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一)

 《岳村政治》

《衡山调查记事)是我在衡山县从事田野调查时的工作笔记。其主要内容是按时间顺序记载的调查经过、材料来源及感受。这里选录了与本书直接相关的部分内容,除删节了书中已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外,基本上保持了原记录。

1.1

1999年10月28日,决定再下衡山。从到湖南从事农村社会调查以来,我这是第四次到衡山县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我将向衡山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将衡山县、衡山县的白果镇及白果镇的绍庄村作为我的研究观察点。事实上,在今年6月我曾向该县副县长付丹舟先生非正式地提出过这个要求,他当时表示欢迎

早上8时30分,从衡阳市出发,沿107国道北上。诸友因与衡山县某些领导有较为特殊的关系,为了我的方便,他们自愿随行以作介绍。衡阳市到衡山县城有74公里,经衡阳县境人衡山县店门,过店门人南岳区境,越过南岳镇才到衡山县的师古。10时许,到衡山县城。据史籍相传,衡山县历史久远,中华民族始祖舜曾于此面会诸候,大禹曾在县城南郊的巾紫峰设坛望九嶷祭舜。但此时均未能设治所。三国时吴会稽王太平二年(257年),在今县城西南之沙头老粮仓置衡阳县,西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改衡阳县为衡山县,始得衡山县名。唐神龙三年(707年)将县城迁定现城关镇(当时称白茅镇),1949年10月6日衡山县全境解放,7日下午中共衡山县委和衡山县人民政府迁至县城办公。现县城人口规模3.5万人,用地面积153.3公顷。

在衡山县委接待室,见到了已等候多时的衡山县委罗东海副书记和付丹舟副县长。罗、付两人原都在衡阳市工作,都是近年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到基层任职的。我在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曾在衡阳任过市报编辑,与他们多有交往。我与罗虽有近十年未曾见面,他们也分别成为了衡山县主管党群的副书记和主管政法的副县长,但故友重逢,不用介绍也多了几分信任。特别是陪同我来的朋友与他们都算得上是知己好友,大家就显得随便了许多。这种人际关系,一方面为我到衡山县从事社会调查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因此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为防止后一种情况的发生,我决定从一开始就将这次社会调查的意义和目的同他们讲清楚。于是,等问候完毕,我就"公事公办"地讲明了来意。

我说,这次到衡山来进行社会调查,属于纯学术研究,主要目的是想搞清楚近百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发生的变化。至于为什么将衡山县作为研究样本,主要理由有五个方面,第一,衡山县建县有1700多年历史。自建县以来,尽管衡山县的辖区多有变化,也相继分离出了衡东县和南岳特区,但衡山县始终作为独立的县级政权而运行。第二,衡山县属于较为典型的农业县。无论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农业产值比都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衡山县在民国时期曾是乡村建设实验县。而乡村建设的主题是"改善县政、推进县治",这对我们研究县政吏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四,衡山县是革命老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衡山县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就曾到此进行过考察。第五,我曾在衡阳市工作,对衡山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能听懂衡山后山的方言,这对于调查很有好处。

我表示,自己只是一位乡村社会的研究者,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这次调查也不是为了完成某位领导指定的任务,甚至连任何一级的课题都没有申报,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学术研究。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得到真实情况,不管好的或坏的都想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同时,希望能向有关人员说明白,对县政乡情,我只作学术上的客观分析和研究,离开学术的任何文字对我来说可能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还特别强调,我准备长期将衡山县作为观察研究点,调查的时间可能较长,今后来去也就不打招呼了,如有失礼,千万不要见怪。在费用上,不需要任何资助,也不接受任何招待,更不要向下面打招呼减免什么费用。

罗和付等先生听我此言,都表示认可,并询问了一些具体事宜。根据我的要求,罗指定县委办公室陈琛副主任为这次调查的联络人。随后进行了简单的座谈,主要由罗副书记介绍了衡山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由于我在第一阶段调查时就对该县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收集和研究,特别是对于目前各种报表有关工农业总产值等数据的虚假性多有分析,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我也没有详细询问衡山县有关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只是问及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之事。罗、付先生均表示不知详情。想来也是,两先生均非衡山本土人士,年纪又都刚过30,对这类历史问题不尽知晓,也在情理之中。为尽快在白果镇确定"合法身份",罗指示陈以县委办的名义电告白果镇。经陈联络,因白果镇党委彭书记外出未归,约定杨镇长下午在镇政府办公室等候。

中午,罗和付两人表示要尽地主之谊,私人宴请从衡阳来的各位好友。于是,大家一起到衡山县城外对河的衡东县新塘镇一农户家,品尝当地土产"回渡鱼"。席间大家忆起了许多往事,又相互问及现今生活状况,多有感叹。陪同我来的几位朋友及罗副书记和付副县长都时不时流露一种不解: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你自己花这么多钱跑到湖南农村搞调查,值不值得?到底为了什么?我见他们多有误会,而且一问到底,便解释说,这次调查主要是为了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们不信,笑言,写一篇博士论文需要这样跑吗?你认为我们大家没有读过书和写过文章?听此言,我只得以沉默对之。

1.2

下午2时,诸友留衡山县城。我在县委办陈副主任陪同下,驾车,前往白果镇。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10月的乡村,秋收已过,马路集市人比较多,加上白果地处南岳后山,沿途多为山路,路况不好又十分复杂,只得小心行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白果镇政府。

白果镇政府距白果街还在一公里多。房子比较破旧,应该是 70年代的建筑。正门挂了五块招牌。其中红色的"中国共产党白果镇委员会"挂在正门最显眼的地方,白底黑字的"衡山县白果镇人民政府"和"衡山县白果镇人民代表主席团"及尺寸略小的"衡山县白果镇人民武装部"和"衡山县国土管理局白果国土所"分别挂在两旁。根据我对乡村社会多年的观察,这些招牌的大小和挂法都是很有讲究的。它能体现各个机构的地位和性质。比如,将"衡山县国土管理局白果国土所"招牌与镇"四大机构"平行地挂在一起,主要理由就在于"国土所"已是县国土管理局的派出机构,与镇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了,还多少有点使人感到其与镇"四大机构"平起平坐的意思。

杨镇长早就在会议室等待。简单问候毕,我讲了这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思路。杨即代表镇党委和镇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接着杨详细地介绍了白果镇的基本情况。从杨准备的各种数据和材料来看,他对我的到来是很重视的。只是我对这些报表式的数据早就有所了解。但为了表示礼貌,还是认真地听杨说了一遍。从杨的讲述中,我感到他对这些数据很熟悉,有许多数据他信口说来,却与我从有关档案资料抄录的数据一致。但他在讲述白果镇的发展问题时,却显得有点拿不准了。

这时,杨拿出其在1998年白果镇第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镇长的。在这份报告中,对这届政府的工作有一个基本设想。其中有关今后三年白果镇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0%,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7%,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乡镇企业增长20%以上,农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100元以上,镇财政收入增长10%以上,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12以下,继续适应保持教育投入,足额征收用好教育附加"。当我问及这些指标落实情况时,杨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看来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乡镇企业,现在基本上处于停业状况,要想有大的发展很难。主要原因是目前经济环境不好,市场经济太难把握,而且,现在乡镇政府"无钱无势",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和手段来促使乡镇的经济发展。

我特别注意到了杨镇长对乡镇政府"无钱无势"的评价,因此,决定将话题引到乡镇政府财政状况和政治能力这一问题上。

我说,根据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是国家政权实现对社会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证,财政体制和财政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和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布坎南才说,财政制度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国家关于农业和农村的许多政策和规定,最终需要由乡镇政府去落实。这些施政行为,需要有一定的财政支持。刚才杨镇长说,现在乡镇政府处于"无钱无势"的状况,而所谓"无钱"是不是说乡镇财政方面的限度,而"无势"也就是镇政权的政治能力问题。那么,造成乡镇政府这种"无钱无势"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长期在县委从事政策研究的陈副主任对此较有研究。他介绍说,清代至民国,衡山县没有建立县级财政,只有在1939年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之后,衡山等地始建县级地方财政。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普遍建立了县级财政。但区、乡两级行政权力组织都不是一级完整的独立核算单位。随着乡村集体化,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合一,公社虽然掌握了乡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国家还是实行了严格的财政政策,在制度上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区分开来,建立了严格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财政收入全额上交县财政,有关公社政务方面的支出均由县财政审核拨付,公社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对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就成为了乡村改革的重要内容。198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衡山县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其中对公社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缴,支出下拨,增收分成,超支不补,一年一定"。1984年,衡山县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包干,超收全留"的新体制,各乡镇实行了财政包干制,拥有了一定的财权。到1989年,衡山县对下属单位制订了七种财政管理办法,其中对乡镇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支不补,增收分成,减收分担"的政策,乡镇财权进一步明确。1991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乡(镇)财政管理办法》规定,乡(镇)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财政的基本任务是管理乡财政收支、对行政、事业和企业进行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事业服务,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服务,并要求乡镇建立与其任务相适应的财政机关。这年底,衡山县各乡镇都建立了受乡镇政府和县财政机关双重领导镇财政所,依法行使执法权和处罚权。这标志着乡镇财政体制正式建立。

我问:朱总理在人大会议上说,现在中国各级财政是"吃饭财政"。白果镇的财政状况是否如此?

可能这个问题过于敏感,杨镇长有点不想回答,沉默了许久。我只得将这一问题重复了一次。杨还是看着陈琛,好像在向陈求援。陈见状,便说:"你就实话实说吧。我来的时候,罗书记说过:这次社会调查是学术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然没有意义。镇党和政府及各部门都要尽量满足调查者的要求。"这样,杨镇长才从办公室拿出了白果镇1997年度财政决算和1998年度财政预算报告。

根据这一报告和杨的补充说明,这些年白果镇的财政状况大体如下:

1997年白果镇财政总收入完成3176973元。由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两部分组成。预算内收入完成1605207元,比上年减少 1115252元,减收41%。其中,国税入库358092元,比上年减收 277758元,减收44%;地税入库502186,比上年减收858613元,减收63%;农业税入库正税,并剔除灾社减免后为609203元;特产税入库80300元,比上年增加7270元,增加10%;耕地占用税按审批耕地及时足额人库,契税入库7000元,比上年增加1000元,增加17%。预算外收入(含自筹收入)完成1571766元,比上年增加149390元,增加10.5%。其中企业上交收入30万元;统筹收入和部分上交村提留款完成1247095,为年度预算1297881元的96.09%。

1997年白果镇财政上解支出1605207元。本级财政支出 3446439元,为年度预算3364763元的102.43%。总支出中的预算内支出为1711189元,含自筹支出在内的预算外支出为 1755250元。全年财政预算内外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为赤字 126280元,其中结转下年的专项支出为117102元,则净结余为赤字243382元。比上年净余赤字215986元增加赤字27396元。加上尚欠贷款本金16万元,实际镇财政累计赤字为403382元,比年初预算增加赤字27386元,增加赤字7.28%。专用基金支出预算 1793981元,其中统筹费和提留款支出1493981元,主要项目与收人口径一致。另集资建校借贷22万元。全年年终赤字62万元。

1998年白果镇预算收入合计3862107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任务3410626元,按乡镇财政决算口径任务为2068126元,主要收人项目是:工商税任务1237500元,比上年实际完成增收 302948元,增收32.42%;农业税任务695726元,比上年减少 97645元;农业特产税任务127900元,增加47600元,增加60%,契税7000元。专用基金收入安排1793981元,主要项目是,企业收入30万元;县镇统筹提留1493981元,按全镇农业人口28740人,水田21166亩,人均51.97元,比上年增加6.97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8%。其项目有,乡村办学804972元,人均28元;计划生育172494元,人均6元,优抚、五保128579元,人均3元;民兵训练和征兵43123.5元,人均1.5元。代收部分村提留款 201243元,其中公益金114996元,人均4元;管理费86247元,人均3元,用于乡村公益事业、精神文明建设和村、企干部退休及村干部工资补贴;微波网络集资114996元,人均4元,用于县微波网络建设。另按政策核减县镇统筹提留款14550元。

