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甄小英:奏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

 《中国高层新智囊》

  甄小英,1945年生。1970年7 月,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三公司工作。1971年7 月起在太原从事党务工作。1979年3 月至2000年1 月,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部副主任,担任党建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执政党建设研究方向)。1994年11月至1996年6 月被借调到光明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站工作。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曾担任中央党校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2001年2 月至今,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甄小英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在2003年6 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2期上,一篇题为《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文章引起了海外观察家和传媒的特别关注和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国内有“党建研究专家”之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和她的学生,中央党校博士李清华。

  由于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而海外观察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猜测,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启动的政治改革方案发出的信号。

  甄小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

  文章在回顾了历史上的教训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

  在甄小英教授看来,推进新世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文章还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五、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文章最后以总结性的语调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甄小英始料不及的。自 6月16 日起,甄小英教授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把电话打到甄小英的办公室,要求采访,有的还专门从海外来到北京找到甄小英,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的关于“党内政治改革”的独家信息。甄小英因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推掉更多的采访。有幸采访了甄小英的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日本《京都新闻》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采访后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印。而中国香港《亚洲周刊》的一位记者称,中国政治改革形势日新月异,作为中共党建智库中的一名悍将的甄小英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文革期间顶撞权贵,发表《康生质疑X问》

  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 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 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 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1971年被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成为理论处的理论教员。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办的中央党校恢复了教学,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得到平反,甄小英和党校的许多教职工总算走出了康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真理标准”的大声倡言者

  1979年,在太原已很有名气的甄小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在此前一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甄小英就是在这场思想大讨论的热潮中调入中央党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与中央党校还有着直接关系。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彻底扭转10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许多人的头脑还是被“两个凡是”思想紧紧地束缚着。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7年10月9 日,复办后的中央党校开学了。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中央党校认真研究党的第9 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谈到如何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中央党校复校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的807 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章的讨论。由于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8 月25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 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对一些人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来评价“文革”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

  胡耀邦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希望写一篇更深刻、更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就在这时,党校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稿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进行修改后重点推出。此后杨西光得知孙长江正在起草同类的文章,便把两位作者请到一起讨论修改,使文章在理论上更为成熟。最后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胡福明的文章并在一起再作修改,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经过10次重大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终于在1978年5 月10日出版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 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吹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号角,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热潮。年底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 “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洗礼,调回党校的甄小英感到精神格外振奋。到校不久,就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一场“真理” 问题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没想到她这次准备仓促的发言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甄小英在党校的第一次讲课,是给党校的教职员工上党课。虽然她离开党校多年,但一直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再加上她有多年从事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熟悉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思想,她结合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存在的思想理论上的疑点难点问题,着重讲了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有感染力,给教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为她走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登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有些老教师,虽在党校工作多年,却没有讲过一次课,一辈子就是查资料、抄卡片。甄小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破除论资排辈、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改革氛围中,她很快就走上讲台,讲课受到学员好评。1984年,甄小英担任了教研组的副组长,开始了对党建理论的研究。在党校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她不断学习,辛勤耕耘,一干就是20多年,曾三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员,著作和文章获20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逐步成长为一名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理论工作者。

  朱镕基:听说中央党校有个讲周总理的

  1988年,甄小英被选为中央党校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在中南海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

  在参观周总理故居西花厅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妇女代表李海文边看边向甄小英介绍,西花厅是一座前清留下来的房子,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面是方砖地,很潮湿。窗户缝很大,冬天工作人员要用报纸把窗户缝糊上。总理在世时,有关部门多次想为他维修房子,都被拒绝了。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工作,有关部门趁机对他的住房进行了简单的维修。总理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还并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作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并把新换的窗帘、壁灯和一张床统统拿走,换回原来的旧窗帘和木板床。周总理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甄小英。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中,由于制度不配套,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双轨运行,磨擦碰撞,为公权谋私提供了土壤条件,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延。邓小平在1982年就告诫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402~403 页)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经受住新的考验,从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跳出历代统治者的兴亡周期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执政党面对的严峻考验。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培养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高扬党性的旗帜,把党校建设成锻炼党员的熔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校把党性教育列入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要进行 “党性分析”。党建教研室把讲授党性教育课的任务交给了已是教研室副主任的甄小英。

