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来自黄土地的渴望

 《中国黄河调查》

  每亩给农民200斤粮食、50元种苗费的退耕还林补贴不足以维持农民一家人的生存。农民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群体。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需要支出,除吃饭以外农民还有很多消费需要满足,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穿衣等,而失去土地以后农民的这些消费靠什么来实现?资金又从何而来?

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1)
 
  每亩给农民200斤粮食、50元种苗费的退耕还林补贴不足以维持农民一家人的生存。农民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群体。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需要支出,除吃饭以外农民还有很多消费需要满足,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穿衣等,而失去土地以后农民的这些消费靠什么来实现?资金又从何而来?

  很显然,政策的制定者们忽视了农民的这些需求,把退耕还林想像得过于简单了。他们提出补贴200斤粮食的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生存上来考虑退耕还林,没有给农民的损失以足够的弥补。

  现实中,只有那些荒地或者耕种带不来预期收入的土地,农民才选择退出;而那些能给农民带来主要收入,或者除支付成本以外还能给自己带来可观利润的土地,退耕吸引不了农民的兴趣。如果退耕与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农民不会选择退耕。效益仍是农民是否选择退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没有一种保护农民利益的退耕制度,不可能使农民积极投入退耕还林。受水资源的制约,在优先保证农民的灌溉与增收的情况下,仅靠浪漫的幻想而不顾自然条件的制约去搞退耕还林不但劳而无功,还会造成水资源的进一步紧张。

  利益最大化总是影响农民对退耕还林的评价。在林地里种上棉花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不至于三年退耕后一家人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浇灌农作物生长的水同时也使田边的林木得到滋润。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补贴的粮食价值还不够农民投入浇灌树林的钱时,农民哪有积极性去推动退耕还林?

  我走进酒泉西坝村钟武善的家里,他家4口人种了9亩地,小麦、玉米、洋葱与西瓜各种了两亩。小麦共产3000斤,每斤5角共计1500元;玉米共产4000斤,每斤卖5角共计2000元;洋葱共产20000斤,每斤卖2角共计4000元,而西瓜籽共产160斤,每斤卖20元共计3200元,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共计10700元。

  他2003年负担的税费是375元,比费改税前的2002年368元多出了7元,一年用于种田的农药、化肥、种子、地膜、水费的开支共计4100元。

  一家四口人全年的药费开支是600元,冬天烧煤、煤气需600元,购衣开支1000元,水电200元,吃菜包括肉、鱼大约1000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是1000元,以上一年加起来的成本开支共计8868元,收支相抵后,节余1832元。

  而按一年他夫妻一共投入40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按20元计算,全年投入的劳动成本就达8000元,这样,他种田一年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6168元。

  种田不赚钱反而亏损,盖房子时还向别人借了5000元,2002年3月买生产资料时他向信用社贷了2000元。2003年没有贷款,他打了一年工赚了3600元用来购买资料。

  家里一个女孩子初中毕业后,想上高中但分数线没有达到要求,要上学就得先交4000多元的入学费,以后每年还得另交学费。钟武善算了一下,如果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去供孩子上高中,那么家里就会没有任何资金可用于生产,也许这个家就会由此陷入破产。无奈中,他只好打消了孩子渴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自我价值上升的幻想。

  钟武善认为,收入过低与种田成本不断上升有关。每亩地一年灌溉的水费是100元,一年下来9亩地就得900元,而小麦每斤才5角,如果能涨到每斤7—8角就有点赚头。他希望每亩水价能降到30元。但水的定价权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农民根本没有机会与政府讨价还价,只有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垄断价格。

  他说,每年1月农民就要向水利部门交85%的农田灌溉费,到年底时再全部结清。如果不按时交清,水利部门将会切断农民的灌溉用水。供水权利的垄断使农民没有议价权,而农副产品的价格却提不高。高支出与低收入就这样在损耗着农民从田里获得的有限财富。

  钟武善告诉我,西坝村共有332户。他家里的收入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可有些家庭比他家更加贫困,尤其是那些长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会把一个家庭消耗得几乎一贫如洗。

  种了20多年责任田的钟武善,说他从来没有机会跨进银行的门去存款。年复一年艰辛地耕种,他只能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着一家不受饥饿,并在来年能在田里依旧撒下种子。这就是中国大多数农民无奈、沉重和走不出贫困的命运。

  这种只有损耗而得不到补偿的现象,在甘肃民勤的农民那里也同样存在。农民站在寒风中与沙化搏斗,他们开着一辆辆拉草的拖拉机驶向茫茫的沙漠,在分配的沙地里将一捆捆草铺上。

  农民对我说,将草铺在地上然后压上沙是期待明年从这里种树。农民用拖拉机运草固沙所耗费的油、人工等费用全部是农民无偿投入。乡镇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压沙面积必须完成,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放下家里还有很多没有干完的农活来运草压沙。

  站在寒风吹过的沙地上,农民的脸上冻得发青。中午,他们在沙地上吃上几块干馍馍,喝一点带来的水然后就接着继续干。农民也希望,造林后能够保住农田不被沙漠淹没。现实的利益选择使他们即使得不到补偿,也要投入劳力治沙。

  一位在现场监督农民埋草固沙的乡镇官员对我说,农民的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治沙造林又占用农民的钱财。但是,他认为,如果不发动农民义务植树,造林计划根本无法完成。

  现场埋草治沙的农民告诉我,无偿治沙占用了他们太多的劳动成果,可家里种了20亩地,毛收入也只有3000—4000元。除去各种开支、税费后,家里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一点钱交了孩子的学费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种田的开支,农民抱怨最多的是农田灌溉水费、农药、化肥、电费太高,一年获得的收入几乎被这些费用耗尽了。

  治沙得不到补贴造成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民勤红旗村一位叫王克福的农民,他种了11亩地,毛收入7000元,支出种田成本2000元,4口人共交了税费4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支出300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1000元。

  他家房顶用木头支撑着,上面铺上草后用泥土糊在一起。地上只铺上了一层砖,家里除睡觉的床和衣柜外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具。门前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够一家人吃的菜。早上吃面条,中午吃几个馒头,晚上仍然煮几碗拉面,几乎不上街买菜。可以看出,收入低使他几乎远离了市场上的消费。

