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微妙关系

 《共和国密使》

  越南顾问总团团长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丰威汉沉吟:“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政,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走哪条?”

  段苏权明确宣布:“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晋见毛泽东主席后,回到桑怒,很快便进入了1966年。

  这一年,段苏权拿出了很大精力设法废除老挝解放区的“贡滥”制度,实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历年,寮中央设宴招待中国工作组的同志,段苏权早一天便派人把下乡搞农村调查的几位同志请回来。并听取了汇报。

  那还是段苏权初到老挝不久。房门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时候,他曾与凯山谈话:“周围农村的党组织没建立起来,政权也没来得及很好改造,战斗又哪么紧张”,凯出·丰威汉唉了一声,承认道:“上匪一直没停止对我们的骚扰。”

  “单靠部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就那么多兵。”段苏权在谈重要问题时,并不提高声音,而是放缓说话节奏,甚至是一句一顿:“关健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项工作搞不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凯山听得不少,也读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占领城市,解放全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具体憎况,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对,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凯山接话很快,显然早有想法:”但我国当前的情况和中国过去的情况很相似,都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闹革命,所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我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依据我国农村阶级状况,研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段苏权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有设想,但不能主动说,他首先要尊重老挝同志的意见,而且他相信,基于客观实际的需要,老挝同志会做出表示。

  果然,凯山见段苏权不语,便试探着请求:“中国同志在创立革命根据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不能派出一些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试点?”

  “本国的革命还要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段苏权始终用引导的方式谈话,“我们只是调查研究问题,帮助提提建议。”

  “那么,能不能由双方组成联合工作组?”凯山很聪明,完全理解了段苏权的想法。

  “只要老挝同志正式邀请,这件事可以协商。”段苏权说话总喜欢留有余地。有多大把握也不把话说绝。

  中国驻桑怒工作组党委讨论这件事,并向中共中央请示批准的期间,凯山·丰威汉如段苏权所料,也向越南顾问团做了通报或者说是请示。

  越南顾问总团团长阮仲永听过凯山的通报,用左手捏住他那带梭带角的坚毅的下巴,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才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注视着阮仲永,看着他踱步。看着他脸孔微微变色,看着他讲话,片刻,砸响一下嘴,用耐心解释的语气说:“越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一直很重视。中国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也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既学越南的经验,又学中国的经验。不是可以加快革命步伐,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吗?”

  阮仲永沉吟片刻。他不是一个看下清大局的人。且不说老挝,就是越南也一天离不开中国的支援。在抗美斗争这最根本的一条上,中、越、老、柬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老挝若是跟着中国走太远了……“这样吧,”阮仲永终于拿出主意,“为了加强工作组的力量,我们顾问团也派人参加联合工作组的工作!”

  凯山一怔,没有马上说出什么。待阮仲永的目光和他两眼相遇时,他勉强笑道:”好,这样更好。有越南同志参加,力量就更强了,我们表示欢迎!”

  回到寮中央,凯山已经想开了,认为越南加入来确实也有好处。据寮方有的同志透露,凯山曾表示;在三方之间搞点平衡,关系就更好处理了。

  不过,再见到段苏权时,凯山尽管装出坦然,还是不免露出一些尴尬:“段同志,有个情况向你解释一下。这个,越南同志有个想法,他们也希望能参加这个联合工作组……”“组织下乡工作组完全是老挝人民党内部的事,我们高兴的接受邀请。”段苏权早有思想准备,坦诚痛快地表示:“越南同志参加.我们没有意见。希望老、中、越三方团结起来,能够为寮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于是,三方联合工作组经老、中、越共同协商,正式组成。中方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副组长,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梁文英同志。带队下乡做具体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杨有生和刘淑湘等同志。这两位同志分别从云南省瑞丽县和澜沧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那里的民情与老挝很接近。

  联合工作组组成之后,很快进驻了香农乡香农村。但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常驻香农试点的干部只有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堤坎朋和中方的杨有生、刘淑湘。越方的同志只是在听取汇报与研究工作时出席一下而已。

  段苏权从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汇报中得知,香农村的贡滥主叫陶会。他对农民有着一整套残酷压迫和剥削手段,连村长都是租种他的地。害怕他收回土地无法生活,所以工作组在工作中碰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巨大困难。但他们同堤坎朋密切配合,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经常帮助群众劳动,以艰苦奋斗的模范行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赢得了群众,感动了群众。群众从躲着工作组到主动接近工作组反映情况,从害怕工作组到信任工作组,希望对陶会展开斗争,这期间老杨和老刘付出了多少心血?

