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流浪到达黄浦江畔时已是尽头

 《文革流浪》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沿着漫长铁道线向东南流浪的最终目的地是上海,正是这座曾名扬世界的远东都市,给了我一种朦胧的甚至不切实际的希望,诱使我不顾山高水远袖短手长,从红褐色的大巴山山地,走向那清秀碧润的江南。这也是一个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知识青年的无奈之举,只把原本虚幻的东西当做真实来想象,从中获得某些自己才能品出的安慰罢了。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哀告无门的时候,常会突发奇想举动反常。我以数千里的流浪,竟为去求证一个幻想。这也只有荒唐年代的狂热青年才干得出来。

  简单地说去上海是为了见一位端庄、纯朴的女孩,在这之前我同她和她的伙伴的接触,仅是从上海一起搭乘挤满红卫兵的列车到重庆,再陪他们参观了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就在朝天门码头分手了。因为热血少年们以为文化大革命会一次接一次地搞,相约要在伟大首都天安门广场高举红旗会师,所以留下了地址。后来雄心勃勃的革命小将们作鸟兽散,大多到广阔天地滚泥巴炼红心去了。但出身地道码头工人家庭的她,留在了上海有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我和她通信不多,她的每封信都使我感受到一种同学、朋友、姐姐般的温暖,想向她靠拢也想她伸出手来拉自己一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年轻人来说倒没什么,咬牙还可以挺过去,然而无尽的精神空虚给我们的痛苦和压力实在太大,干瘦的身躯几乎难以承受。完全可以想见,那种冷峻岁月里能收到一位远在上海的姑娘的来信,哪怕只是平淡的问候也是莫大的慰藉呀,由此想入非非也可以理解。

  她在信里说过我有机会的话就去上海玩,那也许是应酬话的召唤却像种子落入我干枯的心田,奇迹般地抽出了纤细的绿树。我居然敢把那棵小树当拐杖沿着钢蓝色的铁路向上海的方向流浪。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此番东南之行毫无希望,而不走这么一趟也许又会造成终身遗憾,如果流浪真是我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就流浪吧,我的顽强个性使我别无选择。

  沿途我都给她去了简短信件,报告自己的行踪,其它遭遇只字不提。离开杭州的前一晚,我独自去邮局拍了电报,说明我们抵达上海的车次时间。这虽有点强迫一个关系普通的朋友,接受两个流浪而来的远方朋友之嫌,但我去上海不靠她帮助难道带着妹妹流落街头吗?我接不到她的回信,这倒减轻了不少心理负担,如果她在信里委婉表示一下自己的难处,那我们的东南之行就只有嘎然而止,又要流浪到什么方向,我一片茫然。

  绿色的沪杭列车穿过富庶秀丽的江南大地,于1972年7月26日18点48分正点抵达上海北站,那些带殖民色彩的楼群离我愈近,我内心便又激动又慌乱,想她接到我的电报又想她接不到那份电报。两个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带着亲友捐助的一点可怜巴巴的旅费,到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上海来干什么?列车停稳,人流快速涌上月台,我和雅儿提着简单行李,走在旅客们的最后,心里盘算着如果她不来接站,我们今夜又只好在火车站候车厅度过了。

  北站出口处围了许多迎接亲友的人,不时传来相见后惊喜的叫声。那样的欢悦之音对经过漫长旅行到达目的地的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听得我全身都颤抖起来。七八个衣着华丽的海外归侨,吵嚷着要出租汽车送他们去有名的国际饭店,其中一个肥胖妇人穿着花染鲜艳的旗袍,金耳环金手镯在夕辉映照下熠熠闪光,她身边的瘦长青年蓄着带长鬓角的大披头,喇叭长裤紧身短衫一身洋气。这种有“高等”标记的华人,和我们这些流浪而来的知青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雅儿好奇地望着他们像看某部电影里的一幕。车站工作人员总算叫来几部小车,把一群神气活现的高等华人送走了。出口处人少了,我的心也空荡荡的,想叫也不是,想走也不是。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从旁边一片灰色阴影里走出一位面影熟悉的短发姑娘,她看见我扬扬手小跑了过来。是她!她收到电报专程到北站来接远方的朋友了。四目相对,轻唤一下名字,彼此会心地笑了。雅儿欢叫一声,跑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我把妹妹介绍给她,她眼里闪着温和的柔光。上海,用这样的方式接待两个大巴山来的流浪知青,已是最好的了。

  浦东蓉成路一座红砖灰瓦的居民楼房,成了我们得以临时栖身的家。她的父母都是忠厚、爽直、硬朗的北方人,打鱼出身老家在天津塘沽。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普通工人家庭,家里除了穿衣吃饭可以维持之外,并没有什么高档物件。她的几个正读书的弟弟妹妹,天生好客,一见我们就很亲热,门口还围着一大群对四川人好奇的小朋友。用伊呀侬的上海话议论着。为我们接风洗尘的饭菜早准备好了,她全家带北方风格的热情,使我把什么担忧都抛在脑后了。

  她母亲是个很细心的女人,吃饭时老给我和雅儿夹菜,说那种鱼我们在内地山区肯定没有吃过。饭后悄悄把我叫到里面房间,从一只小木箱里取出布票、工业卷什么的,带着诡秘的微笑压低嗓门说:你们内地人就喜欢上海货,可没有上海的票证买不到好东西,拿去买点什么吧。手捧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我向慈爱的老人连声道谢,然而囊中羞涩的我连旅费也困难,哪有钱去买上海货呀。