  银川常信乡乡长董志敏对我说,乡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年能给乡财政带来40万元的收入,而维持乡政府的正常开支得200多万元。缺口靠县级财政补贴一部分,缺口不能全部弥补使常信乡累计欠债360万元,除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以外还欠工程队的款项。

  董乡长说,欠款增加主要是因为修建乡村水渠、乡街道、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投入如大棚蔬菜。实际上,乡财政根本就没有财力用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体现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靠借款维持。

  有限的财力使乡政府不仅还不清沉重的负债,而且还拖欠乡村官员的工资。财政紧张是乡镇面临的最大压力。产业化调整本意是想给农民增加收入,但产业调整投入巨大,乡财政无力承担。

  利益的驱动把乡镇官员推向了既想扩大财政收入,又陷入负债与财力不足的困境。乡镇街道、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争取不到项目的投资,乡政府就只能再想办法。

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改变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费改税以后乡镇官员的工资能否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公务员。农民向政府上交了税收,乡政府又无财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道乡镇官员的工资不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吗?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

  过去村官员的工资从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中获得,费改税后郑书记的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镇政府有时也拖欠他的工资。靠村官来向农民收税的乡镇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拖欠村官员的工资,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收税的积极性。乡镇官员也需要他们将政府的意志传递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可能直接去向分散的农民收税。

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
 
  看上去陕西神木县黄土庙村耗费了42万元修建的三层办公楼,给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点繁荣,但它背后的代价是欠着银行贷款与工程款各10万元。一个受干旱包围、农民收入来源极其有限和如此贫困的村子为何要负债建村办公楼呢?

  面对我的疑问,村党委呼书记说修建办公楼除用于村办公以外,还对外出租。目前出租给工程队每年能收回3.5万元。已引进5 家企业到村子里来投资,三家水泥制板厂、一家砖厂,向5家企业出租土地1700亩,一年能收入10万元。

  黄土庙村有320口人,村民人均5亩旱地,主要种玉米。亩产只有1000斤,人均收入800元。前几年干旱导致村民颗粒无收,干旱的逼迫与保持生态的需要使村里有1649亩地退耕还林。

  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有了保障,而种田遇到了干旱就全无收获了。

  还林后村民开始养羊。村里共养羊350只羊,人均只有1只。数量如此之少使农民一时很难指望靠养羊致富,他们还是要靠给当地修建公路、挖煤炭赚钱。

  呼书记进一步向我解释,黄土庙村的地都是荒地,种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收获,而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工业资本能给村子带来一些经济支持。村民认为建村办公楼能给他们带来经商的机会,在预期利益能实现的情况下村民也同意建办公楼。

  呼书记还算了一笔账,地荒着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出租后荒地增值带来的资金能够解决村办企业缺乏资金的矛盾,村民也能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摆脱贫困才更有希望。

  呼书记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确能让村里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财富。地处公路边的黄土庙村,公路是把财富延伸到农民手中的一个途径,同时将处于贫困包围的农民与城市联在一起,使农民能把生产的产品通过公路运往城市,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与城市工业文明的融合。

  随着公路的延伸,陕北那些住在窑洞里的人,他们的视野越过了大山的阻挡向着城市文明聚集;而处在荒山中的农民不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神木县马镇合河村的农民在黄河冲击形成的土地上种上了红枣和玉米,获得了一点收入。

  我到合河村采访白永伟时,他正在加工从村里农民那里收购来的2万斤红枣。收购红枣的3万元钱是他从信用社贷的款,加工以后每斤能卖到3元钱。2003年,他种的红枣收了3000斤,每斤卖1.2元,玉米收了2000斤,每斤卖0.4元,他说村里每棵枣树产量最高的能达到200—300斤,一般产量在50—60斤。

  红枣加工后他能赚到6000元,自产的红枣值3600元,他一年的毛收入有1万元,可买种子、化肥、农药得400元,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8000元维持,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年得2000元开支,一家人的生活一年要2000元。

  将他与老伴投入的20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20元计算,一年投入的劳动成本是400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年还是亏损6400元。他说,负担最重的还是孩子的学费。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他还向别人借了2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他只能每年靠加工红枣还债。

  马镇靠近黄河,全镇有1.9万人,人均耕地只有3亩,有6000亩地依靠着黄河边。全镇红枣种植有2万亩,2003年产量大约有600万斤,产值大约1000万元。养有9000只羊,人均收入只有1300元,全镇有200多户从事红枣加工业。

  与其他镇一样,马镇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公共建设,还要依靠县级财政补贴。神木马镇中学校长高志强告诉我,学校一年得到的经费只有15万元。教育资源的紧张使有些班的学生达到了70人,美术和音乐几乎没有教师上。即使做试验一个班也得分两次进行。学校现有965名学生,按每个班35人计算,学校至少要扩大一倍,而资金从何处来?

  高校长说,有600名学生在校住读,每个宿舍达到了18—20人,比较理想的是8—10人。我在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办公室一半办公另一半供自己住宿,另一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孩子住并且里面还要做饭。

  他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还是想在这种简陋的空间内,营造着他振兴农村教育的理想。

  四面被大山包围的马镇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优势,学校要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非常困难,这样的学校能否给处在深山里的学生一个走出去的希望呢?

