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

 《中国黄河调查》

  除了煤炭以外,山西几乎没有一个优势产业能向中国其他市场扩张,而需要指出的是,拥了丰富煤炭的山西是在政府强力支配下,走了一条以自然资源来换取当地经济发展并以对资源的消耗来形成产业的道路,这与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和以私人资本来实现独立的所有权正好相反…

无可奈何地承受利润流失(1)
 
  除了煤炭以外,山西几乎没有一个优势产业能向中国其他市场扩张,而需要指出的是,拥了丰富煤炭的山西是在政府强力支配下,走了一条以自然资源来换取当地经济发展并以对资源的消耗来形成产业的道路,这与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和以私人资本来实现独立的所有权正好相反。

  靠煤炭开采支撑就业、财政收入、与城市建设的山西,使当地政府官员视煤炭为当地最大的资本,他们的创新力淹没在矿产中,资源优越没有为他们带来新的产业。一旦失去了矿产的优越,他们不会拥有适应市场竞争的任何优势。

  政府掌握着煤炭的供给并用计划体制的手段来控制对煤炭资源的开采,使背负着旧体制的煤矿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选择,而且这种以旧体制控制煤炭经营的阴影还笼罩着山西其他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

  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煤炭没有成为山西的核心竞争力,工人也没有得到最大化的财富。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型的煤炭增长,没有形成山西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相反,煤炭利润低下,使政府既不可能有雄厚的财力投入公共建设,也妨碍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山西的整体表现是财政补贴困境、企业走向破产,失业增加、农民陷入贫困,人们并没有从这种资源优势中分享到多少利益。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财政投入,而以煤炭为主的山西释放出来的财富增长渠道极其狭窄,面对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交通以及环境治理的投入,它显得是那样的疲惫无力。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产业集中了山西大批工人,他们的素质和水平被固定在这个行业上。他们不会像高科技行业那样,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提高自己的能力。一旦他们失去了煤炭的依托,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时,他们原来被固定在煤炭中的技能在市场的博弈中几乎为零。

  另一方面,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产业,使山西对这种产业的运转注入了很高的行政成本。可煤炭利润不由市场来决定,又使他们的行政资源配置得不到预期的收益。

  体制的束缚使山西省内的电厂长期享受省里的优惠政策,煤炭价格背离为此付出了代价。2002年山西煤炭企业供省内发电的煤价格与出省煤价格平均相差每吨30元以上,这种省内煤价比出省价格的差距2003年继续扩大。

  靠煤炭发电的山西自己却不能充分利用电能。发电集团将电输到外地后,山西人还要饱受停电之苦。由煤生产的电同样受到政府控制,发电也不能使山西人得到更多利润。而水资源被这些发电集团消耗后,进一步加剧了山西用水的紧张,最后,山西人还要承受由火力发电带来的污染。

  自然资源优势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时并不相关联,单一的资源输出难以成为当地的经济优势,也使人均占有的财富难以提高。

  占有中国半个市场的山西煤炭,如果减产就会导致其他地区煤炭供应短缺。由于电力行业是煤炭消费的第一大户,2002年国内新投产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2003年又陆续投产1000万千瓦,火电投资的增加必然带动煤炭需求量的急剧上升,需求又带动了煤炭价格迅猛上涨。

  同电力消费大户相比,经济的快速增长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钢铁产品需求的增加,而钢铁行业是煤炭消费的第二大户,它进一步刺激煤炭市场出现热销的景象。

  尤其是那些靠煤发电的地区,他们对煤炭的需求依赖强烈,价格的上涨会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甚至会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这种恐慌心理使山西对出省的煤炭供应必须保持一个相应的数量,关闭后又重新启动的小煤矿就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沉浮。

  不对数量多产量低的煤矿进行整合,山西的煤炭优势就难以真正转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增长。打破地区封锁引进大集团的资本、技术和现代化的开采设备,结束散乱不正当开采的格局,是山西煤炭走向资本经营煤炭的一个选择。

  以煤炭为依托形成的炼焦、火力发电为主的能源产业结构,是建立在以山西污染为代价的基础上。这种污染随着煤炭、电力等集团为寻求利润进一步扩大开发规模,还将在经济增长缓慢,水供应短缺,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安定中进一步加剧。

  以严重缺水的劣势去支撑利益集团对煤炭资源大规模开采的山西,将进一步加剧自己水资源供给的紧张。按每挖一吨煤要损耗2.5吨水计算,挖4亿吨煤要耗费10亿吨水。水资源短缺的山西能支撑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带来的代价吗?