  那时党校的学员,不少是60多岁的领导干部,跟甄小英父母的年龄差不多大。作为一个资历浅、级别低的年轻教员,给这些局长、部长们上党性修养课,对甄小英来讲,的确是个“难题”。如何讲好这个课,使学员真正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就这些问题,甄小英虚心向教师、组织员和学员请教。有人提出最好给领导干部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坚持党性的榜样,把坚持党性的生动事例与党性教育理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讲授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甄小英此前正好写了一篇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文章,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周恩来的研讨会,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在西花厅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决定把周恩来的事迹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讲,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她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把当时党政领导干部在坚持党性方面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又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周恩来的著作、文章。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大智大勇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他所以得到人民群众那样广泛而持久的怀念,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品德高尚,他艰苦卓绝的一生,生动、形象、集中、深刻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道德品质、精神风范和执政理念。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缩影,他用言行谱写了一部共产党人的“德典”。许多民主党派朋友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外国朋友通过他认识了新中国。在备课过程中,甄小英感到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党性得到了一次提升,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深感“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把党性修养理论与周恩来践履党性的思想实践和生动事例融为一体,把周恩来坚强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结合起来,使学员从党的建设理论的高度更深刻地认识了周恩来精神所体现的党性原则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又通过周恩来坚持党性的鲜活事例,通过这一崇高的榜样,使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了党的性质和宗旨。针对领导干部的特点以及在党性修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她结合生动的事例分析了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坚持党性的楷模和世界伟人的原因,并阐释了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甄小英的党性教育课一炮打响,产生了轰动的效应,许多人在课堂上被周总理的事迹感动得落下热泪。有的学员递条子说:“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

  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等各中央机关,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各机关、企业、军队、学校和县区纷纷请甄小英去做报告。她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给中宣部写信,说“很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报告了”“希望中宣部多组织这样的好报告”。她的报告在青年中也引起强烈共鸣。在清华、北大作报告时,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些没有座位的学生,站着听了3 个多小时,礼堂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被称为“秘密工作战线的神兵骁将”,曾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尼克松访华时给周恩来当助手的熊向晖,在看了甄小英报告的录像后打电话约甄小英面晤,一谈就是一上午。与周总理共事多年,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同志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时,谦虚地说:“甄小英的报 告比我讲得好。”

  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甄小英发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她说:“你就是甄小英呀!我们市委书记朱基前不久 还对我们说,中央党校有一个人讲周总理的,讲得很好,让我们找个带子来听一听。”

  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希望以“周恩来精神”教育更多的党员,建议甄小英在讲稿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扩展,写一本书。甄小英没有辜负学员的期望,她满怀激情地很快写出了这本书,这就是后来引起全国震动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

  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响烈反响。周恩来生前的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专门聚在一起,约甄小英进行座谈,卫士长成元功、警卫张树迎等对甄小英说:“非常感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们跟 总理这么多年,却写不了这样的书来,感谢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又为甄小英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动人事例。

  甄小英收到许多感人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基层党员在信中讲,他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非常想把这本书送给亲人、同事和朋友,但是,跑遍了当地的书店,也没有买到。于是,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刻蜡版,一页一页地油印,把《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的“油印本”送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同事。

  席文举在一篇名为《进行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的书评中这样说:要写一本深刻而又生动、理性和可读性强兼有的党性教科书, 实属不易。而甄小英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则是形象生动,说理深刻,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一版再版,发行了10多万册,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本钢杯”最佳读物奖、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图书奖。由此,甄小英的影响力也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党建调研报告直送政治局

  党性教育使甄小英获得了声誉,但是她感到,重视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思想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于是,甄小英在研究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邓小平1980年8 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后,她就开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她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主持编印了2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法规文件选编》,研究收集了国外一些政党的制度、法规,在全国党校率先开设了党的制度建设课题。

  1988年,她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和参加编写的《党的制度建设新路》,引起了学员和社会的关注。

  甄小英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进行制度建设,也制定了不少的制度,但三中全会以前却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建设理论,在实践上,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相互配套的党内制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拔乱反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抓了党的根本制度的建设。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加强了新的制度建设,使党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她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六中全会开创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良好开端,但是,还必须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于是,她大胆地提出党建工作的一些新的想法。

  她提出要理顺党政关系,主张党政分开并形成制度;认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必须从中央做起。建议实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她还建议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等等。另外,她在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1987年,她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努力增强党员民主意识》一文,提出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只有建立和完善了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制,才能有效地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

  1989年,她又在《党建文汇》上发表一篇名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设想》的文章,立意是总结“文革”教训,完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引发众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

  她从前苏联的教训中证明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的观点。她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通过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或采用多党联合执政形式,联合执政的各党派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国多党制的形式。但健全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党的公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出要研究列宁设想和曾要求实施的监督体制,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进行监督。以上两个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时,召开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解决,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裁决。她认为对党的领导人监督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及道德作风三个方面,并提出“监督不仅如‘防腐剂’‘消毒剂’一样有防错纠错机制,有‘除恶’之功能,同时还有树立榜样的功能,有‘扬善’的效果”。

