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上)

 《岳村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摧毁了封建的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动员,一方面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

一、农民协会和土地改革

1949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县人民政府在石湾成立,10月6日衡山全境解放,10月7日,中共衡山县委和衡山县人民政府迁至县城办公。至此,衡山人民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一新时代真正的开端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改革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基本的政策主张,也是对农民的一种历史性承诺。早成1927年,共产党就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革命也随之进入到土地革命的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成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口号。经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探索和实践,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办法。因此,随着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推行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路线的土地改革也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起来。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土地改革,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1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衡山县及其岳村,是如何在中央政权之下建构这两个权力中心并使之协调统一地发挥作用的呢?

建国以后,国家在通过军事占领及管制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后2,开始了系统的地方政权建设。此时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层次增加,行政区划小化。衡山县在1937年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实行乡镇行政化时,没有26乡2镇,到1946年12月,又将28个乡镇缩编为14乡、2镇,即在县以下的国家行政单位只有16个。1949年解放时设立了7个区人民政府,接管旧有的14乡、2镇及其所属的保甲,区以下沿用保甲制,全县共分为348保,3417甲。1950年8月,进行民主建政,在区以下设立乡一级行政单位。全县共设有12个行政区,下辖148个乡镇和行政村3。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及编制供给的决定》,全县共设17区,270个乡、4个区属镇、1个县属镇。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镇)长1人,副乡(镇)长1至2人,另有秘书、生产委员、财粮委员、治安委员、调解委员各1人。同时,区政府更名区公所,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其后,区的数量虽有变动,但性质未变。这种情况表明,国家通过行政区划的重新设置,将原来县以下的行政区划进一步细化,使行政组织的辖区缩小,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在区乡镇以下,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衡山县延用了民国时期的保甲体制,保甲编制和保甲组织仍然照旧,原来的保长和保公所的执事人员除个别罪大恶极、有明显的反对新政府行为者外,大都得到了为新政权效力的机会。他们仍然占据着原来的位置,只不过将原来为"国民政府"筹粮征兵,改为了为新的"人民政府"筹集前线所需要的粮草。到1950华4月,开始废除保甲制,建立村级政权即村人民政府,保农民协会改为村农民协会。此时,"伪政府"时期的保甲执事人员,除少数成为新政权工作人员外,不是作为专政对象被镇压,就是作为"不可重用者"剥夺了权力。在区人民政府主持下,各乡(行政村)分别召开了农协会会员大会或农协会员代表大会,由农协会员或农协代表直接选举正副乡长和乡农民协会主席和副主席。对于自然村,则按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为行政组,由乡(或行政村)政府从那些积极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和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中指派行政组农民协会组长、副组长及文秘等人员,承担了组内的政务和村务。

由于当时各地的这类组织在名称(有的叫贫农团、翻身会)、设置和组织形式上不尽相同4,为了规范各地基层建置,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将农民协会界定为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的一切反封建的分子,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举办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和副业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参加入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通则规定,凡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自愿入会者,经乡农民协会批准后,可成为农民协会会员。凡被派到农村中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入农民协会,加入时,须得当地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在组织体制上,通则要求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农民协会为基层组织,乡以上组织区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专区农民协会及省(行署区)农民协会。各级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根据政府法令和上级农民协会指示及当地农民要求,决定农民运动的方针和计划,审查农民协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农民协会委员会。农民协会经费的来源是会员的工作和人民政府的补助,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一斤米。农民协会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农民协会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5。为了理顺乡级政权与农民协会之间的关系,1950年12月政务院第六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代表会议)和乡人民政府。在乡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乡人民政府即为乡的行使政权的机关。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乡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受区人民政府领导;在不设区的人民政府的地区,受县人民政府领导及区公所的监督指导。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1人、副乡长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之,乡长、副乡长及委员经区报县人民政府批准任命。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并领导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之。乡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为:执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实施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决议案;领导和检查乡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向上级人民政府反映本乡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兴革意见。虽然,在南方许多刚解放的农村,并没有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就是乡政权的许多职能也由乡农民协会行使。但从政务院的两个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在成文制度上,还是对乡以上的农民协会和政权组织作了较为严格的区分。乡级农民协会只是土地改革的专门性组织。而在乡以下,农民协会则成为了事实上的政权组织。

岳村就是在这时开始从自然村成为"建制村"的。当时岳村有83户,387人。自从民国初自然村落形成以来,基本上没有过独立的与国家相联系的正式权力组织。在国民政府实行保甲体制时,它与相邻的岳北村、新民村和建筑村共为一保,而保公所设在岳北村,保的执事人员一般也由其他村的人担任。解放初期,这里属于衡山县第7区,第25保的第5甲和第6甲。1950年8月,衡山设立新县政时,这里属于第7区白沙乡人民政府,白沙乡村人民政府将当时的第5甲和第6甲合并为行政6组,成为了独立的行政建制单位,并要求岳村和其他新成立的行政建制村(组)一样,迅速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岳村成为建制单位的具体过程是在"人民政府"直接参与甚至可以说直接承办下完成的。l950年8月,岳村来了三个陌生的人,他们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就是今天仍让岳村老人们尊敬的"刘政府"、"王政府"和"任政府"。其中,刘和王是东北人。任是山东人,一个大学生,背了一把小手枪。他们来到村里后,住在村中最贫苦的农民茅屋里,吃着合着野菜的糠米饭,却热情很高地串家串户,专找贫苦农民了解情况。经过几天的摸底发动之后,他们将村里面十多个没有房子和田地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白沙乡第六行政组贫协小组。他们还提名担任第六行政组组长和贫协小组长的候选人。岳村人用发自内心的鼓掌通过和欢迎了岳村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权力组织的领导者。接着,在第六行政组农民协会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六行政组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民兵连、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乡一级农民协会的成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按照当时的法令,乡农民协会的领导者即全体委员都要经过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而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乡农民直接选举之,没有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经乡农民协会委员会之批准,也可以参加选举。1950年8月,衡山县进行了村扩展为乡(一般两村并一乡),建立乡政权,先以各村或行政组为单位建立农民协会,选出农协代表,然后以乡为单位召开农民协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正、副乡长、委员和乡农民协会正副主席、委员。因此在第7区白沙乡成立农民协会时,岳村农民协会派出了3位代表,参加了第一次白沙乡农民代表大会。当年作为岳村代表的一位老人还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选举场景:候选委员围坐一圈,在他们身后放着一个碗,选举时发给每个代表与所选委员相等的豆子,依次各绕一转,愿选谁就在谁身后碗内丢一粒豆子。事实上,作为正副乡长和农协的正副主席的候选人都能当选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意愿,都是由"人民政府"提名的,而当时"人民政府"的威望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我们从现在的历史档案中,也发现了乡镇长与农协正副主席之间普遍存在的差异:乡农民协会的正副主席特别是委员一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而正副乡长则大都是上级"人民政府"派下来的非本地人士为多。实际上,正是这种差异,代表了两种权力的不同来源和权力的归属。这就是,在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正副乡(镇)长代表着政府,农民协会是归其领导的"群众组织"。

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到1950年9月,共产党领导下的衡山县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制,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在这个政权体制中,中共衡山县委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它不仅可以通过设立在区级的党的支部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决定了政府、农会及一切政权组织的活动,并以此为轴心建立了严格的垂直领导结构。在这个体制中,乡镇以上的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政府机构或农会组织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的范围都有较为严格的区分,其科层制所具有的"命令一服从"特征已非常明显。但是,到了村(行政组)一级,村农民协会或行政组农协小组,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指导思想,成为了农村唯一的管理机构,承担着政务和村务双重责任:不仅要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而且要承担反霸、清匪、镇压反革命、救济贫民和维持社会秩序(解决民事纠纷)的工作。

