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赵国城任委员长,彭桂峰任副委员长。1926年5月衡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立了衡山县农民协会,中共衡山特别支部书记刘爱农担任了委员长,赵国城等人担任执行委员。月底,全县建起13个字号农协和203个区农协。1927年3月,县农民协会改编了县团防局,成立了农民自卫队,至4月,会员增至30万人。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由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农民协会停止了活动。

五县的其他县的农民运动没有经历过衡山岳北农工会这个阶段。这些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大都在1925年,分别以成立秘密组织或办学校的方式开始其最初的活动。湘潭县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西二区建立爱国反帝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秘密建立乡农民协会20余个,会员达1000余人。5月由共产党员易春庭和汪先宗发起,经县知事公署批准公开成立了东一区八叠乡农民协会,随后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会员发展到5000多人。到11月乡农民协会发展到30多个,会员达8200多人。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湘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派省农运特派员到湘潭指导农运工作,8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湘潭农民协会,到11月,县内成立区农民协会14个、区农民协会筹备处4个,乡农民协会450个,乡农民协会筹备处20个,会员达12万人。醋陵和湘乡两县的农运组织都起始于农村夜校。1925年,安源煤矿一批醴陵籍共产党员回家乡兴办农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并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鼓励工作。1926年2月,成立西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6月底,建立40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员达1.7万人。7月在县城成立了酷陵农民协会,11月底,全县15个区,323个乡均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春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24。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先后派谭天民等为农运特派员到湘乡指导农运,他们成立了农协筹备小组,联络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团结起来谋求解放的道理,并采取个别串联的办法,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到11月,全县共成立44个区农民协会,49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19.05万人。1927年元月27日,县农协召开执行委员和区农协员长联席会议,改选了县农协执行委员会,月底农协会员就发展30万人,69个区的农协组织都建立了起来。长沙县的农运则直接受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1925年长沙县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要求选派了郭屏藩等14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3月,郭屏藩等人分别在铜官成立临湘农民协会、锦绣镇农民协会和大贤镇区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到5000多人,4月,成立了长沙县农民协会。这是湖南省第一个县农民协会。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农民协会进入公开大发展阶段。8月湖南省建设厅批准长沙县农协立案,并委托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此时,全县共建区农民协会12个,基层农民协会640个,会员发展到66425人。到1927年4月,全县区、乡农民协会全部建立(区农协18个,基层农协1200多个),会员20多万人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马日事变以后,这些县的农民协会组织均被破坏而停止活动。

我们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历史过程描述是简单的。这主要因为已有许多著作记载了这些激动人心的岁月。我们需要探讨的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这种反体制的组织性力量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它对乡村社会秩序和权力体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从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农民领袖与乡村权威、政治动员与乡村经济等多个方面对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进行学术梳理,以期得出农民运动与传统社会转型的相关结论。

第一,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

文学家已经证明,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26。早在1890年,孙中山即倡议“仿泰西兴农之会”27。1895年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也建议效法外国,“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立农会,督以农官”28。以创办实业而闻名的张謇在1896年和1897年分别提出了《农会议》和《请兴农会奏》,对农会的创办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能功能以及作用等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思路。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主张设立农会,发展农业,本质上截然不同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施行的“重本”政策,更非出于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目的,而是将其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考试办,以为之率”29。1907年清朝的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颁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30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31。该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到1911年为止,全国已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如果从性质上来说,清末农会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并非属于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似也可称为商办的新型民间社团”33。由于这些组织又大都设于城镇,脱离农村,与广大农民缺乏密切联系,加之组织十分狭窄,会员人数很少,很难说集中代表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具有重要地位和显著影响34。事实上,晚清政府关于设立农会的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五县均没有设立农会组织的相关记载。

到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湘潭、醴陵、湘乡均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醴陵因为经费等原因这次年冬被 解散。湘潭也只有农会之名,并没有开展活动,到1924年,县农会分五路推举筹备委员,成立县农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委会实力土豪劣绅把持。当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县农会活动终止。湘乡的农会组织由于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1913年湘乡县农会附设了蚕业传习所。1922年县议会拟订的《湘乡镇乡分农会暂行简章》。简章规定,镇乡农会的职能是“对农学有精细之研求,务有切要之改良,以灌输农民知识,增高农民地位,发达农民企图”。乡镇农会人会资格为,有农业学识者、有农业经验者、有耕地牧场原野山林等物权者,有经营农业及其副业者。四项之中,只要合其中一项就可入会。事实(c)上,当时把持湘乡各级农会的都是一些乡绅和地主。农会组织一般不参与乡村政治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并不产生影响,只是作一些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1924年,湘乡县农会编印《整理农林大意》、《备荒浅说》等小册子,以辅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1925年,县议会决议拨给县农会事业经费375元。在这些政府准许或扶持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农会组织之外,也有一些以政治为目的的农会组织,如1912年,湘乡沈伯玉组织提倡均产的“裕农会”,被湖南都督勒令取消。1913年,王志清在湘乡坳头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的“农禾会”,也被政府取消35。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的农会组织与这些旧农会有着本质性区别。它是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农民政权。

毛泽东在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进行过恰当的论述。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这些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37。《湘乡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联席会议宣言》称:“今后,我们奋斗的唯一目标是铲除包揽词讼、把持乡政、武断乡曲、鱼肉人民、勾结军阀团防、组织暗杀队、侵吞地方公款、造谣污蔑、破坏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农会、压迫农民的土豪劣绅。”38湘潭县农民协会的成立宣言称“农民协会为要求农民的自身解放及反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和压迫的组织”39。

