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反攻复国”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一、“三民主义光复大陆”

  1.“新”理论哲学基础

  从1950年起,蒋介石便在台湾苦思失败的原因,由于军事上有大的作为还看时机,更多的是不可能,于是转而从理论着手。日月潭边的沉思,使他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好的理论借口:他说国民党缺乏“革命哲学作基础”,“思想不统一”,“徒有完善的主义、高尚的哲学(民生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尤其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来的精神道德,摧毁无余”,由此“致使党内理论分歧,思想复不集中,一般同志陷于错误的思想之中,而不知何去何从。”

  他认为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同样也惨重地失败了。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他说:“由于军队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没有思想的领导,…… 一旦与敌人作战,自然如摧枯拉朽。”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极力修补其反共思想体系,严密控制社会思想和人民的生活。 50年代初,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抗俄基本论》、《三民主义的本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攻击马列主义,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纳人反共的轨道,其主要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反攻大陆,以达到政治目的。

  在这种反共思想体系指导下,狂热的反共宣传,一时遍及台湾全岛。蒋介石俨然以 “领袖”、“导师”、“救星”自居,大讲其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内容上。

  一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他概定自己、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继承者,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外来思想,并耸人听闻地说:随着国民党1949 年在大陆的失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也要随之毁灭了。共产党必欲摧灭我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蒋介石由此大呼,要重振“四维八德”。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要把它们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四维既张,国乃复张。”蒋介石宣扬“四维八德”的目的就是“发扬我们固有的道德”,使青年成为国民党“继绝存亡之圣贤英杰。”他希望用自己的这套理论来武装台湾民众的思想,以反对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反攻大陆。

  二是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创造出他所谓的力行哲学。蒋介石斥责一般国民党党员缺少所谓的“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共产党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了。”他要求国民党党政等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消极”情绪的蔓延,防止“一旦外援断绝”, “就认为前途绝望。”蒋介石同时给国民党官兵打气,鼓吹培植起以反共的“新武德” 为核心的所谓“革命人生观”,要国民党官兵建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时时“乾乾惕惕.操危虑患”,一旦和中共交战,则“不成功,便成仁。” 其实,蒋介石的这种“革命哲学”(即力行哲学)就是替蒋介石、国民党卖命的哲学,其哲学的政治目的十分露骨。

  这当然是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政治理论需要,从根本上讲,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体系,更体现继承性和历史性,蒋介石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他的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蒋介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发誓要用新的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用自己的理论发展三民主义,为此,在台湾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特别是其三民主义复兴大陆更有影响和代表性。

  2.三民主义“新”解

  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但没有忘记为自己的统治粉饰。为标榜自己,同时也为了说明自己确实是孙中山的最佳接班人,并借此掩盖其对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背叛,声称早在大陆时,他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有研究。当然,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和阐释,主要是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服务,故在不同历史阶段,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就大不相同。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尤其是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他对三民主义的讲解都是以礼义廉耻和明明德为其归宗,或者干脆说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这也是他提出政府要经常采取的“研究方式”,只要他认为是那么一回事,就一定要反复重复,仿佛那就是真理一般,他这样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不过是为自己进行的新生活运动找理论源泉,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他的创造,是“科学的”,是有老祖宗的。蒋介石这样做,在国民党内自然不敢有第二种声音,只有附和和吹捧。

  败退台湾后,一方面为适应其“反攻大陆”的新形势需要,另一方面要“发展”三民主义,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所改变。

  1952年7月7日,蒋介石出席青年夏令讲习会并作演讲,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专门重新讲解了三民主义的本质,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本小册子《三民主义的本质》,试图系统地阐释三民主义。为了适应潮流和形势,蒋介石换掉“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而代之以伦理、民主、科学。

  关于伦理,蒋介石实际上把以前所认定的三民主义本质是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进行概括得出来的,因为礼义廉耻和明明德实际上属于伦理范畴。在对三民主义本质的重新解释中,蒋介石指出,伦理是本民族群体中个人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所持的正当态度,由理性定出标准。因此,蒋介石说伦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有了他所说的伦理,才能有民族独立和自由。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进一步说伦理也可以称是民族灵魂。民族自信心。他说:

  伦理其实是“礼”的渲化。这种人与周围各方面关系和态度,永远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否则就会形成民族社会的混乱。例如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出口伤人,或恶言相加,或破口大驾,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于民族社会缺少伦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乱状态。

  蒋介石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政客,特别是对青年演讲,他总是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来激起人们的热情:

  作为人类社会,长的上下之间、平辈、同事之间,目不相视的同胞之间,以至于国际人际关系之间,都应有一个互相对待的仪态分寸或标准,而应以礼让、尊重、善意为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总是处于互相敌对、嫉妒、恶意、幸灾乐祸之中,试问这不是一种全国族的最底里的,也最大的内战吗?这样的国族办起事来岂不是难关千重,险浪迭起吗?!因此,新时代的新伦理关系,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不可须臾离之。而且一个不文明的国家对本国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财富,都会拒绝参考的。如果拒绝,岂不是一种内战吗?!

  关于民主,蒋介石认为自“五四”以来所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不但正确,而且必须。一向标榜传统的蒋介石,在解释民主时也没有忘记民族的文化传统,他说:

  “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做民主与科学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口号,不仅不能救国,而且徒增国家之危机。”

  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所提倡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阶级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蒋介石认为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他把自由上升为国家形态,认为自由应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也是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只有国家独立与自由之后,才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要达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先尽国民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守纪律负责任”,只有国民能够守纪律负责任,国家才能独立与自由。

  这是一整套的“反攻大陆”的政治言论。因为蒋介石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不独立和不自由的,所以三民主义要为中国争“国家的自由”。既然整个国家不独立不自由,个人当然谈不上自由和独立,而为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每个人就应当“守纪律负责任”,这个“守纪律”就是听蒋介石国民党的话,“负责任”就是尽全力担负起 “反攻大陆”的使命。

  更何况蒋介石只讲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国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却连一个字也未提。看来蒋介石只要国民尽义务,为他的政权效劳,誓死保卫他,为他“反攻大陆”,而对国民的民主权利,蒋介石连讲也不愿讲了。

  关于科学,蒋介石说是民生主义实现的手段。民生主义的科学是“保民”与“养民” 的科学。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事生产和分配。具体说,土地改革要实行农民偿还地价的温和土改;工业经济上,也要实行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没收私人资本的温和方法,实行“社会与人民均富”。他反对没收上地的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的全部国营化。他说私人“无产,就是大私有的集产”。蒋介石并说这种“大私有”的理论,“是以恨为出发点的”,也是以“反人性为出发点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就表面看来,蒋介石在台湾时理解的三民主义,就是要人民敦伦理、守纪律、尽义务;国家行保民、养民的“均富”政策。蒋介石对此体系十分满意,号召全党全军要仔细研读,认真领会。

  领会什么呢?无非是领会出蒋介石的解释三民主义本质的内在意义。说白了,就是要认真研习和领会如何用三民主义反攻大陆。

  在新的解释中,蒋介石强调伦理,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独立和自由的基础。而共产党不讲,甚至反对中华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伦理和理论,当然 “不能够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认为从伦理出发研究,就可以判定“三民主义必然光复大陆”。

  接着蒋介石把三民主义的民主说成是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显然,共产党不讲民主,国家不独立和自由。于是他号召人们站在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之上,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而就观当前形势,无非是尽一切力量,反攻大陆,从而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

  如何实现呢?蒋介石把“科学”作为其反攻大陆成功的手段。认为依靠民生主义就可以达到目标,共产党的集体化是违背人性的。至此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为其在台湾继续大搞个人独裁专制粉饰,同时为其苦心经营的“反攻大陆”作舆论宣传。

  在蒋介石“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理论中,还有康乐和育理论。1953年11月,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对人口、家庭、教育、城乡建设、文艺音乐等进行阐述。

  在“育”的问题上,蒋介石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以几何的比率或级数而增长,粮食增长很快,也不是按算术比率增长。蒋介石的内在政治目的,是不能在台湾控制人口生育,否则,台湾人口减少,青少年减少,哪里找人去“反攻大陆”?不能“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不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么?

