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3)——地峡和海权

 《海权论》

  3·地峡和海权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在四百多年以来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它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其一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另一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大海在这里拍击着大汗的领地并将富饶的群岛置于其胸膛之上。至今为止,一大片花几年时间才能历经艰辛、冒着危险地走完的土地还将这两地分割开来。不时地,某位旅行者也许从一处跋涉至了另一处。不过早年在这两地之间并不可能通过陆地保持持续的影响和利益的交流。而正是这些——尽管规模有限——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人民的长处,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当年的这个被陆地围绕的海洋之上的微观世界就是后来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的缩影。从古至今,这些国家被这个广阔的、开放的海洋一个接一个地维系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之上,大海的阻隔反过来只把它们编织着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尽管处于一个向外看不到什么的玻璃杯中,哥伦布还是以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看见了、信服了并接受了某种确定的东西。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依据信念而不是眼前所见前行,在日益来临的、今天尚未结束的伟大进步中迈出第一步时,他几乎没有梦想沿着他的航线跋涉于一个未知地区的具体所为将被后世视为其荣誉的主要所在。这只会淡化他的伟大思想的不折不扣的光芒并妨碍将其应用于极为遥远的未来。

  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和许多他之前的预言家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当时的思想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是可预知的、但在安逸者那儿只会受到无视而沦若无物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他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象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的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人们的努力也许会让它从梦中走进现实。1502 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他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以及包括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海军上将湾的名称仍使人想起哥伦布的来访 ——的其他地点。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十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出于它针对其发现者所处的方位的缘故—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在这些早期的年代中,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的历史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表露。在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经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五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拥军首领曾说道: “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 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一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 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发利用自然禀赋的才能。控制权仍然由那些其船只、资本、商人支撑了某地区的工业体系的国家系于一身,如果这些因素还获得了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局面的需要的海军力量支持的话。对任何一个外部国家来说,对中美地峡的控制就是指海军控制,指海军的支配地位。对此,陆地的占有最多只是辅助因素。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直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08年至1810年间开始瓦解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废弃而萎缩之时的总的情形。这两个决定性事件的共同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模糊不清很快使地峡及朝向它的通道沦落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而其中那些岛屿的地位至今也尚未恢复。地峡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不过,它的重要性由自然秩序中更为长久的缘由所决定,而不维系于可对于地峡的占有者施加某种影响的那些岛屿身上。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地不为人重视的时期后,随着美国朝向太平洋的扩展而使我国在两大海岸之间建立便捷、安全的交通联系的问题提上日程之时,地峡又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而变得引人注目。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的获得、那里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开掘狂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那种使英国曾在所有关系到海洋的重要问题上都成为主要竞争者——和荷兰在地中海、和法国在东印度、和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国家特性今天同样使它对于我国针对地峡的坚定利益要求持反对态度。克伦威尔首倡的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有条不紊的侵渗以及扩充、整训海军的政策导致的局面是英国在该海域的海军据点的状况和它的海军力量的强大程度并不相配。此外,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海运大国和每一条用于商业的新航路的开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天然利益联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戒心审察每一个要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意见。在问题只能诉诸于最后的解决时,英国知道要动用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尽管就构成其国民福祉之根本的英国殖民地的性质和英国权力的特征而言,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明显地对于英国有着较大的实际利害关系.英国背地里还是认识到了 ——我们是公开强调的——所有关于地峡交通的问题对于我国的进步、安全和荣誉的影响比对它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紧要。英国明显已经有了这样的体会,这从它面对着我们坚决的反对,在表明了对地峡的控制显然是它的行动目标的情况下的行为举止上可以看出。运河的建成开通的形势将赋予我国以优越的利益,只要这方面的变化完全是商业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其结果将是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比现在离太平洋更近,比英国离太平洋上的许多地点更近。大致说一下——读者面前没有地图也能容易地理解这些,目前利物浦和纽约离从瓦尔帕莱索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上的所有地点的水路距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这个事实: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绕行麦哲伦海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假如有尼加拉瓜运河,从纽约出发的船只经过这条运河,而从利物浦出发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从这两个城市至太平洋,大致经过横滨、上海、香港和墨尔本或沿着日本、中国和东澳大利亚海岸的航线将长度相等。简而言之,不再是太平洋东岸,而是其西岸离利物浦和纽约的航行距离相同;而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将离纽约比离利物浦更近。