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农民协会的主体只能是一批农村劳动者,他们是“真正农人”40。1927年2月,衡山县农民协会发出公告称:“照得农民协会,主体原属农民。凡剥削地主,以及土豪劣绅,不容投机混入,破坏本会章程。以后筹备农协,总要真正农人,会内一切事件,全由农民执行。”41据当时调查,1926年11月湖南省有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07万人。在这些会员中,自耕农占8.15%,半自耕农占13.82%,佃农占39.31%,雇农占26.42%,手工业者占7.44%,小商占2.21%,小学教师及其他群众占2.15%42。

农民协会这种阶级构成状况,也就决定了农民运动的政治行为的性质。这就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农民协会成为了新的政权形式。

(1)掌握行政权。在行政决策权方面,按县和县以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县一级,农民协会组织与旧县政府分享政权,限制了县长的行政决策权,做到了“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43。在衡山县公法团和知县联席会议上,县农民协会和总工会的意见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县农协委员长和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就在联席会议上迫使知事将迫害过岳北农工会的原知事赵桂苏归案。县公法团联席会议还决议,从民国15年秋征起,全县附加不得超出正供,将土豪劣绅、团总等直接掌握征收的亩捐统统取消,并一律不预征钱粮。在县以下,农民协会直接取而代之。毛泽东曾指出,“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44。农民协会用清算、罚款、游团、关押、驱逐、枪毙等方法打击地主,“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着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45。农民协会就利用掌握的区乡政权,铲除吸食鸦片、赌博等各种恶习;开展筑路修桥、开荒造林;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大力兴办小学,普遍举办农民夜校等公益活动。

(2)控制司法权,镇压敌对势力对农民运动的阻挠和破坏。1926年12月,在湖南省颁布《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后,各地农民协会纷纷组织特别法庭惩治土豪劣绅。湘乡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1927年3月先后处决了曾智楚、刘青笃等一批土豪劣绅。湘乡各区、乡农会都设有公断所,乡村所有的纠纷都归农民协会负责解决,社会秩序大有好转。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60件民刑诉讼禀帖,自成立农会以后,平均每日只有4-5件。湘潭农民协会则组织了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在1926年12月,围攻了县知事公署,勒令交出大土豪大劣绅曼容秋,经农会公审后处决。1927年3月组织1万多农民捣毁大土豪陈家益巢穴,剿灭地主武装“铁血团”,处决劣绅朱子昂。长沙县在1927年4月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区乡农协送县关押的土豪劣绅数十人,被判处死刑的有25人。

(3)建立农民的武装。在农民武装方面,地主阶级的武装常备队、团防局等被接收,由各级农协建立农民自卫军。1926年秋,衡山岳北和柴山洲农民协会夺取了白果、新桥和油麻田团防局的枪支,组成了农民纠察队。1927年3月,衡山县农民协会接收了县团防局的400多人和枪支,并将它改编为农民自卫队。湘乡在1927年2月,县农协接收了县防团,建立农民自卫队并在区、乡及城镇建立了纠察队,革命武装达10万人,同年5月,编组“工农义勇军”。醴陵在1927年3月成立农民自卫军,用自制的土枪、土炮、梭镖、大刀武装农民。湘潭县1926年8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纠察队,有队员400人。到1927年3月,成立了县农民自卫队,4月组织农民处死银田团防局长汤竣岩,全县收缴了地方武装团防局枪支700多支。1927年3-5月,长沙各级农协在柳直苟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分别摧毁和接收了长沙县各级团防局,共缴获枪800支,组建了200多人的县农民自卫军,各乡镇均成立了农民纠察队。

(4)推翻族权和绅权。农民协会“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46许多祠堂也成为了农民协会办公场所,岳北的妇女终于走进了祠堂,让那些族长老爷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然,五县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具体程度上有所不同。毛泽东当年考察的结论是:“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势力还隐隐和发民权力对抗。”47

第二,农民领袖和乡村权威。

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在农民运动时期,农民协会通过从下层发动,而建立了强制性的权力体制,并成功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旗帜下,取代了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了新的权力体制。那么,这种从下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最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呢?也就是说,那些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农民领袖是如何获取足以动员民众的权威资源的呢?

如果不将共产党高层如毛泽东、彭湃等人对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纳入到研究范围的话,我们可以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深入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农会领袖和已属于政治权力体制层面的农民运动领袖。前者政治权威的获得及行为方式完全属于乡村政治范围,后者则已具有城市政治运作的性质。岳北农工会及岳北区农民协会等广大县以下农会组织的领袖们属于前者,而县级以上的农运领袖属于后者。

乡村政治是在乡村社会这个特定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与城市政治有所不同的是,乡村政治行动者的个人身份特征,对于理解乡村政治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一个“乡邻乡亲”的熟人社会,任何政治行为不只是靠“目标”或“理想”能解释的,“乡亲们”对许多事务的评价或者参与,总是与对行为者的评价相联系的。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外界力量”还不是以强制手段进入乡村社会时,行动者的“人品”、“名声”或“见识”,才是乡村社会内生的、真正具有号召性和组织性的力量。

