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二)

 《岳村政治》

5.3

3月11日早上8时30分,同徐勇教授、徐增阳和任江华向白果镇进发。早春之雨和着晨风有一股寒意。为安全计,用了2个多小时才走完32公里,快11时才到白果镇镇政府。由于是星期六,诺大的镇政府空无一人。四处寻找,也不见相约在此等候的李副镇长。可到白果街上李家一问,才知李在镇"第一国策楼"(计划生育楼)迎接从县城来的计生协会干部,只得返回相见。根据徐勇教授的意见,决定与李副镇长一同先到绍庄村。在车上,李说,本来镇计生办已有工作人员7人,现在县里又派了1名,但县里面只发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其他的都需要由镇里解决。现在镇财政又这样困难,长期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我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接收呢?李答,不接收不行。县里面要派人来,镇书记和镇长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书记和镇长答应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还有什么话说。

到绍庄村路上,经过岳北农工会旧址,停车前往礼拜。在岳北农工会旧址,徐勇教授非常仔细地看完了全部展品,对1923年岳北农工会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地位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评述,并详细地了解了当年毛泽东衡山之行。当看到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与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时,徐教授感慨万千地说,在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们中,事实上只有毛泽东真正深人到了农村而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陈独秀只是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却并不能领会毛泽东

的思想。

离开岳北农工会旧址,到了绍庄,将车停在村口,步行到农户杨某的家。徐教授很有兴趣地对杨家进行了一番观察。对杨家正房的先祖灵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在听到杨家关于其外来户时,对杨家祖先的情况了解很细。在有了一定的交流之后,徐教授提出了承包责任制前后对比的问题。杨家夫妻一致认为,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杨妻特别强调,如果不搞承包责任制,杨某身体那样差,可能早就没有命了。她非常激动地说,在生产队时期,家里孩子还小,老杨又有病,一年下来,全家反欠生产队800斤粮食。现在情况好了,但还是怕有一个天灾人祸。徐教授听到此,对我说,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生产队时期就很不健全,现在实行承包制后,家庭保险功能的加强,但社会保障体制也应该有所发展。此问题值得注意。

在绍庄村村委会办公室,徐勇教授指着满地灰尘笑着说,看来,此村已很久不开堂理事了。刚出村办公室,村秘书在小任的陪同下找到了我们,并一同来到杨某家。杨刚从外行医而归,相见甚感亲切。徐教授详细地问了他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家正言谈高兴,有一中年男子很急地赶来,经杨介绍,原来是杨的表兄,15年前曾任过绍庄村的村长,现为镇办企业的当家人。来者忙解释说,看见有人往杨家走,还认为是来处理法轮功案子的,因为杨的堂侄因法轮功一事被公安局关押起来了。没有想到法轮功已经深入到了乡村社会。

座谈到12时30分,回白果镇。立成从湘潭赶到白果,带来了我要的湘乡县志。徐教授看到后,很高兴,并说,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应好好研究一下地方志。下午,因天下着雨,租一旧吉普车到同兴村。当吉普车在山间泥道上行驶时,我们全车人都显得很紧张,一句话都不敢说,生怕影响司机的注意力而发生事故。好在司机驾驶水平还可以,总算平安到达同兴村村委会所在地--同兴村小学。徐教授向同兴村村支书和村主任了解了村里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去年初选举的情况。离开同兴村后,我们来到了民国时期湖南大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当年在方园百里都显威风的赵府已面目全非,徐教授指点着赵家后山说,此处风水有问题,后山开了一道口,说明赵家必定后院起火。我们都明白徐教授是指岳北农工会领导10万会员造"赵省长"的反一事。

夜宿白果街一村民开的家庭式的"明星酒家"。面对这些没有暖气的房间和潮湿的被子,徐勇教授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些人长期下乡,有一个地方吃住就行了,我看"明星酒家"就很好。我们只花 10元钱就住进了白果街的"国宾馆",也算捡了一个大便宜。

5.4

3月12日早,我们一行五人决定沿当年毛泽东南下之路北上。

从白果镇北上,开始还是油路,进入湘潭县后,路就比较难走了。经过近一个多小时,车才走了20多公里到达湘潭县的青山桥。青山桥位于湘潭的西北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此搞社会调查时曾说,"青山桥青山不青"。对此,地方志虽没有记载,当地百姓却传得很神。现在的青山桥以生产皮制品特别是皮鞋而出名,所以,在青山桥集镇上,有,一座非常显眼的"皮鞋大厦"。

过青山桥集市,就进入到山路,上山下山,过校场和分水,很是危险。经过约10公里,在一下山处,泥路突然变成了油路。立成说,此处已为湘乡县界。入湘乡后过横铺,到湘乡县城已是中午 11时30分。我们到了湘乡县总工会大院,即分头行动。立成去找此处的熟人取些资料。我陪徐勇教授、小徐、小任参观湘军根据地湘乡县城。湘乡县城甚为发达。大家边走边讨论起曾国藩的团练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当我告诉大家,曾国藩故居已属双峰县管辖,大家都表示惊叹,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曾国藩是湘乡人,今天却变成了双峰人。徐勇教授开玩笑说,此曾国藩,已非彼曾文正了。

立成从湘乡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处帮我找到了一部同治版湘乡县志(打印稿)。得此书,非常高兴。





离开湘乡县城,沿320国道北行,又回湘潭县界,当看到"欢迎你到彭德怀元帅故居参观"的状招牌时,我们便下了320国道,沿小油路行19公里,到湘潭的鸟石村。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此村的彭家围子。1913;年参加饥民闹粜被通缉离家出走。不想这一走,却走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走进由邓小平题名的元帅故居,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小院。故居不见讲解员,当地开饭馆的村民用非常难听懂的方言向我们讲述"老总"传奇的历史。据他们说,彭德怀家原只有三间茅屋,在彭老总参加湘军并担任代理营长时,寄回了400个大洋为两个弟弟修了这座有15间房子的院子。我问,彭当时只是个代理营长,如何有这许多银洋。当地的村民很不高兴地说,大概是下面的士兵看到老总家苦而为拍马屁寄的钱。在参观故居左面的灶房时(彭家院子是彭总为两个弟弟修的,所以从正房中线为界而一分为二,两边设计基本上相同,有两个灶房),在灶台边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彭德怀1974年写的8万言书原稿埋藏处。据村民们介绍说,在彭受难之时,彭德怀侄女将他写给中央的信冒险从北京带回彭家院子而埋在此处,在彭德怀平反后才从此处取回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听到此,一种莫名的难过涌上心头。想来彭老总曾在中国横刀立马,而中国也如此之大,其战友和部下又如此之多,可到落难之时,却只有自家的灶堂成为了最为安全的寄物之所。看来,农民革命家不管身处何地,建在故乡土地上的家,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禁想起彭德怀在1958年12月身居高位和1961年11月已罢高官两次回到家乡,不知是否也有此意义?

参观完故居,买"万言书"四份。村民们将我们带到彭德怀两个弟弟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墓地。两烈士都是在1940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的。此时已国共合作,彭已掌中共大权,也算国民党的大官,湘潭的国民党为何还要下此毒手呢?值得究问。

在故居后面的"故居饭馆"吃午饭。饭菜的质量好,价格便宜。

参观彭德怀墓和彭德怀纪念园。墓为新修,在故居左则。纪念园规模宏大。

从彭德怀元帅的故居到毛泽东故居韶山约40公里。一路春风。

下午5时到韶山。尚未下车,各小商贩就群起而围之。在广场附近一个体老板处就餐,饭菜质量差不说,价格也极贵。问及老板,答曰,这是旅游区,东西肯定要比其他地方贵。夜宿韶山宾馆。 13日早,参观了毛泽东1927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召开座谈会的毛鉴公祠堂。参观滴水洞,礼拜毛泽东祖坟。没有想到在祖坟旁,有众多小商贩,好似一个小集市。深为毛家祖先不得安宁而忧。商议离开韶山前往宁乡。然而,车下山尚未进入广场,突然从旁跑出一个大汉,双手叉腰,立在公路中央,只得停车。大汉不由分说坐在车头上,大叫一些听不明白的话。还是立成下车后询问良久才搞明白,此人要收停车费。我们解释说,是刚从滴水洞下来的,没有在此处停车。不想大汉听后黑着脸,一个劲用拳头敲击车头,大叫说"你这不是停了吗?"见状,忙付10元,才得以脱身。徐教授见此情感慨地说,毛泽东一生不爱金钱,而现在的韶山冲却已沉没在金钱之中,且为了金钱可如此不择手段。在韶山路口,立成下车回湘潭。

到了花明楼,心情才有所好转。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建得很有气势。拾级而上,两旁风景甚好。在刘少奇故居对面的刘家饭店午餐,店主杨某朴实可爱。介绍了"刘主席"的许多故事,也表明了对时事的看法。当问及农民负担等问题时,他语出惊人说,"如果不交农业税费,谁给你办营业执照。"徐教授问详情。我就介绍了白果等地类似的控制手段。徐勇教授认为,对此要充分注意。

下午到长沙,路过雷锋家乡,进纪念馆参观。

13日晚8时17分,徐勇教授和小徐从长沙火车站乘461次,前往广西挖掘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的有关史实。小任回武汉,我前往湖南师范大学拜访了法学院的周教授。 5.5

这次陪徐勇教授考察,感受很多。

其一,有关乡村社会调查的方法。徐勇教授非常注意从细少的事情中去挖掘历史事件的背景,并以此作为与村民交流的切入点。这种由细而人的调查技巧,非常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其二,实证研究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知识积累。徐勇教授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都能体现其理论的厚度。而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也看见了,却未能领悟出其中的理论价值。究其原因,主要是理论修养不够。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的分析框架,所谓的实证研究就会搞成材料的积累。

6.1

决定对新时期的农民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事件及新"农民领袖"现象进行考察。因这一问题特别敏感,难度应该很大。

3月14日,在湘潭友人的陪同下到湘潭市民政局。接待我们的是主管纪检工作的副局长,一听我是来调查有关村民自治和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就非常警惕和紧张。见此情,我感到很难得到真实可信的材料。为免大家不快,决定先交朋友,以后再谈调查之事。

3月16日,到衡阳市委党校找陈副教授和衡阳师院邓教授请教有关农村政治势力的变迁史。3月17日至19日,到衡阳县渣江镇了解1998年发生的一起农民群体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

6.2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

范某,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范房组村民,家有5人,除妻外,还有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所以只分得4人的田,为2.63亩。去年收3200多斤粮食,副业收入主要有养牲猪一头,约200斤,收入计800元,土产收入700多元。

彭某,衡阳县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周冲村上曹门小组村民,家有5人,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只分了4人的田,为2.6亩。去年收2500多斤粮食,副业收入基本上没有,曾养一头母猪亏将1000元,主要由于有的猪仔死了和猪仔的价格太低。因为家里田少,去年在外面打工,除了生活开支外有1000多元。因1996年买了假种子减产后,家里经济开始出现困难,现在共欠近万元债,其中有贷款4400元。小孩上学读书都没有钱交学费。

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范答:在邓小平刚改革开放时,农民的负担并不重,只有3至 5元。在199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现在已承受不起了。 1998年我们全组131人,共交镇村统筹和提留8500元,农技服务 131元,村机耕路电工工资、护林工资524元,1997年和1998年两年牲猪税2620元,共计11755万元,人均89.73元。农业税3184元,特产税1758元,共计4942元,人均37.72元。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低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比如我们邻村的一个村民汤某,不仅被打,而且带到政府去坐了两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完全背出来的)。有的农民提出来,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农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30多岁,当过兵,初中毕业)当头,没有设立具体的职务,怕别人说成非法组织,全都叫减负代表,决定主要宣传党的政策。首先在集市上宣传(大概是1998年农历9月23日,那天赶集),用了高音喇叭(是减负代表和有些农户自愿出钱租的),主要是读文件。在宣传的时候,管区干部来了,不准读。为了怕冲突,我们就没有读了。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里请了两中巴(60人)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减负组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彭等人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座谈,彭听说有县里干部后,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有来。管区干部同减负组谈判时,将减负代表分开,每人一间

房谈。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因其家离乡政府只有半里路)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人围得越来越多,管区干部见状,只好将谈判的代表放了。这件事之后,减负组自动散了。彭某起诉到渣江镇法庭,法院最后判决渣江镇赔了钱。

在农历10月底,由盐田责任区主任组织香冲村村干部到农民家收款。村民因为都知道政策了,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摊派拒绝缴纳。有村干部殴打了一村民,被打村民就请部分原来的减负组代表与村干部交涉(彭:我们两人都去了),彭某说,不合理的负担坚决不交,合理的负担是我们农民应尽的义务。这样就和干部发生争论。管区主任打电话到渣江镇说我们围攻他们。这时已经是晚上9时,镇里面来了一部吉普车。(问:是不是你们不让管区干部离开?彭:群众都围着他们讲理,走不了。)镇干部来了之后,没有进屋。等了不久又到了一部车子,下来的人殴打了减负组一名代表,所以减负组将他们围住,他们说是派出所的,到这里来了解情况。群众就质问说为什么打人。他们说没有打。我们就要他们去处理管区干部打人的事,他们坚决不去。后又来了一辆法院的车子。我们讲明了情况后,法院的车子就走了。这时人越来越多,我们减负组怕出事,都离开了现场。群众一多,就有人起哄,把两辆车翻了过来。这件事之后,镇干部开始捉人。把洪某等人捉走了,并判了刑。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1(元月17日),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问:为什么减负组没有活动了?