历史已经证明,新中国初期建立的这种乡村权力体制,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政治保证。1950年7月7日,中共衡山县委主持召开了县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在衡山县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8月,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9月县委派出工作队,在部分乡进行试点,11月至1952年2月,分5批在全县展开。县委和区人民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土改队,深入农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依靠以贫雇农为领导核心的农民协会,普遍召开斗争会,向本地剥削罪恶较大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清算其剥削压迫账,并将其中民愤很大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送交政府法办。到1952年4月,衡山县农会共对3483名地主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报请人民政府依法惩处恶霸地主、特务、土匪等反动分子1422名;土改中,全县12.5万农户,划为地主的6800户,半地主式富农314户,富农2292户,小土地出租4756户,中农31403户,贫农59720户,雇农10623户,商贩1226户,手工业740户,其他5230户。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44.82万亩,无地、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每人分得土地1.5-2.5亩,也给地主家庭成员留有部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使其有条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没收地主房屋及封建公房11.11万间,分配给无房、少房的贫苦农民居住,还将没收的大量粮食、衣物、农具、家具等分给农民。农民们分得了土地和农具,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不仅成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也激发了其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51年至1953年,衡山县粮食连年丰收。1953年稻谷总产1.635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17.1%6。

对于岳村来说,农民协会与土地改革的巨大影响,绝不是用简单的数据能表示出来的。对于这个刚从自然村落成为国家基层体系的"建制单位"来说,最为主要的变化就是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

其一,由于正式权力组织的建立,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与岳村的联系。岳村自从成为"衡山县第7区白沙乡第6行政组"之后,尽管不是国家的行政组织,但已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属于独立的行政区划,这就在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政权链条中的一环。国家的政策指令等各种权力行为,都靠这种正式组织下达到每个农户,并以此作为筹钱筹粮、各项工作评比的基本单位。这种以国家政权为依托的公共权力组织,使岳村从一个自然村落的"自然"社区变成了一个国家建制"行政组"的"单位"社区。我们在以后的研究将证明,这种转变,对于岳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新的具有国家权力背景的地方权威形成。在农协小组及治安委员会和民兵连担任各种职务者,凭借这些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及他们事实上掌握的土地和农具甚至房屋的分配权,迅速将自己与普通的农民区分开来了。这些土生土长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凭借他们与外来行政建立的这些联系,日后都成为各项工作的带头人,也是外部行政关系最基层的承接者和政策推行者。这些在旧秩序激变过程中迅速改变社会地位成为"公家人"的许多事实,又进一步加强了农民与国家政权的亲合力。

其三,由于"阶级"观念的引入,岳村已从过去的族姓和家族这些划分中变成了不同的阶级阵营。经过岳村农民协会组织和土改工作队的认定,岳村有4户划为了地主(李姓2户,杨、周各为1户),有1户划为了富农,有1户划为小土地出租者,贫雇农为62户。这种阶级划分在观念上超越了血缘关系、它不再依据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不同血缘关系的人可以被划分在同一范畴内,相同的血缘关系的人可以被划分在不同范围内。而且,这种阶级阵营的区分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按照这种阶级阵营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也不同于血缘组织的结构,"它把家族成员组织在以社会地位而非血缘地位为依据的组织之中"7,极大地抑制了岳村刚发育还没有成熟的族权。

其四,通过行政区划方式,不仅将每一个农民都编人到了新的组织序列之中,而且形成了新的社区边界。由于岳村是一个多姓杂居村,而且长期以来,都与邻近的岳北、新民和建筑等村混合编在保甲体制之中,其社区边界并不明确。而自从建立行政策6组后,这才开始形成了新的明确的社区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编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认定,而且还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意义。因为,当时岳村划定的地主都比较小,最大的一个地主只有150多亩耕地,也没有多少房产,这样,对没收的地主土地重新分配时,并没有按照大乡范围内进行调整,而是按照居住习惯和耕种习惯在本村内编组进行,大约平均每人分得土地约1.78亩。这样,就有可能因编组不同而占有不同面积和耕种条件的土地。自此之后,岳村的经济边界基本上确定。

当然,我们在理解岳村这一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时,强调了外部性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和改造。毫无疑问,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最基本表现形式的外部性力量,是当时乡村社会发生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在乡村社会进人到这种大转折的时期,内在的变因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没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外力深入,乡村社会很难运用"农民协会"这类组织解决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内在因素也是不应该忽视的。乡村社会的许多传统并不因政府的威权所致,就完全无抵抗地瓦解,传统的族权和绅权及地主阶级的特权在许多地方还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区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所列的事例中得到验证。这个报告指出,1951年中南区农村,"从工作深度来考察,有了几个核心骨干,切实控制了优势的乡村,占20%;组织力量不强,无力抵挡地主反攻或力量平衡的乡村,占50%;仍为地主公开或暗行停止的乡村,占30%。不论哪一类乡,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以下现象存在:土地分配不公,错划阶级成分,干群系不好,还有漏网地主和漏没收的财产,还不断有地主反攻倒算、夺取农民收获物、逼租逼债事件。"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切实在乡村建立起无数可靠的政治阵地;确定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乡村人口90%;建立好乡的农民协会,培养出成分纯洁、斗争坚决、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又为群众所信仰的领导骨干,建立起农协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政治信任上,而不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组织服从关系之上"8。显然,这里所列举的现象和所采取的措施,都反映了在乡村社会传统政治结构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权力关系及所代表的利益在相互博奔中寻求存在和表现的空间。只是,在当时强势国家的强制性进入下,那种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乡村传统就变得无能为力了。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在动员乡村力量组织"农民协会"时,并没有使之成为一股独立于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意图。因此,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1953年春土地改革复查结束后,逐步组建乡村政权机构,各级农民协会的工作逐渐由乡村政权组织所取代,原先的农会骨干,大多转为乡(村)干部。1953年11月,衡山县农民协会停止工作。1954年春,经过普选,建立乡人民代表大会,乡农民协会组织为乡人民代表大会所替代。



中国农会组织的这种状况,使许多西方研究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依靠农民运动而最终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在建立和巩固政权后,将农民协会这种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废弃。亨廷顿就认为,"建立农民协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最经常、最有效地采取这种行动的又是政党因为它需要农民组织的机制来取得农民的支持,并使农民与党牢牢地捆在一起。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强大的政党都与某一个农民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组织当然能给党的领袖们效劳,但也同样也能给农民效劳"9。可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最终并没有将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纳入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来,而是在完成土地改革后,迅速将其解散,以各种正式的政权组织取而代之。这其中可能有许多的理由和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以土地改革为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农民协会,只能代表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其政治理想和国家现代化目标,绝不是在小农耕种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的。这样,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实现农民土地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二、合作化运动和乡村组织

如果从具体的历史动因和过程来分析,合作化运动是在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革命主张指引下所进行的制度安排过程。

一般都认为,土地革命和改革虽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其初步结果是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制。但是,土地改革并没有创造一套防止乡村社会因土地紧张以及土地趋向集中等情况下所带来的乡村社会再度两极分化的机制。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改革仅仅是在乡村这种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援,也就不可能创建一些使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机制。因而,共产党和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仅仅看作是"民权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土地所有制仅仅是一定时期出于革命和现实需要而确定的暂时性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进行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造10。

