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下)

 《岳村政治》

四、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

家庭是以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初级群体。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家庭一直不仅被看成道德秩序的基础,还被看成是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因此,无论纳税、产权的支配、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一直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责任”55。正因为如此,家庭以及相联系的宗族,一直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但自从进入社会转型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不断分化,宗族势力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彻底地动摇了乡村宗族势力的基础,阶级划分代替了血缘的亲和力,家庭的社会功能甚至被取消,家庭及宗族基本上退出了中国乡村政治分析的视野。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经济利益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肯定,并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乡村家庭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许多场合和一定意义上,家庭又成为了乡村政治的行动者56。

家庭作为乡村政治的主体,是乡村利益关系的对象化。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了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单元,家庭的经济功能加强。它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劳动和进行产品的分配和交换,来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功能。家庭作为“经济人”,由于其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的性质而成为了“政治人”。另一方面,在主要的经济活动转入家庭之后,国家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手段来控制家庭,使家庭在政治上联结成为一个紧密的网络。由于家庭经济功能的存在,在目前这种压力体制下,许多超经济强制,比如不完成上交提留,不准结婚、不准入党和不能担任村干部等等“土办法”,使农户对经济义务的承担成为了影响家庭成员的个人合法权利和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超经济连带式的强制行为,表面上是针对个人的,而其原因和结果都直接与农户相关。乡村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目前乡村秩序、组织和调控的基础。具体来说,目前家庭对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其作为乡村政治表达性主体的复杂化。

家庭的权力结构,表明的是家庭内部人员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传统农户的内部人伦关系是一种垂直结构,在处理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的关系时,以父、兄、夫为上,子、弟、妻为下,而且要求上下有序,依从守规,即以父系、父权、父治为依据,父的身份和权力传于子,子女受父的支配,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这种分配极不均衡的传统家庭权力结构关系,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基础所在。可以说,正是“在家庭中人们养成权威的观念和服从的习惯”57,使家庭成为了维系、传递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宗法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户在组织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的规模小化,核心家庭增加,与此相联系的内部权力关系也由专制型向民主型转变,并因此影响到了农户在乡村政治中的表达性主体的变化。

岳村现共有179户,其中农业户178户,1户为非农业户,人口为652人,户均人数为3.64,2人至5人的户占到了80.44%。这种情况大体上与衡山县农户平均3.58人相同58。

如果从内部结构来说,岳村以一对夫妻为核心组成的核心家庭为60.34%;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主干型家庭为29.60%。

与这种家庭规模和结构相联系的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家庭内部权力从长辈的专制到内部成员协商的民主型转变。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时期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就完成了对传统专制式家庭的改变。但是,由于这种改变是在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劳动中产生的,家庭的社会交往十分有限,家庭内部的权力分化也就并不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家庭作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地位不断加强,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总的特征是,传统的长辈经验性决策让位于年轻人的胆识和知识,家庭的权威结构由垂直宝塔型向平行型转移,老人专权式的决策让位于家庭内部协调型决策。

这些数据表明,在岳村,对于不同事务,村民家庭内部的处理权分配也有所不同。对于传统农业问题,决定权主要在父母;对于副(商)业生产问题,子女的意见则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建房和其他固定资产,则以全家协调为主;日常生活管理及钱财管理一般在协调的情况下采取了分权管理;对于婚姻问题,子女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

(2)妇女在家庭内的地位有所提高,家政管理权趋于平等。

大革命农会时期,岳北就以妇女解放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解放之后,传统以亲子为轴心的家庭向现代以夫妻为轴心的家庭转变,使夫妻婚姻关系成为了家庭存在最为重要的基础。但在较长时期内,妇女并不与男子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力。比如,在公社时期,岳村的妇女每天的工分要比男子少20%(同时为全劳力,男子的工分是10分,妇女为8分)。因此,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也相对于要较男子低。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获得经济资源的机会增加,妇女外出打工或靠做一些适合妇女做的手工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有时要比丈夫高得多。这样,妻子在家庭内的地位也就相应得到提高,夫妻之间在处理家政问题上,权力趋于平等。

(3)“家长”从长辈制到贡献、学问、见识的转变,家庭的“法定代表人”复杂化。





与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的,就是家庭作为法律人格者的“法定代表人”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中国的家庭在许多场合并不是一种法定意义的单位。国家制定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年报表》没有“家”或“家庭”这样的统计单位,只有“户”。在现代汉语中,“户”有多种含义,其中就有“人家”的意思。我们常说的“户口”,则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口就是住户和人口的总称,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户”与我们习惯使用的“家庭”是有区别的。但是,有许多有关乡村家庭状况的研究中,“家庭”和“户”大都是通用的,并不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主要原因就在于,在目前的乡村社会,无论是“户”还是“家”,都不是简单的同一“户口”的问题,而主要是共同生产和生活单位。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为了独立的生产者,已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权利和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家庭是一个法律人格者。作为法律人格者,它对外要承担法定的义务,并能够行使法定的权利,这就需要有一个确定的“法定代表人”。在中国的现实中,这种家庭“法定代表人”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长”。但如果要进行法律上的追究,这时的家长就变得模糊不定,缺乏严格的法定限制。对此,我们在调查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农户的周某(62岁,户籍上的户主)家庭成员有,妻(59岁)、大儿子(35岁、家里主要劳动力、是事实上的当家人)、大儿媳(33岁)、小儿子(26岁、未婚、在外打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因其兄当时外出与村里的承包合同是其签订的)、孙(大儿之子、8岁)六口之家,现拒交国家农业税,由谁来承担法律责任。基层干部和司法工作者及村民提供的答案各不相同。

这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乡村家庭作为经济主体和作为法律人格者存在的冲突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有:其一,在现代的法制社会,个人或法人团体作为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在中国目前的农村社会,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成为了生产组织单位之后,其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即作为权利和义务承担者也并不明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户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的内部承包者,并不具有对外的法律主体意义。特别是农业税这类与土地和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国家法定义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是法定的义务主体。但在事实上,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不具有实际的经济能力。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独立核算的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之后,作为土地的所有人已被虚置化,而家庭却成为了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和使用者,其收益也完全家庭化了。但土地所有人又不是以个人的名义确定的,这就使因土地所有权而需承担的法定义务被虚置。其二,目前乡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口之家的主干家庭成为了主体,像例中这样的家庭比较少见,这类事件也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尚未能引起国家司法部门和理论研究者的重视。而在一些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以家庭的实际决策者(当家人)作为了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其三,中国的家庭内部分化不足,传统的家庭亲情观念妨碍了法律义务的明确化。事实上,农户承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是以户为责任单位而以个人为权利单位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是按村民“分”到户的,村民个人是一种权利单位,但村民因身份而获得的土地权利又以“户”为单位作为一种“责任”肯定下来。家庭的这种权利性的“责任”,都是在血缘和亲情联结起来的。这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状况。

第二,家庭的利益结构成为了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

家庭的利益结构,是指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初级组织所具有的利益表现及其相关的制约因素。这种与村落公共资源相联系的利益结构,不仅包含了许多乡村公共权力的信息,而且是理解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和动乱的根本性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家庭作为乡村社会基础性的生产单位和作为最主要的生活组织,其利益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主要表现在:

