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下)

 《岳村政治》

四、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

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确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它是以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为时代背景,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掠夺、天灾人祸的打击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衰落。当时的许多知识精英面对着这种“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村社会崩溃”的局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必须重视乡村教育。五四运动以后,在民主思想和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大办乡村教育的高潮,不少大专院校纷纷到农村设立分校或乡村小学,一些从事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教育家和教育团体,也将办学重点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一时农民办学蔚然成风,并在1926年前汇集成为乡村教育运动78。然而,大量的乡村教育实践表明,“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很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79。因此,许多乡村教育者已从建立学校传授文化知识等乡村教育活动的局限走了出来,最终发展成了“组织农民”、“训练农民”,使“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的乡村建设运动80。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知识精英按照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许多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实现乡村社会复兴的方案,并在当政者的支持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因此,在30年代,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有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有以自卫为中心的,有以教育为中心的,有以自治为中心的,有以经济为中心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据当时国民党内政部的调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搞实验工作的单位达到1200余处81。其中,最为有名的有: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进行的“富教政三位一体”的乡村改进试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推行的以“自卫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的定县推行的以“教育为中心”的地方建设。

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根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地方建设模式进行的。165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该会重要人物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衡山后,即成立衡山县地方自治讲习所,召集衡山有志于乡村改革人员进行培训。促进会专员晏阳初、瞿菊农先后到衡山进行实验方案的设计并亲自主持了对实验人员的培训工作。从1937年到1939年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班,培训了近二百多人。这些班讲授的课程主要有,户籍法要义,现行地方各项法令,地方财政学要义,自治纲要,现行地方自治法规,道路水利及土木行政,教育行政,劝业及公共营业,慈善行政。这些学员年龄在25至27岁,并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82。与此同时,促进会按照在定县进行地方建设经验和衡山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裁局改科”的县政机构改革方案和“撤区并乡”的基层政权建设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县政府设秘书1人,辅佐县长,下设4科,原公安局业务由一科接管,原财税业务由二科接管,原合作指导办业务由三科接管,原教育局业务由四科接管。另设公产处,专管全县公有田产和房屋曲督导室,对各乡的工作进行督导。原承审室撤销,设立衡山地方法院,由省高等法院直辖,实行审检合置制,受理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县政府仍设军法室,县长兼军法官,专审盗匪、人命、死刑案件,实行“秘密审讯”和“秘密处决”,不受法院干预。1937年初,县政府设秘书统计、督导3室和第一、二、三、四科,共计官员职工62人。县政府之外,除还有国民党县党部,别无其他政权组织。在进行县政机构改革的同时,重视人才选拔,原县政府之科长是当权士绅的一律淘汰,新任命的科长多为省内外颇有名气的人士或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县以下,1936年废区,采取县、乡两级自治制,全县共设55个乡,2个镇。1937年5月,改革乡镇体制,实行县、乡两级政权结构,同时缩编乡镇保甲,将55乡、2镇缩编为26乡、2镇,下辖495保、8387甲。乡、镇置乡、镇长1人,总务、教育干事各1人,公丁2人,“从此,乡、镇成为县的基层政权”83。

衡山乡村建设实验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使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及其政治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行政官僚化,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施政能力。

我们说,衡山县在乡村建设实验时期将乡镇设置纳入到国家政权体制,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的主要依据就是,乡镇长由县政府委派和乡镇公所与县政府形成了事实上的行政隶属关系。1936年衡山县在进行废区改乡。在1937年缩编乡镇时,县政府按照新的标准,特别是兴办学校的知识标准,将原来实行“地方自治”时的55个由本地居民选举的区长全部撤换了下来,全部改由县政府通过考试和培训的“自治人员”担任,这28个乡镇长,大都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被指派任职的乡镇,一般都不是本人的家乡。这些由县政府通过考试办法指派的乡镇长,由县政府财政开支,并受县政府的直接节制。这就改变了乡镇长这一职位的权力来源和承担权力责任的性质。衡山县的这一改革,对湖南省的其他县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于是,湘乡、湘潭、醴陵在1938年先后按照衡山的模式,废区并乡,将乡(镇)正式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乡(镇)行政机关称乡(镇)公所,由县政府委派正副乡镇长和队附,公所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4股,乡镇最终纳入到国家行政体制,实现乡镇长行政官僚化。