  如马镇这样教育资源处在严重短缺中的现象,在黄河流域还有很多,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当地工业在单一、低效率的国有产权中运转,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教育资源处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中。

  绥德县枣林坪镇农民却没有马镇农民那样幸运。2002年,枣林坪镇种枣面积达23068亩,红枣产量3000吨,产值700万元,仅红枣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达700元,红枣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灾难在2003年降临了,进入丰收在望的红枣从8月就遭遇到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侵袭,已经成熟的红枣开始裂缝、发霉和腐烂,田野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败臭味。

  眼看着将要变为钞票的红枣却在阴雨中腐烂,农民真是欲哭无泪。他们一年的希望随着红枣在阴雨中的腐烂彻底地破灭了,加上投入的农药、化肥、电费及劳动力,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是继2001年红枣受灾后,枣林坪镇农民又一次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只得背起行李出外打工。

  与这种阴雨形成反差的是,2003年5月以来,绥德县经受了持续长达百天的干旱,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9万亩,干旱受灾面积达40万亩,加上其他灾害受灾总面积达67万亩。

  绥德县四周被荒山包围,全县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万。无定河穿城而过,地表水无法满足绥德的农业灌溉。汛期洪水来势又很迅猛,没有蓄水工程使水只能是陡涨陡退;枯水期间流量很小甚至断流,河道又被严重污染。

  在这之前绥德已经干旱了5年,断流的无定河已淤积了很多泥沙。河两边扔满了各种生活垃圾,被阳光烤干了的沙子随风吹进了街道。城市被蒙上了一层灰尘,缺水使居民只能自己打井取水。

  绥德林业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全县共退耕还林23万多亩,但累计验收合格的面积却只有少得可怜的5万多亩。我到退耕还林的山上发现,种上的树显得很矮小,仿佛它从这荒山上吸收不到任何营养。要让它们给这片荒山带来绿洲似乎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

  退耕以后林成活了以后,有关部门才将粮食补助给农民,可农民无法抗拒干旱的袭击,也不可能知道干旱什么时候到来,农民也无力保证那些分布在荒山上没有水浇灌的树苗能活下去。要补种旱死的树苗农民还要承担新的成本。

  结果是农民在退耕还林中处于弱势,退耕还林的压力与损失落到他们头上。掌握着退耕还林资金的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却从向上级汇报完成的退耕还林中得到了政治荣誉与奖励。

  被十年九干旱困扰的绥德,年降雨量大约450毫米。春季雨水少使农民不能按时播种,秋季因洪涝灾害又得不到预期的收成。大部分村民人均占地只有2—3亩,他们种植的环境是沟壑丘陵,靠荒坡上获得的那一点粮食,他们一辈子也走不进拥有财富的天堂。

  对种地有点信心的农民,盼着老天爷不要给他们以绝收的结局,而对种地失去希望的农民则走上了打工经商的道路。抛下的地因土地流转政策的滞后而不能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这些地只能在山沟里沉睡,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由于不能优化配置而出现的浪费,使一部分地少的农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退耕还林后没有离开村子的农民选择到深山中养羊。绥德县辛店乡庙岔村的张汉春投资8000元养了50只羊,以每只150元的价钱他卖了20只羊,获得了3000元。建羊圈他花了1万元,向私人借高利贷2万元,一年他养羊的收入大约4000元,按这样计算他四年才能还清高利贷。

  可他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开支得2000元,全家人生活一年得2000元。这样下来,他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养羊的饲料,是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20公里去割来的草。在他的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陕北黄土高原,荒山上随风扬起的灰尘似乎是他眼里永恒的风景。生活就像这深山一样紧紧地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站在他的羊圈前,我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那狭长弯曲的山谷里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寸草不长的山丘显示的是千百年以来自然给人们呈现的一副严酷的面孔,只有偶尔几声羊羔的叫声,才打破了这山谷里的的宁静。

  有一首悲愤地诉说绥德黄土地贫困的歌谣在山沟里流传:山秃坡又陡,洪水四沟流,庄稼老天爷收,男人往外走。唱着歌谣的小伙子曾幻想着从贫困落后的小山村走向外面的世界,可他的幻想伴随着额头上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走过一条条沟沟岔岔,还是遗憾地长眠在他耕种了30多年的山沟里。

只有损耗却得不到补偿(1)
 
  植被稀少、天干地旱和水土流失,耕种在山坡上得不到理想的收成是吕梁山地区一代又一代农民面对的生存景象。这个地带北起偏关,南到万荣的吕梁山分布着28个贫困县,他们处在荒凉、起伏、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深山中。

  资源性贫困是吕梁山农民走不出贫困与农业萎缩的一个重要因素。养羊要吃草,人又需要草来维护生态,草又需要雨水来滋润,而吕梁山多的就是干旱。不养羊农民几乎得不到其他收入,结果是,人与牧业都处于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中。

  资源性的短缺使吕染山地区的农民,只能在进一步扩大荒地开垦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延伸并获得新物质的补充,可荒地的开垦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

  没有雨水灌溉的荒地上,既使种上庄稼也难以获得好收成。越穷越开垦荒地,越开又越穷,吕梁山的农民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怀着对摆脱贫困的满腔热情,种上小米、玉米、土豆。如果雨水充足他们就能多收,遇上干旱就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这似乎就是他们靠天吃饭被老天爷掌握的命运。

  山西贫困县有50个,涉及380多万人,有18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除勉强维持温饱以外,干旱、易分解的黄土地很难建起新房子,也就很难有走出窑洞的机会。他们有的几代人住在狭窄、阴暗的窑洞里,从来没有见过工业文明是如何造就了城市的繁华。

  遇到逢年过节他们才吃上一点肉,平时就是喝小米粥;晚上啃上几块馒头或面条,就躺在炕上进入了梦乡。

  内部存在着急切的需求外部却没有新资源的供应,没有新能量的补充,吕梁山地区的农业与城市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萎缩。清朝曾利用这里丰富的草资源养军马,保持它的军事力量,可这里的草吃光了以后却得不到新的能量的补充导致土质退化。

  吕梁山的黄土高原是一个封闭、自我无法张扬与外界接触很少的文明,农民很难同外部进行信息交流。环境的恶劣使农民在生存上需要男子汉来应付严酷的环境,而孩子增加的同时供给他们成长的资源却没有随着增加。

  没有必需的资源让孩子接受教育,他们不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新力量,结果他们的孩子一生来就可能注定了要与他们一样承受黄土地的贫困与荒凉。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他们只是在区域内获取有限的资源,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它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我在绥德一中门前发现,一个从绥德农村来的农民在学校门前向学生卖盒饭,就是靠卖1元的盒饭他不但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供养着两个孩子上高中。他说,如果不出来做卖盒饭的生意,靠在山沟里种田获得的一点粮食,不仅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存,而且几乎不可能有钱让孩子到县城上高中,甚至在干旱时没有饭吃。