  段苏权只须看看这两位同志额头上新添的两道刀刻一般的深纹便一切都明白了。

  然而,陶会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常牵了恶狗。带着侍从,背上大砍刀在村里巡视,放风:中国人呆不长,你们要小心点!要是胡说八道,租地的要收回,欠债的要还清。中国人一走,我就要绞死你们!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要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就必须有实际行动,斗争陶会,废除贡滥制度,让广大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借老历年寮中央举行招待宴会之机,段苏权希望和寮中央负责同志们一道讨论香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以便制定出土改政策。他提醒凯山:“老杨和老刘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看什么时候能向你们汇报一下。”

  “嗯,我准备去香农村,到现场听取他们的介绍和意见。”凯山·丰威汉说着,起身端杯来到杨有生和刘淑湘两位同志面前敬酒:“你们下乡工作一年多,辛苦了!我代表寮中央感谢你们!”

  段苏权望着凯山·丰威汉将杯中酒一饮而荆他心里明白,没有越南人参加。任何大政方针都是无法确定下来的。

  整整两个月过去了。

  5月16日傍晚,一辆嘎斯69型吉普车开到香农乡香农村停下来。两名巴特寮战士首先下车,警惕地环顾四周,确信没有异常情况之后,一名继续警戒四周,另一名打开了后车门。

  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走下车。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刘淑湘和杨有生同志迎上几步,双手合十,热情问候。

  凯山也将双手在胸前合十,说著“沙伯,沙伯!”而后与大家一一握手。

  来到杨有生、刘淑湘居住的一座破高脚房里,中老越三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已经到齐。寮中央办公厅主任向凯山报告:“人已经到齐了,是不是开始?”、“噢,全到齐了?”还在同与会人员握手问候的凯山总书记回头看一眼沙立,又望望全场,说:“好吧。那就开始工作!首先,请中国同志介绍香农乡的调查情况吧。”

  刘淑湘做了主要汇报发言。他重点分析了贡滥制度。

  “这种制度,就其性质而言,系封建领主经济。贡滥主占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构成了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矗”刘淑湘以调查到的大量实例及数字来论证贡滥制度的性质,并剖析了其四种剥削方式:地租、无偿劳役、苛捐杂税和对贡滥主及其官属的各种无偿接待。在分析之后,刘淑湘很沉重他说:“农村不占有土地,再加贡滥主的沉重盘剥,使大多数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耕作粗放,每亩单产粮食只有200厅左右,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缺粮,更不用说拿出粮食来支援前线了……”3万巴特寮部队实际是靠中国援助而生存,中国方面一再劝告寮中央“要走自力更生的路。”凯山·丰威汉明白这是正确的路、是好意。但老挝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又确实养不了这3万兵。他也着急,不是不想找出路。

  “你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讲得很好。”凯山·丰威汉深人问:“根据你们调查,应该怎样分析农民的阶级状况呢?”

  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明确敌、我、友,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这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毕竟是在老挝,说话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后果。

  “从香农的经济状况看,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怎样具体划分,我们未做最后研究。”杨有生不做正面答复,却将口气一转:“不过,香农的情况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些相似。而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云南的情况就是云南的情况,老挝的情况就是老挝的情况。”越南顾问粗声大气吼一嗓子:“香农没有什么阶级分化!”

  凯山皱起眉头,一名普通越南顾问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还是少有的。他理也不理越南顾问。坚持问下去:“云南的地主和贫雇农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杨有生也避免与越南顾问争执,只望住凯山回答问题:“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参加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划为地主。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或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划力贫雇农……”凯山沉默,该问的都问明了,拿主意却不是容易的事。

  他望着的是中国人,听着的却是身侧后那位越南人的喘气和咳嗽声。

  “噢,11点多了!”凯山忽然看一眼腕上的表,便说:“今天的会议就结束吧。感谢中国同志在农村调查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介绍的经验。中国和老挝的何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老挝有无阶级分化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吧!”

  会议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一雷待。又是整整两个月,一天下多,一天不少。7月16日,凯山再次深入香农乡香农村视察,听取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意见。

  “贡滥制度严重束搏生产力的发展,”杨有生恳切地对寮中央总书记进言,“因此,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废除贡滥制度。”

  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比上次听汇报前进一步,点点头承认道:“中国和越南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农民才得到解放。

  我们老挝农村的贡滥制度也应彻底废除。这是毫无疑义的。”

  凯山略一停顿,放缓声音问:“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废除贡滥制度?”