在历史上,这种改造是从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早在建国初期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1951年农村生产的决定》中要求,各地要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要加强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并以此来达到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目的11。同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当时制定的合作化运动推进的要求是,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地发展"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必须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常年互助组;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的发展,决议要求,"各地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也有个别在特殊的情形下,当农民组织起来后不久,便实行土地合股的。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群众时常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互相交错的形式,而且各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说来,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具体的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着的。不问群众的条件和经验如何,企图用一种抽象的公式去机械地硬套,当然是错误的,是会损害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的"1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3。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特别强调,"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成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14。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下,对合作化的发展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要求。但此时,合作社主要还是初级合作社,对于这些初级合作社,"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一方面的性质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的性质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这两方面的性质也正说明了:现在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是互助运动在现在出现的高级形式,但是比起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即是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还是较低级的形式,因此,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的形式"15。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中央在1956年提出了大力发展高级合作社的指示,并要求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模式完成。共产党和政府的这些制度性安排,在现实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到1956年底,全国有农业生产合作社75.6万个,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1.18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高级合作社54万个,参加农户1.0742亿户,占全国农户的总数的87.8%。1957年底,全国97%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16。

衡山县的合作化运动与国家的这一制度安排及其现实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1951年4月,中共衡山县委在六区首建康菊英互助组,11月,县委举办已完成土改的乡干部学习班,学习毛泽东《组织起来》等文章,年底,全县共组织互助组50个,其中常年互助组10个,参加农户302户。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1568个,参加农户1277l户。1953年,衡山县开始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开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到1955年春,全县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23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93%,常年互助组3417个。同年7月,衡山县委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学习毛泽东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重要文件,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领导工作中的"小脚女人"式的"右倾"保守思想。9月,县委领导在三级扩干会上代表县委检查了"跟着走,慢慢来"的思想,宣布计划于当年冬至次年春,将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增加到19.2%,1g57年春增加到41.86%;1957年冬至1958年春,增加到61%。11月传达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县委进一步检查"右倾"错误,再次修改计划,大步加快发展速度,并派出了几百名干部下乡帮助建社。12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转发了《关于研究毛泽东主席与十七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的十七条》。到1955年底,全县已建初级社1504个,入社农户9.32万户,占总农户的52.96%。同时,试办了祝融峰和宋桥两个高级社,分别有社员1120户和570户。1956年4月,中共衡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当年在原有基础上组织98%的农户参加高级社,不再发展初级社。秋收后,县委根据省、地委"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的指示,在全县范围掀起了初级社转高级社、扩社、并社高潮。根据1956年10月湖南全省有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这一形势17,衡山县加大了发展高级社的力度,对一些不愿意入社的农户采取了一些强迫性手段,到1957年初,全县共建高级农业社964个,入社农户14.25万户,占总农户的96.5%。1957年底,全县有高级农业社977个,一批"改造较好",通过评审摘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也被吸收入社称为社员,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7.6%,入社人口占总农业人口的94.5%,大体上一村一社18。

岳村合作化运动始于1953年春季,到1954年,共成立了四个互助组。从村民对互助组的描述来看,有两个组主要是换工性质的可以称之为临时互助组,而另两个组则已有了更多的"集体成分"应该属于常年互助组。事实上,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这两种互助组的经济关系和组织形式都是有区别的。临时互助组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这些临时互助组的组织是临时的,一般是3-6户农民为克服劳动力、耕牛、农具上存在的困难,当某项生产工作(如插秧、收割、修塘)来临的时候组织起来,类似于解放前的"帮工"制度。土地仍归各农户私有,农户自己安排农作物种植面积,提出耕作要求。换工方式结算,以工抵工,不能还工者付工资约每工白米4升。其成员一般并不固定,大都为近亲好友本着互信互利和相依相助的原则进行,所以,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系统,也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也不可能建立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互助组织没有权威性的人物存在。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

而常年互助组则有许多不同,它较之临时互助组是一种高级的合作形式。它们中有一部分开始实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相结合;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随后逐步地把劳动互助和提高技术相结合,有某些技术的分工;有的互助组并逐步地设置了一部分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19。具体来说,这种生产互助组织开始完全是以个体经营为基础,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共同使用某些牲畜农具,生产资料与收入全归个人所有,在劳动管理上采取以工换工或评工计分办法,秋后算账,多退少补,生产关系仍属私有制范畴。但到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的成员已比较固定,有共同的生产计划、组织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工分业,并有了一定的共有财产。在有关临时和固定的分工时,要求全体劳动力在农忙时不得外出,男劳力主要从事耕地和车水等重体力活,并将各户带入互助组的农具、水车和耕牛的使用估价,按实际使用核算。有的还将换工结算改为评工记分方法,互助组是在不改变以户为核算单位的前提下,在耕作和播种及收割季节各成员之间互相帮助。这种帮助主要有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有条件使用。由于存在一定的公共领域,也就产生了一定的公共权力组织,常年互助组一般设有一位组长,有的还设有副组长和会计。由于常年互助组更具有公共权力性质,所以出面组织常年互助组的人,就不能只具有种田的能力,而应具有其他资源。为了使常年互助组组长能够更好地运用公共权力,当时各个县还很流行举办互助组组长训练班,将各个常年互助组的组长召集起来,着重讲解"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研究如何当好互助组组长和巩固互助组等问题20。县乡两级政府,在研究农村工作时,有时也征求互助组组长们的意见。由于在1953年农会组织被撤销后成立的村政府并没有太多的公共领域和权力21,许多事情直接由乡政府管辖或各工作组决定,因此,当各种生产性互助组成立后,互助组直接与乡级政权建立了联系,村级政权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在乡级以下形成了双元的权力体制。当然,这只是从组织形态来说的,对于在村政权中担任职务者来说,由于他们一般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在这次组织互助组中也能够起到模范的作用,他们个人的权威不仅不因此而削弱,反而加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事实上很快就进入了国家的科层组织,成为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者。

常年互助组因为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或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地,就产生了在生产上统一使用土地的要求,而其所建立起的经济关系和地方性权威,又为进一步集体化提供了条件。因此,岳村在1954年冬就成立了"白沙乡行政六组初级合作社",除了少数中农不愿意参加、4户地主和1户富农不准参加外,其他农户基本上都加入其中。这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土地入股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也称为土地合作社。在性质上,这还是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用土地入股同样地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并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退社。但在生产上,一方面,便于统一计划的经营土地,因地种植,使地尽其用;另一方面,可以更方便地调剂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发挥劳动分工的积极性。这两方面,也就可能逐渐在若干点上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在初级社形式下经营的土地和副业,除了有的合作因为并不是群众的真正自愿,或经营不合理所以不能成功以外,产量与收入一般都大大增加22。具体来说,农户参加初级农业社,土地、耕牛、农具归农户个人所有,土地随人入社,评定其常年产量。耕牛和农具私养公用,或由社付租金,或折价入社,分期偿还。社员参加劳动,评工计分。年终分配,全年收入,扣除当年农业税,公共积累、生产费用、耕牛农具租金与下年生产费用留成之外,一般按"地四劳六",个别社采用"地三五劳六五"或"地三劳七"、"地劳各半"的比例,分配到户。农户将土地使用权交归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可凭土地参加分红。就是说,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的所有权归各户私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社。初级社统一安排作物种植计划,统一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统一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统一收益分配。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这种生产经营特点,必然产生和需要公共权力机构。这个公共权力机构就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初级合作社承担了乡级以下的地方政权组织的许多功能,成为了国家行政组织直接管辖乡以下的乡村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初级农业合作社不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了,它具有了许多政权组织的权力和义务。在许多场合,它代表国家,对本社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事务行使管辖权,就是对那些还没有加入到初级社的村民,它也具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力。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对国家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从当时岳村初级社的情况来看,它已在事实上相当于村的规模,并按照村级政权模式设计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行了村社合一23。