  她安排雅儿跟她住,我则和她父亲往一个房间,原本不太宽敞的住房突然又添了两个人,有些拥挤了。我内心不安,她一家人却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我们。上海历来就是善于管理的城市,那些代表政权的各级管理机构运转严格精细,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她怕我产生误解,把我叫到外面小心翼翼地说:上海有规定,任何人家里不管来什么客人,都得到附近公安部门办个临时户口,不办不但会惹麻烦,说不定在码头工作的她也要受影响呢。讲政治是上海的传统,它严肃起来确实令人望而生畏。我同意跟她去办有关手续,两个外省青年的到来,已在附近几座楼房里的居民中传开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已在某些治安积极分子的监控之中,与其让戴红袖套的人员登门查询,不如早点寻求“合法”。

  夜幕缓缓降临,淡蓝的天空飞起了细雨,上海有了一股爽快的清凉。我找出那张皱巴巴的公社介绍信,和她一道去离蓉城路不远的崂山派出所,那年头跟警察打交道没啥好事,我们的情绪不免有些压抑和沉郁。几个警察正在下象棋,对垒者把棋子摔得啪啪直响,我们进去没人抬头望上一眼。一位自称是副所长的宽脸麻子,听她细声细气地说明来意,然后不耐烦地盘问我家在哪儿干啥工作从什么地方来上海,跟她是什么关系,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翻着刺人的眼白听,还没听完就下了定义:四川知青,你们的手续不合呢,按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办法,我不能给你们办临时户口。对他的简单武断我虽气愤,却只有不露声色,弄僵了会遭这伙人逐出上海呢。她虽然很不高兴,却不得不陪着笑脸,拿出户口册和工作证,对麻脸说:所长,他们真是我的亲戚,早想到革命生产形势一派大好的上海来看看啦。出了任何问题,我来担保吧。哼,那所长扫她一眼,发出一声阴冷狞笑,真出了问题,你可得负全责呀。这时有警察在叫:所长,该你来啦!看来麻脸也是个象棋迷,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印有“临时户口”黑字的纸片,丢给她:你填好拿回去吧,有什么事随时向居委会汇报。她舒口气,连连点头,并朝我使个眼色,我们快步离开了派出所。走到街上我对她说:两个知识青年来看看上海,该没有罪吧?她说这种事你别多想,就当解决了一个问题,能顺利过关就好。她的话有道理,我的心情轻松些了。回到她家,一直在等候消息的伯父高兴地笑了,原来他担心办不好临时户口,想招待他女儿的外省朋友也不敢了。

  在上海的第一夜,我失眠了。觉得自己带着妹妹贸然到上海投奔她,虽说不想呆太多时间,可一来就给她一家添麻烦和不安了。上海从来不是属于我们的。五年前的大串连使我第一次认识了这座大城市,只觉得它是电影和小说里的城市,离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山地的青年极其遥远。我怀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为一个并不现实的梦幻,竟用流浪的方式再次来到这儿。雅儿并不知道我为啥要不顾一切来上海,见到她似乎明白了什么,眸子里多了些忧愁和担心。

  我先认识的她哥哥。1967年寒冷的一月,中国大地猛刮革命风暴,因大串连云集红色首都的红卫兵们,在每个接待站都听到催促回到原地干革命的通知。我们拿到回四川的免费车票,犹豫着要不要就这样结束“长征”。到达北京站才知那儿另有天地,不少不愿马上回老家的红卫兵们在交换免费车票,于是我们马上换了几张去上海的票,并顺利登上南下的列车。车厢十分拥挤,我们靠已有的经验占领了几个座位。不一会儿有位佩北大校徽的青年来求助,希望我们让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他温文尔雅给我们一帮山里小子印象不错,每个人挪动一下他便有了座位。他高兴了,说他是上海人,我们这些四川人到了上海有啥难处找他帮忙。于是我有了第一个上海朋友。在上海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在四川中路医药大厦,他曾专门来看望过,又带他的妹妹来做导游,这样和她就认识了。当我们这批游串了大半个中国的四川学生,要乘火车返回巴山蜀水的时候,他向我们提了个要求,说他妹妹和几个同学,从小向往小说《红岩》中讲述的革命之地,要我用返川免票带他们去开开眼界。几个月的闯荡我已有应付此类事情的经验,没多想就答应了,很气派地带着大家去了上海北站。孰料精明的上海人搞了一个控制串连人员乱流的大办法,你有免票就要会讲指定到达地的方言,过不了关就会扣下。于是我又临时教他们讲四川话,几个上海少男少女边学边笑,勉强学了几句川话就硬着头皮去闯关。开初那些戴红袖套的把关大员很严肃地一一查问,稍有疑问便扣下,但离开车时间近了,大家乱冲乱涌几个盘查大员抵挡不住,我们也趁机上车,几个上海小阿拉兴奋极了,操着生硬的川腔大叫:好安逸,去重庆喽!——

  从一开始她对我印象不错,四川之行使我们成了朋友。

  几年之后我们天各一方,一个当知青,一个做工人。生活的变化,也会带来人其它方面的变化。到了上海,住入她家,彼此看似近了,我反倒觉得比原先远了。

  她怎样想,我不知道。我彻底失眠,她也不会睡得安稳。也许对上海感觉新鲜的雅儿要跟她说许多话,那些漫无边际天真纯朴的话或许有缓解的作用,使我们之间那根绷紧的弦松弛下来。

