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见钱眼开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一、从“空军之母”到“华航”后台

  在宋美龄的口头禅中有一句话,叫“我的空军”。把“中华民国”的空军比作自己的私产,确实有些过分。不过也说明来美龄与“中华民国”空军的不解之缘。宋美龄最爱戴的徽式是“飞行徽式”,到台湾后,仍不放弃插手“中华航空公司”事务,成了实际上的后台老板。

  1.空军情结

  早在1920年,国民党政府就已建立了空军,1933年便制定了空军军官制,但当时飞机不多,更没有实践经验,远称不上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到中国各省去视察。蒋介石、宋美龄当年几乎走遍全中国,就连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远省份也到过,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这主要就是借助于飞机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宋美龄在《航空与统一》一文中夸张地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

  宋美龄对空军的重视,起始于她和弟弟的一次空中旅行。那天,姐弟二人乘坐一驾小型飞机在天空中飞翔,却迷失了方向,在天空中乱飞。后来因为天黑了,他们不得已降落在一块用她的话来说“四周全是匪类”的稻田中。这次历险,使宋美龄深深了解到中国航空事业的贫乏。此后,她经常宣扬要加强空军,使其走向现代化。

  但是,真正促使宋美龄下定决心采取创建空军行动的,据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书中透露,还是西安事变。因为在事变发生期间,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包括他的连襟孔祥熙)曾密谋轰炸西安,完全置老蒋的生死于不顾,声称“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蒋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允许一个人的个人安全妨碍……” 宋美龄全力阻止了这个轰炸计划,但这无疑使她意识到,空军交给这样一帮人掌握是多么不明智!

  惊魂甫定后,宋美龄就对蒋介石说,她本人愿意接管这支军队,并保证把它变成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仅仅充当政治工具。蒋介石同意这种主张,而且考虑到: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有关技术和采购事宜的“自己人”。于是,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种品牌的飞机性能作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都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来美龄这样一个专攻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探索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疑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也没有令他失望。

  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聘请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她的顾问。一次,她询问霍尔布鲁克:能否推荐一位美国飞行人员帮助她把空军整顿好,于是,霍尔布鲁克向她推荐了陈纳德。这是一个曾经迅速发迹、锋芒毕露而又长期不得志的人。他一生都在等待遇到一位赞助人和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而他一见到宋美龄就为之倾倒了,两人初次接触,交谈,就一拍即合。此后,他的余生都是在为蒋氏夫妇服务中度过的。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陈纳德从西方雇佣了一些飞行员,还从美国飞机企业家手中购买了一批较为新式的飞机,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武装起来。抗战期间他组建的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因为作战勇敢,被居住在昆明的中国居民称为“飞虎队”。

  在陈纳德的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作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飞行员,在蒋介石居住的洛阳上空作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博得蒋介石连声称道。

  这种表演现在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一种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大仪式了。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上已经作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助蒋介石,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建立并且巩固起来了。

  1938年2月,蒋介石改组空军,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任委员,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此后,宋美龄致力于妇女救亡活动和外交活动,但她仍十分关注中国空军的成长和中日空战的情况。

  宋美龄经常在新闻电讯和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或报道空袭、空战的情况,足见她对空军的关注。1938年5月17日,钱大钧派两架飞机去日本本土空投传单,并负侦察之责。5月20日清晨,两架飞机到达日本领空,顺利完成任务而后安全返航。正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的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马上向与会的妇女代表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宋美龄都把国民党空军称为“我的空军”,于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称她为“中国空军之母”。

  2.特权公司

  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从中国大陆撤至香港的中国民航飞机的基础上,成立了 “中华航空公司”。宋美龄因为与国民党空军的特殊关系,对“华航”事务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华航”性质很特殊,它成立于1959年,初时设资本额台币20.7亿元,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工作人员则由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因此,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的部长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是民营”,但却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华航”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公营”。

  首先就体制而言,“华航”既是公司,就应该有公司注册,而且董监事名单要公开。但在台湾,这些资料均属机密,而在台湾官方,则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据说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银行”总裁合国华,后来改由国民党中常委、前“交通部长”连战担任。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而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截至1985年,“华航”的总资产已达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亦达10.6亿美元。一般正常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已接近破产边缘。“华航”则不然,它有“华航小组” 负责解决财务问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支付。它是个特权公司,

  除了体制上属于国民党公营外,整个财务上它亦属于公营的性质。“交通部”辖下设有“民航局”,“民航局”仅有一个“民航事业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任务即是协助“华航”。如果“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的仍是 “民航局”,款项由“国库”拨款而设的“民航事业基金”先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国民党政权出资本,“华航”作生意,而且亏损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赖,这种特权生意人人会做!