但是,在共产党的决策者看来,初级农业合作社在地域和经济组织方式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土地参与分红还具有一定的剥削性质,不符合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因此建立高级社也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1956年7月,岳村同衡山县所有乡村一样,进行了创建高级社运动。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岳村建立高级社的运动并不像有的地方是一种简单的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行为。而是由当时已经分为四个行政组的岳北、建筑、岳村和涓江联合成立了"涓江高级农业社"。这个高级农业社共有1500多人,300多户。这在当时的高级社中,已属于较大规模的了。

在很大程度上;高级社是一种乡村社会的重组活动:它不仅重新确定了乡村社会的行政区划,而且重建了经济联系和公共权力组织。

在经济上,高级农业社的生产资料(小农具除外)全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以社为核算单位,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计划、劳动、财务、种植、产品、分配统一管理。社的全部收入,除去生产费用、上缴税金、集体提留(必要的生产基金、公积金、公益金),其余按投工、投肥情况分配给社员。对鳏、寡、孤、独中的老小口实行吃、穿、住、教、养"五保"。高级合作社实际上承担了农村中生产安排、收益分配、生活管理、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功能。

在公共权力组织方面,根据国家当时的有关法令,高级社的组织机构由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社主任和副主任等组成。社员大会,是高级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通过或修改社章程;选举或罢免社主任、管委会委员及其主任;审查和批准管委会提出的全年或季节生产计划、财务计划及预算和决算;审查和批准各种农作物的定额,以及各种工作应得的劳动报酬;审查和批准分配方案;审查和批准管委会对外签定的各项合同和契约;审查和批准政治、文化、福利事业的各项计划和措施;批准扩大与合并社的组织;审查和批准社员以及社员退社、开除社员出社;审查社员对管委会和监委会提出的申诉;通过对社会的奖励或处分;决定社内其他重要事项。管理委员会,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闭会期间的执行办事机构,其职权主要有:在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闭会期间,根据大会的决议和社章程,批准社内的各项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对有关上述重要问题采取的各项措施;调整所属机构的组织与任命或撤换所属机构的干部;调配劳力和各项生产资料的权利;审查和监督各个部门的生产活动和工作;代表合作社对外签定各项合同;对国家完成各项应尽的义务;拟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扩大公共财产,防止任何破坏;经常向社员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提高社员觉悟;定期负责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总结社内各项工作。监察委员会,也是社员大会或社期间的执行机构,其职权是:监督社主任与管理委员会遵守政府法令、社章,执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和日常业务工作;监督社员遵守社章与检查劳动纪律执行情况;保证合作社履行对国家应尽的各项义务;监督财务会计账目,保证出纳制度,以及债权债务处理;监督检举贪污浪费、保证社内公共财产和社员利益;审查管委会的一切业务和财务工作以及公共财产的保管工作;在每次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上管委会在作出工作报告后,应提出自己的结论;检查失职人员,并提出对失职人员的处理意见。社主任和副主任,都由社员大会产生,直接对社员大会负责。其中,社主任是高级社的法定代表人,对内和对外代表高级社,副主任协助社主任工作。

可见,当时国家设计的高级社体制,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以一种会议形式来行使组织的最高权力,并设立一定的常设机构。表面上看来,这种权力框架有决策者、执行者和监察者,相互制约和制衡,体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但是,由于这种制度设定并没有真正反映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状况和文化特质,不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在需求,因此,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在乡村调查中寻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据岳村许多村民回忆,涓江高级社存在的一年多时间,从来没有召开过社员大会,也根本没有设立那么多复杂的机构,社长是乡里面指定的,社长之外的副主任和会计等,也是由乡与社长决定的。有关的人事档案也表明,虽然高级社的干部还不属于国家干部系列,但某些社的社长、副社长或会计则是由地方政府调派的,他们已脱离了本乡本土,具有了半行政化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高级社作为一个大于自然村许多的组织,并不直接与农户发生关系。高级合作社下面设置了许多直接联系农民的生产性组织,这些组织有称为作业组,也有称为耕作组。涓江高级社就分设了21个耕作组。岳村即当时的行政6组按高级社体制分为了2个关系平行的耕作组,即上屋耕作组和下屋耕作组。上屋耕作组有46户,有213人,下屋耕作组有39户,196人。这些耕作组设有组长和计工员,只有统计工分权,而没有分配权,其基本的工作程序和管理模式是,耕种组根据高级社的耕种指令,安排组内劳动力进行劳动,并由组内计工员将劳动情况进行记载统计,上报到高级社,经高级社核定后按收成情况直接将劳动报酬分配到每一个社员。高级社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范围,而且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空间也被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24。

上表表明,在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组织总的发展趋势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经济化",即以各种集体化的"经济组织"在职能和形式上取代或统领乡村社会的各种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随着高级社的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的职能被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实现了村社合一。这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一次真正而彻底的改变。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改变,我们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奔情况。

如果直接从实证的证据出发,按照我们在上面研究传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建立起的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人到乡村社会,是合作化运动中主导性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合作化运动是乡村社会进行规划性变迁的过程,即是国家按照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及社会目标进行制度安排过程,也是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规划性变迁往往很难依靠其内部的力量来推动和完成,这不仅在于对新的利益机制的强制性保护,而且还包括提供相关的组织原则和操作程序。在新中国之后的乡村社会,这种外力只能是国家权力。事实上,正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到乡村社会,才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合作化。具体来说,国家权力的这种主导性作用主要通过如下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1)建立完整的地方行政系统,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

我们在研究土地改革时期的乡村组织就已经注意到,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会组织并没有作为农民的政治组织得以保存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政治组织代表的是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而不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因此,建立乡村政权和继续加强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显得特别重要。对此,中共中央1951年《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和城市的工作任务及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东局的指示》就明确地指出,"除继续完成土改外,对土改后的农村,应以提高农村生产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为中心任务去布置一切工作。其中建立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区乡即农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机关,建立以推销土产品为中心任务的各级合作社组织,建立农村中党的组织等项,应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去布置"25。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度,使之真正成为领导生产建设、组织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为此规定乡人民政府应设立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乡的行政体制建设。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撤销了行政村建制。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管理财政;领导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导互助合作事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兵役工作;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办理上级人民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乡、民族乡、镇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可以设立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财粮、文化教育、调解等工作委员会,吸收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员参加。在需要时,可以设文书1人。中央还要求,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都应该设置专人以及适宜的机构,与各级财政经济机关及供销合作社密切联系,经常研究和及时地指导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生产计划、供给、运输和销售的事宜,并为它们举办必需的干部训练班26。1955年5月,衡山县各级乡(镇)人民政府改称乡(镇)人民委员会。次年6月,撤区并乡,全县设50个乡,3个县属镇。乡(镇)人民委员会设乡(镇)长1人,副乡(镇)长若干人,民政委员、治安保卫委员、生产委员、财粮委员、文教委员各1人。

有研究者指出,从1951年土改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27。从衡山等县的实证事实来看,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确十分频繁,但其变革的方向则是行政建制不断小化,衡山县到1957年有县以下的乡镇53个,是1949年解放时16个乡镇的3倍多。

一般说来,国家行政建制小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加强了区域范围内的乡村社会与国家之联系,以确保国家行政权力进一步深入到乡村社会。一方面,在国家政权构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行政建制的缩小,实际上使同样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管辖的范围上变小,也就使权力机构更能节制管辖区域的行为和事件;另一方面,社会民众能够更直接接近国家的政治权力,有可能改变社会民众与政权的亲合力,而使权力机构的行为职能更为有效。

