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一百个人的十年》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 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 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 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 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 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 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 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 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 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 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 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 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 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 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 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 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 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 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 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 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 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 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 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 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 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 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 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 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 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 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 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 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 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 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 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 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 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 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 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 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 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 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 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 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 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 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 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 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 “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 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 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 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 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 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 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 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 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 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 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 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 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 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 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 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 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 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 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 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 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 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 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 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 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 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 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 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 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 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 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 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 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 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 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 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 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 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 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 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 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 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 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 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 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 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 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 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 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 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 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 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 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 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 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 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 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 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 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 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 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 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 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 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 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 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 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 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 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 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 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 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 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 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 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 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 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 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 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 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 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 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0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侧面看 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 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 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 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0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注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 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0九的事在心里细细 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 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 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0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 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 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 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 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 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 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 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 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 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 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镑。先 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 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 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 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 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 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 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 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 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 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 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 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 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 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 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 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 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 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0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 帘都拉严,不知台下会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 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 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 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0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 防钩子把对方——××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 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 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 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 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 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 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 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 “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要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 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 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 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 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 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 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 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 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 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 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 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 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 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 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 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 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 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 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 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 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 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 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 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 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 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 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 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 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 “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 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 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 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 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 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 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 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 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 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 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 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 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 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 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 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 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 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 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 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 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 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 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 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 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 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 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 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 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 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 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 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 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 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 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 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 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 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 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 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 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 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 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 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 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 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 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 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 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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