  甄小英教授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中具体提出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理论界人士说,甄小英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勇敢提出对党的领导者进行监督的建议,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突破。

  甄小英教授不是个坐而论道的人,她很重视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她到过不少省市去搞调研。为给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中央党校联合全国党校开展了党建问题大调研。她参加了关于社区党建问题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的调研,在《求实》杂志发表了《社区党建大有可为》的文章,总结阐述了上海社区党建对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她作为调研组长,带领调研组下基层研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问题,以及对党的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她执笔写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一等奖。在浙江省调研时,她发现浙江省70个县市一把手在5 年之中,受处分的就有39个,其中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27个,因非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10个,还有两个免于处分。这个调查结果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这说明党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多漏洞,亟待加强完善。

  由调查组高新民执笔写的《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的调查报告,深刻分析了一把手屡屡出问题的原因,总结了浙江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思路。这篇调研报告也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优秀奖。这两篇调研报告,都被选入中央党校编的调查报告集,报送中央政治局。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都对这个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呼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甄小英教授在中央党校执教了20多个年头,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对工作兢兢业业,成就斐然。2001年,她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担任副院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何鲁丽是院长,甄小英作为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环境变了,行政事务多了,但她仍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着理论研究,只不过,不仅关注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且关注着参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甄小英教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必须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党内民主。

  这里不得不再说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

  2003年6 月18日,也就是《求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三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栏目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时政评论家何亮亮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从理论上来说,过去,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在理论上比较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较强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基本上不太谈民主问题,不太谈国家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其实“三个代表”理论的确立,提出国家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既然这个权力来自人民,就应该要有民主,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义。就是这篇文章提出以扩大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全民的民主,它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在何亮亮看来,甄小英的这篇文章是“相当务实的”。

  甄小英认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关键是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归根结底体现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看她在推动社会历史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实践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建立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机制,这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始终保持活力的问题。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保持生机活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62 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甄小英认为民主是保持执政党活力的重要方面——“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内事务的一种权利和制度。民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民主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如果一个党是专制的、独裁的、奉行终身制的,它就不具有先进性。”

  为了保持执政党的活力,体现民主意志,不使权力倒置和虚化,甄小英一直呼吁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她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

  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马恩时期,是坚持年会制,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也是坚持年会制,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也坚持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斯大林时期,逐步破坏了年会制,原先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改为相隔两年、三年,后来,甚至十几年都不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等于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虚化。中央委员会也不常开了,逐步使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的决策机构,最后政治局会议也不常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导致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且长期不能纠正。

  甄小英很赞同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作为重点。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监督机构。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央也早有打算,现在中组部在浙江省椒江等县市以及四川的雅安搞了试点。试点过程中,党员组成代表团,重大决策之前组织党代表去调研,提出建议。党员要监督党代表,党代表要征求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党代表还可以根据党员意见,按照党内法定程序,罢免由他们选举的某些不称职的领导。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在上海调研时,甄小英就对上海提出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国解放初期,党委实际上不是直接去命令政府,而是通过政府里的党组来贯彻党委的意图。后来党政不分,党直接命令政府,指挥人大,逐步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不利于很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委在各类同级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但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法执政。党委与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关系,不是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政治领导关系。各级党委要善于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经过国家权力机构,变为国家意志,由政府去执行,要善于通过人大、政府和政协中的党组,贯彻党委的意图,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甄小英认为,民主问题与经济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局面,两者适度分离。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独立、平等、自主、竞争意识会天然地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经济体制、社会基础来说,是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契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搞大跃进,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历史一再证明,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法治的所谓的“大民主”,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来讲,都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甄小英的研究从不回避矛盾,这是她治学和做人的一种风格,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以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为党建工作呕心沥血,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支持干部任命“民意否决制”

  甄小英教授的党建研究是从思想理论建设入手再到制度建设,从微观走向宏观的。这就使得她既重视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又重视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

  2003年7 月上旬,甄小英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等知名专家,来到吉林省的白城市调研干部任用中的“民意否决制”。

  白城市是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搭界,被认为是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从1999年起,白城市委在全国率先实行对县(处)级干部的任免实行了票决制。2001年9 月以来,全市共调整干部5536人次,全部实行了票决制。

