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多头政治中的循环

 《政治与市场》

  斯·怀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认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掌握在 三种相互合作的精英手上:政府的、实业 的和军界的。菲狄兰·朗得勃格(EerdiC nand Lun-dberg)更具体地指出,美国 是由它的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加尔布 雷思告诉我们,公司的“技术结构”(techC nostructure)是经济事务中的支配集团。

  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 Kolko)提出了 一个许多人心中怀有的疑问:

  难道一个由十分富有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有权按他们决定的、适合于他们利益的 方向指导工业(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经济)吗?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他说。为什么?因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掌握在一小部分 经理手中,他们在企业里拥有重要的所有权份额。据他估计,最大的200家公司 被人数不超过2500的人所控制。”这些人——既指导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 控制了公司的结构——是美国经济精英阶层里最重要的一个集团。”

  问题提得不错,回答却不够好。在头等位置上,2500人 的领导几乎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再加上100家最大 的非工业的、金融公司的经理的相应数字,以及譬如说每个 产业里最重要的4家大公司(它们并未列入最大的200家公 司)的经理们的数目,那么总数将上升到至少4000人。2500 到4000人占据了经济的关键位置——读出这句话时,既不让 人感到惊讶,也不会给人多少启发,它不过好比说,有2500 至4000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或许甚至会对它的数 目之大感到惊讶:在任何多头政治中,都只有一个总统或总 理;一个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仅有数百人。

  科尔克的答案的更重要的缺陷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在 任何大的制度中,直接的或近似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所有参 与者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早在本世纪初时已被莫斯加 (Mosca)、米切尔斯(Michels)和帕累托所阐明。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决策精英(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理所当 然)受到大众化控制。在此问题上,密尔,朗得勃格,加尔 布雷思,还有类似他们的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前几章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已 发现大众化控制中的某些重要突破口。然而我们尚未取得全 部答案。除了对大众化控制的普遍障碍已作出的详细说明外, 还有一个不吉祥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在市场或在政府中,大 众化控制总是循环的。可能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灌输,通 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 已经安排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假设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 来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

  更具体地说,实行多头政治的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的特 权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政府对多头政治实行控制的一 个竞争对手。另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在利益集团、政党和选 举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已经见到,它允许实 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许多争斗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 经考察过这两种可能。但是现在假定,由于一种特别方式,实 业界的影响甚至更加根深蒂固。想想下述的可能性:实业家 们完成了对公民们的灌输,从而公民们的决断不是服务于自 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实业家们的利益。公民们这时变成了实 业家们的盟友。实业界的特权地位被广泛接受。在选举政治 中,无需任何重大的斗争。这种循环是多头政治中一种特殊 的可能,对此我们尚未作出足够的论证。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说服,它 不是那种自由民主抱负中的相互说服,而是倾斜的、有时几 乎是单方面的说服,它由实业、政府和政治的领袖推行,引 导那些无法像领导人那样随便调度舆论宣传工具的普通公 民。我们将会见到,说服在此采用了至少是训导式说服或 “教育”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每个普通的大众媒体都负荷 着实业界意识形态的一个沉重货物。”

  领导人对公民决断的塑造

  我们已经见到,实业家们以别人无法做到的巨大能量投 身多头政治,迫使多头政治的决策制订同有特权的实业家控 制相互一致。这样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我们已作了记录 ——成为灌输的主要证据。然而,从各种各样不成比例的参 与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模式,它们对于理解控制循环中 的灌输和相应的可能性是重要的。

  次要问题上影响政策

  三种循环模式中最微小的一种,是在所谓“次要问题”上, 实业家们对多头政治的参与。与对待首要问题的立场不同,这 时他们在多头政治里发生争执而不是达成协议。实业家们在 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长期的冲突使美国的小实业脱 离了大实业;所以,制造业全国联合会脱离了能吸引大公司 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业家们这时是不一致的,他们 使公民们服从于竞争性的信息,而不是臣服于灌输。