  淡白的曙光在窗外飘浮,我望着它合上极度困乏的双眼,沉入了一片淡白的梦境。

  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疲惫,以及对严峻上海的失望,我在她家那张北方式的木板床上躺了两天,或沉沉入睡或闭目浮想,每次被叫起来吃饭也匆匆草草的,虽然她母亲已是在尽一个主人的最大努力,鱼和肉每餐都有的。她似乎也感觉到了些什么,眼里有时也泛起淡淡的忧郁,但她常带笑语,牵动雅儿和弟妹们的情绪,使家里的气氛轻松愉快。她每周六天要去码头上班的,装卸工的工作,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算是较重的体力劳动,但和知青们相比又是幸运的了。

  既然来了上海,总得要看看这座名声很大的城市,初识它那年几乎是一来就被卷入红色狂潮之中,除了依稀记得一些著名大楼的影子,它的全貌到底是啥样儿根本不知。第三天傍晚,我和雅儿研究了一张半旧的上海市区地图之后,初步拟定了认识它的计划。从她家步行到黄浦江边,观望对岸一排装饰有霓虹灯的造型特别颇为熟悉的大厦,那一片就是著名的外滩。大江呈暗蓝色,岸上投下的灯光随着波涛涌动,一团团一堆堆黑色影物是停泊江心的船只。

  往来浦西浦东的渡船很繁忙,乘客多是上班或做工的男女,他们大都疲倦沉默只想早点回家。这些人也许不知道,他们生活工作在上海已让人羡慕了,我们这些在天南地北荒野山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能在小城镇有个户口有份工作就很感幸福的啦。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商业人员队伍全在上海,而上海的知青又在全国各地散布最广,所以让人羡慕的上海人活得也不轻松啊。

  曾听说过外滩是恋人情侣们的乐园,并已成为上海夜间一景,不少外地人来上海一为购物二为看看在那个年代最热情最大胆的青年男女们。沿江的水泥护栏边和附近的石凳上,果然或坐着或站着一对对谈情说爱的男女,他们一对挨一对仿佛咫尺之间就是他们占据的一片天地,亲吻、拥抱。调笑、撒娇简直旁若无人,有的更放肆就那么紧紧纠缠着热吻着抚摸着两人仿佛融为了一体。我们这些旁观者,倒觉得面红心跳极不自然,明明想看想听却要作出路过此地不看不听的样子。实际情况是,围观的人比恋爱者还多,有人还在评头品足说某男某女配与不配。我的好奇心得到一点满足之后,望着那些正值青春年华便能约会外滩相亲相爱的男女,内心深处的伤感就如水一般波动起来。像我这样看不到任何前途的知青,也等于没了恋爱的权利,不能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带来幸福,我怎能说出那个庄严神圣带着责任感的“爱”字呢?外滩是人家的乐园,与我这个来自大巴山的青年无关。

  我领着雅儿离开了那片“风景”,走到那座高大圆顶建筑物的对面,立刻想起了五年前那个飞雪的日子,我们一群山区小城的红卫兵,混在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中间,看着那些狂热的家伙把那块象征权威的大吊牌摘下来狠狠砸烂,并有人纵火焚烧,耳边响着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仿佛旧世界已被砸烂,新世界已经诞生。有人架着电影摄影机在哗哗地拍摄,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山里娃在人群里胡蹦乱跳,以为能上电影镜头呢。……疯狂过后是沉寂,曾经“老子天下第一”的天兵天将们,从天上掉下地来,成了农民们的教育对象。我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苦干了整整三年,太劳累太苦闷才不知天高地厚地带妹妹出来流浪的。从狭小的山野到外面广阔世界来走一走看一看,再回到山沟沟的小黑屋里,也算有个光明的想处吧?苦闷之时,就想想流浪路上受的委屈,也会有点意思的。艰苦的生活中,能想点有意思的往事,倒也是一点安慰啊。

  从外滩回到浦东,还没走拢她家的楼房,就看见不少居民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什么。一辆中型吉普车停在空地里,有几个穿公安服装的人表情严肃地站着,不一会儿人群骚动,一个年轻人被两个戴红袖套的民兵抓了过来,并把他塞进车里。公安人员上车后,中吉普马上开走了。这时一群孩子冲着开远的车大叫:中吉普共军!——我正为此费解,她的小弟过来拉拉我的手,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说:告诉你吧,哪儿停着中吉普,哪儿就有坏人。我恍然大悟,中吉普是公安部门专门抓捕坏人歹徒的工具,孩子们爱热闹,学着电影《奇袭》里的一句台词:中吉普共军!又有含意又好玩。小弟是个活泼机灵的孩子,他特别喜欢和我们一道玩。她家全说普通话,只有他的上海话说得地道,有空雅儿就找这个小老师学几句上海话,什么东西叫啥名字呀,一首很好听却完全不懂的儿歌呀,两人都觉得有乐趣。

  雅儿要去南京路吵了几天了,我犹豫着迟迟不带她去,是担心她看到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要买,我又掏不出钱,多尴尬呀。捱不过去了,我只好跟妹妹约法三章,多看少买最好不买,就当逛一趟城市公园,不能为啥事跟哥哥斗气,那儿人太多走散了不好办。其实在花钱的问题上,雅儿比我还节约还懂事,我的约法三章有点多此一举。重游南京路感触良多,这条曾是十里洋场最繁华热闹的街道,至今也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商业要道。当我走入高档商店林立的大街,却没多少东西能让我激动起来,看到那些川流不息提着大包小包的人群,马上联想起我那些仍在川北山乡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知青朋友们,泞泥的田间小路,煤油灯下的漫漫寒夜,低沉伤感的歌声在竹楼茅屋上空飘散……生活是形形色色的,知青们的生活灰色抹得太多,和南京路上华美的色彩对照起来反差太大。