但这一改革,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法律认可。国民政府在1941年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中规定,乡镇设乡镇公所,置乡镇长1人,受县政府之监督指挥,办理本乡镇自治事项,及执行县政府委办事项,置副乡镇长1至2人襄助之。乡镇长、副乡镇长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任期二年,连选连任。乡镇长、副乡镇长由乡镇民代表会选出后呈报县政府,汇报省政府备案。选举乡镇长、副乡镇长时,由县长或其代表莅场监督。乡公所设民政、警察、经济和文化4股,各股由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组成。经费不充裕的乡,可酌量裁并或仅设专职干事。定期召开乡务委员会议,乡长主持,各股股长、干事出席,有关人员可列席,研究决定乡内事务84。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衡山县在进行乡村实验时采取的乡镇行政体制是持否定态度的。按照这个条例规定,乡镇长不仅必须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县政府只能“委托”其办理有关事项,而不能直接指派。然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不认为《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的乡镇组织是真正的“乡镇自治”组织。如国民党九中全会议案研究委员会在1941年10月关于《加强新县制之推行以完成地方“自治”议案》中就认为“确定以乡镇为自治之基层组织,为执行政令之最小单位,保甲为组成乡镇之细胞,保长甲长负协助乡镇长推行政令之责,乡镇公所为执行政令之最后机关,而非承转机关,一切政令到达乡镇公所后,即须迅速执行,不得将执行责任诿卸于保甲。”“一切组织,如合作社、国民兵团、中心学校等,均以乡镇为最小单位,乡镇以下者,即以系乡镇组织之支部。”85在这里,乡镇与县政府的关系就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与“自治团体”的关系了,完全是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而且由于《乡镇组织暂行条例》在乡镇长、副乡镇长的任职条件上也规定得十分严格,它要求担任乡镇长、副乡镇长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经过自治训练及格者;普通考试及格者;曾任委任职以上者;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者;曾办地方公益事业著有成绩者。这样给各地在进行乡镇选举上增加了许多困难。而且在事实上,直至1949年解放,衡山县各地基本上没有进行过乡镇长选举,县长均以各种理由继续委任各地乡镇长。据衡阳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有关档案记载,1949年7月1日衡山县县长向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就果山乡(现白果镇)乡长改根一事呈文称:“本应遵守督导各镇乡民代表会依法选,惟时值非常,各镇乡情形又极复杂,然而选举不但有需时日,而且有碍政令推行,加以奉令等借军粮急如救火,则不容缓,用事制宜经遴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地基本上不具备乡镇长的选举的条件,乡镇长还只能由县政府指派。而且,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乡镇长在职权上也大大超越“地方自治”时期,这时各官僚化的乡镇长实行的是“自管管人、自教教人、自养养人、自卫卫人”的“四位一体制”,其具体表现为:由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自卫大队队长、合作社联合社主任,这样极大地强化了县级政权的施政能力,使衡山县在教育、卫生和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在教育方面,1936年8月,县政府考选小学教员600人,地方自治人员70人,并借县立中学进行短期训练。县政府发布文告,限令儿童入学,调整小学班级,设法改善办学设备。次年,制定《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选派教师100名,办41所小学作为示范。1938年,将原有公立小学及短期小学改为乡(镇)、保国民学校,全县在校小学生3.34万人,为1936年前1.46倍,从民众夜校毕业的学员累计达7万多人。1939年,完成了一保一所国民学校的设置。在卫生事业,1936年9月建立城区卫生院,次年3月,建立了湖南省最早的14个县卫生院之一,定为甲级院,后来还在白果等乡镇设立卫生所86。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1936年建立衡山农事试验场,在县城对河火车站侧谭家湾设农事试验场,租用农田132.5亩。从“湘米改进会”引进“帽子头”水稻良种,推广103亩,还引进了棉、果木良种在衡山各地推广。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政教合一高度集权的乡镇行政化体制不存在问题,事实上,在许多地方,“乡镇保长身兼数职,大权在握,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大大小小独霸一方的‘土皇帝’”87。

第二,保甲体制发生变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

(1)“保长”的“委派制”。

在乡村建设时期,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乡镇行政官僚化也影响到了“保”这一层面,由于当时的“保长”也必须兼任保国民中心校长及保国民民兵队队长等职,要求“保长”必须符合如下条件之一: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之学力者;曾任公务人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经训练及格者;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者。而原来的“保长”基本上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各乡镇长为了推行新政,只得重新任命“保长”。但对保长的任命与县长任命乡镇长不同,要考虑到人员的“属地原则”,基本上都是本地或附近符合条件者,很少有外来者充任的。而且,开始建立“保办事处”。1941年衡山县扩充乡镇公所组织,全县设28个乡(镇),按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及所辖保甲多寡,定甲等乡(镇)14个,乙等乡(镇)10个,丙等乡4个。乡(镇)公所设乡(镇)长1人,副(镇)长1至2人,下设民政、财政、警卫、文化4股。其人员配备为甲等乡(镇)13人,乙、丙等乡(镇)10人。同时,保办公处也按上述标准分为甲、乙、丙三等,分别设保长、副保长各1名,干事2至4名。当时衡山全县保长、副保长、干事共达1700多人。岳村当时与涓水等村合为一保,除保长外还有副保长1人,干事3人。其中,保长和副保长均由乡政府委任,干事由保长呈报乡长备案。这样,保长虽然还是“本地人”,但大都由乡镇长采取委派任命方式产生,其职权和权威来源于国家行政权力特别是行政官僚化的乡镇长。

衡山的这种“保长”任命制;直延续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重提地方自治。因此,衡山等地开始将保甲长的委派制改为选举制。当年,衡山县将28个乡缩编为14乡、2镇,348保,3417甲,其中有80%在这一年召开了保民代表会议。根据当时法令规定,保民大会应由本保每户推出一人组织之,其职权主要有:决议本保保甲规约;决议本保与他保间的相互之公约;决议本保人工征募事项;决议保长交议及本保内公民5人以上提议事项;选举或罢免保长、副保长;选举或罢免乡镇民代表会代表;听取保办公处工作报告及向保办公处提出询问事项等等。我们从当年进行保长选举档案发现,这些选举基本上还是按照每户一代表的方式进行的。湘乡县志也称,1946年湘乡县乡镇保甲长由委派制改为选举制,“分别乡镇代表会和保民和户主会选举产生。但多数为地主豪绅及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所把持。三十七年九月国民政府以正值‘戡乱’时期停止乡镇长民选”88。

