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说服和训导制度

 《政治与市场》

  作为一种控制制度的说服 权威的象征并非枪杆,而是词语。最 常见的政府行为,是交谈、写作、倾听和 阅读。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发现他们被说 服的信息所包围——事实、分析、恳求、告 诫以及谎言——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信息沟 通。他们也渴想得到信息。比如,一个不 得不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必须依靠那些 能够向他解释货币和信贷运动的复杂性的 人们。在永不停息的交谈中,说服也完成 了权威相互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甚至 当并非有意追求影响的时候,事实、分析、 观念和错误信息也取得了效果,这只是因 为,我们大家永远会对我们自己有关周围 世界的感受作出反应。人是一个知性动物,拥有智识积淀的文化,所以,说服 所能作用的,不止是权威制度,而且能深入人的肺腑。某些 学者把政治制度描述成一个信息和反馈的控制论系统,另 一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人相互作用的特征规定为讯息交往或广 义上的说服。然而,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说服看来在 任何复杂的制度中没有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像交换在市场 制度或权威在政府的角色那样。

  后面,我们将考察它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民主的某些 阐释者——其中有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走得是 如此之远,以致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的政府”,它或许可 以视为依靠说服的政府的同义语。我们也将在以后考虑说服 在市场制度中以商业广告形式表现的巨大作用。

  但是,作为两套综合性的说服方案中的一个,广告作用 直到20世纪以前尚未出现——不论是它所使用资源的连续 性,还是目标的广泛性以及在所用资源的数量上,均可得出 这个结论。另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中管理的、渗透了政治灌 输的说服方案。这种说服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或者 ——为了避开围绕概念产生的争论——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一 个主要手段,它的特征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建立权威做了巨 大势力,权威是如此广泛、深刻、不受束缚,以致其他一切 权威(教会、工会、互助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权威)都必 须削弱。在这种外观下,说服更接近成为一个整体制度的定 义要素。

  差不多150年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的正是 这种制度,他不是靠胡思乱想,而是凭借对当时的民主社会 的社会机制的辩认。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迪是,德国和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远非那种不大会重复的“偶然事件”, 而是一个可测定的模式的变种(共产主义是它的另一变种)。 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想要扩张到全球的 铁板一块的权威制度的可能的前兆。“一个巨大的、监护人的 势力”将“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压榨、削弱、灭 绝和麻痹全体人民”。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一切强制的权威形 式,包括恐怖,以对付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不过,在托 克维尔的词汇中,它对大众的那种控制得到了比较好听的描 述,如“精细的、经常的、节制的、温和的”。它利用灌输来 俘获人们的内心,以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苛刻的控 制让他们做的一切,而毋需强迫。纳粹主义企图阻止一切可 供选择的说服来源,然后通过传播炫耀,塑造它的臣民的心 灵。借助于发射台和政治广播频道的数量,德国比起那个时 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就电台对人民的覆盖面而 言——更多的东西。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中,他就作了多 达50次的广播讲话。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是一个已 经显露的新时期的端倪。

  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于民主时代的一种权威主义的控制形 式。在公民们受教育、被讲授和热切追求民主的地方,如德 国和意大利,对权威主义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说服公民们, 他们不再需要民主。简单拒绝政治要求的老式办法不再会 成功。法西斯主义并非简单地作为反对民主的一个选择,相 反,它是以民主之子的身分露面的。民主的要求和能力若从 未被唤醒过,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诞生。与民主相对立的法 西斯主义灌输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顺从单向度的权威,尤 其是顺从一个自由意志——领袖的自由意志。借用意大利 法西斯主义的一句箴言,“一切为着国家,永不反对国家,谁 也不许超越国家”。