  尽管需要各种票证,上海的物品还是丰富的,我们无力购物,只有多看看一饱眼福。人是大街上生动的景物,在南京路上看人,是能长见识的。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妇抓住了我的目光,笔挺的瘦裤腿的灰下装,雪白的短袖衫高耸的乳房顶起一排漆黑醒目的英文字,再配上小花伞小提包,真是既洋又靓,散发出的女性魅力令人怦然心动。听说上海女人是不大去百货商店买衣服的,她们自己裁剪制作,花钱不多可打扮起来既时髦又漂亮。南京路上美丽风景的女人,大多数是本地人,她们有爱美的传统,即使在革命压倒一切的年头,也想方设法展示她们天生的和人工的美丽。

  大串连时我们一群浑小子来过南京路,当时最在意的是抢传单,一心想把革命风暴中心的战斗消息带回大巴山的小县城去。直到要返回重庆的前一天,才想起要买点上海货带回家去炫耀一下。在南京路上胡乱走一圈,给爱吃细面的母亲买了银丝挂面,再给顽皮的小弟弟买了一只会吐水的塑料鲸鱼。后来那只塑料鲸鱼被我玩腻了,在重庆到万县的船上和一个刚认识的小城同学换了一只会敲鼓的小熊。

  边走边回忆边心不在焉地回答雅儿的问题,肚子饿得呱呱叫了,才带妹妹进了一家打着“四川”招牌的小饭店。上海菜、苏州菜我们吃不习惯,尤其那种甜腻的味道太不合胃口了。坐下看菜单,横下心来要了一份青椒肉丝,雅儿一听有带辣的又有肉的菜吃,笑了。结果吃了一份标名青椒却一点不辣的四川菜,好在有些肉丝,合着米饭吃进了肚子。小饭店隔壁是书店,但我不敢进去买书,有人说旅途中买书是最笨的,花了钱书又只能看不能吃,要送人还嫌麻烦,岂不是自寻苦恼。

  南京路逛久了心理要变态的,我借口走累了带着雅儿返回浦东,她看了热闹很满足,往回走也没怨言。在渡轮上,我看见一位衣著考究的妙龄少女,倚着栏杆,乌黑的眸子望着微泛波浪的江水,俊秀白皙的面庞浮着一层浅浅淡淡的忧郁。那少女的忧郁之美,有撼动心魄之力,我被她吸引住了,不由为她着想:这么好看的女孩子,有什么忧愁呢?她对我根本视而不见,神色里还有那么一丝冷傲。渡船开到江心,一股江风吹来,我猛然省悟:这世界上,阔人有阔人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烦恼,美人有美人的忧愁,丑人有卫人的忧愁,一点不愁不恼的似乎没有吧?我自己的愁恼还想不完呢,何苦为个陌生少女自作多情。一声长鸣的汽笛,渡船靠拢浦东码头了。俊美少女挺胸昂首,面带喜色,方才的烦恼早已无影无踪。她下船的步姿挺美,招来不少人的注目。我不想跟在她身后,人家连看都没看你一眼,还为她想了那么多,岂不是好笑好气吗?

  回到她家我再不提逛什么南京路淮海路的事了,上海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大街跟我们没多少关系,看得越多苦恼越多,减少苦恼的法于就是少看不看。我在她的旧书堆里找出一本《唐诗一百首》,每天读几首背几首来遣散愁绪。雅儿则和小弟他们玩,又陪她母亲去市场买菜,时间倒也能混过去。她父亲是个退休在家的老船工,每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蚊子,把几个耀武扬威的蚊子“啪”地打死在白墙壁上,老人家就高兴了。他睡的一个老式木枕,硬梆梆的典型北方人的木枕。他介绍说睡这样的硬木枕好处很多,如我喜欢他专门为我找木头做一只。老人的耿直和硬朗,是我这个大巴山青年挺欣赏和敬重的,他身上有粗犷的北方气质,但在细柔的南方磋磨太久,他变得温和而寡言了。那只硬木枕,标志着他是永远属于北方的汉子。

  她多数时间在码头上班,回家常常很晚,站在放热水瓶的柜边泡一碗冷饭,就着咸菜吃一点充饥。见我没睡,就轻声问几句去哪儿玩了,我简单应答几句,她便笑一笑回房休息去了。大概我的事她都可从雅儿那里知道,所以我们要交谈的也不多。一天夜里她问我:你不是要去验光配镜的吗?太原路的五官科医院很有名的,你应去那儿看一看。我含糊道:哦,过几天再说吧。她似乎早知道我的窘况,直截了当说:你怕钱不够,我有啊。我默不作声,住她家吃她家已够麻烦的了,怎能伸手向她要钱?她端庄的颜面泛起一股柔美的光,把早准备好的十元钱放入我衬衣口袋里,轻声说:眼睛对你是挺重要的,好好去查一查视力,再到南京路配副好眼镜。你呀,爱读书又爱写文章,太费眼力啦,要注意才好呢。我垂着头不敢看她,也说不出任何感激之辞,只觉得有热乎乎的东西在眼眶里涌。