  计划经济分给山西的角色是挖煤送电,它被动地完成政府下达的煤炭任务,其工业结构很大程度上与煤炭联在一起。它的资源难以向其他行业配置,它的人才、技术和资本只围绕着煤炭转。

  煤炭的产量虽然在不断提高,可煤的价格掌握在政府手中,价格不由市场来决定。价值的严重背离给用煤的利益集团增加了利益,但却把这种成本抛给了采煤工人。整个煤炭工人获得的是计划价格下的收入,而不是在市场价格下使自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不仅如此,他们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还在一步扩大。

  阎锡山统治时期就在开采的大同煤矿至今仍在不停地开采,但计划经济给它留下的沉重包袱正愈来愈重地压在它身上。曾经为安置分流员工成立的劳动服务公司有2万人,他们分布在维修、商场、饭店、房产和机械行业,为煤矿提供后勤服务。

  可现在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有些人不得不内退接受低收入回家,另一些人的工资还被拖欠着。上班的工人人均收入也只有340元,这种收入与他们奋斗了大辈子付出的代价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煤矿企业的文化是沉闷和压抑的,矿工们被动服从,这种文化使他们失业以后几乎没有技能重新开创新生活。这种文化还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大同矿区的青年宁可呆在家里待业,靠着父亲在煤矿冒着生命危险、脸上粘着一片炭黑换来的微薄收入,也不主动去开拓自己的生活。

  资源的优势在于合理利用资源,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山西丰富的煤资源很大部分要向外地供应,这种供应关系到一些省市经济增长的速度。

  将光明留给东部,污染留给自己是山西向外省输煤的一个表现。东部工业启动以前是建立在山西提供的计划价格原料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工业利润是靠低价原料,并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无可奈何地承受利润流失(2)
 
  东部经济的启动需要原料,客观上需要山西加大对煤的生产。财富的增加使每个在东部工业中就业的人,分享了更多的收益,占有的资源也比山西更多。也就是说,东部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山西廉价的煤炭资源之上的,使他们有机会以极低的工业成本增加利润。

  东部得到的是山西计划价格下的煤炭,生产出的产品却按市场价格卖给山西,他们获得的是市场利润,而山西得到的是计划体制下的能源利润。

  低利润使一些国有老煤矿的生产经营资金出现短缺,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开采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的煤矿带来的是资源浪费,同时还造成为煤炭企业奉献的工人的收入排在其他产业之后,他们的收入没有随着煤矿产量的增加而上升,改革成本仍压在他们身上。

  相对于电力、冶金、铁路这些靠煤燃烧获得利润的产业,煤矿按市场价格实现自己利益的愿望受到国家政策的控制。煤炭产业不仅落后于电力体制的变革,而且因价格不能由自己掌握变成了一个弱势产业。

  煤矿远离城市,必须在开矿的地方建立一个适合人们生存的环境,如商场、房子、学校等,一个矿城就这样与煤炭紧紧地联在一起。煤炭不是再生资源,一旦煤炭资源枯竭这些地区的学校、医院等费用由谁承担?工人的住房、收入、医疗等还有保障吗?一旦煤矿要分流人员,这些承受着低工资的工人失业后,他们会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中挣扎,迁移这些生活设施又需要巨大的资金。

  能直接迅速地看到利润的煤炭使山西的官员与企业对开采煤炭有很强的冲动,他们没有从煤炭获取的利润中来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扩大新的产业。他们很少思考失去煤炭资源以后,原有的人才和技术又有什么用处。

  私人开采煤矿雇用外来廉价民工,矿主能从中获得超额利润,而危险留给了井下挖煤的民工,他们为了几个钱养家糊口有可能把生命留在井下。

  巨大损耗带来的后果是,1978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88亿元,占到中国的2.45%,排在中国第15位。而到2001年山西占中国的比重降到1.86%,排名猛然降到第22位,2001年山西工人人均收入是8122元,而上海是21781元,中国平均水平是10870元。

  直到煤炭供应价格发生了变化,山西单一的煤价才随着市场需求提高,可现在山西的煤炭面临着陕西、内蒙、山东的竞争。

  令人悲哀的是随着山西煤炭开采不断上升,可它的经济增长实力却在中国各省市的排名中逐年下降。实力下降和矿产枯竭后留下的失业工人、被污染毁坏的矿山、集聚着大量产业队伍的矿区,已经愈来愈重地成为以煤炭为主的山西的负担。