  在社会上,蒋介石主张不提倡离婚,控制离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儿童悲惨。蒋介石甚至说,“收复”大陆后,要对大陆儿童实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温暖。他认为大陆彻底破坏家族组织和拆散婚姻。为使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化,并说要设立妇产医院,以低费和免费接生,建立儿童教养院、养老院等。蒋介石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吹得神乎其神。

  在教育方面,主张民主主义的教育,即从民主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儿童强迫教育与识字运动、家庭生活教育、公民教育、职业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蒋介石在教育方面的提倡,客观地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台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人的素质基础。不过,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其根本出发点并非在民,而在于他的政治目的:建好台湾,以反攻大陆,所以台湾的教育成就在整体素质上就大打了折扣。比如在其反共理论指导下,对祖国大陆的歪曲认识,实在误了一代青年。

  在“康与乐”上,蒋介石主张国民应德性善良,体格康健,理智或感情和谐。为此要以礼节制情感,以乐调和情感,讲求礼乐合壁。总之,要忍受蒋介石的独裁,要节制愤怒。同时要学会等待,即使“反攻大陆”喊了无数年不得实现,也得耐心等待,实在等不下去,只好以别情移开,比如兴乐代怒。

  同时音乐也不能听那些不能令人振奋的东西。蒋介石认为音乐是以表现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对萎靡不振的“亡国之音”,要大力纠正颓废音乐的淫靡歌曲。蒋介石要求要以雄壮的音乐激发他的国民,激发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要激发他们去为自己卖命,去 “反攻大陆”,这才是蒋介石的最大目的。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对文学艺术和新闻定位方面控制得十分严,并大兴文字狱,以求统一于一切思想在三民主义之中,集中一切力量“反攻大陆”,并最终“收复”大陆。

  二、“反攻大陆变奏曲”

  1.吹牛,还是壮胆?

  蒋介石一到台湾,便把“反共”和“反攻大陆”作为其一切工作的核心。在台湾,他操纵下的各种宣传机器极尽一切能事大肆喊叫,整个台湾变成了一架反共大机器。

  1950年1月27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大陆正式完结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使“行政院”颁布“反共保民总体战动员纲要”。规定: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男女必须宣誓,绝不通“匪”。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就极力大搞个人崇拜,到台湾后在此方面还不悔过,居然让老百姓向他宣誓效忠,实行愚民政策,这跟封建帝王毫无二致。退一步说,如果他要求他的国民党各党员为其宣誓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可以说成是向“党国”宣誓的效忠,但让民众向他宣誓效忠就显得太不上道了,而此后这种宣誓却在台湾流行起来。下面略举一些史实:

  1950年5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180人,集体宣誓效忠蒋介石,“誓死确保台湾”。

  同月27日,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宣誓仪式于国民党各部进行,誓词:“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这当然是一种表决心的行动,在要求宣誓的同时,蒋介石在台湾绝没有少叫喊“反攻大陆”。如果去查一查他的任何一次宣讲和谈话,没有一次不扯上这个话题。

  为“反共复国”,蒋介石真是费尽了心思,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更为可笑的是,在1955年,他指示,该委员会重点设计应在于“光复大陆”后之社会关系。而此时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正盘踞台湾一隅,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喘息未定,蒋介石实际上在台湾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

  即使如此,蒋介石的领袖状态却很充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要为“党国” “不成功,便成仁”,而且在解释他丢失了大陆后还没有“成仁”的原因时说:

  “我们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

  “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这是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军人魂》演讲中的原话。言外之意是说,他是领袖,当然要坚持到最后才死,你们军人得先为我党去死。当然,如果台湾真失掉,他蒋介石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去死,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留得青山在,在那里搞一个流亡政府。真到那个时候,他又会说:反攻大陆还没有成功,我不能在此时死。究竟什么时候才该死呢?只有老死以后,蒋介石自己才会知道。

  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在早期最为常见,而且每一次均是一本正经,往往配之于许多理论证明和实践计划。

  2.一、二、三、五计划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中共。蒋还在讲话中提出下述口号,作为国民党当时的“努力的目标和进度”:

  (1)“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杀共匪,完成革命!”

  (2)“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3)“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蒋介石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记住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一年,蒋不但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是什么原因使蒋介石更动了反攻时间表呢,据蒋介石解释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个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 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时局变化大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不太相同了,我们要重新制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在这里,蒋介石用了一句“战局变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3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蒋氏立即回答:“今后3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机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3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蒋:“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很显然,蒋介石的“三个月反攻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攻的基础上的,它的底牌实际上还是“一年以后”。然而就在蒋介石全力准备“反攻”之际,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闪电攻势,接近了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荒不择路的蒋军急匆匆奉令撤回台湾岛。

  为了使部下更具信心,蒋介石讲了他“反攻大陆”的战略。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 “过去共产党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与会将领一听,虽都称总裁高见,心里却各有想法:“哼!过去你就让我们学习共产党战术打共产党,现在恐怕更是缘木求鱼。”

  尽管将领们有议论,但“海岛包围大陆”的牛皮还是从军事会议大厅传向部队、民间。

  不料,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不给总裁争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驻守沪杭重地对面的舟山群岛和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无力抵抗,被迫撤离。撤离舟山群岛时,还将2万名青年男女挟持台湾,不愿上船者竟遭枪杀。

  消息传来,刚刚向公众宣布了蒋介石新战略的国民党的宣传大员们慌了手脚:从大陆沿海这么重要的岛屿撤退,该怎样才能向民众解释呢?还是蒋介石高明,他向手下的大笔杆子们如此这般交代一番,于是5月16日,台湾公众就听到了这样一篇广播稿—— 《为撤退定海、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声称,作此决定的根本大计与步骤,“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中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撤退海南、定海的军队那是实现第一步。”至迟一年以后,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要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拯救大陆同胞。蒋介石的名言:“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也是此时公之于众的。

  这个计划可谓具体了,时间上安排得一清二楚,就是在一年时间里作好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第二年开始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大陆,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花一年多时间完全占据东南沿海大陆领土,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大陆内地和东北、西北挺进,这要花大约两年时间或三年时间,最后,到第五年即1956年就可以取得“反攻大陆的胜利”。

  当然这些只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或称其为空想主义论调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哪里能容忍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驰骋”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听起来虽然十分动听,但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特别是那些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官兵,都很明白,其实现的可能程度实在太小。这五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

  1950年金门战斗的担惊受怕过去,蒋介石为此还得意过一阵子,而且随后的形势开始也似乎对他有利起来。他发布“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后1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极为兴奋,因为美国在此时已开始又来台湾向他致意了。

  1950年下半年,蒋介石又开始成为美国的好伙伴,美国不但给他派来军队同他“合作”,而且没有忘记也给他经济支援,蒋介石的计划似乎还真的有了点苗头。

  于是乎,这一年的下半年到1951年初,蒋介石便抓紧时间备战,而且组织“反共游击军”,如金三角国民党军残部和大陈岛残军,要他们作好反攻的准备。事实上这些部队只是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骚扰活动,反攻实在有点谈不上。

  随之而来的形势便一天天粉碎了蒋介石“五年成功”的美梦。美国不同意蒋介石希望的在中国大陆沿海开辟战场的想法不说,蒋介石所信任的美国军队自己也吃了大败仗, 1951年10月以后,一度被迫退到朝鲜半岛38”纬线附近,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峙起来,而且从那以后,直打到1953年,美国人已明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时,只得同中朝军队谈判,灰溜溜地退出了战争。

  连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都无法打赢中国军队,蒋介石的心怎么会不冰凉呢?到 1953年,他的“五年计划”还没有一点眉目,不过他并没有收回这句话,反而继续叫喊要反攻大陆。

  3.“反攻”变“光复”

  到1954年,蒋介石开始改了点说法,把“反攻大陆”变成“光复大陆”,虽然意义差不多,但毕竟换了个花样,有了点新鲜感。

  1955年,是蒋介石“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不但无法反攻大陆成功,反而受到许多挫折。

  原来前不久联合国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国共双方停火,而且事实上采取了承认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对此很恼火,该年2月7日,他在台北大骂联合国,抨击其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而且,此时此刻,大陈岛不能再呆了,只得撤回其残部,为此蒋介石还郑重其事地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重新部置国军阵线,避免无谓损失,作积极反共准备。这里像要反攻大陆的样子,其实是在收缩守卫圈。

  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眼里又有了些变化,美国在朝鲜无法占到中国的便宜,便有意想把台湾变成自己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即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来托管。

  要达到此目的,当然得先剪去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的地域联系,放弃金门、马祖在美国看来是实现其计划的第一步,加之当时金门受到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所以美国人要求蒋介石放弃这两块地方。

  蒋介石这一次倒还长了些心眼,他显然也不愿自己被美国吞掉,因此对美国的这一要求采取了抵制态度。1955年3月21日,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塞资伯格谈话时,蒋介石就声称:

  “我一定为金(门)马(祖)而战,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美国军事顾问劝他撤军,蒋介石不予理睬美国政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应当肯定蒋介石的。他退居台湾以来,一直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打算让台湾独立起来的意思,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的打算,蒋介石均给以拒绝。

  到1956年时,不知道蒋介石是否还记得六年前所说一、二、三、五计划,也许他年事太高,不大能记得自己以前说过什么,但是,在他80岁当选“总统”时说的一席话,却并没有显示出他神智不清,他说: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

  又说:

  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发空炮,自我安慰而已,像这种明知不能为而却要说得一定能成的政客,世界上也绝非仅蒋介石一人,只不过蒋介石太具特色,到死都不忘记要“反攻!反攻!!光复!光复!!”看来他也只有死不瞑目了,因为蒋介石的“反攻”和“光复”的计划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现可能的任何苗头,新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强大更繁荣,台湾的力量与其相对来说,距离越来越大,反攻之说越来越成了天方夜谭。

  后来,蒋介石1959年还开过“再过10年便反共复国”的时间表,可是到了他超过了越王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20年,他仍然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4.“毋忘在莒”

  蒋介石同样是一个爱读史的政客,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他深受启发。当他从大陆不得不退到台湾,并在台湾有了喘息机会时,蒋介石经常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 “毋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奋发图强,大家齐心协力反攻大陆,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自比田单,并对田单其人和其军事思想作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在多次讲话中,蒋介石就田单复国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号召国人要有田单复国精神,不但要有其毅力,而且要学习其策略。终于在1964年重新发起意在反攻大陆的“毋忘在莒”运动。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介石到金门视察,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了《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的讲话,通过对大陆形势的分析,激励部下励精图治。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重点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蒋介石总结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为:

  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

  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

  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

  第四是与苫成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

  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

  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介石从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出发,结合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又总结出七条启示,即如何在台湾进行反攻大陆。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蒋介石把这一条放在首位,说明无论做什么事决心和毅力多么重要,他要求官兵要有必死的决心,只要如此,才会不惜用尽全力,这样,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第二,就是团结的精神”。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党、政、军进行了彻底整治,建立了清一色的蒋氏政权,排除掉异己,消灭反对势力,因为他一直坚持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各派不团结。当然,此时台湾已是蒋介石在一统军队、政治和经济,强调团结奋斗,主要是指军民团结一致。

  “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精神需要发扬光大,田单在退守宫时努力发展自己,不发展便注定灭亡。蒋介石占有小小台湾,如何研究发展以采取反攻策略呢?他认为是在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中求得虚实、奇正的极致。

  “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既然已失败到十分弱小,要死而复生,若不能以小攻大,以弱敌强,当然无法最终成功,蒋介石借田单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和台湾军民打气,要以“小小台湾之寡、打败大陆之众”。蒋介石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蒋介石分析田单不以自己的小莒而示弱,反而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时候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从中获得巨大启发。这一点收获,蒋介石受用了后半生,所以他在台湾,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口号却喊得十分响,这实际上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不过蒋介石的这种精神算来的确十分可以。蒋介石认为主动攻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这是一种军事策略,是指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军事行为,如果他真是要主动进攻大陆,恐怕只会早取灭亡。所以蒋介石的一切理论均是主要取其“精神”,至于实践,那又另当别论。

  “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这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并非真的就是从田单那里得来的。在台湾,为强化其独裁统治,特务组织深入台湾的每个方面,军队和政府机关不用说了,甚而经济生活领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谍活动均颇为广泛。对付大陆,蒋介石自然不会不用他的拿手好戏,在离开大陆前,他就作了布置,在大陆埋伏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同时,蒋介石还采用欺骗战术,引诱对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此激发台湾军民的同仇敌代之心。这一点,蒋介石算起来还十分坦白,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大陆”,把这个理论运用得十分到家,有心无心不难看出。

  “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蒋介石为加强台湾的战斗力,差不多已将台湾完全军事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无群众支持,要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蒋介石讲,1964年的“毋忘在莒”运动,有四个目的: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党的战斗力的新生。

  总之,一切均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为此他洋洋动情: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宫,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介石向来爱以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以此体现其高喊“复兴中华文化”的真实感,他从不拿当时人当做学习的楷模,因为他总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别人无法与他相比,自然不能效法什么。

  蒋介石这种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从人的精神意志角度来看,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不过他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希望恢复其独裁王朝的自白而已。同时,他亦想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蒋介石在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主要基于他对当时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他认定此时时机已成熟,可以动员台湾全体军民进行“反攻大陆”活动,特别是全力的“政治反攻”。

  1966年5月,中国大陆爆发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本想以此“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林彪、江青一伙却趁机篡党夺权,给亿万大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一爆发,就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似乎 “毋忘在莒”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转化为现实。

  通过各种情报,蒋介石对“文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认定 “文化大革命”已毁掉了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组织,“文革”是要“重建毛家党”。他说 1969年的中共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九大以前是共产党内第一阶段的斗争,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 “内战总爆发”。他说:“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主席团之主要控制力,仍然在 ‘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22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12人中,又有江青等人为一个核心势力,林彪的军方只有4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

  据此,蒋介石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相斗究竟是“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由林彪接班,要看两个集团斗争的结果。

  基于以上封建君王式的错误分析,蒋介石认定“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说:

  “苏联反对毛泽东,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爆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

  蒋介石认为“毋忘在莒”运动可以实现反攻大陆,关键还有美国支持他。他对当时世界分析,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对美的态度仍是一致,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扶持亲共产党势力,假如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所以美国绝不会真正抛弃他与中共言和。他甚而批评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因为这是与他之反攻战略相背驰的。

  他又自我吹嘘地说:

  假如我统治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今天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为此东挡西杀,永无宁日。

  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

  分析到此,蒋介石的几何式推算就有了结果:要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必须由他 “反攻大陆”。

  由此蒋介石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要错过现在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不动手,中共进一步强大起来,并完成洲际导弹的发射,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蒋介石指出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乱,从而认定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

  “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介石的“毋忘在莒”运动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初来势很凶猛,但由于他在台岛搞的种种“反共运动”和“反攻大陆运动”实在太多,台湾军民对此并无多大新鲜感,虽然他对国际社会一再呐喊,但已没有多少人去听他的声音。美国虽然一方面保护着他,但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厌倦之感。此时美国对于台湾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毋忘在莒”虽十分感人,但失败是自不待言的。

  从1949年12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1975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 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氏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 “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 不过是政治宣传。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难为”或“不可为”,却不断地发表注定“明天” 不得不去做解释的“反攻大陆时间表”呢?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况且蒋介石对美国人一时还并没有失望,他相信随着自己力量的复兴、壮大,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的。

  可惜在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蒋介石自以为的“天赐良机”中,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蒋介石逃台后首度从内心里萌发的反攻狂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后来,蒋介石在60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和“文革”动乱时,又有两次头脑发热,要实施“反攻大陆”,甚至在大陆“文革”时,蒋介石还同与中国共产党翻脸的苏联政府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却又因美国人泼了冷水而梦断,蒋介石也只有再次大骂美国佬不成人之美了。进入70年代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再也不做反攻梦了。“反攻大陆”更多地成了一种理想,一种政治需要,那样明确,又那样模糊。蒋氏父子在遗嘱中,都不忘向台湾军民强调这一追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政治风波。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国军”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漫骂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中共乘机“武力犯台”。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不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老先生所言,能够带兵渡海反攻吗?