  第二天大清早,我赶去太原路很顺利找到了五官科医院,一个从小近视的青年能到中国第一流的医院做视力检查,真是太好了。我走进大门,看着那整洁华美的花园,色调柔和的楼房,心头的喜悦都满得要流出来了。因我来得比较早,大厅办理就诊手续的人不多,当我乐滋滋走去挂号,热乎乎的心却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原来我一个外地人根本没有在大上海大医院就诊和检查的资格。我怀着一丝希望,诚恳地向那位蓄着流行短发的胖女人,说明我来自几千里外的四川山区,视力太差影响了我的劳动和生活,花不少旅费来上海,却无法进医院就诊,太难过了。我不是跟她演什么戏,说话的时候嗓音真有些颤抖痛苦也溢于颜面。胖女人不耐烦打断我:别罗索啦,不行就是不行,上海有上海的规矩,你再说也没用。走吧,别影响我工作。人家不客气地下了驱逐令,我冲出那家专为五官患者治医的医院,连头也没回一下。也许我快成瞎子,那胖女人也会用 “规矩”把我拒于大门之外吧。上海啊,对人冷起来也够冷的了,那冷可以让你记一辈子。

  不知怎么的又到了南京路;我决定找家眼镜行随便查一查,配副勉强可用的眼镜便行了。好在这条洋马路上配眼镜的地方多,我先进了一家叫“东海”的店,一位中年人用几分钟给我看了看,便签了单子,标明我近视1000度,可以校正视力为0.5。这些年我的视力是衰退得厉害,对我是个痛苦。可戴上眼镜才能恢复到0.5的视力,也太低了吧?带着一点不甘心,我又去了“上海”眼镜行。一位师傅把我领人验光间,给我戴副铁镜架,然后用各种镜片试光,反复多次后给我一本小人书,让我到外面看一会儿。当他取下铁镜架,递给我一份验光单,我看见近视度数跟“东海”完全一样,而校正视力已是0.7,真有点怪呀?又不敢多嘴,拿着单子就赶快出了店门。

  这下我对前面两个店的验光都不敢全信了,只好又走入一家叫“人民”的眼镜行。验光者是位面容和蔼的老大爷,他很认真察看了我的两只眼球,连声叹气道:小伙子,你的眼睛复杂,小时候损坏太大了。这次配了眼镜要经常戴,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啊。他这几句话就赢得了我的信任,告诉他我是四川知青,从小生活在川北一座小县城。有一年去水库游泳不慎把眼镜掉了,回城急于配镜却遭一个只顾挣钱的奸商骗了,一下子长了300度,太气人了。老人说,是啊,小地方的眼镜商害了不少人,而那些不知真相的人还感谢他们呢。小伙子,知青都穷,我有个小儿子去了北大荒,常来信诉苦要这要那,每接一次信他妈都要哭一回。你来越上海不容易,我给你好好验一验吧。老人把我的眼睛研究许久,最后写下了一个近视900度,散光350度,校正可达1.2的单子。直到今天,这份验光单我还珍藏着,也记着一位上海老人对一个四川知青的真诚关心。在配镜柜台又发生了一件事,很负责的女服务员说我挑的镜架镜片都太差,尤其是镜片对我本来太坏的眼睛有损害,她居然坚决不同意我付款买走。当时我身上的钱,仅够买质量最差的眼镜,可又碍于脸面没法向她说明。这时,老验光师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轻声说:小伙子,把你口袋的钱全掏出来吧,不够我补。听他这么一说,女服务员不吭声了。当我把剩下的几块钱抓出来放在柜台上,老人拿出十块钱来指着最好的镜架镜片,笑着说:我们就给他配这一副吧,戴起来像个大学生呢。女服务员被老人感染了,飞快装配好眼镜反复替我调试,口里喃喃道:年轻人,这副好眼镜你小心戴啊,万一有损坏修补一下还好用,实在不行了寄信到我们这儿来,想办法给你再配一副,啊!……我心头涌热眼里泛潮,赶快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拿着那副眼镜冲到了人流熙攘的大街上。十年后我和新婚妻子再到上海,人民眼镜行的招牌和老验光师、女服务员都不见了,走进几家装修堂皇的眼镜商店,都觉似曾相识,于我有恩的是哪一家却分不清了。我一边自责,一边对上海好人表达发自内心的真切谢忱。

  她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昨天晚上我就听她和父母商量,要带我们兄妹去几个地方玩一玩,还自责地说只顾上班没尽到地主之谊呢。在朋友家里虽没有寄人篱下之感,但我是不好主动提什么要求的,一个原本不太富裕的工人家庭里,突然增加了两个要吃要喝的年轻人,这负担也重多了呀。好在她父母秉性厚朴,从不把我们当外人,人和心才安适下来。