  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国家的灌输方案也是 通过对心灵的控制阻挠大众的抱负,维持单向度的权威,否 则这些心灵便会反抗。不过,共产主义的说服又不同于法西 斯主义的说服。它并不明确地吹捧权威。相反它许诺民主的 未来。它并不鼓吹精英统治。相反它积极地实践在某些方面 减少不平等和在另一些方面承诺这种减少。而且,我们将会 见到,它呼吁人的某种理性,这方面远远胜过了法西斯主义 的说服。它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术语——“用你的热血思 考!”——来激励人们。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 早期的斯大林也不是。他们都谈论平等主义的——有时是民 主主义的——抱负,希特勒则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几乎 没有多少根据来断言他们的言语比丘吉尔(churchill)、戴高 乐(de Gaulle)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言语更加虚伪。 所以,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共产主义的说 服或灌输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模式,它指 示了有关人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由于说服已被毛泽东主 义者挑出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实践,我们有必 要仔细考察它,并且——为了在以后参照它——给它一个称 谓。因为缺乏现成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训导制度(prece -ptoral system);这个称呼来自于“训导者”(preceptor) 一词,意思是教师。

  训导制度

  在理想化的形态上,一个训导制度是——概括地讲—— 大规模的、纯粹单向度的说服方式;在这里,少数智睿的政 府精英指导着大众,所采用的方式很像卢梭建议教师教育孩 子时采用的方式,他想象它是一个转变每个人的“更高级的 智识”。世界上尚未建立任何高度发达的训导制度。只有共产主 义制度的不完善的现实因素。它比较像一种抱负,而非已接 近实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用来作为实施强制的(甚至是恐 怖)的伪装,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制度。然而,它是毛泽 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特色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 因素,它激励了许多把欧洲的共产主义斥为官僚制和压迫性 制度的人。但在共产主义者构造的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模 式中,训导制度与传统的权威制度常常混在一起。在中国,两 种模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说“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以第二 种模式为代价肯定第一种模式的尝试,那么看来从“文化革 命”以后,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权威之中。

  为了说明建立在一个纯粹单向度说服之上的组织方法的 可能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个简化的图式或模型。它应当 尽可能的节省,提出尽可能少的问题。我们将假设,在下述 意义上社会精英是智睿的,即:在消息灵通方面它不亚于一 个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层,它也同样尊重事实及合理的论点。我 们还假设,它不会有意地和广泛地剥削大众,尽管它可能使 剥削合理化和有时候盲目出错。我们不会假定,它完全有能 力了解什么对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假定,精英们与大众之 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样一来,训导模式比开头的设想可能多少更复杂一些。 单靠把传统的权威从等级制的权威制度中抽出去,然后把说 服放入这种办法,人们是无法了解训导模式的。随着人们开 始作出这种替换,另外的改变会接踵而至。

  在勾勒它们时,我们将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提取事例,在 那里训导因素最为显著。不过,我们不打算在这一章描述中 国的或其他的任何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想给一个训导制 度的概念定形。像权威制度和市场制度一样,它仅仅是一个 抽象:模式从现实世界的混合制度中选择了一组密切相关的 因素。

  教育、“新人”、唯意志论

  训导制度是一个通过纯粹单向度的政府说服实施的制 度,它说服的对象,不是一个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官僚制, 而是整个人民。它还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央的理想抱负的制度, 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建立社会目标的制度。

  “说服”(persuasion),虽然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合适的 词汇,却很难用它公平地裁判训导制度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 说服性交流。说服、信息、灌输、指导、宣传、劝告和思想 控制,构成了用来引导理想反应的一套办法。“教育”(edu- catlon)一词比任何其他单个的词汇都更接近于公开宣布的 的共产主义意图,可我们不得不给它打上引号,以记住它不 过是一把掩护伞。