  另外,“华航”经营不力,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作保护,但仍然租与“华航”使用。“华航”已连续亏损多年,这已超过“保护”,而等于是“特权”了。据估计,单是“民航局”的“民航事业基金”,到80年代末为止,为了“华航”即已亏损了100亿台币以上。

  “华航”的种种特权,据说肇始于“空军之母”宋美龄。自“华航”成立以来,她一直介入甚深,形同实际上的董事长。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决定,人事决定权也属于“最高当局”。所以有人说,“华航”不是公营,不是民营,它真正的可以说乃是私营!

  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国民党那种“党”、“国”、“家”三者不分时代的产物。正因为三者不分,他们办的公司,当然不要去“登记”,反正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任何公司有了亏损,理所当然地用国库去贴补。“华航”即是例证。

  不过,那个“党、家、国”不分的时代在台湾已经过去了。现在,“蒋家政治”业已衰微,应该到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并且按制度办事的时候了,应该登记的就要去登记,应该自负盈亏的就不能再由纳税人负责,自蒋经国死后,岛内不少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3.公私一体

  来美龄对空军是情有独钟的,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带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 1987年10月底,她在蒋介石逝世纪念会演讲“我将再起”时,仍然佩戴飞行徽章。当然,她对于“华航”事务是不舍得放弃的。尤其对于“华航”的人事,她的话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1986年发生的王锡爵投奔新中国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此即由于宋美龄的插手。因为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而受赏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她在台的亲信传达的意见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乌钺不必去职。而且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来承担!”慑于老夫人的威风,当局未能对乌钺作任何处置,乌钺照坐“华航”的“宝座”。当然此后乌钺对于有关老夫人的一切事务,无不尽心竭力。1990年宋美龄离台赴美时,乌钺就为她运送那数量惊人的行李而帮了大忙。

  当然,这样的“国事”当成“家事”办的例子不在少数。忠心耿耿为宋美龄效力的人,也会被她利用权力而安插进“华航”。

  宋美龄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来亨霖。他是早年上林官邸的一名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壮,精力旺盛充沛,他对于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迅速得当、有条不紊,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的宠信。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后,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数度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当然也得跟着两头跑。有的随员因为家在台湾,不愿这样长期离家赴美,另一方面,因为宋美龄常不在台湾,两边的事务都须要料理,急需一个信得过的得力帮手。

  于是,宋美龄想到了一向精明干练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以后,宋美龄就把他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先是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帮宋美龄处理台湾这边的一些事务。后来直接派他到美国纽约常驻,除了“华航”本身的事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迎来送往,负责和台湾联系。从宋亨霖在“华航”工作的始末,可以看出宋美龄对“华航”的实际影响力窥见一斑。

  二、圆山饭店是谁开的

  宋美龄非常重视姐妹感情,尤其是与其大姐宋蔼龄一家更是关系密切到“打在你身上,就疼在我心上”的地步。在大陆时就有宋美龄劝蒋介石放孔令侃的故事。到台湾后,宋美龄仍不忘为孔家捞钱,台湾的圆山饭店,总经理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

  1.权钱互动史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恶化到面临总崩溃的边缘。为了稳定经济,蒋介石决心先整顿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进而控制经济局面,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蒋经国。于是,蒋经国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是下了大决心,也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干起来。他敢碰头面人物,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它们。于是,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这下可惹恼了宋美龄。当时她正在南京黄浦路的总统官邸里宴客,忽然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说孔令侃将被蒋经国逮捕。宋美龄气得浑身发抖,放下酒杯,马上给正在北平的蒋介石去电,叫他回来放人。第二天早上,宋美龄乘专机飞往上海,要求释放孔令侃,交给她看管。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 “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

  宋美龄在孔令侃事件中,大动肝火,采取不顾全大局的激烈行为,难道仅仅是因为亲情吗?当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孔祥熙、宋蔼龄一家与宋美龄在经济上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孔家借助宋美龄及妹夫蒋介石的权势,大肆聚敛财富,这当中自然不能少了给宋美龄的好处。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从美国借到的5亿美元中,有1亿美元作为公债推销。到1943年春,销售数量达5000万美元,孔祥熙突然下令停止销售,所剩5000万美元主要由孔祥熙与宋美龄等人鲸吞,用官价购人,再高价出售到黑市,一倒手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舆论界轰动一时的孔祥熙“美金贪污案”。

  在“美金贪污案”中,宋美龄不必担骂名,却得到了巨额利润。类似的权、钱互动,以权换钱的事自然还有很多,在互相的利用中,孔、宋两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联为一体,蒋经国打在孔令侃身上,自然会疼在宋美龄心上了。

  孔祥熙未能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步上正轨,这显然有愧于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公职,但宋蔼龄却藉孔祥照之便和其他皇亲国威之利,成功地维护了她自身的经济利益,造就了孔祥照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及至今其子女在美国的庞大财产。到1949年从大陆撤退之前,她已把大部分财产转移至海外,这些财富多在美国,少部分在香港、日本和欧洲。最早是经营房地产、股票,后来转投资到银行金融、旅馆业,他们的子女在石油、房地产投资方面也大有收获。