  同吕梁山面临的干旱环境一样,包头北部的阴山是一个处于半干旱的荒漠化地带。包头扶贫办的一位官员向我透露,干旱与过度的放牧使达茂旗草场严重退化,随即出现大面积的沙化。一些沙化的草场不得不施行禁牧,通过种草将牧民的羊圈养起来。南部沿黄河灌溉区面临的是盐碱化。

  包头人大农牧委一位主任对我说,达茂旗的总面积是1.8万平方公里,能放牧的面积大约是1.6万平方公里,放牧量应在70万头,可现在放牧量达到了100多万头。为避免过度放牧带来的沙化有些草场实行了禁牧。

  包头扶贫项目的实施同样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虽然通过养奶牛使农民脱贫,但一头奶牛种得1.5万元,陷入贫困的农民一头奶牛也买不起,信用社又不愿意给农民贷款。实际上,农民的奶是向当地奶站出售,收奶站将农民的贷款按一定比例扣除,这保障了贷款能及时收回。

  如果一家养三头奶牛,一年下来的收入能达到1.5万元。一头奶牛农民养两年多就能把本钱赚回来。按包头扶贫办的设想,一个扶贫县每个农民养上一头奶牛才能实现脱贫,需要扶贫的人总共要养70万头奶牛,而买10万头奶牛就需要1亿多元资金。

  可资金从何而来,包头不可能拿出这笔资金。扶贫的需要与资金短缺的矛盾,使很多贫困的农民脱离贫困的路还很遥远。

  种植土豆是包头扶贫办实施的另一个扶贫项目。现在,种植土豆的面积达30万亩。有的农民种了15—20亩,平均亩产6000斤。土豆在当地的需求不旺盛,有时每斤只能卖两角钱,价格太低农民赚不到钱。不卖出去无地方储存土豆就会腐烂。修地窖将当年卖不完的土豆储存起来以待价格上升时再出售,是摆在农民面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建地窖的资金农民拿不出来,建一个装60吨土豆的地窖所需要的资金就得20万元。对于还在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这笔资金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

  黄河流域的农民除了自然带给他们的灾难,阻碍了他们从深山走向城市文明以外,还在于黄河流域落后的工业文明。它垄断、封闭和低效让城市人优先占有工业财富的工业体制不但没有给农民以应有的能量补充,让农民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反而压榨农业,削弱了农业,阻碍农民与市民平等地竞争。

  位于黄河边的山西平陆县蒿店村有700多人,他们的村子座落在山坡上,人均只有1亩多地。他们种在黄河边上的农作物既面临着干旱的威胁,遇到水灾时农民的收成又如同黄河里飘浮的泡沫一瞬间就消失了。

  村子离平陆县城很近,但村里去做生意的人很少。大部分农民还得靠务工维持生存,他们一天吃两餐,上午吃面条,晚上是小米或馒头。终日吃咸菜,农民的家庭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他们几乎没钱用于开支。

  村民李卫民的爷爷对我说,三门峡建大坝时村子不得不从黄河边移到山坡上。他说,移到山坡上后,农民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了。在黄河边时,村民人均有3亩地,借着黄河冲击成的肥沃滩地农民能获得比较好的收成。三门峡水库蓄水后将他们的农田与住过几代人的房屋淹没。

  可移到山坡上人均只有1亩地,不仅可供农民种的土地资源减少了,而且居住条件也大大下降。以前农民住在黄河边是一家一个窑洞,而移到山坡上村民没有钱重建窑洞。那时,一个窑洞住着5家人,拥挤在狭窄的窑洞内,农民的生活质量极其低下。

只有损耗却得不到补偿(2)
 
  由于生存资源的减少,处在生产队控制下的农民每个人一天只有7两粮食,一个劳动日值5分钱。就是在这样压抑人性的生存环境中,农民还要忍受着饥饿将他们在艰苦中收获的粮食无偿地送到城市,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耕种。青春如同黄河水一样流逝却一无所获,更没有抛开贫困冲出他们祖辈住过的窑洞。

  我看见,现在村里还有农民住在窑洞内,有些窑洞由于长年经过雨水冲刷而倒塌。它显示的是农民开拓资源的狭窄,它更折射出黄河农业文明机能的虚弱。

  脱离贫困离开窑洞的梦他们已经做了30多年了。30年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带给他们的是财富的空白,带给他们的仍是与破损的窑洞相伴。三门峡大坝的建成给电力、水利、钢铁和矿产等部门的利益集团及下游的灌溉都带来了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分享了黄河文明的成果时,可蒿店村农民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被淹没的土地和房屋又得到了什么补偿呢?黄河的水也不知流走了多少岁月,窑洞顶上的草青了又枯萎,可他们充满忧愁的眼里,为什么还看不到能够建起新房的喜悦?难道黄河带给他们的仍然是苦难和贫困?文明为什么在他们倒塌的窑洞前停滞不前?

  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发与利益集团占地的浪潮,正向农民席卷而来,扫荡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与平陆相隔不远,同处在黄河边的风陵渡镇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新的开发区占用。

  从1992年就启动的开发区,至今还在尘土飞扬中。10多年过去了,风陵渡的开发区除了让人看见有几栋楼房耸立起来以外,却没有向人们展示新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崛起。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对外界有强烈吸引的小镇,仅靠优惠政策出让几亩地或修几条路,是不可能催生工业的种子发芽的。

  被开发区占了很多土地的西柏村村长说,村里每亩地以700元出租给开发区,占地的农民先分到400元剩下的300元由村里对农民进行再分配。他说,过去村里卖给开发区的地,所得的钱并没有用于帮助农民开拓新的生产,而是原村领导叫农民建新房子,建一个房子要7 万元,村里给补贴1万元,农民哪有这么多的钱建房子。