(2)大力发展国家工作人员,组建各种工作组或工作队,让这些"国家的代表"直接进入乡村社会。

1949年到1958年,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等方面的原因。据统计,五县在这10年间,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都增加了数倍。其中,衡山县1949年9月县区人民政府成立时,只有干部1仍人,到年底,通过培训本地革命积极分子而增加干部466人,合计629人。1950年,全县干部增至921人,其中党群系统为283人,政法系统54人,财贸工交系统为296人,县办中学和完全小学教师288人。1951年从土地改革运动积极分子中择优转干239人,加上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等,全县干部总数比上年增加300人,达1221人。1952年,全县干部达1577人,其中党群系统203人,政治系统557人,财贸工交系统722人,其他95人。到1953年,干部总数迅速增长,达到3694人,除文教卫1908人外,党群等战线的干部达到1786人。

如果按照国家人事部门有关干部分类来看,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但事实上,合作化时期,由国家工作人员组成工作队直接深入到各村各组是当时最为主要的工作方式。据有关资料反映,当时的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在什么战线,是否与农业生产有关,大都作为工作组或工作队成员深入到了各个村庄,具体指导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建立和运作过程。

(3)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主导的具体方法,体现了文化引导、利益诱导和权力强制相结合。合作化运动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具有理想性的社会目标,并不完全是乡村社会自身生成的逻辑。曾经积极参与土地改革的小农未必拥护政府的新的理想目标,况且小农有自己的想法,小农经济有自己的演化逻辑。因此,为了实现合作化,党和政府必须用新方法引导和教育传统的小农,必须造成新的文化气氛,并运用新的利益诱导和权力制约机制28。所谓文化引导,主要是指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展开对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批判和强大的攻势,描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在利益诱导方面,中央要求,供销合作社应该与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推销、订购和贷款的合同的关系,帮助它们克服生产方面(资金不足)和交换方面(市场隔离)的困难,使农业及副业的生产的可能性和国内外市场的交换的可能性能够充分地而又可靠地联系起来。人民政府应该适当地采取下列一些办法援助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国营经济机关,或者经过供销合作社,或者直接和农业互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各种可能的经济上的合同;用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农民,从而帮助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特别注意在适宜地区,斟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特种作物、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以及修水利、修滩、造林、经营水产和牧畜等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与这些"文化气氛"和"利益诱导"相比,权力性制约则不只是一种指引性力量了,它是一种强制性胁迫性权威。事实上,所谓文化引导和利益诱导均是以权力为背景而发生作用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南局的一份报告中,大体上可以探知合作化过程中这三种引导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报告称,在合作化过程中产生冒进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干部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互助合作运动的规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存在着不健康的互比工作条件、互不服气的情绪,不批准就自己偷偷于。其次则为宣传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时,没有着重讲清楚发展过程与条件,片面鼓吹好处,因而引起一部分积极分子与劳动模范为了争光荣而盲目带头。再次则为扶持过多,群众红眼,有为争扶持而组社29。

第二,在国家权力强势下,改变了地方权威存在的状况和作用方式。

折晓叶等人认为,合作化实际上是外来行政力量进入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组织手段。合作化的过程,从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关系在乡村社会渗透、扎根和深化的过程。从土改开始到实行互助合作,虽然有工作组作为外来行政力量从中组织和推动,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积极性和热情高涨,在村庄内部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回应。以后随着合作化进程的加快,村民逐渐失去了热情,而来自外部的推动则越来越强烈。在外部行政力量推动下,合作化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将村庄从组织到人员从生产到日常生活,全部置于行政网络的监督和制约之下。村庄的行政职能,也从税收、治安、执法,扩大到执行生产计划,组织政治运动等,甚至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也会沿行政渠道很快进入村庄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30。如果从权力构成及其发挥作用的形式来看,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外来行政力量进人乡村社会,建立各种经济组织,不只是一个组织性进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地方权威的确立并与国家权力建立新的联系的过程。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经济制度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的基本的政治格局是,"农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31。中农作为团结对象同样享有土地改革的成果,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和在地方上享有较贫雇农高的威望,他们事实上成为了乡村社会的领导角色。但是,这种阶层性的变化在具体的村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的地方权威的产生并不是以整个阶层普遍地位的提高来实现的,"干部"这一具有国家权力象征的新形象是新的地方性权威的"称谓"。岳村及许多村庄的事实都表明,最早的乡村干部的产生来自村庄外的影响。当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进驻乡村,按照当时对出身等政治条件的要求,选择培育一些人进行土改,有些人成为了干部,有些甚至进入到了国家的科层体制。我们在分析乡村社会新权威产生时,还发现了另一类现象,这就是,随着合作化运动不同的阶段和形式,所需要的地方权威人物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在临时互助组阶段,农业生产好手在各互助组享有了很高的威望,他们的影响力是通过自己的力气和农作技术来体现的。这种简单的组织形式并不需要太多的组织能力,人们关注的也不是是否能说会道或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在临时互助组中,生产能手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威人土。到了常年互助组,特别是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不仅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公共权力组织,而且与国家建立稳定和亲密的联系也成为了一种组织的需要。这样,成为地方性权威的各种条件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些见多识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便逐渐成为了乡村社会的核心。他们凭借自己走南闯北培养出的敏锐,能很容易地了解国家的方针,也能迎合需要政绩的"干部"们的心思;而且政府也需要利用他们的见识和水平来实现对农村的有效组织。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具有国家权力背景的地方权威人士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从社会总体意义上来说,合作化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与人们的切身利益联系较紧,如土改时期的划分阶级成分、确定每家每户分田分地分房的数量与质量等,所以,经济活动的政治化趋向及客观利益的存在,使得此期的管理机构及领导者较解放前具有高得多的权力与威望"3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级干部就一定具有了很大的权力和权威,也就是说,村一级管理机构和领导者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这种变革完全是国家主导下进行的,除在国家完整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的农会时期外,在互助组和初高级社里,国家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已经不断深人到了乡村社会员基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国家法制性权威使国家的代表或代理人,都不敢轻易超越国家有关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尽管也有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的,但一经发现,就会受到严惩。(2)国家通过派遣工作人员进入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这些一般从县一级下到乡村社会的"国家干部",对普通村民来说,就是"国家"和"政府",他们直接进入农民之中,基本上以命令的方式将国家的意图贯彻下去。(3)当时虽然存在着部分村民对抗国家合作化决定的情况,但总的方面,特别是对那些因新政权而获得了土地的广大贫下中农来说,国家的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意味着在很多场合尚不需要利用村一级中间层次进人到乡村社会,而以政治动员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则更表现为群众的革命性。在这种意义上,各村庄的管理机构及其领导人,只不过是国家政令的执行者,并不具有特别的权力和权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部分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反抗和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削弱了乡村干部的权威。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制主要在高级社阶段。高级农业社成立几个月后,由于取消了土地报酬,部分田亩较多或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减少了收入,部分农户因耕牛农具折价偏低又未能按约付款,加之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增多,社员口粮紧缺等原因,出现了部分社员要求退社,有的社员到社里要求还钱、配粮,有的到社里牵走耕牛、拿走农具,有的地方出现了揪打干部的现象。在这种压力下,有许多社干部要求辞职,农民离乡外出,部分高级社处于严重涣散状态33。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农村出现这些紧张状况是阶级敌人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企图搞垮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8月,五县根据中央青岛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资斗争),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运动的方式,批斗了一些干部和社员,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动手打人,甚至打伤人、打死人的现象34。无论是"干部"被揪打、还是被批斗都会影响到"干部"作为地方权威的"合法性"。