1998年白果镇财政预算总支出为3753048元,分为本级财政支出和专用基金支出。其中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1959067元,包括农林水事业费支出17895元;文教卫事业费支出1216293元;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53858元;行政管理费支出671021元。专用基金支出预算1793981元,其中统筹费和提留款支出 1493981元。

简单分析白果镇这两年财政状况的有关数据后,我提出了如下两个看法,其一,从白果镇财政收入方面来看,镇财政获利能力较低,直接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仍然是镇财政的主要财源。其二,财政负担过重。从开支口子方面来看,文教卫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很大比例。也就是说,白果镇目前的财政状况并不理想。

杨解释说,近年来白果镇的财政状况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受国家调整政策这一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但从财税体制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省市和县将一些好的财源和税源都划走了,乡镇几乎没有什么税源和稳定的收入。许多乡镇基本上是靠举债度日。白果镇的情况应该还算好的,财政赤字的比例相对较低。这要归功机构改革。近年来,镇党委和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来精简机构,清退了临时性质的聘用人员。现在许多办公室都只有一个人,一个人要兼很多职。这就使镇财政负担的人数少了很多。

我想进一步了解镇财政负担的人数和开支的具体情况。杨有点不高兴地说,这些情况我也不很清楚,有关数据要到镇财政所去查。

见状,我决定暂时改变话题。于是,我们闲谈式地交谈了起来。我问及了杨镇长的基本情况。据杨介绍,他是衡山县新桥镇人。1983年从部队退伍后受聘在衡山县贯底乡、新桥乡、沙泉乡政府工作,历任计育专干、生产助理、团委书记、武装部长、副乡长。 1995年10月至今在白果镇政府工作。历任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镇长。他强调自己是一位聘任干部,并解释说,乡镇干部中不同的身份在待遇和政治前途上都不一样。

接着,我问他作为一镇之长有何体会。没有想到,刚才还显得很稳重的他,激动得站了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很多。

他说,现在做乡镇干部要想有很大的作为是不现实的。谁都讲乡镇政府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可是在事实上乡镇政府并没有什么权力。目前,主要管的就是计划生育和收上交提留这两项工作。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要钱和要命"。计划生育还好办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计划生育是国策所在,谁违反了,如何处罚都没有人敢说些什么。而到农民手里去收钱则是十分头痛的事情了。这么多年来,国家一再下文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准采取强制手段,搞得有的农民连合理的税费都不交了。如果村组干部得力,还好办。如果村组干部不配合,钱就收不上来。收不上钱,镇里面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教育需要钱、基本建设需要钱、镇干部工资也需要钱。如果镇干部几个月不发工资,谁还有心思去做事?一想到这些事就头痛,这个八品官真还难做。

那如何才能做好一位镇长呢?杨说,如果要做好镇政府当家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其一是要处理好与党委书记的关系。在目前乡镇体制中,虽然法律规定了乡镇长负责制,但实际上党委还是乡镇的权力核心所在,党委书记才是真正的一把手,镇长只是一个配角,镇里的工作都要经过党委书记的决策才能进行。党政之间的矛盾是目前乡镇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白果镇,这个问题处理得算比较好的。主要原因是,现任党委书记是一位老同志,有工作经验和威信。而自己则是一位聘任干部,所以总是提醒自己是配角,要配合镇党委书记的工作。这样一来,关系反而好处理了。其二是要处理好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之后,镇党政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得较为复杂。从党的组织系统而言,原来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没有改变。党章规定的和现实中实行的一切组织手段都用得上。可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却比较难处理。《村组法》规定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关系。开始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并不很在意这种改变。认为作为一级政府对村庄的管理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通过几届村民委会员选举,村民都已知道了村委会成员必经过村民选举产生。我们也体会到了过去的"领导"变成现在的"指导",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村委会干部由过去的"指派"变成了现在的"选举"。你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不会知道这种改变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可有较深的体会。用形象一点的话说,就是村干部可以不买乡镇干部的账了。



问:如何具体评价白果镇的村治状况呢?

杨思考了一会后说,总的来看,白果镇的村民自治状况还是较好的,都经过了四次村委会选举。只是发展并不平衡。有的村委会选举和村务分开做得较好,有的还不规范,问题还不少。在我们乡镇领导看来,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村民选举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通过村民选举后的村干部听不听话的问题。白果镇有少数村干部就以村民自治为由头,来对抗镇党政的领导。我们镇党政的观点是,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推行民主的措施,是要搞好,可并不是说村里面搞民主选举了,就不要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了。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把好选举关。在这次村民委员会换届时,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不让那些与政府对着干的人当选为村干部。现在看来,基本上保证了镇党委和政府的意图实现。其二,在村级班子建设上,要坚持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在农村搞党政分开是不现实的。村里三主干,支部书记是班长,村委会主任和村秘书及其他村委会成员都要在党支书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可以保证乡镇党政通过党这条线加强对村的领导。其三,对那些坚决与镇党政对着干的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主任和村秘书,可以通过另行安排工作等方法来处理。比如,有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不仅与村党支部书记关系不好,而且不听镇领导的话。我们与他谈过多次都无效。可国家法律规定镇里面不能直接免他的职。于是,镇里面就先将他凉起来,有关会议不通知他参加,由村支书全权处理村委会的事情。经过一个时期之后,他感到闹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了。这时,镇政府就出面同他谈,将他调到镇办企业中的一石膏矿工作。由于这个工作待遇不错,他就辞掉村委会主任。他一辞职,问题就简单了,镇里面通过任命代理村主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村的班子问题。其四,实行村财乡管。我们将原由村委会支配的钱,收到镇里面来,连村三主干的补助和工资也可镇里面统一发。这样,也加强了村干部与镇党政的关系。

1.3

不知不觉,已显晚霞。因接陈副主任车未到,而其又需要赶回县城参加明天的会议。我只得改变原先直接下村的计划,送他回衡山县城。在距县城12公里处,大祸从天而降。对面一辆大货车的后轮飞出,直向我车头砸来。吓得我连忙将车停住。只听一巨响,车轮击中我的车头后反弹数十米。汽车严重受损,好在人平安。

1.4

处理完车祸,已是晚上11时。夜宿衡山宾馆,与县委罗副书记探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罗说,原来一直在市里机关工作,工作的对象和内容都比较单纯。自从作为青年干部下派到县担任领导职务后,感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层工作要管的事太多,而且每一件事都显得很重要,搞得不好就会出问题。特别像衡山县这样以农业为主的县,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县级党政基本上是以农业和农村为工作的主要对象。但现在农村工作并不好搞。原因就在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自主权,县级党政已不能像公社化时期那样具有绝对的动员能力。想搞一些大的农

田基本建设或兴修水利等事情,都需要按财政口子走,不能随意调动农村劳动力。当然,这样的确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有了近20年的飞跃性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农村面貌有更大的改善。现在中国农村的状况,主要还是小农生产者加上有限的市场经济。小农生产者具有天然的缺陷,目光短,一般只知道眼前的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对新生事物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可我们的基层干部又不习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的发展。这样势必造成目前农村工作的难度。

我表示已注意到了罗关于"小农生产者加有限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并问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罗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农村市场化的问题。市场化需要以产业化为基础。可是,目前各级政府提倡产业化又不能在农村真正实行。具体原因很复杂,需要做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制度上存在缺陷,各级政府对农业的调控手段不足。

问:目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何在?

罗认为对于县一级党政,农村工作的首要之点就是稳定。虽然也需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农业税,但最怕出事。因为只要发生因农民负担闹事的事件,省市就会对县一级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基于此,县委和县政府反复告诫乡镇干部,在收取各种税费时千万不可动用武力,不能搞出人命来。可是,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钱就收不回来,县财政也就没有钱,大家就不能发工资。当然,县里的工商税和其他收入解决县级干部的开支还是可以的,财政再困难,也得让县官们有工资,最多是拖些日子。

请罗评价衡山县农民负担的情况。

罗认为,总的来说,衡山县农民负担并不重,基本上按照了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的。所以,这些年来,衡山县没有因农民负担问题出过事,比较太平。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不重的农民负担都按规定的时间交了。有许多农民并没有按规定时间和数量交纳税费。只是我们要求乡镇干部,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和方法,农民不交就记下来,将来再说。有些乡镇因收不上钱,只得借债度日,出现了农民欠乡镇的,乡镇欠财政或银行的这种情况。

问:为何税费难收?

罗认为情况很复杂。从税费构成来说,农民负担一般可以分为两大块,税和费。费又有乡镇统筹和村提留。税还好办一些,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农民知道必须交。不交有税务部门按国家的法律处理。但费则不一定了。在农民眼里,费是不合理的,交了税就不应该交费。当然,有的费的确不合理,但大量的费则是按照国家规定收的,而且,有许多费也并不完全是乡镇政府要收的,如教育费附加等都是国家开的政策性口子,这些钱乡镇政府也不能用,最多只能从中提点手续费或奖金。再加上这些年来,各种宣传工具对有关农民负担的宣传比较片面,使有的农民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乡镇统筹就是乱收费。这种误解在农民实际收入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抗情绪,不交税费也就成了一种好像很有道理的事情了。

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罗答:费改税是目前国家有关方面正在探索的,可能明年或后年会推广。这种费改税有如旧时的"一条鞭法",通过对各级政府部门行为的制约,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会有一定的好处。可农民负担问题的关键真的就是乡镇干部的行为没有受到制约吗?可能远比这复杂。尽管如此,费改税还是一个进步,它可以将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化。上交税费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没有强制性的手段显然不行。当然也有人提出,现在对拖欠税费的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在现实中,法律是不好解决这些问题的。首先就有一个法律主体的问题,即谁为原告和谁为被告的问题。有人说,原告应该是乡镇政府,可是,收这些钱并不都是乡镇政府的事。乡镇政府为什么要告?这样一告不就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乡镇政府身上了?被告方面也不很好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户为单位的,"户"成为了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但在法律上,"户"或"家"又不能具体行使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这是否说,"家"或"户"也需要有一个"法人代表"?最主要的是,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只不过是"租"种罢了,应该是农民交租,由集体来承担有关税费。何况,现在法律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公正。现在的确有许多地方农民集体控告乡镇政府乱收费的事,为何一般很难公正判决呢?原因就在于,如果财政收不上钱,法院也没有钱办公,法官也没有工资发。有的县领导就说,法院如果要判政府收上交提留违法,那么它下个月就不要到政府来领工资了。这种经济背景也就决定法律在效力和公平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可见,现在农村的关系很复杂,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绝不是简单说一声"依法办事"就能解决的。

显然,罗说的这些问题是经过了一定思考的。他关于乡村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也正是我这次调查的问题之一。因此,我表示注意到了罗的分析,并说,就目前乡村社会关系主体而言,有几个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必须搞清楚。这些关系主要有: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及农民之间的关系,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村委会及村党支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家庭与村民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更多是综合性的。由于我们在乡镇制度安排上以及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上,将这些关系过于简单化,也就产生了许多问题,使这些关系变得不清晰,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其中,乡镇党政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上,作为体制内的权力机构,他们要承受来自国家和社会韵双重压力。而乡镇干部,作为个人,也要承受作为政治人和作为经济人的双重选择。在乡镇以下的村,目前实行着两项基本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却有不同的行为主体和行动逻辑。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确定的是"家庭"的经济自主权,而村民自治确认和保护的则是村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家庭"和"村民"分别作为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也必然会使乡村社会关系复杂化。

罗听此言,深表是然,谈兴更浓。可已近天亮,罗告辞。

我用笔记本电脑整理完这一天的访谈和经过,睡意也就涌了上来。

1.5

10月29日中午,衡山县委许祥发书记、付丹舟副县长、县委办公室肖亚平主任、县委办公室陈琛副主任及衡山县望峰乡党委书记座谈农村工作及管理问题。

望峰乡党委书记50多岁,言辞极为激烈。言称,正准备就乡镇工作给江总书记和朱总理写信,向他们诉说乡镇干部的艰难和困惑。细听之,观点大致如下:

其一,乡镇还是不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就是要管好本乡镇的事务。可是,现在乡镇还有什么可以管?还能管什么事?现在推行村民自治,乡镇党政连村干部都管不了。没有事情和人可管的政权,还会有什么权力和威信?长期这样下去,基层政权就会失去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没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国家还能稳定吗?国家要稳定,就要给乡镇干部权力,就要拿出政权的权威来,不要靠讨好农民过日子。其二,谁应该对农民负担重负责。现在大家都说农民负担重,而且好像都是由于乡镇干部乱收费造成的。国家一再下文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各种报刊杂志也只有一个声音,都在指责乡镇干部为了大吃大喝、搞腐败而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使农民无法生存了。这种说法不公平,也与事实不符。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背这个骂名不要紧,可长期这样下去,就会搞得农民一点义务观念都没有了,连合理的负担也不想交了。现在农民都知道,乡镇干部在农民负担上出了事,有人上访,就要撤职,罢官。正因为农民知道乡镇干部的这一软肋,才有负担太重的想法,才敢不交税费。毛主席在的时候,农民饭都没有吃,可谁也不敢说负担重,也不敢造反。现在谁家的日子起码比那时强得多,为什么还有人敢不听政府的呢?而各级政府却对那些不交税费的农民一点办法都没有。看来,怕农民上访是不行的,如果党中央说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农民上访反而会减少。其三,乡镇干部待遇最低,也没有什么权威。现在税收包干,国税不够地税补,地税不够财政补,收不上税费,交不了国税和地税,乡镇财政的人头经费就得补上,就没有钱发乡镇干部的工资。乡镇干部要有政绩才能升迁回城,要有政绩就得有钱,有些乡镇没有工业,就只得靠农业,靠统筹和提留,如果农民不肯交,乡镇干部就没有办法干事。事实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经常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甚至饭也没得吃,那还有什么心思谈工作和发展。现在应该是党和国家关心我们这些乡镇干部的时候了。

许书记针对望峰乡党委书记的观点发表了意见。他讲话的基本意思是:目前农村工作的重点就是稳定和发展。稳定的关键问题就是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三令五申地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是一个稳定问题。没有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减轻农民负担。像衡山县这样的农业县,县和乡镇财政对农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但这并不是说,为了搞基本建设、为了有政绩,就不管农民的死活而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就是收取合理的费税也有一个方法问题,绝不采取强制手段搞得农民上访闹事。稳定的核心是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农民还是处于贫困之中,再少收农民的钱对农民来说也是负担。要保持农村的长治久安,基层政权建设也很重要。现在推行村民自治并不是与乡镇党政对着干,而是依靠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来确保农村的稳定。我们的乡镇工作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要有能力引导农民办好村民自治这件事。

有感于县级领导和乡镇领导对农村工作关注的不同角度,查阅许书记近年来的报告和讲话,摘录其在1999年2月27日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讲话的有关观点,以示研究时注意:

"要依法治理安民。当前,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的要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敢说敢为。农民敢说敢为,并不是与党和政府作对,而是一种进步。当今的老百姓仍然是一心向党,一心向国家,一心向上的。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致力于宣传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说服农民,不要怕农民,也不要卡农民,更不能吃农民,决不能动不动就'来硬的,讲狠的,耍蛮的',搞简单、粗暴甚至违法的行政行为,坚决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要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工作,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所有的村都要坚持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发动群众制订村规民约,引导群众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

"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江泽民同志最近告诫我们,'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进行重点整顿,全面建设,着重配好、配强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村民按期进行直接选举,真正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能力、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领导班子。小组长要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不能由村干部指定,也不能采取抽签方式或轮流坐庄。要防止农村邪恶势力利用直接选举的机会进入村级班子,保证村级政权掌握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手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乡镇班子建设,积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总的原则是清退编外人员(包括代课教师),精减事业编制人员,保留行政编制人员,分流富余人员。人员分流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做到"四结合'。即:与推进农村改革相结合,与发展乡镇企业相结合,与创办服务性、开拓性经济实体相结合,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分流人员比例力争达到20%以上。"

下午与付副县长详谈衡山社会治安。问及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民近年来回乡成立"农会"之事。付表惊状,言并不知情。

1.6

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衡山县委办、政府办、县志办、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得衡山县新编县志、县委和县政府近年来的各类文件、主要负责人的讲话、特别是衡山县1999年3月进行农村村委会第四次换届选举的全部文件和资料。

11月4日,回衡,就衡山县历史问题,走访衡山县原人大主任、现衡阳师院党委唐书记。

11月17日,就衡山县农村发展问题,走访衡山县原书记,现衡阳市政府王副市长。

11月24日,就县乡一级财政问题,特别是农业税费政策,走访了衡阳市财政局邹副局长。

11月25日至12月6日,到衡阳市档案馆、衡阳市图书馆、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等查阅有关档案、历史文献。得民国时期衡山县赋税、保甲体制的有关资料。

12月7日,就乡镇政权建设问题,走访衡阳市委主管组织人事的单副书记。

1.7

通过这一阶段的调查,有如下几个方面问题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

其一,在理论上,一般将农村的各种利益主体用国家、集体和农民来表述,事实上,这种表述过于笼统。特别是,对于"国家"我们就很不好确定。作为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意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者,行使着"国家权力"。特别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在其辖区内代表着国家来管理着农村,是"国家"的化身。但是,由于国家的财政政策,相对中央政府而言,省、县、乡又是地方,它们又都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利益。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利益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代表者的利益冲突上。由于县一级财政对农业依赖有所减弱,县级管理者个人直接的经济利益与农民的税费联系较为间接。而对于乡镇一级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工业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乡镇来说,乡镇管理者的个人利益直接与农民的税费联系在一起的。是否可以认为,在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对农民剥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发生利益冲突的不仅有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作为国家代表者的地方政府,特则还有作为基层政权管理者的乡镇干部。认识到了这种利益冲突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各级政府在对待农民税费问题上态度并不一样:县级领导强调的是稳定等政治问题:而乡镇领导关注的则是如何从农民手中将税费收上来的经济问题。

此论是否成立,还需要对乡镇干部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特别要理清乡镇财政状况对乡镇干部在乡村管理行为的影响。初步可以这样认为,目前的乡镇,虽然拥有实体财政,但却没有一级政府的功能和权力,是一级残缺不全的政府,只有向农民索要而没有多少给予,并导致乡镇管理阶层的运作效率低而成本高,工作与农民要求脱节。乡镇干部还存在与农民对抗的情绪。因此,要注意了解和分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及其对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

其二,所谓稳定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任何利益冲突都会表现出向现存政治权威的挑战。一般说,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政治动员,以获得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2)通过经济动员,以获取政治统治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经济资源;(3)通过社会动员,以求得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合法性的保证,的动员也就无法进行;没有经济动员,政治统治缺乏经济基础;没有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都会最终失去效力和意义。在中国农村,乡镇政府作为乡村社会的直接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代表,承担着进行这三种动员的责任。但是,由于乡镇政权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乡镇干部自身的利益,又决定了其在实行国家目标时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制度安排的绩效。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经济上相对的自由,农民对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其自主性行为不断加强(用许祥发书记的话说:"农民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惟命是从了,而是敢说敢为")。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自主行为,势必影响到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社会管理。特别是在国家和国家代表者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社会管理行为会与"村民自治"这类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在转型期,为确立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求社会稳定,国家就必须考虑到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是否可以说,国家的农村政治制度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体冲突和交换过程中,为确保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实现而设立的均衡机制?

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研究。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总趋势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政治社会的不断侵入过程,其突出表现为代表城市政治社会的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那么,各个时代国家行政权力的历史性边界在哪里呢?这些历史性边界形成的原因即转型期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国家行政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路径有什么特点?其下沉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障碍?如果说,获取城市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是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主要原因,那么,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依赖性的减弱,国家行政权力是否也会逐渐退出乡村政治社会?

2. 1

12月8日,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俞思念教授和该所硕士研究生任江华来衡。俞教授以研究现代化理论为专长,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现代化的讲演。向俞教授汇报了调查情况。俞教授对我以实证的方法、从社会转型这一视野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很感兴趣,表示要到调查点去看看。

12月9日下午,陪俞教授和小任到衡山县城。我的大学同学王立成(法学硕士、现湘潭市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我在湘潭调查时得到了他大力支持,并约定在我完成农村调查之后,一同赴安源调查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闻讯从湘潭到衡山县城。见衡山县委罗副书记、付和肖两位副县长,并就有关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座谈。夜宿衡山县宾馆,同立成长谈农民与政府的谈判机制问题。

12月10日早,在县委罗副书记和县委办陈副主任陪同下,俞教授、小任、立成同我一起前往白果镇。杨镇长由于前几天下村感冒了,所以边打吊针边介绍情况。杨镇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白果镇的情况后,便改变了话题,重点讲了村级民主选举的问题。杨认为,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当然有其道理。但作为乡镇负责人想的却是村级民主选举如何与乡镇管理相一致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如何发挥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能。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行使管理权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可是,如何才能使这种管理权与村民的民主权利统一起来?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有许多文章,都说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乡镇党政。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目前的体制下,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乡镇党政。特别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更需要乡镇党政的大力推行。但问题却是,有些文章说,乡镇党政一般都不会自觉地推行村民自治,因为这样做等于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这种说法,让我们这些乡镇一级的领导感到不高兴,有时甚至还会怀疑,好像现在推行的村民民主选举主要是针对乡镇党政的,其目的是限制乡镇党政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国家已经将我们这些乡镇党政看成是防范对象了?事实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虽然在个人修养或素质方面较之国家的其他干部队伍要差一点,可我们却是国家干部队伍中待遇最差的,也是最没有升迁希望的。许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工资也没有办法发,养家糊口都困难。乡镇就只有那么一点钱,就是有人搞腐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子,因为财力和权力都有限,无东西可贪。

罗副书记看见杨越讲越激动,怕他说些太过分的话,几次打断了他的发言。在杨注射完后,罗就建议去参观岳北农工会旧址。

2.2

岳北农工会旧址地处白果街1公里外的岳北村,原是刘捷三公祠,是一栋四合大院。虽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年都是大门紧闭。幸好杨镇长熟悉门道,在旁边农舍大叫几声,有一小女孩响应,每人1元,进入旧址。

岳北农工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从这次调查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这个较偏僻的地方,为什么能产生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第一阶段的调查时,我根据掌握的材料曾初步总结了如下几点:其一,岳北地区属于四县(衡山、双峰、湘潭和衡阳)交界之地,地处南岳后山,相对南岳前山来说,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要弱。其二,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此地属募兵范围,形成了此地习武之社会风气。其三,岳北的乡民习惯于流动,有许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国时期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赵家为首的地主进行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赵、廖、刘、唐四姓劣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所受压迫较深。

岳北农工会旧址所展示的文物和文件也大体验证了我上面的思考。事实上,当时回岳北组织农工会的刘东轩、谢怀德,都是白果本地的。其中,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水口山工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谢怀德,衡山白果镇人,原在安源煤矿当修理工,1922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修理厂的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作为本地人从外面回到岳北,是以本地人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的。这说明,一切反抗乡村传统的革命运动都需要依托地方权威或地方人际关系来完成最初的组织性准备。对于这一点,我在韶山调查时就有所认识。因为,当年毛泽东就是利用乡亲关系、在自家的楼房上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

这些从白果走出去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者回到岳北后,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向那些贫苦农民以及乡村社会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者传授革命道理的,并通过传统的拜把兄弟的方式与那些有造反意向的农民建立起准组织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发展几百骨干分子,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以村庄为单位,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民组织。1923年9月,湖南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完全不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可比的了。他们已受到了城市文明指引。这从当时发布的《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可以证明。这份宣言称:"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上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之外,甚么都没有的啊!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啊!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工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闲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啊!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初六日)"。可见,岳北农工会实际上已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