  建房子的农民很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卖地剩下的钱农民却没有分到,而是被村子原领导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要求公开财务,可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寻求自己利益保护的村民去上访,又被政府派人拦截了回来。带头上访的村长还判刑一年多,不服的村民上诉到法院也没有结果。他们既承担了土地被占的损失,又为寻求自己权利的保护耗费了钱财,这双重损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村长说,农民上访遭到打击后,他们感到无处可诉。处于弱势的村民只得无奈、被迫地服从政府征地搞开发区的安排,出租地的价格农民无权与开发区进行公平的谈判。地被征用后,村里人均只有几分地,农民从地上获得的收益更少了。农业时代对农民来说即将结束,可开发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

  失去土地后他们能被城市吸收吗?能得到最低的生活费吗?这个疑问曾一次次在村长的心中回荡。村长说,开发区给农民每亩700元的租金,是根据农民一年从地上获得的700元收入制定的。

  而征用的土地转移到投资商手中,他们获得的将不是几百元的出租费,土地经过工业资本增值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农民拿到的每亩700元租金,这些增值的利润又流进了这些开发商的手中。开发区与投资商都从土地的交易中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平陆县的对面是三门峡市,它与平陆隔黄河相望。三门峡会兴镇王官村贾建平说,他们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种苹果,他种了一亩苹果树收了4000多斤,可苹果却跌到了每斤0.56元。按这个价格,他只能收入2000多元,除去打药、施肥、套袋开支的500元,实际收入只有1500多元。

  我走进他的苹果园,看见他的苹果还堆放在地里,地上已有一些腐烂的苹果。和许多村民一样他正在为找不到市场而发愁,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放在地里的苹果就会腐烂,想到这些,他就心急如焚。

  他在黄河边还种了两亩花生共收了400斤,按每斤卖1.2元他能收入400多元,可2003年雨下得太多导致花生长得不够饱满,以至卖不出去而堆在家里。

  通往三门峡堤坝的公路将他的地占了2亩,可他得到的只是青苗赔偿费100元,这种赔偿与他以后长期从地里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相称的,地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必然使他以后获得收益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更不利于他积累财富。

  实际上他种了10多年的苹果,一直没有什么资金的积累。一年收入勉强够开支,不够开支时他还得外出务工。

  小规模的耕种不利于农民从土地上积累资本,又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农民如何调整产业也难以迅速积累财富,而且在狭小的耕地上,由于自然灾害、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使得农民承受的风险是愈来愈重。产业的转变必须是伴随着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放,使他们的劳动资源向城市配置。

  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并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主流文明社会,享受各种权利,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城市的部门以各种理由阻碍农民,不把机会让给他们,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一家几亩地的耕种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实现吗?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支撑,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停滞。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沉重中发出疑问:怎样改变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农民到哪里去实现他们的利益?

理想主义者的扶贫(1)
 
  一种文明能否持续地释放出扩张力,还在于一种文明的演变能否得到相应能量的补充。黄河流域农民的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在于他们抵抗贫困的能力非常脆弱。一旦疾病袭来,家里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就有可能使他们因病返贫。而现在急切需要做的,是给农民提供健康、教育、就业等机会,通过这种能量的补充使他们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贫困人口往往连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一些非政府的扶贫组织已经开始向这种贫困的群体提供能量的补充。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扶贫,让农民在项目实施的成功中获得寻求财富的信心与机会,而不是农民缺什么就给什么,更不是简单地把农民看作是救济的对象。

  小额信贷不是选择穷人里面最穷的人,而是选择穷人里面有经营能力的人,让他们在掌握一定的技能后,能够以信贷资金去创造财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面对风险,怎样降低成本。

  由于小额信贷没有抵押,农民是凭他个人的资信从基金会获得信贷。为了降低风险,扶贫基金会采取了五户联保,即农民只有加入这个联保才能从基金会贷款。5户农民是自愿组织到一起的,他们熟悉各自的生活状况。

  一旦联保中的成员不能偿还信贷,其他成员就要代替还款,由此5户人家形成了互相制约。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农民,扶贫基金会一般会帮他三年。还款期限采取在贷款两个月后,每半个月还款一次。

  仅仅把钱扔给贫困地区的泛扶贫方式,是不会给贫困人口带来多少利益的。扶贫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的是智慧与技巧。在找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后,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消减贫困。因此,扶贫基金会是精细化扶贫而不是泛扶贫。

  当然,扶贫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干预,如配套资金不能到位,扶贫资金被挪作它用。一些县政府的领导还向基金会设在地方的服务社派人,这些人到服务社后不执行基金会的扶贫要求,把资金借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偏离基金会的扶贫目标。

  截止2002年12月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总收入达6897.23万元,总支出5225.70万元。其中向27937个农户发放了小额信贷,累计贷款3539万元,还款率达95.6%。

  地方的人民银行也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项金融活动,而不是扶贫,信贷应由金融机构来做。

  基金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基金会的法律地位还没有得到确定,但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成功也使政府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活动表示了认可,况且扶贫基金会是以信贷的手段,来培养农民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吸收存款。信贷的范围也是严格限定在贫困人口中。

  以前,政府救灾最大的弱点是反应速度慢,等灾难发生后再去调查组织物资时。受灾者最需要的是急救,等援助到达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计划救灾项目强调的是速度反应,先筹集物资,然后动态地跟踪国内灾情。

  仅仅靠小额信贷还实现不了农民迫不及待摆脱贫困的愿望,疾病随时能将农民推入贫困的深渊。要提高西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而西部医疗资源的缺乏,恰恰使他们难以实现这种愿望。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母亲健康快车,主要是把健康快车直接开到农村,对妇女进行健康的宣传、义诊,使她们的病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存在着巨大摆脱疾病的需求,贫困妇女的身体健康大多数不容乐观。贫困的母亲不用说一年能检查一次身体,有的妇女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落后的地区,她们随时面临着疾病的威胁。

  分析了贫困地区落后的医疗状况后,妇女发展基金会决定先在贵州、陕西各推出100辆母亲健康快车。在母亲健康快车启动之前,妇女发展基金会在重庆市政府、妇联、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所属西南医院的支持下,先在重庆开始了母亲健康快车的试点,对这一地区数千名贫困母亲进行了义诊与医疗宣传。