  2.孔二总经理

  孔家在台湾目前最大的产业就是圆山饭店,饭店的董事长是孔大小姐孔令仪,而大部分股权归孔二小姐孔令伟所有。

  宋美龄因为一生未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就是宋蔼龄的两男两女。尤其是孔令伟,更是最得宋美龄钟爱,以致外间关于“孔令伟是宋美龄亲生女儿”的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孔祥熙与宋蔼龄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伟,因宋美龄习惯于如此称呼她,故大家也跟着叫她孔令伟),宋美龄对于她的每一位外甥、外甥女,固然都很疼爱,可是,她对孔二小姐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情怀,她们之间的亲密感情,甚至有逾母女,难怪别人会有种种猜疑。当然,熟知内情的人都晓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圆山饭店,由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控制着,而且,它本身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以致在台湾屡屡引起争议。

  圆山大饭店矗立在台北近郊,其雄伟有使人觉得“连山在它面前都会变小”的气势。它是台湾最早的国际观光饭店,在国民党“外交”迎宾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圆山大饭店的建立较早,自国民党撤离大陆,迁到台湾,又经过朝鲜战争,“外交” 局面算是渐趋安定,台湾当局对外关系也就跟着活跃起来。于是有了开建饭店,接待国际宾客之议。据台北市的老议员说,圆山大饭店设立时,乃是由士林宫邸出面,向台北市银行贷款2亿元而建成的。当时官邸的出面人乃是宋美龄的武官,后来曾任台湾“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他一直是宋美龄的亲信。

  据说这2亿元台币的贷款,至今尚未归还。虽然饭店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雇员600人,资产总额23.16亿元台币的大企业。1986年时,它的营业额已达15.82亿元台币。“台北市银行”由于是债权银行,因而特地组成了一个“圆山大饭店管理委员会”,由“台湾省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不过,谁都知道,圆山饭店后台强硬,这个管理委员会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于是,这个既非国民党当局公营,又非民营,形态特殊的观光大饭店遂长期以非正常的状态维持着。它并未向台湾“经济部”作过公司登记,不过它似乎又有营利企业的身份,因此在财政资料上可以查出它的发展状况。

  不过,据说自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传播媒体探讨了圆山大饭店的合法性问题后,圆山大饭店管理人士已开始和台湾“经济部”接洽,考虑取得合法之身份。当然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波折。

  1988年3月,“立法院”“立法委员”休钰祥质询“圆山大饭店究竟属于何人”?台湾“交通部长”郭南定不得不出面辩称;圆山饭店属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所有,其土地是向台湾省政府租用,并要缴付营业税的。

  郭南宏表示:圆山大饭店的前身为圆山俱乐部,当初经济不发达,旅社很少,接待外宾有困难,因此,由黄仁霖借用台湾旅社成立圆山俱乐部,用以接待外宾,后来更邀请尹仲容、董显光、俞国华及周宏涛等四位共同捐款五十万台币,成立财团法人,经营具有国际水准的旅馆以接待“国宾”,发展观光事业,促进“国民外交”。其附属事业是圆山大饭店,已办妥营利事业登记,也领取发票,并缴纳税款,土地向台湾省租用,订有租约,每年要缴租金,且每年有完整的会计制度,其盈余及基金的利息都归财团法人所有,如财团法人结束,则归台湾省所有。因此,其营业状况都照规定办理。

  郭南宏说,此财团法人设有董事9—11人,董事不能分取任何利益,或支取酬劳。在董事中有两位是当初的捐助人,也就是俞国华和周宏涛。郭南宏称:他们在公余之暇推动公益事业,不支取待遇。根据“司法院”的解释,公务员担任财团法人的董事,并不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俞国华在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就请假,并于1987年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因此,圆山大饭店是属非营利的财团法人所有。

  但是公众依然有很多疑问:这批捐资者为何有这么多钱?钱从何来?这么一件大善事,为何在事件未发生前,多年来这些人都未透露过?这许多疑点,都不是郭南宏这么一番话可以令人得到圆满答案。

  尤其是蒋夫人宋美龄,更与圆山饭店脱不了干系。且不说初期筹建时由她的亲信出面借款。即是到了后来,饭店也一直控制在孔家手中,而孔家在台湾的坚实后台,谁都知道一直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夫妇。

  即使她一再声辩自己从未从饭店拿走过一分钱,也有人为她辩护说圆山饭店至多是 “用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此说又和上面的郭南宏的说法相抵触了),“宋美龄是无辜的,她一向不太重视金钱,也没有什么财务的概念”,可是,事实明显地在那里摆着,谁能相信在这饭店成立至今的过程中,她始终是清白的呢?即使她真没有得到什么直接利益,但是孔家的人得了利,这无论如何也应该说与她有关。因此,人们怀疑总归要怀疑,流言也不是一两句就可以平息的。