  说服或“教育”首先瞄准的,是——但也许仅仅是过渡 性地——人的个性的转变和“新人”(newman)的创造(如 共产主义的演说中常常提到的那样)。毛泽东讲过“改造人的 灵魂”的必要。“要斗私批修”。卡斯特罗宣布,“基本的任 务”是“奠定新人的基础,这种新人对他在社会的作用、职 守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无论在苏联、古巴或是中国,构造的新人榜样来源于社 会主义的思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 八四年》和维多利亚(Victoria)时代的英国。无私、合作、 平等主义和服务社会等等作为主旋律,同责任感、艰苦工作、 自我约束、爱国主义以及在穿着、艺术欣赏和性行为方面的 道德保守主义等混为一体。新的个性的两个特点是不可分 割的。“教育”试图创造出一种“自觉”服务于集体利益的人, 就是说,他会主动去做那些在其他社会必须在命令或诱导下 才会做的事情。还必须创造出会自愿响应国家和党的召唤的 人,一旦国家和党要求他有某个行动的话。

  解释所有任务并证明它们有理,争取大家赞成之——这 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说服的努力必须留给引导个性转变和 激励完成重要任务,必须说服公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人在大 部分任务分派上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如何使训导制度区 分于传统的权威制度呢?区别在于,新人通常不需要任何外 来的指导。在新人那里,权威是一个多余的工具,它的使用 仅限于那种由于费时费力太多而不宜使用说服的场合。此外, 所需的这种权威还有赖于说服在过去帮助它确立的基础。如 果说这些要求看来难以满足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训导制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抱负而不是事实。在 今天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对特殊任务所进行的说服——例如 劝导中国的城镇居民自愿到指定的农村去劳动的一场运动 ——经常含有受国家和政党的强制支持的重要指令。

  对官僚制的敌意

  一个训导制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等级官僚制,以组织 训导者们,即组织从事“教导”公民劳动的“教师、向导和 领导者”这类干部,如列宁要求的那样。人们也许设想,在 这方面,传统的权威制度和训导制度的区别仅仅是,在前一 个制度中,官僚制是权威主义地指挥人民,在后一个制度下, 同一个官僚制是“教育”人民。不过,区别是很大的。在训 导制度中,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成员本身也是“受教育 的”,而不是接受最高权威的命令。由于力图用对干部的全 面“教育”来减少官僚制的影响,一个训导制度显示出对官 僚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例如,这种敌意在毛泽东的思想 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动员和革命

  靠控制信息来诱导人们作消极的顺从,这是政治学的一 个老故事。训导制度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它。“教育”从每 个人那里诱发积极的反应,例如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把 农产品交付给城市,参加水利建设,街道清扫,邻里监视,小 组内的相互批评,教会文盲阅读。

  其提倡者认为,“教育”对那些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根深 蒂固的顽固分子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那些人惯于谋取个人 利益并同自己的同类对抗。而且,如果人们适应了国家掌握 的“教育”,他们就必然较少地根据家庭、工会、教会、雇主、 地主和其他社团的要求作出反应。一个人是不会顺从他的训 导者的,假如他还在对村里的长老言听计从的话。所以,即 使“教育”不是设计来取得一场革命的结果,它依然可能是 社会革命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只存在于一个消灭了 多元化的社团和依恋的社会,可以说,只存在于一个经历了 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

  只有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能够完成社会转变。信息 交流的十八般武艺全得用上:报刊、广播、官员的公开演讲、 墙报、集会、授课、公众节日和纪念活动。另外,党的干部 们还运用不断的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对单位的和家庭的成 员做工作,通过家访形式学习政治理论,进行自我批评,培 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城的一个居委会公约显示出“教 育”如何渗透到中国的训导教育的最深处。虽然似乎让人难 以置信,居民们是这样商定的:

  “为了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要支援工作繁忙或生病的邻居, 批评有缺点错误的人,也接受别人的这方面的批评;为了防止失 火、制止坏人闹事和遵守规则,要求各家各户汇报来客的到达和 离走的情况;负责清扫街道、水沟和厕所,消灭苍蝇蚊虫;要保 持个人清洁卫生,经常洗澡、勤换衣物、饭前洗手、洗干净各种 蔬菜瓜果,给小孩子穿戴要留心气候变化;勤俭持家,对衣、食、 煤、水、电各项开支精打细算;参加扫盲学习,经常阅读报纸;关 心国家大事,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项活动,把情况转告给不能 参加会议的人。”