第三,合作化运动是家族性组织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家族权威不断弱化。

族权在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中国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也必然会限制和冲击宗族组织和宗族权力。在土地改革中,国家运用法律力量没收了家族活动的寺庙、祠堂、族田等财产,摧毁了家族活动的物质设施,并用阶级划分等手段强制性地割断了人们的宗族联系。在合作化运动中,国家又运用"行政力量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家族聚居的社区格局作了持续有力的干预、调整和组合,通过对原有居住点的重组,及开发荒地、移民建立新区等措施,形成混合的、杂居的新的行政格局,使家族聚居、家族联系失去了原有的便利的地理条件,家族间日常的交往更困难"35。当然,国家行政权力对家族势力的冲击和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互助组阶段,家族式的互助行为并不是国家所反对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肯定。我们在岳村的调查中,有许多老人在回忆互助组的发展时,都讲到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了发展互助组织,还动员各个家族在原来的家族内的互助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互助组。事实上,许多临时互助组,都是这种以亲友关系为基础的。就是在常年互助组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家族关系的影子。所不同的是,互助组的亲属关系,已不限于原来的亲情或友爱的性质,它是建立在经济互惠基础上进行的等价交换。而到了初级社阶段,这种具有家族式的互助则由一定地域性的互助联合所代替,到了高级社建立的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这些组织不同于家族共同体组织的组织形式,而是将绝大部分农民组织在跨家族的集体组织中,以社区行政群体取代村落家族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族的社会功能,弱化了家族权威。

总而言之,合作化运动是规划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其主导性力量。在国家权力强势下,地方权威改变了存在的状况和作用方式;家族权威则不断地减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合作组织不仅体现了这种博奕过程而且最终形成了"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 三、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

公社化运动应该是中国乡村社会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已有许多研究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文化等多种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人民公社运动具体的历史图景,而且追究了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方面的根源,并对人民公社体制给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客观而有意义的评述。我们将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解读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关系和体制特征。

如果从乡村政治结构视野来考察人民公社的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人民公社在体制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每一具体的阶段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治理方式都具有明显的特征。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58年至1960年人民公社创立时期;1960年至1967年人民公社定型时期;19邱年至1978年人民公社革命化时期;1979年至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时期。下面,我们就按照这四个阶段来具体地分析人民公社在每一个时期的政治结构。第一阶段,1958年至1960年,人民公社创立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政社合一形式下的军事化管制。

可以说,195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人民公社运动的总动员令。该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弓t向了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理想。决议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还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

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36。根据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仅一个月时间,全国除云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普遍撤销乡、民族乡政府而成立"政社合一"的公社管理委员会。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建立和推进合作社的重要意图是让国家绝对控制农产品、掌握乡村,那么,高级社普遍建立后,国家已经通过把农民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同时培养了一批对国家负责的高级社干部,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意图。"就此而言,高级社已经可以不再升级到人民公社。"37显然,人民公社的建立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除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体制的问题。从当时高级社的范围来看,基本上都是乡镇体制之下的村级组合,而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是乡镇一级,高级社所形成的权力体系尚没有与国家的行政体制相一致,这就在事实上增加了国家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困难。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政社合一。

衡山县在1958年9月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并基本上在10月完成了这一体制改革。从五县各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来看,这个时期,公社的职权很广泛,管理着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事宜。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具有军事化管理性质的社会体制。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规模扩大化。按照《决议》要求,"公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来说,一般以一乡一社,2000户左右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2000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6000-7000户左右。"但事实上,五县人民公社的规模普遍大于这个数。衡山县1958年共有14.76万农户,农业人口为56.99万人,设有25个公社,平均每社为5900户、22700多人。1959年扩大公社规模,将25个公社缩为17个,平均每社既80多户、33500多人38。

(2)管理军事化。公社化初期,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大力提倡行动的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种军事化管理的社会体制,将劳力按军队体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军队式的大兵团作战方式从事农业生产。1958年10月,衡山县按照中共中央"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指示,以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兵师,县直属机关、厂矿、学校建立民兵独立团或营。全县共建民兵师17个,独立团16个,独立营13个,年底,改为县建民兵师,各公社改建民兵团,县直属机关、厂矿、学校等改建民兵营或连。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弟外,年龄在16至45岁青壮年都加入了民兵组织,全县共计民兵282389人39。但是,此时的民兵组织在乡村不只是一种武装组织,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与人民公社相结合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由于人民公社内主要劳动力全都是民兵组织的成员,为了调遣劳动力的方便,各生产大队就将那些不是民兵的劳动力也按民兵组织编排情况进行管理。有的地方为了表示公社体制与民兵组织的区别,在名称上进行了一定的区分。比如湘乡就将全体劳动力参加的生产性组织叫做战斗团、战斗营、战斗连和战斗排。该县共设6个指挥部,按人民公社共编14个战斗团、l16个战斗营、851个战斗连、4517个战斗排。这样,就实现了所有的劳动力归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

(3)生活集体化。为了与这种行动战斗化和组织军事化相适应,公社还实行了生活集体化,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实行工资制与伙食医药费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并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设施,把全体公社社员都组织到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生活中去,禁绝家庭小锅小灶。衡山县委1958年下文,要求全县农村"凡生产资料、公共积累、股份基金、基本建设全部折款或移交公社","关于生活资料如被帐、家具、桌凳,归社员私有,自留地归社,房屋零星果木不归社员私有。"在实行"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各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有的地方还实行为男女分开的集体居住。据岳村的老人回忆,当时岳村开始办了一个公社食堂,全村近400多人在一起吃饭。有的为了吃一餐饭要走近两公里,大家意见很大。后来就分为三个。但家里不准开火,许多人只有先到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家里一起吃。有一个阶段,还要求全村实行男女分居,有几户积极分子实行了几天,又分开到各家各户去居住了。公社实行的这种生活集体化所造就的超血缘关系系劳动组织和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活动弱化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自组织性萎缩,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力减小"40。

(4)干部科层化。国家为了加强对人民公社的控制管理,在不断加强公社干部队伍的同时,对大队干部也加强了直接的控制,使科层体制的"命令一服从"模式在乡村基层得以贯彻41。而且有些地方还有大队干部行政化倾向,比如湘潭县从1958年9月至1961年5月,大队长纳入到了国家的行政体系,成为了国家干部42。当然,由于当时普遍实行供给制,这种科层制的定位并不明显,在人事编制上乡(镇)以下的干部大都未列入科层序列。如1959年衡山县共有干部编制3749人,分属于党群(169人)、政法(114人)、农林水(268人)、财贸(840人)、工交(362人)、文教卫(2002人),所有的生产大队干部均未列入编制。也就是说,就大多数生产大队干部而言,其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而成为国家干部,生产大队也没有完全纳入到国家的行政机关序列。但是,这些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又在很大程度被国家权力行政细胞化了。村干部被更多地整合进党的体系中,此时的村干部已不是以前的士绅,他们自主性很小,为了向上流动有时还要牺牲村民的利益。这在事实上"增加了国家(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了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力和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入团体即集体的忠诚"43。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特点,标志着在我国乡村社会首次引进了科层组织。然而,人民公社作为现代科层组织,本身又具有一定的缺陷,即缺乏功能专业以及组织分工,同时它又取代乡村的区域共同体而成为农民生活的组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不但在农业生产中缺乏自主权,而且在生产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受到人民公社的严格约束和限制。这样也就使长期处于散漫、无组织生活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采取一些隐蔽手段如私自设锅做饭、偷用公社粮食和其他财产、消极怠工、甚至分田单干等等来摆脱人民公社的控制44。

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7年,人民公社定型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的社队分权。

人民公社在第一阶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迫使党和国家认识到其体制性的缺陷。为了巩固完善人民公社制度,1960年,毛泽东亲自挂帅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1960年冬至1961年春,中共湖南省委派工作队到衡山县开展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运动中有4-5%的农村干部受到批判或斗争,有些人被集中起来反省,其中约有15%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并对公社大队两级干部作了大幅度的换班。据1961年12月编制的《白果区历次政治运动批判斗争对象摸底表》记载,在这次运动中,白果区共有28位大队总支书记、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公社党委副书记,农水干事、公社党办主任、公社行政秘书、公社副主任,因五风问题、违法乱纪,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出国家干部队伍;有的受到严重警告、留党察看。同时,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下放了2127名干部职工回乡务农,清查并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发放救济物资,解散公共食堂,重新划给社员自留地,允许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开放产销直接成交的农村集市,大幅度核减粮食统购任务。同时,两次调整公社体制,缩小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三权"(因地种植权、技术措施权、安排农活权),"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向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可得奖励。坚持按劳分配,实行少扣多分,坚持劳逸结合,实行劳动保护。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权,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1962年9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通过这一系列整顿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具有如下特征:

(1)区建制的普遍恢复,缩小人民公社的规模。

1961年8月至1968年2月,衡山缩小公社规模,恢复区的建制。区的行政机关仍为区公所,为县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设区长、副区长、秘书、会计事务、公安特派员、生产助理、财粮助理和妇女主任等。衡山县设8个区,下辖56个公社和2个镇。在一定的意义上,恢复区建制,表明国家在处理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力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国家在实行政社分权时,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性质也作了一定的界定,在实行经济组织政治化的前提下,人民公社体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机构,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合一形式,必然会生长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为了使人民公社的组织性利益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有必要建立新的行政控制方式,即恢复完全属于行政的区建制,以加强行政权力的渗透力。

公社内部在调整机构设置加强职能作用的同时,还缩小了公社的规模。当时的衡山县各公社撤销了各工作部,设农水委员、工交财贸委员、武装部长、公安员、会计等。白果公社1964年有生产大队11个,生产队110个,总户2053户,人口8770人,其中农业人口为8684人。岳村112户,485人,全劳动力96人,生产队6个。到1967年,白果公社共有11个生产大队,79个生产队,2168户,9732人,其中农业人口9331人;耕地面积11557亩,其中水田10754亩,旱地803亩。岳村大队合并为5个生产队,105户,508人,全为农业人口45。

(2)建立公社内部的分权体制。

根据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一整套严格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就其权力形式和职权来说,可以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公社的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公社范围内的重大事情。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2次。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任期2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具体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

在保留三级组织的人民公社中,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2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任期都是1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都可以随时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罢免。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具体的职责是: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3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查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领导兴办和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的必要的协作;管好、用好大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经营好大队所有的山林和企业,领导好生产队联营的企业,督促和帮助生产队经营好山林和企业;在全大队范围内,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帮助生产队安排好社员生活;管理全大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事先都应征求社员的意见,向社员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并且把每一种方案的具体办法向社员说清楚,经过充分讨论,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生产队社员大会要定期开会,每月至少开一次。社员大会也可以根据生产和分配工作的需要,根据社员的要求,临时召集。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生产队长应该由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农民担任;生产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监察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随时罢免。生产队管理委员会至少每月向社员大会作一次工作报告。对于全队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开支,库存有多少物资,社员做了多少工分、交售了多少肥料,分配多少粮食和现金等等社员所关心的事情,必须向社员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社员有权查问,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随时听取社员的各种不同意见,既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当然,需要指出的,这些只是国家的制度性安排。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们在岳北的调查发现,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中,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具有不同的反应能力。一般来说,在公社层面上,由于公社是国家的行政体制的基础,属于严格的科层体制,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选举的问题,公社的社长一般都由上级党政指派,很少有可能通过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社员大会基本上流于形式。在大队一级,虽然大队不属于国家的行政建制,但由于大队主要干部实际上享受了脱产或半脱产的待遇而且也掌握了大队范围内的许多重大权力,因此是许多人所希求的,成为了乡村社会的主要权力资源。这样,公社与大队干部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公社干部通过决定由谁担任大队干部来控制生产大队,而大队干部通过服从公社干部的指挥来换取其权力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到生产队一级,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黄宗智的研究曾表明,在生产队充当主要领导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在国家政权与村社内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工作较易做。但当两者发生摩擦时,第一个感到压力的是生产队长。因此,一方面,生产队长少有人问津46;另一方面,"在农民看来,生产队长是与他们的利益最直接有关的人,比大队干部的影响直接得多。在这个层次上,不称职或懒惰的干部影响每一个人的收入。农民们因而相当严肃认真地选择队长"47。但我们在岳村的调查发现有时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般的情况,生产队长还是人们获得社区权力的重要表现,所以人们还是愿意担任此职务,特别在当时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料高度垄断的情况下,担任生产队干部是农村居民进入权力体制重要的途径。至于有关生产队队长的选举,在这个阶段还是较能严格地按照国家的制度安排进行的,虽然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这种选举,但还是基本上能够体现民意,由上级干部直接指派的情况并不常见。

(3)村级党组织的普遍建立。

人民公社在调整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实行社队分权体制的同时,将党组织网络延伸到了大队一级,以实现党对乡村社会的一元化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将"支部建在连队"作为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肯定了下来。但是,在广大农村按行政区划在乡镇以下建立党的组织一直到1961年人民公社调整时期才得以完成。其主要原因虽有党员的发展问题,更主要还是体制需要问题。从党员发展来看,衡山县1949年解放时,全县共有地下党员498人,中共衡山县委共没有7个区委会。到1950年底,为纯洁党的队伍,在对地下党员进行清理的同时,只以个别吸收方式在农村和机关发展了19名党员,全县共产党员524人,设12个区委会,42个党支部,农业支部27个。1952年4月后实施公开建党,当年发展党员227人,党员总数达到759人。到1954年全县共有党员2330人,其中农村党员1815人。到1958年设立人民公社时,全县党员9051人,其中农村党员6780人,21个公社中都没有中共委员会,生产大队设有总支或支部,共有302个总支和1037个支部48。但是,这时的党支部并不是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确定的。有的大队有党支部,有的大队则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比如,岳村当时共有党员11人,建筑村有党员9人,他们均属于邻村的白果人民公社白沙大队党支部49。

到了1961年,由于人民公社在整顿时期实行了社队分权,大队从行政上已获得了部分权力。但国家并不希望因此而失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各行政区划内建立相应的党组织。因此,在1961年5月,衡山县各人民公社均以大队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白果人民公社岳村大队党支部就是在此时成立的。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岳村支部委员会始终处于岳村政权的核心位置,成为了乡村政治权力的重要角色和决定性力量。

(4)重组阶级队伍,对地方权威性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为此,衡山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联系本地实际,将阶级斗争的表现概括为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打击干部、破坏生产、封建宗法势力复辟、搞迷信活动、赌博等"八股黑风"。6月,县委分两批集中632名县、区、社干部下到大队及生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提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贯彻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贫下中农小组,大队和公社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岳村贫下中农协会是在1963年8月成立,各个生产队都成立了贫协小组。贫协会成立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公社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四清"。岳村的"四清"工作先后进行了近三年,到1966年5月份才最终完成。在这场持久的乡村政治运动中,每个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队长、副队长、会计及民办教师)都要就自己主要社会关系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四不清"错误事实进行自我检查和交代。经贫协组织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由大队工作组提出意见,最后报公社工作队队部党委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首先要经过贫下中农协会这一新组织起来的权力机构,这在事实上提高了贫协组织的权威而抑制原大队和生产队的权力。乡村社会的这种权力和权威状况,必然增加了农村基层干部对国家的依赖,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通过政治组织化而得到了加强。与这种政治权威下降相联系的是其经济利益也受到一定影响。自此以后,岳村大队的主干也从5人减少为3人,其报酬也大幅减少,即支书从原来的1800分减为1100分,大队长兼副支书从原来1200分减为850分,会计兼秘书保管原来的1400分减为900分。