  损耗与补偿极不均衡,使山西以煤炭为单一产业的经济结构,在市场的竞争中开始一步步地恶化。为实现经济增长又不得不超量开采资源,最终演化为损耗得不到补偿的衰竭性矛盾。

  煤炭向外输出利润流失这种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的后果是,为什么开采煤炭最多、向外输出也最多的山西,却在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中远远落后于不产煤炭的一些发达地区。

  因此,要改变山西煤矿损耗使他们的利润高于生产成本的状况,就必须建立一种补偿机制。只有经过补偿使山西获得开采能力,才能使需要用煤的地区能有更优质的煤消费。继续以损耗为代价去开采煤炭,可能使山西煤矿开采能力进一步衰弱。

  山西煤占中国外调煤的70%,煤炭给山西带来的财政及相关收入占50%,这显示了煤炭在山西经济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也是计划经济在山西的突出体现。

  煤是一个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随着中国其他地方进一步开放与经济的增长,对煤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强烈。地区占有资源的不平衡使政府还会对煤统一调配,以缓和各省用煤引起的紧张与矛盾,这决定了山西的煤还不能自由地进入市场,它还会留守着计划的大门。

不同体制下的集团争夺
 
  行政主导下的煤炭开采权与利益分配格局,使山西的煤炭业仍然披着浓厚的计划外衣。这种开采制度的落后使山西煤炭被各个地方部门条块分割、各个权力部门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掌握着煤矿开采权,其目的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种粗放经营,各自为政,竞争无序,压价销售,互相争夺是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表现。

  以条块分割各自占有资源的开采局面,导致的是不同企业由于隶属关系不同,获得的煤炭占有量也不一样,也就是不同的权力部门决定着煤矿企业获得不平等的利润。

  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地位,使山西形成了省、市、乡镇离外来大集团开采煤矿的局面,他们都是最大限度地从煤炭中寻求利益。他们的开采规模、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税收和基金征管等方面获得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

  因此,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部门都加速参与到对煤炭资源的争夺中。在利益集团争夺的同时,前几年因煤炭价格下跌,1998年山西省煤炭行业拖欠工人工资达13亿元,国有重点煤矿的亏损额占到山西地方国有企业亏损额的大约一半。

  而1999年底,外省拖欠山西的煤炭款额高达120亿元,其中山西省七大重点煤矿煤炭货款拖欠总额达90亿元,占拖欠总额的75%,巨额逾期煤炭应收账款给山西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原本困难重重的山西煤炭企业的能量更加虚弱。

  煤炭暴露出的利益冲突,是计划体制给山西煤炭开采格局留下的矛盾,它表现为开采煤炭的利益集团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工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大的煤炭集团对当地资源的吞并与地方获得的收益减少、占有煤炭资源的电力集团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却使煤矿承担着低价格供煤带来的损失、垄断煤炭资源的国有企业阻止私人资本的公平竞争。

  大型的国有煤矿有自己的专用铁路,他们形成了开采、运输、销售一条龙化,他们获得利润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体制的不同及利益之争使地方的国有煤矿由省运销公司代为订货,煤矿企业不直接与用户见面,由运销公司为煤矿企业结算。一个集运站辐射多个煤矿,一列车装运的煤炭是哪个煤矿的,煤炭企业都不知道,煤矿公司只能根据运销公司下达的指标来决定产量。

  由能源基金成立的煤炭运销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一个中介公司,通过掌握煤矿的销售、运输权,他们分布到了山西各个产煤县市,获取了运销中高额的利润。而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都希望自产自销直接走向市场,这样煤矿与政府都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由于运销公司控制销售,使煤矿公司与用户不能进行价格的谈判,这种违背市场竞争的管理方式,使煤矿公司失去了市场需求的判断,丧失了选择用户的主动权,生产处于和市场完全相分离的状态中。

  产销割裂的现行体制,既不能实现山西省对煤炭总量的控制和安全保障,又因这种煤炭运销体制,各利益集团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手段,只要取得运销公司的销售指标他们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

  掌握了销售权的运销公司,还以压低煤炭价格的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煤矿却失去了与用户谈价的权利。铁路、电力都是垄断行业,煤矿相对于他们是弱势群体,煤矿必须向他们保障供煤。