范答:怕打。而且,组织起来减负,得到好处是全体村民的,出了问题是自己的。当然,虽然减负组没有活动了,还是有人上访。上访后还是有点效果,省市都来了调查组,县里还下了文撤了镇党委书记的职,给予县驻镇整治工作队队长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镇长行政记过处分,并向全县通报。但事实上,这些处分都是假的,演给农民看的,听说撤职的镇书记到县里面当官去了。但被打了的还是白挨打了,政府根本没有补偿。

问:你们现在是否上访?

范答:想是想上访,但一个没有钱,另一个没有什么用。

彭答:主要是没有经济援助,没有钱告状。老婆孩子也不同意去搞这些对自己无益的事。个人来为社会上服务要有能力。

问:群众对你们减负组和减负代表如何看待?

彭答:群众还是支持的,如果没有群众支持的话,我们这些减负代表不死也有一层皮脱。现在群众评价还是好的,但感到我们这些人没有能力,不可能搞出名堂来,所以很多人劝我们不要搞

了。我们这些减负代表由于自己受了委屈,花了钱、挨了打,又没有人为我们作主,也就不想再搞了。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了,只有和大家一起受欺负。

问:你们村里搞村民选举了没有?

范答:去年搞了,但并不民主。选村干部是以组为单位,没有开村民大会,每个组把票收走,没有当面开票。每家每户去收票,大家填的票他们都知道,所以为了面子等原因大家投的票没有反映自己的意愿。

问:假如开村民大会选村干部的话,你们这些减负代表是否能选上呢?

彭答:还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被选上的话,镇干部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没有机会那样贪。所以,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当选。

问:你们如何看待村干部?

范答:现在的村干部讲不得,已经不是原来毛主席手下的那些干部了,他们不为村民讲话,也不去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

彭答:现在农村干部到镇一级都一个样。他们请社会上那些流氓欺负农民,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讲理。

问:你们找我除了反映这些情况外,还有什么事?

范答:主要想讲洪某这件案子,将洪某判刑不合理,良心上过不去。洪某是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军人。

最后,我反复强调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感谢他们能向我提供这些情况。但是,对这些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并不一定能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可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会珍惜他们的信任。

上述谈话记录,我当时就打印了一份交给范等人,他们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6.3

3月20-21日,到株洲市及醴陵市了解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的成长道路。醴陵为李立三故乡。在当年的农民运动时,这里曾出现过很多农民领袖。近年来,该市经济有所发展,消费很高,紧靠市政府的仙园宾馆客满,难寻安身之所。

3月22日,访株洲市志办李主任和陈副主任。同李探讨了中国农民领袖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作用。

3月23日,到湘潭市,同王立成到湘潭县民政局,了解村民自治过程中农民非组织行为等问题。县民政局办公室赵主任和基层政权股王先生谈村民自治与农民新时期的组织形式。赵介绍了日前湘潭因村民自治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他认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一般都能及时处理。但对村民自治中因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不和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却很难有所作为。

3月24口27日,前往宁乡道林,访问有关农民减负代表多人。

6.4

3月31日晚,刚从外地回衡,来不及整理行装,衡阳县三农民来访。其中一人为上次来的范某。据范介绍,来者中就有他们减负代表中的首要人物彭某。

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某才愿意与我相见。

首先,我向他们讲明我这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现阶段农民生活状况,记录历史,研究现实,而且这是纯学术研究。彭听了后说,"我们知道你是搞研究的,无权无势,我们并不希望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些农民,听听我们心里想些什么。但是,我对你还是有一个请求。"接着他拿起我桌上的一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编》,希望我能送给他。在我表示同意后,他很高兴将书收藏起来。

问:请问你的基本情况。

彭答:我是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 1978年高中毕业,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转业回家。 1983年结婚。爱人是本地农民。现在家里四口人,种了3.2亩地。

问:你对农民现阶段的负担有什么看法?

彭答:总的说是农民负担过重。主要表现是,为了多收农民的钱,基层政府有意提高农民纯收入,乱设摊派项目,欺上瞒下。我们的要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把乱收的项目减掉。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

彭答:1998年农历9月15日,直接到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

问:你为什么想到处上访?

彭答:因为我看到社会现实和国家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认为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讲几句公道话。

问:是你一个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里有三个人。

问:那么说,在上访前就有组织和动员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大家宣传政策和说明情况,在一次村民小组开会时,我读了江泽民的讲话,宣讲了湖南省委书记有关农民收费标准和项目的讲话。村民们听了之后,愤愤不平。有的群众说,你如果能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将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我们愿意出钱请你上访。这个事很快就传开了,有许多群众来找我。有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也来找我。根据群众这些要求,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基本上保证每个村都有 1人),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最后决定,第一步行动就是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上访。会后,我们以盐田责任区13村农民的名义写成了"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约有600多户村民签名盖章,占总户的1/3左右,如果政府干部不到处干扰,起码有90%以上的村民都会同意这个报告。同意这些报告的人有干部、有党员、还有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同时,大家出了340元钱给我们作为上访费用。

在上访时,省有关负责同志都在我们报告上批了字,拿了一些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给我们,要求市县按具体情况减轻农民负担,接待上访代表。我们拿着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阳市,又找了政法、纪委、信访、劳动局和地税局(因为衡阳县收了我们的打工费和按人头收了牲猪费,所以就找劳动局和地税局),这些部门没有下批文,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因为考虑到县里没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到省市上访,惊动了管区干部。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就采取各种方式威胁一些减负代表。这样,一些减负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后只有6人愿意继续干。上访回来后,我们这6人开会,分析了到省市上访的有关情况,决定展开全面宣传,要把党的政策让每家每户都知道。

18日,在赶集时,我们就到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减负的文件。在我读文件时,管区干部将电停了。我们就租了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这样就把宣传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日,副镇长和人大主任找我谈,说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通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们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我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们答应和谈。考虑到影响,我们决定暂时不上街宣传。

23日,管区与我和其他代表和谈。那天镇里请了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我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谈,我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

有来。管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管区主任打了减负代表彭某。这时有人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说后,认为是我挨打了,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我的爱人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后来,在群众的要求下,乡干部将她送到医院。

由于我爱人受了伤,我就没有精力组织减负代表进行活动,大家就散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许多群众到医院来看我爱人,我很感动,决心还要为农民做事。我爱人住了16天医院出院后,各村组织减负代表又来请求我继续出面组织大家。我也决定把宣传工作做下去。我参加了两个村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减负活动。后来,发生了打我和群众推翻了车子等事件,我们减负代表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问:你认为你们这些减负活动有什么效果?

彭答:效果还是有。首先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都认为政策是英明的,就是基层干部腐败造成的;其次,基层干部的行为比以前要好一些。

问:你在组织农民减负时有什么体会?

彭答:农民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是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都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主要是基层干部的镇压和没有经济条件,农民文化素质跟刁;上,农民还是听话的,都怕事,容易满足。

问:你认为现在村民自治组织能不能代表农民说话?

彭答:按政策应该是真正的村民民主选举,但现在并不是,而是凭关系当村干部,所以很难替老百姓说话和办实事。

彭最后表示,尽管基层干部对我们镇压,我们这些减负代表,有判刑的,有挨打的,但我还是要为农民做事和说话。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帮我们说话的。在部队时,我是班长,现在我是农民,我出于公心、出于良心,为维护共产党的声誉才这样做。如果谁都不管社会上的不平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谈完话,我按惯例将谈话记录稿当面打印了一份给彭等人。他们将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彭某等人的申诉材料留给了我。在送他们走时,他们一再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了解情况。范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湖南省减负组织已经实现了"联网",只要你去调查,村民们的斗志就会更高。听此言,考虑到这个村目前的情况,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找他们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听我这样说有点失望。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充满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6.5

4月1日至10日到衡阳市祁东县。

这个县在1996年曾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冲击乡镇党政机关事件。在县人大负责人处得到了当时省委调查材料,并查阅了有关新闻报道,访问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事情经过大体如下:1996年7月5日,河洲镇副书记刘某、纪委书记申某等7名乡镇干部乘吉普车和摩托车从该镇公馆村搞计划生育工作返回镇政府时,顺路到陶金村支部书记陈某家,了解该村的建校集资款收交情况。陈说收不上,因退下来的村干部不交,其他群众也不交。刘某、申某随即找原任村支书谈话,谈话不到一分钟时,该村有4个地方鸣锣,一下子来了近700村民,将7个镇干部团团围住谩骂,并将吉普车玻璃砸烂,把摩托车推人池塘,围攻时间长达3个小时。第二天,县镇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7月7日,村委会副主任陈某在马路边与另一村民谈话,被村民发现、误认为是村干部在站岗,又鸣锣,来了150人,冲击陈家,将陈家的部分门窗砸烂。为此,县里加派工作队,在该村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会议,分别做了主要肇事者的工作。7月18日县公安局决定对5名主要责任人进行治安处罚,由河洲镇派出所教导员雷某发传票传讯,雷某一下车,就遭到了300名群众的围攻,传票被撕毁。县又三次派工作队进村调查,并于8月11日,召开公、检、法、司四长会议,决定对砸车、呜锣、打人的5名为首人员进行治安拘留(其中1人是减负政策宣传组织者)。8月21日凌晨2点,在河洲镇计生办副主任富某的引导下,县公安局100多名公安干警在陶金村、太子塘村将被传讯的人强行带走。雷某在回镇的路上,被太子塘村村民抓走做人质。这时太子塘村又来了近100人,与陶金村村民汇合,近300人冲击镇政府,将镇政府大门两侧

悬挂的5块招牌全部砸烂,打伤了镇企业办主任张某。之后,又分别冲击了镇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任等3人的私人住宅。随着事态扩大,衡阳市和祁东县领导都不得不亲自处理。祁东县委书记到事发处协调,在700多农民强烈要求下,当即表态退回多收的农民教育集资款,成立减轻农民负担调查组和事件实况调查组。

这样,河洲事件得到了解决。可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

1996年9月5日该县步云桥镇油落井村村民曾某、艮洲村曾某、三官村陈某到各自的村串联,并定于本日晚在艮洲自筹资金放电影,宣讲湘发[1996]9号文件,组织群众抗缴集资款和到镇政府请愿,镇政府知情后,派出6名镇干部赶赴艮洲村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晚9时,落井村村民曾某在放电影时号召村民每户去1人集中到镇政府游行、示威、请愿。大约9时半,部分村民将镇跃进牌工具车掀翻在地,并追赶镇干部,后冲进三官村支书和村主任家,将部分门窗打坏。9月7日,落井村的曾某和三官村陈某、及原鸟堂村党支部书记曾某等人组织600多人,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在街上示威后到镇政府请愿,要求与镇书记、镇长对话。此时围观群众有3000多。就在镇书记与代表进行对话时,少数人冲进了镇财政所,砸坏了部分办公室的门窗玻璃。直到下午6时,上访群众才相继离去。9月11日上午,该县的砖塘镇以黄丫桥村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到乡政府请愿、要求减负,其中有10多人将大门两侧悬挂的镇党委和镇政府牌子砸烂,并闯进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副书记的家里,要求镇领导讲清楚。9月12日该县蒋家桥镇200多群众游行上访。由于该镇党委书记拒不见群众,少数人动手将镇政府的牌子和部分办公室门窗玻璃打烂,并冲进镇党委书记家里将部分财产打烂并放火烧掉。9月14日该县城连墟乡700多名群众打着标语口号来到乡政府,要求乡政府退款,并与乡干部发生争执,将会议室的茶具和部门办公室的门窗打烂。同日,灵官镇也有数百名群众到镇上游行和冲击镇政府。