  使实业界特权地位合法化

  以第二种参与形式,实业家们试图说服公民们,让后者 相信他们通过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是多头政治的组成部分, 从而使控制合法化。在这种控制形式上,他们不对政府提任 何要求,他们也不要求公民们在任何问题上加入他们一边。他 们仅仅是依靠灌输方式,使公民们忽略他们的特权地位。在 这点上,实业家们是一致的。

  像他们通过媒体明确传递的信息那样,实业家们试图把 私有企业同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使对前者的攻击等于对后者 的攻击。例如,在英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个意向宣言中,民族、 民主、自由和私有余业全都缠绕在一块;它宣称,“个人自由 的保留对民族国家的福祉是根本的”,它将积极反对一切“破 坏性的”势力,它们削弱了“(一般地讲)英国的安全和 (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安全。”在美国,他们把实业界代表派 去参加或领导许多自愿的组织,如联合基金会或红十字会,而 在某些版本的民主理论中,这被说成是赋予民主的一个决定 性的特点。他们还向公立学校提供大量教材,这些东西不是 讨论党派政策的地位,而是用私有余业的民主版本灌输孩子。

  所有使他们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这些及其他的尝试,表 面上都是很高尚的,远非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他们常作为教 育的目标被广泛认可,他们传递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 益的。政府官员多半会通过向公民输送同样信息的方式予以 合作,有时甚至极为热情。例如,1976年,美国内政部长托 马斯·柯兰普(Thomas.S.Kleppe)宣称:“今年是挥舞旗 帜、挥舞自由企业旗帜的一年。”

  在使其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同时,实业家们占有利用多 头政治对次要问题的宽松控制的优势地位。政府在次要问题 上的决定(它们事实上符合实业家特权的需要)比较容易打 上公共色彩,看上去仿佛它们真是多头政治过程的结果。所 需的一切,是实业家直接通过多头政治的这条路线,让它出 现在立法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其他讲坛上;他们做的这些事 情是公开的。在法国,计划委员会在它的计划早已发生效用 以后才把它的文本送交国民议会,议会的权衡与决断在很大 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和象征性的。

  他们在使其特权地位合法化的道路上到底还走多远?这 既是有争议的问题,又是依照国情而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 在法国和联合王国就比在德国和比利时较弱;在美国则相当 严重。一种自我庆贺的语调从一个冷酷无情的公司副总裁嘴 里发出:

  美国实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权势。总体上看,实业家 们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领导集团之一。这里没有贵族地主、古代的 骑士或党派精英的竞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实业界谋求的手 段和位置为基础……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赋予他们巨大的权 力,在使用这个权力时,他们被允许拥有广泛的处置自由。

  他们的权力不只限于经济事务。他们对有关社会共同体 福祉的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是有份量的。”

  取消政治争论

  在第三种参与形式中,实业家们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试 图创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张,它将从政治生活中取消有争 议的重大问题。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是要求对重大问题取 得一致,而是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政治沉默。这里,他们 在多头政治中的参与进一步向着灌输的方向发展,虽然并不 总是成功的。它使大众化控制减弱并发生循环,就是说,使 得大众化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在这种活动中,正像为使特权地位合法化所作的努力那 样,整个实业界趋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 声音的挑战。在所有多头政治中,大中型公司对我们所谓的 “首要问题”——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抱有类似的看法, 其中包括,私有企业,公司高度的自主性,保持收入和财富 分配的现状,把工会需求限制在与实业利润一致的范围内。通 过灌输方式,他们试图避免让所有这些问题列入政府议事日 程。