这-点,在岳北农工会失败后的农民运动表现得更加突出。1926年6月上旬,成立的岳北区农民协会,则直接以阶级斗争为口号,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权性行为,使岳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土豪劣绅不能随便退佃;二是修桥筑路,解放了生产力;三是提取公产、祠产发展国民教育,做到了乡有国民小学;四是禁止赌博和吸毒,整顿了社会秩序;五是创办了新民剧社,大演文明戏,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六是创办农民夜校,培训农运骨干;七是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当时的中共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就依据外国的教条而忽视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只有毛泽东这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来到了衡山的白果,对这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是在1月15日离开湘乡横铺乡肖家冲,经过湘潭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日下午步行到白果。当晚,在区农协会--关圣殿召集了区农会干部座谈。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向毛泽东汇报了岳北农运情况,陪同毛泽东考察了岳北农民纠察队总部。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白果赵氏芳三公祠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堂和妇女代表的汇报。接着到岳北农工会会址刘捷三祠召开调查会,毛泽东高度赞扬岳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毛泽东还指示要对岳北农工会烈士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到刘家祠堂视察设在这里的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当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农民夜校情况。1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宋桥(世上冲)20日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衡山为期10天的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湘江而下返回长沙。

毛泽东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岳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衡山县农民协会为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举行了人民公葬。当时发布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启事》称:"我邑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以强压摧残,农工代表赵丙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或被惨杀或被瘐死,于今越三年矣。窃思诸先烈为主义而死,埋冤地下、其骨虽寒,其血长热、今者国民革命将告成功,无非诸先烈精灵所任而俟之。既我辈后死,幸得观成,景仰前徼,曷胜哀悼,爰发起公葬,籍妥忠骸。业于一月十八日,经全县民众假县党部议决:追悼会场,假设文庙;追悼日期定于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即阴历正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公葬费用,除暂由保管处借用外,拟呈请政府饬令由没收地主谋惨诸先烈元凶廖连元、李鸣九两家逆产内提充,并分途捐募;公葬地点,指定县城南外巾紫峰。黄士一堆,岂曰酬庸,褒扬前贤,即所以策励后进。凡我同志,如承赐挽联铭诔,以志哀思,或乐捐葬仪,襄此盛举,即希于二月十五日(即农历正月十四日)以前径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设衡山田赋征收处)。呜呼!表彰忠烈,责在吾侪,义士鸿儒,幸毋吝玉"。

烈士的公葬,激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然而,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错误,中国农民运动又一次走向了低潮。1927年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农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部分被捕杀,一部分转移外地。岳北农民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参观完,感受太多。一切事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历史。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70多年的岁月。7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也许就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却相当于人一生的时光。因此,当我们试图在绍庄村及岳北寻找到当年用生命和鲜血书写过岳北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时,才发现这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判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么,为汁么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2.3

在镇政府食堂午餐。三菜一汤的工作餐。在白果镇,由于财政困难,镇里无论来了什么人,一律只在镇食堂就餐。今天可能由于俞教授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罗副书记的来到,加了一道菜。饭后,俞教授、罗副书记、陈副主任等回衡山县城。

下午2时,在白果镇政府李副镇长陪同下,同立成、小任到白果镇绍庄村。在路上,李副镇长一边吃着在街头小摊买的用作中餐的农产品,一边诉说着乡镇干部的烦恼。

他言称,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乡镇干部真的很难当了。计划生育难,催缴税费就更不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政策问题。目前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限制乡镇党政及乡镇干部的权力的。比如,中央在计生工作问题上,过早地来了个不准抬东西、不准拆屋、不准捆人,不准打骂等"七不准",使基层干部的工作很被动,致使目前计生工作有反弹的趋势。收税费也是这样,根本没有具体的办法使农民自愿交钱交粮。每年到了税费入库的时候,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得到村子里面去,有的农民不愿交,就只得由乡镇干部帮助他们卖粮卖猪。这种"帮助",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农民不交,乡镇干部组织人员强行将他家的粮或猪装上车,有时真像抢一样。如果村干部配合还好一点,不配合,问题可大了。乡镇干部工作苦任务重不说,还经常领不到工资。我们也要养妻儿老少,没有钱拿什么吃饭穿衣?

问:既然如此,那还当乡镇干部干什么?

李说:这个问题也想过。比如像自己,从部队转业回衡山,因没有门路,安排到乡镇工作。前几年在镇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下岗了,自己又没有能力为她安排工作,就只得让她开一个文化用品店,几年下来,生意还不错,收入比自己这个副镇长要高得多。现在在家里也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老婆赚的钱多,地位自然就比赚钱少的副镇长高。自己这几年当镇干部,表面上风光,可并没有多少实惠。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事情可做,不然早就不干了。(2000年1月21日到白果时,访问过其妻。据其妻言,自李当副镇长来,几乎没有钱拿回来养家,最多保他本人的开销。文化用品店全靠她一人经营,因她还会摄影,所以这几年来每年总有二至三万收入,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只希望他能将工作干好,对得起白果镇的老百姓。)

从李的言谈以及已接触的几位乡镇干部的观点中,我已明显地感到他们对目前的身份和权力以及社会评价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否可以说,这些乡镇干部,在乡村社会虽然直接代表着国家,但又开始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

为此,需要对乡镇干部的身份特征进行考察,要搞清楚他们的来源、素质、待遇、升迁机会和行为特征。

2.4

离开白果镇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县级公路,穿过很宽阔的一片水田,来到一环山而成的村庄,村边有一个小水井,旁边刻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果镇绍庄村"字样。到绍庄,李副镇长带着

我们直接往村秘书家里走。他解释说,绍庄村委会是一栋破房子,平时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有事一般到村秘书家里。主要原因是这个村的村秘书是个老村干,有威信,掌握着村实权,家又在绍庄村的中心位置。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就到了村秘书的家。村秘书家的房子好像建了有几年,可没有进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个祖先灵牌。在灵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泽东像的日历。左面墙有一幅关于绍庄村基本情况的图片,右面墙则是一些有关村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村秘书姓周,任村秘书已有8年。周身着一件很破的西装且满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在这里显得很特别,很有点文化味。据周介绍,他197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其妻则利用农闲时间在外打工。

李副镇长讲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我们是县委罗书记亲自陪来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罗书记怪罪下来就不好办。周听此言,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便解释说,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员,有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求是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不要过多地考虑什么领导的意见。我还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纪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和住宿,全额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补贴。其二,不干预村里的任何决策。只是一个观察者,村里面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绍了一下绍庄的基本情况。他先按报表说了村的耕地面积、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况。当我问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和经济状况时,他计算了好一会后,列举了如下一些数据: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人在镇办企业,现在因效益不好都回乡种田了;手工业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货店4--5个,农产品加工的有2家;3部拖拉机,2部三轮车,1部微型车;全村共有电话30部,电视机170多台,有的家里有2台。近几年95%的农户都建了新房,在绍庄村建一栋新房大约需花3万多元,因此有 40多户欠了债,一般都欠几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读大中专,去年就考上4个,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发现,周在讲话时,很注意李副镇长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动作,周就要停下来,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他才往下说,所以说得较乱。于是,我礼貌地请李回镇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走后,周说话自然多了。我便问及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和村财务况。

周答:绍庄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了,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 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现在还亏损了近2万元。

我又问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周搬出了近年的账本给我看。我抄录了近几年来该村的财务情况。从中得知,该村基本上是靠借债维持。收入来源只是村提留,主要开支是村干部的工资和所谓的其他管理费。

问:作为村委会成员,你如何评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

周答:总的来说,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开,即主要的三项工作,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问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

周答:在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在组织上都得听党支部的,也就是听支书的。因此,村里面的党员还是很有地位。绍庄村现在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4人在部队入的党,3人为社办企业的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人,周姓3人,刘姓1人,其他均为李姓。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支部扩大会和组长会议决定。

周特别提到,自己不是党员。不是不争取,申请书交了几份,几次培训班都参加了,就是通不过。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入党呢?

周答: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说实在话,这有个能力和权力问题。按照现在农村的规矩,党还是领导一切的。只要不是党员,一般的情况是不能担任正职即村支书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几届秘书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村里的大小事没有我参加就不好办。可由于我不是党员,就一直没有办法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对有些人产生威胁。现在许多地方不发展党员,就是这种原因。

我感到周所讲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农村政治资源垄断和分配问题,便说,近几年不是有许多不是党员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而担任了村委会主任。对此,如何解释?

周答:这要看这些选举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总的来说,绍庄村的村民还是很重视村委会选举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全村423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有370人,参选率达到87%以上。这在目前的绍庄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对村里的事务不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以身体原因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于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

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像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此较准确。像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乎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像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村社会,有些习惯本身就是利益。但这些利益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其四,农村地方权威的产生一般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联系。这种社区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电力设施,道路修筑和维修,集体土地的利用。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大多数村民利益相关联。其五,乡村社会是利益主导宗族?还是主导着利益?

2.5

接着,访村民杨某。

杨某,长春-组组长。主要职业种田,平时也行医,相当于当地的赤脚医生。自称其医术是祖传的,方圆数里的村民有病都来他家医治。

杨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墙是由瓷砖装饰,显得很漂亮。杨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个祖宗神台。而且摆了许多椅子。有点像公共活动场所。杨见我注意到了这些,忙说:我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没有事,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呢?

杨答:还不是村子里这些事情。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问:都有些什么观点呢?

杨见我问及此问题,激动万分。从衣箱里翻出各种交费单据,近似哭言曰:现在的农民太苦,日子太难了。刚搞承包责任制时,我们种田有钱赚,生活也改善了。现在不行了。近几年,虽然丰收,可由于粮食不值钱,而各种化肥、农药和种子价格高质量伪劣,种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种田不赚钱不说,而各种费税又多得让农民承受不了。国家税还好说,你种的田是国家的,就得交租,种皇田交皇粮,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农业税并不重,只不过特产税有时不合理。乡镇统筹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国家天天喊减轻农民负担,又有何用?那些镇干部不从我们手里收到钱,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酒喝、没有鸡鸭鱼肉和小车子。农民负担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交税费也跑不掉,主要责任就应该是县官和镇干部。他们为了升官,为了有政绩,就拼命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做文章,说什么衡山县人均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们吹牛皮不要紧,可苦了我们这些种田的,要按这个收入来交税费。不交不行,镇干部逼村干部。国家说不准来蛮的,不准动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参军,得先交税费才准报名。想结婚,想生儿子,得先看税费交了没有,不然就开不到结婚证,领不到生育指标。有些村里干部看到乡邻乡亲的,下不了手,那就得下台。我这个村民小组长有时也不得不干些有违良心的事。

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425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请帮工 70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钾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的保护价,约收人为550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元,折成粮食是250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亩田,才能维持基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亩),当年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公斤100元人民币计,收人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元,乡统筹595.4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人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我问他们,杨算的账准不准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情况要比这还严重,有时粮食根本没有办法卖到保护价,如果年成略差一点,种田是要亏的。

问: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主要是乡镇乱收费。在所有的农民负担之中,乡统筹是最多。现在农民每种一亩田,乡镇统筹就要77元,而农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农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还经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摊派和罚款。我们也搞不清镇政府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问:村提留是多少?

杨答:村提留是按人头算的,我们村这几年每人交10元钱。这些钱大家一般还是没有意见。因为,村里面没有集体经济,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补贴都靠这个钱。

问:农民负担这么重,村民是否有办法抵制?