  也许她想让我们轻松一下,领大家去了西郊动物园。这座在中国也算较大的动物园,有不少珍奇的飞禽走兽,偌大树木茂密的园林里游客不多。一座造型别致的象馆里,有一头新近从西双版纳运来的可爱小象,它是孩子们的新宠,围着它欢呼拍照的人很多。而另一个围栏里的一头老象没人理睬,它像一尊石头雕塑品立在那里,如果不是偶尔鼻子动一动的话,根本不知它是个活物。我从来不大喜欢动物园之类的游乐场所,那是人类最虚伪和残忍的“文明”之一,而且要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对动物们伪善的人道,真是祸害不浅哩。见我情绪不高,她提议回城去外滩,相信那儿对外省人始终有魅力的。刚走出动物园大门,就看见一辆辆披红挂绿的大卡车,上面站满了手捧花束腰系红绸的青年男女,在卡车前面是一长排豪华漂亮的小轿车。前面有人在议论,说是斯里兰卡的女总理班达拉赖克夫人从北京飞来上海,在沪的要人们前去机场欢迎。不知是谁起的头,公开谈论起王洪文的发迹史来了,说这个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居然钻到北京最高权力层去了。一个退休干部模样的人用讥讽口吻说他祖坟开了大口子,才那么官运亨通。有人小声说他和动物园斜对面上海舞蹈学校女演员的风流韵事,说他常在夜里开车到那儿去和演某部样板戏的女主角厮混,他那么年轻、显赫、威风,往跟前一站任何美女的双脚都会不由自主地发软。姓王的当什么高官跟我没啥关系,别看他仪表堂堂每次出现在报上我总看不顺眼,现在听上海老百姓真实议论很过瘤。忽地,谈话者嘎然而止,有几个穿军装的青年走了过来,上海是王洪文、张春桥之流的天下,还是少说为妙。不然一辆中吉普冲过来,跳出几个彪形大汉抓你上车,还不晓得咋回事呢。

  回到市区一股怀旧之情笼罩着我,对她说想去四川路与河南路交叉处,看看大串连时的驻扎地,十多层高的医药批发商店大楼。当看到那座高高矗立西洋风格的大楼,我不由睹物思人落下泪来。谁能料到当初一道从北京来上海的同学之中,已有人在故乡小城的残酷武斗中横遭枪击,埋在萋萋荒草里好几年了。她是见过刘的,想听我讲他不幸的故事,我们在大楼对面一处较宽的地方坐下来,我很快陷入了令人伤感的回忆之中。

  刘是我们城关民办中学同学中最活泼最精明的一个,他从小跟随做小生意的母亲,十多岁便能独自去两百里外的万县帮家里进货,有时因此缺课他也满不在乎。串连队里他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钱,但也尽可能不占同学的便宜。他有计划和远见性但也斤斤计较,是典型的商人个性。改革开放之后,商海波生浪起,我不止一次想到早逝的刘,他若在世一定是个大商人了。我们当时兴冲冲从北京到了上海,在接待站安排下住入了高楼大厦,也不觉得是在寒冷的冬季了,马上要去有名的南京路“革命”一番。不料刘突然变色大叫:糟了,我的衣服!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一套新衣服丢失在北京师大的住地了,当即决定要回去寻找。几元钱的布衣服,值得千里奔波去找回来吗?同学们觉得好笑,劝他不要北上,刘却毅然决然,大有不找回慈母之衣不肯回家的雄心壮志。我们只好送他去上海北站,他只带了五块钱从围栏跳进站去,很潇洒地向大家挥挥手,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几天之后,我们对刘的担忧一天比一天重了,万一他出了啥事,回学校真不好交待,为一套衣服居然又从上海去北京,岂不是神经质啊。那天我们在大楼下闲聊,忽听一声又熟悉又惊喜的大叫:我回来啦!刘风尘仆仆肩挎一个小布包出现了,他果真找回了那套母亲为他串连亲手缝制的新衣。我们围着他,听他讲述北上经过:在北站他爬上了一辆列车,满以为它一直可以把自己带到北京,可它到南京就不走了。于是他挤在站台的乘客里,找到一辆北上的快车,上车不久就碰上查票,他慌不择路躲进了锅炉房,关上门用身子死死抵住,可又被上煤工发现,叫来列车员恶狠狠把他逐下了车。深夜的徐州站冷得出奇,寒风呼呼刮着,雪花打在他脸上身上,穿得单薄的四川小子蜷缩在月台的货堆里,想爬上下一辆列车。一个查夜的老工人发现了他,心疼地把他领进小工棚,用炉火给他取暖还烤了热馒头为他充饥。当老人听了刘结结巴巴的讲述,老眼里满是泪水,抚着他的头说:孩子,为一件你母亲亲手做的衣服,竟然跑那么远也真少见哩……老人把烤馒头塞在刘手里,带他顶着风雪走上月台,送他上了即将驶离徐州的特快列车。……刘的死是很凄惨的,他参加的一支武斗队试图阻止全副武装死命突围的另一派,在不顾一切的武力冲突中复仇的子弹竟倾泻在还是少年的刘身上,……我讲不下去了,她和雅儿早已泪流满面,为不让过路人以为异样,用报纸遮掩着。

  我们走到淮海路,这是南京路之外上海最繁华的大街。雅儿要为她一个即将临产的知青朋友,买一套小孩衣服。她陪着雅儿去挑选,我则坐在商店门口沉思。一个不该出生的小生命,就要降临大巴山村,这个黑户口的黑孩子,带给他父母的根本不是欢乐,而是无限的忧伤和痛苦。正是他那双枯瘦的小手,无情关闭了两个年轻人的前途之门。后来我在那孩子的周岁生日,为她写了一首长诗《黑女孩》,我记得一直保留着它,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像走进一个魔圈里我们又来到南京路,雄壮挺立的国际饭店引起我的兴趣,用知青的勇气想进去一登大雅之堂,结果一道无情的铁门阻挡了去路,英雄也就无了用武之地。侧边倒有一道门,那是专供在此住宿的外国人进出的,原是洋人修的摩天大楼革命过后还是归洋人住,有点讽刺意义。华侨饭店热闹一些,珠光宝气的妇人,西装革履的男人,奇装异服的少女,神采奕奕的少男,组成一个高等华人群体。对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我是欢迎和理解的,他们既带回骨肉亲情,也让我们这闭塞的国度开开眼界。

