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两种模式

 《政治与市场》

  以明眼人看,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为自己辩护。在苏联,对人的精神的最严重的 侵犯极为普遍:检查制度和思想控制,以荒谬指控为依据的欺诈性罪证,降低任何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身份的威胁,在一个公开声称是平等的制度里为精英们建 造的半秘密的特权领域(这个制度甚至不能给民众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以及同 广泛的流氓行为有关的大量酗酒行为。这个清单能不停地排列下去。

  在美国——我不打算毫无偏袒——巨 大的财富仍然掌握在使人道德败坏的福利 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街道和住宅 越来越不安全。它的昂贵的法律制度面向 富人敞开,民法对于穷人难以接受,刑法 对他们抱有敌意。它的工厂、汽车和冷漠 的公民以不计其数的方式造成环境退化。 它的实业界的许多领导人——其中不光有 处在边缘的不负责任的人,也有重要大公 司的董事——向政府官员行贿。他们还在 竞选捐助方面侵犯法律,并用报销单手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他们假报产品,用各种方式欺骗顾客,不 论是个人顾客,还是负责阿拉斯加管道工程和宇航探索这类 重要工程的公司和政府顾客。这张清单也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这些社会,或是我们有待认 识的那些社会,都还有另一面。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的社 会不是完全不平等的和剥削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也不是简 单的旧式暴政或剥削性的寡头政治。不论许多共产主义的领 导人在夺取权力以后变得多么残暴,在他们早年追求权力的 过程中,他们热情而机智地承担了为了大众利益改造社会的 重任;所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已成功的共产主义 的革命者,在他们权力的顶峰时,并不必然背叛他们早期的 革命理想。在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制度是杰出人 物、专利暴君、进步立场、平等精神和改良主义的各种特征 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

  在这一章,我们将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理解共产主义制度。 我们将把这种制度视为不完善地近似于两种十分复杂的人类 社会的幻想之一,这两种幻想都涉及社会如何可能加以组织 以有益“人民”的问题。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不完善地近似 于另一幻想。这两个幻想,或者说模式,从共产主义和自由 民主中抽取了主要特征,舍弃了另一些特征,舍弃了同共产 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不一致的那些成分。所以它们摄取 的是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各自简化的和夸张的内核。不过,模 式与现实社会不应混为一体。

  两种幻想之间的关键区别——它并非人们首先会想到或 评价的基本内容——是智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功用。模式,也 许可以称为一个智力引导的社会。它来自于对人的知识才能 的一个轻松愉快的或乐观主义的看法。模式2以对人的知识 才能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估价为基础,构造出引导社会的其他 形式。社会如何用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衡量价值观和作出 有考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对等级制内选择问题的分 析中和在有关多头政治下如何形成决断的分析中做了探讨。 本书在这方面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人在社会组织中对 运用知识的自信见解,另一边是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看 法。

  分析在组织社会中的功效

  让我们列举有关知识、思想或分析的两套对照的观点,即 模式1和模式2;这时,它们正被应用于社会组织的任务。

  知识能力

  知识指导社会的模式——即模式1——详细说明,社会 的一部分人是富有知识和信息灵通的,他们能够改善社会问 题,使社会变化取得巨大成功。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设 想人具有真正理解他的现实、并把它作为他主动努力塑造现 实的一个出发点的绝对能力。”

  一位苏联作者写道,经过“普遍计算”的发展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根据模式2,“每 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像约翰·斯图亚特· 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的那样。模式1设想知识才能同社 会世界复杂性之间的竞争。模式2认为它们极不相配。

  理 论

  作为一个结果,在模式1中,社会的知识领导人被设想 能够缔造有关社会变化的一个综合性理论,用它来引导社会。 被列宁(或毛泽东)和其他人提炼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 似于这样一种理论。毛泽东主义者经常声称,毛泽东思想包 含了所有必需的社会理论。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福音 书式的理论。学者们提供的仅仅是零散的、局部的理论—— 例如,关于少年犯罪的致因或关于投票模型的理论。哪怕在 他们有限的领域内,他们也是犹豫不决的和经验不足的,因 此只能作为指导实际事务的一个不完善的来源。