1923年的岳北农工会及1926年岳北区农民协会主要组织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家境清贫,1916年考入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钳工,1920年被分配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钳工。1922年9月江西安源路矿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水口山,即组织同科10多名工人暗中组织俱乐部,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俱乐部副主任,并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1923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主任。

谢怀德,衡山白果镇街后人,成年后随父打铁度日,后进江西安源煤矿做修理工,1922年初参加李立山主持的工人夜校,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时,他出任工人纠察队副队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2月,奉派至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协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并与刘东轩和蒋先云一起领导了水口山工人罢工。1923年4月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回到家乡岳北,协助刘东轩组织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副主任。

赵国城,衡山白果尹家台人,6岁丧父,家境贫苦,17岁时随兄赴江西安源煤矿谋生,为电机班司炉工。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当选为电机锅炉房总代表,率领500多名工人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岳北,筹建农会。1926年6月,岳北区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委员长。

彭桂峰,衡山贯塘颜家冲人,幼年丧母,读私塾一年半后辍学,随父在白果一带做工。1923年夏秋,积极参加岳北农工会活动,并任执行委员,在阻禁平粜斗争中率先上阵,被誉为“革命先锋”,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岳北农工会失败后随刘东轩到江西安源做工,1925年冬,重返家乡,协助赵国城恢复岳北农工会,1926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7月任岳北区农协会副委员长。

这些情况表明,岳北农工会和岳北区农民协会的领导组织者都是农民出身,但他们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已不是本来意义的农民了。他们一般出身贫穷,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在外接受了新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后,受共产党组织的指派,回到家乡,利用原来的乡村社会一员的合法身份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尽管他们仍然具有了家乡农民的许多习性,也许亲朋好友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田间村头的乡民来说,他们已是“见过世面”的人了。认识和结交这样的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而家乡亲朋好友的关系网和“见过世面”这一当然的权威性,正是这些农民领袖最主要的资源。像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到家乡后,因当时只能秘密地进行农民运动,他们首先利用的就是传统乡村那种亲朋网络关系,通过到白果赶集和平时的拜访,向他们认识的亲友讲述安源和水口山的情况,很快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还处于相对封闭状况的岳北地区社会议论的中心。这种社会议论在乡村社会往往意味着权威资源。于是他们就按照当时岳北的习惯,大搞结拜,与许多在当地有影响但并非主流人士结拜成兄弟,并靠这些把兄弟去影响其他乡民,宣传他们的主张。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建立了差不多包括全岳北的社会关系网。当他们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后,他们才按照在水口山或安源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组织。也就是说,由于在当时这些农民领袖是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保密的,所以他们在形成组织权威的过程中,并不能公开和依赖现代政党所具有的组织性力量,只能靠个人的学识和活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经是水口山和安源工人这些较为模糊的社会身份,在他们发动和组织农民活动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因为这实际上是他们在乡村社会显示“见识”的重要资本。正是为了强调这种“见识”及其合法性基础,他们才将自己发动和组织的农会组织称之为“岳北农工会”。这里的“工”就是指欢迎水口山工人指导并愿意与他们团结的意思。

如果说,受共产党指派而回乡组织农运者已具有了乡村社会之外的社会身份,而那些受这些“外来者”鼓动参加农民协会的广大会员,则完全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力量。就是那些最后成为农会组织“总代表”、“纠察队长”和文书之类的农会骨干,他们的社会身份完全是乡村化的,他们对农民运动的理解也更多地倾注了乡村社会的特色。在岳北农工会时期牺牲的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岳北四烈士”的经历将说明了一个这样的事实:不仅贫召的农民因参加了农会组织成为了地方权威人士,就是原来的地方士绅也可以通过参加农会组织而成为新的地方权威人士并拥有新的权力。

这四位烈士中的赵炳炎、周德二和廖芳炳都属于贫苦农民,他们长年靠佃种田地、做工、挑脚、抬轿为生。而李玉邕虽也出生农家,但自动读书识字,并在清末乡试得中,有秀才功名,在族中担任执事,在乡里代办文书,且设馆授生,在岳北很有威望,是个典型的地方权威人士(士绅)。早在岳北农工会秘密阶段,他们四人便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别被东湖、万家町、江东桥和贯塘四个区的会员推选为总代表。对于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社会角色转变的具体过程,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的文本资料进行描述和说明了。但在岳北等地的民间传说,还是很能说明问题。传说中的赵炳炎是个“猛子”,历来喜欢动刀动棍,学得了一些“武打功夫”,当时他只有23岁,因家中无田无地,就在白果街头闯荡。据说当时白果的团防局局长赵桂苏与其是同宗,所以大家都让“赵猛子”三分。刘东轩回乡后,看中的就是“赵猛子”在白果下层社会所具有的“威望”,便有意相识,并很快地拜了把兄弟。在“赵猛子”的号召下,许多街头小子(流氓无产者?)均加入到了刘东轩的圈子里来了。农工会成立后赵炳炎就当然地成了农工会的纠察队长,更为威风八面。在赵军摧毁岳北农工会时,他组织一批队员手持梭镖、棍棒、锄头等阻击于白果楚南桥头,然不幸中弹负伤被捕,被当即枪杀于桥下。传说中的周德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尽管贫穷但能处事公正。岳北农工会时,他已有71岁了,他就凭借着多年在岳北地区建立的良好形象,“常用拉二胡琴唱戏曲、做手艺、跑小生意等方式走村串户,联系群众,向他们揭露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48。李玉邕从一位秀才成为农会总代表的过程大体上与他的性格有关。当年李秀才虽年过花甲,却极要面子和讲义气,且生性喜欢管闲事,在当地深受乡民的拥戴,但与当地的富家和官家并不相和。因此,根据其死要面子的特点,刘东轩和谢怀德就“三顾草堂”登门拜访求教,让李秀才好生感动,于是加入农会,承担起了文书起草和书写传单、标语等会务工作,深受农工会领袖们的器重和尊重。他被捕后,赵军和团防局都顾虑他在岳北的威望而不敢就地杀害他,故直送县衙收监,两年后死于狱中。在其留下的遗书中。并无“革命”之辞和“造反”之意,而认为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49。