  事实上,宋美龄对于圆山大饭店的事务,也始终很关心,以致外界有人说,这饭店是化公为私,一笔糊涂账,外人难于弄清楚,而这个企业,大概也是“宋家王朝”在台湾唯一的企业。1973年圆山饭店落成,宋美龄特地交待饭店的管理阶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挂在圆山饭店顶楼的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饭店视察,对这幅复制的图十分满意。

  宋美龄的日常生活,她的发式很特殊,头上戴的“包包头”是假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又以6—8支的长发叉竖插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头”。宋美龄偶尔会到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拿到圆山饭店底层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帮她清洗,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宋美龄扎上。

  这些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是孔令伟是圆山饭店的经理,一切过往账目在相当长时间内由她亲自负责,孔令伟在台期间的主要活动一是管理饭店,二是陪伴宋美龄,特别是陪她夜间聊天,圆山饭店当然是主要话题,宋美龄自然要过问饭店的经营情况。是不是有朝一日,随着舆论的开放,政治的公开,台湾老百姓会追查圆山饭店的内幕,并顺藤摸瓜,查一查宋美龄及孔、宋两家从台湾攫取的财富,那就看将来了。

  三、夫人的态度变了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权、钱、势结合的产物。宋家、孔家有钱是世人皆知的,但蒋家到底有没有钱,一直是个疑问。到了台湾的宋美龄,总有几日特别高兴,据说是与有位总管给送钱有关。到台湾后她不仅爱钱、有钱,更会赚钱。

  1.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老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青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爱江山,更爱 “孔方兄”。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1948年11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2.财神到,夫人笑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周姓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见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不说,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着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总计长商量。”随从们当然听命退下。不多久周总计长出来了,就会看到宋美龄高兴地走出房间,周总计长再向她鞠躬之后便退出官邸,搭车离去。

  那几天里,宋美龄的心情就格外显得轻松,对蒋介石也相当亲热,会打破惯例,向他问东问西,关怀备至。大家就更确信,原来周总计长是送钱来了。

  “财神”到,夫人笑。看来千金一笑的典故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间又有了新的诠释。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每二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这样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是如此。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候,去士林官邸,要想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 “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对宋美龄表明其尊重的态度时,宋美龄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在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 ‘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但这必须经过李登辉的批准。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

  宋美龄早就拥有令人咋舌的庞大家财,但直到耄耋之年,还对此类“津贴”念念不忘,她攒的钱,自己这辈子肯定花不完了,有人说,有钱人里也是分级别的,他们的赚钱目的不同:有数十到上百万元资产的,还要为了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努力;有成千上万直至数亿元资产的,挣钱就成为一种惯性,一种乐趣;当钱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用它来实现精神上和名誉上的满足了。宋美龄攒钱的目的大概属于前两者,因为第三者,她的“第一夫人”身份及由此发挥的影响早已使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3.为富未必为仁

  但宋美龄却从没舍得从她的家私中捐出一部分来从事福利事业。大概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够大,名声也已经够响,无须再借助金钱的效力了。就是当时在台北传为美谈,由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岛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慈善机构,事实上也不过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财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

  早先,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 “反攻复国”的后备军,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搞得有声有色,可是,“妇联会”到处 “劳军”、演讲、缝征衣,这些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兔觉得单调无趣。台湾也就这么大一点地盘,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有限了。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附和的人大概也不见得能持久。所以,自“妇联会”1950 年4月17日成立起,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玩笑话,说大家何不一起来玩桥牌,玩牌总会有输赢,输的一方就拿出钱来,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参加“妇联会” 领导层工作的人本来就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谁也不愁拿不出这点打牌钱来,而且这样“寓工作于娱乐”之中,让打牌还显得有点社会意义,听起来还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建议于是就真的付诸行动了,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钱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款项,而大部分还是由慈善机构捐献来的。

  宋美龄对自己的家产一向是很“珍惜”的,国民党溃离大陆的前一年,国统区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宋美龄面临着“蒋家王朝”崩溃,自己的 “第一夫人”桂冠也随之有丢失的危险,仅她并没有舍得动用她存在外国的巨额财产,来稳定国内的经济。“国事”和“家事”分得清清楚楚,而她自己又没有亲生儿女可以继承财产,人们不禁疑惑:她积存这样巨大的财产要干什么,又准备留给谁?