据有关部门统计,祁东县这次农民群体冲击乡镇党政的事件,直接参与群众近万名,共有48户、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达到34.4万元。面对农民不可阻拦之势,各级政府最后只得以退款来平息事态。在事发后的半个月内,全县共清退各种不合理负担款2520.7万元,人均退款达 31.41元,其中清退教育和公路集资款2166万元,人均26.41元。之后,又从公检法司中抽人成立了6个专案组,关押了41名在这次事件中参与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

湖南省委工作组认为,导致这起事件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有:

第一,农民负担过重。祁东县各乡镇大量存在增项收费、加码收费、随意收费、搭车收费、超前收费的情况。表面上看,该县 1996年农民承担的统筹提留只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3%,人均为52.01元,可在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多达15个,占上年人均收人的3.1%,两项合计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05%。其中,各级干部为了出政绩,不根据实际情况,以教育"双基达标"和公路建设等名义进行大面积集资,搞三年的经费一年收,灵官镇仅修公路集资就人均达50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足。祁东23个乡镇1996年在县里审批的方案之上加码收费的费用达到345.77元,最多的民兵训练费,全县多收达43.9万元,用于弥补财政缺口。灵官镇自立项目达6个,向农民人均收费14元。而且收费行为十分混乱。大部分乡镇没有填发《农民负担监督卡》,也没有向农民开收据,农业特产税、牲猪防疫税、屠宰税不按政策据实征收,而是按人头或田亩平摊,特别是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乡镇人均纯收入不到1200元,却还向农民人均收取6.7元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再就是部门乱摊派。蒋家桥镇仅上面各个部门摊派订阅的报刊就达80多种,共计 16万元。邮电部门对外打工人员寄回的汇款不及时兑付,有的农民为取一笔汇款要跑多次。步云桥镇农民曾某取一笔500元的汇款,邮局非要他订36元报刊,否则就不给取钱。河洲镇陶金村要求农民在7月3日至5日的三天内,按人均60元交清教育双基达标集资款,逾期不交的,就加罚15%,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

第二,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不细,态度生硬,方法简单,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少数乡镇干部在催粮、收款、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作风粗暴、动不动就抬东西,甚至打骂群众,伤了农民的心。农民对此十分反感,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如砖塘镇双江村村民刘某,1991年因10元教育附加费未交,乡于部将他铐进乡政府,并关进铁笼子,后设法跑了出来。在这次事件中,他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同志们我来迟了,这几块牌子留给我砸"。于是,一连砸了六块牌子。城连墟乡香花村8组的匡某,因1993年她儿子超生罚款没有钱,乡干部将她的棺材抬走了。在这次事件中,她手持拐棍带头冲砸。

第三,部分乡镇落实减负政策不力,缺乏政治敏锐力,也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有的乡镇主要负责人在获悉农民有请愿迹象后,不去做工作和采取退款等断然措施,而是找人急忙转移公私财产,自己也躲藏起来,不与农民见面。

6.6

4月11日至18日到宜章了解农民减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4月20日至29日到湘西了解农民减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6.7

通过一系列的了解,我发现,湖南近年来在湘北、湘中和湘南及湘西都发生过影响较大的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现就这类事件的原因、特征及对策分析如下:

第一,利益冲突是这些事件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这些事件直接的诱因,无论是经济上的(农民负担)、还是政治上的(村民自治),都反映了目前乡村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状况。





一切利益冲突都与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失衡有关。自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不再仅仅是消费单位,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农民经济上相对的自由,其自主性行为不断加强。农民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惟命是从了,而是敢说敢为。这主要的是由于农民对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自主行为,势必影响到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社会管理。同时,国家实行了"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县乡政府及其各部门也从单一的国家利益体系中分化出来。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各级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众多,行政经费入不敷出,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还是农村的税赋、摊派收入,因此,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平衡处于巨大的压力时候,加重农民负担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县乡级政府,面对的是分散而又数量众多的农村家庭经营的利益群体,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在不对称的信息状况下,他们有将权力和组织力量运用到极限的条件。由于政府处于权力的垄断地位,具有绝对权威信,作为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各级官员也居于特殊的位置,手中握有对社会某一部分人行使的大权,而各类法律、行政、舆论监督机制对官员的约束作用又不强,从而使得行为不规范的官员们成本很低,收益很高。相反,高尚的行为却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变得成本高昂,收益极不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分布,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的刺激,基层党政干部个人修养不高等原因,造成乡镇干部会利用手中权力直接、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济私等个体化的不规范行为泛滥。

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墓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湘中某县在收取农民的上交提留时,因搬一村民家的东西而发生争斗,导致村民在被打伤后自杀身亡,此事发生后,上千名村民到县政府要求给个说法,使县委和县政府有数星期都无法正常工作。祁东事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乡村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及基层党政的行为失范并因此对乡村权威结构的冲击,是目前农村发生的村民对抗地方党政的群体性事件之根本性原因。

第二,制度性错位和地方权威的产生,是这类事件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些群体性事件具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组织性对抗,一般都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深入研究这些地方权威的产生过程及其在农村权威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些事件的发生。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目的是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我们在对湘中那起因死人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查时发现,虽然出头露面是死者的亲属,而事实上从提出要求和组织村民到县政府吃喝都有"高人指点",只不过与那些经过组织发动的自觉性组织不同的是,这些人大都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的。这些被农民视为"好汉"、"高人"的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30岁至45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还有少数党员或退休或已离职的村干部参与其中;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他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

而造就这些体制外的农民利益代盲人,主要是由于制度错位。也就是说,当国家的正式制度无法满足村民的利益需求时,在地方权威人士的运作下,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就会产生。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改体后,国家建立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目标的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让村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它还是乡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难代表农民说话。农民缺乏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代言人。不仅如此,农民在寻求国家正式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护也十分困难。一般来说,农民认为县和乡镇级政府是他们合法权益的侵害者,于是,他们往往开始采取上访的形式到省市甚至中央去寻求保护。而事实上,只要不发生特别突出的事件,这些上级部门大都作些原则性的答复或批转到县乡政府处理。可那些基层政府是很难对自己或下属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更不说有合理的处理了。有时反而引起他们采取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对待上访者。同样,农民寻求法律保护也一样无效。近几年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了许多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的政策及法律、法规,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者大都是以基层政府的身份出现的,在中国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法机关也是不能站在保护农民合法权利的立场来处理这类案件的。这不只是权大于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类案件关系到法院的利益。正如某县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所说,"法院如果要判政府收上交提留违法,那么它下个月就不要到政府来领工资了。"

由于农民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性权威就会逐渐丧失。体制外的地方权威也就相应地产生。那些对党和国家政策有所了解的村民,特别对农民负担问题有很深的感悟,一旦他们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时,都有表达这种"见识"的强烈欲望,由于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并有条理地表达村民的利益所在,并敢于批评基层党政加重农民负担的失范行为,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产生影响,成为乡村社会舆论的中心,村民们在许多方面希望借助于他们的"见识",并自愿接受他们的影响和指导,这样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集体性组织力量。这种通过"见识"效应逐渐在村民中树立起威信之所以特别有效,主要是在目前的农村普遍存在农民与基层党政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基层党政凭借其信息优势和强制性的权力,将不合理、不合法的农民负担说成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完全处于被动的农民,迫切需要这些"觉悟者"的指点。当村民们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时,就希望这些人能代表他们在减轻农民负担上有所作为。而一旦发生诱导性事件,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地方权威人士就会成为组织领导者,率领村民与基层党政展开对抗。

就这些"觉悟者"本身而言,他们开始向村民们表达自己的"见识"时,虽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上交提留的经济目的,但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见识",而随着自己因这些"见识"受到的尊敬及影响力的不断强化,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他们就成了组织并代表农民上访,帮助农民与收上交提留的乡镇村干部谈判(农民称为帮助吵

架)的角色。当这种角色不断被提升和神圣化时,就不能再简单地用金钱和财富这类来评价他们的行为了。因为,"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需求是通过收入、权力、声望、机会、福利等要素综合反映和体现的。"事实上,他们为组织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往往要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声望,也就是面子。特别当他们受到基层政府的打击后,为争个说法而维护面子的因素就更为突出。

第三,对这些事件,村民和各级党政组织以及理论界都有不同的看法。

村民对此类事件的认识有分歧。村民们普遍认为,现在农民负担太重,单个的村民又没有办法,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之感。总要有人出面来为农民讲话,主持正义。这些出头者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是"英雄好汉"。虽然他们组织上访并不一定起作用,如果闹出一些事情来,就会引起上级党政(省或中央一级)注意,农民负担也许会轻一点。有一位从县城退休回乡的原某机关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有许多腐败的干部,农民负担如此之重,就是乡镇那些贪官污吏造成的。对这些人,总要有人起来反对。"事实上,湘南某镇经过"减负代表"斗争,区镇主要负责人受到党纪处分之后,农民的负担有明显的减轻。因此,"减负代表"受到当地群众的尊重,也得到群众的保护。1998年,湘北某县组织由民警、税务人员和乡干部组成的30多人的行动队,深夜到某村拘留"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某,数百名村民为救出这位"农民英雄"与行动队发生了武力冲突,15名行动队人员被打伤,另外10人被迫脱衣承认"错误",最后有关部门只得将毛某放出,被围困近15小时的行动队员才得以脱身。但也有少部分村民认为,这些人出面组织农民对抗基层党政有个人目的,他们平时对政府干部不满,借农民负担问题做文章,其目的就是为了"搞钱"或"出气"。有个别人甚至认为,这些组织者有政治野心,"想学毛泽东,组织农民造反,做大官发大财。"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此类事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在具体的行动上均采取较克制的态度,特别当冲突性事件发生时,村干部大都采取了回避态度。按这些村干部的讲法,"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有必要为帮政府收款和村民作对。如果结了冤,你就别想在这里过日子。"因为减轻农民负担也关系到村干部的利益,少数村干部对那些因此而受到打击的村民表示同情,有的在经济上或行动上还暗中支持村民的反抗行为。乡镇一级党政负责人由于是事件直接对立面,总是从各个方面为自己的行为(主要的收取上交提留行为)进行辩护,将农民的对抗行为视为无理取闹,并希望对组织和领导者甚至参加者进行打击。而县级党政对此类事件较乡镇一级的态度有明显的缓和,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性。当事件发生后,对乡镇一级的行为多有批评,但只要事情没有引起更高一级的注意,大都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而对参加行动的村民采用安抚与加压的手段并用,希望将事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最好不引起上级党政的注意。曾发生过大规模农民与乡镇基层对抗的某县的县委书记就说:现在农村的基本问题是稳定问题,如果因收上交提留发生冲突,乡镇党政一定要做到克制,千万不能出事情,因为,这种事可大可小,只要惊动了上级党政特别是中央,那就不是发不发工资的问题了,而是要受到党纪国法处理了。县以上的地方党政也基本上采用控制影响的办法,最怕这类事件"通天"。

理论界对此类事件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农民领袖现象是对现实体制的冲击,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在,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另一种则认为,这恰恰是村民自我利益的觉醒,应该积极地培育这些体制外力量,以建立民间与政府谈判的机制。