  正确无误与广泛意愿

  在模式1中,既然一部分人了解如何组织社会,那么对 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的检验便是说,它是正确无误的。1969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 的”。有一篇社论反映了中国的官方见解,它宣称:“意识形 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切。”

  既然在模式2中, 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决断上;衡 量起来,它无论如何算不上完美的理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 “民主的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地响应公民们的偏好…”。我 们或许因此可以把模式2称为偏好引导的社会或决断引导的 社会。自由民主有时被设想为对真理的一种探求,民主价值观 确实在某些方面——开放性、自由探讨、批判精神、自我修 正——与科学界的价值观平行。但在模式1中,那些在发现 社会组织的正确形式的过程中,信息、科学探索、分析和理 论已有明确结论的地方,在模式2和多数民主理论中仍然是 不充分的。在特定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能科学地确定下来。 在此,衡量社会的机构建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符合了人们 的需要。

  正确性的标尺

  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在这个 观念后面隐藏了一个关键的含义。逻辑上讲,不可能说,一 个人拥有某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一个正确的政策,或一套正 确的社会机构建制,除非他拥有衡量正确性的标尺。只有模 式1假定,永远存在这样一个标尺。它表现为机构建制或方 针政策对人的真正的体力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的响应,而 这是可以预知的。

  原则上讲,两种幻想都最终呼唤了人的需要,把它作为 测试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标尺。但是既然在模式2中许多 需要不能得到了解,或者被人以充分的自信了解,机构建制 和方针政策不能够总是得到衡量。相反,“大众”的决断被当 成愿望和要求的最好指望。

  不加选择的发现

  所以,在模式1里,正确的社会组织不是选中的;它是 被发现的。模式1内社会组织的正确方法不是观点或决断方 面的事情,也不是协调偏好或利益的事情。它是一个要求判 断的事实。存在着的是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模式 2中(这里发现是不可能的),不得不选择社会组织。它取决 于很多人的意愿。它是他们决断的一个结果。

  社会精英

  既然在模式1中由知识而不是决断引导社会,知识的精 英同时也是政治的精英。所以,政党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上一章已提到这点)。在苏联,“党的领导垄断了对社会发展 的唯一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应用。”在中国,理解社会——特 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判断——是党的正 确的政治领导的特权。在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精英。

  和谐性

  模式1假定,人们的需求有着根本的和谐一致,领导精 英对此是可知的,它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的和完美的规 划”。苏联计委的一份出版物认为:“给定一个正确的经济方 针,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也不会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劳 动者集团,它的物质利益将与客观的必要的经济计划管理发 生冲突……”。毛泽东写道:“伟大而和谐的王国意味着共产 主义社会”。相形之下,在模式2中假设,需求的和谐不光是 没有发现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若给定衡量正确解决方案的标尺的假设,模式1对和谐 性的假设就是必然的。像已经注意到的,如果标尺表现为人 的需要——即是说,当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服务于人的需要 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那么只有当服务于 人的需要的某个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不妨碍他人的需要时, 或者当存在使表面冲突的需要和谐起来的解决方案时,这一 标尺才可加以应用。

  两种幻想——一个是和谐的、另一个是冲突的——表现 了社会的互相竞争的看法,它们把人们分开了至少两千年:由 观点一致紧紧连在一起的理想社会,像在柏拉图、卢梭和黑 格尔那里表明的那样;或者由冲突驾驭的社会,像在亚里士 多德、霍布斯和康德(Kant)那里一样。

  民主理论的一个补遗

  自由民主思想中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是,使 自由民主(它近似于模式2)同靠理性而非权威建立的政府统 一起来,或者说,作为“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现在一个晚 近的西方传统则把共产主义同力量、权威、对探索的压制等 同起来。我们的两个模式的特征正好颠倒了传统的认同,即 把自由民主等同于理性、把共产主义等同于非理性的权威的 看法。

