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紧急召见

 《共和国密使》

  周恩来一手叉腰。一手抚着下颏:“从目前情况看,即使我们出动大批军队授寮,越方部队和顾问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老挝,会留下来与我们并肩战斗……”

  陈毅用他闻名中外的大嗓门说:“我是宁要一个朋友,不要一百个卢布!”

  汽车停稳。段苏权将军一只脚刚迈下车,便看到周恩来总理从屋阶上快步走下来,并且伸出了那只负过伤的右臂:“你来了,苏权同志!”

  这是1964年7月7日的傍晚。“白天的暑气正在悄悄散去,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了香花的馨香。河内市渐渐罩上一层幽蓝的朦胧。

  周恩来柔和的目光在段苏权身上打量。为参加中、越、老三党会谈,他风尘仆仆赶到河内,一下飞机就通知我驻河内使馆,紧急召见段苏权将军。

  “苏权同志,在老挝生活还习惯吗?”

  “习惯。”段苏权抖擞起精神,”刚来闹一次虐疾,很快就好了。现在感觉比在北京时还好。”

  “瘦了,”周恩来一笑,”也结实了。”

  “生活在桑怒,就像小延安。老挝同志讲,将来胜利了,那里也将像延安一样作为圣地供后代们参观学习呢。”段苏权随周恩来拾阶而上。一边介绍。“有个把土匪。比抗战时期强多了,没有日本人那种残酷扫荡。年轻人有的吃不惯老挝的饭,我们年纪大的还好,什么都能适应……”步入一间小会议室,段苏权看到陈毅外长、伍修权副外长、杨成武副总长、总参二部政委张仲如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已经坐候。

  “都是老熟人了,不必再介绍了吧?”周恩来说着,拉段苏权在沙发椅上坐下来,招手吩咐:“那好,开始放吧!”

  段苏权这才注意到,房间正面墙上挂着一方小银幕。灯光熄灭了,电影开始。是两部反映越南南方开展游击战的记录片。整个放映过程中,周恩来神情专注,不时和陈毅元帅小声议论。段苏权偶尔可以听清几句。

  “山高林密,道路稀少,这就大大限制了敌人炮兵和坦克等技术器材的使用……”“他们将更加依赖空军。”

  “打得好,比我们那时又有发展。”

  “补给困难是大问题。”

  “看来,维护交通线的斗争将是十分艰巨的。”

  “要保护老挝的那条‘胡志明小道’……”电影终于结束,灯亮了。小会议室里稍静片刻。待大家适应了灯光,周恩来才笑道;“娱乐完了,现在开始工作。”

  他望着段苏权:“苏权同志,特意把你从桑怒请来,是想请你谈谈老挝的情况。”

  陈毅元帅快人快语,直截了当:“明天三党会议就要开始了,总理要代表中国党发表意见。他前两天和驻万象的大使刘春谈过了,不解渴,这才又把你段苏权召来。”

  段苏权点点头,便从文件夹里掏汇报材料。

  总理摆手:“不要照材料讲,你从前线来。随便谈谈。

  谈你的直接感受、印象和看法。”

  段苏权放下文件夹,请示:“总理想了解哪方面情况?”

  总理说:“先谈谈总的概况和印象怎么样?然后就一些重点问题展开来深谈。”

  “好,我先谈谈概况。”段苏权习惯性地咳一声嗓,然后思索着开始汇报。从老挝的地理、经济、文化和历史谈到当前的抗美救国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和较量。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用铅笔在一叠用曲别针别起来的白纸上做简单记录,偶尔就某个情况发出询问……忽然,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在小会议室里漾起。由于段苏权集中精力汇报,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记录,所以开始没发现。只有伍修权。雷英夫等同志悄悄交换眼色。那声音渐渐增大,终于惊动了周恩来。他拾起头,循声望去:陈毅元帅头微微侧歪于胸前。鼾声均匀冗长地从他那里发出来。

  段苏权望望总理,望望伍修权副外长,不知如何是好。

  周恩来笑着解释:“老总有高血压,这两天太累了!”