通过调查,我还发现,农村体制外的政治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我国现行体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由于在乡村社会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权力和农民权利平衡机制,基层干部的不规则行为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农民只有采取"非正式组织"对抗形式以求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尽管村民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期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但是,村民要通过这种体制外的组织方式建立利益表达机制还是有很大的障碍。这些障碍是:(1)法律障碍。由于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大都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口号,在行动上又都表现为一定的克制,力求做到合理合法。法律机关除对那些参与打砸抢的个人依法进行打击外,对这些组织及组织者大都没有进行处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结社或成立组织需要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登记核准。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获得这种登记核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有的村民也提出了成立"农会"这类要求,均被否决。而没有取得合法身份,就只能成为体制外的民间自发性非正式组织。在中国当今乡村社会,尽管有许多体制外的民间自发性组织,如各种以修族谱为目的、以修庙为目的、以文化娱乐为目的各种组织,但由于这些组织的非政治性,所以各级政府采取了视而不见的默许态度。可对于动员村民以减负为目的的农民组织则极为关注,常以各种理由予以打击和镇压。(2)搭便车行为。中国的农民是天然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然而,他们在利益判断上的近视和投机主义行为决定了他们的搭便车行为大量存在。虽然他们普遍感到了农民负担重,也希望有人出头主张权利,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如果这种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负担,他们就会算计这种利益上的得失,大多会退出这种行动。也就是说,反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活动得到的收益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收益并不会因是否参加反抗行为而受到影响,可参加对抗基层政府的成本却主要由个人承担,因此,一旦需要为此付出实际性的代价时,单个的农民就不再"搭便车"。这种成本个人化而收益公众化的状况,就决定了这种体制外的组织生命力极为有限。目前,那些农民自发组织大都因无"活动经费"而不能开展活动这一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3)组织成本过高。由于我国农民受几千年小农经济下封建文化的影响,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缺乏参与、自主意识,相反却存在有崇官、拜官、怕官意识,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农民们还不习惯组织起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虽然那些组织领导者在村民之中属于"觉悟者",但文化素质还是普遍偏低,对自己的行动目标和方式缺乏系统的思考,更不要说具有管理一定组织的专门知识。因此,这些事件的领导者,一般将这些组织形态同秘密社团联系起来,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意识。组织内部的分工合作又缺乏系统性,其成员也不稳定。这些因素使这些体制外的农民组织的运作成本增加。因此在缺乏一定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会发生分化,有的甚至从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成为以"保护人"身份自居而欺压村民的流氓组织。(4)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呈负增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社会对这种集体行动的控制成本增加造成的。由于村民的这种集体行动在组织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松散性,并没有将每一个参加者真正纳入一定的组织体制之中。这种缺乏科层制约束的集体行动最容易发生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那些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造成的后果,大都并非组织领导者的意愿,他们甚至没有想像到"群众会做出那些事情出来"。湘西某市上千名村民在"好汉"黄某的率领下,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由,围堵当地市政府大门,部分村民出现了打砸抢的行为,有的冲进市委书记家抄家,使事件朝"非法"方向发展。祁东事件也是如此。

这些障碍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些体制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它作为一种利益行为的产物,还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体现了目前乡村社会利益冲突的状况,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更主要的表明了村民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组织"的需要。应该说,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对待这类事件,最为现实的对策就是,在树立国家权威的同时,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实现政治整合。

7.1

2000年5月1日上午,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康永久博士和衡阳师范学院政教系九七级五位同学来到衡山县白果镇,住白果街的农民开的家庭旅馆。

下午,前往绍庄村,同村周秘书座谈,并查阅保存在各家的族谱,以了解宗族情况。据周言,目前绍庄主要有三姓,可分为几族。周姓,汝南堂,80多人,20多户。李姓分为两宗,其中,山霞李,300多人,80多户。铁铺李40多人,9户。陇西堂,约9000人,现正在修族谱,每丁交费10元。该村60%人均属于陇西堂。杨姓,分为两宗,其中胡杨宗,光裕堂,在本村有40多人,14户。

访绍庄村长春一组杨某,从其父手中借得《贯塘胡杨五修族谱》。

访新民村荷塘组周某家借得《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民国 23年修),此谱乃周君先父所遗,始不愿示人,经多方申述,方许借一晚。



访绍庄村原党支部李书记,得《山霞李七修族谱》。李自1995年元月至1996年12月担任村支部书记。1999年3月发起修谱。最初由几个人发起,下通知召集各房的人开会,决定修谱。2000年11月修好。共花6万多元,主要是各户自愿交款,基本上每人 10元。李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有一本族谱,使村民有一种归属感,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在社会的责任。其在谱中作序云:"窃思水衍百川,支犹顾本;山绵万峰,脉且朝宗,况人为万物灵,能无敬宗收族之念?故自唐宋以来,族传家谱,茔立碑铭,以达本清源,敬宗收族之目的。古人云,'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又云:'国无史,有失国政;家无谱,有失家法。'修国史,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资世治,修家谱,可以辨派衍,别宗支,序长幼,敦孝友,使人敬其所尊,受其所亲,谱之作用大矣!"该谱称,李姓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迩后逐步向南发展,明时其中一支迁住衡阳。山霞李氏宗祠称:"五知堂"的"五知",是宋代学者李藏用先生作的《五知先生传》所称: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也。

访白果镇汪先生(住白果镇派出所对面),谈及汪氏修谱事宜。该君现年35岁,是《汪氏八修族谱》理事之一。

夜读所借各族谱至天亮,摘录了其中主要内容。

《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很有特色,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族权。

其一,在卷二,单列专编"节录现行法律"。这些法律主要有,《民法》中的"宗亲"和"姻亲"、"婚约"、"结婚"、"离婚"、"监护"、"扶养"、"继承"等条文,《刑法》的"刑事责任及刑之减免"、"妨碍婚姻及家庭罪"、"亵渎礼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等等。

其二,谱中记载了成立族纲委员会呈请案文和呈报族纲文。特抄录全文如下:

呈为成立族纲委员会恳予备案,以保族谊而敦和睦。事录民族来由江西系出汝南迁居岳后白果已历五百余年,派衍十六房丁开万余口分支布中。由一本而散为万殊,循流溯源合万殊而仍归一本,既非疏如秦越允宜亲若弟兄。民等有见及此于本年四月间开族务会议,到会者百余人。众称世教凌夷人心不古,非整纲饬纪,无以树家族义型。当自治促进之秋,不有族纲无惟系一族。敢遵钧府政令设立族纲委员会用以联络家族团体为巩固民族团体之后援,维持家族和平作拥护世界和平之先导,拟具简章办事规各一份,备文谨呈钧府鉴核备案伏乞批指令。呈为补具族规恳予察核备案。缘民等于本月一日遵令设立族纲委员会并粘简章一份办事规程一份合并呈请备案,在案兹因族务委员会议议决族规十七条,拟作族纲俾资遵守。理合文连同族规一份呈请钧鉴核备案敬候批示。呈件均悉准予,备查些批件存。

《光齐堂族纲委员会简章》:第一条,本会遵奉衡山县政府行政会议议决案,定名为衡山白果周氏光齐堂族纲委员会。第二条,本会以统十六房亲睦,提倡家庭教育,促进宗族自治为宗旨。如族有......雀角之争蹈,人人事、民事、刑事各范围亦当负请求解决之责,但不得抵触现行法令。第三条,本会得设委员七人至九人,由本族族务会议推举之或票选之,任期二年,得连选连任。如委员因事故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本会提交族务会议另举补充之。第四条,本会设常务委员三人由委员中互推,负执行会务之责。第五条,本会设文书调查各一人,由常务委员兼充之。第六条,本会各委员各职员均无给职。第七条,本会解决族人事件得由常务委员会别请族绅参加,但无表决权。第八条,本会对内对外文件须盖政府颁发圆记以昭慎重。第九条,本会对内对外文件均以常务委员会联名盖章行之。第十条,本会会议以委员得过半数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认可为有效。第十条,本会办事规程另定之。第十二条,本简章由族务会议通过呈请县政府核准施行。第十三条,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临时修改之。

《光齐堂族纲委员会办事规程》:第一条,本规程依据本会简章第二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制定之。第二条,本会对于各房教育祀产族规负有提倡整理之责。如各房族人发生纠纷及不肖子弟发见不轨行为,由委员会会议或常务委员会会议解决纠正之。第三条,本族各房族人发生纠纷首由各房房长及亲属调解至不可能时,得呈报本会请求仲裁之。第四条,本族各房如有不肖子弟被人诱惑有从匪类或行为不轨或侮辱尊亲本会应即查明,责成各房房长及亲属人分别训诫,如仍蹈前辙,得随时报送本会转请政府严办。第五条,本族各房长及其亲属,对于不受训诫之子弟及不能调解之事件,有心要呈报本会者,须缮具报告书一份申明训诫调解事由方法,以备参考。第六条,本会对于族内养子养女应负保护之责,极力维持之。第七条,本会受理报告各事件须负左列各责。甲、通知被呈报人;乙、调查事件虚实及发生原因;丙、规定仲裁日期;丁、议决仲裁方案。第八条,本会对于受理报告及仲裁方案左列程序行之公布、开导、训导、监视、解送政府。第九条,凡呈报本会之事件应静候本会仲裁,不得自由行动。第十条,本规程由族务会议通过呈请县政府核准施行。第十一条,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由族务会议随时提议修改之。

《光齐堂新定族规十七条》:第一条,本族规依照族务会议议决案制定之。第二条,本族宗祠设祠经八人崇奉......四时祀典并管祭器、契约、收租税及支付一切。第三条,本族遵照明令提款兴暂停各房饭福与祭子孙,由祠经先期柬请娴熟礼仪者,敬慎赞......第四条,濂溪祖逐年重九祀期世旺祖妣清明前日均由祠经先期柬请熟习仪节者二人或三人同走天下隐山南珠观云溪封修时祀事,本祠免祭。第五条,本祠四祭费用归各经理负责承办。每年选择各房礼生主祭,概由各经理开支。与祭子孙未经柬请者餐宿均自备。第六条,本祠祭具......。第八条,本祠祠经概由开席大祭时族务会议推举之,任期三年,期满改选,不得恋充私授。第九条,祠经如有侵知亏累......。第十条,本祠族校之学款,原系璇房各先辈捐置及后嗣所积累,须由该校校长每期造具预算、决算交由校董会审核后方得按数支给。校董会依部颁教育定章组织之。第十一条,本族子孙不分性别凡有志就学高中以上之学校者,得按其升学等级分别给予津贴,但须缴验各该校证明书方可给予。津贴之另定之。第十二条,祠款开支除祭祀完粮办学修祠整庄及津贴升学等项外,其他临时费有满十元以上者应交族务会议议决行之。第十三条,本族公墓公坟固不得违禁破墓,......。第十四条,本族遵令成立族纲委员会以解决族人相互......,纠正不肖子弟之行为及对外交涉各事件。族纲委员会简章细则另定之。第十五条,本族族务会议定每年春夏秋冬祭日下午二时为常会时期,如遇特别案件发生时,得临时召集之。第十六条,本族规如有未尽事宜或事实上发生障碍时,得由族务会议议决修改之。第十七条。本族规由族务会议议决通过后复经族纲委员会审查转呈政府核准定为族纲俾资遵守。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该谱第七卷,记载了大量的公约买据和各房和约据。主要是关于族人捐赠族田,和宗族组织购买族田的。

《贯塘胡杨五修族谱》为民国四年修订。从中抄了若干族规。其中在卷十九,原修条规中言"祠规家箴所以约束族人,不使偷闲荡检,而于切近之事俗所易犯者言之详焉事涉琐碎,语多激烈此秉笔者所难辞其咎也后之览者能勿悚然而自惕?"

以上记载是难得的研究资料。从中可以解决前一阶段在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特征时,缺乏第一手材料的局限。

村民们十分珍惜这些族谱,他们将这些族谱作为了族根。无论出多高的价收购而不得。实为憾事!