这种情况在岳北区农民协会时期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期,组织者虽然仍在利用“家里人”这一身份进入乡村社会,但他们在开展活动中,因为有岳北农工会的历史性记忆和乡村社会之外的革命形势的配合,并不需要像刘东轩和谢怀德那样凭借传统乡村的结拜之类的手段来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特别是当北伐军取得胜利,农民协会可以公开活动时,他们在乡村社会借用的最主要资源则是一种组织性的力量,“国家”和“合法性”这类与体制内资源相关联的东西开始成为了乡村动员的武器。但总的来说,他们还得靠其自身的行为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建立自己能控制的社会群体性组织。像彭桂峰就完全靠其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率先上阵”等“先锋”作用,而深受农民拥戴,成为了当时岳北最有影响的农民领袖的之一。这有如毛泽东所说,“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的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50

但县一级的农会领导者本身素质和权威获得的过程与这些最为基层的农民领袖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水平等情况要高于区乡农民协会,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并非靠自己从基层发动农民而成为农民领袖,而是由于担任了各级的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凭借组织权威而担任农会组织的领导者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威来源更多地依赖于组织系统,而非个人在乡村的活动。如1926年出任衡山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刘爱农,经受过较为系统的教育(相当于今天的中专学历)曾在1920年受聘江西安源煤矿子弟学校执教。1925年9月经李维汉和戴述人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衡山县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2月,中共衡山小组扩大为特别支部,他被任命为书记。7月下旬,衡山成立县农民协会,他担任了委员长。9月上旬,成立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成为衡山农运讲习所,他兼任所长。1927年3月成立县农民自卫大队,还兼任了大队长51。领导醴陵农民运动的孙筱山是一位中学教师,1909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醴陵特别支部成员。国共合作期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为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员兼中共渌口埠委书记,1926年7月任醴陵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52。可见,在县一级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们出任农民协会的领导职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是按照共产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命令一服从”模式所进行的“组织安排”。

第三,政治动员与乡村经济。

大革命时期湖南发生的这场农民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的结果,也是共产党为了实现更大政治动员的手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中,只强调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没有与农民和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而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也只提到成立工会、工人学校。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的文件中,还没有关于农民运动的任何决议案。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所列“农民问题”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亿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一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社”等53。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就将中国农民问题提高到了-定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提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54,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55。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也就确定了下来。农民运动也随之开展了起来,并将一切乡村传统冲击得落花流水。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政治动员的目的都是使主体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任何政治参与,除表现对政治权力的需求外,更多的是根源于其经济利益。利益才是政治行为最本质的动力。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是农民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状况下,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因此,农民运动的经济性,构成了这个时期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容。

五县农民运动的经济行为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阻禁平粜。当时地主利用垄断粮食、长途贩运等手段,人为地造成粮食产地的粮食短缺,有意提高粮食价格,致使贫苦农民深受其害。例如衡山的岳北地区,1年用1块钱买粮食,收获季节能买3斗,过年时只能买1斗,到青黄不接时仅能买3升56。因此农民运动兴起时,农会组织就反对地主将粮食运出本地,强迫其按平价将粮食卖给无粮之农民。

(2)减租减息。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租问题决议案》和《取缔高利贷决议案》规定,将原来占产量50%至80%的地租减低5%至30%。另外再减2%至8%作为“农民教育经费”,对于农村借贷,规定年“利率不得超过20%”。1927年3月,县农协会发出通告,命令地主交出租约,由农会批准,一律减租25%,并在租谷中提取2%或3%,作为农协经费,否则租约无效。1927年4月长沙县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地租问题决议案》,规定租额应根据土地肥瘠、副产多少,减少5%至50%,押金不能过重,并需计息,该县部分地方农民收缴烧毁地主的地契,其中霞凝乡按人口分给农民900亩田。

(3)清丈田亩,平均佃权。五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对租种地主的土地进行丈量,根据土地的实际数量和质量交租,并对过去的额外剥削进行清算。衡山县的沙泉铺和杨林部分佃农用“插标为记”的办法,彻底打乱原来的佃田,重新平分佃田,使得原来佃农和雇农、失业农民均能分得相等佃田。

(4)没收“公产”和“庙产”、祠堂的土地财产,交由原耕种农民耕种,收获时农民除纳累进税外其余全归自己。衡山县城郊区的农民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部分农会迫使地主交出地契。

(5)建立各种经济组织。湘乡风音乡农协创办起了消费合作社,永丰等地农协设立了农村借贷所,第42区农民协会在各地采集10多个稻谷品种进行对比试验,是该县“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种田之始”57。醴陵县农协成立了“农民公卖处”,为农民供应食盐、南杂等生活物资。