  为实施这个项目,妇基会首先与民航局搞了一个蓝天爱心计划,在62个机场建了200多个捐款箱。事实上,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机场募集的资金成为了母亲健康快车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健康快车实施后,妇女基金会要求一辆健康快车一年要完成6000名贫困母亲的身体检查,每个贫困母亲的身体一年至少能得到一次健康快车的检查,同时对她们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妇女发展基金会如此积极推动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还受到她们在西部实施母亲水窖工程成功后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带来的激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国英说,基金会在对西部考察后发现,严重的缺水已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极端不利的影响。

  到甘肃天水县农村调查时,秦国英发现,一些妇女、孩子正从很远的地方挑水回来吃。挑水的地方就在从山上石头缝里滴下水来的地方,村民们在滴水的地方挖上一个坑,挑水的妇女和孩子,就排队站在这坑前等着石头缝里滴下来的水积满。

  为挑到水,村民们往往是天不亮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去挑水。从孩子们挑的水桶里,秦国英看见,水桶里的水混浊不清,问起原因,孩子们告诉她,由于去晚了人家已把清澈的水挑完了,只能挑泥面上混浊的水。

  长期的缺水使村民们脸上呈现出皮肤粗糙、眼光暗淡、神情恍惚、长得矮小,达不到正常人的身高标准。而含有氟、砷等有害元素的水又造成当地人得了一种奇怪的大骨节病,使他们弯腰驼背。这一切显示出来的是,贫困仍像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而在西部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在承受着严重缺水的漫长痛苦。

  看到这幅惨淡的景象,秦国英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由此激发出她的一个疑问:靠什么能够帮助她们解决缺水的危机?

  调查了这些地区的缺水现象后,妇女发展基金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筹集资金为西部缺水的农民修建水窖。通过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妇女基金会第一次就筹集到了1.16亿元,她们将这笔资金专门用于母亲水窖工程。

  到2002年底,分三期实施的母亲水窖工程已投入资金9818.7万元,大约在西部一些省市的农村兴建了8万座水窖,解决了78万多人的饮水问题。

理想主义者的扶贫(2)
 
  解决了缺水困难的农民,脸上显出了一种对生活自信的笑容。他们开始利用水窖种植一些农产品,从来没有吃上蔬菜的农民终于能够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他们不良的卫生习惯随着水的到来也发生了改变。

  “尽管为解决西部农民吃水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仅仅靠我们的力量还远远改变不了西部庞大人口缺水的现实。主要渠道还要靠政府,我们只是通过一种成功的实践,创造一种良好的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当地。鼓励当地政府与农民来共同解决,让他们在参与当中认识到,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我们还想在当地实施饮水安全与综合服务项目。”秦国英感慨地说。

  与妇女发展基金推出母亲水窖工程、母亲健康快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实施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这个行动是以预防为主,救援为辅,通过对贫困孕妇的监控与快速救助,使她们以最低的成本脱离危险。

  基金会的人到西部的医院作了大量的调查,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之差,超出了基金会的想像。大多数孕妇在家里生孩子并用传统的接生方式,使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一些贫困地区的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 倍。

  如此惨淡的景象给扶贫基金会的人以巨大的震动,一个救助贫困孕妇的母婴平安行动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他们的设想是依靠当地县、镇、村三级医院的网络,设立一个救护中心,配备一辆救护车,中心大约由5个人组成,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选定协助抢救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使他们能够掌握整个救护过程中的必要知识。

  当紧急情况发生后,村里的保健员解决不了便转向镇卫生院,镇卫生院无力抢救时,向县救护中心发出求救信息,接到报告后县救护中心开着救护车直奔乡村。

  如果车开不到村里,那么就由村里组织的担架队将病人抬到救护车停靠的地方,每个抬担架的人每次由扶贫基金会补贴10元。

  贫困的孕妇由乡村保健员检查三次,村保健员必须在三个月内发现孕妇,了解她家庭的基本情况,并在一周内上报到乡中心,中心再上报到县救援中心。

  每检查一次填一张表,每填写一张表基金会给保健员补贴一元,这样能鼓励保健员尽最大努力去检查每一个贫困的孕妇。如果检查有问题,需要送到县医院救治的贫困孕妇,由扶贫基金会根据孕妇的情况,给予200元、400元、600元或800元的支持。

  贫困地区的人口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当地医疗水平落后有极大的联系。

  一些院长对医院一年有多少就诊量,药房每天要消耗多少药品,需要多少成本,能收入多少等问题几乎不知道。等问题出现时医院已是亏损累累,其结果是西部的一些医院陷入缺钱、条件差、更缺钱、条件更差的恶性循环中。

  很多西部医院的院长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医院如何管理,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为此,基金会在西部启动了一个天使工程,主要是对县一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进行现代医院如何管理,成本如何控制等培训。

  基金会认为,如果提高医院领导人的管理素质,促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那么将会有更多贫困人口能够走进医院治病。

  虽然民间的一些扶贫组织,没有像中国扶贫基金会那样有政府背景,但他们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扶贫之路,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已经是7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是在理想的召唤中踏上了对农民的扶贫之路。

  当有关部门对农民的扶贫和就业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时,他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在北京通州一个名为富平的简陋学校里,开始营造这样一个理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摆脱贫困,以此去开拓新的生活。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把社会改造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所赞成的,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友好的人际关系。不光是对你自己、朋友还是对敌人,都要有这个精神。我把这个精神从经济学理论中推广到社会层面中来,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有所帮助。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你做好事有人并不理解。”茅于轼说他的内心被一种理想主义在推动。

  茅于轼的这个理想,来自他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搞扶贫时得到的启示。那时他与汤敏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成立了一个扶贫基金,他们在这里已经投入8年的时间与精力,目的是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资金支持,唤起这里的人去勇敢地改变贫困的命运。

  8年以来,这个基金已发展到20多万元。从1998年开始茅于轼采用了新办法,从别人那里贷款再贷给农民。茅于轼不认为这是一种变相贷款,因为他从利息的收入中交了个人所得税,这对个人和政府都有益。