(1)土地成为了农户最基本的利益载体。

事实上,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乡村政治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是农户根本利益所在。自高级社之后,中国农户已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户甚至并不占有土地。只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才成为了一项法律制度规定的权利。在法律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性质。土地仍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在岳村是村民小组)。由于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的模糊化,实际上成为了“社区”所有,农户通过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享有了这一权利。又通过对集体资源使用权利和义务的分摊,来实现每个成员在“集体所有制”下的成员权。而这种权利的分配和变化往往成为乡村政治的重要内容。

从上表可以看出,差不多94.15%的村民并不认为自己拥有土地的所有权;44.23%的村民希望继续承包土地;53.85%的村民表示要好好珍惜承包的土地;65.38%的村民希望能重新分土地。尽管近几年,种植业并不能给村民们带来多少实际性收益,但在村民心目中,土地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利益所在。

(2)经营自主权成为了乡村家庭的最基本的权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农户经营权的认可和保护。这种经营权,对于农户所具有的实际性意义就是生产自主权,是农户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决定其耕种的品种和数量,并获得收益剩余的权利。这种根源于小农生产而存在的权利,在人民公社时期曾通过集体生产和经营模式而被剥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的生产经营权就成为了最为基本的权利。尊重农户的生产经营权,实际上就是保护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是对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的政治能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可以这样认为,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所确立的各种关系,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政府对村民在生产经营上的影响有所减弱。82.69%的村民对待镇政府有关生产经营方面的指令表示“表面上听,实际上不听”,或“根本不理”。这一方面反映了村民对自己权利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可以说,政府基本上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生产经营方面的影响力。这正是2000年白果镇政府要求农户改种优质稻,调节农副产品结构而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干部要改变传统的那种命令的行政办法,要在尊重农户经营权的前提下,利用市场引导的方法来实现其农业生产的指导功能。

(3)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分化明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农户通过对“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来换取了对土地使用和收益的剩余权,即保障了原来的利益方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的利益,也使剩余权机制在生产中激励作用得以实现59。对农户的这种经济利益的确认和保护,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关系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利益主体构成。这四个方面的利益主体就是国家,乡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户。它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解释目前中国乡村社会许多问题的关键。

根据有关法律解释,农业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根据税收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地向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者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的经济活动。目前一般所指称的农业税是广义上的农业税,不仅包括因农业种植业经营收入所缴纳的税赋,还包括1983年开征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是目前农户最主要的社会负担之一,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集体提留包括两部分,即乡镇统筹和村提留。乡镇统筹是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用于本乡民办公助事业所需的费用。村提留则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每年从本组织成员生产经营收入中提取,用于维持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管理开支的费用。从有关规定和一些乡镇及村庄的具体情况来看,许多地方并不具有确定法律意义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这些费用的主体实际上是乡镇人民政府和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说,农业税反映的主要是农户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行使职能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重要职能活动,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乡镇统筹和村提留体现的则是农户与不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农户向社区组织购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费用。就乡统筹而言,其使用范围主要是: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所谓的“民办公益事业”。村提留具体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以及村内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及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

总的来说,岳村农民的社会负担较之全国许多地方属于较轻的,其收费项目和标准基本上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但从这四者的关系来看,乡镇统筹已超过了国家税费部分,村提留的许多项目也纳入到了镇统筹的范围。

这种利益关系实际上就决定了目前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的政治状况。其一,由于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固化,农户对国家征收的“皇粮国税”基本上表示认可,农户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缓和。其二,乡镇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已具有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利益,乡镇为了提高其政治经济动员能力,或为乡镇工作人员获取经济利益(有的甚至只是最基本的工资),向农民收取了较之国家更多的“统筹费”,成为了农户最主要的社会负担之一。由于乡镇的这些做法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因此也就构成了乡镇政府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乡镇将村级提留部分作为了乡镇统筹部分,这也就构成了乡镇党政与村级组织之间的矛盾;由于乡镇的收费行为事实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又构成了乡镇党政与农户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这种利益格局,使乡镇党政成为了乡村政治矛盾的焦点。这就是近年来国家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主要针对镇党政,村级组织不服乡镇党政、农户对抗乡镇党政的一个重要原因。60

岳村76.92%的村民认为目前的农民负担太重,承受不起;69.23%的村民认为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是干部不按政策办事;61.54%的村民认为国家税收部分合理应该交,69.22%的村民认为乡统筹不应该交,67.3%的村民认为村提留不应该交。这种情况表明,在目前这种税费制度下,国家、乡镇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在一定的程度上,村民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已成为了农户判断乡村社会利益主体“合法性”的根据。

第三,家庭的宗族性活动作为一种“习惯”对乡村政治结构产生影响。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乡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然而,由于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生命力非常顽强。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却重新复兴起来”61,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秩序的重要内容。根据王沪宁等人的研究,目前传统的村落家族权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大体的格局有三类:第一类,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占压倒优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基本上不发生作用,这在政治发展较快、经济生活较为繁荣、文化代谢明显的村落共同体中较为普遍;第二类,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呈胶着状态,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处在历史变革的中介点上;第三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呈强势,以公共权威为基础的权威呈弱势62。如果按照这种分类,岳村应该属于第三类。因为,在当地党政看来,岳村是一个由宗族和派性控制的村庄。其重要根据是,岳村的“三主干”总是要由三个主要姓氏的人员担任,否则就“是非特别多”。

我们的考察也证实,岳村的宗族势力正处于复兴之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已有以修族谱为目的的宗族组织的存在。其中作为岳村第一大族姓的“山霞李”,1998年就成立了“山霞李”七修族谱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新族谱编辑刊印完成,岳村83户,302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60%),及全岳北地区约有9000人全部编人到了李氏族谱之中。岳村的其他族姓如“光裕堂”的胡杨宗修谱工作已在进行,白果周氏等也在筹备。但是,如果深究,我们会发现,目前这种复兴后的宗族势力与传统意义的宗族已有了许多区别。这主要表现在:(1)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同传统的宗族组织具有族田和族产不同,现在这些宗族组织并不具有公共的资产,其活动经费是靠从每户按人头收取的。岳村各族修族谱一般按每人10元钱人民币收取活动经费。(2)族规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岳村已刊印的“山霞李七修族谱”没有发现完整的“族规”。而得到的解释是,现在国家法律这么完善,每个人的行为都有法可依了,再制订法律外的族规已没有必要。(3)宗长的权力受到了限制。由于没有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族规又不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因此,现在担任各族宗长,基本上是名义上的和礼俗上的,其对族内人员的影响力十分有限。(4)这些宗族组织的功能也十分有限,无论在对族内人员的保护上,还是在经济的互助上,都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其血亲关系并不能代替国家的法律性保护和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也就是说,目前岳村的宗族势力并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组织性意义,还处于宗族活动的初级阶段。岳村有组织的家族权威对乡村政治基本上不发生作用。