  三、“反攻复国”行动

  对于“反攻复国”,蒋介石时而毫无信心,时而头脑发热,对于何时能“复国”,他自己也很迷茫。但是,无论有无“复国”的希望,他对大陆的军事窜犯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或利用特务,或派遣残兵败将对大陆进行破坏或骚扰。蒋介石将各种形式的窜扰看作是“反共复国”的序曲。

  1.金三角“反共游击军”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利用其在大陆潜伏下来的特务搞暗杀和破坏活动;其次就是在大陆周边组织其正规军败退后的散兵游勇,盘踞一块地方,在大陆边界上不断骚扰。蒋介石把这种武装势力称为“反共游击军”。蒋介石所组织和操纵的“反共游击军”,其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云南省境外缅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所盘踞的国民党残部。

  关于东南亚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海外舆论习惯称其为“九十三师”。因为在1941 年至1946年时,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入缅作战,曾在东佛南地区驻防5年之久,后留下了不少开小差、盗卖军火等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当地形成一支地方武装,后来被解放军击散,于1950年初逃到缅甸的三岛、孟瓦、孟育地区,自称“滇缅反共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这是老“九十三师”的来历。

  1949年底,白崇禧、胡宗南集团在广西、四川被歼灭,1950年1月,在云南元江的第八兵团也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军全部覆灭。但该兵团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带领的1000余人,由于驻在元江下游,得以侥幸漏网,当他们知道主力部队已完蛋之后,迅速逃窜,奔出云南边境,4月21日到达缅泰边界湄公河两岸的小勐棒地区,在这里与另一股“九十三师”巧遇,这就是九十三师二七八团。

  该团于2月19日,在中缅边界的打腊地区被解放军击垮,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带残部500余人也逃到了小勐棒。罗伯刚因其妻已去台湾,便带上用武器换来的金条,独自经泰国去了台湾,而把部队交给了谭忠,让他把部队带到泰国,等候台湾飞机来接。可是谭忠与李国辉商定却不去台湾,就留在金三角,并把各自的部队合并为一支“复兴部队”,共1600多人。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系,要求台湾空投物资,而台北回电要他们“自谋出路”。于是这帮残军就在此地开荒种地,修建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就是新“九十三师”的来历,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 “反共游击军”在金三角盘踞发展的开端。

  其实早在1949年底,蒋介石飞到重庆指挥国民党在西南的残军顽抗之时,就曾考虑过把这批军队运到一个安全地方。因为他自知大陆丢失已是注定,蒋介石当初打算把这些集团军撤往台湾,但考虑到台湾地小人多,再加上这些均是杂牌军,他并不信任,所以在当时就为这些军队指过出路:向南退,可到海南岛,或是集结到云南边境。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料到蒋介石残军会打算从云南边境逃出中国,所以采取包抄战略,先从广西打到广东再打到云南,切断了盘踞西南的蒋介石残军退路。因此,国民党集团军退出云南从陆上逃跑的路子被堵死了,只有小部分残军得以漏网。

  当然,对这点人,蒋介石并没有费多大心思,他几百万大军丢了都只能痛苦一番,故而当这帮“复兴部队”向他要物资弹药时,蒋介石没有给他们,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自己部队的厚爱的程度如何了,这恐怕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小原因吧。

  没有办法,这支“复兴部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好在他们中原九十三师的人在此地已有许多年的经历,对此地十分熟悉。当初之所以打算逃到此地,也是因为此。所以他们不但在此地盘踞下来,而且日渐壮大。

  先是李国辉、谭忠利用内线,凭借武力和引诱,使云南至东南亚商路上的武装商贩 “马帮”投靠了自己的部队,这一下就为自己找到了财源。接着,这支部队派出人员去联系前面提到的那支“滇缅反共游击队”,双方一接上头,当即一拍即合,别看这支 “滇缅反共游击队”人数不多,却有在此地长居的经验和势力基础。李国辉、谭忠搜罗到这帮人以后,势力大增,人员已达到了3000余人,其部队编制如下:

  “复兴部队”指挥李国辉,副指挥谭忠。下属:

  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兼;

  二七八团,团长谭忠兼;

  特务大队,大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

  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石炳麟。

  蒋介石的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成了“气候”,这引起景栋缅甸军的极为不安,遂有将其赶出缅境的打算。1950年6月初,缅甸军方通知国民党残军,限其10日内撤出缅甸国境。在经过几次谈判均无效的情况下,从1950年6月16日起,缅甸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残军进剿。看到缅军来势凶猛,李国辉指挥残军先撤出驻地,然后又反攻回来,结果大获全胜,不但重返驻地,而且还攻下缅军重要基地大马力。最后经过谈判,残军换个驻地到猛撒,以便让出公路两侧,减轻对缅甸的威胁。猛撒是有40 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物产丰富,军需供应有保障,后来残军反而成了缅甸认可的驻军。

  这一下,李国辉的“复兴部队”影响日益加大,蒋介石在台北也开始关注起这支部队来。当然,照理说,他应当内疚才是,可是蒋介石毕竟是老道之士,并没有因当初不理睬而脸红,这时反而名正言顺地问候起云南”复兴部队”来了。因为他感到他可以利用这支部队,从东南亚大陆上去“反攻”中国大陆。而蒋介石的台湾部队要“反攻大陆”,必须渡海,很不方便。

  为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找到原第八军军长李弥,要他到猛撒去指挥这支军队反攻大陆,军火和物资由蒋介石从台湾支援,空投到猛撒。李弥是李国辉的老上司,他去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李弥以视察的名义到了猛撒。

  1951年2月20日,李弥正式到达这支“复兴部队”,并很快重整该部队,在蒋介石授意下于3月份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直属蒋介石台湾“国防部”,李弥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将七○九团扩编为第一九三师,李国辉任师长;二七八团恢复为第九十三师,彭程任师长,并将这两个师组成一个军。同时,收容了不少外逃出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策动云南境内外土司、头人武装前来投附,“救国军”很快发展到7000多人。

  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一面进行侵朝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人东南亚,也就由中央情报局对残军进行援助。1951年3月美国送去260驮武器弹药,用运输机每月空投5次物资。这实际上也是支援蒋介石,支持他建立“反共游击军”以遏制新中国。在1950年4月至1952年6月前后,每月还给这支残军20万铢泰币,后改为7万元美金,让其作为军费开支。

  2.历次窜扰失败记

  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发展壮大起来以后,蒋介石有了使用他们的打算,蒋介石也想看看这股力量究竟能否有所作为。借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之机,蒋介石认为中国大陆内部兵力空虚,特别是云南边睡,可以借此大捞一把。他派出这帮“反共游击军” 在云南发动攻势,如果得手占领了云南,那么蒋介石在大陆土地上又有了一块据点。这时候美国正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从军事时机上讲极为有利,关键是看他的 “反共游击军”的战斗力如何了。

  从1951年5月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台湾“国防部”命令李弥的“反共游击军”向云南边境开进,对云南边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窜扰美国人有自己的打算,在中国西南边境骚扰,以分散中国在朝鲜的兵力,实际上在中国的东北边境和西南边境采取军事攻势,取军事的夹击之势。

  由于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对此次窜扰又精心策划过,而且他也吸取了过去在大陆作战时狂妄过分的教训,加之这也是“反共游击军”第一次反攻大陆,蒋介石特别用心布置,力求出师大捷,所以“反共游击军”在云南边境的这次进攻一开始十分嚣张。

  李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反共游击军”分为两路向云南进攻,两路残军很快便攻占了云南沦沅县城和镇康县等地;东路残军到5月下旬已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这次进攻由李弥亲自督战,蒋介石在台北指挥,美国出动C-47运输机空投武器弹药和补给。

  当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让这帮匪军嚣张多久,区区一万之众,哪里能够真的有所作为。从6月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开始追剿这股残军,组织了5个兵团分4 路追剿,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国民党残军还是像过去一样,大多望风而逃,当月下旬便将这部“反共游击军”赶出了国境。

  蒋介石对此失败并不罢休,而且美国也需要他的“反共游击军”在云南边境再骚扰一段时间,以拖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又命令李弥组织其 “反共游击军”进行第二次窜扰,为避免出现上次逃跑场面,蒋介石关照李弥这次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正儿八经地打几仗。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第二次窜扰也没有坚持多久,不到一个月时间,解放军又将其击退,歼灭“反共游击军”共549人。

  两次窜扰失败,蒋介石明白了这股“反共游击军”的力量实在太弱,为不使其全部被歼,蒋介石命令李弥将残军指挥部撤回猛撒,部队退缩至缅北果取至三岛一线,迅速在缅北三个省抢占地盘,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批残军很快就控制了当地的鸦片贸易,收缴赋税、公粮,举办“反共抗俄大学”。

  蒋介石在别的国家发展自己的军队居然堂堂正正,这当然跟有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当扩充这股“反共游击军”时,蒋介石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多人,充实残军。 1951年11月,蒋介石让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打算长期潜伏于此,也方便台湾向此地运兵和武器弹药。到1953年1月,残军发展到1.85万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金三角的蒋介石国民党残军至此发展到最高峰。窜扰云南失败后,残军便想在缅甸内部有所作为。蒋介石在李弥离开台北到此赴任之前,就对他有过嘱咐,要他依靠当地形势,任其发展,一定要壮大起来。这个时候,李弥便勾结缅甸一些反政府武装,在缅甸国内搞破坏,甚至公开宣称要推翻缅甸政府。