杨答:也有些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的。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口饭吃,农民就不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有很多,也不知道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违法犯罪分子。于是,农民抵制这些税费的唯-办法是采取拖的办法。可如果你家要办什么手续,还得老老实实交完全部税费。

说到这里,他让我看衡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国家集体任务完成登记卡》。此卡上面写道:"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乡村统筹提留款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优抚款、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八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当地人均纯收入的1.5-2%计征(1997年底全国人均纯收入为2045元,衡山县人均纯收人为2450元)。主要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民办教育事业,包括教师工资的不足补助部分,及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要把农民合理的负担纳入村规民约,对不按时完成上交任务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如数上交。中共湖南省委 (1998)6号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抓统筹提留工作,对拒不完成合理负担的,必要时可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我特别注意到此卡的说明称:"本卡完成任务必须逐年登记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签字和村支部或村委会盖章。要求村、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 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96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检合格,近日要应征人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听杨的这种解释,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国的兵役制和现在的兵役制的区别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目前,应征入伍虽然可以给农户一定的经济权利。比如,在义务兵阶段,原来所分的田不用交,每年还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补助。但更多家庭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正如杨所言,如果将履行义务等大的方面和培养应征者进人主流社会不说,从村庄政治来说,应征入伍最直接的意义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这对于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权力,而村庄的领导者为了不使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权力,一般不愿意发展党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现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往往难进入党的组织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队,一般都能入党,而

复员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村庄权力的主流层。这也许正是许多家庭宁愿在经济上吃点亏,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参军的主要原因?

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眼中的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农民对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级政府管理行为的态度。在转型期,也关系到乡村社会对国家现代化的支持程度。从杨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为,农民目前对国家的税费还是认可的,对村干部的行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对乡镇政府收取的乡镇统筹之类费用多有指责。为什么如此?

此人热情正直,对许多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长期观察对象。

2.6

接着,在周秘书陪同下,访问另一杨姓村民。

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其住房紧靠村委会办公楼,属于新建,占地面积约有200平方米。因村委会办公楼破旧而无法办公,村里的干部经常在其家开会商谈工作,村党员和组长会也经常在其家召开。

看杨家正堂屋的祖先灵位,发现与前面的杨家有所不同,便问起其祖先来历。杨说,虽然都姓杨,却并不同宗。自己是个外来户,大约在他3岁时,从长沙市搬过来的。什么原因要从省城搬到衡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杨不愿意说,只是推说不太清楚。至于如何在这个村子落的户,杨说主要是由于其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附近的村子,帮他们买了些田,所以就在这里安了家。


从家里的摆设和待客来看,感到杨的家境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生括情况,便问及了1999年杨家收支情况。

杨介绍说:1999年全家收入由农业收人和副业收人两部分组成。农业收入主要有:耕种水田10.6亩,共收水稻12360斤,按国家保护价计收人为6180元,养殖业1000元,种植业100元左右。农副业收入合计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产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有:种子约200元,化肥1000元,农药为400元,请人耕种为2000元,水费为240元。非生产性支出有农业税220元,特产税41元,乡统筹302元,村提留48元,此类开支合计为4451元。收支相抵,农副业总收入为2819元,每亩收入约6为250元。

问:除了农副业收入外,还有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杨答:农闲时,小儿子到广东打工,大儿子在当地做工。大儿媳有时也出去做些事。他们的收人大约一年有8000多元。

问:生活性开支情况如何?

杨妻答:生活性开支主要有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费用,小孩子育费用是一笔大数目。现在农村人情往来也是笔很大的负担。

问:你感到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

杨答: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的候,我们家可没有饭吃。

问:当年分田到户时,你是如何想的?

杨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年40岁,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13、9、6岁),是一位普通社员。由于我从三十多岁时就开始患有慢性病,在生产队只能算是个半劳力,长年靠生产队照顾。从内心上来说,我不希望分田单干,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分组时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们家。我和老婆想,今后单干了,孩子太小,我们家分的田谁种,将来的生活如何办。但这种想法你还不好表示出来,不然大家会看不起你。因此,在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我还装积极,好像不靠你们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后的第一年,我们全家老少都下田劳动,虽然感到很苦,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我们家在村里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村干部?

杨答:现在的村干部已不像原来的大队干部了。那时的大队干部比现在的村干部牛皮得多,很少劳动,好像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们也比较怕这些人。背后称他们是土皇帝。现在村里各种各的田,只要交了税费和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谁也拿你没有办法。我们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自己也得种田,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现在唯一可得的好处,就是开村干部会议时,经常在我们家办餐,用公款吃喝点。

问:现在村干部管不管事呢?

杨答:一般来说,村干部还是想管事的。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计划生育和收缴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脸面去管。现在村里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你们村谁在当家?

杨答:当然是村支部书记。可这几年搞村民选举,好像村委会主任也有些权力了。我们村较有威望的还是那些退休回家的老干部。

此时,陪我来的村秘书有事先走了。杨的妻子很神秘地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便压低嗓子对我说:你是上面来的干部,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反映-下。我儿子,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村里面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也很要求进步,入党申请书都写了几年了,我也向村里的支书及来我村蹲点的镇干部讲了多次,可他们就是不让他人党。

在谈到为什么要入党时,杨说,虽然农村的党员不是干部,可许多事情上,党员还是能起作用的。我们村里的许多事,都是通过党员开会决定的。讲实话,现在这样的社会,家里有一个党员,就会感得腰都硬些。我们家作为外来的小户,这些年搭帮邓小平的好政策,赚了点钱,但我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在政治上有点发展。

我表示,我们只是搞些学术研究,这些事不好过问。在他们表示理解后,我接着问,你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杨答:主要怕生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生病。现在的医药费这么贵,如果一生病,那可不得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所以,现在农村的人生了大病基本上是在等死。根本不可能去治疗。

从杨的讲述中,大体可以认定他们是这场农村改革真正的受益者。从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到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使他们对现在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是由于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他们在高额的医疗费用等问题面前存在着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2.7

12月11日至14日,安排小任遍访绍庄每一农户。送立成回湘潭后到衡山县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

12月17日,就有关衡山县政权建设问题,再次走访原衡山县人大主任、现衡阳师范学院党委唐君成书记。唐书记介绍了一些情况,并强调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是个政策性很强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且具有全局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不要急着下结论。

12月20日至25日,到衡东县和南岳区查阅原衡山县的有关档案资料。基本上搞清楚衡山县农村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2000年1月18日,白果镇彭书记、杨镇长和衡山县委办公室陈副主任到衡阳市参加衡阳经济工作会议,晚上到宾馆就有关乡镇职能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进行探讨。

2.8

为分析乡村社会控制及政治资源分配情况,统计了有关农村党组织发展情况。

1950年到1959年,为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和适应集体化动员的需要,共产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共产党员,9年内全县共发展党员6555人,是1950年的25.7倍。

1966年到1982年,在政社合一的体系下,党对农村的控制相对较强,政治资源与各种利益联系十分明确,既得利益者已基本形成,但由于个人利益尚不是党所提倡,党员发展尚属正常。16年间,共发展党员2348人,1982年是 1966年的1.39倍。

1984年到199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提倡,既得利益者对农村政治资源的垄断意识加强,党员发展人数明显下降,1984年有7975人,到 1990年有7936人,为0.995倍。

根据这一时期的访谈和有关档案资料统计,需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农村党组织作为执政党最基层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乡村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但是,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并不对社区的每一个居民同等的开放,其组织成员必须是符合其纲领和条件而且按一定程序才能获得这一资格。而乡村社区的成员则是因出生就获得了成员资格。这种获得资格的方式和程序的不同,决定和影响了乡村社区成员成为社区管理者的路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党组织或成为党员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一种直接与其利益相联系的资源。谁掌握了这种资源,谁

就在事实上控制了乡村社会。在个人利益已有分化并得到一定提倡的乡村社会,垄断这种资源完全可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标。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并被少数人垄断,是否意味着现阶段乡村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具有了一定的垄断性?

其二,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组织对村民已失去吸引力。从绍庄村的情况来看,这种"村民没有入党要求"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这在于,目前,虽然有一部分有能力者已脱离了乡村社会而到城市或他乡寻求发展,但大量的村民还是以村庄作为最基本生存空间的,他们需要在乡村社会的环境之内寻找到发展的机遇或体现其价值,而加入共产党是成为村庄权力主流层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途径。当然,这种动机也许并不纯洁,但却是乡村社会政治状况最基本的现实。

3.1

决定对村民进行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问卷调查对象为村民和农户,范围以白果镇的绍庄和同心两村为中心区域,同时考虑到区域代表性和各行业及经济状况等情况。调查资料的收集采用二种方法: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村民卷),以了解村民对目前的土地制度、各种税费及村级组织的认知和意愿状况。二是设计各种农户经济状况的基本数据统计表,在调查人员的参与和指导下据实填写,以了解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2000年1月15日至20日,设计和印刷《中国农村问题调查》

(村民卷)2000份。该表分为四个部分:基本情况部分、对土地制度的认识、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对村级组织的认知状况。

3.2

2000年1月21日,没有与衡山县有关人员联系,只与任江华带着500份前一天印制的《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村民卷),直接到了白果镇。

上午10时30分到白果镇,首先到镇政府。因镇里所有的干部均下乡收缴统筹提留,只得在镇办公室等待。

刚坐下,就有一对青年男女走进来。那男青年将几张缴费单放在我面前,有点气愤地说,"我们双方家庭把所有的税费都交了,应该给我们开结婚证了吧!"听此言,我大惊,细打听才知,他们是-对已达结婚年龄的未婚青年(男26岁,女25岁),都在深圳打工,这次回乡办结婚证,准备在春节期间举行婚礼。但根据镇里面的规定,凡要开结婚证的男女,双方家庭都得完成税费任务。如果没有按规定完成,就不准开结婚证,而不开结婚证就领不到准生证,就不能生孩子,否则就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因他们见过世面,认为这种规定违反了国家的婚姻法,所以上次来与镇干部吵了起来。但最终迫于无奈,只得按此规定办理,所以当他们认为我是镇干部时,心中的不满就对我而发泄了出来。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来这里搞社会调查的,也在等人。听我这样讲,两个年轻人不好意思起来。但他们到过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话题。为了表示友好,他们主动地要过两张调查表,认真地填写了起来。

他们将表填完后,我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对有关村委会选举的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便问起他们是否参加过村委会选举。

男青年说,1999年初举行的第四届村委会选举参加过。当时,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他还是提前从深圳请假回来投票的。可是,经过这一次选举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现在举行的这些选举,并不公平,基本还是镇干部和村里那几个当权的在操纵选举。比如,在提候选人时,就将他们要选的人定下了。普通村民根本没有办法选上。

问:你是否愿意参选,并回村来任村干部?