(6)农民吃大户惩治地主。衡山县农民协会组织1000多名农协会员和劳动童子团团员,到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兼省府财政厅长的大地主刘岳峙家、大地主欧阳润家、大地主刘梅斋等家杀猪吃“排饭”并责令其交罚款。湘潭县农民协会组织15000多农民以吃大户的方式向县内6位有名的劣绅问罪,开仓出谷,杀猪130头,摆席4天。长沙的河西和麓山农协组织了上千人到丁家“胀屋”,历时3天,杀猪几十头。王美乡农协也组织上千人到该县四大财主之一的陈自升家“胀屋”。

然而,由于农民协会对传统的乡村秩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因此,加剧了革命阵营的分化。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协会的行为极为不满,力求将农民协会纳入到传统之中。共产党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希望通过规范农民协会的行动来换取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政治决策中,将限制农民的经济行为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在当时的许多政治文件中都体现了这种政治取向。其中对湖南等省影响最大的,就是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58。

显然,中共中央当时的许多规定与农民在现实的许多做法是有冲突的。特别是,共产党在进行政治动员和制度输入时,忽视了农民政治参与最根本的动机,没有从经济制度上保障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要求。这些规定的出台,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的限制和打击,在客观上助长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便对农民阶级进行报复;有的地方党组织对农会实行‘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清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地的一些农会委员或委员长甚至被投进了监狱,以此来打击和压制各地的农民运动”59。

事实上,正是由于湖南的农民运动没有解决封建土地问题,在农村小农经济体制基础上,按“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一政治动员性口号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农会组织,就必然存在着基础性的障碍。因为,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时候,控制土地的地主在事实上仍然拥有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尽管农会已在许多方面力求限制这种经济权力,但是,所有权的意义并不因这些限制而消失。当小农生产者还需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生活时,乡村社会的权力种类和来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体制性的权力,不然乡村社会就会在失序和失控中走向进一步的混乱。这正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终失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总之,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解读岳北农工会及五县农民协会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基本结论:

(1)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就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阶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的农村社会的革命。这场农民运动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由现代政党直接发动和控制的社会革命。

(2)大革命时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

(3)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共产党人也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乡村社会也就很快地恢复了传统的权力体制。

三、地方自治和保甲制的重建

对于衡山和岳北来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那令人激动和不安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虽然由此而点然的革命圣火还在江西井冈山等地燃烧,但这里却已经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

这一历史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27年6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第三十五军所属的喻业裕团派兵一营,自衡阳北上,占据衡山县城。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全部撤离县城,农民自卫军撤至岳北集结。喻部捣毁了县农会和县总工会等机关,搜捕共产党人,并与县长陈阜源加紧勾结,策划“清乡”、“铲共”,组织“挨户团”及其常备队。到6月中旬,原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农民自卫军第一、二中队叛变,并被编入“挨户团”常备队。“挨户团”与驻军勾结一起,镇压工农运动。其间虽有共产党人贺尔康等人率领农民纠察队反抗,但均告失败。短时间内,全县有1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杀,2000多人被关入牢房60。1928年1月,欧阳润接任衡山县县长,进一步发动“清乡”、“铲共”,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和“铲共义勇队”。国民党“清乡委员会”和“铲共义勇队”及“挨户团”,将凡是在农民运动期间参加过岳北农工会及岳北农民协会的所有人员登记造册,要求每人交代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对一般人员要求悔过具结,对其中首要和骨干分子则采取“缉拿归案”“予以严惩”。因此,在国民党进行“清乡”、“铲共”当中,岳北农工会和岳北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均遭杀害,农民运动中最中坚的力量被国民党摧毁,岳北人民失去了一大批优秀儿女,被农民运动推翻的地主政权迅速恢复了起来。自此以后,岳北及岳村经受了长达22年的国民党统治。

如果从政权形式及地方政治权力结构等方面来分析1927年至1949年的衡山县政及岳北乡村社会,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归结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至1935年,这个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推行“地方自治”并重建保甲体制;第二阶段则是1936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地方政治制度时的主要特点是,在保甲体制基础上实现乡镇行政化。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探讨1927年至1937年期间地方政治结构的特征。

第一,在政权方面,县级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的名义进行了改造,实行了县长负责下的科层制;县以下,从“设区自治”和“乡里自治”向保甲体制转变。

1927年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全国政权。为了加强对全国政局的控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县政和乡村组织建设的规定。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是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制度安排的法规性文件。该法规定,县设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县政府设县长一人,由省政府任用之,综理县政、监督所属职员。县的等级根据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财赋多少分为三等。县政府按不同等级下设二至四科并设公安(后改为警察)、财政、建设、教育四局二科至四科。各科科长由县长呈民政厅委任,各局局长由民政厅考选委任。县政府还设有县政会议,由县长、秘书、各科科长及各局局长组成,以县长为主席,负责审议县政重要事项。县下划区,区下设村和里,村里下编闾,闾下编邻。该法要求:凡县内百户以上之乡村地方为村,其不满百户者得联合数自然村编为一村;百户以上之市镇地方为里,其不满百户者编人村区域,村里居民以25户为闾,5户为邻,每区至少应以20村里组织之。区置区公所,设区长一人,管理区自治事务,区长由区民选任,并由县政府呈民政厅备案,区公所得用助理员,辅助区长办理区务,助理员由区公所遴请区长委任之。区公所执行区委得设置区丁,其额数由县长定之。村(里)置村(里)公所,设村(里)长和副(里)村长,管理各村里自治事务。村(里)长、副村(里)长,由村(里)民大会选任,并由区公所呈报县政府备案。村民大会或里民大会对于村里公约及自治事项,有创制及复决之权;村长、副村长、里长、副里长违法失职时,村民大会或里民大会得罢免改选之。闾设闾长,邻设邻长,分掌闾邻自治事务,闾长和邻长由本闾邻居民会议推选之,并由村(里)长报区公所转报县政府备案。闾长、邻长由本闾邻居民会议罢免改选。村里公所认为闾长、邻长违法失职时,得通告闾邻居民会议改选61。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县及县以下政治体制安排是,在加强对县级政权控制下,以“地方自治”的原则建立区、村(里)、闾、邻制度。