  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这块地方再有点更大的军事作为,但他的军事专家和美国顾问们却劝他别太理想化,因为这里毕竟是缅甸的领土,弄得不好便会引起国际争端,到时候恐怕不但不能反攻大陆,还自找难堪,不能自拔,而后来的情形不幸言中。

  由于这股“反共游击军”对缅甸政府已构成很大威胁,缅甸政府十分紧张,他们一面于1953年1月集中3个精锐的步兵旅拦击残军,一面于3月份向联合国“告状”,要求台湾蒋介石撤走这股“反共游击军”。

  在如此情况下,蒋介石也明白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不可能真正反攻大陆,也无法真的有所作为,美国迫于联合国压力,也劝他撤走这股军队。遂于1954年5月开始,在联合国的干预下,蒋介石被迫命令残军向台湾撤退,先后共撤走5472名军人,家属 1035名。而李弥本人,蒋介石没有立即让他回去,直到1961年看到金三角的残军已完全无大的利用价值时才让他回到台湾。

  李弥总部撤走后,留在缅北的“反共游击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是云南及当地人,不愿去台湾。因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部,蒋介石又曾一度停止供应,再加上缅军的进攻,残军大批逃亡。

  虽然蒋介石在金三角的这股所谓“反共游击军”并不真能对我云南构成威胁,但却严重影响了边境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当李弥总部撤走后,中国云南党政军民对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要他们愿意回来,一律发给“回归证”,当地边民出境呼夫唤子,使民族土司头人武装纷纷回国,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到1955年期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达3296人,这一政治攻势收到较好效果,有力地瓦解了蒋介石在金三角地区的所谓“反共游击军”力量。

  到1954年6月,蒋介石在金三角的残军缩减至5800余人。虽然力量已大不如前,但蒋介石还是在充分利用这股“反共游击军”。当年中国边境进行民主改革,蒋介石认为此时有机可乘,便派残军副总指挥、原第八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组织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号称有一、三、五、七军4个军,蒋介石并给予补给。

  1957年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蒋介石指令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安西计划”,对云南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武装窜扰。

  但是这种窜扰的规模均不大,对云南边境的破坏力也不太强。针对蒋介石利用这股残军的方针,新中国的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的军民联防队,专门对付蒋介石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而且也摆好了长期作战的架势。不久,蒋介石用金三角残军进行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便被粉碎了。蒋介石又不大愿意理睬这股残军,打算让其在金三角自生自灭。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作法,需要时就去拉一把,热情得不得了,不需要时就扔到一边。

  然而在1959年初,蒋介石又有了利用这股“反共游击军”的机会。当时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西藏问题恶化,外国势力插手,蒋介石妄图以此为突破点,以成功其反攻大陆之“志”。为达其目的,便再一次加紧了对残军的控制。当年2月,蒋介石在台北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份恢复空投,4月份派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前往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蒋介石要他们全心全力为了党国利益着想,团结起来,共同打回大陆老家去。

  有了钱和物资,残军又开始发展力量,一方面他们搜编民族武装,煽动边民外迁外逃;另一方面在缅北召集早期外逃的大陆人,以高薪饷引诱。到1959年底,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柳之麟部残军已发展到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有9400余人。为加强其战斗力,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在1960年派台湾“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六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到残军分别任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这次扩大残军,还没有来得及反攻大陆,就被瓦解。先是西藏叛乱很快被平息,叛乱分子逃亡外国,蒋介石已无法利用这个机会。后因其在此处扩充军队严重威胁到缅甸政府的安全,缅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人的主力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迅速地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蒋介石的这股残军只得分成三部分别逃往老挝、泰缅老边境和卡佤山区。缅甸政府利用缴获的美制武器弹药和击落的美国运输机,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部队侵犯缅甸主权,美国处境亦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残军遣返台湾。

  既然美国同意了,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从1961年3月至4月,蒋介石先后撤走残军到台人数共4521人,柳之麟也被召回台湾,蒋介石让他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给了一份闲差使。

  3.“反共游击军”的最终命运

  柳之麟总部撤回台湾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这支“反共游击军”也于1961年 5月随之撤销,蒋介石停止了对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共5000余人,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掌握,两部有矛盾,各霸一方,对外则称第三、五军。蒋介石还是想控制他们,先是请三、五军去台湾,两人均不肯。后又让他们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要三、五军同时窜扰云南。

  这两人确也滑头,蒋介石说什么,他们也听,但执行时却大打折扣,他们也明白窜扰云南太凶必然要吃大苦头,他们可不想真为台湾蒋介石拼光老本,他们是想凭这些骗蒋介石的钱粮和军火。因而两人在云南边境稍稍骚扰了一番就退了回去,并且开始和台湾讨价还价起来。

  1966年10月和1967年1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在台北召见段希文和李文焕,商谈三、五军统一合作,以便于更有力量对大陆进行窜扰,同时蒋介石提出改编这两个军,补充人员和弹药,段、李害怕改编后自己被架空,因为前面他们的好几个上司均是如此下场,所以不愿同意,但又想要蒋介石的补给,故在改编一事上大做文章,长期和蒋介石讨价还价,始终没有结果。

  由于蒋介石深感自己已无法控制段、李二人,当然不愿白白地给他们补给,两人乞求台湾蒋介石无望,遂产生了背蒋之意。经过与泰国军方谈判,于1970年10月17日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三、五军以“移民”方式进居泰北境地,青壮年编入泰国自卫队,老弱病残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村地区居住,每人分给2.4亩土地。双方对此都很满意。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后悔当初把二人“凉拌”,更怕丢了自己在金三角的这块反共军事基地招牌。于是先致函后派人亲自去说项,要他们千万别投靠泰国,台湾同意无条件给他们恢复补给,但段、李已不再相信台湾蒋介石,再加上于此情形失言泰国,对他们以后立足相当不利,权衡再三,便拒绝蒋介石,开始为泰国效力。

  至此,蒋介石在金三角的“反共游击军”已彻底消失。蒋介石再也无法利用他们为自己“反攻大陆”了,其实这种所谓“反攻”,除了喊叫得厉害外,最多只是对云南边境骚扰了一番而已。

  当然,这只是蒋介石“反共游击军”的一部,是一支比较有影响的军事力量。他在东南沿海也扶持了一些此类的所谓反共军队,比如在大陈岛盘踞了一支小部队,准备以此为据点,从浙江沿海反攻大陆,但大陈岛的这股残军很快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掉了。

  蒋介石的“反共游击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很差,大多是些散兵游勇,没有多少战斗力,与正规军相遇基本上均不堪一击,蒋介石之所以还如此看重这帮乌合之众,不惜代价扶持和控制他们,实在也是其台湾军事力量已无法对新中国构成威胁,只有借此力量敲敲边鼓,扩大自己“反攻大陆”的声势,让世界各国还可以听到他蒋介石的声音。

  “反共游击军”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大多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余部,对蒋介石是服从的,但他们多年为蒋介石卖命,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信任是谈不上的,他们不过还需要蒋介石给他们补给,所以也愿意完成蒋介石给他们的窜扰任务,但谈到卖命是说不上的。总之二者之间只不过是相互利用,所以蒋介石的“反共游击军”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无法完成其反攻大陆的使命,至多可以为其助威而已,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

  4.海岛骚扰大陆

  蒋介石除了将金三角作为较固定的反共基地外,还屡次从台湾本岛及沿海岛屿对大陆进行侵犯。这可不是海岛包围大陆,而是海岛骚扰大陆。

  1950年2月6日至13日,蒋介石在复“总统”职前夕为表明自己的军事实力,曾多次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此间,上海曾连续13次遭到空袭,发电厂、桥梁被炸毁,无辜居民死伤千余。同年2月19日,蒋介石又派轰炸机袭击南京市,导致14人死亡,40余人受伤。2—3月间,蒋介石再派飞机轰炸广州市、福州市、南昌市、青岛及蚌埠等大城市。同年5月9日,蒋介石动用3架美制飞机再次飞临福州轰炸,投弹16枚,炸死炸伤居民2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前线国民党部队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和广东进行小股登陆渗透,并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浙乃至山东沿海进行偷袭。在进行渗透、骚扰之前,蒋介石令对偷袭大陆的“游击队”展开训练工作。1950年6月,蒋介石首先在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

  1951年9月,大陆败军上将,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被派往大陈,带罪立功。他被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具体任务是“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接令后,先在台北筹划准备事项与工作计划方案。9月11日乘209号军舰抵达大陈岛。胡到大陈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上下大陈建立军政基地,并划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纷乱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

  第二阶段:是“巩固基地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

  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反共救国军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并制订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