  所谓“民意否决制”,就是指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对于被有关单位和人员推荐出来的拟提拔人选,依照“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和“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由市委组织部门组织群众对其进行民意测评,对于群众的推荐票不到50% 的,不列入党委拟提拔任用干部的考察名单。这实际上是把干部的初选权交给了群众。在党委考核基础上,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再通过差额票决,来决定干部的任用。在干部试用期满后,仍然要通过有关范围的群众投票以及党委的考察,决定干部是否转正。每年干部的述职考核,也要进行群众投票,称职率达不到一定要求,经党委考核确属不称职的,将离开该领导岗位。这就是全程的“民意否决制”,也称作 “三票制”。

  2002年4 月,白城在提拔任用副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过程中,将干部的初选权交给了群众,实行群众无记名投票“否决制”。结果,全市共对464 名拟提拔到县(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实行群众投票,其中44人的任用因所得群众支持票未过 50% 而被否决。

  35岁的仲伟刚现在是白城市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7岁的那年,他在大安市四棵树乡党委副书记任上干了3 年,决定角逐西大洼乡乡长。但在最后的市委常委差额票决中两次“败走麦城”。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查找工作差距并努力赶上,终于在年底成功竞争到月亮泡镇镇长一职,后来又通过票决担任了六合乡党委书记。 2002年9 月,在白城全市各县(市、区)政府班子换届工作中,按照白城市干部提拔的程序规定接受民意测评获得较高票数,被列为通榆县政府副县长候选人,并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副县长。

  “三票制”特别是“民意否决”制度,在白城当地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暴。多数干部现在终于发现,市委不是在做花架子,而是想真正革除干部制度中的弊端。

  白城市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的重视,媒体多次作了介绍,引来了甄小英等北京专家的实地调查。

  甄小英在白城听到市委领导的介绍后很兴奋,因为这个经验启发了甄小英对有关反腐败制度的思考。

  甄小英曾在《正确判断党的作风状态及其信心问题》一文中说,腐败问题是党内外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作风建设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同志对党的作风状况不满意,主要是对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严重腐败现象不满;对搞好党风建设信心不足,也主要是对能否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信心不足。

  她认为,白城的这种“民意否决制”和“票决制”,在扼制用人上跑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以及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她认为这种用人上的党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差额票决制,对于完善党委常委会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对于进一步发挥全委会的作用,防止一把手权力过大,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有积极意义。广东就进行了这样的试点,对重要干部的任命,由党委常委会提名,由全委会无记名差额票决。这样,就把干部人事问题的决策重心逐渐向全委会转移。

  由于下基层,甄小英接触了不少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员,大家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他们希望选举要能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不能变成变相的委任。

  在甄小英看来,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机制的党,党内也需要有竞争机制,差额选举就是一种竞争。党向人大推荐的重要干部,应该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现在有些党员干部在人大落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就不选他。群众意见大,人民不拥护的干部,在党内也不能重用。有的地方不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把群众意见大的干部推荐到人大,落选后,又安排到党的工作部门,这样的干部还美其名曰“人民不要,党要”。这种现象损害党的形象,也影响党员的积极性。

  在她看来,实行全委会的“票决制”,买官卖官就相当困难了。全委会人很多,买官者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都听他的。她强调,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党与时俱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先进性的现实选择。

  甄小英教授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人们不会忘记在2003年夏季到来前中国政治理论界的那场“甄小英旋风”,人们更不能忘记甄小英教授若干年为党建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现在,甄小英教授的思想已日趋成熟和尖锐,她的每一个思考成果都可能引起中央高层和海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和关注。

  附录: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甄小英 李清华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原则和前进方向。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离开了政治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失去了政治保证。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没有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而且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上。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发展人民民主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人民民主也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社会。政党因其代表了人民利益、得到了人民信任和支持,而取得执政地位;也因其对于国家权力的运作符合并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有效维护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大力推进人民民主,进一步革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当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各种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的冲突、比较、竞争和借鉴愈益深刻,这对我们党如何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提出了挑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此,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党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党与时俱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先进性的现实选择。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是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先导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是与对党内民主生活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其次,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决定了党是人民民主权利坚定的维护者。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政治利益,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这同党的宗旨是一致的。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无疑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因此,党的性质、地位和宗旨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以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为前提。没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是人民民主政治理念的最坚定的倡导者。党把“主权在民”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并从制度形态和政治实践上使其由理想变为现实。党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缔造者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建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民主管理、行业自治等一系列基层民主制度,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政治勇气。党是民主传统和作风的培育者和行动表率。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民主传统和民主作风,是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属于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民主。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发挥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政治条件。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党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与中国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历史、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相适应,只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并把民主看作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以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坚持了这一思想,并具体阐明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坚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推进新世纪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此外,还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当前,要进一步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实施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和党的干部只有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之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锐利武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人民的意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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