然而,岳村又的确是以族姓来评价和建构乡村正式权力的。无论是村委会选举,还是党支部选举,甚至是镇党政进行的“人事安排”,基本上都是按照“三姓分治村政”规则进行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秘书总是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的村民担任。在第四届村委会选举推荐村委会主任人选时,就有人提出来,既然书记已经姓李了,就应该在姓杨的或姓周的中间选一个村委会主任或秘书。李姓的书记辞职后,镇党委指定了杨姓的村委员主任担任支部书记,就在李姓中指派了一位担任村主任。就此问题,我们曾经访问了许多村民,岳村现任秘书的解释较能代表大体一致的观点。他说:“这种规矩已经很久了。主要还是为了公平,如果每姓都有人参加,总比一姓掌权要好一些。如果由哪一姓掌权,你就是做事再公道,也会有人不服,认为偏了心。事实上,就是同姓人并不一定和你的关系好,也并不一定会给你什么好处。但因为是同姓,他的话就是不好听也管用一些。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每一姓都有人来当村干部。”63这种情况说明,尽管“宗族是村民自治运作中难以避开的社会力量”64,但在不同的村庄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岳村来说,宗族对乡村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传统的宗族组织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基于宗族文化而建立的一种认同习惯。在这种认同习惯中,“姓”成为了认同的“符号”。事实上,岳村同“姓”并不一定同宗,像岳村的大姓李姓,实际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宗。但在“同属一姓,五百年以前是一家”的观念指引下,村民们对“姓”这一“符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认同感。哪怕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关联的人来到这里,只要一说同“姓”,就能很快地得到认同。当这种“认同感”成为一种乡村习惯后,就不仅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模式化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这在于,尽管“习惯”并不一定能直接代表具体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的事件中,这种“习惯”的本身又往往被村民们看成是一种“利益”,是一种与“规矩”、“秩序”和“面子”相联系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岳村将“三姓分治村政”视为是一种“惯例”,是一种根源“同姓人总比外姓好”的习惯性观念而确立的“社区规则”。如果新规则不能与这种“习惯”寻求到平衡点,要想达到秩序稳定就格外困难。

第四,民间经济性组织正在形成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

目前,岳村家庭参与的经济性组织主要是具有金融性质的“会”。这种“会”作为一种金融方式,因其公共活动,对社区治理和政治格局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乡村社会一般有两种金融方式,一是乡村社会之外的金融信贷,另一种则是乡村社会之间的民间借贷。农户为获得生产和生活急需的资金,也借助于两种方式,其一就是借贷,另一种则是能过合作性质的“打会”或“合会”。但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乡村社会这两种金融活动,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社会,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个稀缺资源,在借贷活动中,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打会”活动还会形成新的公共权力组织。

从历史根源来说,岳北一带金融性的“会社”较为流行。这些“会”形式多有不同,名目甚多。有按合会的人数命名的“六合会”、“七贤会”、“八仙会”、“九子会”等;有按打会的目的命名的“财神会”(以储蓄为目的)、“观音会”(以救济天灾人祸为目的)等。合会转会的时间有“年会”、“季会”、“月会”之分,一年转一次的称年会。收会的方式大致可分为轮会、摇会和标会。轮会是议定收会次序,依次轮收;摇会是采取摇骰或抽签决定;标会用投标的方法在每次会期开采夺标。岳村目前较流行的“会”是一种叫九子会的“会”。这种会由九人组成,即一会到九会。一会又叫头会或首会,为筹措资金者倡首。打会时要立会簿,写明会约、姓名、交款数。会打成后,按会员的排列次序,规定具体日期,轮流递次收会(收钱)和中会(出钱),一人收会,其他八人中会。这种会因时期较长,较难善始善终,经常出现中途告吹而“烂会”的现象。岳北的这些“合会”,多不计息,不取名称,不设宴款待;与会人员相互视各人的资金需要缓急情况,以互利互让的姿态确定得会次序。这些“会”具有组织性,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性质。一般来说,人会者大都是比较接近的人,他们之间很少有很深的矛盾,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较之其他农户要强得多。而且,这些打会的人,又多超越了“血亲”特别是“近亲”这一关系65,这种经济上的共同体,在许多时候又表现到乡村政治上来,特别是他们在对各种提留费用等经济上的事很敏感,在对村干部的评价上也较能达成共识。由于要处理会务,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议论村政,有时也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求影响村内的决策。村里面的人,也往往用“他们是一伙的”来评价他们。当然,这种以经济为目的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一旦发生危机,就会使因这种经济同盟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同盟产生分化。

五、村民权利和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由合法性制度赋予和规范的权利66。我们的考察已经表明,在传统乡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公共参与也就成为了村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方式、村民公共参与的原因和绩效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我们这里只是就岳村的公共参与中的主体、形式和意识进行简单的描述。

第一,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

农村居民作为乡村社会的公共参与主体,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按照诸如生产关系、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机会、福利等要素或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这些标准,形成了许多对乡村居民不同的分类法,其中主要有阶级分析法、职业分类法。

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实行阶级成分制,即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按照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各种阶级,并以此来分析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及行为方式。阶级成分一直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进行社会和政治资源分配的基本依据。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阶级分析有效地进行了贫苦农民的政治动员,并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在土地改革中,按照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占有状况和有无剥削的程度,将乡村社会成员划分为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些阶级成分。这种“阶级身份、特别是越来越受到强调的家庭出身,具有先赋性和难以改变性,并通过代际传递下去。因此,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就成了决定社会成员在就业、通婚、入党、参军、职务晋升等地位改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阶级身份制度在建国初期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内部整合,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67。然而,经过公社化运动后,这种阶级成分状况已经与现实的经济条件完全脱离。而且,长时期将阶级成分作为一定社会地位的标志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工具,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使全社会处于不正常的争斗之中,社会稳态结构难以形成,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效能和政治效能难以得到体现,甚至导致了十年文革社会大动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9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衡山县在1979年4月就基本上完成对“四类分子”摘帽和给地主、富农子女重新定成分的工作,到1982年全部结束,全县共摘帽304人,纠正170人,并给1.68万名地富子女新定成分68。1984年,全国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使建国以后2000多万“四类分子”全部改变了成分。正式废除了阶级成分制,使农村居民之间的政治身份基本上实现了平等,这就为实行乡政村治体制提供了政治前提。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新的社会分化又开始产生。

对于这种新的分化,有研究者试图以职业状况来进行解释。按照目前理论界较为流行的分类法,可以将乡村居民按职业划分为如下7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阶层、智力型职业、乡村个体工商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企业管理者阶层、乡村管理者阶层69。农业劳动者是指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来源全部或绝大部分依靠农业生产劳动,一般不从事或很少从事工商业劳动。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阶层,他们常年在农村或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在那里取得个人及其家庭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但户籍仍在农村,身份仍是农民。智力型职业者阶层,是指没有城镇户口,在乡村从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艺术等。乡村个体工商业劳动者阶层,是农村中拥有某项专业技术或经营能力,自有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私营企业主阶层,主要是指所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有自主经营权,以营利为目标,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他们兼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双重角色——业主和雇主两种身份于一体,在全部收入中,除了劳动报酬、投资报酬和风险收入外,还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乡村企业管理者阶层是指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指挥权。乡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包括村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及村民组长,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局部的利益,维护社区权益70。

从岳村劳动力的职业情况来看,上述有关职业分类的标准和理论尚不能作为经济分析或劳动力流动分析的基本模型。因为,在许多方面,这些“职业”是混合在一起的。比如,有关乡村管理者中的村干部及村民小组长,他们从事村组管理并不是一种职业。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从事这些工作时获得的经济收益尚不足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就能够得到证明71。事实上,他们主要还是农业生产者,他们同时承包了土地,是家庭内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再比如个体工商业者,岳村所谓的手工劳动者主要指4家小商店、2家农副产品加工店及4名手工业者,这些人的经济收入来源基本上以手工业劳动为主,但他们承包了土地,在农忙时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只是农闲时从事这些职业。正因如此,我们尚不能以这种职业分类作为乡村政治分析及公共参与研究的基础。

根据乡村居民在公共领域及对公共权力的占有状况以及这种占有背后的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将目前乡村社会公共参与的主体分为管理者、特权者和被管理者三大类型。

