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一)

 《论出版自由》

  位列议会审议厅的先生们可以向共和国的当轴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了。我想他们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内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结果,另一些人则顾虑将受到某种责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则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论述的题目不同,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发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税,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内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设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悦,那么,我也是无可非议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说全文,虽然不能说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说是这些感情的证明。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己经在相当大的范国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就时是从以往彻底破坏我们原则的专制与迷信的深渊中,用超过罗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表现的英勇达成的;那末,毫无疑问,这首先应当赞美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归功于英格兰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的忠诚领导和不屈不挠的智慧,如果我们述说善良的人们和高贵的长官们的光荣事迹,上帝并不致于认为有损他的荣耀。你们的光荣事迹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你们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经使全国如此长久受惠,如果我现在才开始述说这些事迹①,那么,我在称颂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最迟缓和最不主动的一个。尽管如此,有三个主要条件如不具备,一切赞扬就将成为纯粹的谄媚和奉承;首先,被赞扬的事情必须是确实值得称赞的;其次,必须尽最大可能证明被称赞的人确确实实具有被称颂的优点;另外,赞扬人的人如果说明他对被赞扬者确实具有某种看法时,便必须能够证明他所说的并非阿谀。头两件事我已经尽力做过了;从前有人用浅薄无聊和暗藏恶意的颂扬来四处损害你们的功绩,我便把颂扬的工作从他手里接收过来。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不曾谄媚我如此称颂的人;这主要应由我自己来做,我把它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适当的机会再做说明,如果一个人能对你们已经完成的高尚事业坦然地加以赞扬,同时又毫无顾忌地对于你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的问题同样坦然地表示意见,那么他便已经向你们最可靠地保证了自己的忠诚,并且用最诚挚的爱戴和希望,来拥护你们今后的行动,他最高的赞誉并不是谄媚,而他最平凡的忠言却是一种赞誉;一方面,我将力呈鄙见,说明某一项已公布的法令假如能够撤销,便将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而且撤销以后,民间就会因此而受到鼓舞、认为你们倾听舆论的劝告胜过以往其他政治家对于公开谄媚的喜悦;这就不能不为你们宽厚和公平的政府增辉。当人们看到,过去别的政府,除了浮华排扬以外,并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事情,他们所发布的任何一条临时公告只要有人稍一表示不满,他们便不能容忍;而你们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却能更宽宏地容许人们对于你们投票通过的法令用书面发表反对意见;这样他们就会认识到,三年一届的议会所表现的宽宏大度,和不久前窃权的主教以及内阁枢密大臣们所表现的猜忌与傲慢相去不啻霄壤。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我如果能够仰仗你们的温文仁厚、谦恭下人,而对于你们在已经发表的一项法令中硬性规定的条款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标新立异、傲慢无礼,我就能极为容易地替自己辩白。只要他们知道我认为你们如何崇尚希腊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种骄横的野蛮作风,问题就自然清楚了。我们今天所以还没变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②,就得感谢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识和文学。我可以从那些遥远的时代里,举出这样一个人③;他从自己的家里写了一篇文章给雅典议会,劝他们改变当时实行的民主政体。那时研究学问和雄辩术的人在国内外都受到极大的尊敬。如果他们公开地指摘国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会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例如,代昂·普鲁沙,本是一个外国人和平民雄辩家,他就曾劝说罗得岛人反对一条旧法令。这类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完全不必在这里一一罗列。我毕生研究学术,虽出生于北纬52度的寒带,幸而天赋并未因此而减色;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认, 而必须认为我不能和曾经享有特权、可以向当局进言的人相提并论,那么我就要争取使人相信我低于他们的程度并没有诸位议员高于当时接受意见的当轴者那样多。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请相信吧,你们究竟高出他们多少,最大的证明就是你们以深谋远虑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议案,不论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视同仁地予以取消。