  这个问题随着宋美龄90年代的赴美隐居,答案渐渐明朗起来。根据圈内人种种迹象猜测,她不可能把钱交给蒋家的后人,大概会给孔家的后代,就是她的外甥孔令杰和外甥女孔令伟。

  宋美龄与孔令杰关系密切。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一场雷阵雨中溘然长逝。宋美龄在新寡半年之后,以养病为由,到美国调养。之后,又几度到美国作短期或长期停留。她住在纽约蝗虫谷拉丁镇的一座别墅里,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归其子所有,宋美龄是客居于此。寓所门口有美国政府给她派的便衣警卫。

  1984年的三四月间,美国休士顿一家华文报纸《美南日报》,刊出一则花边新闻大致上说:宋美龄有意迁往体士顿孔令杰的寓所居住。原因是:纽约地处美国东北,冬季时间偏长而又严寒,夏天虽短却又酷热。蒋夫人几十年来多居台湾,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对纽约天气颇感不适,而有意迁居于与台湾气温相近的休士顿云云。这个消息在华人社会中传了一阵,其后因宋美龄改变主意没有下文而沉寂。

  但紧接着,一个更轰动的消息,震惊了华人世界。孔令杰因为在休士顿建筑一座像 “太空城”、“零零七海底城”的地下城堡,再次成为新闻人物。据说,这座神秘的地下防空洞,是准备为宋美龄躲避核战争用的。据该工程的主管人陶布森在与孔令杰闹翻以后透露:

  孔令杰在休士顿郊区所设计修建的防空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过去的大独裁者希特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的私人地下室,还要巨大,且其特殊的设备,也远比希特勒多得多。因为,这座防空用的地下堡垒,是来自加州的MX飞弹发射室的工程师所设计,上下两层的总面积,共计三万八千平方尺,所有钢筋水泥造的墙壁,约有两尺多的厚度,地下防空厅备有三套发电与紧急供电设备。此外,尚有三套消防灭火与各种防毒系统的设备,有五百到七百个简单的床位,十几个豪华的双人卧室,男女便所,盥洗间,一个急诊所,一间文娱康乐室,以及四间分别用钢栏杆隔开,但却是四四方方的所谓 “拘留室”。

  这座地下防空洞,建在一个人工湖的下面,目的是如果遭遇敌人核弹袭击时,湖水能阻滞中子的穿透力,还有两座高塔式的炮楼,大门上嵌装钢甲,可以瞄准炮轰来犯的坦克。孔令杰自己说,他之所以要修建这样庞大的防空处所,是要在发生核战争时,收容在美国的所有亲友。他还要建筑一个属于自己的市镇,要有自己的消防队和警卫队,以便充分保护这些亲友们的安全。

  有一篇微型小说,曾假想地球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毁灭,地球上最后一位居民该是如何情景。假使孔令杰的这个地下防空洞真的派上了用场,那么在防空洞中存活下来的人该成为全休土顿,甚至可能是全美、全世界人类最后的遗族了,这些人还能再造“孔家王朝”吗?

  孔家和宋家用金钱创造了这样一个近似“天方夜谭”的奇迹,虽令人惊叹,但也令人悲凉。凭借政治权势获得了如此难以计数的家产,究竟该用于何处,难道就只是处心积虑地设计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族吗?这样的境界,只像是个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哪里还有什么“忧国忧民”的政治家风范?在中国政坛活跃了几十年的宋氏家族,离开产生它的民族和国家,只能显得如此单薄无根!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牢牢联系在一起,同生共荣,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它存在的意义吧。

  4.不只攒钱,还会赚钱

  宋美龄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对美国最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又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作,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在美国投巨资于石油、天然气产业,所获利息有多大,现在尚无人知晓。

  1984年中,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报导说:“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投资五百万美元,与德克萨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签订契约,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一座石油天然气……”消息传出后,曾使各方震动。事后证明,这是孔令杰以姨妈的名义,“以广招徕”大生意而为。虽然宋美龄本人没有参与这笔生意,但孔令杰想到打她的招牌,无疑是因为宋美龄在石油、天然气领域还是有一定名头的。何况,孔、宋本就是一家。

  由此看来,专心致力于商场,也是宋美龄被迫退出政治领域的无奈选择。先前从政的经历,使她的经营活动方面无形中有一种优越条件,比别人更易成功。看来,她一直追逐的“权”不但给她带来了“名”,也给她带来了“利”。得到“权”的辅助,“钱” 无疑会来得更迅速。事实上,整个宋氏家族之崛起并影响近一个世纪也是源于蒋宋联姻的结果。“钱”与“权”的结合更加明显:若是没有蒋家王朝的政治支持,宋家孔家怎么可能“积聚了堪称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即使在蒋介石去世后的时代,宋美龄实际上还在利用着以往的权力给她带来的巨大利润,在她那里,“权”成了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

  以往人们评论“蒋宋联姻”,往往认为是政治联姻,实际上,它也是为了经济目的的联姻,蒋介石固然是利用了宋家的财力,宋家又何尝没有利用蒋介石的权势来加速、加大聚敛的速度与程度呢?这实在是一笔双方互利的好买卖。

  在“蒋家王朝”结束了的年代,宋美龄已失去政治影响力,只能用商场经营来维持昔日的奢华生活,比起当年“名利双收”的风光,自然是要黯淡得多了。

  四、九十多个皮箱

  1990年9月21日,一架“华航”专机静候在台北松山机场,这架飞机是送宋美龄赴美的“总统”座机。当时台北的《时代周刊》关于此一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

  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季,宋美龄女士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1,都装了什么?