  一位当代的英国撰稿人估计,基于这些情形之上的竞争将对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活动的大约八分之一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局面会引起英国的关注,就商业上的繁荣或艰辛对一个国家当代历史的影响而言,它只具有政治上的、也就是间接的意义。它并不会严重地关系到那些决定着英帝国的完整或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构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是组成部分都位于那些以苏伊士运河为相互间联系纽带和最短的交通线必经之处的地区。在英国的属地中,位于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是最少和最不重要的,而地峡运河只可能对东太平洋地区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与我们自己的联系产生最大的影响。

  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的政治结果将是使我国的太平洋海岸离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能带来商业好处,而且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一家显然支持横跨大陆的陆上运输的重要杂志的尖刻评论中它最近提出怪论,即水上运输相比于陆上运输已不合时宜,但从军事观点看运河也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弱点的因素。除了对于那些坚信人类本性的完善会使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遭摒弃的乐观主义者,这些考虑必然会引致对于美国将采取的政策的严肃思考。

  迄今为此,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只是外交上的安排和讨论,而且可以预计这个限度可能一直不会被突破。不过,随克莱顿一布尔沃条约而来的一系列误解和引人注目的争执以及仍然存在于我国许多人士身上的对于该条约当前执行状况的不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以一些明确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应得到普遍的恪守以至于不会因政府的简单更换或公众意愿的无常变化而被搁置一边。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事务的意见的合理讨论永远都不能是有欠全面的。

  从门罗主义还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头脑之中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有关问题具体的和多少有着现实性的体现是跨地峡的航路针对于外来干涉的安全。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1850年4月19日,后人常提及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订立了。那时,英国正掌握着一些大陆上的据点和一些外围岛屿。这些地盘不仅有利于军事上的控制,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干涉。英国获得它们是依赖于——实际上是源于——对牙买加的占有,由此可证明克伦威尔的预想是合理的。在这些地盘中,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一条二百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离地峡是如此之远,从而不可能和运河问题发生什么关连,以至于美国的谈判者在当时愿意不把英国对它的占有当成一个问题所在,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权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伯利兹由英国劫掠者首先占领,他们在牙买加落入英国手中之后几年进入了这一地区并且不再撤出。他们在那砍里伐原木,并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没让西班牙驱逐他们的努力得逞。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砍伐树木的权利为条约所承认。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之后,通过1859年危地马拉缔结的一个协定,英国在伯利兹的“居民点”就成为了它的一块“保有地”。再往后,在 1862年,经过皇室的批准,这个昔日的“居民点”和最近的“保有地”成为了受牙买加当局管辖的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在存在有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下,这构成了中美洲的英国领地的显著扩展,而这是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规定不符的。

  英国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指向莫斯基托海岸保护地。据英国人理解,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就其根据而言,英国要求的权利没有怎么超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达成的许多类似的交易的范围。在1687年,也就是英国获得牙买加岛二十年之后,住在上述地区的原始人的一位首领被带到了牙买加。他接受了一些廉价的小礼物,然后同意了英国对当地的保护。在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延续期间,这两国之间不时有一些争吵和战斗。当后来问题被提至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时,后者拒绝承认英国所谓的保护。在它看来,该保护权是建立在和当时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的不充分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的权利在尼加拉瓜取得了独立之后应被认为转给了尼加拉瓜。由于莫斯基托海岸离未来的运河极近,因此它的归属绝对不会被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针对着海湾群岛、努阿坦群岛我们也应具有类似的考虑。它们分布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控制,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间可以凭借它们取得联络。当时,美国主张这些正由英国占据的岛屿完全属于洪都拉斯。