7 2

5月2日,将带来的学生进行分组,调查绍庄村近年来发生的几大事件,以具体地了解乡村权力的运作过程。

对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提示,要特别注意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的关系。比如乡村社会的水、电、路。其中,电成为公共领域的原因是,镇农电站只同村里结算,村里只能安排一名电工,根据每户的电表再计算电费,这样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关系。在了解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的事件时,就要具体地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处理的、产生了那些后果。

分组访问绍庄村村民,共计32名。

观察村内各小商店的议论。

根据一天的调查,大家感到有三件事情对绍庄村的现实政治影响较大。这三件事情是:杨李两家争斗事件;村林场事件和村民的坟山事件。

7.3

5月2日晚7时30分,在白果街农户家,就杨李两家之争事件,与杨某和村周秘书座谈。

杨称:1995年8月,镇里面动员大家修路,口号是乡乡镇镇通油路,村村组组通机动车。其大哥住在离马路不远,准备修一条机动车道到其家。于是,杨作为长春一组的组长打了修路的报告,找了当时的书记李某,他表态说,你们去修。因为路要经过太山一组李姓村民家门口,李家原是村里的学校,他购买后还没有改建。李认为,这个地方不能修路,他自己要建房。杨家认为,修路要的地不是李家买的,是公共场所,人行道。这样就发生了矛盾。把村支书和村主任叫来处理问题。李姓的村支书认为,这个地方是山霞李的,你不能修,并说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杨多次找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他和村主任的关系不好,都不理。最后,杨家找镇政府,镇政府又要村里在报告上盖章。村秘书盖了章后,镇长就说,即然打了报告,村里面同意了,就可以了,不要来找了。于是,杨家开始动工,李家仍然不同意,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杨家去了10多个人,两家发生推掇。李家将杨家修好的路搞坏。双方多次发生争吵。镇政府也多次调解,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底,白果派出所和衡山县公安局来人将杨家兄弟及杨家婶婶3人拘留到衡山县公安局拘留所,分别被处以10-13天的行政拘留。杨等从拘留所出来后,心理不平衡,并认为都是村支书李某的原因而造成的。到年底村里面要修公路,都分到各组,李书记叫长春一组将路修好,杨等人以修路被拘留过而拒绝修。杨家自1995年以后,就拒交提留款。1995年至1996年,欠824.77元,1997年含隧道款在内欠 339.88元,1998年欠314元,1999年欠75.4元,现共欠1554.05元。

周秘书认为,这件事的背后反映了杨李两姓之间的冲突。当时杨姓的村主任是由村组长代任村主任的,与李姓的书记不和。村主任表态同意杨修路,李姓书记则不明确表态。杨姓推测是李姓书记在背后搞的名堂,派出所才出面将杨家兄弟几人拘留并罚款。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现在看来,当时派出所不出面可能还要好一些。

此事件说明,国家作为强制性的权力深入到了乡村社会,可能会使乡村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矛盾公开化,使派性表面化,会加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7.4

5月3日上午,同周秘书一同察看了绍庄村集体林场。

绍庄村林场是原1968年绍庄大队建的,有30亩,种了一些经济林(杉木林,桔子树、桃树等),是村里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 1994年杉木林开始砍伐,砍了5次,每次收入有万多元。从1996年开始,就有农户周某打报告向村里要建房基地,村里就一直没有答复。1997年,村里面支委会找了一块地给他,他认为太偏,他就在村林场的桃林里面建了一间房。因此地没有经过批准,群众反映很大。1998年村里召开党员和组长会议,认为桃林是劣种,没有效益,决定将此地给农民建房,但要经过规划,同时规定,每建一栋房,都须交1000元补助费。他拒绝交,并将房子建了,还骂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有5户村民学他的样子,不按规划强行占地,并不交钱。村里和镇干部都做过工作,不下30次,但无效。周秘书认为,这件事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威信受到影响。现在许多村民就是以这件事拒交税费。

这一历史性事件表明了对秩序和权威的挑战。当秩序和权威受到挑战时,如果没有及时而有力的措施加以补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7.6

5月3日下午,同周秘书前往祝功组,了解该组两村民因祖坟地发生争执后调解的情况。

据了解,2000年初,绍庄村两李姓村民因祖坟发生冲突。后经镇司法办和绍庄村干部调解,事情获得双方都满意的处理。当时签订的《关于李某、李某某二同志墓地纠纷调解协议》全文如下:

时间:2000年3月6日;地点:绍庄村祝功组。李某和李某某二同志因坟山墓地发生纠纷,经白果镇党委、政府、绍庄村支部、村委会、祝功组和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特作以下处理意见。一、李某所修新墓以前西立柱外角、中间以罗围正墙外边为界直上。二、所划界线以外如李某某家修墓时则应考虑排水。三、李某新墓罗围在李某某家修墓时,在当地村、组的监督下方可修复,不得单方提前动工修复。四、此协议一式六份,镇政府、白果村、绍庄村、祝功组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共同遵照执行。镇政府领导:黄小平;绍庄村领导:杨某某;在场人:李某、李某某、王某某、李某某。

村民们对双方能通过调解解决这一问题,评价也很高。有人还提出,假若当年杨家修路发生纠纷时,也能这样通过调解,也不至于发展到需要公安出面,搞得大家像仇人一样。

康永久博土对此事件的评价为:调解对于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应该少一些诉讼,多一些和解。

8.1

5月23日,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有关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会上,我详细地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和我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这一课题的把握。徐育苗教授、徐勇教授、阮成发和王春生参加开题报告会。会上通过了选题,并对论文写作的相关问题提了许多具体意见。

5月25日,参加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合办的乡村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会。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博士作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讲演。

在这次会议上,我感到许多乡村研究者,对目前乡规民约的性质和实际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决定对乡规民约进行专题分析。考虑到绍庄村到目前尚未制订系统的乡规民约,决定以在前期调查时获得的湘潭县作为示范性《S村村民自治章程》作为分析样本。

8.2

7月3日至7月10日,到湘潭县,了解河口镇S村村民自治章程的制定情况。

S村是湘潭县村民自治的示范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495户,1796人(1999年),水田1415亩,这种组和户的规模及人均耕地面积在T县处于平均水平。所不同的是,该村所办企业近年纯收人近30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2100元,这在该县属于上等水平的,只有靠近市区和县城的少数村能够接近这一水平。S村从 1988年开展村民自治活动以来,一直是县民政部门重点指导的村,也是对外宣传的主要窗口。根据民政部《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精神,各省市都对示范县和示范村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其中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为了达到示范村的标准,S村在1997年底开始了《S村村民自治章程》的制定工作。

这次制定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章程草案。为了适应示范县和示范村的需要,县民政部门要求S村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县委有关领导也将此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给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对制定这一章程表示同意,但提出村里没有人才,不可能搞出"有水平的东西",希望县民政部门帮助起草。因此,在县民政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村里成立了章程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参照其他县和村的有关资料及该村1990年制定的村规民约,拟定一个初稿。初稿出来后,在县民政部门和乡有关负责人要求下,召开了几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联席会议,进行逐条研究和修改,最后确定了《S村村民自治章程(草案)》。第二阶段,征求意见和修改。草案形成后,对如何征求村民意见有不同的主张,其中之一是,由于村民自治章程关系到村中的每一个村民,是村里的"根本大法",应该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村民公决"。但这种主张很快就被否定了。其理由是这样劳民伤财,也起不到实效,还不如印发给每家每户,以户为单位征求意见。因此,村委会将草案打印成册,按村民小组分发到户,无论是否有建议,户主都必须签字,然后将草案交回村委会。这样,按户发出的495份草案全部收回,村民共提出96项意见。这些意见包含各个方面,其中比较多的是有关集体财务管理方面的意见。起草人员根据村民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一些修改。第三阶段,审议通过。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于1998年3月12日召开了由43名村民代表(每10户推举的1名代表)组成的村民代表大会对《S村村民自治章程》进行审议。县民政部门和乡有关负责人也到会"坐镇"。在会议上,有部分村民代表对章程没有采纳他们在征求意见阶段提出的建议表示不满,对此,县乡村有关人员进行了解释,最后以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有关人员点了一下人头说,"已过半数,章程通过"。第四阶段,成立执行小组和颁布实施。在章程通过后,村民代表大会接着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提出的名单,确定了21名村民代表以及6名村委会成员共27人组成的《S村村民自治章程》执行小组,并要求村民代表特别是执行小组人员要大力宣传这个S村"小宪法",要做到家喻户晓。县民政部门也将此章程作为示范性章程进行宣传和推广。

《S村村民自治章程》共10章,60条。第一章"准则"有3条;第二章"村民的权利与义务"有12条;第三章"田土山水道路管理"有8条;第四章"用电管理"有4条;第五章"计划生育管理"有4条;第六章"社会治安秩序管理"有12条;第七章"村民风俗婚姻家庭关系"有7条,第八章"组织建设"有4条,第九章"集体财务管理"有3条;第十章"附则"有3条。按照法学界对规范性文件分析的一般方法,我们可以从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权力三个方面来对这一章程进行简单归类。

章程在第二章规定了村民的权利。但这些规定比较简单,只有4条。这些权利是:章程第4条规定,"村民依法享有人身权。村民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受到侵犯时,有权要求侵害者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补贴等一切费用,并由村委会处以100-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交司法机关惩处"。第5条规定,"村民依法享有财产权。村民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收入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第6条规定,"村民依法享有名誉权和荣誉权。村民受到他人侮辱、诽谤、诬告和陷害时,有权要求他人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赔礼道歉"。第7条规定,"村民有权对村干部提出批评建议权。对于村组干部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上级主管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但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村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可见这些权利都是国家法律早已有明确规定的内容,并不具有乡村社区特定的性质。

章程有关村民义务的规定则十分复杂。如果从对象来说,大体可分为村民对国家的义务、村民对社区的义务,村民之间的义务等三个方面。第一,在村民对社区的义务方面,章程涵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些规定都非常详细并有具体的处罚规定。如第11条规定,"每年村民应按国家规定并根据村组实际所需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义务工和积累工。拒不完成或逾期不完成者,由村、组按每个工日20-25元强制收归集体安排他人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举办公益事业费用,按田亩或人头比例统一集资,违者,由村委会强制收缴,并由当事人承担一切费用。"第17条规定,"本村耕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如有政策性调整和人口异动情况或其他原因,由当事人向组村申请,根据上级规定和村民小组的合同,可适当进行小调整,被调整人必须服从。违者,村、组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划拔,并对责任户给予10-50元罚款"。第二,在村民对国家的义务方面,章程规定的主要是交粮和计划生育这些与农民生活相关的问题。如第10条规定,"村民在镇村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国家定购粮任务和集体的各项上交任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拖欠、抗交。违者,村委会有权组织强制收缴,并按拖欠、拒交数额的金额处以30%的罚款。"第13条规定,村民必须自觉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及时主动落实节育措施。违者,必须自觉接受镇、村、组三级按《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有关规定的处罚。对及时举报他人违反计划生育或违法结婚行为的,奖举报者现金50元以上,并向其保密。第14条规定,"村民必须依法履行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积极报名应征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违者依照兵役法的规定,给予罚款,并强制其履行义务"。第37条规定,"凡阻碍、扰乱镇、村、组干部执行计划生育、追交各项任务,调处民事纠纷和其他依法执行公务活动,经劝阻不听的,责令写出书面检讨张贴全村,并处200元以上罚款"。第三,在村民对其他村民的义务方面,章程规定得较为原则,主要是有关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比如第47条规定,"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村民建房、修路等,要照顾相邻之间的排水、交通的方便,不能影响整体规划和损害邻居的利益。违者,由责任人排除妨害赔偿经济损失,并处100-200元罚款"。第49条规定,"认真落实五保供养政策和镇政府规定的供养办法,安排好吃、穿、住、医、葬(上学)。凡拒不尽义务和不落实的,村责令强制执行"。

为了使这些义务性规定具有现实的约束力,章程规定了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将罚款、批评教育、强制性措施、责令赔偿等作为处罚措施。其中,罚款是最主要的手段。在60条中,有关罚款的条款有24条。包括了侵犯村民的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的(第 4条);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或其他势力闹事的(第8条);以任何借口拖欠、抗交各项上交任务的(第10条);不按村组要求进行承包土地调整的(第17条);在田塍边、塘坝边、过水圳边、渠道过堆放杂物、挖土种菜或作他用的(第19条);饲养的家禽、家畜因管理不善造成他人生产和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的(第20条);不服从水利管理制度的(第21条);违章搭棚、建房、种菜、堆放障碍物,过分刨田埂的(第23条);不遵守用电规则和用电制度的(第27条);弃婴、溺婴的(第31条);参与赌博的(第33条);有损害集体和个人财产的犯罪行为(第34条);成群结伙、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盗窃公私财物的(第36条);阻碍、扰乱镇、村、组干部执行公务活动的(第37条);损坏或破坏水利、交通、生产等公共设施的 (第38条);盗窃、毁损国家、集体和他人财产的(第39条);殴打教师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第40条);不接受村委会调解的而强词夺理寻衅闹事的(第41条);在建房、修路中影响整体规划和损害邻居利益(第47条);不尽赡养和抚养义务的(第48条);贪污和挪用集体资财的(第57条)等各个方面。罚款的数目小至10元,最高为2000元,处200元以上的有15条。处罚幅度相差10倍的有 3项,相差5倍的有,4项,相差1-4倍的有10项。这就给执"法"者保留了很大的权力空间。特别是,章程还在多处制定了"强制措施",如第10条和第11条,都规定了在收取上交任务和统一集资款时,对拖欠和抗交者"村委会有权强制收缴",第17条规定对不服土地调整的村组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划拨"。而对什么是"强制收缴"、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章程并没有明确限定,村委会的负责人解释说,就是搬东西、拆毁住房、拔点田里的庄稼等等。