男青年答:当然愿意。现在我们在深圳打工,虽然能赚一些钱,可并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总要回到村里面来的。现在我们这里很落后,不改变肯定不行。而要改变靠原来的村干部肯定不行。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现在在村里讲话没有影响。我们几个在外打工的,计划等几年回来,团结起来参加村委会选举,将我们中间的兄弟们选上去。这样,就可以将在深圳等地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肯定能改变我们这里的面貌。

听此话,我好像看到了农村的未来和希望。是不是可以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同样给希望改变家乡面貌的有志者带来了希望呢?对村委会选举相关情况要进行专题研究。

约12时,与镇政府唐秘书取得联系,讲明了这次问卷调查的计划,并请他找到白果镇近两年的财政报告。

在吃中饭时,到集市上发表给赶集和做工的农民。

下午,同在集市相遇的绍庄村周秘书一同到绍庄村。在周秘书和小任发调查表时,访问了村里的三家小商店,观察和记录了部分村民对村务和村干部的议论。

3.3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目前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决定找一个对照村进行研究。根据掌握的情况,选择了白果镇的同兴村作为对照研究样本。主要原因是,这个村刚好与绍庄村相反,由于有一定的集体经济,而被镇政府认为各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村。

1月21日晚,接绍庄村的杨某和周秘书、同兴村民兵罗连长和原党支书周某,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会议规模虽小,可大家发言相当活跃。由于没有轮流发言的习惯,也就没有办法将每个人的讲话进行分类记录。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均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么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部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动不动就出动公安,以维护治安为名,强迫农民。更有甚者,有的还动用黑社会势力,政府职能部门"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头流氓动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这样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沉滓泛起。同时,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土政策规定,不完成税费任务,就不准参军,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给计划生育指标),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乡镇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村财镇管"的改革,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全部收到政府,以此来控制村干部。绍庄、同兴两村的现任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许是半真半假,确也道出了他们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点辛苦工资外,有时还得尝尝风箱里老鼠的滋味,毕竟上级政府没有授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将乡村统筹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来,何况这统筹提留里包含了他们的"小九九"。面对农民振振有辞地质问,他们不免心虚。"母鸡压公鸡,一级压一级",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只得牺牲农民利益。

其三,政治资源控制。有些村通过控制党组织这种方式来垄断权力,所以,很多年都不发展党员了。有的村在村委会选举时搞秘密活动,搞亲属化。镇里的干部不仅不制止这些非法活动,有时还给党员施加压力,要求党员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村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款爷"和部分乡镇干部组成的权势阶层。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也相互拆台,根本无法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绍庄村的干部好比败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没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钟过一天算一天。同兴村虽好一点,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积下的阴德,为他们栽下一片杉木林,他们也只有背着石头打天。

其四,农民种田不赚钱,增产不增收,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近几年,农业丰收,粮食产得多了,但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贵得离谱,且粮食卖不出去,农民种田不能创收。到外打工又没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镇的企业特别是四个石膏矿效益较好,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但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石膏价格的下跌及各种腐败行为,致使无资金进行正常的维修与简单扩大再生产,亦无资金分发工人的工资,在矿里打工的农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会风气恶化。赌博之风甚嚣尘上,几乎无村不赌。此种风气的漫延,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邻里乡亲团结涣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长的环境。

听四农诉述,心情沉重。特别是有关乡镇机构和干部动用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对付农民一说,前所未闻。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理由和动机,只要运用了社会的黑恶势力来欺压农民,性质也就改变了。其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基层党政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农民仇恨和反抗的对象。这些黑恶势力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一定是灾难。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认为有必要追究,农民负担是一种利益交换还是利益剥夺--与谁交换,受谁剥夺?这些交换或剥夺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完成的--是否关系和如何关系政府行为或其他公共权力?

天未亮,用冻得红肿之手,赶制了《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农户经济状况卷)50份。

3.4

1月22日上午,到绍庄村。建筑联校校长在外读中专的二女儿自愿参加并担任调查记录。

访祝功组村民雷某。

访新谊组村民汪某。

访太山组村民周某。

访中湾组村民李某。

访新谊组村民周某。

新谊组村民周某,系村周秘书之父。

据周回忆,解放前,绍庄村同沙坪(岳北)、建筑村共为一保。绍庄大约有两甲,保长都是由外村人担任,最后一任保长是建筑村李坤奇。甲长则是轮流坐庄,不愿意担任甲长的还得花钱请人。

解放后,绍庄村叫白沙乡行政第6组。1949年10月下旬,村里来了三个人,分别姓刘、王、任。刘和王是东北人,任是山东人。他们年龄近30岁。山东人是大学生。他们来到村里后吃住在最贫苦酌农民家里。不久就成立了行政第六组的贫协小组。有10多个人参加了这个贫协小组,都是没有房子和田的人。贫协小组主要任务是了解地主的情况。当时绍庄村里共有4个地主和一个破产地主,最大的地主姓李,有近200多亩田,还有公田。

1952年开始搞互助组。绍庄村最早的一个互助组,开始时只有10多人。互助组又分了3个作业组,大家主要是互相帮忙。搞了两年互助组到1954年开始搞初级社。绍庄村成立于第6组初级社。1956年开始搞高级社,绍庄村与岳北等村合为一社,办在岳北。1958年开绐搞人民公社。

3。5

直月22日下午3时,同小任和同兴村青年小赵(刚从广东打工回乡)、小颜(在白果街一农民家庭旅馆打工)一同到同兴村。同兴村,离镇政府2公里左右,与绍庄村方向相反,全是山路,路况极差。

在同兴村村委会与村刘支书、村曾主任、杨秘书简单交谈后,就同村主任到其家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

据曾主任言,其兄是原衡山县林业局局长,其父也是多年的大队干部。现在村里的林场主要是在其父手中种下的,如果没有林场,该村也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曾主任介绍说,同兴村有10个村民小组,1079人,318户,其中农业人口1042人,农业户315户,非农业户为3户。全村姓氏较复杂,没有明显的大姓,且居住地较为分散,每个村民小组均为一自然村落,有较明显的界线。全村耕地面积为824亩,其中水田 706亩,旱地118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79亩。全村约155人常年在外打工,占劳动力的21%,有11户已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全村有集体林地4800亩(以彬木林为主),1992年至1999年伐木收人达100多万元。按照80%用于基本建设,20%用于分红的原则,村里投入20万建成了村小学,投人10多万元用于架电网,并修建了约4公里的村级公路。村委会从来没有向村民收取村提留,村民参加修公路等集体劳动时按15-20元从天支付了工资。

曾还详细地介绍了同兴村第四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带我们来到当时选举的现场,即设在村小学村委会。他指着黑板上还保存着的村委会选举投票结果,感慨激昂地说了一席令我惊叹不已的话。





曾言: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来竞选这个村主任。我们这些当村干部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镇里面看你村里工作好坏一是计划生育,二是能不能按时交纳税费。不能按时按数量上交税费,就得挨批评,村干部的工资和补贴就领不到。村民们又都是乡邻乡亲的,他不交钱你难道真的要和他翻脸?我们不像镇干部,得罪了人换个地方照样当干部。村干部做事过分了,与乡亲们翻了脸,下次选举不投你的票是小事,这个仇也可能是几代人的事,做人做事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所以,这些年我们村,有时举债帮村民交税费。现在真不愿意再当这个村干部了,那么点工资补贴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出来竞选主要是想为大家做一些事,当然也有个面子问题。大家住在一个村,选你当村干部,起码说明你人缘还可以,大家还看得你起,认为你能帮他们办事。可现在农村的事情并不好办,你没有能力真的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有的群众干脆说我们是给镇政府"当差"的,不认为我们是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任期满后无论如何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

访问了同兴村山塘组两位姓刘的村民。

跃进组村民刘某和李某。

蚌塘组村民廖某。

夜到杨某家借阅其父保存的族谱抄录有关内容。

3.6



1月23日上午,到绍庄村访问周某。

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家有4人。承包耕地5.3亩,并购农机为村民加工粮食。1999年度上交任务为:国家部分的定购粮 393公斤,农业税158.16元(折谷155公斤),农业特产税28.6元。乡镇统筹的教育费附加116.8元,计划生育、优抚费、民兵训练费78.8元,乡村道路建设6.2元,村提留40元。上年欠乡村统筹713元。此君对我们这次调查非常热心,不仅认真填写了调查

表,还提了10个方面的问题并作了很详细的书面回答,其中较有典型意义的4个问题是:

其一,收入来源。大多数的村民都只靠种田、喂猪和搞点其他副业。种一亩田每年的收入不超过120元;喂猪平均每头可获利 50元左右。全年人均收人实际上在1000-1200元的家庭有75%以上。

其二,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太多,每年人均要250元以上。学费太贵,小学生每学期270元,中学每学期350元,以后考上大学的根本读不起,我们每年向镇政府交教育费附加年人均28元,已交了4年,听说要交到2002年。

其三,关于村委会工作。现在的村干部认为上级讲的都是对的。群众的话都当作耳边风,不听群众意见。在财务问题上更讲不清楚。就我们村来讲,以村支书为主,村主任签名,村秘书付钱。原来出纳现在就不要了。又有几个人能知道村里的财务问题,想知道实在太难了,就是知道了又有何用。你无权参加村里的一切会议。

其四,村委会选举问题。村主任由全村村民选,村民有选举权,不能由上届村支委、村委会提出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村主任的选举并不一定要是他们的干部、党员之内的人,更不能由上级指定,否则,上级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现在的选举,拉帮结派,家族主义太严重,有很多村都是走家串户选上去的。而他们又没有文化。现在老党员多,新党员少,有能力的年轻人入不了党,所以在村里就出不了主意。实际上,农村埋没了很多人才,一旦他们出来,农村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从周某和另外几家农户反映的情况来看,在现在的农村,是否有一个地方权威形成和政治资源分配的相互关系问题,值得注意。

将周某及其家庭定为长期观察对象。

3.7

1月23日下午访问李某和杨某两位老干。

李某,解放前在江西做木工。1950年11月,为了参加土地改革,回到老家。田当时的行政组组长要到白沙乡担任保管员,而出任贫雇农组组长。1951年入党,曾任原棠兴公社副主任,1979年退休回乡定居。享受副科级待遇。退休回村后曾担任该村离退休工作人员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被评为老年老龄工作先进工作者。

李言称,回乡后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农民,村里的支部会议,支委扩大会也都参加。1995年以前,村干部很尊重我们这些老干部,大事一般都与我们通气。村里发生了什么社会纠纷,大家也请我们这些老干参加处理。有时搞选举,由于群众比较相信,所以让我们跟着抬票箱的走,是村民们认可的公证人。最近几年情况不同了,讲话没有人愿意听,也不想管村里的事了。

问及原因,李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自己年龄大了,有些事情也拿不准,现在的新名堂又蛮多的,也搞不清对和错了。其二是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我们有时对村里的工作有意见,也都不愿意讲了,主要考虑到团结问题。但村里这几年的工作越来越不像话了,自从村里的集体林场被强占,群众的意见就更加不统一。

他特别强调,自己回乡这么多年,为乡亲们服务基本上是义务性的。早些年,由于参加的会议多,村里每年发60元左右的补贴,这几年村里的经济不好,没有什么补贴了。自己倒不是在意这几个钱,主要是现在讲话没有人听了,感到没有意思。就是这样,党员会还是要参加的,在党员会上提意见是自己的权力,无论现在的村干部听或者不听,他们都得尊重这个权力。否则,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上级党委就会干预。

访问完李某,在其的指引下,我见到了正在一个自制的小门球场打门球的现老干组长杨某。

杨某,1954年入党,参加土改后参军,1957年转业回白果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t965年任白果公社书记,1970年调县里工作, 1983年从县林业局木材公司书记岗位上退休。由于其妻是绍庄户口,在绍庄分有1亩水田。现只有老两口在绍庄祖屋里定居。

杨介绍说:我1983年退休时,将党组织关系迂回了绍庄。因此在1988年至1994年期间曾担任过绍庄村党支部副书记。1995年以前,村里的许多会议都在我家召开,我也参加支部会和村委会。村里的大事情都参与决策。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也有选举权。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我们这些老干对村里的许多事情上并不干预,主要起监督作用,是个公证人。但自1995年以后,村里的派性斗争很厉害,有些村干部争权夺利,这样,我们这些老干也就不愿意再管村里的党务和政务这类事情。现在绍庄村的各项工作都很落后。

问:你认为绍庄村工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这个问题,镇里的干部也问过我多次。我也总在思考。根据我的看法,主要原因有四个,其一是党员问题,现在党员在农村没有起到先锋队作用,素质太差,不把群众和集体的利益放在心上,而是争权夺利。其二是经济大环境的问题。自1995年起,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民种地不赚钱,集体原来分给的土地成为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了,村民不依靠集体,村里面就根本没有办法制约他们了。其三,与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也有关系。本来民主选举是件好事,可现在是歪嘴和尚念经,将民主选举搞成拉帮结派,村政权在群众那里失去了地位和威信。其四,就是村集体林场问题。自1995年有人强占村集体林场的土地建房而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之后,村干部的威信就彻底没有了,失了民心,工作肯定就做不好。