  杨有生还是不正面回答,绕山绕水道:“中国云南省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

  讲到这里,杨有生决定结合些实际谈。

  “香农村的贡滥主是陶会,据我们调查,他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罪大恶极。干部和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将他交群众大会批斗,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彻底取消他的特权!”

  工作组中的老挝同志堤坎朋停止记录,插言道:“陶会不仅压迫、剥削祥众,还与敌特相勾结,反革命气焰很嚣张。如下交群众批斗,群众发动不起来,下步工作很难开展。”

  凯山·丰威汉瞥一眼堤坎朋,没言声。在老挝,群众要求批斗陶会是政治觉醒的表现,是废除贡滥制,充分发动群众的有效办法。但是,老挝缺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一旦运动起来,能掌握住吗?”

  于是,越南党一些领导人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来:“十年前我们搞土改,推广中国这一经验,犯了过火斗争的错误,后来又进行了纠偏……改为和平土改。”

  终于,凯山沉吟道:“前面有两条道路供我们选择: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改,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应该走哪条?”他不怕将内心的矛盾暴露给中国同志,单此一点就足够说明他对中国同志的信任和感情。

  “他思索着踱了一阵步,到底拿不定主怠,便说:“这样吧,采用什么方法废除贡滥制。让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之后再决定吧。”

  工作组等待寮中央的最后决策,又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凯山·丰威汉去了河内,数月不归,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表态,在香农试点的同志们陷入窘境。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党委研究决定:香农试点废除贡滥制涉及老挝社会制度改革的大政方针,完全属于寮中央的内政,我们不予干涉;如寮中央继续征求我们的意见,坚持以介绍中国经验供他们参考,绝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段苏权对杨有生等同志明确宣布说:“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又过半个月,凯山未归,堤坎朋却带来了越南方面的意见:原则上同意废除贡滥制,但具体方法应是协商、谈判。

  至此,中越之间的分歧已经明朗,焦点在于对贡滥主是按敌我矛盾处理,还是投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6年11月4日.刚从河内回来的凯山·丰威汉邀请段苏权到所豪举行会谈。

  所豪;位于寮中央驻地以东3O公里的深山老林之中。

  是老挝解放区的“夹皮沟”,群众基础很好。这里人烟稀少,除了林海村涛和满山的猴子啼叫声,别无干扰。

  礼节性的表示之后,会谈开始。还是先由中国工作组的同志介绍在香农及下寮搞农村调查的槽况,介绍在云南边疆做民族工作的经验。

  渐渐地,会谈进入关键内容:怎样废除贡滥制度?

  凯山·丰威汉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先肯定了香农试点工作,明确表示:“感谢中国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又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我们帮助很大。不废除贡滥制度,不进行土地改革,不开展对敌斗争,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就很困难。对此,段同志谈过他的经验,对我也是有很大启发。”

  段苏权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许多亲友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时期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他曾经从切身体会谈起:“如果没有打土豪,分团地,组织农会,建党建政。

  就下会有那么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也不会建立起那么多红色根据地。我和我的父亲都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开始,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会谈中,他不会谈个人的经历。他只是注意听凯山·丰威汉总书记讲下去。

  “不过,老挝还有一些具体情况。”凯山已经转了话锋,语气变得婉转。带有解释和某种劝说的味道:“当前群众生活困难,支前任务很重,而且从普遍上讲群众觉悟还不够高,因此,还要长期艰苦深入地发动群众,为实行土地改革,废除贡滥制度创造条件。”

  段苏权点头,表示尊重老挝同志的意见。

  “试点还是要搞的。香农的工作下一步怎么搞?”凯山望住中国工作组的同志:“陶会这样的贡滥主如何处理?比如在中国该怎么处理?”

  “陶会罪大恶极”。工作组的同志回答,“在中国像陶会这样的恶霸地主首先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然后公审处决。”

  凯山点点头,略一沉吟。说:“这样搞你们看好不好?

  首先召开群众大会批判陶会,但不处决。会后再同陶会协商谈判,让他自己留足土地后,将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放弃剥削特权。”

  会场静了片刻,可以看出,这一决定既吸收了我方意见,又吸收了越方意见,但主要还是倾向越方意见。

  “我看可以。”段苏权点头表态。他严格遵守中央规定:不得干涉老挝的内部事务,尊重、执行寮中央的决定。

  凯山,丰威汉松口气,一身轻快地招呼:“那就进行下一个节目,请中国同志参加我们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猴宴。”