  强度最高的活动通常是为党员和政府官员保留的,至少 在中国是这样实践的。

  “每个渴望成为党员的人必经经历思想改造的过程。首先,党 要收集一份有关他的背景的尽可能全面的档案……;其次,在党 小组会议上,他必须回答有关他日常个人生活(无论是社会生活 还是私生活)的所有细节的发问……。随着了解的深入,党小组 开始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自始至终,这个人被迫使用意识 形态的范畴和语言剖析自己。党小组的批评亦是如此。当他最终 完成答辩时,已使自己的一切隐私公诸于众。而且,他面对着一 个向他的所有失误发动攻击的有敌意的集体。一旦矛盾尖锐化, 这便成了反对他入党的人的借口。这时,党小组的态度改变了,他 们开始‘帮助’他树立一个正确的看法。”

  无论如何,普通公民会时刻被推上一个高强度的历程。

  “……每个农民都务必提高觉悟,这样他可以逐渐进步和声 讨地主……。这对于让地主暴露真实想法,对于使农民产生‘诉 苦’的高度觉悟,都是很要紧的。当每个农民起来揭发地主时,他 终于克服了他在旧的统治阶级的真实权威面前的畏惧心理。”

  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灌输召唤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动力,而一个 训导制度呼吁有意识的、理性的激励;这是区分“教育”概 念与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灌输的一个根本之 处。在训导制度中,理性有赖于一种意识形态,它教导个人 要“正确”认识社会世界和指导个人决定。虽然训导制度取 决于道德和情感对增强理性的作用,新人创造过程的核心因 素仍然是他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是提高他的觉悟、思想、 理解力的水平的一个真正的尝试。对党员来说,高水平的觉 悟是格外需要的。他们必须演讲、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一切 所以可能,是因为“教育”常常有意来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真 正的或客观的许多利益,而不是故意蒙蔽或利用他们。

  毛泽东曾写道:人们也许能够禁止谈论错误的观点,但 它们仍然会存在……只有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推理 的方法,我们才能树立正确的观点,纠正错误的观点。毛泽 东实施了强制,当他需要这么做时;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抱 负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如同他自己表明的偏好那样——改造 一个灵魂,而不是摧毁它。 效率和创造性的新药方

  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干部“教育”的加强,同对官僚 制的敌意结合起来,构成了训导制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它 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追求目标。它靠的是个人的能量和资源,而 不是社会的协作——这方面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威制度或市场 制度。

  在社会组织内,重大成就可以靠两种方式取得。一种是 对个人努力作出井然有序的协调,这在市场理论或管理学上 受到重视。另一种是仅仅用不太严格的方式协调参与的个人, 提高个人成就和发明创造的非凡水平。虽然所有社会制度都 含有这两种方式,但在训导制度的梦想里,第二种方式起支 配作用。它设定,其他一切现有制度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 为它们无法挖掘个人的能量和资源。为了“开启热情、能量 和创造性的巨大库存”,“教育”将向群众提供“能最充分地 挖掘自身能量的知识”。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个人及组织的 涣散,因为多数人从未接受过这种挑战。

  所以,在一个训导制度中,传统的官僚制对协调任务安 排的关心,让位于不那么精确的分派。这种分派留给每个参 与者以选择的自由,由他决定自己的职责和相关的义务,并 把他的全部能量、资源和创造性带到工作中。强调重心的改 变,适用于工作和公共活动里的干部和普通百姓。比较松散 的协调还意味着相对于传统官僚制决策过程的重大分权。不 仅如此,它也意味着大量的相互调整的行动,不过,这不是 在最高权威内部,而是在一般公民和干部中间。