  无论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严厉束缚讨论和探索,共 产主义的教义表达了对统治精英知识能力的一个信念,它与 那种对易犯错误的忧虑关注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自由民主 社会的特征(像密尔表述的那样)。历史地看,自由民主对理 性的信念给人以深刻印象,它只是针对早先那种在科学、宗 教和政治中的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而发的。同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对理性的信念相比,它又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的 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是科学的;这一概念不只当成一个口号。

  在先前那种“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的幻想里,民主不 太像模式2,而比较类似于模式1。在法国,由于平等主义的 民主观的出现几乎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巧合在一块,一个民 主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通常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反对的 是传统主义、权威和迷信。他趋向于相信,作为他对理性和 科学的新的信念的一个结果,当人处在可以发现和谐一致的 宇宙的可能性之中时,人们——从潜力上看——不再会与他 的同胞发生冲突,知识能够发现“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一较早的信念,不论是在人的知识能力方面还是在对 和谐一致的信心上,已经受到多种原因的侵蚀,其中包括弗 洛伊德(Ereud)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对知识界的影响。许多 富有思想的人也失去了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后来的要求和 对巴黎公社的反革命屠杀这类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它被称 为“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关键事件”)的深思熟虑的有信 心的见解。

  从此,一个曾经自信的思想运动(它在民主和社会主义 之间几乎没作什么区分)分裂了。在同一条道路上,自由民 主思想与古典经济学说结下了同盟,越来越怀疑人的重构他 的世界的能力。它开始朝另一种机构建制的方向变化,这种 机构建制让可能犯错误的领导人负起责任,但不会授予他们 “正确”缔造一个平等世界的权威。在另一条道路上,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另一种机构建制方向发 展,这类机构建制不让领导人对受束缚的选民们负责,而是 授权他们用“正确”的设计去创造一个平等世界。

  模式2社会的相互作用——针对分析的选择

  如果分析无法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时如何设计机构 建制和政策呢?有的时候是靠猜测、靠“拇指规则”以及诸 如此类的办法。然而,更重要的回答是:依靠社会的过程或 者相互作用,用它们替代确定的分析。

  设想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它想要决定找哪一家饭 馆就餐的问题。按照模式1的方式,这个社会将研究与这个 假设有关的问题,即存在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它依靠判断 可以发现。根据模式2的方式,它将寻找一个过程或相互作 用,从而使分析成为不必要。它可能采用一个投票方式。或 者赞成一项规则,例如选择他们三个人走路时遇到的第一家 饭馆就餐。或者谈判一个决定,它让各人用说服方法或其他 办法影响另外两人。

  现在设想,一个大的社会想要决定如何配置它的资源。按 照模式1的方式,一个精英阶层将努力探讨发现正确的答案。 共产主义的各种经济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根据模式2 的方式,它将确立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判断 式研究成为不必要——市场制度是一个明显的事例。或者,设 想一个社会想要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原子能发电的进一步发 展。按照模式1的方式,精英阶层能够研讨出正确的答案。或 者(根据模式2的方式),社会可以通过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示自己的决断,不论 他们的考虑是对是错,例如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对此举行的 一次公民投票。设想一个官员集团想要控制工资率以制止通 货膨胀。按照模式1的方式,它可以研究探索出正确的解决 方案。根据模式2的方式,它可以建立一个由工人、经理和 公众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允许它们谈判解决问题,例如 美国对付战时通货膨胀的多次做法。对所有这类问题,分析 出一个方案和“得出”一个方案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抉择。

  在相互作用取代政府对问题的分析这个范围内,统治问 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讲是政治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它让各个 冲突的利益之间展开争权斗争,而不是像模式1那样平静地 研究和充裕地应付之;多数人会把这种情形称为“恶劣的非 理性”的问题。