  胡宗南的计划虽不失宏伟,但英雄末路,时不予我,在大陈岛经营了不到两年便无功而返,于1953年8月悄然回台,读他的高级军事研究班去了,继续进行再学习、再提高。

  在蒋介石展开训练大陆游击队工作之时,美国军事顾问团从中大力协助,提供大量适合别动队和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当时经蒋、美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武装”就达 1万多人,其成员多是在大陆共产党的土改中受过打击的逃台人员和海匪。此后,蒋介石不断派出小的武装偷袭大陆沿海,展开同人民解放军的“游击战”。据记载:

  1951年6月至9月,蒋军800人分6股分别向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隐蔽登陆,企图偷袭,但部队一上岸便被解放军全歼。

  1951年9月4日,“福建反共救国军”的“泉州纵队”、“永安纵队”共370人在福建晋江地区登陆,化装成解放军企图内窜,结果3天内被解放军全歼。

  1952年后,蒋介石扩大了偷袭大陆的规模,采取“以大吃小,速进速返”的新战术。

  1952年3月28日,大陈岛千余名国民党部队突袭浙东临海县白沙山岛,未果。

  1952年6月,胡宗南亲率蒋军1200余人袭击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在损失310人之后渍逃。

  10月11日,金门岛国民党军900余众,在“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偷袭福建省南日岛。因守军不明敌情,使得此次偷袭成功,当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时,偷袭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撤离。

  1953年7月15日,国民党金门守军1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亲自指挥,发动了对福建东山岛的大规模武装进犯。因国民党军有海、空军支援,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守岛部队在打退数十次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坚守住了核心阵地。此次战斗国民党军空投了480名伞兵,企图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但伞兵未着陆,就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空降兵死伤惨重。待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后,胡琏匆忙率兵撤退,因解放军没有海、空力量,无法对撤退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实施拦截,致使大部国民党军退至金门。此次战斗共歼灭进犯东山岛的国民党军3379人,取得了反击偷袭作战的巨大胜利。

  总之,从1950年初至1954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地区共偷袭约42次,动用兵力近13万人。1950年至1953年,仅浙江、福建两省,遭国民党军上千人乃至上万人规模的偷袭达5次之多。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台湾空军共出动飞机3500多批,6200多架次,袭击和骚扰大陆地区。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峡共劫夺各种船只470艘。从1951年至1954年,台湾军事情报机关向大陆空投特工人员230多人,电台96部,各类枪支近千枝,弹药18万发。同时,蒋介石逃离大陆时,留下了大批地下 “反共游击队”,估计约有百万人左右,至1950年6月,还有40万人仍在有关地区活动。 1962年,大陆破获国民党地下组织事件249102件,同年逮捕国民党伞兵2237名。1967年 “文化大革命”后,蒋介石派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空投藏文传单和收音机,遣送特务人员人境,蒋介石的V2型侦察机还深入西藏、新疆等内陆地区拍照。

  蒋介石在对大陆进行军事进攻和特务破坏的同时,也发动宣传攻势。蒋对大陆的宣传战,主要对大陆使用四个波力强大的电台,每天24小时以8种方式向大陆播送特别节目,短、中、长波,可达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内容主要是国民党的文告、新闻、国际大事和台湾人民生活等。

  其次是传单,1970年,蒋介石指使在大陆的地下特务组织散布了340万张传单、220 万张标语和77000份报刊。但蒋介石也因此损失1780名特务。1958至1957年间,蒋介石派飞机向大陆空投约32500万份小型报刊、100万张晚报、22万本小册子。以后又改以军舰将汽球从南朝鲜或金门,顺风向大陆发放,以气球散发传单,每个气球可携带90公斤传单。1967年空投传单约17500万份,1970年约4200万份,1971年增长至2亿份。其中 1971年10月31日,蒋介石84岁生辰,空投100万份印有蒋介石像的标语。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20800万份“慰问与希望函”和143200万包生活必需品,甚至有的地区还空投药品。

  “文革”期间,大陆处于浩劫之中,台湾特务机关趁机寄包裹到大陆,内有仿印的《北京青年》和其他当时大陆的刊物,刊载介绍台湾的文章,对大陆起了添乱的作用。他们利用香港向大陆派遣特务建立情报网和设立地下组织,探得中共一些重要机密。如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事件,台湾当日就已知道。1971年秋,台湾特务机关在大陆仍有70种“地下报刊”,并每月以《自由之声》、《反攻日报》和《革命》等名义发行。

  四、究竟谁攻谁

  蒋介石逃台以后,口头不断高喊“反攻大陆,反共复国”,并不断侵犯大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有了这个保护伞后胆子进一步放开,对大陆的窜犯进一步升级。针对蒋介石狐假虎威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收复一江山岛、大陈岛的战役,并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

  1.解放一江山岛

  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对退至台湾的国民党的政策是:肃清国民党残余,武力解放台湾,尽早实现祖国的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舰队进人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得不改变原定向台湾进军的计划,集中全力抗美援朝。因此,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推迟。

  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再次将武力解放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54年,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对台3人小组。同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与此相配合,人民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于9月3 日炮击金门。这次作战规模虽然不大,在国际上却掀起轩然大波,被西方舆论称之为 “台海危机”。

  “九三”炮击金门使蒋介石极为恐慌,而且也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震动,艾森豪威尔开始认真考虑与台湾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由此引起了形势骤变。这一条约宣称美国和台湾当局双方有“为自己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台湾方面如遭攻击,美国要立即采取行动。条约同时还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使入侵台湾合法化的侵略性条约。条约自12月初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美国提供给台湾的第一批F-86型喷气式战斗机也运到台湾。杜勒斯在芝加哥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必须对中共在沿海岛屿的挑衅作强有力的反应。

  毛泽东与中央军委考虑到美国与台湾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会改变其原先的态度,故而对美国炫耀武力既不必惧怕,也不可以示弱,准备给美国和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正如江南所说:“毛泽东紧接协约签订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这个条约是万灵符。”

  解放军首先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岛组成,面积为1.7平方公里。在南起鳌江口、北至三门湾口的110余海里的浙东南沿海面上,罗列着1100余个大小岛屿,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岛链,这就是台州列岛。台州列岛的上、下大陈岛居于这条链的中心地位,一江山岛处于上大陈岛的北面,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且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在这条岛链中有着特殊地位。国民党军队曾有“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保,台湾垂危”的说法。

  驻守浙江东南沿海岛链上的有:国民党军四十六师、6个突击大队,并有海军舰艇 10余艘经常在大陈岛海域游弋,总兵力达2万余人。总指挥为国民党原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刘廉。经过多年经营,形成了经上、下大陈岛为核心,以一江山、头门山、披山、渔山、南虎山等岛为外围的海上防御体系。其中,驻守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兵力仅1100多人,并且该岛离大陆头门山岛仅5海哩,攻取较为方便。

  在一江山岛上,国民党军层层布防,阵地间设有3道防御线4层火力,并筑有明暗地堡150多个。阵地与地堡之间都用堑壕、交通壕连接,阵地前密布着铁丝网和地雷,形成以永久和半永久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由于该岛地位重要,防守坚固,国民党军把它吹嘘为“击不沉的航空母舰”。设若攻下一江山岛,必会给大陈岛蒋军以极大的震撼,使其可能不战而弃,从而一举解决整个浙东沿海岛屿问题,达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胜利的目的。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收复一江山岛之战。

  1月18日拂晓,战区气象实况:云量0-3个,云高3500米,风向午前北至西北,午后东风,风速每秒3-4米,能见度10公里。

  风平浪静,天朗气清。头门山登陆指挥所,电台嘀嘀嗒嗒,急促的响声传出了指挥所。

  上午8时,数十架战鹰飞临一江、大陈海域上空,奏响了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曲。3个轰炸机大队的60架伊尔28型轰炸机在2个强击机大队的掩护下,将120余吨的炸弹投向一江山岛。顿时,整个一江山岛被淹没在一片硝烟和尘埃之中。

  在国民党守军还没有从解放军空军的轰炸中醒来时,数百门各式海岸远程大炮齐鸣, 1.2万发炮弹又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炮弹轰炸时激起黑色和白色的烟尘,将一江山岛变成了一座海上雾岛。