  一个训导制度甚至走得更远。技术的能力服从于正确的 态度(依靠“教育”)。充沛的精力超过了技术熟练的效率。通 往效率的这两条通路之间的竞赛,表现在中国行政部门有关 红与专的持续争论中。

  重心从技术能力向正确态度的转变,还意味着,一个训 导者或干部更经常地是多面手和专家。他不太发展一般官僚 那种顽固的狭隘性,相反,对他参与其中的那种更重大的共 同奋斗目标有较多的理解。由于见多识广,他变得更有能力。 无论如何,专家主义被看成是培育不平等和削弱社会凝聚力 的东西。

  虽然涂尔干(Durkheim)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 专家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有机的团结,胜过建立在个人无差别 的基础上的机械的团结——但在这里,职能的专门化却被视 为是通向顺从、彼此不信任、没有情义、往往会产生误解的 道路,因为它把人们按层次等级分开。

  训导制度对分散化、创造性、挖掘资源和一般能力的重 视,可以在市场制度内找到响应。它出现在近年来有关劳动 组织的试验中,在那里,管理层停下了装配线,工人小组自 己来决定个人的工作分配,工人们不停地变换着安排,而不 再是一成不变地守着某一项任务。这种发明只有靠受过重新 教育的工人和公民才可能广泛推广。而这种假设在训导制度 中已成为“教育”的根本所在。

  亚当·斯密对通过分工获得效率的信念,同训导制度对 “受过教育的”新人的生产率的信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斯密还是他在市场意识形态中的追随者,从未 完全忽视个人的动力。相反,传统论点中关于市场制度的很 大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对个人的货币激励的坚持、专一和强 化。近年来,不论是“工业人际关系”运动,还是职业经济 学家对经济效率和创造性的源泉的兴趣的复活,都给予个人 动力和创造性以新的强调。因此,我们不能把训导制度中有 关“教育”的能量和资源的想法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外 在的东西而斥为胡思乱想。它通过做出其他制度尚未充分做 出的事情,瞄准了人类动力的一种革命性的再组织。

  一个人道的制度吗?

  至少是经常性的,那些给训导的想法留有余地的现实中 的制度,也实行了残忍的压迫。例如,70年代中期,柬埔寨 的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们,实施了强迫人民大量迁徙,强制 劳动、暗杀,以及对整个村庄和家庭的屠杀。无论如何,这 一切不断构成了对人民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威胁。依靠对通讯 手段的垄断,依靠用自己的消息来洗刷公民的头脑,训导制 度奠立了暴政的基石。

  人们可以嘲弄训导的追求,因为在整个世界上,那些想 取得权威的人正寻求用改良的方式对它乔装打扮。对于西方 商业企业中出现的民主参与的趋向,有一种学究式的评论似 乎对它的革命意义欢欣鼓舞:

  “在生产问题上,来自于工人和工会官员阶层的首创精神 的广泛发展,已在组织上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 它要求经理按照领导层的见解去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简单地 以权力和控制为标尺。” 可是结论却暴露了AE?AE?性:

  “这并不意味着,他(经理)对组织的控制比从前他拥有的要 少”。

  如果权威隐藏在有关自由立宪的西方中一个参与和首创 性的花言巧语内,那么,在乔装打扮的训导的意识形态里发 现这种东西是不会让人奇怪的。

  不过,必须给予社会组织的训导想法中某些明显的人道 主义成分以某种肯定。尽管有过镇压,毛泽东主义后来的做 法是重新教育而不是处死下台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主义的 思想把重点放在人的自发性和觉悟而不是技术上。很难把 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名言仅仅当成 诡辩。从不同角度看,“受教育的”公民的想法就像人类信念 历史上任何其他关于人的伟大思想一样人道,它多方面呼唤 着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讲比市场人(market man)的观 念更人道——,即便这种想法在中国已趋于衰败。