管理者是指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安排而掌握社区公共权力的成员。在岳村,目前主要有村党支部成员和村委会成员以及民兵营营长、团支部书、村妇联主任、村民小组长。这些人员是由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或中国政治传统确定的乡村正式组织的代表者。他们当然地拥有了乡村管理不同的权力。因此,他们是乡村公共参与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具体来说,他们同时具有了三种身份。首先,他们是乡村公共参与的主体。他们是乡村居民,是当然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其次,他们又是社区公共事务的代表者,他们要代表村民及村级组织参与更高层次的政治活动,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反映本社区的利益和村民群众的意愿。最后,他们作为社区管理者,又是特权者和被管理者等其他公共参与者所指向的对象。这些管理者之中,又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三主干”是村治中的核心人物,也是管理者的主导者。村民小组长虽不具有管理全村的职权,但他们往往作为村治的具体实施者之一,通过会议的形式能影响村治决策的制定。

特权者是指虽然他们并不具有法定的掌握公共权力的身份,但在事实上,他们在社区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并得到体制确认和保护的权力。在岳村,目前主要有老干、党员和经济能人。对于老干及由此产生的组织,我们曾在村治结构中进行过分析,并提出,这些因具有特殊身份(国家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而退居岳村的群体,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乡村政治的当然参与者。而且,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种自在的权威,而是一种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党员在乡村公共参与中的地位也相当特别。由于中国乡村政治的传统,乡村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事实上是乡村社会的统治者。而且共产党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村民开放的政治组织,这就使党员在农村社区成为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一方面,他们作为村民,可以依法参加村民自治活动,行使作为一个村民的所有权利;另一方面,他作为党员享有了一定的政治特权,并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途径,而获得社区权力,成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因此,党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身份,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地方权威联系在一起。它作为执政党成员这一特殊的政治身份,在有关公共事务的影响上和公共权力获取的途径和方式上,已与一般的村民有了区分。在岳村,有关村庄的重大事情,一般都要通过党员大会审核通过。党员也就成为了当然的“村民代表”。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党员”也成为了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掌握和垄断这种资源,是目前乡村统治的重要方式之一。经济能人作为乡村社会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因致富的道路和拥有的财富的情况的不同,对村政干预的程度和手段也不一样。在岳村,经济能人影响村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由于可以称之为经济能人的村民只有2至3人,而且其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对社区产生实际性的影响,所以也处于特权的边缘地带。其中有一村民因在外做建筑包工头,已拥有了一定的财富,特别是其子1999年考上北京的某一大学之后,在村民中的威望较高。可此人从政意向不很强烈,一般也不干预村政。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修村里的公路等事务上,村干部也征求他的意见,主要目的是希望他能提供一定的资助。每当此时,这些经济能人都能就村政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以影响村干部的决策。而且如果村里的决策与其主张相符,也就可能获得他们一些实质性的支持。

被管理者是指在乡村社会接受公共组织管理的乡村居民。在岳村,是指除了上述两类人之外的所有村民。我们这里界定的乡村公共参与,不是一种政治职业性的参与,它是指村民群众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是村民群众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种社区参与,所有的社区成员应该是当然的参与主体。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性参与活动,又是与参与者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相联系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社区的全体成员并不一定能成为乡村公共参与的实际性主体。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年满18周岁的社区成员才有资格作为乡村政治参与的主体。这里的社区成员,不仅仅是以居住区域来划分的,而是以户籍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居住在本社区,无论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只要拥有按行政区划确定的乡村社区内的户籍,就是本社区公共参与的主体。

上表说明,在目前的岳村,公共参与主体分布的情况是, 3.06%的管理者和7.34%的特权者共同掌握着村庄主要的公共权力,89.6%的村民处于被管理者状况。这种主体分化状况,不仅是一种职业分工,实际上还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1)对于管理者来说,由于村级社区组织承担着处理社区事务和国家政治性事务的双重职能,因此,村干部既要代表国家利益,又要兼顾社区组织利益;村民小组长虽然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当然身份,但他们在事实上却要承担代理国家向村民征收税费,并有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任务,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村级管理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因而,他们在很多方面与村干部是一致的。这些法定的管理者,作为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有可能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作为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者,又可能与农民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而他们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又可能与其他阶层的村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村干部与村民小组长之间,村干部相互之间也有可能因利益发生矛盾。(2)对于特权者来说,在岳村,由于“老干”从政缺乏法定的“管理权”,所以,他们尚不能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管理者的依附关系上。经济能人干预村政的主要目的三个,即入党,以进入乡村主流社会;为官,以拥有合法的社会资源的权威分配权;树名,以体现其地位。只有党员因具有“法定的“参政权,他们有与管理者争夺实权的条件和可能,也就构成了他们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岳村,这种争夺之所以并不激烈,主要原因是由于村庄的政治经济资源有限,尚不足以吸引他们作为争夺的目标。(3)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是被管理者,所以当然地与管理者之间因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他们作为社区生活中的一员,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因此,又需要管理者和特权者介入这些矛盾和冲突。可见,现阶段公共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而认识这种主体分化状况及其代表的利益关系,是我们研究乡村政治特别是乡村公共参与的基础。

第二,公共参与形式的多样化。

公共参与的形式,是指主体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影响公共权力。一般认为,目前村民公共参与的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即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包括制度化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制度化正式参与是对参与的形式和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并有法律或正式制度认可的正式组织作为依托。主要形式有,参与对村委会的选举;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制度化非正式参与的特点是参与行为制度框架和精神所允许,但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程序。主要形式有,与村干部接触、议论。非制度化参与,就是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公共参与,它包括非制度化的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主要形式有消极抵制和积极抗议。

在岳村,村民公共参与行为的主要形式有:选举性参与、议论性参与、抵制性参与。

(1)选举性参与。

我国法律规定的村民参与的民主选举主要有两种,其一,选举县、乡镇人大代表;其二,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这两种选举由于关系到村民不同层面利益,因而,在选举参与的程度和投票的状况及意愿上都有所不同。

在1998年进行白果镇第六届人大代表选举时,岳村分得1个代表名额。但在投票选举时,423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只有297人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70.21%,而2位候选人分别获得票数是152票和145票,分别是选民的35.93%和34.28%,均未过半数。第一轮选举失败后,镇有关部门并没有要求或组织岳村进行第二轮选举,所以,目前岳村没有白果镇第六届人大代表,是“空白村”。对此,许多村民们认为,有没有镇人大代表,对村民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

在1999年第四届村委会选举时,参加投票的有370人,参选率为87.496,较之镇人大选举参选率有很大的提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村委会选举有关村民直接利益和社区秩序,更能引起村民们的关注和参与。

岳村71%的村民是自己投的票,只有9.6%的人由家里人代投;按自己意愿投票的占69.2%,按家里人的意见投票的只有 5.8%;有63.5%的村民认为投票是个人的事情;村民对选举中镇干部的意见均考虑很少,为9.6%。可见,岳村村民大都是自己投票,表现为一种个人行为,其选举结果大体反映了村民个人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岳村村委会选举时,家庭有一定的影响但已经十分有限了。岳村村民大都认为,村里既没有钱也没有物,上交提留的多少也是由镇里面定的,选举村干部不关系到家庭的经济问题。只要没有家仇,选谁不选谁,与家庭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对某些有一定集体经济的村进行调查时则发现,这些村村民选举时,家庭的作用要远大于岳村。这些村的村民认为,村里有集体财产,如果这些集体经济搞得好,每家还可以分些钱,起码上交提留要减少一些,因此,选举村干部就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家庭利益。也就是说,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只有当这种选举与家庭的直接经济利益相联系时,家庭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了政治行动者。而对于那些没有多少集体经济的村,选举并不直接与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相关,所以家庭的作用要少一些,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2)议论性参与。