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起见”颁行《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同时蒋介石发布了《施行保甲训令》。193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各省办自治还是办保甲的问题,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最高行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以陈果夫为首的CC派主张“办自治不办保甲”,而以杨水泰为首的新政学系则主张“办保甲不办自治”。蒋认为,未经训练的农民仍守旧习,缺乏自治能力;自治人员的选举也为人们所忽视,导致各乡镇闾邻组织始终没有健全;农村百业凋零,无实力同时举办自治与自卫,而土豪劣绅却借团防之名培植武装,大肆搜刮;自治法规繁琐,无法执行。此外,中国农村家族制度本来极为发达,如要安定地方,只有以家族中心的家长制“以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挽救之道在于办保甲,“先谋自卫之无成,再作自治之推进”。因此,“由蒋作主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叫做‘寓保甲于自治之中’,也就是在非‘剿匪’省份仍然保持原来的‘自治’体制,但是必须以乡镇为范围一律编组保甲。既办自治,又办保甲”62。于是,这年7月,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颁发了《修正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通令豫鄂皖赣闽陕甘湘黔川10省,定保甲为地方四项要政之一63。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衡山县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县政方面,1929年,县政府设财政、公安、教育3局,林务专员1人;并设承审室,协助县长办理民、刑事诉讼。1935年增设税务局。在县以下,1927年以后。始无变化,大都将原来的字和区恢复了起来,重建各字和区机关特别是团防局。1932年衡山县奉湖南省政府民政厅令,将清代保存下来的17个字改建为8个区;413个区改为乡,旋又合并为213个乡、9个镇。乡、镇下设闾,每闾25户;闾下为邻,每邻5户。区、乡(镇)、闾长均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同时选举产生区、乡(镇)监察委员会,监察财政收支和乡官工作。不称职的乡官,民众有罢免权。1935年,推行保甲制,废乡,县下设区,区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户,如一区有三个保以上者,则设联合办事处,称“联保”,由县指定一保长为联保主任。全县编为113个乡(镇)、934个保。9321个甲。

根据衡山县政资料及岳村部分族谱的记载,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重建的保甲制度(下称民制)与清代的保甲制度(下称清制)进行如下简略的比较。

(1)保甲编排。两个时期的保甲之编组,都以户为基本单位,户设户长、10户为甲,甲设甲长。10甲为保,保设保长。在具体编排上,民制较清制更为灵活,其规定,甲应挨户编组,编余之户不满一甲者,6户以上得立一甲,5户以下并入邻近之甲。一甲内有旧户不逾5户者,仍自成甲,一甲内有新户不逾6户者,收为同甲。其全户暂时他徒者,应保留其甲之顺序,俟归来时编组之。保应挨甲编组,编余之甲不满一保者,6甲以上得立一保,5甲以下并入邻近之保;保内并入邻近之甲未逾5甲者,仍成一保;保内并入或另立之甲逾6甲者,自立一保。衡山县在执行中,基本上按照规定,采取十进制方式进行编排。衡山1935年保甲编排的情况是,全县共99179户,编为9321甲,934保,平均每甲约为10.64户。但是,在南岳后山,此时的户并不代表家庭数。由于衡山各地户和家的关系有较大的差异,衡山前山“户”的人口数均较少,在衡山后山特别是岳北地区,许多家均合为一户。据杨氏族谱记载,当时其族在岳村的有3家共17人设为一户,所以当时岳村80多家只编为20多户,共编为上下两甲,每甲约有160多人。远远超过了前山的保甲人数。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与此地家族分化有关。

(2)执事人员选举。对保甲的执事人员特别是保甲长,两制均规定由所属保甲内居民推选之。但清制对谁主持选举没有明确的规定,且一般都由当地士绅主持(到后期各都团也多参与其中),民制则对此有较详细的规定,甲长、保长由乡、镇、区长召集所属保甲内公民推选之;县自治未完成前,甲长由本甲内各户户长推选之,保长由本保内各甲甲长推选之。甲长之推选或改选,由甲内户长联名报告于保长,转报县政府并省政府备案。保长、甲长任期均为一年,连选得连任,但乡、镇、区长认保长、甲长不能胜任时,得报县政府令原推选人改选之。保内公民有过半数以上之户,公认保长有违法或失职时,得请乡、镇、区长召集各甲甲长改选之;甲内公民有过半数以上之户,公认甲长有违法或失职时,亦同。保长不得兼任甲长,乡、镇、区长不得兼任保长或甲长。由于此时的保甲制已受区(乡)控制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乡村上层人物一般采用控制乡保长的办法。这就要求他们‘花费精力作慎重的选择,要挑选那些最忠实于自己,最有能力,乐于为上层服务,能说会道和善于应变的人’”64。而对于户长,民制要求户长由家长充任,如家长因特别事故,或女性家长不愿充任户长之职务时,得自行指派一人为户长;一户有两家以上时,得由家协定一人为户长,或各家各编一户,各立户长。因户长要应付“官差”而由族中年长者指派族中“年轻有为”者出任户长。由于甲长主要承担的责任不只是家庭问题了,许多官方的差使影响到这个职务的威信。因此,许多人都不愿意担任此职。据岳村的许多老人回忆,岳村当时的甲长是靠轮流来指派的。有些家轮到了,为了不做这份差事,就靠出谷来请人代做。开始是每年一轮换,后来干脆三个月一换。代替他人做-个月甲长,大约可得80多斤稻谷。