  如果诸位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谁要是认为诸位没有作这样的决定便是一种大不敬),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提供一个恰当的事例来证实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真理的精神和审议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关于保护版权以及关于贫民的规定我不想多谈,只希望不要以这些作借日来侵害不曾触犯任何条款细节的人。但关于书籍出版许可的那一条,我满以为在主教们垮台以后就会随同四旬节和婚礼许可等条例一起废除的,现在事实并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陈词,首先向诸位说明,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属于承认的。其次要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纯;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

  我不否认,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项就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对于作恶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躍。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象神诸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当我在反对许可制的时候,不愿让人家说我又在偷运武断专横的许可制。我厌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许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说明它怎样被我们的主教们抓注,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

  雅典的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发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讲演中开头就坦白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存在”,于是他的书便被阿留坡阁下令焚烧了,人也被驱逐出境了。至于禁止诽谤方面,也有律令规定不能象“旧喜剧集”一样指名诽谤任何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猜想到他们是如何限制诽谤的。后来西塞罗写道,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很快就禁绝了其他无神论者挺而走险的思想和公开的诽谤。至于其他的派别与看法,虽然也倾向于诲淫诲盗或否定天命,但他们都不予注意。因此,我们从没有看到伊壁鸠鲁的学说、昔勒尼学派的放纵无度、昔尼克学派厚颜无耻的说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同时,他们虽禁止旧喜剧派作家的作品上演,但史料上却没有说禁止他们写剧。大家也都知道,柏拉图还介绍他那位君王学者代奥尼苏去读这些喜剧家中最放荡的一个——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据说神圣的金口若望每夜都研读这个作家的作品,并且具有一种技巧,能把其中肮脏的激愤话清洗成一种动人心弦的说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希腊另一个领袖城邦——拉栖第梦的立法者莱喀古斯非常崇向高贵的学术,所以便首先在爱奥尼亚搜集了荷马的散篇作品,并从克里特把诗人泰利斯请了来,用他优美的诗歌来驯化斯巴达的乖戾习气,并请他为他们制定礼法。斯巴达人竟然依旧那样缺少诗书礼乐之风,那样没有书卷气,真是令人大惑莫解。他们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向征战,他们根本不需要书籍许可制,因为他们除开自己那种简短的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找一个很小的借口就把阿奇洛科斯赶出了城邦,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写作风格离开他们那些军歌和小调太远了。假如说这是因为他那直言不纬的诗,那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因此提高警惕,他们在男女混杂的谈话中仍然放荡不羁,欧里庇德斯在他的“安德罗慕奇”一剧中说,他们的妇女全都不贞洁。这些都可以提供线索,说明希腊所禁止的是哪一类的书。罗马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许多年代中他们都习惯于惯营的粗野生活,成自然致和拉栖第梦人相同。他们所知道的学术只是十二铜表法、大祭司团、占卜师、弗拉门所教给他们的宗教和法律事宜,其他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当卡尼底斯、克利托累阿斯、斯多葛派的代奥古尼出使罗马时,趁机使这个城尝试了他们的哲学,当时竟连监察官加图这样的人都怀疑他们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议把他们立即赶走,并把一切阿提喀的空谈者驱逐出意大利去。但西庇阿和其他高贵的元老制止了他和他那线旧萨宾的严酷作风,反倒对这些人大为优礼,这位监察官本人到老年时也终于学习超他以往口诛笔伐的东西来。同时,最早给两个拉丁文喜剧家涅维优斯和普劳图斯也使这个城市充满了从麦南德和菲勒门那里借来的场面。于是他们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诽谤性的书籍与作家的问题了。不久之后,涅维优斯就因为笔锋过激而被捕入狱,直到他声明收回自己的作品才由护民官予以释放。我们在书上也看到奥古斯都焚烧毁谤性给书籍,惩治诽谤者。如果有人写出东西亵渎了他们所崇拜的神,无疑也要遭到严酷的惩罰。但除开这两点以外,书中到底说些什么,长官从不过问。因此卢克莱茨便能不受责难地把他的伊壁鸠鲁学说用诗的体裁写给执政官曼米阿斯。后来又光荣地被罗马的国父西塞罗重新编撰出来,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壁鸠鲁的看法。同时,刘西里阿斯、卡特卢斯和弗拉科斯(贸拉斯)等人虽然曾说过尖刻而露骨的讽刺言词,但也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在国事方面,提图斯·李维虽然在他的史书中极力称颂庞培,但敌党的屋大维·愷撒(屋大维)并没有限制他的书。纳庄(奥维得)老年时曾因早年所作给某些淫荡诗句而被屋大维驱逐出境,但这不过是某些秘密原因的幌子,那本书既没随着被查禁也没被没收。从那时以后,罗马帝国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看到坏书被禁给少而好书被禁的多,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关于古人认为哪些作品应受限制的问题,我想以上已经说得十分详细了,其余给便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议论的事。