章程规定的公共权力机构有三个。其一,村党支部。章程第 2条规定,本章程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村民委员会具体组织管理和实施。第54条规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定期考核村、组干部和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第56条规定,村民主理财小组定期对村级财务进行清理审核,向村党支部报告清理结果。其二,村委员和村民代表大会。章程第51条规定,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在村委会领导下,设治调委员会、文教卫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福利委员会。村建立村民代表大会,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第60条规定,章程的解释权属村委会。其三,"章程执行小组"。第59条规定,村委会根据村民代表的推选,成立21人组成的村民自治章程执行小组,其所收缴的财、物 (包括罚款、没收款和应收款等)由村委会统一管理,设立专账、予

以公布,除正当、合理开支外,归全村人民所有。本章程执行中有较大阻力的,由村委会申请镇人民政府帮助执行,所有费用由当事人负责。

经过分析,我认为《S村村民自治章程》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体现了如下的制度性基础和村治精神:

第一,村民自治作为国家主导和法制权威下的授权性自治,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在推动了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展同时,又制约了村民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为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提供了侵害村民合法权利的机会。

村民自治是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乡村政治制度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组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那些称之为"小宪法"的村民自治章程,只能以国家的法律权威为合法性基础和效力背景,是一种法度框架内的行为保证。《S村村民自治章程》的第1条就明确规定,"为了保障村民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促进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村实际,经村民讨论制定本章程,作为全体村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自治章程就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的。事实上,由于基层政府甚至村级组织都以国家代表身份自居,为使章程更符合自身的利益和意志,许多规定都跨越了国家法制的限度。如章程第18条规定,"村民应该种好、管理好所承包的责任田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必须接受乡、镇、村的生产经营计划指导和农业技术指导,增加投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效率和经济效益"。显然,这样的规定已将村民生产经营权也剥夺了。章程中那些大量标准不明、程序简单的处罚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国家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

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一方面要求广大农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另一方面,甚至政府和村级组织作为国家的代表者或代理人,利用乡村社会信息短缺和利益主体的分散性,采取各种形式剥夺国家法律已经承认了的"村民权利"。

第二,形式上的民主并没有改变传统的集权式村治习惯,村民自治成为"管制村民"。

S村制定村民自治章程的过程,被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称之为经过了"民主程序",体现了"村民自治精神"。表面来看,从各户提出意见和签名认可,到村民代表大会的审议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自觉自愿达成"合意",符合民主行为标准。但是,如果深究,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事实上,章程制定的全过程,基层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比如章程草案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在县民政部门的主持下进行的,这种章程,对于信息和知识相对缺乏而又分散的农民来说则是一种制度性范本,在进行民意表决时,很难突破这些事先约定的框架。也就是说,村民与干部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极容易操纵和控制这种"合约"过程。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实行村民自治后基层政府,在进行乡村控制时所采取策略有所改变。在具体的操作时,一般都很注意"把握分寸",让村民自己选的村干部多在台上唱戏,而他们在台下"坐镇",以不至于引起村民的反感甚至反抗。

从内容来看,章程就不是缺陷的问题了,它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强加于村民身上的枷锁。章程的主要精神不是对村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公共权力机关的限制,反而成为了村民通过"民主形式"对自身权利的限制,以保证公共权力机关的管制权威。这些"乡规民约与村庄治理权互为增强的关系,赋予基层组织立法、执法、法律更改和法规解释的地位,但它们极少对执法者本身进行限制"。它在"强化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是无条件的,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即以分享规定中的共同价值为条件"?lt;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而这种集体归属如果不以村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其政治后果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国家政治如此,乡村政治更是这样。这不是简单的立约技术问题,它反映了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集权式村治习惯。正是这种村治习惯,才使"村民自治"成为了"以村民管制村民"的制度形式。当然,从国家方面来说,这种"以民制民"乡村治理政策,不仅可以节约国家的治理成本,而且还使国家从乡村社会利益冲突者的位置,转换成为了乡村利益冲突的裁判者,进而强化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但是,基层政府为了完成国家和上级政府下达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总是希望强化其科层体制的控制力,并从中进行各种寻租活动。这些状况的存在,表明了国家与基层组织由于利益冲突而存在着权威冲突。

第三,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它是一种制度性缺陷,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在一定的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无论国家在作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时功利性目标如何,从其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看,村民委员会已被界定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以村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治体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问题是,这种民主理念和制度规则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契约精神的支持。

事实上,任何民主关怀都必然与契约精神联系在一起。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是人类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必经之路。这种从等级社会或种姓制度社会的传统等级结构向着开放的现代社会分层的过渡,对于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特别重要。如果说,契约的本质是自由意志的表达,就是每个人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压力、影响和制约,来自由地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制度和行为的话,那么,它本身是一种民主秩序,预示着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进步程度。特别重要的是,契约不仅仅是从事市场交换的方式,而且可以用于创造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和权力结构。在这种意义上,既然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村民自治章程,应该是有关社区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的约定--是村民们有关社区内公共生活秩序的约定,以及为实现这种约定进行权力让渡而形成公共权力的契约。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村级管理制度由全体村民共同制定,村民是建章立制的主体,享有村级管理的"立法权",村民自治章程也就只能是村民之间的契约。但从目前的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来看,更需要建立的是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契约。这一点看起来不符合一般的契约理论。因为按照人们对契约理论的一般解释,公共权力组织应是契约者让渡权利的结果。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只是一个基层社会的社区自治,村级组织无论是从权力来源还是权力性质都超越了村民让渡的性质。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村民自治机关的合法性及其权威不是来源于村民为公共秩序的需要所进行的权利让渡,而是以国家法制权威为直接的权力依托,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因此,村民们因让渡权利而与公共权力组织之间达成契约,才是目前村民自治活动的核心内容。

8.3

10月9日回武汉,参加"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通过与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包钢、戴慕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樊平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景跃进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静副研究员等的交流,受益甚多。樊平老师一再肯定地指出,在实证研究中将自己的调查过程记录下来,这在社会学界尚很少,这无论在学术方法上还是研究的结论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会上,我谈到了对乡规民约的研究,何包钢教授要求将有关内容提供给他。

9.1

2000年12月26日,上午9时10分,乘坐2161次列车,离开了武汉,重回湖南衡山县从事乡村社会调查。这一天刚好是毛泽东的生日。

这次到湖南各地从事乡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具体核实论文中使用的相关资料,听取当地党政和农民对论文基本观点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实证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是,将你的研究成果交给被调查者,让他们从你的研究中体会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来评判你对其讲述的故事的理解和运用--将这看作是类似法律活动中的一种"质证"。计划的时间是50天。

在书斋里苦苦思索了近两个多月,我用调查的资料写成了近 30万字的《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像在梦境一般地回到衡山,回到绍庄村。有时好像不是我在讲述绍庄村的故事,更像是绍庄村那山山水水在向我诉说中国农民那多灾多难的历史。可是,当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中国社会现代化即社会转型来审视中国乡村社会这100年的历史时,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的同情和对中国现代化的焦虑就成为了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症结。

最近,有研究者在一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替农民说话》的文章。他提出,由于中国的农民处于弱势,所以,学者有责任为中国的农民诉说。的确,有许多人出自各自的目的,都声称在替农民说话。那些正直而富有良心的学者也许都会将此作为

责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从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呐喊的声音,尚没有引起主流思想家们的注意。问题还不只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农民的苦难,为什么只能依靠学者的呼吁呢?我们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表机制呢?不能将农民的命运仅仅交给几个学者。我们对中国农村充满着感情。但这只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基于道德和良心的感情。问题是,当我们回忆曾经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羊吃人运动时,我们在指责资本主义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本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关注到另一种说法,即是没有当年资本家对农民的掠夺,没有当年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还会有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吗?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战车启动时,我们穷尽了对农村的剥夺,但并没有将广大农民融人到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我们经常在理智和情感上发生冲突,我们经常在历史和现实中徘徊。这并不可怕,可怕和可悲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有意回避。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向民粹主义的泥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责任和理性、同情和理解相统一的思考。

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的这些思考,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真的就是中国农村的现状?真的反映了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我发现最近学术界差不多已有了这样一种偏好,就是对农村某一事件非常详尽的描述,然后将这种描述所产生的结论和灵感不断地放大,得出了许多所谓有"事实根据"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理论成果给我们只会是更多的困惑和不解。

于是,我想,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我在寒冷的列车上记录了这些想法。



9.2

出师不利。26日下午4时,刚到衡山县尚来不及找到去绍庄村的公交车,就感到了周身的不舒服,发烧,在火车上受凉,感冒了。好友得知,即送进医院治疗,吃药静养数日。

当我能收拾行装,再一次踏上去绍庄村的泥路时,已是2001年1月2日了。尽管病后多有不便,我还是谢绝了好友派车陪送的好意,决定将这次绍庄村之行变成一种真正的乡村体验--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村去。经过几多曲折,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我终于在下午2时到达白果镇,并步行了近40分钟才到达绍庄村。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在村秘书的家里与村支书、代理村长进行了简单的交淡。因听说今天是"两会"(农村基金会和储蓄会)承诺向村民支付存款的日子,即到农户新谊组杨某家走访。杨某(胡杨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1956年到新疆有色地质公司,1962年下放。为本村的一个文化人,现正在主持编修(胡杨宗)族谱。在两会存在期间,他是绍庄村两会的财务人员。在杨家得知,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支付农民在"两会"中的钱,县里面说今天要兑付5%,那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钱,亏空了几万元。正在交淡中,见到了县为清偿两会债负派到绍庄村蹲点的县妇联主任和一位要债的老年农妇。从他们的交淡中,了解了有关债负的转移情况,即将贷款户和债权人直接联系起来,让存款的农民找那些贷款人直接要钱。为了化解农民的矛盾,并同意将两会的债权来抵今年的部分上交提留款。

接着访问了李姓老人,详谈了绍庄村解放前后的具体情况。他听完我对绍庄村近一百年历史判断和评介后,认为基本情况是可以肯定的。绍庄村在解放前没有建立行政体制,是与岳北(沙坪)和建筑等村合为一保,而与建筑的有些地方合为一甲。解放后土改时开始建立行政体制,称为25区的第6行政组。但李老又说,有些具体的时间可能有些误差,只因时间太久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建议在有些时间上,说到年就算了,这样误差就会少一些。

到长期观察户杨某家,想了解其今年的收支情况。外出未归。找其父借《贯塘胡杨五修族谱》两卷(第一卷和第十九卷)以供夜读。

夜宿村秘书家。晚饭刚过,就有一大批的人到周家里来打牌赌钱,其中有一年轻男子声称,今天手气不好,差不多输掉了500元。见我在此占用了周家唯一的可以打牌的桌子,都感到不好意思,只得扫兴而归。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由地想起了今天到白果的路上,遇衡山县马迹镇人民政府干部周先生,他所谈到的有关乡村社会风气和社会问题的言论。据周自我介绍,1993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到衡东县任教师,1995年调衡山县改行到乡镇工作,1999年担任镇领导。他认为,现在,农村一进入农闲时节,甚至就是农忙的时候,除了一些人到外面打工之外,很多人就在一起打牌赌博。无论如何说,这种情况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示,都是对社会发展没有多少好处的事情。但是,他并不主张去管,也管不了。其理由是,农民都去赌博了,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而且还会感到有点理亏,有尾巴在政府手里,反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长期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农村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个火药库,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夜读村干部的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下午叫村秘书收集),了解绍庄村2000年的工作情况。由于该村除了党支部有一本《组织生活记录本》外,村委会没有统一的会议记录本,要了解该村的工作情况,也就特别困难。除非将所有的村干部甚至一些小组长的工作笔记联系起来读,才能大体了解他们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

整理完这些资料,已是元月3日早上2点30分。南岳后山的冬天的确很冷,当我从这些沉思中清醒过来时,阵阵寒意向我袭来。我想站起来,这时才发现,双脚差不多不能动了。等了好半天,我才能走到窗前。此时,窗外的绍庄村又黑又静,连狗叫声都没有,让人感到有几分恐惧。