(3)保甲职责。清朝的保甲,承继“编户齐民”之要,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收税纳粮为基本职责,具有一定的乡村自治色彩。民制的保甲制在更强调原有的保甲功能外,将兵役作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更强调的是“以民制民”的方针。民制规定,保长受乡、镇、区长之监督指挥,办理下列事项:监督指挥甲长之执行职务事项;执行保甲规约事项;复查本保户口及统计报告事项;关于船户、寺庙及公共处所之编组事项;壮丁队之督率及平时训练事项(修正);辅助军警搜捕匪犯事项;保甲武器之保管支配事项;其他依法令应属保长之职务事项。甲长受保长之监督指挥,办理下列事项:执行保甲规约事项;清查甲内户口及编定门牌事项;壮丁之抽选及役务训练分配事项;盘查甲内奸宄事项;辅助军警及保长搜捕匪犯事项;斟酌地方情形,办理互保连坐及监视未经结保之各户行动事项;其他依法令应由甲长之职务事项(修正)。各户户长还有下列事情,应即报告甲长:出生死亡或婚嫁迁徙,致生户口上之异动者;知有窝留匪犯或寄藏赃物者;知有形迹可疑之人潜入时;水火灾害或疫病发生时。事实上,在实行保甲法之前,衡山县根据湖南省当局在1929年修正颁布的《湖南省各县挨户团章程》65,建立了以肃清“共匪”盗匪保全地方永久安宁为主的挨户团,在县以下的各字和区。以每正户内现住该地之壮年男丁(18岁以上40岁以下)三人抽一五人抽二方法编组守望队,各守望队平时练习技击,每月由甲长调齐会操一次,每三个月各甲联合会操一次。当时岳北地区是防范的重点区,第二区在白果编组了守望队,岳村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这种组织。而推行新保甲制后,这种守望队就以甲为单位建立了起来,以加强对村民的管制。对此,胡庆均先生指出:“民国21年公布的保甲制却显然不重视清末以来注重自治的情势,而在继承以此为控制人民的工具的传统。由剿匪总司令部为编查保甲户口条例颁发到各省政府的文告里面,一再强调保甲制的设立在自卫而不在自治,并且认为全民政治‘非目前漠视政治未经训练之人民所能行使,尤非各匪区荡析流离之农村民众所乐兴闻。’这种自卫组织应‘多由委任,因有命令服从与统驭便利之关系。’”66

(4)规约和具结的内容。与清朝的乡约具有很强自治色彩不同的是,民制的规约是一种保甲组织如何按国家法令“防匪”的规则。这些保甲规约规定,规约内容由保长会议按下列各款范围内,依本保需要情形定之:关于保甲名称及区域事项;关于编定门牌及调查户口事项(修正);关于“匪”思之警戒通报及防御事项;关于查禁非法行为及纠正不良习惯事项;关于灾害之警戒及救护事项;关于水利交通之工程及守护事项;关于保护农林及合作互助事项;关于增进住民智识能力事项;关于名胜古迹之保护事项;关于保甲经费之出纳保管及公告事项;关于保长、甲长、户长及壮丁怠于职责之处置事项;关于保甲出力人员之赏恤事项;关于保甲会议事项;关于其他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及公益事项67。而事实上,衡山县保存的有关保甲规约,基本上只有“防匪”、“制匪”、“保家卫国”的内容。与之相联系的具结内容,更是“为出具切结事,分结得甲内各户,所填人口、职业等项,均属实在,并无为匪、通匪、窝匪等情,自出结后,互相监察,倘有上列不法行为,凡结内联保之人,应即行报告核办,如有扶同隐匿,不为揭报者,甘负连坐之责,所具切结是实”。可见,这种“连坐切结”已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了。

(5)经费。清制的保甲经费全由自治地区自己解决,其一般的途径主要是由公田和捐赠。而民制之保甲经费,按规定要列入县预算由县政府拔给。但在事实上,许多地方均采用摊派办法筹措史称,乡镇保甲经收所谓之米津捐,教员与乡镇保甲之食米费,积谷捐,优待义丁谷巡逻队费、自卫费、军服费、冬防费等种种名称多以抽米征谷为目的,而不肖之乡镇人员则藉此题目愈多愈便浮收滥派,在表面认为细征之款,不足介意,而积土成山,实际较之正粮正税加重数倍。特别是,每次保甲收款,多不给予收据,使无从质对,收后不录榜张贴,使无从稽核,甚至无底册可查。“重收浮派种种弊端,难以枚举,虽政府迭令饬给收据,奈难贯彻实行,闾阎被其追收之扰,恨之刺骨,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每多乡镇人员任事未久,即与人民失和结怨,皆由征款放,在一般乡镇人员希图征款有利可图,乃专心研讨征渔利之方法,对于推行政令重要之职务废弃,是以年余以来,推行新制,无大效果,皆由于此,以致有贤者不为,为者不贤者之诮”68。

