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2)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四  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指名的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国际另一部分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民的私有土地。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J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87]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读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88]同年8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的剩馀农具)。[89]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人查田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人中央苏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毛派王观澜深人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分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91]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整。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户。 [92]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93]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94]到了1934年7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95]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五  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丌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96]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97]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98]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 [99]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100]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101]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102]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10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104]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覆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105]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107]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108]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馀,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109]双方电报往来十馀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110]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人」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12]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13]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114]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115]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116]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覆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117]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覆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8]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 [119]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人,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120]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21]从此,毛未再予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2]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12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124]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125]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127]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129]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130]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131]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132]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136]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137]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138]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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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6。

[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10]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11]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伯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12]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3]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20]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2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100-101

[22]〈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24]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25]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26]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28]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29]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1]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32]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33]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34]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5]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6]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37] 《周恩来年谱》,页183。

[38] 《周恩来年谱》,页185。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40]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41]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42]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4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6。

[4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4。

[45]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46] 《周恩来年谱》,页205。

[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9。

[49]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50]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

[51]〈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52]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53]〈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5]〈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期。

[57]《周恩来年谱》,页212。

[58]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59]〈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60]〈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61]《周恩来年谱》,页209。

[62]〈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63]〈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64]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65]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66]〈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67]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68]〈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69]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7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71]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72] 参见〈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2月2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286。

[73]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74]〈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7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76]〈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年12月 18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76-77。

[7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一1933)第8册,页18。

[79]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年1至2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

[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之后,李韶九被调往赣东北,担任职务及最后结局不详。

[81]〈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81。

[82]《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59。

[84]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一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页438-41。

[85]〈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年12月11 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86]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64。

[87]〈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

[88]〈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8月21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89]〈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年 8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 361、357。

[90]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页103。

[9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

[95]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年),页178-79 。

[96]《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207、357 ;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 100-101。

[9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98]《周恩来年谱》,页 216-17。

[99]《彭德怀自述》,页175-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100]《周恩来年谱》,页223。

[101]《周恩来年谱》,页223-24。

[102] 10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103] 103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104]《周恩来年谱》,页219。

[105]《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106]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 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108]《周恩来年谱》,页223。

[109]《周恩来年谱》,页228。

[110]《周恩来年谱》,页 230。

[11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2]《周恩来年谱》,页231。

[11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4]《周恩来年谱》,页 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5。

[115]《周恩来年谱》,页 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4。

[116]《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117]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8]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9]《周恩来年谱》,页245。

[120]〈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2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12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12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 日。

[12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12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

[126]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127]《周恩来年谱》,页254。

[128]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85。

[129]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  85-86。

[131]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20-21、133。

[132]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133] 《周恩来年谱》,页245。

[134]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135]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136]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13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138]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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