  往后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认为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认为是大异端邪说的书都经过检查、驳斥、并在大公会议上加以谴责,但直到这时,并没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烧:至于外教作家,除非他们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罗克卢斯那样公开谩骂基督教,否则就没有禁令禁止他们。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会议上,才规定禁止主教阅读外教人的书,但异端邪说还是可以读的。早在他们以前,其他人则是忌讳异端邪说的,但不那样忌讳外教人的书。早期宗教会议和主教们只是常宣称某些书不值得推荐或流传,读与不读却由各人给良心决定,一直到公元80O年以后才改变。这一情形早就由特里腾(特令托)宗教会议给伟大揭发者保罗(萨比)神甫所指明。从公元800年以后,罗马教皇就尽情垄断政治权利,想象从前控制人们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统治之手伸出来遮注人们的眼睛。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但他们的检查还是较宽的,蒙这样处理的书并不多、直到马丁五世才下诏书,非但禁止读异端邪说的书,而且首开先例把读这类书的人开除教籍。教廷所以发布较严的禁令,主要由于那时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书已经震动一时。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后继者一直遵循着这条路,直到特里腾(特令托)宗教会议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时举行时,才产生了或补齐了禁书书目和删节索引,把许多古代优秀作家的五臓六腑都翻一个过。对他们说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严重。而且他们还决不限于异端邪说,任何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为了使他们的侵害手段更加严密,他们最后还创制一项办法,规定所有的书籍、小册子或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许可,就不许印行。好象圣·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们似的。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看:

  兹命法官齐尼审查本书中有无不可出版之处。弗罗棱萨区

  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此书已经审阅,其中并无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礼教之处,特此

  证明……,

  弗罗棱萨区法官尼河罗·齐尼。

  根据上述证明,达文札蒂此书可准予付印。

  文生,拉巴塔等。

  准予付印,7月15日。

  弗罗棱萨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贝

  达美利亚。

  诚然,他们有一线想法;如果陷在无底深渊中的人没有及早越狱逃跑,那么这四道符咒就能把他关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我只怕他们下一步就会把克劳狄乌斯要实行而没有实行的出版许可令抓到手里了。现在请看看另一种形式——罗马的戳记:

