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下)

 《岳村政治》

四、计划、户籍、阶级和乡村动员

我们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后,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这种联系最初是通过军事占领及管制和建立具有强烈阶级意义的农会组织等方式进行的,是共产党以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扫除旧政权在乡村社会的一切势力即破除旧世界的同时,感功地构建了以地域性和普辖性为特征的各级政权组织。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合作化运动的展开,经济集体化使乡村经济组织在事实上已具备一定的政治功能,传统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的普遍建立,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集体经济组织掌握了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及其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农民基本上没有属于个人自己的财富,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唯一的利益源泉,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依附性已十分明显。在此基础上,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乡村自治体制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

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是乡村社会组织的经济化过程,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实现了新建立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及"社会组织"的统一。如果从目标和根源来分析,新中国对乡村社会的组织性改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乡村政治结构是压力和理想的产物。就压力而言,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下,要缓解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压力,就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国家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而重工业巨额投资形成的财经压力和人口工业化造成的粮食压力,迫使国家建立全面控制社会经济的计划体系及严格的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3为实行统购统销和限制人口的迁移的强制性措施,又需要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一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就理想而论,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一直是解放后中国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基础为此,共产党在对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封建家族文化进行最为彻底的清除的同时,在乡村社会全面引入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神化和崇拜观念。也就是说,为了实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压力和理想所决定的政治经济目标,需要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新中国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既是这种社会动员的手段,又是这种社会动员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乡村政治结构总的特征就是这种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控制为手段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

一般认为,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57其二,则是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动员,主要通过教育、大众传播等手段来实现,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动员,主要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58那么,中国乡村社会在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这种"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体现了什么样的利益机制?国家与政府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保障这种利益机制得以实现的呢?其历史性的后果如何呢?

第一,"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具有多层次掠夺性。

如果从体制目标和历史性后果来看,"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是一种多层次掠夺性的强制体制。其多层次掠夺性主要是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代表乡村利益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掠夺。

相对于社会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家是一个强势国家,其对政治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及对经济资源暴力型配置方式,决定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实现乡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乡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的掠夺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经济资源。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之时,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的确已经没有任何调整余地,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及制裁,迫使中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巨大,并需要一定的外汇支撑。可是,当时中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59。资金动员能力很弱,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肯定保证不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而且"一五"计划时期2000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40-50%城市的"商品粮高消费人口",也就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等新的社会问题。更何况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就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为了使资源配置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国家只有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60。通过"对经济资源实行国家一元化集中计划配置与管理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与之配套的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亦逐步形成完善"61,国家社会动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此,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有过这样的评述:"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建立与政府的新联系,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最初步骤:即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62。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之后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村积累6000亿元的工业化建设资金63,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及军事工业体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个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不对等的交换体制,即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利用高度统一的财政体制实现对地方财政资源的直接占有。对于不对等的交换体制即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详细分析。而财政体制最能反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税收政策则体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正是我们理解"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利益机制的关键所在。

湖南省各地的县级财政体制大体情况是,1949年10月至1952年,实行的是供应财政体制,县级财政体制高度统一,收入层层上解,支出层层下拨。1953年国民经济进入计划发展时期后,供应财政向建设财政转变,国家推行新的县级财政体制,划分收支,归口省管理;预算收入小于支出,由省工商营业税分成调剂或另行拨款补助。1958年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扩大地方财政和企业管理权限,划分收入,分类分成;基本建设投资,重大灾荒救济及特殊开支由省专案拨款,其余按类属关系划分列支。1959年又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收小于支,由省财政定额补助。1971年则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一定五年"体制。这种财政体制总的特征是有利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比如衡山县1953年至1959年,上解国家的各种税费为2662.45万元,年均380.35万元,同期县行政管理费支出599.26万元,是同期地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4.5倍。1960年至1965年上解1261.58万元,年均210.26万元,同期县行政管理费支出为503.04万元,是同期地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2.5倍。可见,在县级区域内国家的利益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