(2)“保”由无供给改为半供给制。

白崇禧1939年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保甲长职务,责重事繁,暨无薪给又无地位,为公不能挂名受罚,往往有过无功,社会有志人士,都而不为,结果任保甲长者,类皆地痞流氓及昏庸老朽之流,出而塞责,成事不足,为害有余”。他们“藉口保甲经费,向民众暗中私行摊派,予取予求,人民负担之重,每超过赋税数百”。而“乡镇人员为推行一切基于,既责成其推行政令,又严禁向民众需索,自应给以最低生活及办公费用,以资养廉”。因此,决定每乡镇月六十余元,保十余元89。

当时衡山的情况较为复杂。衡山县1943年制定的《保办公处暂行组织规程》规定,保办公处设保长兼民政干事1人;副保长兼交际员1人;经济于事兼户籍1人;校长兼文化干事1人(无给职);保队副兼情报组长1人(保内甲长兼情报员);保丁1人;情报传达兵1人。其中,每月薪食是,保长,二石五;副保长兼交际员二石五;经济干事兼户籍二石;校长兼文化(无给职);保队副兼情报组长(保内甲长兼情报员)二石;保丁一石五;情报传达兵一石五。从县财政体制来看,此时的保务费用与乡镇行政费用放在一起的,称之为“自治费用”。也就是说,这些开支都是无论他们从哪里收取的,都属于国家的财政开支了,也就是“皇粮”。而且保公所还有另一种收入的渠道,利用原来“保”有的公田。但无论哪种情况,并不影响他们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各种摊派。据岳村的杨姓老人回忆,当时他们家(自耕农)每年交的各项费要比税多得多,而许多费实际上是由乡镇保收取的。

(3)保甲的职责更加“国家化”。

到了4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甲的社区功能进一步弱化,筹粮和征兵成了保甲主要的职责。据有关档案资料表明,衡山县第7保在1946年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为筹备军粮,保民大会决定,“主席报告,本县驻军云集,军粮万急,本乡所令每保筹足以应日急。决议:成立临时军粮筹集委员会,由保内保长等7人组成;以属地粮亩计算每亩暂筹谷公斗壹斗;迷信公产全部扣留;军粮支付由保队公处通知筹保会照发,并须取得保长收据存查。”可是,不久军粮临时筹集委员会又决定,“本会原依本保第三次保民会议议案每亩粮暂认筹驻军粮市斗谷壹斗。兹以开支浩繁,人不够出,参照数保情形,”每亩增筹军粮谷壹斗”。另一次是“召开征兵会议,仰各甲长届时参加,毋得藉故缺席和该甲二十足岁男子仰于开会日抽签(每甲筹措伙食费一千元人代为筹办伙食)并乡公所派员监签以维秩序合行令仰遵照为要”。

(4)国民党加强了对保甲组织的控制。

193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各地举办联保连坐注意要点》称:联保以户为单位,由各户户长联合甲内毗邻各户户长,或由各户户长联合乡镇内各户户长,至少五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联保切结文内要有“同保各户,绝无作汉奸间谋盗匪,及扰乱地方等情事,并随时共负防范搜查之责”90。不仅如此,国民党组织也开始往保甲体制中延伸。国民党内政部和中央组织部在1940年致国民精神总动员总会的《动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这一极机密函中要求,保甲内应尽量发展本党组织,保甲长除依非常时期保甲长选用办法选用外,应以本党党员充任为原则,未入党者,设法介绍其入党(国民学校校长同);保甲长就职时应举行宣誓,适用宣誓条例内自治职员誓词;每月保民大会,应切实讲解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之改造第五项所列各款,并由国民精神总动员总会编印关于上项之通俗小册子;特殊地带,如陕北等地保甲长必须以党员充任,并负责侦查异党活动,随时分报上级党政机关核办;中央调查统计局各地之情报网或特工人员,应与当地保甲长之忠实同志设法取得密切联系;上级党政机关,对于保甲长之思想行动,应注意考查,如发现有错误者,应立予纠正或惩办91。国民党衡山组织根据这种精神,从1945年以后大力发展党员和三青团员,扩充组织,至1948年实行党团统一时,全县共有5500多国民党员,在全县共设了8个指导区,28个区党部,206个区分部,全县348个保1700多名执事人员(保长、副保长、干事)有70%是国民党党员,其中,348名保长的95%以上是国民党党员,3417名甲长有国民党员1500多人为44%92。

第三,传统绅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

对于民国时期的绅权和绅士,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杜赞奇的观点,即地方军事化和现代国家政权的官僚化,来自外界的压力,迫使原来内生的保护型村庄领袖退出了领导地位,而一些恶霸、地痞具有明显暴力倾向的地方强人勾结外来的人员出任乡村领导,他们将大量的赋税以及摊派强加于农民身上,于是出现了政权内卷化问题。有学者用更形象的话语表述为,民国时,“绅士不愿意当保长,这份头衔便推到农民以及绅士和农民之间的人物身上,这些介于农民和绅士之间的人物:可以是比较清正的小学教师,也可以是专爱打听是非脱离农作的闲人,也可以是做小本买卖的行脚商人。”而绅士为什么不愿意当保长呢?胡庆均在云南的调查结论是“这种职务与绅士的身份不合!”93。

但是,根据我们对湖南特别是衡山的调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或者说,情况远比这种说法复杂。这种复杂性,有两个方面,其一,保护型村庄领袖是否真的退出了领导地位,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其二,到底是些什么人担任保长这一职务。