  如主教府理家批准,即可准予出版。

  副摄政,贝尔卡斯特罗。

  准予出版。

  主教府理家,修士尼河罗·罗道菲。

  有时在一篇标题页上就可以发现五条出版许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洁好象几个秃头僧侣在点头互相恭维一样,而作者则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不管他那申请书下批的是付印还是退回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应答圣歌和可爱的对口曲,在不久之前用它们悦耳的回音把我们的主教及其下属迷住了;于是他们便如法泡制地制定了那线气派十足的出版许可令,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其中一种是从伦伯斯主教府里出来的,另一种是从圣·保罗教堂西边出来的。这一切都是死抄罗马,连命令文都是用拉丁字写的,就好象写这命令的那支渊博而讲究文法的笔,落墨就只能是拉丁字一样。他们也许认为任何别的语言都庸俗得不配用来表达这样纯真高责的出版许可令。但说英语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就是独步古今的。我倒希望他们是因为在英文中找不到那样奴颜婢膝的字来写出这条独断专横的许可令才用的拉丁文,以上我把这书籍出版许可令的制订者和来源向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试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们自己远近的祖先们遗给我们的法令中也没有这种规定,任何经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现代习俗中也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以往书籍和尝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没有一个嫉妒的的诺架着腿在诅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话,谁又能说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恶机构(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狱和地狱,以便把我们的书籍也归入应遭天罚之列。我国想过宗教法庭瘾的主教们,和他们的一批喽啰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唾骂地加以模仿。书籍许可法令的肇始者无疑就是这批人。诸位是决不会喜欢他们的。当有人渎求诸位通过这一法令时,诸位的原意和他们那种罪恶的企图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许的。凡是知道诸位行为如何正直并如何尊重真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制定者虽坏,法令本身如果是好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许是这样。但如果不把它说成是这样的一个奥妙的发明,而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说出来;同时,事实上古往今来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唯有那些极端虚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其目的又只是破坏和阻挠宗教改革的来临——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棘手的丹药,连刘利阿斯也不知道怎样从这里面提炼出好东西来。说到这里,我只要求诸位在我没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质之前,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危险和可疑的果实看待。肯定地说,从结出这种果实的树来看,它是理应如此的。但目前我还是要按照前面所提出的顺序,先说以下的问题:不论书籍如何,我们对于阅读问题应采取什么看法?阅读的利弊如何?

  摩西、但以理和保罗对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学术都非常精通。不博览它们的书是不可能办到这一点的,保罗尤其认为在圣经中插入希腊三个诗人的句子也不能算是渎神,这三人中有一个还是悲剧家。如果我们不坚持引用他们的事例的话,那么应该知道这一问题在原始基督教的圣师之中有时还是引起争论的。但主张阅读既合理而又有益的人究竟占压倒优势。当基督信仰最阴险的敌人——叛教者茹里安下令禁止基督徒研究外教学术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他说:“他们将用我们自己的武器伤害我们,用我们的科学与艺术征服我们。”果然,基督徒由于这个阴险的法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几乎陷入无知状态。所以阿波林纳利阿斯父子把圣经改变成讲演、诗歌、对话等形式,并拟定一部基督教文法,他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从圣经中制定了七大学科。但历史家苏格拉底说:神意的安排比阿波林纳利阿斯父子的辛勤劳动要高明得多,因为他把那条破坏学术的法律连同制定者本人的性命一起消灭了。