与这种财政体制相联系的农业税也体现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关系。新中国建立后,田赋改称为农业税。1949年10月,农业税采取区别情况、分配任务、评议征收办法。征收公粮时,按20%的比例征收地方粮。1950年,实行按人均收入多少纳税。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农民成为农业税主要负担者,纳税稳中有降。合作化期间,农业税按农业社、个体农户、机动田、公益田分别缴纳。1956年,地方粮附加比例改成14%,纳入县财政预算外收入。1958年5月,改革和调整农业税制,税率最高18%,最低8%,平均税率较前降低0.67%。10月,人民公社化,土地归集体所有,机动田和公益田消失,生产大队为新纳税单位。这一年,衡山县农业税额279.28万元,比上年增加61.46%。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税相应减少。1963年起,农业税恢复常年产量依率计征。1982年,农业税计征办法实行"基数在队、任务到户、结算到户、减免到户",税款由承包户缴纳。1985年,农业税改征实物为折征代金。1987年开征农林特产税;1988年开征耕地占用税。1979年,衡山县农业税纳税户9.12万户,最高税率13.17%,最低税率10.9%,应征税额320.16万元,其中正税275.34万元,附加 44.82万元,除去减免,实征278.5万元。

上表表明,50年代至60年代,作为县级财政收人主要来源就是农业税,即乡村和农业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利益所在,当然,随着县级区域内工业和县级政权逐渐"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但在许多年度,仍然是维持地方政权运转的经济支柱。

值得指出的是,"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在乡村社会的利益,不只是通过税收方式体现出来,更多的是对乡村劳动力和劳动成果的直接占有。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初期,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而建立"军事化管理"和普遍实行所谓的"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一平二调"无偿调用人民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已习以为常。以衡山县为例,1957年,衡山县各高级社粮食总产1.32亿公斤,分配情况是:完成征购2189万斤,种子581万公斤,饲料506.5万公斤,储备144万公斤,社员分9750万公斤,56.98万人参加分配,人均分粮177.5公斤。全县高级社可分配总收人为3328万元,人均66元,其分配比例为:国家税金占8.75%;生产费占32.5%;管理费占0.65%;公共积累占7.15%;社员分配占50.75%,人均实际分配23.5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普遍建立,村民私有的牲畜、树木和原划给的自留地一律收归集体,社员一律到公共食堂"免费"就餐。初期,名义上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后又改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实际上,高级社时期的工分制和分配制均被取消了,社员只做工,不计工;既未核算,也未认真分配,而是搞以供给制为主,间或发一些工资。1958年,全县人民公社交售征购粮5800万公斤,是1957年的2.65倍;社员人均分粮236.8公斤,还抽调了17万劳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68%)投入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64,其中有11万多人炼钢铁,全县共建土铁炉10021座,土钢炉872座,办大小各类厂矿3081个65,1万多人兴修水利,5万农村劳力参加修筑京广复线路基。1959年,由于长时间集中大批劳动力修水利、修公路、办厂矿、赴外地支援工业,田问生产基本上靠妇孺老弱,致使当年粮食大减产,而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增,比上年增加19.83%占总产量的32.9%,人均分粮仅112公斤,且全由公共食堂统一掌握使用66。正是通过这种利益分配方式,使基层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大跃进"年代,共创办了大小厂矿300余个,兴修了水库76座,建设了100余公里简易公路和46公里京广复线路基67。

相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而言,人民公社的集体是虚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权力。"在行政组织系统中,集体不过是一级生产单位和行政管理单位,用以组织农民生产,保证计划生产任务按时完成,保证意识形态教育及政治运动贯彻到底。集体的真正含义不是利益群体,而是劳动组织,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68。而对广大农民来说,更只能是受剥夺的对象。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不对等的,权利是属于集体组织单方面的。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全面掌握了它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权力的情况下,任何农民个人无法脱离公社而独立存在。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个人对公社的全面依附"69。这种依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承受剥夺的程度。事实上,在实现集体化的20年中,农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无酬劳动70。

可见,"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利益机制具有多层次性,在国家(包括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代表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上,是强势国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而对农民个人的剥夺。

第二,"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制度性目标和措施,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