从表面上来看,民国以来的确存在地方绅士退出乡村社会的过程。但是,这种退出不是简单离开政治舞台,而是在谋求更高职位、更大范围的权力空间。事实上,自科举制废除之后,特别是随着回避制度也被“地方自治”所取代,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的路径相应改变,乡绅阶层分享地方政权的条件成熟。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再也不满足过去那种乡绅的地位了。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成为主流力量成了地方士绅的政治需求。随着地方势力的不断增强,在本省内甚至在本地区内任命地方官吏作为一种制度肯定了下来。如前所述,民国期间,衡山县知县或县长变换频繁任期较晚清要短,而且本地人士开始主政94。这些主持一方县政的本地人一方面扩充地方行政,并在地方自治的口号下,大量使用本地居民,为许多原在村庄主政的士绅进入地方行政打开了通道。大量的地方士绅进入到地方行政之后,对于本地方的事务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而往往会利用自己掌握了的更大权力影响乡村社会,甚至会为自己在乡村社会寻找到代理人。地方士绅进入国家科层体制的这个过程,被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地方权威的进入官制授权系统95。

地方士绅离开乡村社会后,的确有一些恶棍进入乡村政治领域,充当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代理人。这些土豪劣绅将大量的赋税以摊派强加于农民身上,这不仅恶化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使国家内卷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且,完全剥去了过去因保护型士绅的存在给封建宗法关系穿上的伪衣。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乡村政治与代表城市政治的县一级政治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乡村建设以后,代表政权系统的保甲体系开始往半行政化方向发展,更多的乡村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这一与国家相联系的最低职位。具体来说,在实行乡村建设时期,乡镇长任命的保长,基本上都是地方有名的知识分子。由于当时的保长必须兼任国民中心小学的校长,所以要求也比较严格,其中对学历和学识的要求较高。这种资格的限制,一方面使那些所谓的“专爱打听是非脱离农作的闲人”和“做小本买卖的行脚商人”很难泥人进“保”内担任主职,另一方面又为大批下乡的知识分子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途径。也就是说,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地方组织的科层化,保长这个职位从“民”到“官”的转变,较能满足乡村知识精英进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事实上,我们在一些历史档案中发现,在1946年进行保长选举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争夺保长职位的情况。

可见,地方豪强和村级恶棍的出现,只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结构所面临的危机的一个表面易见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地方政权、农民和村庄在20世纪的变化,使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受到了新的压力,最终导致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96。

第四,族权仍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权力之-,但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

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特别是乡镇行政官僚化和“保”的半行政化,对族权及宗族组织也是一个挑战。一方面家庭生产和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族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宗族组织的封闭性受到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作用也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就衡山的岳北及岳村而言,从1936年至1949年,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状况。尽管在1944年6月衡山全境沦陷,由于岳北地处南岳后山,日本军队还是不能控制岳北地区、所以在9月衡山县城及在南岳、师古等乡镇的前山地区成立“维持会”时,岳北的各乡镇均没有此类机构。1945年7月,八路军在白果组织抗日救国会基本上控制了全岳北的局面。这种相对稳定社会环境,对于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农村家庭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机会。家庭经济的发展,为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族组织提供了条件。于是,在抗日战争后,岳北等地的宗族组织发展得很快。岳村历史上的第一个宗族组织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秋,当时的李姓(山霞李)已发展有30多户。计180多人,而原来的李氏总祠在“走日本”时被各方势力占领破坏,岳村在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的倡议下,开始按本村族人的情况建立岳村李姓“自己”的宗族组织97。根据当时岳村李氏的情况,要建立有宗祠、族谱等较为正规的宗族组织是不可能的。当时主要的仪式就是在“逢年过节”大家都到这家小地主家聚一聚,他家较一般农家要宽敞一些的“正堂屋”设一个祖先牌位,由族中的老人主持个仪式,率全族人敬一下祖先。有时还要求族中的人都到祖山上去,统一上坟。有时还由族中的富户出点钱,全族人吃一顿族饭。此时,族中的老人受到了尊重,他们不仅要讲述回忆族人的历史,还要对族中的小辈进行各种训导。但是,由于社会日益开化,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极大地限制了“族规”和“家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在1934年续修的《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中,不仅将国家许多现行法律,如民法和刑法的有关内容列入其族谱,而且向县政府申报了衡山白果周氏光齐堂族务会议议决通过复经族纲委员会审查的十七条族规,以“钧府鉴核备案”“俾资遵守”98。

这个时期,宗族组织的另一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宗族组织在功能上,有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趋势。抗战以后,由于其他地方因战乱出现的人口和生产方面的问题,为岳北等地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个时期,岳北等地的许多家庭开始向县城或因“走日本”而人口减少得较多的地方迁移。但在岳北地区习惯性的规定要求,族田一般不准外卖,所以当有族人要移居他乡时,就只能将土地转给本族的人。如果族人无能或不愿购买时,一般由宗族组织买下或代管。这样就使宗族组织掌握的经济资源增加,使它有能力为族人提供-些经济上的帮助。比如,当时岳北一带流行一种“义仓”,它由宗族组织掌握一定的粮食,由家族族长主持按一定的利息发给族人。与这种“义仓”性质相近的还有“族会”,即由本族的人按一定规则进行相互金融借贷,基本上是一种宗族的经济互助活动。在许多时候,族人向外借款,出面担保的基本上是宗族组织或者是族人。可见,这个时期,族权与宗族组织较为明显的特征是,由于国家的法律逐渐完善,那些以人身强制为内容的族规,基本上被废除了,宗族组织及族长们主要靠经济上的互助性或者代表着身份和血统的宗族祭祀来约束族众,发挥其作用。