  在首要问题上,公司的声音得到政府许多官员的声音的 配合。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 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 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业家们 憎恨屈服。既然政府官员的任务就是谋求实业家们正在做的 事情,他们不想让私有企业的根基成为现实争论的政治问题。 在英国,塑造决断以维护根基的问题已由1867年第二次 改革法案所明确提出,这个法案给相当一部分劳动阶级以选 举权。一个英国议员觉察到,劳动阶级现在“手中已提有权 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使自己成为形势的把握者,所 有其他阶级在他们手心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其结果,就 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英国保守党人建立了保守党和宪法联 盟全国委员会,开始出版大量内容不变的对劳动人民宣讲的 传单手册。这一努力从那时一直沿袭下来。在它的其他各种 目标中,保守党的信息携带了两个要旨:劳动者完全有理由 赞扬他们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应当委托保守党领袖 保护这些制度。

  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大公司在首要问题上确立看法的特殊 目标。例如,在美国:

  由全国电灯协会组织的电力公司,不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 响国会议员,而且发起重要攻势以控制对公立学校的核心的教育 内容。高中和语法学校的教师们被这样一些材料所淹没,这些材 料旨在强化对类似“电的奇特之处”和“千瓦的神奇故事”这样 的课题的教学。每本小册子都含有精心设计的批评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内容。这个协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如果不是公开的)方式,确 保从使用中抽下掺杂了与教义不符合的课本,并编写和使用比较 有益的代替品。学院的教授们,那些众所周知的低收入者,得到 协会给予的补充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偶尔用比从前更多的 同情口吻讲授有关公用事业部门的内容。公共图书馆、部长和各 种公职领导人都迁就电力公司的宣传努力。

  实业界对塑造决断的影响

  人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它显示了我们是如 何学习讲话、阅读、写作和思考。不过它有时也指出,虽然 公司在首要问题上向公民们灌输了大量信息,而且没有受到 任何可与之竞争的信息的有力挑战,公民们不知怎么却未屈 服于这种灌输。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公民们以某种方式拒 绝了实业界的信息而接受了其他的信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 观点,但它还没有少许证据。公司已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 公开的和隐蔽的。他们的信息源通常是看不清楚的。一般地 讲,大量信息是通过一个新故事或播音节目、一本杂志上的 文章、一部电影、一篇社论、一次政治演讲或一次谈话,被 间接传递到公民那里的。只有一小部分信息公开来自于实业 界的某个源头。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认为,公司对重大问题的信 息多半是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因为它对于改变决断相对地 说没有效果。有的研究证据否定了这种怀疑。比如,人们对 媒体的某个宣传运动的效果,是以它在一周内使4%的响应 者对石油工业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加以衡量的。又如,对 于历时近5个月的总统竞选宣传(这期间来自两个政党的相 互冲突的宣传交叉偏向选民),衡量的方式是看它对5%的研 究对象在党派立场上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宣传的累积 效果的确可以是很大的,若它仅仅是偶尔受到相反宣传的挑 战,而且坚持了不是5个月而是公民的一生的话。在研究大 众传播媒介的文献里,找不到任何内容能作为对它的效果加 以怀疑的根据。

  不仅如此,既然它赞赏这种现状,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 决断的塑造通常是肯定而不是改变决断。在此基础上的媒介 宣传运动甚至更加有效。有时还有这样的论点:产品和劳务 的广告可以左右人们的反应,普通人很容易根据信息的敦促 去做手边的事情(一个人直接上街去购货)。在重大问题上, 公司的政治说服只需要更为容易的反应。一般而言,它不要 求公民做任何事情,任何令他烦恼不安的事情。

  它通常要求的不过是,公民们继续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 一切,既然他们从孩提时代就被告知要相信它们。前面说过, 说服——它是信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无意识的条件 (我们在后面关于社会阶级的那一章将看到这方面的证 据)——在每个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制度被视为理所 当然的东西。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是把它们作为应受检验 的制度,而是当成可以测试新政策和制度的正确性的尺度。当 新政策和制度出现时,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关键的判断过程 被简化和缩短了。在一些社会,新教伦理终归是对私有财产、 私有企业和公司自主权的支持。培养孩子的实践也历来如此, 它强调个人的自决。体育竞技的竞争总是被等同于市场生活, 或者反过来,市场生活总被与体育竞技等量齐观;因此,有 些人认为,对公司自主性的约束,在某种含糊的意义上,好 比给一个竞赛者放上一个仲裁的障碍。在他们影响公民决断 的努力时,实业家们经常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呼唤深深根植 于人们内心的感情。