议论性参与是指在非正式场合议论村治过程、公共权力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参与行为,是岳村最为重要的公共参与方式之一。

目前岳村村民比较固定的议论场所主要有三个:新谊组一外姓人开的小商店、长春一组乡村医生杨某的小诊所和中湾组地下党员周某家。每一个场所,都有一些特点。具体来说,小商店主要是由一些妇女组成,她们平时闲着的时候总是围在小商店里边打牌边议论村中的是是非非。由于开商店的妇女是外村人,与岳村里的人没有多少关系,所以无论是哪姓哪族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分“圈子”的,只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先来了,将地方占住了,另一个“圈子”里的人就不参加进来。慢慢地就成了习惯,大致每个圈子里的人都有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来这里打牌聊天。每个圈子也有一些核心人物,她们相当于召集人的角色,对其他人有一定的影响。小商店议论最多的是有关村里的电费和水费及公路等事情。参加小诊所议论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男人,大都与房主关系较好。他们在一起议论既有国家大事,也有村政村务,而且主要是上交提留、村干部的品行才能、村里的水渠和道路的维修等等。由于杨家在长春组是大家庭,本人又是组长,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在这里议论,希望他能反映给村里干部。参加中湾组周家议论的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其原因是周本人是老地下共产党员,尽管年近80岁,但无论是村里的干部还是镇里的干部都对他很尊重,他的儿子前几年还出任过村主任。近几年来,周家的聚会开始有点宗教色彩了,主要原因是其妻同村里的10多个老人参加了镇里面的基督教教会,成为了基督教徒。这些教徒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还处于自发性准组织状况,只是在一些固定时间组织到周家举行一些宗教活动。所以,在周家贴了很多宣传基督教爱国爱教爱集体的资料。在这种宗教气氛很浓的场所,村民议论最多的是有关村里的发展和帮助贫困村民的事情。

村民的议论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路径主要有:其一,这些议论对村级正式组织的决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村民们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议论多了,很容易形成一种共识,并通过各种渠道对村正式组织产生影响。近几年岳村做的几件事,比如村级公路和村引水涵洞的维修,就是由于村民们的议论对村干部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才使村组干部会议作出决定的。我们在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会议记录里,常可以看到“某某事情,最近群众议论比较多,需要解决了”这样的说法。其二,议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有些村民认为村干部处理问题不公,并不到镇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去反映,而是到这些议论场所去诉说,希望能得到村民们的理解和同情。事实上,这样的诉说往往很有效,因为,如果村干部没有理,村民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攻击这些村干部。这时,参加议论的村干部亲属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或者与其他村民争吵,或者回到家里告诫这些村干部“做事不要缺德”等等,无论哪种方式,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干部的决策。其三,议论对于维护村公共权力的权威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村级组织作出了有利于村民的公共决策,而有个别的村民不履行应该尽的义务,村民的议论对其也是一种压力。特别是在乡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这种压力有时比法律的强制性还有效,因为这关系到村民在社区的“面子”问题。因此,我们在岳村会发现,为了使村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村干部也经常加入这些议论之中,评说“某人某事”以求得到村民们的支持。

(3)抵制性参与。

村民对社区公共权力采取抵制态度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由于目前的许多乡村社区组织是一种索取性质组织,而不能为村民们提供必要的服务。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也就失去了作为村民代表者的地位和身份,成为了村民抵制的对象。一般来说,村民采取抵制性参与方式影响公共权力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交易性抵制和对抗性抵制。

目前,岳村主要的抵制性参与是交易性的,并表现为消极性抵制,即以回避和不参与的办法抵制公共权力组织的施政行为。近几年来,岳村的上交提留基本上没有完成,有40%的农户有不同数目的拖欠。而每当村干部准备召集这些村民在一起开会时,总是没有人参加。村干部上门催收,他们又以各种理由外出,让村十部坐“冷板凳”。这种不合作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村干部及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村干部每到这时,就尽量想用“交情”来感化这些村民。于是,有的村民就提出一些对村级管理或公共事务的意见,以作为拒交的理由或交钱的条件。这种“交易性抵制”在岳村普遍存在,而且很有效。比如在1999年收上交提留时,中湾组一户村民以有人占用了村林场的地建房为由,拒交各项费用,迫使村干部数次前往他家与他进行“交易”,最后在村干部保证一定公正处理的前提下,才交了有关税费。2000年这类情况就更多了,村民现在普遍将上交提留作为一个交易条件,来与村组公共权力组织进行讨价还价,以影响村级决策。

当然,这种抵制性的参与,主要还是农民发泄对社会负担的不满。通过这种发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会的一些矛盾。但这种交易形式的抵制性参与,一般只能在像岳村这类村级组织处于弱势的地方才会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在许多村级组织处于强势的村庄,对待村民的这种抵制,则会采取诸如搬东西、打人等更为强硬的手段。当然,此类行为虽然暂时达到了村级组织或村干部的目标,但也积累了村民更为强烈的对抗情绪,一旦有外部的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时,抵制性参与就会转化为对抗性的参与方式,乡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72。

第三,公共参与意识复杂化。

公共参与意识,主要是指公共参与主体所具有的参与态度、价值和知识的综合反映,是与参与动机和意愿相联系的参与主体对其权利的认知和态度,同时又是有关参与程序的知悉水平和参与意义的认同状况。

总的来说,新时期,乡村社会公共参与意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重新启动和激活了农民群体的主体意识,农民开始以社会主体的观念看待社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73。但是,在具体村庄,这种变化又呈现出非均衡状况,村民的参与意识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变得十分复杂。就岳村而言,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最突出的特征是,参与目标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

(1)公共参与的预期。

公共参与的预期,是有关参与主体的动机问题。有研究者以此将公共参与分为了四种类型,即信念性参与、分配性参与、服从性参与和强制性参与。所谓信念性参与,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原则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动机。而分配性参与动机,是人们为了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以便这种分配对自己或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利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人们对利益得失进行理智选择的结果。服从性参与则是一种被动型参与动机,这种动机是由于受他们命令、动员、暗示等而形成的。强制性参与是在某种强制力的迫使下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74。按照这种区分来分析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参与,应该主要是分配性参与和服从性参与。但由于各个村的经济和文化等具体情况不同,村民们公共参与的目的也就不一样。

岳村有53.85%的村民将做事公道作为选举投票的效用目标,61.54%的村民认为这种投票对自己的利益“不太重要”。岳村由于没有集体经济,村委会不能直接给每个家庭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村民们对村委会的直接预期是做事公道。也就是说,岳村村民公共参与的主要目标是社区共同生活方面的需要,是有关社区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公平合理的问题。

(2)对村委会性质和村干部身份的认定。

村民对村委会性质和村干部身份的认定问题,是与村民们参加村委会选举的意愿和预期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村民对村委会和村干部的评价。

从我们的抽样调查来看,目前岳村57.77%的村民认为村委会是自治机关。65.46%的村民都认为,村干部是村民选的,要代表村民的利益;82.69%的村民都认为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是村提留的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委会选举的绩效和意义。村民们通过投票行为,认识到了村干部与自己的关系,将村干部视为自己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保护者。用岳村一党员的话说,村干部是我们投票选的,拿的是村民的钱,就要为我们出力。