杨接着说,尽管目前村里的工作落后了,村里的老于的作用不如1995年以前,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还是有决心将绍庄村的老干工作做好,还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发挥作用。比如,这几年我通过原来的工作关系和儿子的关系,请医疗队义务为村里的老人看病,并主管了村里的锣鼓队。这些事,很受村民的欢迎。这届村干部也较尊重我们这些老干,比前几年强多了。

杨曾任过白果镇离退人员专干。据他介绍,白果镇有离退休人员600多人,其中干部有60多人,大都居住在本乡本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国家有这方面的规定。特别对于党员老干来说,在村里面参政议政,实际上是制度规定的,村干部必须尊重老干的这些权力,否则就要受党纪处理。

可以说,李和杨两位是绍庄村治中有一定作用的"乡老"。这

些退休回乡的干部在事实上是地方性权威的代表。但这种权威已不同于过去的乡绅。他们除了也有许多人际关系、经济地位和声望可以作为权威资源之外,还拥有了一定制度性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必然成为乡村政治的重要主体。研究这些现代农村的"乡绅"与"旧乡绅"又有何异同,应该是有关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

4 1

2000年1月25日上午,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徐勇教授电话汇报调查情况。徐勇教授主要讲了如下意见:其一,从社会调查人手,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其二,从利益关联和交换的角度,特别是从财政状况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来研究农村治理问题,属于前沿性的课题。其三,要尽快做出成绩来,现在北京有一研究所花了大钱在搞农村研究,我们要有紧迫感。其四,下学期将有关调查资料带到学校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做到资源共享,对下一步的研究会有好处。其五,根据目前国内研究的情况,应该对村委会选举的情况进行专项研究。

4 2

根据徐勇教授的提示,决定对绍庄和同兴这两个处于同样制度环境但经济状况不同的村第四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进行对照性研究。

第一,制度环境。

由于这次换届选举,是在正式颁布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进行的首次选举,湖南省又是国家民政部与美国卡特中心村委会选举计算机信息系统合作项目的试点省,因此,湖南省党政为搞好这次选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省有关部门制订颁布了《湖南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湖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衡山县作为湖南省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试点县,对这次换届选举尤为重视。为对应上级的举措,衡山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联合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了衡山县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制订并由县委办公室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衡山县第四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这一《实施方案》十分详细,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时间安排、方法和步骤、各种违规行为的处罚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白果镇成立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人大主席、分管财贸的副镇长任副组长,民政、组织、纪检、妇联、经管站、财政所、办公室负责人为成员,并抽调干部组成办公室,负责换届选举的日常工作。镇主要负责人采取包干的办法,分派到全镇韵25个村。其中,同兴村由镇长负责指导,绍庄村由镇政府秘书和镇林业站站长具体联系和指导。



也就是说,同属白果镇绍庄村和同兴村,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其直接依据是衡山县制定的《实施方案》。

第二,选举组织。

《实施方案》规定,各村要成立3至5人的选举领导小组,由支部书记任组长,全权负责本村的换届选举工作。在选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推选村选举委员会。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设主任1人,成员5至10人。其主要职责是,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确定换届选举工作人员;审查选民资格;登记选民并公布名单;寄发函投选票;公布选举日期;组织提名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并介绍正式候选人情况;组织投票选举,公布选举结果。

绍庄村在1月10日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改选了支部委员会,镇党委指派了3位支委中的一位李姓委员为支部书记。新支部成立后,以3个支委和老干组长(原县某机关科局级干部,退休后回乡定居)组成了选举领导小组,村支书任组长。但绍庄村没有按县里的规定,组织推选村选举委员会,由村选举领导小组承担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对此的解释是,绍庄村比较小,人员相对集中,选举领导小组和各组组长和全体党员、老干通过会议的方式处理选举事项就行了,设立选举委员会也是这些人做事,没有什么必要搞那么复杂。

同兴村在村委会选举前也进行了村党支部的改选。新支部成立后,即成立了由村党支部委员、原村委会干部等5人组成选举领导小组,村支书任组长。选举领导小组在1月15日召开了由村党支部、全体小组长、全体党员、退伍军人、各组推选的群众代表、离任的村干部组成的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包括选举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内的9人选举委员会。

第三,选民登记。

《实施方案》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都应该在居住地区的村委会进行选民登记。具有选民资格,已购买城区或开发区户口,但仍长期在本村居住的,应予登记;对村办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录用的非本村人员不予登记。选民名单在选举日的 20日前张榜公布。对公布的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村选举委员会提出,材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的7日前作出解释或调整。选民名单确定后,对不能参加选举日选举的外出村民,应及时寄发函投选票。

为搞好这次换届选举,绍庄村选举领导小组召开了村党员、小组长和村老干会议,并要求各组组长进行选民登记。经过各村民小组的登记后,在村中人员较为集中的三个地方张榜公布了具有选举权的423人的名单。有村民看了名单后,对退休后定居在绍庄村的老干是否享有选举权提出了异议,村选举领导小组解释说,这些人的党组织关系已经迁回本村,所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那些在外打工者,选举领导小组认为可以由其家人代投,没有必要发函投票。

同兴村除换届领导小组和选举委员会的宣传动员工作外,许多想当村委会干部的人,主动到各个村民小组和农户家去宣讲《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谈自己对村政村务的看法,希望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村民能参加选举,所以村民对选举十分关注。当选民名单张榜公布后,有选民对在村外做生意并定居的11户23人的选举资格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村里的事情,也不可能回家投票,如果给他们选票,这些票肯定会被有些人利用。村选举委员会依据《实施方案》的规定进行了解释,并向村民们保证,如果没有书面授权,这些票就被视为弃权。同兴村当时还有90多人在外打工没有回乡。村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发函投票,其理由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人的具体地址,而且他们家里人可以代投。

第四,候选人确定。

《实施方案》规定,村委会一般由主任、副主任、委员3至7人单数组成,但各村是否设副主任以及委员的具体人数由选举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并公布。村委会职数确定后,提名村委会成员最初候选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本村选民分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提名。提名方式有3种:选民个人提名、村民小组提名、选民自荐。其中选民个人提名和村民小组提名方式在同一个村不能同时采用。选民个人提名即由每个选民按照规定的村委会成员职数直接提名最初候选人。村民小组提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织全组选民个人提名村委会成员最初候选人,各项职务分别以得票最多者作为本组提名的最初候选人。选民自荐须由本人填写"候选人自荐表",说明白荐理由及施政设想。村选举委员会应及时公布全部最初候选人名单,对自荐候选人应予以注明。获得提名票数较多的最初候选人参加预选。村选举委员会应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最初候选人进行预选。正式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得票多少确定。各项职务的正式候选人人数应当比应选人数多1人。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推荐为正式候选人的,不再参加村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村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日的3日前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及简历,通过各种途径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情况。正式候选人可以要求选举委员会公布其任期目标及施政设想。

绍庄村选举领导小组成立后,召集村全体党员、7位村民小组组长和在村定居的3名老干部开会讨论了村委会设置。会议决定,绍庄村村委会共设5位委员,其中1人为村主任(主管全村的行政工作),1位是村秘书(兼管村财务工作)、1位村妇联主任(主管村里的妇女工作),2位村委会委员(1位兼任村民兵营长、1位兼任村团支部书记)。会议还决定,村委会主任和妇联主任实行等额选举,村秘书和村委委员实行4选3的差额选举。村支书和镇干部在解释为什对村主任不搞差额选举时说,这主要是汲取98年绍庄村选镇人大代表的经验教训。那一次由于候选人有两位,而参加投票的人又不多,所以最后导致没有一人过半数当选,使绍庄村成为白果镇唯一一个没有镇人大代表的村。如果对村主任搞差额选举就有可能因票分散都不过半而使选举失败。经过会议商协,确定了一杨姓村民为村主任正式人选。再从党员、村民小组长提出的7位候选人中进行投票,除一位女村民作为妇联主任正式候选人不计票数外,其他人按得票多少确定了另外4名正式候选人。

同兴村选举委员会召开了由支部全体成员、小组长、全体党员、退伍军人、各组推选的群众代表、老村干组成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委会设置和候选人。会议决定,同兴村村委会共设5位委员,其中1人为村主任(主管全村的行政工作),1位是村秘书(兼管村财务工作)、1位村妇联主任(主管村里的妇女工作),2位村委会委员(1位兼任村民兵营长、1位兼任村团支部书记)。并决定按县里的有关规定除妇联主任外,其他职位均全部实行差额选举。对各村民小组提名的11位候选人,由村民代表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了2名村主任正式候选人,4位村秘书和村委会委员的正式候选人。

可见,在确定正式候选人问题上,绍庄村采取了协商的办法,由村民小组长和村党员混合提名,再投票决定。同兴村则通过村民小组提名的方法确定最初的候选人。绍庄村在村主任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明显地违反了《实施方案》的规定,但村民们对此并没有异议。

第五,投票选举。

《实施方案》规定,选举采用差额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必须分开选举,不能先选举委员,后由委员推选主任和副主任。村委会成员至少要有1名妇女。正式选举时各村必须设立中心投票站并召开选举大会。一个村可以集中到中心投票站投票,也可以到各分投票站投票,各投票站须设立秘密划票间;在人口居住分散、交通困难的地方也可以采用流动票箱,每只流动票箱至少由3名工作人员负责;上届村委会应在中心投票站向选民报告村委会工作情况,村选举委员会应组织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中心会场发表竞选演说,回答选民提问。选票凭《选民证》发放,由选民单独填写。选民因文盲或其他原因本人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委托除候选人外的选民代写,代写人不得违背选民的意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秘密划票间内张贴正式候选人相片。选民在选举期内外出可采用函投的方式进行投票,也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代写和委托投票不得超过3人。被委托人须持有委托人本人填写的《委托投票授权书》方能领取选票。

绍庄村正式投票在1月21日进行。这一天,镇长和镇人大主任都来到了绍庄村具体负责指导。由于绍庄村村委会只有一间小房,村里又没有学校,平时开党员或组长会议也是借村民家进行,就是站两百人的地方都没有,受此公共活动空间限制,绍庄村没有设立中心投票站并组织召开选举大会。而是先由村小组长到每家发放选票,要求村民在家等候,再由村选举领导小组和镇干部抬着票箱到各家去收票,如果去两次都不在家就视为弃权。家庭成员内部可以代投,其他家庭成员不能替代。因当时临近春节,大多数村民都在家,有的不在家也事先将票划好。选票收集起来后,由村选举领导小组和镇干部一起,召集全村党员、各组组长及村老干进行选票统计工作。绍庄村423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370人,参选率为87.4%。其中,53票因是空票被视弃权,32人投了无效票,有效票为338票。

同兴村正式投票是1月27日,镇长和镇人大主任等镇领导也参加并指导了同兴村的正式投票选举。同兴村在村小学设立了中心投票站并召开了选举大会。全村近200多人参加了这次选举大会。在选举大会上,2位村主任候选人发表了竞选演说,回答选民的提问。直接投入中心投票站的有430多票。共设了4个流动投票站到各组各户接受了310位村民投票。全村768人有选举权,有740人参加了选举,参选率为96.3%,其中有效票为697票,无效票或弃权票为43票。

第六,结果评价。

绍庄村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在2位等额选举的候选人中,村主任获225票,村妇联主任获312票,均过半数而当选。在4位实行差额选举的人中,1人获287票,1人获262票,1人获180票,1人获173票,有2人未过半数而落选。由287票获得者(周姓,非党员)任村秘书,262票获得者(杨姓,党员),任民兵营长兼团支部书记。镇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次选举基本上符合有关规定,也实现了组织意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村委没有选上,使村委会的人数只有4人,不符合有关村委会委员必须要由单数组成的规定,但考虑到绍庄村的实际情况,暂时只有这样。绍庄村村民普遍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即然李姓的人当支书,那么杨姓和周姓就应该一人当主任另一人当秘书。因此,在1999年8月,村支部李书记不愿意干要求辞职后,镇里面就任命村主任杨某为书记,指派不是村委会成员的李某为代村主任时,村民们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对。