  基金现在共有20万元借给老百姓看病、上学、生产等,帮助当地农民在资本的支持下能寻找到一些致富的新资源,而且还消灭了高利贷。已经做了8年,还款率是100%。

  在决定是否借款的问题上,茅于轼说由三个人商量决定借给谁。这三个人是当地比较可靠的人,但也有人做买卖赔了钱还不上的,对于这种情况茅于轼主张注销他的债务。可三个人不同意,他们说注销债务后其他人都跟着赖账。所以,现在在账上挂着让他支付利息,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对于这个扶贫基金产生的效益,茅于轼请那三个人统计了一下,一共支取了570多次,总共借款60万元,它的效益大概是30%,差不多有20万元的利益。这就是说,给当地的农民增加了20万元的收入。

  茅于轼认为,城市家庭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村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是生产单位就要用资金。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往往认为农民家庭为什么还要借钱呢。因为农民要买牛、买猪、出门打工都要用钱,卖了东西后农民才有了钱。所以,在开始时,他们要借钱。现在农村却是只能存钱不能借钱,老百姓借钱无门生产就会困难。

理想主义者的扶贫(3)
 
  农村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占的比例很大,可它只吸收存款不放贷款,结果把农民的钱都吸干了。农村有点储蓄存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农民只好借高利贷,所以农村普遍存在高利贷。人民银行现在要打击高利贷,而农民要搞生产你不给他金融服务,只打击高利贷肯定没用。

  茅于轼认为,他在山西搞的扶贫基金,能够将高利贷消灭。因为它突破了金融方面的旧框框,直接给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农民的解困、收入的增加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茅于轼说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而这个服务也是可以以赢利为目的的,因为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没有金融服务就会出现高利贷服务,所以,人民银行只有把农村的金融服务搞起来才能消灭高利贷。

  但茅于轼在山西搞的这个扶贫基金,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是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基金,茅于轼请求他们暂缓执行,并当面跟他们有关人士讨论过,他们说作为个人非常支持这个工作,但银行不能违反金融法规。

  茅于轼认为,这个规定有个缺陷,只考虑它的安全性没有考虑到它的效率。山西的扶贫基金做了这么多年,它是很安全的,涉及的只是一两百人。

  看来茅于轼发起的民营扶贫基金与旧的制度发生了碰撞,老的规则有毛病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博弈过程,那么这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吗?

  “我想改革的历程就是不断突破不合理制度的过程,改革就是创新。 我想,这牵涉到一个民间扶贫的问题。民间扶贫缺少的就是钱,这就需要一些扶贫的规定。这些扶贫也并不是没有风险,我们很多由民间办的事现在都由政府来办。以前许多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都是有强制性的,很多事不要暴利就能干。”

  “如发展文化,交响乐团,类似的事老百姓能干就行,还有足球、博物馆,这些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管。美国这种组织非常发达,我们国家这样的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凡是公共需要而无暴利的事都应由民间来管,政府只管公安、国防、法律等。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时期,一些新东西都应允许试验、创新!”创新的渴望仿佛总在茅于轼心中涌动。

  虽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碍,但茅于轼说现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扩大。但在扶贫的过程中,茅于轼感受到农村的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知识差距的问题。如果通过让农民接受技能的方式来扶贫,那对他们摆脱贫困会有更大的帮助。这个想法产生以后,茅于轼与汤敏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中国的保姆市场很大。

  他们原来准备在太原办一个家政培训学校,校址都选好了,但当地主管部门不批。后来他们决定到北京来办,一些农村姑娘也愿意到北京来。

  茅于轼还从中进一步地认识到,把中等职业院校的扩招面向中国农村青少年,以此作为启动解决三农问题一个突破口,如果做得比较好那对农村的扶贫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培养学生的目标上,茅于轼认为,不是一辈子让她们当保姆,当然她们愿意也可以从初级保姆一直做到高级保姆。家政公司就是帮助她们完成人生的设计,如何挖掘机会向更高的目标发展。

  在寻求银行融资的问题上,创办富平学校并成为股东之一的汤敏认为,短期内商业银行不太容易对这个方面贷款。因此,需要把目前对大学生的贷款推广到中等职业学校,只有贷款才能保证公平教育。

  “我们把富平学校的这种机制当作是一个试验,我们先做好这个试验。我们做好了,银行就有可能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成立一个贷款基金。目前这一切还都在实验,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机制创新问题。”汤敏说。

  但汤敏也意识到, 富平学校没有一定的规模就很难维持。所以现在要尽力扩大它的规模,要使大家知道这个事。他在吕梁山对当地农民谈起通过贷款,让贫困地区的学生接受教育以此改变贫困时,很多农民不信有这么好的事。

  尽管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但茅于轼和汤敏的心中仍然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忧虑。他们通过创办职业学校并通过贷款的方式,使更多的农民接受教育以此摆脱贫困的做法,难道不是给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带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启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中国才可以走向富强!

  “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断地突破它。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茅于轼非常坚信这一点。

给非政府组织以成长的机会
 
  与国内扶贫组织相比,在支持中国内陆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近两年对华的日元贷款项目,大部分用于改善内陆和贫困地区。2002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1212亿多日元的对华贷款,这笔贷款涉及13个项目,其中环境项目6个,占贷款总金额的71%。

  由于近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森林乱砍滥伐,造成了森林资源的巨大破坏,如甘肃全省面积75%为干旱或半干旱,森林覆盖面积在中国为最低,沙漠化日益严重。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甘肃实施植树种草贷款项目,这有助于甘肃在2005年实现植树种草面积达到175万公顷。

  内蒙有63%的面积沙漠化。中国沙漠化面积大约有20%在内蒙,为消除沙漠化的不断扩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给内蒙实施的贷款,支持当地完成植树种草面积。

  实际上,贫困的脆弱性与无保障性,使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危险。他们在面对经济危机与自然灾害,特别受疾病的袭击时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贫困人口的智力和素质并不比富裕地区的人差,由于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限制了他们能力的发挥。

  扶贫使一个人能更好地发展,这包括一个人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个人收入,更多的个人自由与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国家87扶贫计划确定的重点扶贫县中,西部地区就有366个,占中国重点扶贫县数的61.8%,贫困人口大约4136万。