  强大的空、炮火力使国民党守军设置的三列铁丝网变成了一些尺许长的铁丝,许多地堡被炸塌,成堆的炮弹也被打得原地爆炸,爆炸声响彻天空。据被俘的蒋军回忆说: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火力,飞机和大炮的猛烈轰击,震得我们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在空军、炮兵火力向一江山岛实施轰击的同时,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和四艘巡逻舰组成的舰队也迅速封锁了一江山岛与大陈岛之间的海域,并以猛烈的火力将蒋军的赴援军舰阻截于数海哩之外。随后,近百艘军舰、炮船、炮舰及登陆艇也迅速向预定海域集结,等待最后出击的命令。

  此时前线总指挥张爱萍来到海湾处的高地上,用望远镜巡视和检查了海上整个战斗序列。当一切就绪后,他满意地对记者们说:“再等一会儿,就是海里的龙王,今天也不能安宁了。”

  到下午2时的预定时刻,登陆部队在岸炮、舰炮及战斗机的支援下,排成波浪队形,分成3个方向,以破竹之势向一江山岛进发。

  14时29分,我步兵178团2营首先在乐清礁、北山湾一带登上一江山岛,迅速占领了蒋军第一线阵地,并立即向纵深挺进。14时32分,步兵180团2营的第二梯队在胜利村西侧,四岙湾地段登陆,也迅速攻占了第一线阵地。紧随其后,各营第二梯队也登陆成功,并迅速支援第一梯队向纵深发起进攻。

  在纵深攻击阶段,蒋军虽然凭借有利地形和巩固工事负隅顽抗,但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空、海军的密切协同和有力支援下,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控制了整个一江山岛,至19日2时前,登陆部队全部肃清了守岛蒋军,收复了一江山岛。这一仗共毙敌519人,俘虏567人,岛上蒋军无一人漏网。

  国民党的战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一江山岛之战,共军打了一场典型的三军联合由岸至岸登陆作战。”

  在战斗全过程中,美军顾问团驻大陈岛首席顾问华尔顿上校和来接替他的麦克登上校整日都在大陈岛的山头上观察,据他们说:“共军攻击一江山,使用在这小岛上的火力,竟比韩战中还要猛烈。”国民党吹嘘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悄悄沉没了。

  2.金刚计划

  一江山岛丢失后,大陈岛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筒之下,“台海危机”进一步升级。中国共产党针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促使美蒋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避免进一步惹恼共产党。当初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决不是想帮助蒋介石守住这些岛屿,而是企图分裂中国,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蒋介石则企图通过与美签约将其拖人中国内战,以便火中取栗。朝鲜战争后,美国也曾考虑在金门等岛屿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直接作战,但由于英。法等国的反对,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激烈,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同中国军队直接作战的意图。在此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抛出了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

  1955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宣称要通过联合国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美国关于“停火”的建议,目的有二:一是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二是迫使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甚至撤出金、马。美国此举的实质还是: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国的策动下,英国、新西兰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提案,要求由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 的建议。这一提案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是在制造“两个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和拒绝,也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

  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上发表长篇讲话,激烈抨击“停火”建议,称这将造成“被侵略者接受侵略者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人是别有阴谋的歪曲历史,而“两个中国”更是“荒谬绝伦”,“中华民国领土,绝对不允许割裂”。蒋介石宣称誓死守卫金、马,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1955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信誓旦旦,宣称:“坚持立场,固守金、马,确保我反攻基地”;“整顿内部,加强实力,准备独立应战”;“对盟国决履行条约义务,但对条约以外的事项,如与我国家主权和利益有损害者,决不加以考虑。”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蒋介石的固执态度,美国在极端反共分子杜勒斯的煽动下,掀起一股要求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的叫嚣。美国国会于1955年2月通过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湾有关地区案》。“台海危机”达到顶点。

  但美国政府害怕被蒋介石拖人中国内战而不能自拔,考虑再三,遂在答应蒋介石协防金、马的条件下,提出撤退大陈岛的建议。这样既缓和了中共的压力,又安抚了蒋介石。尽管蒋介石信誓旦旦确保金、马,但一江山岛被解放军占领之后,只用105榴弹炮即可控制大陈岛,蒋介石就连飞机也不敢在大陈岛降落。在此局面下,蒋介石胸无良策,只好接受美方建议,同意撤兵大陈。

  对于撤兵大陈,蒋介石拟定了一个“金刚计划”,并命儿子、“国防部总政治部” 主任蒋经国具体负责执行这一计划。

  1955年2月2日,蒋经国飞抵大陈岛,开始执行撤退大陈的“金刚计划”。经过蒋经国的反复动员和沈之岳“专员”发布的大陈岛将有“最激烈的战斗”的布告,岛上1.4 万多民众被迫告别家园与军队相继撤离。蒋经国心情沉痛,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让是不能避免的。”

  2月12日,蒋经国在临走之前,在大陈岛最后一次升起青天白日旗。当时参加升旗的有“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专员”沈之岳和《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等人。蒋经国升旗后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

  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蒋经国和他父亲一样,多次发誓要打回来。可是,随着1988年1月去逝,他的誓言也成了一场春梦。

  大陈撤退,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金门视察,安慰由大陈岛“转进”的子弟兵,继续宣誓保卫金、马,但仍不能改变台岛民众“反攻无望”的心理。为此,蒋介石发表“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国民同胞书”,称大陈岛“孤悬于台湾基地250海哩以外,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其对我反攻基地之台湾防卫上,实已失去其战略价值。”“决定将大陈岛屿驻军调防金门、马祖等地,此为集中兵力,增强整个反共复国军事部署之重要措施,”是“适应新的战略”的需要。“要保证我反攻复国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巩固台湾、澎湖,及屏障台、澎之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为第一要务,自不能以一岛一屿之得失,只争一时之长短,而置根本大计于不顾。”

  蒋介石撤兵大陈,“金刚计划”实施完毕,“台海危机”趋于缓和。

  3.“台澎金马”的“金”

  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宝岛,以台湾岛为中心,围绕着台湾岛的附近海域,另外还有许多小岛,其中尤以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岛面积大一些,而金门岛在这三岛中面积又最大。更为人看重的是金门岛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紧靠着中国大陆,就如一道通往台湾岛的桥梁,占有了金门岛,马祖岛便将不攻自破,而金门岛一失,蒋介石的台湾岛便会门户洞开。因而也有人据此戏称金门岛是“台澎金马”中的“金子”,意指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事实上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必争之地。

  蒋介石也深知金门岛的重要,他要保住台湾就必须先保住金门岛,所以当他输得只剩“台澎金马”时,他也输红了眼,在金门岛上布置了重兵把守,在此驻扎的都是他败退下来的残军中的精锐,给养好,装备现代化程度高,协同防守的还有海军和空军,其海上陆战部队也有一些实力。

  1949年10月解放军乘胜追击强攻金门岛时,由于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有轻敌麻痹思想;另一方面作战指导明显失误,从而导致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一仗,蒋介石在金门岛得逞之后,非常得意,大肆宣扬其 “国军”的潜在威力,并从而更加看好金门岛,以为可以由此而发迹,其“在莒复国” 也仿佛有了点亮光。

  金门岛的面积不大,但岛屿峭壁陡崖,只有很短的一段海岸边界便于登陆,适宜军事驻守,易守难攻,强攻金门失利后,解放军厦门前线同蒋军占据的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而且双方离得又很近,厦门距小金门只有2000多米,我军前沿阵地大、小嶝岛距大金门最近处不到1000米。

  此时,国民党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金门时,经常互相炮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从1950—1953年,新中国全力抗美援朝,空军未人福建,海军又是初建,所以在金门前线,无论在空军、海军,或是炮兵力量上,蒋介石的军队都占优势。

  蒋介石也看到新中国福建沿海的兵力较弱,再加上美国此时也已同他站在了一道,他找到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蒋介石此时在金门前线十分张狂。其海军基本上封锁厦门港和福建马尾港,并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其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建。更为可恶的是,其炮兵频繁炮击厦门及附近解放军所占岛屿,厦门成了一座战时城市。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做,既有做样子给美国和世人看的意图,也有以此造成反攻之势,来显示他至死不会认输的“血性”。另外还以此干扰大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极尽破坏之能事,在东南沿海间接地帮美国人一把。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集中了空军、海军和炮兵开赴厦门前线进行自卫,反击蒋介石的骚扰,双方曾多次发生激烈的空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8年。

  当时为何出现此种状况?并不是蒋介石的军队真的就很难打,他在台湾的军队真的就存在什么潜在威力。主要是外国势力的插手,美国在朝鲜战场输红了眼,当然再也不愿在金门岛的战斗中赔光老本,其第七舰队不是一直游弋于台湾海峡吗?这些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金门岛带来了很大阻力。

  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炮击金门,史称“八二三炮战”。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这一场局部的军事斗争,是一场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在内的事关全局和未来的复杂斗争,既有针对美国的目的,也有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台湾势力的意图,如此种种,众所周知。但炮击金门至少在当时有四个内幕不为人知。

  1958年夏粮收获季节,主持福建省委日常工作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火速回福州作战室接北京总参保密电话。一接电话,才知总参有令: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叶飞为指挥。

  叶飞当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本该军区司令韩先楚指挥,所以他问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的?”