由此看来,他们认为禁止学习希腊学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并认为这种迫害比代克优斯和代奥克利兴的公开残酷手段为害更大,更能暗中削弱教会,圣·热罗尼姆在四旬节的一个梦里由于念西塞罗的作品而受到魔鬼的鞭打,这事大概也是由于上一政治趋势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他那时害了热病,因而昏昏沉沉地看见了幻影。假如鞭打他的是天使,那就除非是责罚他研究西塞罗学说过多,责罚他阅读的方式不对而不是谴责他读着没有用处。否则他念严肃的西塞罗作品就受罚,而读放荡的普劳图斯的作品(据他自己但白,不久前读过)倒不受罚;同时受罚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其他许多古代的教父晚年都拿这些绮丽轻松的作品消遣却并不受这种魔影的鞭答,那就未免显然不公平了。比方说,巴西尔就曾教导别人说荷马的游戏诗“马吉梯斯”(现已失传)如何可以善用,那么意大利的浪漫诗“摩甘提”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加以利用呢?纵使我们同意可能在异象中受审,但欧西比阿斯所记载的异象比热罗尼姆给修女欧斯托兴写信时所说的这个故事早得多,而且他还没害热病。公元240年,教会中有一个代奥尼苏,亚历山大尼权斯,以虔诚和博学著称;这人就是以精通异端的书籍来反对异端的。后来有一个神甫严厉地指摘他何以竟敢胡乱读这类恶浊的书籍。这位高尚的人不愿冒犯他,于是便发生了内心的矛盾。他在一封信上说,后来上帝忽然赐与他一个异象,说了这样几句使他安心的话:“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他对这个启示很愿接受,因为这更符合“帖撒罗尼迦书”上所说的:“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他还可能提出帖撒罗尼迦另一句深入人心的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连一切好的和坏的知诚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书籍就象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异象中始终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至于选择问题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 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谢尔顿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领袖人物,现在正和诸位一起任职于议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证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好呢?他那部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而且还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因此,我认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终没有用节制的原则,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们心灵的食粮和消化问题,他也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伟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这一分量纵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秽人”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智来选择。如果对于一向用说服来管理的事物转瞬间增加许多法律和强制规定,那么说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阅读会使身体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圣经作者都没有说阅读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认为限制阅读是有益的,那么他告诉我们阅读那类书籍不合法比告诉我们阅读会使身体疲乏要简单得多。至于受圣·保罗劝导而改奉基督的人焚烧以弗所那些书的问题,答复是那次烧的都是关于幻术的书。这是叙利亚人烧的,是一种平民自发的行为,我们可以自发地加以模仿。那些人在悔恨之中把自己所有的书烧掉了。当地的长官并没有受权办这种事。叙利亚人实行了那些书中的邪术,其他的人如果只是阅读的话,便可能从其中获得益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甚至连赛克劳碌终生也揀不清的种子都没有这样混乱。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象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也就是说从恶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挥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它的洁白无暇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严肃的诗经斯宾塞尔(我个人认为作为说教者,他比邓司·斯科塔司和托马斯·阿奎那斯都强)通过奎恩来描写真正的节制时。奎恩是带着棕榄叶的十字架经过马蒙洞和人间幸福之亭出现的。这样他就能看见,也能知道,但能自制。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读书法的好处。