  大众媒介的影响也遭到了抵制,其根据在于,个人的影 响而非舆论和广播的影响是绝大多数个人的政治决断形成的 主要来源。看来他们确实没有给政治作品和广播加以认真注 意。但如我们所见,他们受到与他人交往的影响,而这些人 阅读和收听大众传播物。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受到更加喜欢阅 读和收听的其他人的影响,不论在媒体中还是在人际交流 中。

  像埃尔蒙·诺帕(Elmo Roper)——或许他的说法比他 呼唤的内容从概念上看更有魄力——指出的,存在伟大的思 想家,伟大的追随者,伟大的传播者,次要的传播者,次要 的公民参与者和次要的政治惰体。因此,大众宣传媒介对个 人影响的后果,是公众观点形成阶梯上的相互交换。

  受约束的决断

  如果商业信息是作为实业家大力参与选举政治的一个后 果而传播开来的,那么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决 断,这种决断对商业企业、公司、私有财产和其他根基不会 造成什么麻烦。的确如此。虽然决断在欧洲的多头政治里不 像在美国有那么多的约束,但它们仍然处处受到限制。公众 的观点与主要倾向是一致的,离经叛道的只是少数人的见解。 一致性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现象。

  领导人和观察家总是对他们认为有成就的东西鼓掌喝 采,也许他们并不完全懂得他们喝采的到底是什么。当英国 有了社会党人参政的头一回经历以后(这一经历也许被人指 望会改变英国的制度),洛德·巴尔夫(Lord Baleour)自鸣 得意地说:

  我们已更迭的内阁,尽管属于不同的党派,但从未对社会的 根基产生分歧。显然,我们的整个社会机制已预先假设人们会是 这样的,从而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安全地承受任何的争论。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从政治中取消集中计划的问题。 下一章将证明,尽管存在普选权,多头政治的收入分配并没 有多大改变,虽然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作了较多的改变。 很少有哪个多头政治(甚至是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对财富和 收入分配的重大改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公民们相当忽视

  这些问题。面对机会不均等的大量客观证据,罗伯特·兰恩 (Robert E.Lano)仔细观察过那种认为机会大体上是均等 的人。他们仿佛无视导致收入差别的现实世界的因素。“几乎 未提环境中占压倒性的力量,只是偶尔谈到疾病、某个养家 糊口的人的死亡、衰老、迁出城镇的理由,诸如此类。”

  在大不列颠,最近的一份调查向供调查的选民们提供了 一份有关收入政策的假设选择。他们愿意为特殊的技能付酬 吗?或者,他们宁肯保证最低收入者有一份合理的工资吗?还 是应当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只有10%的被调查者选择更加 平等。关于英国劳动阶级态度和观点的最近的两份研究,一 致同意下述发现:不论是狭隘的主张还是广泛的见解,都使 劳动阶级服从较高地位的阶级。——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 个社会里,在那里,它的19世纪的许多领导人还担心,普选 权会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的要求,他们认 为这种政策对选民大众具有明显的好处。这是世界上最极 端的现象之一,即选民大众所投的票很像他们的领导精英投 的票。他们为自己要求的东西极少。

  其他证据也给人启发。苏德兰特(Sutherland)在他关于 美国的白领阶层犯罪的报告中,用各种翔实的材料表明,由 公司经理们承担责任的犯罪,尽管从法律上无法区别是否比 普通公民的犯罪更严重,可被法院、议员和公民视为属于不 同范畴的事情;对这类犯罪,惩罚是很轻的,减轻惩罚的气氛 使它们容易被开脱,起诉的办法也不一样。