第五,国家运用农会等社会团体来整合乡村各种权力的努力仍然在进行。

1938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制订的《各级农会调整办法》称,“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还,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值此抗战建国时期,本党负有领导农运之责,亟应唤起占全国人口百分八十以上农民之国家意识,使其组织臻于健全,积极从事抗战建国工作,实为当务之急”99。为了防止共产党对农会组织的利用,这个调整方法规定,“凡原有县以下之区农会,依法一律撤销”;“农会职员须以会员充任为原则,农业知识分子须立于协助农民改良技术推行合作之立场,参与农会工作,其不合于本条之规定者,应即改选”;“凡市、县以下之各级农会,须与壮丁训练工作及地方自卫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应分期派员视导,并考核其效能,报部备核”。193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核准施行的《农会组织须知》规定,农会以发展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农业之发达为宗旨。由国民党部辅导农民自行组织,禁止非现在从事农业者参加。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对于战区农会组织,国民党要求以策动自卫或游击队之组织为中心工作。到1943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了《农会法》。该法规定,农会以发展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大发达,并协助政府关于国防及生产等政令之实施为宗旨,具体职责与原《农会法》没有多大变化,主要还是些有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兴建等问题,但将完成政府机关之咨询及委托事项作为了一项任务100。实际上,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农会组织的整顿清理工作。1939年湘乡县农会改组成为农会整理委员会,1942年,湘潭县乡农会调整为31个,会员减至2813人。196年湖南省政府通令醴陵县农会为示范县农会。1946年衡山县共有农会组织23个,会员3058人101。长沙在1941年成立了长沙县农会,3个乡农会。1944年全县29个乡镇有25个乡镇建立了农会,乡镇农会主任均由国民党长沙县党部指派国民党员担任。

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指出,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就要组织农民,而真正的农民组织,“第一,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农。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尤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例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第四,这种组织必须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残余为其主要任务”102;根据这些标准,显然,国民党在这个时期重建的农会组织名义上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为宗旨,其实,已成为了农村少数上层人士的组织,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夺农民领导权的工具。“各级农会纯粹成为县政府执行征兵、派夫、农林、水利、生产等政令的工具。”103在这种意义上,农会成为了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

五、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人激变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军阀专制,还是农民运动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总的特征是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一期间,地方政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那么,民国期间乡村政治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什么?特别是民国后期,为什么要实现和又能实现乡镇行政官僚化呢?

第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决定民国期间乡村政治状况的最根本原因。

事实上,农村土地改革一直是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宗旨是“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写发刊词中,将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国家按价把私人的土地买下来,使国家成为全国土地的主人,由国家收取地租。这样既可以使没有地的农民获得土地耕种,又使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并可使地主往工商资本方向发展104。然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以后,革命党人还来不及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革命胜利成果就让军阀势力窃为已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所有不同的是大量国有土地(如屯田、垦田、职分田、荒田等)落入地主、官僚、军阀以及富农手中,土地集中更为明显”105。

许多调查资料表明,民国后期,在中国农村,占乡村户数的5%左右的地主占有40-50%以上的耕地;占乡村户数3-5%的富农占有耕地15-20%5而占乡村户数的90%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共仅占有耕地的20-40%106。大体来说,这些数据能反映土地改革前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使用“户”作为统计单位的表述存在许多缺陷。因为,各阶层的“户”包含的“人口”并不一样,“户”很难精确地体现农村实际的土地占有状况。为了能克服这种缺陷,我们对衡山县和湘潭县的耕地在土地改革的各阶层以“户”与“人口”两种单位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对比性统计。

上表说明,衡山县人口总数6.8%的地主,占土地总面积28.71%,加上由他们控制的族田、学田,为52.91%;而占总人口56.41%的贫雇农,仅占土地总面积8.33%;按人口平均,地主每人13.75亩,富农每人6.99亩,贫雇农每人0.23亩,中农每人1.2亩。这种土地占有状况,决定了民国期间乡村政权的性质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是由于各个时期阶级对比力量有所不同,才表现出政权形式的差异。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土地的集中,必然加快乡村小农半无产化过程,进一步改变了许多小农与他们的社团以及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表现在,“一个小农因失去了土地,而使其在村庄社团中的地位下降。因脱离了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不会再关心村政府的事务--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向有地的村民摊征田赋。那些在外佣工的村民,尤其是常年在外的长工,会逐渐与自家的村庄疏远。许多最贫困的贫农,既无力支付庙会的会费,也办不起习惯上的婚丧事。有的只有清一色贫农的宗族,甚至断绝了传统的全族性活动”107。因此,那些因土地集中而获得乡村社会主导性资源的家族或家庭,就有可能形成较强的势力,来对付国家政权的渗透。这正是民国期间,乡村社会在“官僚机构与村庄社团的拉锯战中来回折腾”的主要原因108。