9.3

1月3日早,与周秘书一同前往中湾组。其目的有二,一是参加中湾组李姓老人的葬礼,了解民情民俗。二是到绍庄村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周某家召开座谈会,核实论文考证的有关史实并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农村有关问题的看法。

天下雨雪,泥路难行。一公里多的泥路,使我变成了泥人。

中湾组李姓老人(70多岁)在前几天逝世,3日是下葬的日子。其子请了村干部,村干部出面组织了开堂锣鼓队。这个开堂锣鼓队是村里的,现由老干杨组长管理,一般由6人组成。这是一种习惯。原规定要60岁以上,村里才派锣鼓队。后来逐渐改变了,只要是本村人,到村里面请,村干部就派锣鼓队去,并统一做人情,一般群众去世,是一盘炮再加30元钱,如果是党员加一个花圈由村支部主持开一个追悼会。村里的锣鼓队不收钱。组长还要打太桥 (抬人上山),不能收钱。村里面村民,如果有来往,也要送人情,一般是20元,关系好一点是25-30元,叫地方人情。礼尚往来。但是亲属人情就不一样了,最少要50元以上。而农民家办一件白喜事,一般要花1万元左右,主要是要做3天到7天的道场,在这些天不仅要请道士或和尚念经,还要办流水席。全村的人情和亲朋的人情加在一起,大约可收到3000-5000元左右,主家还要花 5000多元。这对于一个还处于贫困的地方,应算一笔很大的支出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收入。

据村秘书介绍,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请村干部,无论关系好坏,只要请了村干部都要去。白喜事从来没有不请的事。红喜事主家也请村干部,但并不一定同时请3个人。一般由村干部主持婚礼,担任司仪。这对主家也是一个面子。看来,在乡村社区,村干部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正统"。一般的情况,人遇到了红白喜事这类特别的事件时,才会感到有这种"正统"的依赖是件很好的事。

李姓老人的葬礼很热闹。好像有两套锣鼓班子。出葬时走在前面的一套锣鼓队可能是从镇里面请的,所以比较专业,人也比较洋气(有的男人头发很长)。紧跟在棺材旁边的可能就是村里面的锣鼓队了。全村有许多人都来了。有些可能并不是由于关系好坏的问题,是来看热闹的。打太桥的是村各组的组长。据说在人民公社时期,无论那个生产队死了人,全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是抬棺材的人,长期下来,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村的一种传统。但我看到,村干部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周秘书就站在旁边看着,并不动手。我问及为何不去帮忙?他说,"我到这里来,就是给他们家一个面子,一般的情况我们主持完葬礼就不参加了,上山的事由各组组长去办。今天你要来参加,我是因为陪你才来的,也算破了一次例。"我笑着问是否是成文规定的。他说,这那能有什么成文规定呢?在农村许多问题是一个习惯。如果我没有当村干部,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会认为你人热心,是个好人。而只要我是村干部,有些事就不能去做。除非是你的近亲。不然,另外一家就会要求你也这样做,你不做的话,人家就会见怪了。认为你看得起这家,看不起那一家。而且,你如果出面做了,其他的村干部也会说你,会指责你。组长们就不同了,他们做的事是必须做的,不做的

话,主家就会怪罪,村民们也会指责。这些都是些习惯,是一种规矩。

事实上,我已从绍庄村这许多事情中,体会到了中国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习惯秩序。这种习惯秩序就像国家的习惯法一样,也是处理和固化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绍庄的这些习惯秩序中,村民们很自然地将村一级干部与组长们区分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村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对于处于红白喜事这类事件中的村民来说,意义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们在村子的地位和面子。而对于村民小组组长来说,尽管他们按行政体制上与其他组的村民已经没有权利和义务关系了,但是,由于这种习惯存在,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非常具体的习惯性义务。如果不承担的话,他就很难在这个社区里很好地生存。这种社区性习惯,在村民们看来,有时比国法还重要。

观察完葬礼,在中湾组周某家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周某(1948年参加地下党、农民)、周某之子(原绍庄村村主任、非党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陪同人员周秘书。座谈过程中,往来村民8人,其中有多人插嘴发言。

周姓老人回忆了绍庄村及他本人的有关的历史。据他言,他是1949年9月解放前就在老7区武装部工作,为前线征粮。1950年4月到沙坪乡成立农民协会,担任经济委员。当时,绍庄还没有行立村一级组织,称为25区第6行政组。土改的时候由白沙乡和沙坪乡合并,这里的党组织属于白果区设立的总支,他就是受总支委托参加土改的。搞合作化时,第6组最早成立的是祝功组。随后中湾组、新谊组也分别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是1953年,地主和反坏分子不要他们入社,这里统称为涓江大队。高级社是1954年,岳北、建筑、绍庄3个行政组合并起来成立了涓江高级社。高级社是个大的核算单位,在高级社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小组,组下还分为耕作组,由各耕作组组织劳动,记好工分和收入,再到高级社统一分配,再以小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土地和耕牛等固定资产全归高级社了,不参加分配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这里开始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大家都觉得好,上报到伟大人民公社后,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共有 6个生产队,即中湾、长春、太山、祝功、新屋、友谊,400多人。在 1960年时,新屋和友谊合并为1个队。1981年开始搞互助组,中湾是一个互助组,长春分为2个,即一组和二组,太山分为二个,即一、二组,祝功没有分,新谊分为一、二、三组。1982年分田到户时,新谊的3个组又合并为一组。这时绍庄共有7个村民小组。

周某之子讲了自己治村的经验。他从1973年到1981年担任过中湾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时,中湾队有98人,有81亩田,当时分8分田一个人,多余的作公田。当时的生产队长有3个干部(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兼出纳),分田到户之后只有一个组长。 1986年他又担任中湾组长。感到与原来的生产队长有很大区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开开会,贯彻一下上面的政策。1995年12月,换届选举当选为绍庄村主任。村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土、行政、农业生产。修了水利,维修马路。1999年元月换届选举时,没有当选了。主要是没有被确定为候选人。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感到最难做的是计划生育和国土工作。这个事情得罪人。

本想带领大家致富,最后没有成功。

他接着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我们家今年交纳上交提留 320多元,水费100元,村提留42元,农业税128元,全部加起来 540多元。今年种了7亩田,1万多斤谷。全家6人,父母,两个孩子,共收入3000元。周认为,现在农民种田是不行的了,只能有饭吃,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你去搞副业,也太难了。比如养猪,农民养了猪,没有办法往外卖。其原因是,现在镇里将收牲猪费的事承包给了镇里的个人,他们请了好多烂仔,不准外人到白果来收猪,这样猪这只能卖给他们。他们给的价钱低,而且让你受气。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养猪了。搞其他土特产也是这样。而现在外出打工也很难,他的两个小孩在广东打工,一是工作的确不好找,二是有的老板叫你做事不给钱,有时连自己都保不住,基本上没有钱给家里。

听这些感触较多。就其提到的各种税费为540元,而一年的收入却只有3000多元。一年的收入20%要应付各种税费。说负担重呢,又只有500多元。还不及现在某些人的一条烟钱。就是他们村里的一场红白喜事,也可交近20年的各种税费。为什么农民愿意花大钱去办这些红白喜事,而不愿意上交提留呢?

9.4

3日下午,在新谊组李某家召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李某等人。

李某,1949年参加地下工作,1950年入党,1953年至1954年任初级社会计,1955年5月调衡山县委农村办会计;1961年5月参加支农,作退职回家;1962年至1964年任绍庄支部书记;1965年至1971调白果五七厂任书记,1971年至1976年绍庄党支部书记;1976年至1984年白果企业办副主任,1984年2月,从企业退休。

李回忆说,1949年10月解放,我们村叫白沙乡25区行政6组。土改时,来了工作组,是三个北方人,大约30来岁,到村里后,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住贫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身份和职务都保密,背了枪。当时就找到我,要我担贫苦农小组长,那时我22岁,没有田,租住地主房子。我又去找这些困难户,组织他们清算反霸,三七五减租,二五五衡粮。1951年成立农民协会"沙坪农民协会",我是代表。行政6组正式成立时,我当组长、还有副组长、通信员等4人。吃自己的饭,连纸张都没有。土改时我们6组共有4户地主,富农1户。我们在6组范围内单独分了地。1953年春季,开始搞互助组。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叫换工互助组,最早有10户。平时关系都比较好,都只分了田,但是没有资本。

1954年搞常年互助组。当时主要有四个互助组,最大的互助组大约有18户左右,80多人。1955年就转为初级合作社。全村就是一个,名字叫白沙乡行政6组初级合作社。开始时中农和富农不准人社。合作社里有社长、会计和计工员、妇联主任。

1956年7月份转高级社,高级社又与建筑、岳北、涓江、绍庄联合叫涓江高级社。社长、会计、妇联。下面分耕作组。我们绍庄分为两个组。一耕作组、二耕作组。涓江高级社1500多人,300多户。

1958年成为人民公社,由四乡的高级社(望峰、棠兴、白果、松柏组成),叫伟大人民公社,我们这里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

1962年重建阶级队伍,成立了绍庄贫农协会。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大队叫总支委员会,下设总支委,5至7人组成。1963年刘少奇又开始分田,我自己不愿意去,说只有一次土改,没有二次分田。但还是分了,只搞了一两年。

李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是依靠农民起家的。无论是在农会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无论多苦,多难,农民都对共产党有感情,都能够理解共产党的许多做法。就是吃大食堂时,全村的人像叫花子一样,拿着饭碗天还不亮就去"打饭",吃不饱,死了人,大家还是感到了一种希望。 (杨某插言:公共食堂时,全村最早是一个,后就分为三个。家里不准做饭。)现在,每家每户的日子要好多了,但大家反而对共产党的感情远了。为什么呢?我看主要的由于社会这些腐败现象让我们对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看透了,现在感到没有希望了。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现在感到很失望,也很痛心,不知道路在何方。

李拿出他精心抄写的几张文字让我看。这些文字大体的内容是有关对目前社会现象的评价的,有什么会议歌,吃喝歌。其中有一首类似于民歌的东西,意思是说,现在耕田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句是"明天耕田敢问路在何方?"问及想法,李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们农民真的不知道明天这个田还能不能种?

9.5

3日晚在周秘书家召开座谈会,参加的人员有现村党支部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村秘书。主题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和村级组织的责任。

周秘书说,今年全村的工作好做一些,主要原因是镇长在这里蹲点,另一个原因是公安部门对违法乱纪的打击力度加强了,积极地配合了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现在村干部找人谈事,许多人的态度比以前转变了好多。今年的费税还可以,白果镇人均是47.1元。村还了两会5000多元。全村今年的收人为:村提留4362.75元,村林场收建房补偿费1000元,1999年出售了一根电线杆50元(算今年收入),林场水果收入351.8元,共计5764.55元。开支:报费941元,管理费开支、村干部工资、经营开支共6800多元,两抵亏损2000多元。村里这样的财务状况,要办事情的确很难。

原支书说:现在村级政权在农业生产上也难有作为。比如今年推广优质稻,有许多农民就不那么愿意,主要担心减产。搞产品调整结构,农民主要担心这个销售问题,一旦销售不出去,问题就比较麻烦,他们就找村干部和镇干部,搞得大家都很被动。

杨书记认为,目前村级组织实际上还是乡镇党政的一条腿。党支部要听乡镇党委的不用说,村委会也必须听。实际上,乡镇党政通过驻村干部掌握了村里的关键性权力。,从规定上来说,这些蹲点干部的职责有两条,传达上级精神,二是配合村里的各项工作。实际上他们是钦差,代表着乡镇党政。村里面处理重大事情都要他到场。比如今年林场的事,镇政府镇长和镇司法干部、国土干部都来过。发生打村干部的事情后,镇长直接与镇派出所联系,最后作了处理。

周秘书从有关记录中列举了1987年以来在绍庄村蹲点干部的名单:1987年至1994年是白果妇联主任;1995年镇民政秘书; 1996年镇组织部长,粮食干部;1997年镇副书记、镇水管站工作人员;1998年镇民秘书与林业站站长;1999年镇副镇长;2000年镇长。