  它本身证明了 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没有对两种犯罪的差异作 什么分析,他的研究并未激发出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揭示, 公民们也没有认真地考虑减少差异的问题,尽管它偶尔引起 愤怒的抽搐。这一切再次成为决断受到系统的约束、从而使 一定问题被压制下去的证据。

  此外还有一点零星的证据。它的表现是:当有着根深蒂 固的观念基础的性行为、婚姻、穿着打扮和谈吐风度等等方 面近些年来发生严重的不稳定时,建立在政治—经济组织之 上的决断却保持了持续的稳定。很显然,在某些条件下,人 们会突破旧的思维模式,甚至是极其迅猛粗暴地,但是,无 论是战争,国与国的军备竞赛,还是通货膨胀、失业,或是 原子毁灭的威胁,都未能为有关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 的决断开拓一个更广阔的范围。

  不过,决断绝不是丝毫没有松动余地的。在有四五个政 党的制度下,其中一个常常是共产党,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另 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政党。另一方面,多 数有效的政治竞争,仍将在一个狭窄的次要问题的政治范围 内照样继续下去。共产党本身将经常——像实际表现那样 ——赞成在狭窄的变化范围内的政策,而不是有特色的重大 改变。共产党常常不得不为承认议会政治付出代价。

  对异议者决断的约束

  即便重大问题上的异议或改良的决断,也受到明显的束 缚。罗伯特·黑尔伯诺勒(Robert Heilbroner)指出,“大 家都力求使自己有关社会变化的建议适应于占主导地位的实 业秩序的约束。”因此,在可能提出的许多事例中,美国的煤 矿工人协会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施加压力,要求加强煤矿安全 立法。矿工们并不是没有道理地反对加强矿山安全。他们只 是担心他们的职业,万一公司最终被迫实行安全措施并负担 这样做的较高成本的话。在他们的受约束的心中,不可能真 的容纳一种可供选择的改变——因为安全措施是由政府基金 付账的,是用给予煤矿公司的补贴、或用给予工会的补贴付 账的。他们无法突破他们固有的想法,即公司会对煤矿安全 负责,要求公司去做任何超出盈利许可外的事情将会造成相 反的后果。与此类似,在任何多头政治中也没有认真讨论过, 是否可以让工资突破与生产率的联系(抵消的办法是减少对 商业企业的补贴),从而不必争论企业盈利是否构成提高低收 入的障碍的问题。

  持异议者的决断还受到了或许可以称为公众争论中的 “平衡”神话的束缚。不少公民对自己承认“每个问题都有两 面”的想法感到骄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实质上同其他方面 隔绝的东西,在那些方面,他们仍然保持着要么当聋子,要 么充耳不闻的状态。在美国,“同等时间”广播的立法,一般 地讲是为了保护两个倡导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广播 时间。这两个党在政策的范围和连续性上紧紧地站在一块。那 些自由的报刊专栏作家——他们是某些报刊竭力推荐出来同 保守观点抗衡的——提出的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局限在一个狭 小的范围内。观点的“平衡”就这样呈现给公民们,其狭隘 的竞争对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基础没有造 成什么改变。

  没有必要的观点一致

  为了实现其目的(对于它,实业家自己可能也只理解了 一半),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公民决断的塑造不必实行思想专 制,甚至无须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统一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 到,它完全不需要这两者;需要的仅仅是说服公民,不要提 出某些问题,不要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要求。所以,在诸如 公司自主性这类问题上,它如果说服公民相信,这个问题不 值得消耗脑力,或者它的复杂程度让人泄气,或者在这个问 题上的煽动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公司的自主性是件好 事——如果公民相信这中间的任何一个,公司就成功了。任 何人都会照此办理。

  因此,一份有关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价值观的详细调查结 果发现(它进行了25项经验研究,任务是确认价值观的一致 是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存在着的不是价值观的协调 一致(它维护了劳动阶级的屈从),而是在关键领域的不一致 (在那里具体的经历和含糊的多元主义可能已变成了激进的 政治)。”价值观比保守主义更容易产生混乱,混乱足以保持 重大问题上的寂静无声。