  陈毅元帅是豁达开朗,激情洋溢的人,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加,特别是有了血压高的毛病后,在连续紧张工作中,有时体力便有些不支。不久前他进藏视察工作,曾几次休克昏迷,但经过抢救转危为安后,却风趣地说:“没个啥子了不起的,只不过迷糊了一阵子。”他的坚毅乐观使身边人深受感动,也给长途跋涉历经艰苦的代表团成员们以欢乐和鼓舞。

  周恩来身体探向前去,小声呼唤:“老总,老总!”

  陈毅蓦然醒觉,坐正身,揉揉充血的双眼。歉然一笑:“嘿嘿,这瞌睡虫啥子时候钻进我的脑壳里了?讨嫌,讨嫌!”

  周恩来关心地劝说:“老总,你累了,先去休息吧。”

  陈毅是个讲究工作艺术和效率,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大事须在精力充沛的时候来做,不搞无效的“陪绑”。

  “也好!”陈毅立起身,诙谐地向众人点点头:”总理准假,恕我不奉陪喽。”他转向段苏权说:“苏权同志啊,等赶跑了瞌睡虫,我当专门向你讨教。”

  目送陈毅走出小会议室,周恩来才转回目光。重新望定段苏权:“苏权同志,你继续谈吧。”

  “我在桑怒地区搞调查,看见当地许多风俗习惯,比如:泼水、穿线。积沙堆,这都带有宗教色彩。还有拾花、共喝一缸酒、结婚等等。”段苏权对这些风俗做了一些解释后。

  感慨道:“老挝自然条件很好,真是鱼米之乡。可是群众又异常穷困,粮食普遍不够吃。一年只干三个半月的活,耕作粗糙。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群众没有彻底翻身,封建剥削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造成群众缺乏生产积极性。”

  周恩来迅速记录,频顾点头,这使将军受到很大鼓舞,放开来继续讲:。

  “老挝同志,包括在老挝的越南同志,有的说老挝没有阶级,只有不同民族;有的说存在阶级,但阶级分化不明显;还有的同志没有深入农村工作,所以说具体情况下了解。我们到农村中做了广泛调查,从许多现象看来,存在阶级是没问题的。从调查后的分析看来,更能肯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尽管情况不全一样:有的地方阶级分化比较明显,有的地方不那么明显,也有的地方非常明显,情况十分复杂。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老挝现存的‘贡滥制’。”

  周恩来掀起眼皮,目光闪烁:“听大使讲过这个名词,具体内容他讲不清。”

  “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剥削制度。贡滥主就相当于我们的地主,甚至可以叫封建领主。他们占有土地和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分配权。靠此来剥削统治广大农民,构成了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矗在贡滥制度下。土地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好地由贡滥主分配其直系属耕种:另一部分差地分配给其他农民耕种。一般情况下,隔三五年就再分配一次。贡滥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有四种:一是地租剥削。这一部分占总产量的25%以上。二是无偿劳役。其中有临时性差派,如修桥、补路、盖房等等,呼之即来,无异于奴隶。还有固定性轮流差派。比如我们在调查中,遇到不少极贫困的农民,为贡滥主守坟、抱娃、洗衣服,三是苛捐杂税。这一条也很厉害。贡滥主家里有了婚丧嫁娶、怀孕生育、祝寿读书等等事情,农民都要尽其所有交上钱财。四是殷勤接待。贡滥主及其属官到达村寨,村寨农民都要杀鸡、杀鸭,摆设宴席,并且要挑选最漂亮的姑娘来斟酒作陪,任其调戏玩乐。”段苏权接着举了许多耳闻目睹的实际例子。

  “你的调查工作搞得很细致么,”周恩来满意地点头:“很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阶级分析,你们抓住了这个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