  这幕发生于9月21日(中秋节前夕)上午10时18分,台北松山军用机场的挥别场景,恐怕是这位九十一岁高龄的蒋家女主人,一个历史性镜头。

  蒋夫人究竟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据华航人员透露,老夫人这次共有九十余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内装着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杂物等,其中,还有一箱燕窝和月饼。

  蒋夫人雅好艺术与绘画,据信,她离开台湾,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画也应有一大部分随行托运,加上老夫人十分念旧,一些容易搬动的旧式精巧木雕家具,可能也经妥慎包装后,随机运往美国邸宅。

  这架载送来美龄的专机,是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机场的。

  飞到了台北之后,机组人员就忙着装运行李,包括宋美龄的物品在内的行李,足足有100余箱之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员的私人物品,但是,不少是宋美龄的行李。

  隔天,台北就有报纸以嘲讽的语气说:香港有97大限,台北有97大件。

  关于这叨多个皮箱内的东西,报纸上只是作了如上的简介,这箱子里的“字画”、 “衣料”、“日用器物”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先说说她的“字画”、“古董”吧,其中有不少是原“故宫博物院”的东西。说起故宫宝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根据张静江的建议,蒋介石就执行了“疏散”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收集在故宫博物院宝藏的长远计划,他先是让人把这些瑰宝从北京运往南京。在后来日本人长驱直入的时候,蒋介石的代理人把艺术品装进数以万计的条板箱运往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以及共产党人手中。”这些艺术品最后被运到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在这期间,这些杰作中有许多失落到海外有钱的鉴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焦虑地揣测这件事,但是由于有20多年的时间,这些瑰宝到处移动,因而无法肯定地说失落了什么东西以及失落了多少。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前,有将近25万件绘画、瓷器、玉器和青铜器最后被运往台北。

  当初在大陆时期,故宫一共有三个处,包括了书画处、器物处、礼仪品处等。撤离大陆的过程中,管礼仪品处的官员投奔共产党去了,所以,到台湾的只有两个处的古物,可是,这些古物的数量已经叫人胜日结舌,叹为观止了。

  宋美龄于1950年元月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管理编号列还没来得及健全,更谈不上完善。有许多都还是从大陆刚运到台湾,连箱子都未拆封,有些则是很零乱地堆放在台中雾峰一间设备简陋的库房里。

  据宋美龄的老随从说,宋美龄刚回台湾来的时候,大概三天两头就往台中跑,但,宋美龄的主要兴趣还不在古董上,她一直对中国的古画有浓厚兴趣,而且当时正开始以学习国画来修身养性,消磨时光,所以她到台中的主要目的是看画,而以她的地位和权势,当然要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保管员一批接一批地把库中的古画搬出来,毫无保留地供宋美龄观赏。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鉴赏古物的设备比较简陋,还是保管的人对宋美龄刻意“优待”,宋美龄观赏古画的时候,居然可以完全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触摸古字画,和现在古物鉴赏专业人员鉴赏古物时,全副武装,慎重其事的样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许是受了这些“真迹”的熏陶和浸染吧,宋美龄的画技,进展神速,很快就敢挂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对外炫耀了。

  当然,从后期士林宫邸摆设的一些古玩来看,宋美龄和蒋介石对古玩的爱好,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的。宋美龄在台湾时期,特别是蒋介石掌权时代,喜欢逢迎拍马的大有人在,那些王公巨贾,出手阔绰,动辄以家族收藏的古董相赠,这也是常有的事。

  例如,有一回,宋美龄到林太太家串门子(林太太是清末名臣富商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两人在聊天的时候,宋美龄忽然看到林太太家客厅里摆着一对明代磁瓶,觉得很喜欢,左右端详了一阵子,林太太见状,在宋美龄告辞之后,就吩咐家里佣人,立刻把那对磁瓶包装好,隔天马上差人送到士林宫邸。虽然来美龄从没向人开口要过东西,可是,基于友谊,或是基于利害,许多人都心甘情愿送她喜欢的东西,大家皆大欢喜,这也是威权时代,权力泛化的一种表现吧。

  类似的馈赠,不限于本岛下属,一些和台湾友好的国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送来稀世珍品,而一些向以蒋氏夫妇马首是瞻的官家人,更是以送礼为能事,下面是一位官邸人员的回忆:

  不管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拥有过什么样的财富,以我的观察,即使是在台湾时期,以 “第一夫人”的身份,由于海内外的众多友人的私下馈赠,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拥有的财富,可说相当可现。

  2.怎么来的?