对粮、油、棉和副食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是国家处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问题的政策。这种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它的实施曾加快互助合作的步伐,逐渐消灭属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实现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计划性管制,"有效地阻滞了商品经济在农村的蔓延"71,为进一步进行乡村动员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具体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乡村社会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156个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据统计,1953年至1957年,全社会劳动力增长11.3%,而非农产业劳动力则增长23.4%。非农产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由16.9%上升到18.8%。然而,超速的劳动力转移开始同粮食供给发生矛盾。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332.5亿公斤,不能满足城市人口消费的需要和生产用粮的需要72。以衡山县为例,1953年县内粮食减产,加之经济建设对粮食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供求矛盾又趋尖锐。9月份是收购旺季,销售淡季,但该月只收购粮食23.9万公斤,销售粮食的大部分被私商和富裕农民套购。粮食市场日益紧张73。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要求在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其理由是,现在全国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落后于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但是只要调度得法和措施得当,还是够吃够用,且能略有积余的。现在在供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所以粮食问题不是采取枝节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把粮食供应放在长期稳固的基础之上,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化和技术改良,藉以增产粮食,把粮食生产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到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水平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决议认为,实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务院在1953年11月第194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要求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

(1)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政务院的命令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根据这一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留足其全家口粮、种子、饲料和缴纳农业税外,还有多余粮食的农户应由国家按一定的比例(一般是余粮的80-90%)实行统购。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后还有多余粮食的,"可以自由储存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卖给国家粮食部门和供销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问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2)对城市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按照政务院的命令,"(甲)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乙)在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及一般农村,则应采取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并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使真正的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而又能适当控制粮食的销量,防止投机和囤积。(丙)对于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粮,及其他工业用粮,应参照过去一定时期的平均需用量,定额给予供应,不许私自采购。"

(3)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政务院命令要求,"一切有关粮食经营和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但可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粮食。各种小杂粮(当地非主食杂粮),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国家尚未实行统一经营以前,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暂准私营粮商经营;所有私营粮食加工厂及经营性的土碾、土磨,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代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加工标准从事加工;城市居民购得国家计划供应的粮食,如有剩余或不足,或由于消费习惯关系,须作粮种问的调换时,可到国家指定的商店、合作社卖出,或到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相互间的调剂;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经营的检查和监督。对于违犯国家法令的投机分子,必须严于惩处。对于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4)实行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中共中央的《决议》规定。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

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共中央于1953年11月做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批准了中央财委《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1954年9月政务院第224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1953年11月实行粮食计划统购统销。但1953年至1954年,以农户为单位,一年一定,购买余粮。部分乡村统购量超过了余粮,引起少数农民的不满,只得采取措施,进行返销。1955年起,执行定购任务到户(或到农业社)三年不变,其作法是,分户按田亩确定常年产量,按人口大小确定留粮标淮,每户常年产量,减去应留的口粮、种子、饲料,余粮卖给国家。"大跃进"期间,虚报产量,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给农民生产带来困难。从1961年起,恢复定产、定购的办法,并提高统购价格。这之后。虽然根据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体制等具体情况作了一些修改、但这种以计划为基调的统购统销体制并没有变化,一直到1985年才最终废除。

统购统销制度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强制性的经济政策,是国家对经济活动最为全面的干预。而"国家政权如此干预经济当然有其历史根源。解放后的国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农民和农业经济视为主要的财政税收和军队士兵的来源,这方面它与旧的农业国相似。农业的剩余仍是农业外人口粮食的来源。然而新的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提取率却高过过去的政权。从农业产出中直接提取的农业税税率差距不大,但征购的粮额却远高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党政权力机构对农业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过单纯的提取剩余,而是进而囊括了经济管理权和分配权"74。但由于这一政策人为地违背价值规律在农产品购销中的作用,存在诸如统得过死和强征强购等问题,"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和国家同农民关系的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75。