  段苏权又进一步分析道:“在老挝,有些人是大买办资本家,同时也是大封建主。这一条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很相似。例如文翁,1945年以前,曾经是下奈地区农民的剥削者,目前已变成买办资本家,依靠美国发家致富,同时也是下寮的封建大地主。又比如萨纳尼空,在万象省有几百公顷土地,是个大封建主:同时在老挝23家买办公司里拥有最多的股份,是‘老万’银行的董事长,又是右派军人的总头子。他们利用掌握在于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同时也包括民族资本家、小业主、小商贩,使越来越多的人遭到破产、沦为贫民和奴隶、因此,老挝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不但存在。而且越演越烈……”

  “你们抓住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就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周恩来放下笔。他的工作作风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他对段苏权的汇报是满意的。根据这个汇报,周恩来在第二天召开的三党会议上,重点讲述了阶级分析的问迈。他讲话的大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阶级分析。民主改革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矗民主改革的工作要分俩步走。开始时,政治上的打击面不宜太广,政策要宽一些,实施步骤也不宜大急。要深入一两个村子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和制定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的阶级政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找几个村子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在试点中可以进一步修改我们的政策,使它更加适合实际情况,并逐步推广。首先应在巩固的根据地进行,然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在今后的三五年中进行这一工作,这样才能掌握基本群众,孤立少数坏分子。到那个时候,打歼灭战就容易了。

  老挝在抗美救国的斗争中,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工作,后来实际是实践了周恩来的想法和意见。

  段苏权就老挝抗美救国战争的作战问题又回答周恩来提出的一些疑问后,周恩来立起了身。

  总理有这样的习惯:听汇报时坐着,坐多久都稳稳不动,或记录,或注视对方,表示出尊重和重视。一旦立起身。那就是要谈意见了。

  “苏权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汇报,我现在心里清楚多了。”他在屋中轻踱几步,左手解开衣襟扣,说:“老挝是一个南北狭长的战场,分上、中、下寮,地形不同。敌人兵力不足,在这种地形分割下战线不可能是绵亘正面的。各个作战方向将独立形成一个局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将形成一个个孤立的集团。这极有利于我们各个歼灭敌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这位领导过”八·一”南昌起义,从红军时期便担任军事部长,协助毛泽东制定过千百次战役计划的被举世公认的优秀军事家,在分析过各种何况后,极富战略眼光地指出:“战争初期,必须把北寮战场抢到手,要先敌抢占。”

  周恩来对老挝战场前后谈了四条意见,停下来,神色严肃,显然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

  “苏权同志,你汇报中谈了中、越、老三方关系问题,”周恩来声音转低,他在强调一个间题时才会将声音放低。

  “从整体上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段苏权没有马上回答。不是没想透,而是考虑用什么样的话来简单明确他说出想法。

  “抗美第一,团结第一。努力协调,积极疏导。”段苏权一边思索一边回答。、“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就好。抗美第一,团结第一。”

  周患来赞赏地点点头。他来河内,已经知道越南《人民报》用显著篇幅登载历史上越南民族英雄抗击“北方侵略”的文章,段苏权也讲了中越双方在老挝发生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总理曾有所担心忧虑。怕我们的工作组与越方在老挝产生矛盾而影响老挝乃至整个印度支那的革命事业……段苏权的回答使他放下了心。

  周恩来沉吟片刻,一手叉腰,一手抚着下颏说:“从目前情况看,即使我们出动大批军队援寮,越方部队和顾问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老挝,他们会留下来与我们并肩战斗。因此。在将来处理好三方关系是一个极重要、极复杂的问题。非有战略思想不可。”

  停顿片刻,周恩来换了坚定的语气:“但无论如何,军事行动本身要求高度的集中和统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起这副重担子。”