同兴村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上竞争非常激烈,由于实行了一对一的差额选举,最后由正式候选人之一的曾某以392票当选。村妇联主任和另外4名正式候选人得票均超过半数,除村妇联主任外,别4位候选人以得票多少确定了3位村委会委员。镇有关负责人对同兴村的选举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次选举不仅完全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而且体现了镇党政的意图,充分表明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民主的需求。但是,村民却对这次选举的评价分歧很大。有许多村民对选举的最后结果表示不满。选举时已到镇企业工作的原村支部书记认为,这次选举是不成功的。他说,"虽然当选的村主任是我的近亲,平时关系也很好。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位村主任并没有什么能力,有人投他的票主要原因是其兄原为衡山县林业局局长,其父是原村委会成员,村里的林场与其父兄的关系很大。就是这样,他还只在本组及相邻的组获得高票才勉强过全村选票的半数而当选。另外,这次选举还有人搞秘密活动,镇干部也给党员施加压力,要求党员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

4.3

为能准确客观地评估这次乡村选举,将抽样调查时这两个村村民投票行为的状况和认知水平的问卷资料进行了对比性统计分析。

4.4

通过上面的观察性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对于乡村选举,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利益结构和乡村习惯。

总的来说,在国·家制度性权威下。利益主导着乡村选举。但是,这种利益博弈过程在不同的村庄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

在绍庄村,主导村民投票行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有关社区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个人的面子和声望。村民们参与选举并不希望从集体中获得什么,面是希望能因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环境。那些愿意作为村委会干部的参选者,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职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主要的是有关本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面子。也就是说,当村委会选举与农户的直接经济利益相分离时,社区的公共秩序就成为人们的主要目标。这种社区公共秩序更多地表现为村民个人的交往和体悟,这就使个人行为突破了家庭这一"堡垒"。然而,乡村社区的封闭性和个人行动者对社区身份认同的依存性,又使强化了的个人自主行为力求在社区空间中寻找新的支撑点。于是,"姓"这个模糊化了的宗族符号就成了村民们在更大范围的集合,村民们自然而然地将个人权力赋予给了这种"同姓"的集合体。

在同兴村,无论是投票者还是竞选者,最为直接的效用目标是经济利益,是从"集体"中获得好处,选举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因此,通过选举行为,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为自己家庭利益寻求代表者,是村民们参与选举最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在这里,家庭利益占据着核心位置,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只能以家庭的经济利益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是农户成为了乡村政治的行动者最为直接的原因。事实上,允许户内可以相互代投,并不一定要有特别的授权许可,就是认可了农户作为选举单位的"合法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家庭行动者与保甲制将家庭作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在于,保甲制是一种国家权威下的强制,而村民自治的家庭行动者是利益主体没有充分分化的自愿选择。

这些不同的利益及其结构是通过一种深藏于乡村社会的"习惯"来表达的。绍庄村将模糊化的宗族--"同姓"作为公共秩序安排的重要单位,是一种"习惯";同兴村将家庭作为乡村政治的行动者,也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是模式化(固定下来)的认知水平和认同需要,不仅是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模式化了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这在于,尽管"习惯"并不一定能直接代表具体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的事件中,这种"习惯"的本身又往往被村民们看成是一种利益,是一种与"规则"、"秩序"和"面子"相联系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绍庄村将"三姓分治村政"视为是一种"惯例",是一种根源于"同姓人总比外姓好"的习惯性观念而确立的"社区规则"。只要新规则不能与这种"习惯"寻求到平衡点,要想达到秩序的平衡就格外困难。因此,这有如徐勇教授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这部专著中所言,在目前,"充分利用这种深深植根于农民心理结构中的传统习俗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因素,对于加强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路径依赖和习惯演进。

有研究者借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村民自治,认为,因为人们"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当村民自治特别是其中的民主选举这一制度规定作为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被"锁定"后,要重新扭转就非常困难。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任何制度规范到中国之后都会在实践中遭遇"淮桔成枳"的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可能懈决中国"乡村民主化"问题。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有关新制度规则和乡村社会"习惯"的相互关系问题。尽管中国乡土社会的许多"习惯"不能简单用"历史因素"或"传统"此类的概念来加以解释。这并不是说,"习惯"与传统无关。事实上,当我们用"习惯"作为解释性工具来描述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时,"习惯"是与传统及其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习惯"的本意就是适应新规则的程度。乡村选举规则,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制度输入到乡村社会时,不仅要受到了旧"习惯"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对新的规则的适应。虽然,在一定的阶段,某些乡村"习惯"会改变这些"新规则"的运行方式和实际绩效,但只要这种制度安排能揭示真正的利益格局,乡村社会就会逐渐"习惯"这些以国家利益和权威为背景的强制性的规则。

也就是说,乡村的一切"习惯"都在不断地演进着。当利益分化到一定的程度时,利益结构就会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有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在不同的村庄表现得或快或慢,可其总的趋势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当村庄的边界随着经济交往越来越变得模糊时,特别是当国家权威直接以法律规则的方式进入到乡村社会时,新的"习惯"就会凭借国家强制力的存在而加速其生成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互动过程,习惯的固守和演进总是在不断形成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表达方式。

5.1

为了验证有关调查结果,决定扩大调查范围。

1月26日,到衡阳师院政教系,将500份调查表发给学生并进行了简短的讲座。

1月27日,到农民进城打工较集中的建筑工地、饭店对进城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培训了6名文化程度较高者,让他们回家过春节时带回填写。晚有华师外语系学生小李来访(永州人,对农村问题感兴趣)。

1月28日,上午同小任和小李一同谈中国农民问题和社会调查。

1月29日,小任与小李各带50份调查表到永州和湖北当阳。

2月3日晚,到衡阳市开发区建筑工地将80份调查表交衡阳县进城打工农民许某带回乡。

2月4日下午,就保甲制度,访衡阳名士何老(祁东人,85岁,国民党军政大学毕业,曾参与衡阳市志、祁东县志的修编工作)。何老言,在民国时期,保甲选举还是很认真的,先由大家选,再由政府认可。

2月6日下午,就衡阳市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访原祁东县委何书记。何言,作为县一级财政主要还是靠工商税。

2月8日下午,与衡山县办公室陈副主任通电话,商谈参加 2000年衡山县三级干部大会事宜。

2月8日晚,电话访问湘潭县花石镇财务所彭会计了解乡镇财政的关系。据言,该镇财政在全国属于试点镇,现在镇一级财政实行包干,是先国家后乡镇的办法:国税不满地税补,地税不满财政补。一些乡镇财政还是很困难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是经常的事,但作为乡镇负责人根本不在意那几个工资,每年的红包钱就够他们开销。

到2月10日止,共发出《中国乡村社会调查表(村民卷)》1700份,其中,白果镇绍庄村和同兴村、白果镇集市共发表400份。衡阳师院政教系学生带回调查表800份,到衡阳市打工的民工填表100份,由民工带回乡的300份。

2月17日,上午,与衡阳师范学院政教系谭副主任、曾老师、衡阳市教委职教科李科长,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小陈共同讨论乡村社会调查问题。下午,接北京天则研究所一刘先生电话,告知,该所对农村问题非常感兴趣,也有意将湖南农村问题作为调查点,希望将有关情况告知。晚和徐勇教授通电话汇报此事。徐教授说,可以与天则所交换材料,但最好先将报告邮到华师中国农村问题中心。

2月18日,将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打印邮寄给徐勇教授。

2月20日至23日,到南岳、衡山和湘潭。核实湘潭有关资料。

2月26日下午,访原祁东县委副书记现祁东县人大彭主任,谈农村目前的政治状况。彭认为,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资源的状况、性质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农村党组织成为了一个并不对所有村民开放的政治垄断组织,许多地方多年不发展党员,如果要发展也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2月28日到衡山核实1999年绍庄村的财务状况。据村周秘书提供的数据,1999年全村收入合计为8486.9元。其中:村林场桔子收入611.6元;村林场李子收入340元;村提留入账6405.3元。(每一村民10元);机房管理收入100元;林场收建房补偿费 1000元。村其他收入30元。1999年支出:管理费支出337.8元 (招待费);还修隧洞贷款6993.5元;管理费支出504.6元(村干部和党员、组长开会办餐费);经营支出1541.2元(维修路和电);其

他支出1389.9元;管理支出1077.2元;其他管理费支出2744.6元(发给党员每人一年20元,组长每人每年180元,其他村干每人每年80元)。共计亏损18050.4元(含1999年以前村亏损 11947.9元)。下午6时,接衡阳师范学院许副院长和刘教授电话回衡。晚与刘教授详谈乡村社会调查事宜。刘是治学严谨的地理学家,对中国农村村落建设深有研究。谈到中国古代村落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时,刘教授认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宗法礼教观念、风水模式和防御意识是中国农村村落建设中最为深刻的影响因素。刘此论值得注意。因为,现在农村政治结构的边界往往与自然村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村落的形成过程及其相关因素,是否也参合于政治过程的变迁之中呢?

2月29日至3月4日到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处理农庄事件和洽谈农产品交易网事宜并参加了自治区召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表彰大会。

3月5日,给徐勇教授电话,汇报最新研究动态和思路。

3月8日,接徐勇教授电话,告知3月9日晚11时到衡(461次车)。

3月9日下午5时,华中师大科社所硕士研究生任江华来衡。晚11时20分,徐勇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徐增阳来衡。

5.2

3月10日早,陪徐勇教授、小徐和小任一同到衡山。上午11时,到衡山宾馆。与罗副书记、付副县长在608室进行了座谈。下午,衡山县民政局党组成书记、赵副局长,基政彭股长等人来608室座谈。成原在乡镇任职多年,到民政局任党组书记之前,任衡山县店门镇书记。他在与徐勇教授的讨论中认为,村民自治特别是实行海选后,选举上来的人有可能不符合组织意图,但乡镇干部应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问题,调整工作的思路,想办法与新选出来的人搞好沟通,把组织的意图贯穿村干部工作中去。可以看出,作为县民政干部的成书记,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已完全不同于乡镇负责人。

下午4时30分,徐勇教授在我和县委办陈副主任及小徐陪同下,参观了毛泽建烈士之墓。徐勇教授冒雨登上墓台,分别与我们合影。之后,我们到了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时召开会议的康王庙,可惜这一文物单位的看守人却不知去向,只得在门外合影而归。

回宾馆后,白果镇党委彭书记和杨镇长因参加衡山县三讲动员会来到县城,闻讯来到608室,与徐勇教授讨论村民自治问题。

彭书记认为,现在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所以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其一,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存在普遍的素质低下,村民不可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选举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并不能将真正带领自己致富的人选为村干部。其二,村民自治的很多制度都是针对乡镇党政的。特别是目前乡村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农民为了其自身利益就有可能与乡镇政府对抗,而乡镇干部又没有办法。国家如果没有了乡镇党政,还会有希望吗?其三,村民自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在村一级实行党政分开,可事实上在目前的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在村一级搞

党政分开,村委会的权力就会超过村党支部,乡镇党组织就会失去对村一级政权的控制。

针对彭的观点,徐勇教授要我谈谈看法。于是,我说:自民国以来,国家治理乡村社会总的趋势是体制性下沉,其原因主要是在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员,需要从农村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不能简单地依赖于行政性权力,应更多地依靠法制性力量,这就要求国家机关的功能性下沉。村民自治就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宏观的经济背景下、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因而,我们要理解和认识村民自治,就不能脱离这个大的历史性背景。具体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家庭作为经济单元,使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了其利益所在。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独立的法律人格者的产生,是民主制度赖以生成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利益相关性,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存在,使乡村社会有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公社制度解体后,乡村社会在管理上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国家在村民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设计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较理想化的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止反映了上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咱治制度与西方民主理念的结合。当然,村民自治作为国家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目前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际运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对村民个人民主权利的尊重和肯定,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晚,徐勇教授听取了我最近的研究汇报。他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也要注意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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