  这种阅读法的害处,一般认为有三种。现在不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兼容并包的读法可能使毒素流传。但照这样说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问题的争论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连圣经本身也不应存在。因为这里面常说到非常粗野的渎神事件以及恶人们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时还说到最神圣的人如何用伊壁鸠鲁的话急躁地埋怨天意。在其他大的争论中,对一般读者的解答都是模棱两可而十分晦涩的。大家不妨去问问犹太法学者,犹太法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样有损他们的边注的体面,以致使摩西和其他先知都不能让他们把本文中的话说出来呢?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圣经本身列为第一类禁书。在圣经之下,接着应当禁绝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列门③和欧西比乌斯写的“接受福音启示录的准备”,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荡事情一一数给我们听,谁又不知道伊鲁略、爱匹芳尼乌斯、热罗尼姆等人所发现的异端邪说比他们能驳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异端的意见比他们更加正确呢?至于说外教中所有影响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认为是学术攸关的人)写书时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看不懂的,这样说也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很清楚,有些最坏的人是知道这种语言的。他们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们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输给宫廷中的朝臣,告诉他们最高等的享乐,并把非难罪恶的说法告诉他们。尼禄称为宴乐总监的彼得朗尼阿斯可能就是这样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恶棍,意大利朝臣们又怕他又喜爱他,这人的行径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开玩笑他说某人“是地狱的代理人”,为了后代的缘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来。有了这种捷径之后,外国书籍的一切毒素便可以循着一个十分捷便的道路传播到人民中问来,通往印度的路程虽然可以取道契丹北面从东方去,也可以取道加拿大西方去,但和上述毒素所循的捷经比起来还是差远了。然而我国西班牙法庭式的书籍许可制度却紧紧地箝制注了出版物。从另一方面说来,宗教问题论战的书籍显然对于有学识的人比对于无知无识的人的危险更大,更值得疑虑。因而这类书籍决不能让检查者去碰它。我们很难举出例子说明任何一个无知识的人被英文的天主教书籍引诱坏了,除非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推荐给他并为他作了解释,是的,这类论文不论真假如何,都象以赛亚书对那位太监一样,没有人指导是没法理解的。但我们的祭司和博士们有多少由于研究耶稣会士和琐尔朋学院的注释而受了腐化,同时他们把这种腐化的影响散布到人民中来有多么快,我们惨痛的教驯是记忆犹新的。我们不能忘记,明敏的阿明尼阿斯只是因为要驳斥德佛特一篇无名的论文而细读了一番,后来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纵然如此,如果要压制这类书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极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书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论辩能力。虽然这两种书籍极容易被有学识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的东西也极容易从他们这里传布到民间去。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书,因而也无法禁止了。根据以上各点,我不难指出这为害多端的书籍出版许可制应作为无用而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纵使是操乐观看法的人也不能不把这制度比作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门来拦住乌鸦的办法,此外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有学问的人将首先从书籍中接受并散布邪恶与错误的说法,那么掌管许可制的人如果不是我们认为、或他们自以为比国内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易腐蚀,人家又如何能信任他们呢?如果说,一个聪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书中提炼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则拿着一本最好的书和不拿书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说纵使限制笨人读书也无补于他们的愚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剥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如果要经常十分严格地限制,才能使一个人远离不适合阅读的东西,那末我们就不但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而且要根据所罗门和我们的救主的说法不赐给他良好的箴言,因此也就不让他念到好书。肯定他说,最没有价值的小册于对聪明人也比圣经对于笨人要有用一些。