第二,从乡村索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以满足战争和政治统治的需要。

一般来说,“皇权政治是靠政治权力运作的,共和政权则是靠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运作的。”109然而,在事实上,这种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民国初期,这种权力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可以说,在国家政权处于激变时期,任何政治权力都是以军事权力为背景,而军事权力则以经济权力为依托。因此,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控制,是任何军事集团的主要目标。1912年至1926年,军阀割据,战祸频仍。每一派军阀占领衡山后,即勒令县公署筹集粮饷,稍不如其意者即被免职。1920年,雷家市(今属衡东)厘金局征收厘金银洋10.69万元,全被军阀滥用。1921年,赵恒惕任湖南省省长兼总司令,以“剿匪”为名,强令衡山变卖积谷8550石(每石75公斤),得银洋3万元,悉数“借”去。1924年,县公署提前征收次年的田赋银洋3万元,并增加赋附加7万余元。尔后几年,田赋附加成倍增加。《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当时的情况:“历年附加之重,倍菠正供,每项附加,动辄愈万,上致政府无从监督,下则人民莫敢抗议。”110

从田赋史上来说,田赋从来都是国家税,1928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中则将田赋作为地方税划归地方收入,同时制定《整理全国土地计划》,拟将田赋改为按地价的1%征收的地价税。这种财税体制的变革,将地方政府的利益直接与广大的农村联系在一起。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了地方政府和农民利益冲突的裁决者的面目而出现。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县附属于省,省控制了所有划归地方的税源,县没有独立的赋税收入。各县为了维持财政开支,势必自筹财源,主要采取田赋附加的形式向农民加征。因此,为了限制地方财政,中央政府财政部在1928年10月又制定《限制田赋附加八项办法》,但由于中央将多数有利的税项划归已有,地方除田赋之外的合法财源不足,造成中央政府“限制田赋附加的条令,地方政府多置若罔闻,中央也无可奈何”111。1929年,衡山县田赋附加高达28.43万元,其中常年附加1.45万元,临时附加26.98万元。为征收临时附加,县党部、财政局、教育局、公安局、自治调查委员会、自治筹款处、“挨户团”总局、贫民工厂、图书馆、孔庙维修竞相巧立名目。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整理地方田赋附加办法》,规定附加连同正供不得超过地价1%;地价未经查报者,附加总额不超过正供为限,但法令如同一纸空文,当年衡山县财政实际收入4.66万元,支出预算37.53万元,亏空部分悉由田赋附加弥补。1939年,湖南始建县级地方财政,省划定衡山地方财政来源为:田赋、契税、普通营业税、印花税分别按45%、60%、20%、30%比例分成;屠宰税、房捐、警捐全部归县。1942年1月,全国财政分国家和县自治两级制。随后,因货币贬值,粮价上涨,田赋改为征实物、“征购”、“征借”等形式,数额逐年扩大湖南省将田赋收入的45%,契税收入的40%划归县。1944年县境沦陷,县府河东、河西两个行署借维持抗日游击队开支之名,征收赋谷14万余石,滥收捐税900余万元。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苛捐杂税愈来愈多。1946年,国民政府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田赋收入30%划归中央,20%划归省,50%划归县。1948年,衡山征收的正杂捐税达37种,至于田赋、盐税、营业税和契税等正税的附加,以及临时性的摊派,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每亩田赋8.7市斗,为1941年的3.3倍。

从农村索取如此多的赋税,主要为了支付战争和强化县内行政。从民国期间衡山县财政收支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期间,田赋仍然是县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包括地方自治费、公安费、党务费、财务费等项的行政费用则是主要的支出。据查,1929年,衡山县行政管理费支出银洋18.7058万元,占年财政总支出33.73万元的55.44%,其中公安费达10.42万元,占行政费总开支的55.76%。1935年至1942年,行政管理费总支出190.68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48.6%,其中党务费支出4.62万元,占2.42%;行政费支出64.99万元,占34.09%;地方自治费支出27.51万元,占14.42%;公安费支出77.64万元,占40.73%,财务费支出15.92万元,占8.34%。

上述情况表明,民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国家的职能扩大,国家的财政开支日益增加,在当时工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将农村和农民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为了保证国家在农村的这一基本的经济利益得到实现,需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于是,在国民政府支持下,许多地方政府对清代以来的旧的财政机关系统进行改革,试图将这一破旧的财政机器现代化。但这些现代官僚化的措施,实际上只不过把旧的包揽商纳入了新的税务机关,把他们任命为领薪的正式官员112,农民交纳税款,仍然要经过粮头、庄头、甲长、村长、区长的手,才到县政府。“这些经手人自然要得些利益,由此农民身上又增加了一层负担。”113因此,县一级政府只有加强乡镇政权的建设,将乡镇纳入到国家的行政体制之中。然而,随着乡镇政权的体制化,又势必增加财政开支,特别是乡镇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于是各种摊派、附加层出不穷。这种恶慢性循环,将国民政府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这也许正是国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速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兵役制度的变化,需要国家对乡村加强控制。

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湖南各地就多为国家重要兵源之一。而不同的兵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状况。西汉时实行郡县征兵制,三国初期实行募兵制,后改为世兵制,直至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多招募入籍男丁为乡兵。元明时期实行的军户制和清代招募的八旗汉军、绿营兵同属世兵制。清末,军队的组建和兵员的补充实行招募制,所募兵丁就地人绿营服役,终身为业,应募的多是穷苦农民。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令在籍侍郎曾国藩到长沙协办湖南团练,招募湘勇。曾国藩制定了湘勇募兵的三大规定:由统兵官亲自招募,不假于人;严定选兵标准;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取保具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改建新军后,募兵不受地域限制。湘乡是湘军兵员补充的主要地区之一,至咸丰六年(1856年)湘乡县内应募者逾两万。同治四年(1865年)3月,总兵彭楚汉、杨明山等在湘乡、衡山招募5000人。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前,沿袭旧制。大都由军队派员携函来县,在县政府规划定的区域内张榜征招。湘乡历有当兵之习惯,到1932年全县在籍军人约有10万人,因此,县长拒绝再承担招募任务114。