  核心信念的必然

  可是,我们能够指望任何社会对它的根基发生争议吗?有 哪个社会这样做过?难道通过承认每个社会都留有共同的核 心信念的印痕,我们不能消除在重大问题上决断受约束的证 据吗?它们确实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我们不会在共产主义社 会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任何比在多头政治中更大的 决断多样性。

  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重大问题上的决断在多 头政治中受到约束,在其他制度内没有受到约束。我们要说 明的是,哪怕在多头政治中它们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这个分 析的意义在于,操纵决断的控制机制存在于这些制度之中就 像多头政治过程本身一样是根本的。因而它们把一种重要的 循环引入了(不论好坏)依靠多头政治的大众化控制。

  鉴于多头政治的制度对多头政治控制的理想追求,受约 束的决断在这种制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最要紧的不是 核心信念的存在,而是约束究竟如何形成——靠谁或什么办 法,围绕什么问题和为何围绕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在本章的 分析中一直试图理解的内容。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约束,我们 的分析应回溯到这些制度中领导权的双重性,回溯到实业界 由此产生的特权地位,回溯到实业界在多头政治内大得不成 比例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注意,不能忘却这个联系的意 义,至少从逻辑上讲,一个社会有可能在重大问题的一致决 断上为了共同利益而站到一起,它不导源于任何社会集团的 任何特权地位。重申一遍,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受约 束的决断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多头政治的方式受到 约束的。这种约束同经常为这些制度辩解的民主理论和意识 形态格格不入。在多头政治里,核心信念是受操纵的和一边 倒的观念相竞争的结果。

  对操纵决断的限制

  美国人阅读什么和不阅读什么的调查告诉我们,美国也 许代表着决断一致化的一个极端事例。美国没有像意大利和 法国的共产党报刊杂志那类异端的大众传播媒介。从传播体 的发行量看,像“民族”或“新共和”一类的中左出版物,或 者像“每日世界”一类的共产主义报纸,属于巨人中的侏 儒。

  麦考尔杂志(Mclall’s) 800(单位:万份)

  时代 400

  纽约时报 84.6

  竖琴师(Harper’s) 37.9

  大西洋 32.6

  新共和 14

  民族 3

  每日世界 1.4

  在美国可能没有广泛发行的激进派报纸,因为不存在想 阅读它的广泛的读者群。但是,这正是我们的论点所在。

  在西欧的多头政治中,一些公民和主要的政治领袖同样 考虑着比美国人范围更广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抉择。英国工党 的某些领袖——如奥得·斯加基尔(Arthur Scargill)、诺曼 ·阿特金森(Norman Atkinson)、安东尼·韦基伍德·本 (Anthony Wedgewood Benn)等人——正在重新振兴自 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从前的工党激进主义, 它是工党多年来随着它的崛起和行使政府权威而加以压制的 东西。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经常地争论集中计划、收入和财富 的重大再分配,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他们讨论一种 对公司权限的范围更广的限制。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愈来 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说服。如果说这种接受乍一看可能不太 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所以被接纳,是由于它们 放弃了革命目标——,那么它毕竟证明了一种在美国无法做 到的宽容性。我们后面还会见到,有关公司内部旨在增强雇 员控制的改革,在美国以外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讨论。

  甚至在美国,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石正受到 争论的侵蚀。次要问题上的政治改革含蓄地引发了重大问题 的可供讨论的方面。公司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多于 1890年,或1932年,或1946年。它们现在又一次受到出于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提出的新限制的要求的推动。我们看到, 收入分配正在改变,哪怕是以冰河移动般的缓慢。公司在操 纵决断上的优势并未使大众化控制完全循环。

  在多头政治里,对公民决断的约束远未达到(是否有必 要这样说?)大规模垄断进程的目标,这种大规模垄断进程曾 经使得过去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大 众决断受到控制。如果说在多头政治下政府、政党或公司官 员的声音比持异议者响亮得多,那么前者并没有使后者沉默 不语。