  第二,有人反对说,我们没有必要就不应当让自己受到引诱。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两个反对意见我们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并不是引诱或无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药剂和炼制特效药的材料,而这些药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象小孩或幼稚的人,他们没有技术来炼制这种药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们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们,则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许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这种许可法令绝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说的看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愿再作解释。所以人们说,当真纯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许可制的办法。也许有人会反驳道,这是后未才发现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椿极浅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纵令是难以发现的。他们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抱着什么看法。他们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柏拉图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共和国”而见重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没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们定立了许多法令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连在其他问题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说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两杯而失口说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许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传统技艺,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话集小得多的一个丛书就够了。同时他还规定,任何诗人的写作在没有经过法官或法庭人员审查批准以前不得向任何平民朗诵。但事实很明显,柏拉图的原意是说这种法律只能适用于他邢幻想的共和国。但当初他不甘受自己的立法限制,而要去管闲事;他写下了许多对话和乌七八糟的警句,同时又不断地研读索福龙·密摩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粗鄙不堪的书;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朋友曾进行恶毒的诽谤,柏拉图还介绍暴君代奥尼苏去念他的书,其实代奥尼苏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来消磨时间。根据这些,柏拉图就很应当被自己的长官驱逐出境。试问他象这样做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时他也知道他那种诗歌的许可制必须联系到而且要依靠他那幻想共和国才许多别的条令,而这些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自己以及任何其他的长官与城邦都没有采用那种办法, 如果把那种办法和其他并行的法令分开,就必然等于虚设和毫无结果。因为他们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须无分轩轾地也注意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否则单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必然徒劳无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门封起来防止腐蚀,而又不得不把周围其他的门大大地敞开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除了庄严的和陶立安式的音乐以外,我们就不能听其他的音乐或者写作、咏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于舞蹈也必须有经过许多备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态、动作和风格,要不经他们批准认为是纯洁的,就不能教给我们的青年人。这一切柏拉图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对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鉴定,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所能胜任的了。人们的闲谈也不能任其自流,说话的内容也势必事先经过许可。试问发抒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调在闺房中低声轻柔地弹奏出未,又有谁去禁止呢?还有,窗口和阳台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有许多狡狯的书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书皮发售,这又由谁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须派查访员去检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甚至连民歌和市镇上的每一个提琴师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因为提琴师就是乡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优,其次,英国人家庭中的豪华奢侈的饮宴已经受到了国外的訾议,诱问民族的堕落习气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谁又能来管制我们日常的狂欢饮宴呢?同时,民众常常到沽酒卖醉的酒家去闲荡,那又有谁来禁止呢?其实裁缝裁剪的服式也必须有经过许可制挑选出的头脑比较清醒的师傅来监督,以便制出不致伤风败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谈是我国固有的习惯,那时我们也必须加以管制。试问又有谁去指定应当讨论什么、提出什么论题,而不致超越范围呢?最后,淫乐场所又有谁去禁止,宵小结群又有谁去驱散呢?所有这一切都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于如何使它为害最少、引诱最小,那就是当轴诸公的治术之所在了。如果我们从现实世界退到绝对无法实现的新大西岛和乌托邦的政体中去,那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毫无稗益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无法逃避的世界中制订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柏拉图的书籍许可制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许可制必然会牵连到许多其他的许可制,那样我们就会变得荒唐绝伦、疲惫不堪而又束手无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强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作到这一点。柏拉图在这儿说这种法律是共和国的纽带和每一条成文法的带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许可制的事情中,它们将起主要作用,法纪颓废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国的死敌,但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纪限制、用刑罚督责,什么地方只有说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我们自己对出于强制的服从和爱以及被动的才干也并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让他自由,在他前面摆上一个诱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这东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优点、取得报酬的权利和值得赞扬的节制便都包含在这种情形之中了。上帝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情欲,在我们周围设置享乐之物;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经过适当的调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构成成分,试问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恶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象书籍这类普遍存在的东西,也没法把罪恶从其中消除,纵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恶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贪婪之徒的全部财物,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颗宝石——因为你无法剥夺他的贪婪。你纵使把一切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闭起来用最严格的纪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纯洁的人变得纯洁。因此,处理这一问题时就必须极端审惧而又明智。纵令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消除罪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象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恶,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这就证明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而书籍如果允许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最好能认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无定、并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末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我们难道没有看见非议国政的刊物在不断的攻击议会和我们这个城市吗?这还不止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星期都有。墨迹未干的刊物就能向我们证明许可制究竟作了一些什么。然而有人又会认为这就正好证实了这条法令的作用。他们会说:这就是实行了这个法令。但肯定他说,假如这项法令对这个特殊事例的作用就是放纵无度和盲目行事,那么今后对其他的书籍又将怎样呢?上议员和下议员们:如果你们想使这条法令不形同具文,那就必须取消和禁绝一切未经许可而已经刊印散发的诽谤性书籍,只有在你们把这些书都开列出清单来,人们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同时还要下令,一切外国书籍,未经审阅不得流传。这样的机关就不是少数几个检查员终日劳碌所能应付的了,而且这种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庸人。此外还有些书籍是一部分有用而且绝妙,另一部分却有毒而有害;为了使学术的共和国不受到损害,就必须有更多的官员来加以删改。最后,当他们手中大量书籍不断增加的时候,诸位大概还必须把屡犯不改的印刷商开具名单,禁止他们收进任何可疑的活版。简单他说,如果诸位要使这条法令执行得严格而没有漏洞,那就必须完全根据特里腾宗教会议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方式加以修改。然而这些我认为诸位是绝不愿意作的。纵使诸位违犯天意、降格以为,这条法令对于诸位原来要求的目的还是残缺不全和没有效果的。如果为的是防止教派的兴起,那末谁又会这样不学无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教派一向把书籍当作一种障碍而加以抛弃。但它们却能单凭不成文的传統习惯历经多少世代保持自己的教义纯洁,不发生混淆。基督信仰在以往的某一个时候也只是一个教派,然而谁都知道在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出现以前早就传遍了亚洲。如果这条法令为的是纠正风俗,那就请看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例子吧。那见的宗教法庭对书籍的限制极为严格,然而他们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好、更诚朴、更明智、更纯洁一点点呢?