(5)家庭单位化,"户"是生产队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

人民公社初期的军事化管理和公共食堂的设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家庭的全面否定,其许多做法与太平天国时期相类似。因此,也注定会受到乡村社会最坚决的抵制。最终只有撤销公共食堂,恢复每家每户的生活。但在集体经济还全面控制乡村社会时,每家每户的生活需要以集体劳动为依托。建立相应的分配制度也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在生产队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核算单位的同时,以家庭为主体的"户"也就成了生产队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其贯彻执行的基本分配政策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此,国家建立了十分复杂的分配指数。岳村大队各生产队1963年决算分配到户明细表格这些指数具体分为两基检查即基本劳动日和基本家肥。基本劳动日包括任务工分,实完成,超过数,减少数,应奖数,应罚数。基本肥也有任务数、超过数、减少数、应奖肥数、应罚肥数。参加分配的工分有奖罚后实有工分、照顾工分、家肥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和罚后实有家肥。分配又分为两个部分,即粮食分配和产值分配。粮食分配包括基本口粮、按工分粮、按肥分粮,照顾补助粮、现金投资奖励粮,两基奖励粮。产值分配包括劳动报酬,家肥折价等。

也就是说,尽管在人民公社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活动弱化了家庭的生产职能,但并没有否定家庭作为劳动核算及分配单位。家庭的劳动核算及分配单位的性质,也就决定,"在公社中,家长的权力是唯一不需要经过公社(政府)批准而又为公社所承认的制度化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传统的文化设计处理家庭事务。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0。

第三阶段,1968年至1978年,人民公社革命化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在革委会体制下的社队集权制。

1966年至1976年国家进入到"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人民公社体制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就时间而言,人民公社体制的这些变化较之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变化来说,要推后到1968年,其最后的改变时间则为1978年。在这个阶段,人民公社体制的政治结构特征是,在革委会体制下的社队分权制。

(1)公社法定组织体制由革命化的革委会体制所取代。

1967年,县、区、公社行政机关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瘫痪,"正常的社会秩序丧失了,人们熟知的行为规范失去了约束力,造反派以革命的名义为所欲为"51,整个农村同全国一样,处于混乱之中。19邱年2月,衡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9月,衡山县各区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设组长、副组长、政工、群工、人民保卫、武装、民政等干部。随后各公社也相继成立了由军队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称之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政工、群工、武装、人民保卫、民政、秘书等干部。大队也成立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生产队增设政治指导员(后改称政治队长)。

这种革委会体制与人民公社的法定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革命化的革委会体制缺乏制度性约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是在1971年以前,群众性是这些革命组织最为突出的特征。当时在湖南等地具有广泛影响的"贫下中农挺进队"52,就经常取代各公社的革委会组织而发号施令,各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组织也有他们的代表,有时这些革委会的运作方式也与造反派组织相似。

(2)强调乡村居民的政治性,建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

文革初期的政治混乱造成的社会危害很快就以各种方式表现了出来。进入7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发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命令,也深入到了乡村社会。为了治理这种由群众性组织所造成的社会性问题,一个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权威替换。就像在土改完成后撤销农民协会组织一样,用新的权威性组织替代这些群众性组织是最现实的选择。这个新的权威性组织就是已被革命群众扫荡得体无完肤的各级党组织。但要恢复党组织的权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文革初期,各公社和大队的党组织先后陷于瘫痪,革委会在事实上取代了各级党委。到1970年10月至1971年春,中共衡山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先后恢复,一批党务工作者回到了领导岗位。大队一级的党支部也在1971年3、4月恢复了工作,岳村在1972年初进行了党支部重组。

但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并不意味着其权威的重建。为了重塑被群众运动否定的组织性权威,就只有将群众进一步阶级化,以强调农村居民的政治性。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敌对势力成为了群众和党组织的共同敌人。1973年衡山县公安局《关于对白果公社的五类分子异动情况及当前动态的考察报告》称,白果公社是个敌情较复杂的公社,全社共有11个大队,79个生产队,在1966年社教运动中对专政对象进行的一次清理、登记,共有五类分子184人,占总人口的2%,其中地主分子112人,富农分子51人,反革命分子15人,坏分子6人。这些人分为四类,已认罪守法,表现较好的34人,占26%;基本守法,表现一般的87人,占53%;有一般违法破坏行为、表现不好的40人,占24.4%;表现很坏,有严重破坏行为的3人,占1.8%。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不是贫下中农和革命者就是五类分子,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则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专政的对象。可见,强化这种政治分层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其政治经济权力受到了新的限制和剥夺。

调整时期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框架,在革命化时期又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党的一元化体制建立之后,国家为了能消化因大动乱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又试图进行新的乡村动员。国家的这种努力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

衡山县农业学大寨活动在1965年就开始了。1968年5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组织县直机关、各公社及部分大队负责人108人,赴大寨参观、学习。回县后,县革委会举办有2000多名农村基层干部参加的"学大寨学习班",宣传大寨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求各地仿效。1971年2月,中共衡山县委召开"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共4278名。县委提出争取在两三年内实现"坡地梯土化、大地园林化、灌溉自流化、稳产高产良田化"。会后,县委即派出工作队下社办"样板",并要求各个公社和大队都要办样板,以点带面。1973年10月,县委又决定在店门公社天鹅村的九观桥兴建中型水库。嗣后连续三年,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主要领导干部的率领下,成千上万名社员从全县各地汇集于九观桥周围安营扎寨,浴汗奋战。同期,县委还抓了林业建设,每年都抓住农闲空隙,集中劳力垦荒造林,限期限额完成任务。到1975年9月,衡山县委书记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县委作出"奋战一年,进入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行列"的决定。为此,县委派出专业队到海南岛培育晚稻杂交种子。1976年6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将杂交晚稻种植任务分配到各公社,同时抽调县直机关一半以上干部下到生产队,帮助落实晚稻各项增产措施,直到收割以后才回单位。在1977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衡山县被列入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53。

从衡山县农业学大寨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来看,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完全类似于大跃进时期。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和经济上整齐划一的行动,势必影响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权力。为此,国家在政治上强调"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大批、大斗、促大干",曾一度推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自报公议工分"等按政治表现分配口粮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在经济上"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限制到极小的程度,社员个人主要靠生产队的分配安排生活,只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保证生活;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搞一刀切,单一化,基本建设投入过大,忽视多种经营,以致社员劳动报酬很低。当然,此时党政机构对生产队的控制和剥夺也不是绝对的。"一个生产队对作物的选择或许没有多少自由,但怎样完成上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他们自己。怠工或执行不力是抵制这些计划的一种办法"54。而这种怠工式的抵制,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境地。但这一时期,国家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长期稳定社队和农民负担,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第四阶段,1979年至1983年,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时期,其政治结构特征是管理委员会体制下的社队分权制。

这个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处于解体之中。在经济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其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恢复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体制。1979年10月,衡山县各区革命领导小组改称区公所,设区长、副区长、秘书、武装、民政、司法、计划生育、统计、财政会计等干部。1981年7月,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区公所建制和公社的管理委员会。

(2)实行党政分开。实行党政分开首先是在县一级开始的。1980年12月,在衡山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随后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原县革命委员会被撤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政一体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的局面至此结束。各人民公社也开始实行党政分开,各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

(3)实行社队分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质;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55。这些规定的核心内容,就是社队分权,特别是强调了对生产队合法权利的保护。在此之前,许多地方开始推行由生产队所有制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转变。长沙县1964年共有生产队15376个,经过多次合并,到1971年减少到10317个。"1978年春,相继有牌楼公社的田元大队、沙坪公社的天井、农料大队,谷塘公社的木马、大路大队,高桥公社的农科大队由生产队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茶业公社只辖2个大队,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5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趋势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纠正。1981年在全国718022个生产大队中,只有35754个实行了大队核算制,占总数的4.9%,95.1%生产大队还是实行生产队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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