(3)对选举法规的认知及选举权处理方式。

村民自治及其乡村民主选举是以《村组法》为依据的,村民对《村组法》的了解与否特别重要。

由于各级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村民自治的数年实践,村民对《村组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岳村有88.5%村民知道或基本知道这一关系到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律。尽管,对村组法的具体内容并不很清楚,但对有关选举的问题,特别是选举人资格问题,岳村有 80.8%的村民能选择正确的答案。可是,对于选举权的处理方法,岳村有28.9%的村民对自己的选举权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有 11.5%的村民对无故不让其参加选举而求之不得。在对待自己不满意的村干部时,岳村只有13.5%村民认为可以动员其他村民通过改选的办法解决问题,而48.1%的村民认为“没有办法”。







我们从岳村村民公共参与的形式和参与意识来分析,目前岳村村民的公共参与总的特征是尚处于政治参与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村民公共参与随意性强,个体参与一般不抱有一贯的和明确的目标,而往往是随大流,或对一些偶然发生事件的反应。村民对村庄内事务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从理论上讲,国家利用村民社区性政治参与,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乡村治理方式。然而,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许多有关村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并不被村民所看重,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这些权利。深究下去,我们可发现,主要是岳村公共资源的欠缺。因为,在许多村民看来,现在田也分了,每个家庭都自己过日子,也没有多少共同的利益,也没有那么多公共事务。村委会主要管好水、电、路和社区治安就行了。这些事情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规矩都在那里,要改变也不容易。这是否说明,在村民公共参与时,也有非常明显的“成本和收益”意识。像岳村这种公共领域相对缺乏,公共利益比较简单的村,村民们并不要求有太高和太复杂的公共参与程度和程序。如果硬要让村民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村民自治的规定进行的话,不仅岳村的领导者,就是岳村的村民都感到“没有必要”,是“劳命伤财”。这也许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5。

六、市场、民主、法制和乡村治理

从文本制度来看,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总的特征是,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权机关在乡镇,乡镇以下则实行了以村民为公共参与主体的自治体制。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它改变了建国以来乡村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乡村组织政治化的展开,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第一,国家在经济上的市场化努力,是“乡政村治”体制存在的基础。

作为文本制度,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的制度安排的结果。但这种制度安排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经济制度状况和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

目前,乡村社会经济状况有两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同时存在,即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市场化取向。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牲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乡村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这是在原有资源分配体制之中所没有的自由流动资源76。对这种自由流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显然是不能再依靠传统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方式,建立市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乡村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乡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

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

(1)在利益主体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作为国家的代表者的地方政府、具有多重身份的社区组织、农民家庭及农民个人。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在国家实行各级政府财政包干后,已成为了依赖于国家而又具有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国家给予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乡村权力中心,他们首先是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但由由国家实行了严格的科层制度,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缺乏真正的直接的联系;村委会不仅是一种社区性的自治组织,同时还是一个经济组织,这就决定他们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因此村干部在充担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77。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权利又受到作为政治组织的村委会的支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了家庭经济的自由权利,村民自治则是以个人的民主权利为基点的。这是两种不同逻辑权利,为了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求得统一,家庭就在许多场合成为了政治行动者,甚至替代了个人权利的行使。乡村利益主体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身份特征,也就决定在现实的乡村政治中,各种权力相互交错,体制性规则和习惯性手段相互兼容。

(2)在利益关系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从公社体制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这种交叉式综合结构又以经济利益为表达方式。这种关系分化或复杂化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比如乡镇财政关系从原来的国家包干制转化为乡镇包干制后,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地方的财政利益及乡镇干部的个人利益并与村级组织、农户利益相互之间的限制性框架。

(3)在获取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上,新时期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无论是国家、乡镇政权组织、农村社区组织及农户和村民都改变了公社时期的无偿占有方式,而变成了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财富转移方式。但是,由于各种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获取利益时所凭借的权力也不一样,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乡镇干部,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代表着国家行使着政权,同时他们又具有独自的利益,使他们与国家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村干部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和乡村社区的当家人造成的双重角色冲突,又使他们与村民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冲突。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寻租问题,国家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就是一方面安抚其代理人,另一方面又在农民负担等问题上以乡村基层干部为防范对象。这就要求国家在进行乡村制度安排时,将各种寻租活动限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以确保体制不致于因这些寻租而发生混乱。

可见,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乡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78,中国乡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即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79,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乡村社会输入新的制度规则。“乡政村治”体制就是国家的历史性选择。事实上,无论是文本制度意义上的“乡政村治”,还是现实政治上的“乡政村治”,都与这种利益状况相联系的。

第二,国家在政治上的民主化取向,是“乡政村治”体制产生的契机。

国家的制度安排,其绩效虽然最终离不开经济这一决定性的因素,但作为文本制度的选择,又总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进行的。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民主化取向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给中国社会最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80。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承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81。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民主生活的群众自治”82。正是在这种民主政治思想指导下,1982年的宪法才将乡政村治作为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以社会主义市场为基础产生的诱致型村民自治制度变迁需求,符合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因而得到党和国家供给型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制度变迁的支持。这是村庄层面上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和实行村民自治最重要的政治原因”83。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还会发现,国家民主化的价值取向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实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的民主不会对国家整体战略构成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有所促进。

在一定的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无论国家在作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时功利性目标如何,从其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看,村民委员会已被界定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以村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治体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以民主化取向为价值目标来安排中国乡村社会政治体制,也就使乡政村治体制在文本上具有了如下最为基本的特征:(1)它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乡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2)它改变了那种自上而下任命村干部的习惯做法,要求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乡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为了村民授权。事实上,目前由于国家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性规定,使乡村已经开始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一些因村民自治而产生的新一代村干部,在政治声望和权力上已经在取代甚至超过传统的宗族势力和行政体制下的干部。(3)它贯彻了直接民主的原则,规定了村民会议的重要决策功能,这种以自治形式体现出的民主制度是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84。(4)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不再有体制内的经济手段和控制资源;在自治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对自治组织并没有强烈的归属关系,村民委员会对个人的组织性是软性的、松散的85。

可见,新时期,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这是中国乡村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如果说,民主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威认同方式,是以个人行动者作为前提和基础的,那么,以市场化为背景,对“个人权利”的平等保护,正是“村民自治”的本质所在。也是目前乡村政治结构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乡村制度最显著的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研究者就认为,“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政治家曾推行过村民自治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乡官推举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晚清时期的乡镇自治以及民国革命时期的一些类似的做法等等”86。而“从元朝到民国,村民自治之所以能够存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比其他控制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对农民进行政治控制,以及通过这样的政治控制,达到利用较少成本掠夺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目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村民自治只是国家政权诸多管理工具中的一种,它要为国家政权利益服务”87。这种将“村民自治”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乡村体制混为一谈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乡村政治的基本单元是家庭,个人不是政治关系的权利主体。而目前中国乡村实行的村民自治,立制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村民是以“个人”这一身份进入乡村政治领域的。这种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的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结构中,尽管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但那只能是“乡村自治”,而不是“村民自治”88。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目前中国乡村政治特别重要。