  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可以说明这项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许可制检查员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明白了。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挥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椿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任何书籍不在一定的时候都是看不下去的,而他们却受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阅读一切的书籍。而手稿上的字迹又极难辨认。至于内容则往往用最清晰的印刷排印出来,也没法让人一连念下三页去。象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间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评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要请目前的许可制检查员原谅我有这种想法。他们接受这种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为了服从议会,而议会的命令又可以使他们认为任何工作都是愉快而轻松的。不过这法令实行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了。他们自己所作的表示以及他们对于一再去请求签发许可证的人所作的解释,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担任这个工作的人已经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希望自己能摆脱,而珍惜自己时间的人又似乎没有人十分愿意接替他们,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那末我们就很容易预测出将来的许可制检查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这就是我要提出来说明这条法令何以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理由。

  最后我要说明,这项法令由于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污辱,所以它便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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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生产二重性与边际收益递减 - 来自《萨谬尔森《经济学》批判》

诚如萨缪尔森所述:“使用生产函数,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我们获得的产出增量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每一单位该种投入的边际产量会下降。”“当更多的投入,例如劳动,被追加于固定的数量的土地、机械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单位劳动所能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拥挤,机械被过度使用,劳动的边际产量下降。”用微积分语言即是,产出对投入的二阶偏导数小于零。  然而,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类似,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去看看 

序(秦晓鹰) - 来自《中国高层新智囊》

我最初对“智囊”的概念有点感受是在近30年前。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和政界中不太广泛地传看着一本“内部读物”,书名为《出类拔萃之辈》。这本书记录着当时美国约翰逊政府决策圈中的许多轶事。如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乘飞机前往战区时,仍在背诵日语单词。又如助理国务卿邦迪年轻时怎样记忆力惊人,他竟在口若悬河般地宣读一篇论文后告诉为之鼓掌的师生,他刚才念的讲稿不过是白纸一张!书的作者所以称这些决策人物为“精英兼智囊”,为“出类拔萃者”,意在讽刺、讥笑这批高智商的人物竟会执意打一场愚蠢的越战。   后来,在……去看看 

卷三 - 来自《沉思录》

1、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到我们的生命每日每时都在耗费,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而且应当考虑另一件事情,即如果一个人竟然活得久些,也没有多大把握说理解力还能继续足以使他领悟事物,还能保持那种努力获得有关神和人的知识和思考能力。因为他将在排泄、营养、想像和胃口或别的类似能力衰退之前,就开始堕入老年性昏聩,而那种运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满足我们义务标准的能力,清晰地区分各种现象的能力,考虑一个人是否应当现在辞世的能力诸如此类的能力绝对需要一种训练有素的理性,而这种性整个地已经衰退了。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这不仅是因为……去看看 

国会网住了总统 - 来自《总统是靠不住的》

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讲到“水门事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聪明的法官西里卡虽然还不知道他到底将拖出多大的一条鱼来,可他至少知道,鱼越大就越难网住。因此,他丝毫没有因为手里捏着麦克考尔德的信,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他不仅知道自己还有不少沟沟坎坎要跨,而且他还想到,如果在这条线索后面是一条真正的大鱼,那么单靠司法分支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问题很明白是出在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这一部分。所以,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在促使立法分支对行政监督的这个方向,他再上去猛推一把。   法官西里卡的顾虑绝……去看看 

第26篇 政府在货币中有作用吗? - 来自《弗里德曼文萃》

简介  近几年,有关币制改革的诸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这不是指过去数十年来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的现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而是货币体系的制度结构问题。这种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面:(1)外生货币或强力货币制造或控制中的竞争与政府垄断行为;(2)所谓的自由银行业;(3)计算单位的确定及其与交换媒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关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政府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如果政府对货币体系有作用的话。  这一兴趣出自人们对这两方面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反应:一方面是内部的经济学规则的发展,……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