  乡镇煤矿虽然数量多,但它们开采设备差,产量低。它们开采挑肥拣瘦,开采一吨煤要破坏几吨资源,追求短期利润使它们不愿在煤矿安全上多投资,导致事故不断发生,而一些小煤矿直接关系到乡镇的利益,乡镇不会主动关闭它们。

  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各权力部门设置的阻碍引发的各种矛盾,在不断增加着各利益集团的摩擦与碰撞,使煤炭资源带给山西财富增长的代价日益增大。

  可悲的是,山西至今没有产生一个能在全省开采煤炭的大集团。山西各类煤炭企业4768家,乡镇煤矿就达4290多家,年产量能实现4万吨的乡镇煤矿就达4290多家。炼焦公司有1000多个,可产量在百万吨以上的仅有4家,如此数量多规模小的煤矿,哪能对山西煤炭开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开采权的分割,使山西的煤矿企业只能在当地的煤矿开采。即使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开采后一些老煤矿区资源已经进入枯竭的衰老时期,也很难跨区域去兼并那些弱小的煤矿,以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与规模的扩张。

  集团跨地域开采要打破的是各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利益分配格局的打破又是地方势力所不愿接受的。而找不到新的煤矿资源他们庞大的产业队伍就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有时一个矿区就集聚着几十万人,煤矿的关闭将会引发他们心理上的巨大震动。

  就在山西一些老煤矿处于资源枯竭时,那些具有垄断背景的大集团,凭借垄断获取的利润与雄厚资本,如神华、华能、鲁能等企业将自己的扩张势力向山西煤炭资源渗透,他们企图借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扩展自身的利润空间。

  将寻求利润的目光投向山西的神华集团,从1998年开始通过与山西地方政府合作,以买断、控股等方式将小煤矿吞并,以实现自己快速对山西煤炭资源的占有。

  仅在忻州、朔州两地神华年产煤就达到1000万吨,并且通过产运销一体化,将煤炭产量进一步扩大,以实现自己在当地煤炭开采中的主导优势。

  大集团凭借资本迅速扩大产量的优越是当地煤矿公司所不能比的,这种主导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对山西的煤炭产量、市场需求、价格走向发挥影响。

竭力索取也是代价的付出
 
  高速增长的煤炭需求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表现,也显示煤炭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煤炭市场出现需求过剩还是需求不足,都会对山西的煤炭产量与经济增长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这种影响出现在2002年,整顿小煤矿的行动使山西大约6000个小煤矿不得不关闭,1亿多吨煤的产量在关闭中被压减。由于近几年国有大型煤矿出现的亏损,使它们的生产与投资处于严重萎缩中,它们没有预感到市场正涌动着巨大的需求。

  需求出现强劲的回升后,一些煤矿的生产能力却跟不上去,而拥有中小煤矿无法相比的优势的神华集团却乘此机会,对山西朔州等地小煤矿地掀起了兼并的热浪。在需求与利润的推动下,中小煤矿重新加入到对资源的激烈争夺中,它们为了迅速实现规模扩张甚至超能力扩大开采量,以求在扩大资源占有中维持自己的生存。

  就在需求出现强劲回升的前几年,煤炭的供给主动权还掌握在煤炭集团手中。资源争夺的格局是,大型煤矿面临着遍布在它周边的中小煤矿的资源争夺,如大同、太原、阳泉、晋城等地中小煤矿。它们在同一煤种、同一市场需求下分化大煤矿的市场和利润。

  小煤矿因雇用廉价的劳动力与置安全不顾、暂时以低价格在竞争中占有优势,而大型煤矿背负着计划体制留给的沉重债务和社会压在它身上的历史包袱、导致生产成本高而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小煤矿因安全不能保障遭到政府的关闭,小煤矿的关闭,竞争转向大煤矿与大集团之间,矛盾将在他们争夺资源与利润中展开。

  不可否认,开采煤炭为山西私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他们有了巨大的热情将资本投入煤矿。他们开采煤炭投资小,见效快,能够在山西大煤矿集团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迅速积累资本。曾经遍布在山西的9000多个小煤矿,就是私人资本幻想以煤矿来迅速积累财富的一个表现。挟带着从煤炭积累的私人资本,他们终于从庞大的国有煤矿身边站了起来。