第三,"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实行严格的以城乡二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历来是统治者控制臣民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它根源于一夫一妻制,最早的形式是家族碟谱。实行分封制以后,为了保证本诸侯国中臣民人数的稳定,就要对臣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需要户籍登记和管理,农奴家庭人口的申报与登记就是户籍制度的雏形。战国后期,随着领主封邑被废除,乡里制度的建立,户籍登记和管理与基层政权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到秦时,户籍制度作为封建统治者征收赋税、摊派劳役、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种重要手段和依据被确定下来,成为了控制广大农民生活方式的一条严酷的绳索76。在清雍正年间,将丁税摊入田赋,户籍失去了征调赋税的意义。民国实行保甲制度时期,户籍主要用来抽征壮丁、管制人口和镇压人民的一种手段。从本质上来说,户籍制度是一种根植于农村自然经济和家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因此,到近代商品经济和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之后,户籍保甲法便随之没落,自由迁居和大批人口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不得"不反历史潮流"而确定了限制流动迁徒的户籍制度77。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具体来说,新的户籍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1)它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而一旦这种社会身份的确立,其后代子女均按照这一身份确定户口类别。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凡没有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者,都不能由农村迁入城市。1964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每年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限制在城镇总人口的万分之十五之内。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科技人员、中小学教师、煤矿工人等配偶子女农转非,须经县以上公安机关审批。(2)新户籍制度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定量配给相结合。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凭粮证和副食供应证等享受国家低价供给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农村户口的拥有者不享受这些供给。客观上形成了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3)新户籍制度与国家垄断下的劳动人事制度相结合,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时规定》要求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还规定临时工亦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4)新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城乡完全不同的医疗、劳保、退休、住房、子女上学等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优先权。

也就是说,这种城乡二元格局的户籍制度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明确区分开来,农村人口不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不得变更农村户籍,与之配套的票证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及劳动用工制度和"公社制"紧密结合,把所有农民都置于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之下,通过控制生活资源实现控制农民的社会流动。在这种户籍制度下,一个农村户籍的人要改变身份,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进入国家举办的中等专业程度教育以上的学校,取得干部身份和城镇户口;二是"农转非",因国家占用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或因直属亲属退休等原因,转为城市户口;三是因工作需要或表现好,按照国家每年分配的干部录用指标,将其转为干部;四是参军转业,或民办教师转公办。事实上,要符合这些条件是相当困难的。

一般认为,"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二元格局的户籍制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出自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的需要。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只有以超经济手段,牺牲农民利益来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扶植工业。具体做法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征收农业税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支撑工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必须被高度重视,稳定农业劳动力队伍,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阻止农民外流亦理所当然成为政策法规与行政手段。其二,人口多,加上工商业发展水平低,造成了就业的沉重压力也是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原因之一。1952年,城市待业人员达376.6万,待业率为13.2%,到1957年,待业率仍达5.9%。加之当时城市大多是消费型,生产能力极为薄弱,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而在农村50年代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都有一种进城谋生的欲望与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城乡开通,势必使城市不堪重负,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农民便被迫强制滞留在农村78。而且这种户籍制度所确立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人口大量过剩条件下,保证了国家集中财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走完了由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历程"79。但同时,"在这种户籍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大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80,留下了严重的后患,那就是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留在农村,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过程,这就使"城乡之间的藩篱日益严密。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受到很大制约"81。

第四,"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的精神粘合剂,是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