  王尚荣回答说:“是中央决定的,而且是毛主席决定的。”

  叶飞又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那边回答:“这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这时只好接受命令,交代完省委工作后,他火速飞到厦门,开始作炮击前的准备工作,7月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单等中央下令。

  7月27日,毛主席指示:暂时不打。此后,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这期间,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7月27日秘密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等沿海机场推进,8月3日进驻龙母机场。随后发动了对台空战,因为掌握不了制空权,地面炮兵就会遭空袭。在最初的空战中,由于国民党空军没有想到我军一下子在福建前线装备了那么多空军飞机,所以轻敌致误,加之我空军刚从朝鲜战场回国,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战斗意志旺盛,经验丰富,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50多架,我空军损失飞机20多架,最后我方掌握了制空权,为炮击金门创造了条件。

  同时,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也进人福建沿海,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重炮加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人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也十分着慌,抓紧往金门岛增派兵力,同时乞求美国派驻更多的部队。

  到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人阵地,解放军炮兵阵地长达30多公里,呈半圆形,大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解放军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而且炮兵与空军、海军的协同作战方案也已制定好,部队进行了战前教育和动员,这次准备工作十分充分。

  8月20日,北京来电,要叶飞去北戴河。2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住处召见叶飞,当时彭德怀和林彪都在,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和实施空袭的打法,汇报完,毛泽东突然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叶飞明白,美国军事顾问全部同蒋介石的军队驻守一起,当然炮弹没有眼睛,他说: “主席,那无法避免!”

  随后休会。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作出决策:“照你们的计划打!”

  这就是金门炮战的内幕之一:炮击金门是北戴河中央会议决定的,毛泽东在北戴河坐镇直接决策和指挥,这就是最高决策层的直接部署。

  8月23日中午12时,毛泽东一声令下,第一次急袭打响。短短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整个金门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火力之猛烈和密集,蒋介石从没见到过,蒋军防不胜防,死伤惨重。

  据当时在场的“国防部新闻局”刘毅夫追忆,当日他和八位“副司令官”在宴会结束之后,大家余兴未尽,一同散步回寓所。他和另一位军官走在前面,过了小桥,其他几位副司令官则站在小桥上聊天,突然有阵奇怪的“嘶嘶”声掠过太武山头,落进翠湖,紧接着是山摇地动的不断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弥漫,弹片横飞……在小桥上谈天的三位“副司令官”在第一群炮弹落地爆炸时就都被炸死了。另一位军官不知道发生何事,正欲起身查看,谁知刚刚站起身来,整个胸部便暴露在第二群炮弹之下,当即毙命。幸存的人急忙找到电话欲与军队和上级联系,谁知电话线早已被炸断,根本联系不上。岛上的官兵一时之间群龙无首,都自顾自地躲起来逃命了。有效的反击根本组织不起来。当日岛上官兵伤亡600余人,机场、弹药库、油库、炮兵阵地等设施均受重创。炮击从 23日下午6时起,一直延续到10月25日,大陆解放军共发炮47万余发。这就是著名的 “八二三炮战”。

  然而,蒋介石得到关于金门被炮击的报告时,却连声叫好!

  这又是为何?

  原来,美国和蒋介石1950年握手以来,其实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如此做,美国在给蒋介石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时,没有忘记同样也给他送来了苦果吃。1950年6月 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否定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的“合法性”,蒋介石只得忍痛接受。1954年12月,台湾和美国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坚持明确规定这个条约仅限于台湾、澎湖列岛,不包括金、马岛,而且还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只能代表台、澎、金、马,不可再说代表全中国,蒋介石也只得忍着。

  1955年8月,中、美开始在日内瓦,后改在华沙谈判,蒋介石也只得忍声吞气。 1957年3月20日,美国顾问团上士雷诺在台北美军住宅区枪杀“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 职员刘自然,蒋介石借题发挥,想反抗一下美国的压力,但最后还得向美国道歉才得以收场,这是第四颗苦果。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这样既可以避免由于这两个小岛的战端被蒋介石拖人中国内战,又可以把台湾完全孤立起来。如果这步得逞,可以实施第二步“托管台湾”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企图分裂中国。

  对此蒋介石当然不会答应,故在金门炮战后,蒋介石立即对美国记者说: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既然这样,从金、马撤军,等于自动敞开台湾门户,那怎么能行?遂公开拒绝杜勒斯的建议,这也是他为炮击金门叫好的原因。

  因而,蒋介石在炮击金门中虽挨了打,却没有吃亏,他凭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终于顶住美国力迫从金、马撤军的压力。这就是国共双方在基于“一个中国”立场上,对美国这个“第三者”进行不同性质斗争,这便是金门之战内幕之二。

  炮击金门之后,解放军要不要解放金、马呢?蒋介石搞不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清楚,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们也不明白。其实,炮击金门,摆出要解放台湾的架势,有吸引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支援中东人民斗争的意图。当时,美国借口“保卫黎巴嫩主权”、“帮助约旦政府稳定政局”,出兵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等国。美国的武装干涉行径激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抗议,自然也招致了大力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人民的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转移美国视线,炮击金门,以实际行动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毛泽东在一开始就确定了此战略意图,而且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炮击金门后,艾森豪威尔当即下令将把地中海美军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与第七舰队会合,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舰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样就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吸引到远东来,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斗争。这是内幕之三。

  8月下旬,大规模炮击金门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被截断,不但炮弹将完,粮草也将尽,只得向台湾告急。蒋介石急得团团转,只有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台等舰混合开向金门,叶飞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打,得到的回答是:

  “照打不误,但只打台舰,不准打美舰,即使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

  各炮群接此命令,十分吃惊,纷纷追问叶飞是不是命令下错了,叶飞命令前线坚决执行。当日中午12时,解放军开炮,谁料刚一开火,美舰竟丢下台湾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舰不顾,立即一声不响地向台湾方向逃去。至此大家才明白,毛泽东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在于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同时,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而美国在旁边也极力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第四个内幕。

  炮击金门自8月23日开始,持续了44天,据蒋介石台湾当局公布,称炮战44天,金门40多平方公里区域共遭炮弹44万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达到以后,要不要解放金门、马祖呢?10月6日,彭德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告金、马、台、澎军民同胞书》,提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宣布:“从十月十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

  10月13日上午,又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

  但台湾蒋介石却不接受善意,不但不接受和谈,还继续让美舰护航,于是10月20日我军恢复炮击。

  10月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公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并声明今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 的方针,文告说:

  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并非当作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就这样,打打停停,直到1979年元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的那天,台湾当局的青天白日旗从华盛顿双橡园的旗杆上降下来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其实自1958年后,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打一打。其深意在于,不攻下金门可以使之成为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留下“对话”渠道。

  当然,蒋介石也可以此而沾沾自喜,他在金门和中国人民解放打了多年的炮仗。金门炮击差不多成了金门自1958年至1979年存在的历史价值,实际上,金门岛的意义由此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一直看重“台澎金马”中的这点“金”。他把它作为和中国共产党对峙的一个点,也是其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一个砝码,美国人要他丢掉“金”这颗棋子时,他又可以借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去抵制。可以说,蒋介石实际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走钢丝,而这根钢丝就是金门岛。

  蒋介石早些年看重金门岛,是因为它离中国大陆十分近,便于他从此地出发登上大陆,如果他能够“反攻大陆”,那么从金门岛出发便最为省事。后来形势变得他根本毫无机会反攻了,至多只能空喊些口号,于是金门岛又成了蒋介石保守台湾的一道屏障。他可以在此关上门户,同时还可以利用金门的对峙一直保持着与大陆的接触,虽然这种接触是敌对的军事活动,但总算也是一种接触,不会使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彻底孤立起来。

  金门岛之真正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国民党蒋介石台湾当局,都需要利用它的这个价值,所以它在“台澎金马”中的地位显得更为奇特。

  蒋介石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他明白了武力“反共复国”是不现实的。蒋介石被迫作出让步承诺不以武力打回大陆。1959年元旦文告中,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至此,“反共复国”更加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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