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乌市友谊街5号

 《林彪坠机真相》

  “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抵达驻蒙古使馆

  列车在二连足足停了两个半小时,从北面开过来一辆柴油机车,鸣叫几声,咣当一下挂上了这一串旅客车厢。列车就要过境了。我是第一次出国,在即将离开国门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似乎是对家园的恋念和对前途未卜的茫然,两种混杂的感情在回绕。

  列车徐徐开动,我瞅着窗外铁路旁即将越过的界桩。虽然列车速度很慢,那一米多高上面标着国徽和红色数字的界桩却一闪而过,没有看清是多少号界桩。列车员过来告诉我,那是357号界桩,二连到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是十公里。我注意到蒙方地面上没有迥然不同的变化,是同二连那边一样的起伏不平的沙丘,然而这已是异国的土地了。25分钟后,列车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车站——扎门乌德。

  列车停稳,我挪近房间门坐着,拿出护照和黄皮书(检疫证)。走过来三个蒙古人,第一个穿军装,向我敬了个礼,拿起护照翻开看着,并指着内页向第二个穿蓝色制服的咕噜了一句,就把护照还给我。我把黄皮书递给第二个人,他摇了摇头,意思是用不着看了。第三个穿黑色西装,带着笑容探头瞅了瞅房间,就跟上前面两人去别的房间了。

  在扎门乌德,列车停站一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这个车站比二连荒凉多了,孤零零的两层站房,两根立柱撑着两面坡的屋顶,除了样式别致和大门旁的雕塑马之外,就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了。从车上下去十几个中国人,穿着蓝色或草绿色带栽绒领子的棉大衣,肩上挎着、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跟在蒙方海关人员后面走进候车室。列车员说这是一些华侨,他们的行李本来应当同别的旅客一样在车内检查,但蒙方海关人员偏要带进站房检查,便于他们没收“违禁”物品。我刚进入蒙古境内,就看到蒙方对华侨的某些歧视,印象非常深刻。

  列车终于开动了,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就飞跑起来。车比在我国境内跑得快,可能是柴油机车马力比较大的缘故吧,但路基不怎么好,车体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晃动。太阳已开始西沉,沙漠不见了,接下来的是一望无际有些幽暗的戈壁滩。这是五百华里大漠的北半部,蒙方把它划为三个省:南戈壁、东戈壁、中戈壁,加在一起比我国境内的戈壁滩更大,也更荒凉。处身在这大戈壁之中,使人有寂寞凄然之感。我不禁想起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炯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实际上,眼前这片大戈壁,也曾经是古战场,但它既没有河也没有山,看不到一只鸟兽,比李华当年描写的古战场更为凄凉。“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吊》文中这三句话,叹息古代征战兴衰交替,令人不胜感慨系之,如果再添一句“将现代欤”,不是也很贴切吗?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鸡。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国公安部派定了法医,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顾中国使馆的抗议,迅即开庭判了窦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内还不准使馆去人探视。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是蒙方对其留学生被判刑的报复。

  听了老姜和小毛的介绍,使我对中蒙关系的现状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

  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中午饭后,老姜陪我在院中散步。我把那张载有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报纸,交给公务员转送张大使。我向老姜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概,问他张大使干吗要看这张报纸。老姜说,使馆订阅的国内报纸,要十多天后才能来,因而大家每天晚上要听国内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张大使是“老外交”,很重视调研工作,对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关心。但是电台广播不可能把长文章字字播放,所以还得看报纸。我想,张大使等不得报纸从国内寄来,就索看这篇文章,除了关心国内形势,可能还预感到些什么。

  新年将到,张大使指示要我尽快开始拜会蒙方有关人士,争取年前要见到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便于日后开展工作。老姜同小乌一起,拟出了一张二十多名对象的拜会名单,经大使同意后,办公室打印照会,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过了一个多星期,礼宾司12月25日复照同意拜会名单中的十八人,并首先安排拜会三司司长。小乌讲,蒙方安排拜会时间比较快,拜会的人也较多,这是相当友好的表示。小乌告诉我,蒙古外交部三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现任司长是礼宾司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的丈夫,图门同中国使馆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友好。

  蒙古外交部地处市中心政府大厦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广场和一条马路,是个三层楼房建筑。外交部内设将近十个司,中国使馆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有礼宾司、领事司、亚洲司(也称地区二司,一司为欧洲司)和对外文化联络司(也称三司)。蒙古的建交国有五十多个,但在乌兰巴托设使馆的仅有十一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法国一家。

  12月28日,离过年还有三天,小毛陪同我拜会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奥尔索。在外交部楼一层一个小型会客室见到这位司长,他是个细高个,穿着一套合身的带条纹灰西服,与我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严谨的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双方寒暄后在沙发上坐下。他问我:

  “秘书同志,过去您在哪里工作?”

  “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到文委以前在山东做过政府工作,还当过教员。”我回答。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协助各国在我国的文化官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三司的责任。今年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执行得很好,都已如期实现了。”

  “的确执行得不错,这也是您司长的一份贡献。不过,还有一项我们驻蒙文化官员访问科布多省,似乎也应在今年之内。”这是小乌特意让我催问的。

  “是的,是的,这件事我们尽快安排。秘书同志,您都有些什么喜好呢?”

  “我喜欢文学和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历史名人非常敬仰,比如对蒙古人民的祖先、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我就很崇拜。”

  “啊,啊,我们蒙古现代也有许多名人,例如著名作家达木丁苏伦,文学泰斗仁亲教授。”

  “我听说过,希望今后能够见到他们。”

  双方又谈了谈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闲话,彼此还互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告辞了。

  回馆的路上,小毛提醒我以后同蒙古官方人士接触时别提成吉思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提出在首都开纪念大会,在肯特省建大型纪念碑,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在苏联的干预下,把这个中央书记给撤了,还打成反党民族主义集团的头子。我不禁想到,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国,其中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五十年,那时俄罗斯人在小孩哭闹时就说成吉思汗来了,吓得小孩不敢出声。当时是为了制服小孩的啼哭,今天则是制服蒙古领导集团中的不同声音,真是可悲。

  拜会在1966年新年前后继续进行。在拜会接触中,蒙古文化界人士尽管他们的党中央跟随苏联反华,声调日渐高涨,而且已开始扩展到国家关系中,但在同我交谈时,没有一个人借端挑衅。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拜会完蒙方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蒙中友协主席、人民军事务部外事处长等朋友。蒙古朋友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美协主席楚勒特木和音协主席贡其格苏姆拉给我的印象尤深。我感到这种情谊是历史上天长日久的积累,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蒙古无私援助的深刻影响,人心的向背是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楚勒特木的画风深受中国画影响,他特别敬仰我国名画家徐悲鸿。第二次见面时,我送他一幅荣宝斋水印徐悲鸿的《雄鸡引吭长鸣》条幅,他特别喜欢,但不知题词内容是什么,表现有些担心。我给他解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字的历史背景,他若有所悟地不住点头。我同贡其格苏姆拉只见过一面,因为我不懂音乐,没有多少话题好谈。1967年6月,我国氢弹爆炸之后,小毛给他送使馆公报,他问小毛有什么新闻,小毛讲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贡其格苏姆拉听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绝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态,表明不仅是由衷地赞扬中国,且系有所指而发,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之后,苏联报刊宣称,中国可以制造十万吨级的原子弹,但其技术水平造不出一百万吨级的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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