  为了让我们留下在上海的纪念,她费了不少口舌从一家照像馆租来一部相机。那部今天看来很老气的120相机,给雅儿和我带来了很大欢乐。大家在南京路、外滩、黄浦公园拍了不少照片。当时还有点可笑地想,外国佬、华侨们能在这些地方大拍特拍,我们这些大巴山的野小子,扛锄头的知青,也要给这些大厦高楼留一点乡土气息。

  晚上的外滩,别有一番华美光彩的景象。红光耀目的霓虹灯烘托出楼群的棱角,倒映人黄浦江面,格外壮观。因为有她在身边,我的心绪也有点波动。是啊,来了这些日子,我们没谈些什么,也不知道要谈些什么。我是真正走近了才清楚自己跟她的距离。川北和浦东那么遥远,一个不知前途在何处的四川知青,和一个工作不错生活稳定的上海工人,距离之大可以想见。我不是没有勇气,但先与人着想再想自己是我做人的准则之一。于是我决定保持友好的沉默,不去触动那本不该触动的神经。她比我更清楚现实中的差距,温和的微笑里一直潜藏着善良的歉意。我暗自庆幸她是北方血统的姑娘,而我也是在民风豪放的山地长大的青年,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之中,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上海参加一个笔会,曾去浦东看望她一家。生活经历巨大变化的她,秉性依然如故,在东昌路一家饭店请我和朋友吃饭,我们仍保持着当年的默契。我的朋友说,你这个红卫兵时候的朋友很不错,十几年过去了对你的友情一点没变,也不容易啊。

  整整一天游览所得够充足的了,她赶在店门关闭之前去还了照相机,然后带我们吃了点有特色的上海小吃,就赶往轮渡回浦东。上了驳船等候渡轮,看见一群青年围住一辆黑色轿车窥望,我好奇地过去一看,禁不住面红耳赤。车里坐着一对外籍夫妇,中年男人衣冠楚楚不怕炎热,而妙龄女郎却穿着短裤凉鞋,上身竟是鱼网状的胸衣,不但浑圆的乳房裸露无遗,连那乳头乳晕也无遮无掩。车中男女明明知道有人偷窥,却表现得旁若无人,好像有意展示和挑逗似的。我就瞥了那么一眼,印象至今鲜明,可见七十年代的一点风花雪月也会让人铭记于心。

  刚回到她家,就见她父母焦急的样子,立刻把她叫进里屋,轻声谈论着什么。不一会儿她出来了,脸色有点不好。我知道一定是有关我跟雅儿的事,就用目光询问她。沉默片刻,她忍不住说: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来过了,说你们是知识青年,不在农村劳动锻炼,跑到上海来闲游玩乐,是根错误的。而我们接待你们兄妹,不督促你们回大巴山,更是犯了错误。我父母人老实,给他们大声指责吓坏了。你看,多气人啊。

  “中吉普共军”果然来了。既然上海的权力机构下了逐客令,我不走还赖在这里吗?对给她家里带来的麻烦我深怀负疚和歉意,但我还是平和地对她说:我们也该回去啦,过几天就走吧。

  她还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只有无奈的苦笑久久凝在脸上。

  要尽快离开上海,我连买火车硬座的旅费都没有。她虽然表示过从码头工会借些钱来帮我和雅儿,可我不得不严肃拒绝,再让她为我背债本来愧疚的心会更不安了。但要尽快回到山重水复千里之外的家乡,我总不能带着妹妹乞讨上路啊。别无它法我只有用电报求助于亲朋友好,这也是另一种行乞吧。伸手找人讨钱,这于血气方刚的我是桩难事,而在进退两难之境,我也只有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去做了。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我开始独坐斗室苦思冥想,把父亲。母亲和自己的亲友仔细搜索一遍,谁可亲?谁可信?谁可靠?首先想到的是在小城天天为儿女担心的母亲,但她体弱多病精神更差,一接到我要钱的电报,钱肯定会寄,而人也肯定会大病一场。父亲是有些侄儿侄女散布全国各地,有的在读高中大学期间还受过他的热情资助,而父亲三年前病故后他们几乎跟我家中断了往来,尽管我怕万一曾抄了几个地址,突然从上海发电报去他们会理睬吗?母亲是个大家族,亲人中不乏高级干部和工程师、教授之类的人物,大凡讲起他们的故事母亲常常会喜形于色。记得六十年代中期,她一位在外省做省检察长的叔叔回老家探亲,曾约见过我们一家,吃了丰盛晚宴还送了父亲一些中华香烟呢。也许就在上海便有母亲家族的人,他们也一定不是普通工人或市民,而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一无所知,连登门求助的机会都没有。左思右想前掂后量,原先很感亲近的人竟越想越远了,最后干脆成了模糊的影子。

  就在几乎绝望之时,我想起了那个远在克拉玛依油田工作的朋友,他跟我非亲非成,每次从遥远的新疆回到故乡小城,对我都是很好的。接着在贵州山地修铁路的虎子表哥又浮上了心头,尽管我和雅儿已欠他太多,可在这困难紧迫之时还是不得不向他伸手。打开思路能想起的人又多了,那位很有学问因点政治问题从北京下放江西的么叔,三十多了还是单身汉,这个清华园的高材生待人温和善解人意,收到电报肯定会解囊相助的。如此想下去,冰冷的心又开始回暖了。在我赶去东昌路邮电局发电报的路上,雅儿怯怯地告诉我,好几天前她已给最要好的女友去信,求她寄钱来帮我们了。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轻轻拍了一下妹妹的后脑勺,她轻轻地笑了。