如果说,合作化初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目标还具有一定的内在需求的话,那么,到了高级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会的运行目标基本上成为了一种外在的东西了。为了使乡村社会服从总体性社会目标,即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和推动工业化进程这一乡村社会本身不能意识或所服从的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目标,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接制等手段,迫使农民以集体劳动的形式进行生产,实行以工分为核算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依据工分的多少在年终获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实物报酬,迫使农民在经济上依附;在政治上,则依靠外在力量即行政权力强制推动人民公社组织来组织乡村社会生活,进行乡村社会管理,这些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经济政治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深入到农村最基层的地方,使行政手段的调控和运行有很高的动员能力。在思想上,在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强调农民以集体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对势力进行强制,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我们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实行阶级成分制。特别是当需要对社会秩序进行重组时,将全社会按阶级分类成为相对立的社会群体,并以此来割裂传统社会的联系方式就成了最为基本的政治手段。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土地革命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成分一直是进行社会和政治资源分配的基本依据。因此,在集体化过程中,特别是到人民公社时期,运用阶级理论来进行乡村社会重组也就成为必然。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体制,"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这种以阶级划线的做法,在事实上给所有乡村社会成员造成压力。那些不愿意重新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不使自己被划归地富阶级阵营,不得不服从,顺应大势而为之,因为土改时地主的下场已是前车之鉴。而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根本不存在农民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了,积极响应者给予一定的好处;左右不定的做一些说服教育工作;坚决抵制的最终还是以权力强制。经过公社化运动后,"尽管各种阶级成分已经与现实的经济条件完全脱离,但是诸如入党、参军、招工、选干等项政治待遇,都与一定的阶级成分相联系,成分变成了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和参与一些社会资源分配的工具,连婚姻制度都打上了阶级成分的烙印"82。事实上,国家特别是党内对权力的神化和全社会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崇拜,确保了共产党通过集体化方式重新剥夺农民土地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农民对小农经济的怀念而逐渐丧失,各种反抗事实上的存在,冲击着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秩序。于是,共产党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各种乡村教育来维持,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给农民描绘美好的未来,使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整合,同时与传统小农文化形成某种配合与默契,实现价值观念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为社会整合中有力的精神粘合制,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最大限度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83。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上的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政治运动来促进和维持乡村社会被激励起来的政治热情。60年代初,五县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五风问题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运动形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在乡村的权力。在运动中,衡山县有4-5%的农村干部受到批判和批斗,有些人被集中起来反省,其中约15%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84。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衡山县委联系本地实际,将阶级斗争的表现概括为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打击干部、破坏生产、封建宗法势力复辟、搞迷信活动、赌博等"八股黑风"。为反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股"资本主义黑风",各地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对照检查,衡山县共有519名犯有黑风问题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或惩办。湘乡县在1960年底整风整社运动中,批斗犯有黑风的干部1295人,报捕95人,处理869人,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85。在这种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由于权力是这种序列的整合力量,这就使权力的作用进一步被神化。也正是这种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成为了"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得以推行的合法性及其权力有效性的基础。在这种政治高压下,这个时期乡村社会处于相对稳定之中。但是,这种稳定却是一种影响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迟滞型稳定。

这种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的普及,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使整个社会不断政治化。农民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畸型的亲缘关系。一方面,农民在"集权式动员体制"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而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农民几乎完全依赖在行政体系之下;另一方面,农民

在"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下,被广泛动员起来,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虽然被动员性参与程度极高,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盲从性十分明显。而且,农民的这种政治参与行为的领域也非常有限,在乡以上行政管理工作成为非农阶层的专利,少数干部成了农民的垄断发言人,农民只能是一种运动式参与而非制度性参与。也就是说,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之下的农民参与具有十分明显的被动员性、盲从性和运动性。事实上,这个时期乡村社会所出现的虚报浮夸,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等现象,都与这种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在1958年10月,衡山县委对水利建设提出"一月建百座、一冬建千座、三个月任务一个月完成"的口号,有200余处大、中、小型水库一齐动工,但真正建成受益的不足1/3。作为大型水库兴建的东湖水库及其附属工程,纯属盲目施工,未成即毁,使县财政损失49万元,农民浪费劳动日42万个,2000亩良田荒芜两载。11月,继续动员大批劳力修筑公路之后,县委又从全县抽调5万农村劳动力参加修筑京广复线路基。由于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走,秋、冬作物陷入无人管理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茶子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这一年,全县稻谷亩产实际上只有225公斤,但县委却喊出"1959年亩产要达到8500公斤"的口号,并为此而要求田耕3尺,上挖1尺,农历正月浸种育秧,搞什么"粪湖"、"尿海"、"肥料山"等,这种以政治口号式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建设的做法,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1960年,衡山县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34亿公斤,比1949年还低0.08亿公斤。县内有8万余人因口粮严重不足而患水肿、干瘦和妇科等病,并出现非正常死亡86。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据统计,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为405亿元,比1958年的550亿元减少了26.7%;粮食由1958年4000亿公斤降到2950公斤,减少了26.3%,棉花由3937.5万担减少到1600万担,减少了359.4%。1960全国人口死亡率大幅提高,比1957年增加了14.63个千分点,全国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87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在乡村社会普及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进行了改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家族伦理纲常被打破,依据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受到压制,甚至在父子兄弟之间也大搞阶级斗争,"既对家族势力的外观文化表征进行肃清,又对家族组织形式和结构进行改造"88。但是,这种改造并不彻底,而且在某种时期,它还以更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成为了阶级斗争这一工具的依据。在公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的血亲关系"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化形式而存在并成为了分配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基本依据。这就是曾经流行多年并决定了许多人命运的"成分论"。