  就模式1对分析而非相互作用的依赖而言,它的政治制 度是简单的。它仅仅是一个行政组织——马克思主义讲义中 讲的“对各种事务的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模式1中不 存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学说的这一点上使得国家消 亡。让我们用“相互作用”的概念把解决问题的政治、市场 制度和其他所有对分析问题的替代方式合为一体。然后我们 可以考察它们的特定方面,这些方面将产生取代分析的抉择 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一个替代品,是在下述特殊意义上 而言的,即它们在特定环境下构成了导致决定的过程,在这 类环境中,不论是何种原因,某个决定不能、或者说不是完 全靠分析得出的。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全部基本的政 治—经济的机构建制都表现为这种相互作用,它们取代了在 制订决策上的对分析的绝对使用:例如,它们是私有财产、立 宪政体、多头政治、市场制度,以及像三方委员会、会议、立 法机构和法院这类特殊的相互作用过程,还有像利益集团或 党派政治这类更大的过程。如果从某种观点看,所有这些都 是社会控制的手段,那么用另一种角度观察,它们又都是社 会的可以统计的手段。它们是这样一种程序,通过它,各种 决策是在没有刻意追求模式1那种正确决策的判断式研究的 条件下作出的。

  显然,所有社会中都可找到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在 模式1中,相互作用仅仅是贯彻精英的决策。它们不是取代 分析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在苏联,管理层与雇员之间 达成的集体协议,是“庄严地宣告两者如何成为联合的力量, 来完成上级交给它们的任务。”在模式1里,解决问题的相 互作用被作为非组织化和制造麻烦的一个根源而受到压制。

  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见到的,哪怕是在计划者主权下,共 产主义针对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多数抵抗,主要来自于一种担 心,即经理之间的交易,表面上是为了贯彻计划者的意图,实 际上将逐渐变为制订政策式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社会有一 种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相互作用(当然它在所有制度下都 是大量的)将行使多种功能,而不光是贯彻计划。

  模式2从未假设相互作用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 只是说,相互作用常常优于那种试图直接依靠知识的解决办 法。两种办法都可能是一场灾难。看看“解决方案”如何处 理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这种分配是市场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包括政府的相互作用,而非有意的设计),模式2的支持者将 不得不承认,按照一些人的看法,“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 模式2的支持者也许会相信,它已得到“解决”,无论多么糟 糕,至少比主动的知识进攻完成的“解决”要好,后一种办 法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人所不能及的。受到高度评价的程序 如果一个社会十分依赖社会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知识)来 解决问题,它将高度评价——仿佛是自我论证——特殊的相 互作用的关键模式。比如,靠多数规则作出的决定,比用任 何其他有道理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都更加重要。一个公平 的审判,比一个正确确认有罪或无罪的事实,会得到更高评 价。对一个坏的政策作出好的辩护,比起它作为一个过程的 后果(人人都了解这个政策),更能受到重视和肯定。

  许多相互作用尤其被人视为是对易犯错误的人在机构建 制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所犯错误的保护。比如,法律规定的公 民自由,在允许人们设计改进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方面,比 起它允许他们善待异议、争论和公民方面,获得的好评较少。 另一有价值的机构建制是监察和平衡。这个机制阻止了任何 单个权威的行动,直至其他权威批准这一行动为止。

  在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中,重点放在诸如表达对个人自 由和大众化控制的关注之类机制之上。我们的看法与这种传 统的观点并不矛盾,仅仅是补充一点,那就是:模式2对程 序的强调反映出一种愿望,即保障作为分析的替代物的解决 问题的相互作用过程。相形之下,这些机制无一是模式1需 要的,确实,它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多半是不存在的。

  冲突的相互作用

  在模式2里,许多相互作用的方式被设计来创造(之后 是应付)冲突:权力的分离,三方委员会,议会对总理职务 的撤销,等等。在模式1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冲突得到积极 的利用而不是受到压制。“学说的冲突不是一场灾难,它是一 次机会。”依靠对冲突的驾驭,人们使有可能发生错误的机 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经得起检验。它还被用来刺激一个时常不 充分的分析的供应及其质量。法院不是这么设计的,它可能 是设想作为研究机构来处置它面临的案件。反过来,通过劝 说体系,冲突受到了刺激。在有关公共政策的更重要问题上, 公众的聆听有时被计划用来——出于同样理由——激励党派 的主张。当冲突导致的不光是妥协,而且是对差别的再认识 和新的“一致性”时,它特别受到好评。