第三,国家的法制主义理念,是维护“乡政村治”体制根本性力量。

同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乡村制度安排不同的是,“乡政村治”体制直接依据于国家的法制性权威,是中国社会现代法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传统的伦理秩序向现代的法治秩序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型,首先是文化的转变。一般来说,法治秩序的建立依赖于两方面的因素是,普遍主义取向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以代替特殊主义取向的风俗、习惯,成为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准则;社会成员具有接受法治秩序的心理基础,对法治精神有充分的理解,能够主动、自觉地学习法律、执行法律,并参与有关法律、制度的制定89。新时期从《宪法》有关乡镇体制和村委会的具体规定,到专门的《村组法》制定,都体现了国家法制主义精神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国家主导下,以法制权威为基础的授权性自治。它表明的是,国家不是直接以行政权力为基础来界定乡村社会的利益边界,而是以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来确定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法制性权威的存在,在体现了国家治理中分权而治的同时,又将乡村社会自治权转化为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从而为社会一切组织和个人提供一个“刚性”的行为尺度。这正是村民自治为什么能够得以推进的基础。

国家成文法的规定具有的不可违性,并不是说法律的实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事实上,成文法确立的社会规范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都具有“利己”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作为文本制度的“乡政村治”与乡村现实政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乡村社会的利益关系中,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农民,完全有可能因对法律的“利己”性的运用而发生冲突。此时,处于弱势的一般是广大的普通村民。具体来说,村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在目前乡村社会是多方面的,而在民主选举这一有关村民自治的基础环节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则更为突出。湖南省民政厅在《关于全省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就指出,在进行村民自治的选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有的地方不对任期财务清理就进行换届;有的在确定候选人时不按法定程序实行海选、预选;有的在预选时用支部会议、党员会议、村民小组长会议取代村民代表会议;有的搞代表选举、等额选举;有的选举时不设立秘密投票处,而全部采用流动票箱投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宗派势力操纵选举、砸坏票箱等破坏选举行为。我们对岳村的考察也证实这些问题是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乡政村治制度的绩效,是乡村政治发展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同时,我们在考察时也注意到了,缺乏契约精神的法律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村民主的发展。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乡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组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一方面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而,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另一方面,有些政府和村级组织作为国家的代表者或代理人,利用乡村社会信息短缺和利益主体的分散性,采取各种形式剥夺国家法律已经承认了的“村民权利”。

第四,国家现代化目标,决定着“乡政村治”体制发展的方向。

实现现代化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政治结构,不仅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市场、民主、法制这些总体目标下,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解决“乡政村治”体制的发展问题。

(1)按照现代分权与分治理念,合理地确定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边界。

我们的考察发现,目前乡村政治体制存在许多问题。这不仅是有关文本制度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差异问题,也有文本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各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问题。这不仅有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关系,也有乡村自治权与村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乡镇组织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乡村自治权与村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国家的治理方式的有所改变,分权与分治成为了总的特征。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同时是国家权力运作体制中的一环。其体制性特征就是压力型运转。这种压力型体制要求作为基层政治组织的乡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90。根据压力体制的二散逻辑,国家权力具有自然的延伸作用。进入转型期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直在进行深人到乡村社会的努力,特别是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已将这种压力体制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基层,建立了“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随着乡村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压力体制在乡镇与村庄之间出现了转轨。国家行政权力在文本制度上退出了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出现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二元并存”91。因而,乡镇的行政权力与村庄的自治权力的结合也就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乡镇行政权与村庄自治权之间的结合,有两种基本选择:其一,将这种压力体制继续扩大化,使村庄行政体制化;其二,改革这种压力体制,使乡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

目前主张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村庄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显然这存在财政上和法律上的障碍;二是根据中国政治传统,运用党组织对乡村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这种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对白果镇及岳村的研究中已有所了解。对此,有学者解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的一体化是以党组织的高度一体化为中轴,党组织的严密性保证了乡村的政治一体化,也使乡村生活拥有领导核心。鉴于中国的状况,组织严密的领导集团对社会一体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在广大农村。政党组织是现代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更是一种高级的政治组织。它的宗旨和组织原则都是超越传统的格式,其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也是超家族组织和亲属网络的。因而发展乡村的党组织可以制约村落家族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同时可以有效保证社会的一体化。政党组织可以充任社会一体化的钢筋,尤其是在行政体系不那么发达的条件下。因而,从长期的发展观之,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使其成为一体化的钢筋,社会政策的执行组织,社区生活的领导核心92。如果从加强社会控制的方面来看,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如果加强“农村党组织”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乡村政治资源的口号和手段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利用党的权威和强制力侵入乡村社会自治领域,就完全有可能重新剥夺农民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已经初步获得的自由。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乡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乡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乡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一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一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可以将乡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其中,乡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村民自治。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

(2)按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确定乡村自治权的边界。

我们在确定国家行政权力与村庄自治权边界的同时,还需要确定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合理边界。乡村自治权力的边界模糊,同样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人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首先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许多乡村政治研究者所忽视的。

目前,有关村民自治权边界的主要倾向是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另一类是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使之向集体经济组织方向发展。有关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努力是与乡镇权力的扩张相联系的,这种与现行法律相违背的主张和做法较容易受到抵制和修正。而通过不断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使之向集体经济组织方向发展的努力,却被许多乡村政治研究者所称道。有些研究者根据一些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村庄,所谓的村民自治实践得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村治模式,将村民因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依附而参与公共权力的努力视为是现代村治发展的方向。有的甚至提出,为了适应这种职能扩张,拓展村委会的生存空间,应建立村级财政,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新的财源93。

我们需要思考的则是,在目前的乡村社会是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从理论上来说,村民自治作为一种乡村治理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源。其资源性表现在:运作具有成本效益核算;对外部社会资源配置效益中的作用。村民自治制度通过对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确定,使社会成员在活动范围和如何行使权利等问题上有了较为清晰空间和条件,从而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但其基础性的规则是确定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背景和民主主义取向。毫无疑问,村庄的公共领域有许多是属于“天然”的社区性,而有许多则属于“人为”的体制性。所谓“天然”的社区性,是指作为一个乡村社区“天然”而具有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人为”的体制性事务,是指由于国家的制度性规定,而成为村民公共领域的那些事务。当然,这两者有一定的联系。

事实上,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但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从总体来说,是一种社区生存秩序。社区生存秩序这一概念,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村庄秩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乡村社区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民与村庄的关系,并不等于村民与社会的关系,最多只能被认为是村民与社区的关系。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应该是市场化的组织过程。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并不以行政区域为界线。村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再组织也就不可能以行政区划来进行运作。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本配置方式即“资本农业”的组合方式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94。从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制组织95。

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下,任何扩大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做法,使社区性公共事务复杂化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

(3)按社区优先发展的理念,合理地区分国家民主和社区民主的边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解构,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新型社区社会将成为全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因而,在国家总体发展的前提下,优先发展社区组织和培育社区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国家与社区组织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指导经济发展的原则,同时也是认识国家民主和社区民主相互关系的关键。

目前有关村民自治所确定社区民主精神对国家民主的意义有两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其一是认为,乡村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通过村民自治,再发展到乡镇、县,最终实现国家的民主。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因村民自治而发育的民主,不可能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有研究者甚至肯定,“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离开政治发展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也会沦为历史的笑柄”96。可以说,这两种观点依据的理论逻辑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问题是,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将改变传统政治发展的逻辑。社区民主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将以新的方式演绎着相互关系。

对此,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研究结论是有启示性的。他指出,乡镇的组织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制度状况的基础,乡镇的自由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由于乡镇的自由不常见且很薄弱无力,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全靠自身维持的乡镇组织,绝对斗不过庞然大物的中央政府。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乡镇组织必须全力发展自己,使乡镇自由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所接受。在美国的“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人们“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去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97。也就是说,这种与乡村自由制度相联系的乡镇精神,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和灵魂。