  三党会谈之后,周恩来曾为越南民族英雄征侧征贰陵墓献了花圈。征侧征贰姐妹是在东汉时期的起义军领袖,史称二征起义。起义受到东汉光武帝的镇压,两姐妹壮烈牺牲。

  周恩来这一表示,使越南同志深受感动。

  之后不久,应越南政府请求,大批中国军队先后进入越南北方和老挝,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时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口号是: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段苏权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的第二天晚上,朱其文大使宴请参加三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驻越专家。

  周恩来在三党会谈后。与有关领导个别谈话,没有出席宴会。

  宴会开始前,陈毅元帅讲了话。他身体比较胖,但不显臃肿,人前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因为眼睛不太好,平时戴一副大墨镜;如今在室内一摘去,养足精神,目光熠熠照人。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我率代表团参加的。在钩鱼台国宾馆我对代表团成员讲过:要有战略眼光,才能分清敌友,顾全大局,团结对敌;才能坚持原则、掌握方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我们的策略……”陈毅声若洪钟,在段苏权心里引起阵阵激荡。他虽不曾参加日内瓦会议,对会议情况却很熟悉。出国前他看过大量资料,也听知情人介绍过,从中获得许多教益。

  去日内瓦之前,陈毅分析形势:“近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些问题。苏联和波兰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这几年虽然同苏联有重要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我们一定要分清敌友,要很好地同苏联、波兰合作,要配合行动,团结对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基本利益一致,但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注意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会议中要重视中立国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正是有这种战略头脑;当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中采取拖延态度,想等待赫鲁晓夫去维也纳与美国进行第二次首脑会谈的结果时,陈毅在8个月的马拉松式会谈中沉住了气,没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他归国汇报时,途经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敬酒说:“我们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总的来说合作得不错。

  但是也有些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请你过问一下好吗?”

  赫鲁晓夫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回头我葛罗米柯问问。”

  在一次招待会开始前,陈毅很严肃地问翻译:“中国的成语,千金难换一知己。你知道苏联有没有类似的成语?”

  翻译想了想说:“苏联有这样一句谚语:宁要一个朋友。不要一百个卢布。”

  陈毅略一沉吟,点点头:“嗯,还可以。”

  招待会开始后,陈毅做了5分钟的即席发言。讲到动情处,用他那闻名中外的大嗓门说:“宁要一个朋友,不要一百个卢布。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是会感觉到中国人民的友谊的。”

  翻译之后,全场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反响异常强烈。当时中苏矛盾已相当激烈,陈毅在1959年曾与赫鲁晓夫指名道姓大吵一架,在这样情况下陈毅能主动做好与苏联的团结工作,非有战略头脑不可能这样顾全大局。

  有了战略头脑,才可能利用矛盾;在敌人中找朋友,尽可能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中国副外长章汉夫英语非常好,主动接近英国代表团副团长麦克唐纳。有一次,麦克唐纳来拜访章叹夫,说:“中国酒好喝,我喜欢喝中国酒。”这是友好的暗示,章汉夫马上拿出茅台酒招待这位英国客人。

  “中国人喜欢喝酒聊天。”麦克唐纳端起酒杯说。

  “麦克唐纳先生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还是知道一些的埃”章汉夫也端起酒杯。

  麦克唐纳在章汉夫的酒杯上碰一声响,一饮而尽,情绪便神奇地高涨起来,两眼闪冈发亮他说:“我的祖祖辈辈都与中国人有关系呢。”

  “你是纯粹英国人。怎么会跟中国人有关系呢?”

  “有关系有关系。”麦克唐纳已经又斟满一杯酒,井举了起来,“我也是中国人的亲戚呢……”章汉夫见麦克唐纳一时不再讲下去,知道他祖上是老牌殖民主义者,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些话是不好讲的。便说:“干,干杯。”

  麦克唐纳又干一杯酒,脸上溢出红光,忽然起身用中国式的礼节向章汉夫作了一揖,说:“我可以证明我的祖辈与中国人的关系。”

  章汉夫笑了,这位英国人作揖还满像那么回事。

  “我拿个倒立吧,给你们大家看看。”麦克唐纳说罢,果真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一个倒立。以他的身份和这种重大场合,这一举动足够惊人,却还不曾完,他随即又曲臂弯腿地做蛤蟆状,引起大家掌声喝彩声不断。

  大凡西方人,多数是无拘无柬。放荡不羁的。不论任何职,活得比较潇洒,不愿作出宫场的僵固面孔。麦克唐纳爬起身,兀自兴高彩烈地喘息道:“怎么样?”