1933年6月9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兵役法》,改募兵为征兵。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规定18至45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服兵役义务,其中20至40岁的服常备兵役。常备兵分现役、正役和缓役。现役3年,期满转正役6年,再转缓役至45岁上去。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原则,征集现役兵员。国民政府军政部还规定了征兵的平等、平均和平允的“三平原则”,所谓“平等”,即要求在办理兵役时,不问阶级、不论贫富,凡届兵役年龄之男子均须服任兵役之义务;“平均”,即按征兵一定数目,依地方人口壮丁之比例,平均征集;“平允”,即凡届兵役年龄之男子,依兵役法施行细则应予免役缓役者,即免缓其兵役。10月,湖南省政府制订《征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要求组织抽签,以中签先后决定入伍次序。抽签以区乡镇联保为单位,由县政府派员监督执行。1939年国民政府令全国各县成立国民兵团,统一办理征兵业务和壮丁训练,并从这一年开始实行一户一兵的兵员征集。1940年后,按新统计人口数分配征兵任务,确定每年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分四期征集。为适应征兵制,各县设立了兵役科,执掌全县征兵事宜。乡镇保甲将管辖范围内的应征“壮丁”造具名册;根据分配的兵员任务,按年次公开抽签,中签者按签号的先后应征服现役。征兵初期,不少青年深感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同仇敌忾,自愿请缨。后由于各级征兵人员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官吏、地主、资本家子弟以各种名义逃避兵役;加之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虐待士兵,青年人由积极应征变为抗丁,许多被抓去的新兵设法逃跑。有钱人家利用种种手段为子弟免役,或买壮丁顶替,贫苦人民则有专靠卖壮丁为生的。在实行抽签招征后,地主豪绅子弟以学生、公务人员等名义不列入壮丁册,经办兵役人员往往勾结保、甲长敲诈勒索,有的人家被弄得倾家荡产。壮丁入营后,日间绳牵索绑,夜间禁闭一室,动辄挨打受骂,有的未上战场,即被虐待致死,民众视服役为畏途。1937-1942年末,衡山县壮丁配额2.5万名,入伍20034名,积欠4966名。县境沦陷至民国35年停征。1947年12月,省分配衡山兵额720名,征兵机构到处乱抓,仍只完成604名。1948年3月26日,衡山团管区押解新兵52人,乘船抵甘溪,新兵暴动。押解官兵被杀死4人,击伤2人,掳走3人,步枪6支、子弹600发被暴动者夺走115。由于群众抗征,长沙县1946年全县应征兵员1570人,实际征解300余名。1947年长沙分配兵额4670名,只完成2025名,1948年分配兵额1800名,只完成700名。

这种兵役制度和兵源状况,就必然要求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赋予乡镇组织更大的权力,实现乡镇行政官僚化就是最现实和最少成本的做法。当然,乡镇官僚利用兵役制度来获取私利的行为,对国家政权更具有危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国民政府灭亡的根源之一。

第四,人口的增加,需要变更行政。

清初,朝廷采取鼓励生育政策,规定“孳生人口,永不加赋”,并“摊丁入地”(青壮年男子的人头税并入土地税内)。加以县境内很少发生战争,外地仍有不少人口迁来,因而人口增加较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全县254583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456428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589645人,较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增加4.75倍。民国时期,衡山人口由高向低波浪式变动。1917年,全县735444人。尔后十来年,县境兵乱瘟疫频仍,人口死亡或外逃不少。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斗争的农民大多避难他乡,人口剧减。1928年,减至472193人。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县内人口稳定在50万左右。1937年衡山设立乡镇政权时,28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管辖近2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口的增长就必然要改变行政,因为在清同治年间,衡山人口也达到58万,却并没有设乡级政府。但是,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威的严重丧失,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而地方政权的职能又在不断地扩展,人口的增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就会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这类人口与国家行政管理问题,在湘潭等大县就更为突出。光绪十三年(1887年),湘潭全县人口就达到817608人,到民国2年(1913年)为974800人,到民国17年(1928年)为10737历人,1930年达到1234811人。湘乡在1930至1940年间,人口均超过了120万。显然,国家对一个超过100万且基本上为农村人口的大县的管理,如果要有效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系统,而且,为了确保对正在动乱之中的地方进行统治,将行政权力下延到乡镇一级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第五,全能主义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及国家现代化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沉沦转向自新,从而扭转了晚清不可遏止的内部自我衰败的过程116。在国家政治层面,也从皇权政治转为了共和政权。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性文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权,都要将自己装扮成为民主政府。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各种“地方自治”方案纷纷出台,成为了民国期间最为突出的政治特征。但自1927年以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抗不断,而且这种斗争的主阵地在广大的农村。这就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117。为了加强这种统治,消灭共产党,国民统治者一方面要拼命标榜是民权政府,另一方面又实行法西斯的强权统治。它不仅让警察组成反共保安网,来代替帝制时代的县官和士绅;在各地设立了在中央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地方党部,与正式行政系统平行。而且还在县以下设立了乡、区和分区,由一些城镇和乡村组成,一直到下面恢复了保甲制之后的基层单位即各户,要求每户每甲对其他各户各甲的所作所为负连坐责任118。这些都表明,在民国时期,权力文化仍然占据着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民权和民主只不过是统治者的装饰品。