尽管我们可以强调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乡村社会的基础也下一样。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有着更广泛农业人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对于全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所具有的伟大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村民自治,无论在目前的实践中还存在着如何多的问题,其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整合新时期中国农村利益结构和权威结构为目标、按民主理念所设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治理模式。它也许在目前或者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能构造一个民主的乡村社会,但它所主张和努力实现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国家法制为依据的政治文化理念和制度规范,正在培育乡村社会的社区精神和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规则。这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基础。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 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3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69页。

4 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5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6 《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7 《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8 《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1—282页。

9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页。

10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5页。

11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2-1068页。

12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13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4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页。

15一般都认为,最早提出“乡政村治”概念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张厚安教授。他认为,“乡政”是指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立在农村最基础的一级政权,。村治”则是农村最基层农民群众性自治组织。(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30条。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111条。

18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19 《人民日报》1985年6月5日。

20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4、160页。

21 《湘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2 《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32页。当时湘乡县还有3个区级镇。

23 《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页。

24 《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4页。

25张静:《村民自治建设面临的问题》,载《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7月14日。

26一般对“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限于考察村落组织,而较少涉及乡镇的权力结构及运行特点。农村最基层的政府组织设在乡镇,因而考察乡镇正式权力结构能透视出更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制度信息。”(参见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7中共衡山县委王副书记1998年7月31日在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抓好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

28 《湖南省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细则》第11条规定,乡镇人代会议代表名额40人为基数,除基数名额外,按人口每1500人增加一个名额。

29另外还有一些在镇内设置但不屑于政府行政性质或屑于政府行政但与镇政府关系不大的机构,如法院、邮电所、国税所、地税所、信用社、保险所、卫生院、生资公司、工商分理处等等。

30比如,财政部1991年制定的《乡镇财政管理办法》第9条就规定,乡财政机关和人员编制,根据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精兵简政的原则设置和配备。乡财政干部的聘用、任免和调动事宜,要与县财政机关商定。乡财政人员的有关待遇,按照国家规定的乡镇机关工作人员待遇执行。

31张全在、贺晨:《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32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33张全在、贺晨:《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34薄贵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

35参见程同顺:《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36白果镇的临时工主要是乡镇机关的生活员、司机。由于这些人员一般都是通过一定的关系安排的,而乡镇机关又不能缺少这些做具体事的人,因此这些人员的清退工作很难开展,基本上都保持了现状。

37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8张厚安、白益华、吴志龙:《中国乡镇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39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

40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第15条和第16条。

4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42有的地方改由乡镇党委从村庄之外调派国家干部或其他聘用人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43近年来,有的地方为了改变这种授权状况,在进行村党支部选举时,采用了两票制,即党员投票选举和村民投票选举。如果没有获得足够村民的支持,不能担任党支部成员。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第11条。

45镇负责人认为,这次选举基本上符合有关规定,也实现了组织意图。问题主要是,有一村委会委员没有选上,使村委会的人数只有4人,不符合有关规定,但考虑到岳村的实际情况,也只有这样。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第18、19条。

47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48中共衡山县委办公室、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998年4月20日发布的《关于印发(衡山县村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第2条。

50在目的中国乡村社会,虽然人口的增枷会直接影响到村民之间的诸如土地分配等利益。但在村民及乡村领导者那里并不认为要计划生育是社区的共同要求,而更多地看成是“国家的事情”。

51白果镇的党政领导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只要这些村主任“自愿”辞职,也就不违反《村组法》了。如果直接罢免,会闹出事来。

52徐勇:《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53于建嵘:《失范的契约:对一示范性村民自治章程的解读》,载《中国农村观察》, 2000年第1期。

54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王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在实践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已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这种权能替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弱化,使用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别是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强制,使本来在法律上已虚拟化了的“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

55 N.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56这里的“行动者”主要是指,家庭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乡村政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

57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58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1页。

59刘守英:《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向何处去》,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18日。

60见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61李明照:《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62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

63参见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与习惯演进——岳村与南村比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64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65村民的解释是,近亲有时在金钱面前拿不下面子,即很难形成较严格的契约关系。

6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67郑杭生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68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6页。

69有分为农业劳动者、亦工亦农的劳动者、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主、雇工。(邹学俭:《农民非农民化的阶段、形态及其内部关系》载《江海学刊》1999午第3期)

70方向新:《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41页。

71有关岳村村干和村民小组长的工资报酬和补贴的情况可详见本章第三节有关资料。

72参见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农村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7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74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 215页。

75 [德]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305页。

76自由流动资源是与受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资源相对而言的,它是一种叫田资源占有者按自己的需要和意愿自由地与他人交换的资源。自由活动空间又是相对于国家对社会成员直接和全面的控制而言的,它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行为空间。没有这种自由活动空间,那些自由流动资源将不可能持久的存在,因为它将丧失合法性和自由流动性。(参见郑杭生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77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载《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88页。

78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79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80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8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1981年6月),载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841页。

8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83张军:《关于村民自治的思考》,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84王振耀:《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85谢志岿:《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变迁与重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86党国英:《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87参见张军:《关于村民自治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88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89参见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70页。

90荣敬本:《如何建立民主合作的新体制》,载《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91徐勇:《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5页。

92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93王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3期。

94 “资本农业”是徐勇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资本农业是一种以资本为纽带,并通过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是商品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既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它的兴起将使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获得要本性改造。(参见徐勇、于建嵘:《资本农业论纲》,载《山西发展导报》经济周刊,1998年8月5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经济组织不是现有的“村治组织”所能提供的,需要在“资本农业”的框架内进行组织创新。

95参见于建蝾:《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96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97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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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普遍利益与特定目的 - 来自《法律、立法与自由》

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从一种特殊利益 的角度……来调整他们的行为——不论这 种特殊利益是公共的利益还是私人的利 益,那么他们都会使自己陷入永无止境的混乱之中,而且还会致使政府治理(goverment)在很大程度上失效。每个人的私 人利益都是不同的;尽管公共利益本身 始终是同一的,但是它却成了产生巨大纷 争的根源,因为不同的人对它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在把特定的财物分派 给特定的人的时候遵循同一种利益,那么 我们就会使我们的目的落空,并使这种混 乱状态永远得不到解决,而这种混乱状态 正是那种一般性规则所旨在防止的现……去看看 

第九章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 - 来自《林伯渠传》

建立三三制政权  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除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中共中央还任命他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所以,他虽然经常在西安,但仍然经常关怀与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一九四○年十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又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   林伯渠回到延安之日,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后方基地,将侵华……去看看 

绪论 - 来自《资本主义与自由》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去看看 

中译者序 - 来自《文化和价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之一,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他毕业于柏林高等技术学校,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1929年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1951年4月29日死于剑桥。维特根斯坦二十年代初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早年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两个不同流派。它们都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逻辑……去看看 

36 “毛泽东热”再度兴起 - 来自《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透过群众示威游行中呼喊的口号、打出的标语、举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图像,那种蕴藏在群众中的“毛泽东热”就已经开始公开迸发出来了。六四以后,“毛泽东热”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再度兴起。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石玉山的文章《读一点毛泽东》。  文章着重讲通过学习和阅读毛泽东同志有关传记和回忆文章,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  一九九0年一月,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辛鸣在回答“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