  中国代表团受他情绪感染,同他热闹一番,欢送他高高兴兴离开。中国人同麦克唐纳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会议最终达成协议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陈毅高度评价中立国家在会议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他提议:签字仪式应该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只有具备战略头位的人才会想到并做到这一层。

  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起程前来日内瓦时。陈毅特意关照韩叙:“西哈努克何时起程,何时到达日内瓦,你们一定要搞准确,及时报告。我们要到他的别墅去迎接。”

  那天,陈毅根据报告,提前15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下榻的别墅迎候。当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接上去,第一个握手,并且是第一个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

  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并肩”而行是迈出了富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步。

  段苏权回顾这些情况,与自己的工作情况做比较,从中获得启迪。

  宴会开始了。喧声笑语中,段苏权将军就近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忽听陈老总在另一张桌子旁大声招呼:“段苏权,过来、过来!这边坐么!”

  段苏权起身,来到陈老总桌旁。杨成武副总长、伍修权副外长,朱其文大使都在这一桌。

  陈毅拍拍身旁一张空椅子:“坐坐坐,坐下说。”

  朱其文斟满一杯酒,递给段苏权将军。

  “听总理讲,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汇报。”陈毅望着段苏权:“工作很有成绩哟。我没有能听完,很可惜埃”段苏权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那是总理的鼓励,其实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

  陈毅朗声大笑:”莫谦虚了么,很有成绩就是很有成绩。

  我说,回去后你给老挝的同志说一说,不进行阶级分析,不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走到哪儿吃到那儿,我们在大革命时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结果呢?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杜牧有诗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这都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哟。”

  段苏权说:“寮中央对这些问题已经开始重视了。”

  “那就好!”,陈毅刚端起酒杯,又放下来,把头倾向段苏权,换了唠家常的口气:“我说,你老家在哪儿?”

  “茶陵县。”段苏权回答。

  “噢,荼陵……”陈毅点点头,换上一种回忆的神色,“茶陵县是井冈山五县之一。可是那里群众条件不好,我们一进去就打……”“老总讲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吧?那时国民党大肆镇压工农群众,反动势力非常嚣张。”段苏权解释说,“到了1930年,茶陵群众斗争已经蓬勃发展。后来成为湘赣的模范县了。”

  “噢。”陈毅点点头,“这时我到赣东去了。”他将酒杯举起,同段苏权的酒杯轻轻一碰:“苏权同志,希望你努力工作,不负使命。来,为你们今后取得更好成绩。干杯!”

  陈毅元帅的直率,豪放给段苏权留下深刻印象。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反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的一天。

  段苏权在解放军总医院看望聂荣臻元帅。正在病房里闲聊。

  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路经门口,走了进来。

  段苏权马上起立,向陈毅元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聂帅指点段苏权,向陈帅介绍:“这是段苏权同志。”

  “认识,我认识。”陈毅仍是那么豪放,嗓音洪亮。他伸出大手,紧紧握住段苏权的手,“我们是患难之交。”

  “老帅身体怎么样?”段苏权关切地问。

  “得了癌症,每天进行化疗。”陈毅像是在说一件很随便的事,根本不将绝症放在眼里,“现在就要去做。”

  说罢,陈毅由张茜陪着,出门朝电梯走去。当时陈毅正在挨整,段苏权没有看到警卫员跟随,只是元帅夫妇自己行动,却仍然乐观,豪迈。他一直目送陈毅元帅走入电梯,心里久久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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