  而且,媒体并非铁板一块。比方说,美国的电视,给了 激进分子、抗议者和批评家至少一小方天地。它对非正统、新 奇古怪和非常规的边际容忍,也已为下述现象的存在所证实 ——女权运动活动家、嬉皮士、瘾君子、改邪归正的罪犯、同 性恋者(他们或她们重新写下自己生命的历史),以及成百万 各种观点的提倡者。即使把政治激进主义与性混乱、犯罪、吸 毒和偏执狂并置起来(这无论在报刊或电视广播中都相当普 遍)是一个让激进集团的政治信息丧失名誉的办法,但传播 媒介并没有把民众完全封锁起来以防止他们受到对实业界、 公司和现状抱有敌意的观点的污染。

  在大学里,就正统的全部发展趋势而言,学生们在他们 能主动阅读的那些范围并未受到多少束缚。读马克思著作的 大学生比读亚当·斯密的人更多。甚至在公立高中,对一个 学生来说,从政治光谱里取样检验也不太难,虽然学校的教 程可能会阻拦他。多头政治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紧凑的循 环。

  当与权威制度下对公众观点的控制相比时,受约束的决 断就算不上是一个严重的现象。它所以称得上重要,仅仅是 根据民主的抱负作出检验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设计出大 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它以自由方式——像自由主义者对自由 的定义一样——实行了非暴力的权威竞争),是人类取得的一 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享有自由的公民们来说,难以想象什 么是观念的不平等竞争,政府如何远未实现思想自由的更大 目标、而靠它完成仅在此时才有可能的大众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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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 来自《鸟瞰中国千年史》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去看看 

第十六章 马克思的无产者与马尔萨斯的预言 - 来自《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

第十五章摘自《新事态》的段落表明,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工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手段。在整个讨论中暗含的,是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成本的工资理论的否定。为了使财产的获得成为工人的有意义的目标,工资必须足够多,应超过确保只容许劳动力再生产的生计水平上的生存的限度。按照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扩展,工人仍未能获得财产所有权使之成为可能的最小自由;工人仍然深陷于工业无产者的困境,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无情运作,这生产过程必然使全部的经济剩余都流归于“非劳动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者。工人最容易受到&l……去看看 

6-5 劳动工资(续) - 来自《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去看看 

03 - 来自《三线不配套工程》

我是审慎地说出射击这个字眼的。因为我知道射击的直接结果是一条生命的终结。但是,我又能有怎样的选择呢?在我们心目中,基地就是一切,基地的魅力永远和我们第一眼见到时那样,是强刺激的!它是那样霸道地征服了我们,使我们建树了一种与基地本身的氛围合拍的警惕性以及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   一九七二年冬,部队到我们那座小城里征兵。征兵的人说是招两种兵:普通兵和特种兵。普通兵去新疆,他们戴上了骆驼毛帽,穿上了棉祆和翻毛皮鞋。他们是去保卫神圣边疆的。我和郭麝被征为特种兵。特种兵具体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是去执……去看看 

四、献策 - 来自《官场女人》

夜深了。   夜很静。静得出奇。   太城县城里,除了街心那盏灰尘累累的灯还亮着,发出昏暗的光,别处已没有亮灯的地方,整个县城陷在黑暗里,无声无息的,让人感到憋闷。   在这黑暗和寂静里,好像埋藏着灾祸,又好像孕育着黎明和喧嚣。   实际,这天晚上,太城县城里有不少人不像夜这样宁静安然。除了贸大亮、金九龙、秦会林、路明、赵玉贤和栗宝山、张言堂而外,还有不少人辗转反侧,有的甚至一夜未眠。   栗宝山听到张言堂在翻身,知道他还没有睡着,干脆坐起来说:“言堂,你还没有睡着吧?”   “没有。睡不着啊。”张言堂一个鱼打挺,也……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