  宋美龄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身的积攒之外,就是岛内外人士们自动赠与。古代进贡给皇帝,主要是选择重要节庆,或是新春,或是皇帝生辰,而当年岛内外人士对蒋介石夫妇的“进贡”,基本上也是选择蒋介石、宋美龄过生日的时候,作为取悦他们的一个手段。

  原则上,只要是蒋介石生日,前夕照例是由一些部属或者是官太太,为蒋介石作先期的祝寿。一般,通知相关的官太太,在特定日期来官邸,为某事庆贺。

  宋美龄很重视排场,以蒋介石诞辰为例,早在生日前好几个礼拜,她就已经通知官邸内部工作人员,安排好多少人的份数,再布置妥当餐桌上的食品、饮料。

  在菜色方面,庆典时节以中菜西吃为原则。餐桌的摆置,更是大有学问。宋美龄照例是要官邸内务科的人,特别是两个负责开饭的人员,先在祝寿餐桌的桌面上,用染上五颜六色的米,排出一些祝寿的字形,然后再开始摆餐具。

  为了让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官邸还将那两位负责开饭的人员,送到相关的单位去受训,受了训以后,不管是摆设餐桌,还是设计一些花样,都可以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喜气,增添节日的气氛。

  除了餐桌和吃饭聚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还要负责安排寿堂,让蒋介石家属可以有拜寿的地方,而在官邸大门外侧,也设一个寿堂,供外界来宾,比如说各级政府官员来拜寿。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有点陈腐,可是,那时大家却习以为常,当时那样的环境,只要想官场上生存的人,谁敢不去奉承?所以,只要是遇到蒋介石华诞或夫人生日,大家都唯恐落在别人后面,有失颜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礼品,更是不可免。那时,当“台湾省主席”的人,大概是最好“表现”的一个官员,理由无他,就是因为台湾省有一个台湾独一无二的烟酒公卖局。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也负有一个任务,便是每逢每年阳历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日那天,前夕,就有装运寿烟寿酒的卡车一车一车地开到士林宫邸来,这些都是当时上好的烟酒制品,当“省主席”的人当然希望利用这种机会,大大表现一番。

  真正给蒋介石夫妇的贡品,比较高贵的还是海外华侨和外国元首送来的一些名贵礼品。

  当年,国际间还没有什么野生动植物和环境保护,部分从东南亚到台湾的华侨,为了讨好蒋介石,常常带回来诸如象牙和名贵雕刻品、装饰品的礼物,向蒋介石祝寿。

  甚至还有些地区的代表团成员,送的是当地出产的熊掌和各式古董珍玩,令人瞠目结舌。这些“亲台华侨”,只要蒋介石生日一到,常常某某祝寿团或某某致敬团的名义,组团回台湾,向蒋介石拜寿。当然,人愈多,礼品也就愈丰富。

  有一回,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来台湾访问,送给宋美龄的是一条相当贵重的用一粒粒钻石镶成的钻石项链。宋美龄倒是没有佩戴这条项链,因为她觉得这过份耀眼,也显得俗气,而是将它据为己有,收藏了起来。

  费瑟送给蒋介石的,是一把镶着钻石的宝剑。那把宝剑也是一件稀世珍品,但是,这位国王根本不把这些宝物放在眼里,因为,当年以他们的石油产量,这些宝贝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

  蒋介石夫妇接受了费瑟的重礼,连跟在费瑟国王身边的一些台湾的高级工作人员,阿拉伯方面也送了礼。那次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访,像“外交部”的高级接待人员,例如随从武官、随从的事务人员、荣誉事务长等人,国王王室的人都送每人一块表。这表是由瑞士专门的珠宝行加工订做的金表,价格不菲。

  各界送给蒋介石夫妇的礼物,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总统府”第三局还有专人负责清点礼品,并且将其汇编造册,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给蒋介石看。

  以蒋介石的华诞为例,蒋介石每逢他的华诞前后,照例会到“总统府”陈列各界礼品的大礼堂,亲自“点收”这些数额庞大的礼物。“总统府”都会把礼品整整齐齐摆放在大礼堂。

  由于官邸堆积的礼物实在太多了,东西一多就不会去太珍惜,这是人之常情。有一位从日本来的亲台人士,在一年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送了一盆非常名贵的盆景到台北,给蒋介石祝寿。那只盆景据说价值数百万元台币,可是,蒋介石在他华诞前后,不过看了那盆盆景几眼,就差人把那盆盆景移走。后来,官邸工作人员觉得这盆景很好看,就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培养一阵子,隔年再拿出来摆设。