周解释说:除这些人之外,有些中心工作县委县政府也派干部来。如现在处理两会(基金会和储金会)问题,县里面就派干部到自己的老家去做工作。一般的情况,村里的大事村干部都要向蹲点干部请示,开重要会议镇干部也都来参加。而且也很有作用,在作决定时,他们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最近,大家探讨绍庄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表示现在很难有好的办法带领全村有所作为,原因主要是没有钱。说到这里,周秘书拿出了一份报告给我看。报告内容主要是请求(县政府、县农委和县水利局)解决抢修隧道资金事宜。报告称:

我村位于白果镇河西,全村共600多人,500多亩田,解放后,我村水源靠江东白龙河坝,还要用四牛头脚车车四梯才能到我村田头。60年代后新桥水库修建,我村靠新桥水库二级提水,还要在新民长角头用20马力柴油机抽上来灌溉。为了水利村干部实在麻烦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村党支部想出办法,经全村村民的努力,1978年打通了三百多米的隧洞,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经过多年的考核,能灌溉绍庄、建筑、岳北、涓水等四个村,受益面积达2000多亩。由于隧道年深月久,风化,洞顶上有公路车辆纵横如梭,现已崩陷多处,如不及时抢修,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确保丰收的命脉,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我村于1997年冬季采取紧急措施,在动工过程中,承蒙上级党政的关怀,在湖南新闻记者采访现场拍照电视演出,给予我村人民精神上的鼓励。我村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在工程进展中,带领村民,想方设法,借资金、组织劳力,硬带头、拼命干,经过150天的顽强拼搏,使隧洞工程全部完成任务。整个工程实用资金68000余元,第二年开春又完成了一条配套600米长的中型渠道,实用资金18000余元,两项工程共有用资金86000余元,资金来源为村民集资亩均30元,计15000元,新桥水库补助4500元,镇政府补助4900元,共计24400元,其余亏欠 60000元,全是按利息在储金会、基金会、信用社及私人借来的。现两会清欠加之村又穷,无经济来源,全村里的开支都要靠群众集资,哪里还有钱来还债。如今年两会清欠在上交提留收缴时就扣押了5000多元,但我们村干部也没有办法,到村逼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村干部为群众利益,感到这个日子实在难过。请上级领导理解。我村隧道在动工时,衡阳市水利局滨局长也亲自来我村察看隧洞工程两次,当时表态说,本年度一定解决5000元工程资金,其余的以后再想办法。到目前为此,那5000元资金还没有到位。另外有李副县长、水利局赵局长等领导也陪同滨局长两次视察我村隧洞工程现场,加之我村于1998年度维修村级公路,不幸出现车祸事故,又用10000医药费。现在我们村是债上加债,确实无法还清。现特具此报告再次前来,请求县政府主要领导,根据我村实际情况,是负债过重的特困村,给予解决部分资金,我村广大人民不胜感缴党恩,永记在心,终身难忘。

周秘书希望我能通过关系将报告直接递交给县委罗副书记。

我对他说,我在来衡山调查时就有言在先,绝不干涉县政村务。他听后虽有些不快,但还是表示理解。

9.6

4日早,雨夹雪。到三户重点观察户家了解2000年经济情况。以便与去年的情况对照。

据杨某介绍,他们家去年与今年相比,耕田的收入还是没有增加,主要是两个儿子农闲时在外打工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但今年为了给小儿子结婚,做了一些家具,花了几千元钱。其妻很气愤地说:我现在就是对政府不满,粮食不搞保护价了,前几天说按保护价收粮,只收了10天,等我们知道赶过去时,人家又不收了。这样下去,我们还种不种粮食?没有粮食,他们吃什么?

三访另一杨姓村民未果。据其妻言,今年比去年差一些,死了一塘鱼,亏了2千多元,其他的收入差不多。今年身体不好,只种了4亩田。那些田给人家做了。今年开支多了些。建了后房,花了1万多元,借的债(私人的)。治病花了几千元钱(妻脚痛花 1000多元,杨眼病花了1000多元)。平时没事也打牌。有几个月的时间花在打牌上了。

周某也到广东打工去了。据说要在春节时才能回来。

9.7

4日上午,村里召开支部大会。这次会议的议程是评议党员。杨镇长今年在绍庄村蹲点,也到会。由于已近周末,简单了解了会议情况,就在杨镇长陪同下,到镇政府核实有关材料。

在镇政府大院司法办公室访黄助理。

黄助理,党员,白果镇岳北村人,1979年在衡阳市武警支队服役,1983年退伍,1983年10日招聘为司法助理至今。

他认为,目前农村纠纷有五种,一种是地界、土地纠纷,二是坟山纠纷,三是季节性的水利纠纷,四是口角斗殴,五是家庭纠纷。如果这五种纠纷化解不了,会对社会治安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造成刑事案件。一般村里发生了事情,先由村干部调解,解决不了,当事人打报告,由村里出具意见,由司法办调解。他说,白果镇的司法调解工作做得要算好的。现在有的干部没有威信。村民为什么相信我们,第一个做事有法律依据,村民都比较相信我们,比较公正;第二,我们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三,是个关键,就是我们调解是免费。因此,镇司法办每一年解决疑难纠纷,大约140多起。从1993年开始评为衡山县人民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2年评衡山县人民调解先进单位。个人也多次评为普法工作先进。

他接着说,作为乡镇干部,待遇很低,每个月只有512.8元,妻子是岳北村村民,种了2.76亩地,两个小孩在上学。这些年,个人日子过得不是很好。而且当镇干部也很累。去年在粮食入库时,

我亲自为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帮他们送粮食到粮站,一共做了12天,有时回家连饭也吃不下。靠这种行动感动村民。村民就说,给你一个面子,让你今年完成任务。因为乡镇干部现在没有了强制性权力,我们只有靠这种感情的投资,靠人情关系去完成任务。这种人情关系主要靠我们帮他们办事情。我认为,农村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对国家政策不理解,中央的农民负担政策他们认为没有落实,与干部矛盾,干群关系紧张。我们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们。

访白果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办现有8人。李副镇长主管。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会计和出纳,一个药具员和二个手术医生。有三个是上级(县财政)发工资,其他的由镇里面发。

访白果国土管理中心所。据国土员符某介绍,该所共有8人,有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6位国土员。共管四个乡镇(白果镇、长青乡、江东乡、贯塘乡)。符称,现在国土所财政不拨款,自收自支,但收的钱上交30%给县财政,20%交县局,与乡镇财政无关。基本工资还是保得住。主要收农民建房用地的工本费,违法用地的罚款,搞国土清查。1999年国土所属于白果镇,现在分开了。直属于县国土管理局。原来归白果镇的时候只有2人,收的钱30%归乡财政,基本工资由县局拨,乡财政只负责补助。所以镇每年还可得几万元。现在这样一改,乡镇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了损失。白果镇政府多次要求恢复原状。

访白果镇财政所会计曾某。她言称,今年已收上交提留的 70%。明年费改税就会好收一些。现在农民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

访白果镇党委委员黄某。黄某,共产党员,党委委员(主管组织工作)。在其办公室兼住房先核实了镇干部的有关情况。又谈到了农民负担问题。他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我们认为,衡山特别是白果并不重,镇统筹大约只有40多元。但农民还认为太重,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不高,还有新闻媒体的宣传,还有他们认为我们将钱都发工资了。实际这些钱主要用于基层建设,比如学校,80%的钱用到学校里去,镇里有二个初中,教师的工资归教育局管,但教学楼、课桌和教师的宿舍都是由镇里出钱。我们这些镇干部的工资国家还拨了大部分。超编人员的工资由镇里发。县里拨的工资是基础工资,还有生活补贴由镇里面发,办公费等全部由镇里管。正式行政编制(在职)只有18人,退居二线的 11人。每人发工资的钱并不多。

黄还认为,我们目前的国家和政策体制,不适应农村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农民对国家和社会有不满。他们将这些不满发泄在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身上。比如今年早稻价格,是国家和省里制定(只有35元100斤),但农民感到价格太低,特别是下半年市场价42元,农民就怪我们这些镇干部,不该催他们交粮。实际上,这些都是上级规定的。这个粮食政策反复性太大,搞得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他最后特别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是要素质提高,这是个根本问题。现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据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高中生很少。文化程度低,就对电视或报纸上有关国家的政策理解不全面。科教兴国战略肯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现在国家政策和科学技术都很难在农村贯彻下去。这不仅是农民要提高素质

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也要提高素质。

在黄某陪同下,再访镇财政所。因正在搞决算,只与所长进行了简单交谈。

因听说,县政委和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近日将前往外地开会,决定明日先到衡山县城,召开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

5日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在县档案馆见到县委办陈副主任,他见状大吃一惊,担忧和关怀之情,让我感动良久。

经陈联系,衡山县委宾副书记,衡山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肖主任、衡山县人民政府付副县长,汪副县长,及陈副主任等利用中餐时间,听取我调查情况汇报。在汇报前,与肖主任谈到了调查的方法问题。肖主任向我介绍了衡山县建立民情调查工作队有关情况。之后,我讲述了这次衡山调查的经过,解释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材料。对此,他们表示认同,并多有赞辞。

接着,大家热烈地讨论起目前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我讲述了下面的观点:

中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从目前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表面上看是由于乡镇政府乱摊派、乱收费和乱罚款造成的。但如果深究就会发现,造成"三乱"不仅是乡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而且与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政体制有关,乡镇机构臃肿又与国家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关。也就是说,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很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中行政性强迫、市场性掠夺和技术性制约才是最主要的。行政性强迫表明的是,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行强制性的限制,将农业经济问题政治化。市场性掠夺是指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的价格等等交换的不平等性。技术性制约是指农业生产技术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农耕经济的性质。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农业是一种低效农业,农民不能依靠土地和传统的耕作实现资本的原始性积累。

--关于乡镇体制问题。目前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有机构膨胀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有责而无权的问题,有乡镇财政体制不顺而无能兴政的问题,有乡镇干部通过寻租的方式腐败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态度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而其根本性问题还是乡镇的职责和权力问题,也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边界问题。事实上,现在许多乡镇政府已不是作为政府来管理经济,而是在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创造自己的经济利润。在一定的程度上,乡镇政府追求这种以"财政收入"为名的经济利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作为一种没有限度和制约的政府权力行为,则是很危险的。因为,乡镇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很容易变成为一种依靠权力的掠夺行为。这种掠夺行为如果不受到扼制,必将使基层政府丧失对农村的控制和动员能力。

--关于乡村民主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将村民自治搞好了,乡村社会就稳定了,农村经济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的确,现在各地推行的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等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无论从人的素质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发展角度,人民经受一种政治民主化训练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从来都是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目前乡村社会需要的组织性目标不是在社区内享受幸福安定的日子,而是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去参与社会大市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以社区为范围的民主,并不能解决农民利用现代组织进行市场竞争的主体和机制。更重要的是,市场化的经济竞争不能靠这种社区民主方式来解决。科层制的企业化管理才能成就最优化的市场主体,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农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得到发展,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源泉。

--关于宗族势力的复兴问题。目前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总的来说,宗族势力具有落后的一面,是一种反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以血缘方式联结的社会组织,将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个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宗族势力尚不足以改变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族组织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宗族势力在现代社会复兴的代价是它自己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社会关系链条的断裂。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以宗族为旗号的黑色势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特别要警惕这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目前,大量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农民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处于农闲之中。对此问题,刘易斯早在1954年就指出,传统农业中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即相对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有剩余。由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人数减少后,产量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力,形式上在农业部门就业,实际上是隐蔽性的失业。据我们调查,目前中国农村还是广泛存在着失业现象。在湖南这些广大的典型的农业社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能获得更多效益,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民基本上有一半多的时间处于闲业状况。闲置的农业劳动力寻找不到出路,将长期地制约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和农业存在的这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和农村真正平等地参与国家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即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体制,让农民不致于被现代化的战车压倒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只是对原有体制的改变,并不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民从原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获得了生产的自由。但这并没有限制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剥夺农民的行为存在。政府性剥夺是显而易见的,而市场性剥夺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事实上,由于农民的市场知识水平和组织状况,尚不具备进入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可能在于:其一,对于国家来说,放弃长期以来的对农民实行剥夺的政策,对贫困农民以适当的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的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民的分化和身份转移。其二,对于社区来说,在建立民主的政治秩序和稳定文明的社会生活同时,还要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特别是寻找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将农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区发展。其三,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要从传统的小农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到合适的角色和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9.9

下午4时,告别衡山县党政领导。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只身前往汽车站,又开始了白果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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