  猴子是由警卫班的巴特寮战士打来的,一大一小,是一只母猴和它的吃奶小猴。

  巴特寮战士把母猴的皮剥掉,整只放在锅里煮,然后摆上宴席。中国工作组的同志听说吃猴子便心悸,如今看到那只人形动物摆上桌。便有人喉结滚动着翻胃。

  “来来来,大家动手,自己动手埃”凯山·丰威汉招呼着,撕下一块猴伺递给段苏权,又撕一块沾了盐巴和辣椒面,示范着咬一口。

  中国同志狼狈了。有的甚至侧转身悄悄憋住呕吐。

  凯山忽然明白了什么,在额头上轻轻一拍:“哎,忘了。

  吃猴肉要喝中国茅台酒。拿茅台酒来。”

  为了尊重老挝人民的生活习惯,这些中国人不管能不能喝酒,都端起酒杯往胃里灌。灌一口,咬一口猴肉。酒的香辣压住了对猴肉的恶心,一个十几斤重的年轻母猴,转眼就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宴会结束时,凯山送给中国同志每人一份“猴胶”,嘴里带着茅台酒的浓烈气息说:“这是好东西。要把整个猴子放在锅里用大火经过几天几夜熬制才能成,是治疗气喘病的特效药,就算是纪念吧!”

  告别时,大家看到那个小猴子被人抓住准备往滚锅里扔,熬制猴胶。大家再也顾不及说客气话,忙告别走人,怕看见小猴子的惨样儿。

  “唉,难道香农的试点也会像这只小猴子一样夭折吗?”

  走在段苏权身后的杨有生和刘淑湘悄悄感叹。

  关于斗争陶会的情况,我们摘录了胡正清同志的一段日记——1966年12月3O日,于那垓。

  ……斗争大会今天召开了。

  由于防空的缘故,会场选在香农村南山的一个大山洞里。会场内外派出了一个排的警卫。出席大会的群众300余人。会场正面是挂着“斗争陶会大会”的巨幅横标,会场周围贴满标语:“坚决废除贡滥制度。”“打倒贡滥主陶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上午九时正,陶会被押入会常他肥头大耳,仍是一脸凶相。山洞里响起怒吼,轰轰地,像沸腾的岩浆要从洞口喷涌而出。我却听清群众喊的不是打倒“陶会”,而是要打倒“巴会”。

  “这家伙到底叫陶会还是巴会?”我问翻译。

  翻译附耳对我解释:“在老语中‘陶’是先生的意思,过去称陶会是会先生的意思,是尊称。老语的‘巴’是坏蛋的意思,巴会就是会坏蛋!”

  “巴会”“陶会”,一字之差,却反映了群众思想的觉醒。

  标志着香农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大会宣布开始,首先由村干部系统揭露巴会的罪行。还未讲完,有个群众便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冲上前台,指着巴会的鼻子问:“巴会,你认识我是谁吗?”

  这是一位被巴会害得妻离子散,在外流浪乞讨多年,刚回村不久的穷苦农民。群众发出愤怒吼声:“你说,说!他是谁?”

  巴会的一脸凶相不见了,剩一副怯懦的可怜相,掀着眼皮瞄一眼,又把头抵下去,没敢吱声。

  “那年天灾,没收下粮,是不是你逼我们家交租子?是不是你把我们家耕地收回去了?是不是你把我们家的锅灶也砸了?”

  “巴会腮肉抽动几下,还是不敢作声。

  “把锅灶砸了不算,还放狗咬伤了我父亲,是不是你?”

  群众高喊:“说!巴会,你说!”

  巴会仍然不做声。

  “我父亲被你放狗咬伤,流落外乡。最后病死在外,你知道吗?”

  “打倒巴会!”群众怒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从台下又跑出一个中年妇女,站到巴会面前,露出手臂上一块大伤疤,控诉说“巴会,你看,这是不是你打的?你这坏东西,你要全村妇女轮流给你家做饭,抱娃娃,侍侯你,任你调戏,奸污……”她泣不成声,最后竞晕倒在地。

  原来,她是个纯洁的傣族姑娘,巴会看她长得漂亮,早就把她糟蹋了。她在巴会家吃猪狗食,干牛马活,过了十几年非人生活。许多群众,特别是妇女们见她晕倒在地,都跟着哭了。

  于是,愤怒的吼声和悲痛的哭泣晌成一片,把斗争大会的情绪推向高潮。

  控诉一个接一个,气氛一浪高过一浪,大会还一致要求:严惩巴会。

  大会结束,巴特寮战士将巴会押出会场,关进了监狱。

  散会的路上,许多群众议论:“寮中央作出批斗巴会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但是,只有废除贡滥制度,我们才能真正地解放。”

  香农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面貌。

  越南同志看到了这一事实,便也参考了香农经验,在其他村子进行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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