  在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各界并不把宋美龄的生日当作很隆重的事情来办,毕竟那时还是以蒋介石为主。但是,宋美龄也不以为件,毕竟,蒋介石的寿辰就等于是宋美龄的喜事。

  某一年,为了庆祝宋美龄的生日,蒋介石特地为士林园艺试验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新品种兰花,命名为“美龄兰”。因为宋美龄非常喜爱兰花,因而,她对于美龄兰的命名感到十分的高兴。

  蒋介石晚年,每年只要是宋美龄的生日,就会要园艺试验所邀集各地的兰花业者,来试验所开一个兰花展览,算是庆祝宋美龄寿诞的活动。

  从以上的回忆,我们不难想像士林官邸中赠品堆积如山的情况,这当然是宋美龄的行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谈到,宋美龄的晚年时,为了对来访者表示恭维:

  她身边老是带着一些昂贵的小礼物——银盒子、银盘子、镶有珍珠翡翠的小抽木匣子。在为数众多然而看不到的人员帮助下,事先在这些纪念品上面刻了一个人的名字和谜一般的简短祝词。这一切足以在西方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东方人的这种已结人的小玩意。

  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早年一些知名不知名的人送给她的赠品。

  行李中的“衣料”也有不少是别人赠送的。士林宫邸有间小屋,里头堆了好几口大皮箱,这些超大尺寸的皮箱,全是用来放置别人送给宋美龄的布匹专用的,里头绫罗绸缎,应有尽有。这些布匹,大多数是动都未动过的,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存放在里头的布匹都是最名贵的,可是,宋美龄早就见得多了,根本不以为意,一大半以上的布匹,从一开始,就一直摆在那儿,因为,宋美龄实在用不了那么多,而且,名贵的她不一定就都喜欢,所以多少年来,许多贵重的衣料就被尘封在官邸的那间小屋里,始终得不到这位“第一夫人”的垂青。

  宋美龄的旗袍是出名的多的,在士林官邸,有数不清的壁橱,都是供宋美龄存放旗袍的地方。这与蒋介石的审美标准有关,他认为女人的衣服最美的就是旗袍,不然就是一般老式的长裙子,那种长度必须长过膝盖的裙子,只要露出腿,蒋介石就有意见。除了不喜欢女人穿短裙,他也讨厌女人穿长裤,他觉得穿长裤的女人,没有女人味。

  受蒋介石这种观念影响,宋美龄很少穿长裤,在她的卧房里,有两个衣橱是挂着较好的旗袍,例如她穿的黑丝绒的旗袍就放在那里面。还有另一个橱是存放一般性衣服的。衣橱多,里面的衣服亦是不尽其数,但是,宋美龄喜爱的衣服,老是只有那几件,衣橱里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衣服,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的,或是只穿了一二次,就被永远“冷藏”在衣橱里面的。

  这大概是女人的通病吧,不管拥有多少衣服,她还是会觉得没有可穿的衣服。据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拥有上千双皮鞋,以供不同场合、搭配不同衣服穿,想来,她亦不可能每双都常穿的,大部分还是会被常年打入冷宫。如此注重衣著,因是作为 “第一夫人”,衣着打扮,举手投足都事关“国体”,但这样做未免过于奢侈。在宋美龄的行李中,有一箱是“燕窝和月饼”,这是真是假?无人查证。

  即使如上面所述的行李中确是如许物品,其价值也不菲。宋美龄“迷财”,或者说是个“财迷”,究竟财富有多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大概永远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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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按政策办 - 来自《沧浪之水》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马厅长汇报了,只是把最后的部分修改了一下。我随即建议他在离任之后作最后一次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   这天人事处贾处长来到厅长办公室,说:“池厅长,有件事要请示一下。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今年以为形势变了,都准备报职称,一窝蜂都来了,池厅长您看?”我说:“有多少人?”他说:“除了退休的吧,还有几个调走了,剩下三十多个。”我说:“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他马上说:“是的,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您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去看看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 来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攒的人群中,看到了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迳直朝他走去。雷阳回避了。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去看看 

第14章 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在1888年“经济圈”的一次会议上,威斯蒂德宣读了“一本书的最后几页,这本书是他们聚会的第一个成果,不久即以(经济科学入门)出版了。”威斯蒂德把此书献给亨利·瑞米和伊丽莎白·比顿,以及“报着极大热情参与讨论此书所提出的各项原理的朋友们”,作为“他们襄助的第一个成果”。“经济圈”的这个成果,是继杰文斯《理论》于1871年问世后在英国以一本书的篇幅对边际效用思想的首次系统的解说。   在该书序中,威斯蒂德主要依据杰文斯的《理论》和《通信和日记》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作了一个历史的叙述。他在杰文斯之外和……去看看 

第十一章 工作者与胜利者 - 来自《通向事业高峰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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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卫莫斯科 - 来自《朱可夫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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