  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民政部救济司一位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救助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现在需要的规范救济,是对某一特定的弱势人群救济,如低于一定生活标准的农民。

  对于农民的救济,民政部曾从上海对农民的低保救济中得到了一些经验。考察后,民政部开始推行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发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原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把苏州、无锡、青海作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地区。

  但这位官员表示,农民的低保按城市人的保障去操作存在一定的困难。与城市贫困相比,农民还有一块地,这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这个资料怎样折合呢?农民低保的标准怎样制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现在农村确实有一批贫困的农民急需要救助,如重残废人、重病人等。这些人如果不给以救助,他们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下去。据民政部门初步调查,这类人大约有2000多万。

  对于这类特困人口,民政部已发出通知,要尽快给予救助,并发放特困救助证。由于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救助要根据当地的经济财力进行。

  尽管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为非政府的扶贫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他们的成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在中国的成长非常艰难和缓慢。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适应不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扶贫需要。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出现了,一是方面数以亿计的人渴望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是扶贫的资源严重供给不足。

  长期垄断形成的经济体制,又使中国的企业对公益事业非常冷漠,造成中国的公益扶贫组织难以迅速获得扶贫资源。

  面对扶贫面临的困难,目前国内的法律环境不成熟,尤其像扶贫这样的公益机构,其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即使是已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但都是10多年以前制定的,根本无法适应今天公益事业的发展。

  西方一些国家有一个成熟的捐赠资源市场,这个市场与税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支持企业的捐赠可以减免税,而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市场,这对公益机构筹集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经营环境不成熟,同样困扰着一些基金会的发展,即使基金会有资金,但交给谁去经营?一旦基金会把钱交给中介机构去投资,它能为基金会带来收益吗?

  过去国内基金会成立时有非常强的政府背景,它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笼罩着行政色彩,如行政级别的划分,人员的聘用、工资标准等都被行政主管单位掌握着,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有关系。而现在的变革就是要取消行政级别,使基金会在不断创新、变革中持续地发展下去。

  体制创新是促使基金会去适应市场的竞争。加入世贸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进入中国,国内本土的公益机构也在不断成长,两股力量将会汇合到一起。由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对自身的体制创新就显得更为迫切。

  对于公益项目,政府应该开放公益市场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公益机构来竞争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扶贫资源的效率,同时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

  “青基会在希望工程上已开拓了10多年,凭借自己的经验、声誉,是有能力把希望工程做得更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仍是为青少年的发展服务。希望工程关注农村孩子的方向也没有变。所改变的是我们的资助正向多元化发展,由帮助农村小学生,向农村中学生、高中生,甚至资助由农村考入大学的贫困家庭学生,这对他们的人生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顾晓今以坚定的语气说。

  应该看到,政府的角色使它的扶贫能力有限。如果政府转变一种扶贫思维,将扶贫资金通过竞争让民间扶贫机构去运作,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香港的公益组织,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政府。政府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但政府并不直接去做,而是由许多公益组织去竞争。政府对他们考核后,从中选择最具竞争力的公益组织去实施项目,这样,政府的资金与项目都能取得效率最大化。

  一个有着几百年传统文化的村子,由选举及旅游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使村民纯朴、友好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进而出现不同派别的分化和相互攻击,这是党家村的村民们没有料想到的结局。

  如果说党家村的祖先通过祠堂教导它的村民遵守传统道德的规范,那么,今天党家村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互相攻击和责骂,则显示了传统道德的不堪一击,它的虚伪与无能在村民的利益之争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随着历史的演变与外部文明的进入,党家村的传统文化同它的祖先一样湮没在尘土中。计划经济留给村民的贫困,使他们不足以应付工业文明对他们的挑战。村民们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迫切希望有个依法执政的村领导,能带领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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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唐五代(下) - 来自《历代职官沿革史》

=================第三节 地方官制=================经过武德、贞观三十多年的治理,唐王朝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它的版图东达于海,西逾葱岭,北过大漠,南至林邑,皆为州县,东西9,500余里,南北10,900余里。在这块辽阔的统治区域里,由于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地方官制上也有所差异。概而论之,中原内地是州县制或道州县制;边疆地区则为羁糜府州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现根据不同情况,把唐代地方官制分为道、州、县制与少数民族之王国制两个方面介绍。一、道州县地方行政……去看看 

第九章 隋朝 - 来自《历代职官沿革史》

======================第一节 隋代的政治概况======================自东汉末(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390年间,中国处于一个分裂的局面。中间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至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不满40年)。自建兴四年以后,中国北方还为外族统治了265年(公元316——公元581年)直到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才结束了外族在北方的统治;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才归于统一。从杨坚建立隋朝,到杨广被绞死,隋朝仅存在37年。这个短命的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去看看 

第一章 内容 - 来自《第三波》

第一节 第三波的开始  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这次政变是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亦称作“尉官运动”,Movimeneo das Forcas Armadas,MFA)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军队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去看看 

8-4 北京 高等军事法庭 - 来自《黄祸》

“你和被告是不是情妇关系? ”“我想是, ”她轻声说。“我多么希望……我是……”实行军法管制以来, 这是一次最公开的开庭。虽然不允许新闻界采访, 但有当局挑选的各界代表出庭旁听。有关方面发言人也明确表示将公布审判情况。石戈的名字现在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种语言的传播媒介都在反复不停地说到他, 使他的知名度短短几天就超过了许多总统、明星和亿万富翁。从美国议会到天主教廷到德国绿党到阿拉伯的恐怖组织或俄罗斯的妇女团体全都把他赞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殉难者和人类的良知。成百上千的知名人士提名他荣……去看看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 来自《孙中山研究》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里,孙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据《国父年谱》,这一行程如下:  先生既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乃一面从事计划,一面亲往各地视察。先于九月六日赴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自行设计修建于第一条铁路,旋返北京。时山西各界纷电邀请先生赴晋视察,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来京迎迓,先生乃于十七日离京去晋。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张继、吴铁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纳,交通部亦派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先生于正大路车中,曾询梁上栋曰:“你是学工程的,你对于正大路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答:“除非万不得已……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