总之,"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是一种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体制。它压抑农民创造热情,不仅不能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而造成了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农民对国家的不满,增加了国家的控制成本,违背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89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4-365页。

2 《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纲领》第14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乡(行政村)一级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建立了初步基础。当时的乡和行政村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区域,它一般由一个较大的自然村或几个自然村联合组成,设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可在具体操作上,许多地方均在这两个通则之前就完成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

4湘乡、湘潭、醴陵最初都叫贫农团,长沙叫翻身会。

5参见政务院:《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6日。

6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2、341、3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月365页。

10参见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11-13页。

11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

13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14 ]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16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7见《湖南日报》1956年10月8日。

18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2、34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20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1在当时衡山县政府的文件中将村级政权称之为村政府。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23高级社这种"村社合一"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的区别主要在于,当时的"村"或"行政组"是国家行政区划,但并不是国家的行政建制;"政社合一"则与当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合而为一。

24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柱1993年版,第248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l页。

27胡必亮:《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28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

29 《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30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

31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32胡必亮:《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33长沙县大约有100多个高级社严重涣散。(参见《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8页。)

34湘乡县志上有较多这方面的记载。(参见《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35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

37陆学艺等:《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38有关公社数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3页。农业人口数和农业户数根据衡山县档案馆有关档案资料确定。

39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24页。

40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425页。

41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科层制(Bureaucracy)即官僚制,是指权力依照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划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制。它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主要有权限原则、阶层等级原则和文书主义原则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命令-服从"行为框架的建立。(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78-323页。)

42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44参见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页

45白果公社1967年基本情况统计报表。

46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0页。

47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8页。

48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3、131页。

49白沙大队党支部始建于1955年。时称为白沙农业社党支部,隶属白沙乡党委。人民公社初期,隶属于伟大人民公社党委,在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时,隶属于白果人民公社党委(参见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基石谱:中国共产党衡山县组织史资料1949-1997》,内部资料,1997年刊印)。

50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77页。

51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4页。

52 1968年1月,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搞好革命大联合"的指示精神,长沙县的"湘江风雷"、"洪流"和"贫下中农挺进队"等9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长沙县农代会筹备委员会。3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长沙县农代会,造册填表登记会员约24万人。

53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7-168页。

5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7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56 《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1页。

57这是"社会动员"这一概念首创者K.多伊治(Karl Deaths)的观点。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58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59参见国家统计局编:《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版。

60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读书)1999年第12期。

61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62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63参见刘国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凌志军:《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8页。但也有研究者估计,30年来在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的农民贡赋达8000亿元(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年平均为200-300亿元(王梦奎主编:《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赡》(1979-202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还有研究者认为,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约占这些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仲大军:《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冲突--户籍分别》,载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据雷锡易等人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向工业转移的剩余为6320亿元,加上农业税共达7264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的资金1730亿元,农业实际向工业净提供资金5534亿元,平均每年205亿元。(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扭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64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1页。

65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4页。

66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3页。

67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4页。

68王颖:《新集体主义:农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69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70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71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2参见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73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58页。

7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7页。

75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76参见秦兴洪等:《中国农民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77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78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79秦兴洪等:《中国农民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80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81郑杭生:《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82王振耀:《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83林闽钢:《中国乡村社会机制及运行模式的转换》,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84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4页。

85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86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4页。

87 《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88李明照:《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89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1993年版,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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