  需要将作为一整套追求的训导制度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 追求(即通过说服建立政府)进行比较,因为自由民主主义 者很看重自己的为着个人自我发展而实行的非强制的政府的 模糊观念。如我们将要见到的,他们也用一种“新人”为出 发点,这种新人绝非由国家塑造,而是形成于观念的一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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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制于陈炯明 - 来自《李宗仁传》

大势所趋,桂军无法抵御粤军,黄业兴领部开始向横县退却,李宗仁率部殿后,保护大军。在撤退中,李宗仁得知黄业兴要把部队开往广东钦州、廉州、防城一带,受粤军收编。李宗仁考虑,黄本人系钦县人,所部官兵亦多为钦、廉州人,他投靠粤军不失为一条出路,而自己所领均是广西兵,与其受粤军收编,还不如留在广西。他与手下官兵商量,大家主张把部队拉到粤挂交界处的六万大山之中,暂作躲避,待机再说。李宗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悄悄脱离黄业兴,独自领着广西兵匿入六万大山中。后来有几支小部队也陆续上山躲避,均被李宗仁收容。李宗仁就是靠了这些部队……去看看 

下篇 第16章 最后几年的学校教育 - 来自《幸福之路》

我想,第15学年的暑期过后,就可以允许孩子进行专门学习了,而且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办到。但如果没有明显的偏好,最好还是继续接受全面的教育。在某些情况下,专业学习可以早点开始。教育中的一切原则都应在特殊情况下作相应的变通。但我认为,作为普遍原则,智力超常的学生应在大约14岁时开始专业学习,而那些智力低下的学生通常根本不应在学校进行专业学习,除非是职业培训。在本书中我不准备谈论这个话题。但我认为它不应在14岁前开始,而且即使是14岁时开始,它也不应占据学生的全部上课时间。我不想讨论它应该占多少时间或应该让所有……去看看 

第24章 - 来自《至高利益》

李东方讥讽地笑了:“我只知道田壮达的案子不但没进展,好像还有点反常: 怎么田壮达刚检举了两个腐败干部,第二天就翻供了?”   李东方说:“家国,这种气话你私下里说说可以,真这么做就不行了,不论有 多难,不论受多少委屈,我们都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嘛!再说,你做的事是为 老百姓,不是为任何一个官!”   贺家国叫了起来:“钱市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了吗?他官比我大,经验比 我丰富,不知道这么干的后果吗?路桥公司根本没有钱,时代大道怎么建?拆完后 就扔在那里?又拉一堆臭屎?就不怕老百姓骂咱们党和政府吗?!”   李东方却不说了,转而道:“华美……去看看 

第四三章 - 来自《生死抉择》

到达省委书记办公室时,已经12点半了。     让李高成没有想到的是,万书记的办公室里竟还有好几个人。省长魏振国,纪检委书记柏卫华,常务副省长王育民,还有一个虽然他已经知道了,但还是让他感到忐忑不安的人也在场,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     人们的脸上都非常严肃,所以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就显得格外紧张。     他和杨诚进去后,同每个人都象征性地握了握手。同严阵握手时,他发现严阵的表情很温和,很随意,甚至还微微地同他笑了一笑。     正是这样的一笑,却让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感,他分明地感到那是一种胜利的笑,一种……去看看 

前言 - 来自《万民法》

我撰写此文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并将在文章脚注中特别申明。我更应向Ronald Dworkin(罗纳德·德沃金)和Thomas Nagel(托马斯·内格尔)致谢,他们在1990年末和1991年纽约大学的讨论课中对我考虑万民法的初步尝试有诸多建议;还应感谢T.M.Scanlon(斯坎伦)和Joshua Cohen(耶和华·库恩)有价值的评论;感谢Michael Doyle(麦可·多伊尔)和Philip Soper(菲力普· 索普)建设性的通信;同样要感谢的是Burton Dreben(伯顿·德雷本)。我尤其受惠于Erin Kelly(艾尔文·凯丽),她披阅了本文的所有草稿,并提出多种改进,其中大部分我已采纳,她的批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