  行程与抵达

  从模式2对相互作用、受保护的程序、有效用的冲突的 重视中,产生了评价解决问题的一种安排——行程与抵达。由 此得出多数民主理论中的一个恒久命题:公民们被作为实干 家和成就者。我们从密尔的论点中见到了民主思想的这个要 素,他认为,民主为公民“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 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它有别于那种把民主视为一个满足需 求的制度的观点,在后一种制度中,人们被单纯视为受益 者,二者在模式2的相互作用中合为一体。

  附带现象式的“解决方案”

  根据模式2的相互作用过程,社会一向是处理那些不列 入相互作用中的任何个人的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中 有些是没有被认识的。例如,比较作为相互影响过程的投票 方式和购买方式。投票方式把对某个官员的选择置于每个选 民的议事日程上。选民们了解问题并有意识地处理它。购买 方式把资源的配置放到每个买者手上。但他并不必然理解它。 他不必知道他的购买影响着资源配置,在他决定购买以前,当 然也不必抱有任何特意影响资源配置的责任感。他参与了一 个相互作用,它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作为他解决个人 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

  一个城市的设计同样可能作为一个副产品——就是说, 像附带现象一样——出现,它来自于使用土地方面的个人决 定。在模式2内,很多人有时会从通过有意的或知识引导去 选择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面前退缩。他们宁愿要副产品式的 解决办法。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想要 的仅仅是作为附带现象出现的“决定”。他(她)们也许会在 对“安乐死”(euthanasia)政策的直接分析面前退缩,宁愿 将法律上已失效的人的死亡作为惯常的医疗实践的一个副产 品或附带现象。再有一例:在模式1里,不得不面对、估量 和处置社会变化的艰巨任务。在模式2中,谁来承担变化的 代价的微妙棘手的问题,常常是通过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附 带地决定,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制度允许创新者把变化的代 价转嫁他人——转嫁给技能陈旧的劳动者,或转嫁给暮气沉 沉的城市(那里,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工厂终于关闭)。

  两种社会模式中都存在附带现象。差别在于,在模式1 里,根据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它们要么被看成麻烦的制造 者,要么看成中性的现象;在模式2里,它们常常被视为问 题的解决本身。

  相互调整和多元主义

  在许多方面,变化丰富的相互调整——尤其是以多元主 义名义实行的极端样式——在模式2的社会中显而易见。逻 辑上讲,对分析的相互作用的替代不含有多元主义。例如,倘 若所有公共决策都由七八个寡头之间的谈判或投票加以确 定,我们就不会将这种制度称之为多元主义的制度。但既然 事实上取代分析的相互作用的主要工具是市场,那么模式2 的制度在这方面一定是极其多元主义的。决策分散给成千上 万的公司和其他实业界领导人。另外,政府的决策过程也是 多元主义的。

  这些安排为相互作用过程的参加者提供了广阔的范围, 去追求个人的或集团的目标,而非某一个或几个涵盖一切的 国家目标。尽管他们没有强迫忽视涵盖一切的集中目标,他 们事实上认可它。如果这在自由民主的抱负中和多头政治的 实践中是我们熟悉的,那么它与模式1内对中央决定的集中 目标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像乐队指挥寻求使所有乐器发出 和谐统一和节律均匀的音响一样,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为 指导全体人民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赫鲁晓夫这么 说。用毛泽东的话讲,共产主义者“必须掌握使局部服从整 体的原则”。