(6)处罚。民制对保甲长及各户的处罚各不相同。其规定,保长、甲长有怠职误公者,乡、镇、区长得按其情节,报由县政府,依下列各款之一处罚之:免职;记过;申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保长报经乡、镇、区长核准,处一日之课役:拒绝签名于保甲规约者;填报户口不实,或任意销毁门牌者;无故拒绝编人壮丁队者;怠忽保甲规约所定之职责者。但事实上,保甲长往往与乡镇区长联通一气。共同横行乡里,鱼肉人民。1935年冬天,举行的国民党“五大”承认了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因循敷衍,奉行故事,徒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事实上变成了“土劣自治”69。

第二,传统的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国家企图通过重建农会组织来整合乡村社会的权力。

由于经过农民运动,传统意义的族权和绅权尚处于恢复期,这些家族权威和地方权威不可能像政权体制那样以命令的形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是传统意义的士绅大都离开了乡村社会,新产生的士绅也从过去乡村社会的保护型沦落为经纪型,为了达到各种权力的整合,国民政府企图通过规范和重建农会组织来确保各种权力的平衡。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和1930年《农会法》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为标志的整顿阶段。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并交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但是,由于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的担心,这一条例并没有得到落实,特别是像湖南这些农运的“重灾区”,没有开始农会的重建工作70。1930年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农民运动方案》中指出:“以前本党的同志,因为不太注意农民运动”,“可以说完全让共产党给包办了”。“……,现在我们于民众新创之际,又来作农民运动,不免先与农民以惊惧的印象,所以农民运动的方法,应特别注意。不在打倒某土劣就算完事,尤在训练农民帮同国家作种种的建设,这便是最近作农民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条”71。为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12月月制定颁布了《农会法》。这一法案较之1928年的《条例》有许多不同,这些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待农民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条例)用的是“农民协会”,而农会法则定命为“农会”。其次,在会员资格方面,(条例)规定,凡从事农业劳动之农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的劳动者,不分性别,年龄在16岁以上者,可为农民协会会员。而以重利盘剥农民之土豪劣绅;作帝国主义者工具之买办;吸食鸦片及嗜赌者不得为农民协会会员。在组织体制上也采用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农会法》则规定,有农地者,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均需年满27岁者得为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之会员。但棍夺公权,尚未复权者;有反革命行为,经判决确定者;禁治产者不得为农会会员。可见,《农会法》已基本上将农会从农村劳动者为主体的组织改变为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组织。再次,《条例》对农民协会的任务没有作出界定,而农合法则界定得非常明确,它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具体指导农民及协助政府或自治机关的事项是:土地水利之改良;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森林之培植及保护;水旱虫灾之预防及救济;农业教育及农村教育之推进;公共图书室、阅览室之设置;公共娱乐之举办;生产、消费、信用、仓库等合作事业之提倡3治疗所、托儿所及养老救济事业之举办;粮食之储积及调济;荒土之开垦;其他关于农业之发达改良72。最后,在组织系统和组织程序等方面,《农会法》较之《条例》更为严格。如《条例》规定,组织区乡农会,须同一乡或区之农民45人以上连署,提出立案请求书,并附章程及职员履历,会员名册各2份,呈由当地党部认可,向当地官署请求立案。而《农会法》则要求,乡、市区农台之设立,应在该区域内,有会员资格者50人以上之发起,及全体1/3以上同意,才能报批。

《农会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开始在国民党控制下进行了农会的重建工作。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和社会部分别调查,1935年,全国有省农会2个(浙江、贵州),甲种市农会4个(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县市农会692个,区农会3508个,乡农会28330个,基本会员3361420人。到1938年,国统区共有省农会2个,市农会4个,县市农会715个,区农会3391个,乡农会28064个,共有会员34681000人73。与1935相比,县市区农会组织均有增加,乡农会组织却略有减少,而会员较1935年的基本会员却增加了10倍。湖南省在1935年共有县(市)农会55个,区农会393个,乡农会为2533个,会员总数为468639,占全国的13.94%74。在这个阶段五县都建立了农会组织。湘乡县1931年3月29日成立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县农会,并由国民党县党部派员在各区、乡建立农民理事会。1931年春,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奉命组建农会,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衡山在1932年也重建了县农会。1931年4月,国民党湘潭党部主持召开全县农会会员代表大会,恢复县农会。到1936年,湘潭有区农会16个,乡农会174个,会员13410人75。

国民党进行农会组织的重建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肃清共产党,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76。为此1933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农人运动指导纲领》,纲领规定,农会以党部辅导农人,自行组织为原则;农会组织实行民主集权制;以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为其基本团体。采取先行组织基本团体为原则,基本团体组织完成后,经过相当时期之指导与考核,认为健全时,始得依法逐级合组上级农会。农会的核心职责就是“指导农人,改良农村组织,积极参加地方自治工作,并切实举办清乡保甲等”77。但是,从五县的有关史实来看,这一时期各县的农会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地主和有产阶级控制的工具,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影响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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