但是,民国期间,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一级,实现乡镇行政官僚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又与国家进行现代化努力有关。可以说,国民政府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事实上是进行一次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动员。实现和推行在全能主义政治指导下按照现代国家体制理论设计的地方行政系统是这种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种实验,为乡镇行政官僚化提供了制度性设计和经验,并影响到了乡村权力体制,为国家全面深入到乡村社会提供了机会。但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是低水平的农业社会,实际上并不具备国家政权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条件,在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的情况下,国家机构下延引起的国家规模的急速膨胀,缺乏足够的资源保障,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改革,在实践中发生了蜕变119。一方面,乡镇政权的行政行为效率十分低下,难以真正承担起国家进行乡村政治经济动员的责任;另一方面,乡镇低层官僚及其在乡村的代理人的“经济人”行为越来越明显,并逐渐形成了经纪体制120。国家又缺乏对其有效的约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农民的剥夺越来超重,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尖锐,最终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2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5页。

3 《湘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616页。

4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5 《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有研究者认为,民国初“县以下的区、甲、牌各级组织形式仅存于法规文献上,各省实际上仍多保存县以下城、镇、乡这一原有结构体制。”(梁开金、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湘乡、湘潭、醴陵的情况并非如此。

6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0、199、200、234页。

7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8参见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9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0 《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7,光齐堂公约买据。

11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5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这里的“家族”和“宗族”是有区分的。具体来说,“宗族是‘家庭’的扩充,包括父系同宗的亲属。‘家族’则更由‘宗族’扩充、包括父族、母族、妻族的亲属。‘宗族’为同姓,而‘家族’则未必为同姓,盖(因)包括血亲与姻亲二者(之故)。”(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1页。)

13 《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2,节录现行法令。

14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15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6页。

16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65页。

17 《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我们已从衡山县白果镇岳北农工会旧址陈列馆中抄录在本书的附记《衡山调查记事》之中。这四个行动案为:《关于农民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关于农村妇女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

18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9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页。

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失败,中共第三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湘区在报告中认为,“由于行动过于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于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不力”。(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

21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载《中国青年》1924年1月第13期。

22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载《战士》周报第41期,1927年4月17日出版。

23 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农民书》,为全国农民提出了如下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征收陋规;(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移作别用;(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

24 《园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25 《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页。

26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7孙中山:《致郑藻如书》,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28见常书红、王先明:《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2。

30苏州市档案馆藏。引自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70页。

31苏州市档案馆藏。转引自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2 《宣统三年中国年鉴》第243页。引自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3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34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5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3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3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38 1927年1月23日,湘乡县农民协会宣传部印。

39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40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农字第9号通告称:“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民政权。这是农村政权的一个正确形式。”

41 《衡山县志》附录,岳藏书社1994年版,第718页。

42 《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页。

4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l页。

4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4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l年版,第28页。

4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4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48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84页。

49遗书为“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只有向阎王一诉;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84页。)

50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1页。

51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8页。

52 《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23页。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版,第125页。

5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版,第135页。

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56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57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58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59林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60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页。

61 《国民政府县组织法》(1928年9月15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3页。

62参见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63 《修正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1935年7月19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文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125页。

64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65按照《湖南各县挨户团章程》规定,湖南省政府以肃清“共匪”保全地方永久安宁为主旨于各县组设挨户团。挨户团分为两种,一为守望,以每正户内住该地之壮年男丁三人抽一五人抽二之方法编组之,但因障碍不能股役者除实贫外应雇人自代。二为常备队,由各守望队选送碗无共党嫌疑疾嗜好并有公正绅民负责担保者编组之,其服役期限为三年,期满后不再被选。(参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3页。)
66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3页。

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6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69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70我们在五县县志和有关档案资料中均没有发现实施《农民协会组织条例》记载。

7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7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7页。

7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7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

75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7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页。

7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页。

78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1页。

79 《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46页。

80关于“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区分,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江恒源的解释是:乡村教育是在乡村特设机关,认定一般农民生活需要,以实施种种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乡村建设或乡村改进则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的计划,用最完善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足以达于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参见江恒源:《两个名词的解释》,载《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1-6页。)

81参见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82 《衡山地方自治讲习所同学录》,见衡山县档案馆档案,1全宗,第11卷。

83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页。

84国民政府:《乡镇组织暂行条例》(1941年8月9日颁布),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8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86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99、534页。

87参见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88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92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62页。

93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94湘潭的情况更是如此,从1920年至1949年的46任知县或县长中,只有3位是湖南省外人士,其他均为期潭本地或邻近如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人士。(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165页。)

9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0页。

96 [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0页。

97也有李姓老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李姓(山霞李)本来就是以岳村发源地,当时在岳村已有独立的宗族组织和祠堂。但具体的情况,也无法说清。

98 《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2,族纲简章。

9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10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101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02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功《中国农村》(1935年),第2卷第1期。

103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104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05方向新:《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06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由陈吉元等编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等著作均引用了这一数据。

107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3、313页。

108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4页。

10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10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页。

111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2页。

112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6页。

113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6页。

114参见《湘乡县长田稷拒绝招募兵员呈请书》,载1932年7月30日湖南《大公报》。

115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17页。

1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11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18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119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2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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