  模式2的多元主义包容了模式1不能接受的文化的多样 性,在模式1内,精英阶层发现并适应了共同需要,它要求 所有人采纳它。模式1也承认个人在年龄、性别、知识、力 量和技能上的差别。但是,超出这些方面,它坚持认为,人 们在种族、宗教、民族和个体上的其他差异,不过是文化和 个性的偶然情况,它们的差异来自于过去,在这方面,各个 社会本来就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很多社会并非受知识的引导。 人们作为“群众”是无差别的,像共产主义词汇里通用的那 样。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适应了人类的普遍性。集团和个人 的差别趋于消失。一种“新人”将会出现,像古巴、苏联和 中国为自己社会声称的那样。

  在模式2中,集团和个人的多样性得到积极的评价。这 方面尤其重视自由的思想。模式2中还存有这样一个认识,即 个人和集团的差别对这种秩序是根本所在。人们靠涂尔干所 说的那种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连在一起,靠使 他们彼此依赖的差别连在一起。这类社会几乎难以想象。倘 若所有的法国人都一个模样,他们将都要生活在巴黎,或者 谁也不愿住在那里。在模式2内,偏好上的差别使人们有可 能采用不同的方式,从而促进分工。

  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分析

  分析对相互作用的适应

  在模式2中,相互作用从未完全取代分析。但是,分析 被适应于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当模式1的精英阶层试图分 析“什么对社会最好?”这类基本问题时,模式2的相互作用 的某个参加者会分析各种比较简单的问题,他需要它们的答 案,以便在相互作用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简单的场合,一 个购买者会对可能的购买进行分析。如果买主是一个经营企 业,它可以负担在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对产品加以分析的巨大 费用。或者,某个国会委员会、利益集团或政党也许建立研 究机构帮助自己完成政治上相互作用中的特殊任务。在后面 有关决策和计划的那一章(第23章),我们将深入探讨两种 分析的区别。

  分析的价值和首创性的价值

  悖论式地说,模式2比模式1更看重思想、知识和分析。 它认识到,分析是困难的,供应是不足的,这方面能力是不 充分的。尽管它降低了一个信念即人们可以靠机构建制和方 针政策的知识设计解决社会问题,但它也导致人们高度评价 分析社会过程所需的能力,就像一个囿身沙漠的人欣喜见到 他发现的任何树荫一样。所以,在模式2中,探索、思想和 科学受到细心的保护。解决问题的首创性也受到鼓励。通过 完全敞开相互作用的参与过程的各种可能性之门,普遍开启 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特别是,在仔细考虑社会变化以后,模 式2的倡导者认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计划未来。所以,他 们鼓励为应付问题所作的广泛安排,和鼓励富有创造性地应 付那些可以掌握的一切。

  出于对知识和理论的完备性的自信,模式1不对科学研 究、发现探索、公众讨论以及分散化的首创性提供类似的保 护。

  必须记住,无论模式1或模式2,都属于人道社会的模 式。冒着重复的风险,我要说,彻底承认下一点是很重要的, 即共产主义制度的幻想作为近似于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已把 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方面,无论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否类 似它的幻想。对于一个富有思想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阅 读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而不承认在某些点上的一种精神联 系,是困难的。他们造成了监禁和杀害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 人的制度——这一点不会使对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否定比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平民的大规模轰炸的类似否定更严 厉,以及比对扔在日本的原子弹和在越南造成的蹂躏更严厉, 即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否认它。当我们划分这个事情与那个 事情以及一种道德伦理与另一种道德伦理的区别时,两个集 团的领导人都自称是为捍卫人道主义原则而杀人。不仅如此, 共产主义领导人一方面轻松地估计自己理解社会的能力足以 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对启蒙运动的遗产表现了敌视态度,虽 然他们同时还在压制言论自由和探索自由。

  如果说多头政治近似于模式2,在它们那里我们却可以 找到模式1类型的科学解决问题的意向。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在被找到的最热情的活动的研究者、制度分析家和计划人的 行列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亲戚们——胸怀对知识能 力的一种精英式的信念——站在最前头。美国一位前国防部 长说:

  ……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于过多的管理,而是管理得 太少。管理得太少……等于让某种力量而不是理性构造社会 ……。关键的决策……必须保持在最高层手中。

  从模式1的世界观看,这正是最上层所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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