  等钱的日子心里着急脸上又不能表露,我躲在屋子里看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读书能使漫长的等待好混一点,我努力使自己沉浸到书本的内容里去。残酷与良心是根本不可能混为一谈的,所谓“良心发现”,实质上是作家的“心灵再现”。匆匆读完雨果这部代表作,发觉捧在手里的良心也是带血的。

  几笔把我和雅儿救出绝境的电汇款终于到了,每次当邮递员送汇票来的时候,她的几个弟妹都要发出欢呼声,她自己则淡淡地笑着,看得出她暗地为我们兄妹高兴。记得九十年代的一天,我在昆明曾对一个好友说过,这辈子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到人生的关键时刻,害我的是朋友,帮我的也是朋友。离开了朋友,我的人生便平淡无奇了。

  钱能壮胆,不是妄话。我们收到的汇款不多,却足够返回四川的旅费了。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和她去派出所取消临时户口。一路上我们沉默着没说话,到了派出所在麻脸所长冷严的目光里办理手续,她也冷严着面孔简单应答。回来经过有浦东的南京路之称的东昌路,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她脸色好些了,问我要不要买些东西回去送给亲戚朋友,我摇了摇头。直到进了她家楼房的阴暗过道,她站住了伸手拉了拉我的手,轻柔地说:回去了要好好学习和锻炼,争取个前途,啊?我闻着她身上头上散发出的好闻香气,真有想拥抱她亲吻她的冲动,但几股热血涌过之后,也只握了握她的指尖,使劲点了一下头,就跑上楼去了。她好久没上楼来,我到走廊上看见她走到院中一棵小村旁,呆立着一动不动。一团淡白色的月光,静静地照着她。

  别了,尊敬的朋友,愿纯朴善良的你能顺心地生活。这不算长也不算太短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是欢悦、矛盾和痛苦的,虽然我们曾有机会开怀畅谈,我讲出的故事肯定会吸引你打动你,能使已萌发在我们心底的那棵弱苗迅速成长。但我顽强地忍住了,用最大的毅力压抑着少年时期火一般的热情。为了你,也为我自己,不能不这样去做。我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荆棘遍布,除非这世界发生奇迹,我连走出大巴山野也将是艰难的。生活赐给我的苦难,只能由我自己去承受,万万不能拉着你一起去受苦啊。川北的山村和外滩的洋楼相距遥远,几千座山几千里地几千条河,我们能相互遥望彼此关心,也是难得的友情了。如果我这次带着妹妹来上海,能给我们少年时播下的友谊种子增添一些真诚的话,那我就感到莫大幸福了。

  精神的流浪,快要结束,可哪儿是我精神的归宿之地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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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辞去军委主席职务 - 来自《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建立三个月以后,邓小平认为全国的政治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自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了。  九月四日,邓小平同几个中央负责人谈话。  第一个问题,我退休的时间就定在五中全会。  他说,十三大搞了个半退。现在看来,想要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在职位上去世有利。  这说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对他考虑退职还是继续留职的问题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确,如果是在政治风波中被迫“退休”,还不如主动“退休”好。 ……去看看 

何慧丽: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读《新乡土中国》 - 来自《新乡土中国》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铺卷,这个世界越来越趋附于、同化于主流。就学术圈而言,有一股旨在与主流的西方学术接轨的强势声音,这是展现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学问的声音,是以本土现象印证或修补西式理论的声音。沿着这样的声音去追寻,可以发现当前流行的治学路径是经院式的:从既有的理论(一般是外来的)出发,从书本出发,以社会现象为注脚,以完善和建立一种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这样的从理论到现实再到理论的治学流程,是以“理”为出发点、为重、为归宿的,是讲究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维护学科阵地的;而对于本土现实则表现出客观式的冷漠……去看看 

译者的话 - 来自《弗里德曼文萃》

密尔顿·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州的布鲁克林,他的家庭是来自喀尔巴对山脉罗马尼亚的移民。家庭收入微薄,也不固定;而且,在其上高中最后一年级时,那时他15岁,他的父亲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姐的身上。  弗里德曼在一位高中数学老师的鼓励下,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靠着打零工和一笔奖学金。他进入了拉特格斯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数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拉特格斯,弗里德曼遇到了两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亚瑟. F·彭斯及霍默·琼斯.他们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琼斯的推荐下弗里德曼……去看看 

扑朔迷离的民意 - 来自《总统是靠不住的》

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去看看 

第08章 关于简单观念的进一步考察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1 由消极原因所生的积极观念——关于简单的感觉观察,我们应当知道,任何东西底性质只要能刺激感官,在心中引起任何知觉来,就能在理解中引起简单的观念来。这种观念不论其外面的原因如何,只要它为我们分辩的官能所注意,则人心便认为它是理解中一个真正的积极观念,它底原因虽或是主物中一种消极属性,可是它仍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是积极的。   2 我们底感官能从各种主物得到各种观念,不过能产生那些观念的各种原因,有的只是主物中的一种消极属性。虽然如此,可是冷和热、光和暗、白和黑、动和静等等观念,都一样是人心中清晰的、积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