  面对着实际的英国占领状况,当时迫切想使争议地区转让给说西班牙语的各美洲共和国的美国谈判者看来对于有关议题对未来的影响注意甚少。在那时,人们的思想和今天一样——尽管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有用的经历,受那种憎恶对外领土兼并的共和国创建者确立的传统信念的支配,结果,在考虑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利而且实际上只给其制造了争端的地区退出时,我们和英国人一样,无条件地承担了不在中美洲谋取领土,并为拟议中的运河及任何其他可能被修建的运河的中立提供保证的义务。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列入了条约之中。这个第八款清晰地声明,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我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词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 ——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我们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对于随后那些围绕着这个倒霉条约的争执,没必要详细地叙述。对于任何约束了我们对于美洲的大陆及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力的正式规定。以及在1850年过于性急地作出的以求得到当时我们的弱小地位尚无法争取来的好处的原则上的让步,我们的国家只能抱以遗憾和怨恨。今天,当我们比昔日在潜在的意义上要强大得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令我们焦躁不安。和以前一样,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同时也不采取步骤以制定一项政策或发展一种能力,从而赋予它自己的主张以条理与力量,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地位,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无处不在的资本,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在这里,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份对于集中反映在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的英国的地峡政策的非官方的评价可能令人感兴趣。它讲道,“美国被认为是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可怕对手。面对着所估计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欧洲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贸易的不利因素,站在中美洲运河的角度上,看到自己控制最可能的运河所在地(尼加拉瓜)的最后尝试归于失败的英国政治家已实现了符合英国的贸易利益的下一个最佳目标。他们把修建运河的担子抛给另一个国家;它(美国)将从运河的修建中得到最多的利益且必定会希望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但同时它又极不可能在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土之外成年累月地进行如此浩大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达成一项旨在使运河的中立在其建成之后得到尊重的共同保证,娴熟地将那个国家束缚住以顺应英国对海权的需要。这样,既能使运河的开凿被无限推迟,但又不至于使对于建立有利于英国航运贸易的有效海洋控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好处有所损失。”

  这一段文字是否确实表露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尚可疑问,但它却是对于实际情形的准确、充分的评述,只要我国继续其高谈阔论却又无所作为的政策的话。我们要别人出去,自己却又拒绝进来。无疑,我们在中立方面做得够好的了,因为我们将自己中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却让其他强国任其需要而大展身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将体现在一项健全、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对我们抓住机会有所妨碍的那些束缚——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漫不经心、磨磨蹭蹭。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地游移于其间。

  有一种意见——毋须说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未和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形下,许多年已经过去,因此历史教导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事实上,我们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越弱,就越容易会被我们的对手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种看法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任何本能地要求将我们的武装力量投射到围绕我国海岸的水域之外的政治行动的顽固排斥。不过,因为在地峡地区发挥我国的决定性影响的合理、天然的要求迄今已引起了关注,可以认定没有什么情况能使我们断然否认这一要求。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真实状况更接近于如下所说:自从我国在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除了在185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悸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仅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但是,尽管这种重要性一时不是那么鲜明,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我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我们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我们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份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面对着地峡上升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心地认为在过去甚为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我国要求的简单承认在将来还会持续。已经很明显的是,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它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今天,道义上的考虑比之以前无疑有了更多的份量,国家也更不愿意进入战争。但是,国家的政策依然由利益的平衡状况所决定,我们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将是怎样,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优势以便谈判的天平倾向我们一边,使事态的总体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利。

  如果国家依从那一类思想,即认为我们越弱,我们就越能有路可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我们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我们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我们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只为了防御”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如果人们认识到我们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我们与其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他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 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可应用于远离我们自己的海岸的地点。

  军事力量的组建会挑起战事的说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为任何年代的经验所驳斥的谬论。欧洲存在着庞大的军备;但是,借助于它们所促成的各国相互间的尊重与小心谨慎成了对于普遍的军事建设时代之前频繁的、破坏性的战争的一种廉价的取代——当然这或许在经济上还是可悲的。我们的不受伤害不是由于我们的弱小,而是由于和我们的对手在其家门口的更紧要的利益相比,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这种不同将会消失。我们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所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外强国,从而能够从那些海洋是其哺育母亲的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上佳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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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大串连 - 来自《红卫兵档案》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 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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