  尽管煤炭属于国有资源,可私人仍可以以资本和乡镇政府合作取得开采权。煤矿和土地不一样,开采权让给了私人以后他们一直会采到煤炭枯竭为止,因此,取得了经营权实际上就等于获得了所有权。一旦他们投入的设备不能采煤就会报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关闭小煤矿强烈抵制的原因。

  山西的大同、灵武、西山、霍州、河东等地区,原是国有煤矿开采的地盘,但受利润的刺激,地方煤矿利用国有煤矿开采不到的边角地带开采。随着采煤的深入和利润的增加,这些小煤矿不会只停留在边角上,它们开始不断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大的煤矿对它们的争夺也无可奈何,因为代表着地方利益的小煤矿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

  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普遍存在着靠山吃山的观念,占有煤炭资源的多少直接决定山西一些县市财政收入的多少。拥有绝对煤炭优势的当地官员认为,煤炭就是他们的主导产业,谁占有煤炭资源谁就获得了收益。政府是一个地方的经济主体,将煤炭的开采权卖给开发商,也是当地官员实现自己执政目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选择。

  目前,山西的煤炭行业还没有走出行政主导下的开采,还不是建立在独立的资本所有者产权之上,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获得对煤炭的开采权。

  煤矿产权的不明确,使山西小煤矿,地方国有煤矿,以资本渗透进来的大煤矿集团都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山西的煤炭资源。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开采,效率如何,对环境有多大的污染以及谁有开采权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有权的不确定导致煤矿资源被大量浪费,如开采10吨煤破坏的资源可能是100吨。即使那些小煤矿排污和安全达不到标准,可受利益驱动的小煤矿照样可以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

  资源过分集中于煤炭使山西其他行业如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等产业都得不到资源的支持,即使曾经有过闪光的行业现在也已全军覆没。那些倒闭留下的资源由于被债务、失业人员等困扰,私营企业也无法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资源仍旧浪费着。只要煤炭市场下跌,山西的整个经济就会波动。

  有了煤炭带来的利润,使政府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国有煤矿上。他们没有动力去扶持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也跟不上去。官员从完成煤炭的开采计划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政绩。对国有煤矿来说,煤炭似乎天生就属于他们的,开采不存在任何竞争,他们对出台公平竞争的政策远不如私营企业那样强烈。

  躺在煤炭资源上睡大觉,无需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煤炭不需要支付其他成本就能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山西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结果造成煤炭资源越容易获取,官员变革意识越落后于市场竞争,似乎将执政的目标仅仅放在煤炭产量上他们的政绩就能体现。

  但他们不要忘记了,山西在向煤炭资源竭力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付出难以弥补的巨大代价,那些加入到污染中的小水泥厂、小煤矿、小造纸厂,它们获得的是自己部门的利益,损害的却是整个山西的环境。它们工厂冒出的黑烟、排出的污水,对于还被贫困笼罩的山西,是一场资源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代价伴随的是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它呈现出来的恶果是,山西开采煤的地区几乎被笼罩在煤尘污染中,人们要为这种单一的煤炭开采付出更为沉重的生存代价。

  山西仅每年洗煤排放的污水大约500万立方米。工业集团占用的水量最大,排出的污水也最多。一种非市场化的安排,使排污的工业集团不承担市场化的成本,他们还与当地政府形成了一种博弈,即政府要企业治理污染,就使企业的收入降低,或者企业将利润用于治理污染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政府在治污的选择上,会优先选择获得税收而放松对企业排污的管制,这为排污的企业找到了可乘之机。在他们的利益都实现的前提下,农民是这种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开采煤炭不但造成他们的耕地塌陷,而且污染了他们的农田。

  利益集团从煤炭的开采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承受塌陷及污染的农民,却不能与他们一样分享由资源开采带来的财富,他们在污染的黄土地上,不能像这些工业集团得到各种利益。

  对这种后果,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张莲莲作了这样的计算:由于价格的扭曲,山西多年来电价总体水平相对于其他产业或自身成本而言严重偏低,特别是向外输出的电价低于中国平均电价水平,使山西每年在对省外输电的同时,经济利益大量流失。这样由煤炭转化的电力也不能为山西带来最大财富。

  在1980—2000年的20年中,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损耗额约2004.25亿元,平均每年约100.2125亿元。山西能源基地仅煤炭外调而煤炭价格背离价值,便有1267.3亿元的价值被转移,年均63.365亿元。

  按中国平均电价和山西电力调出价的价差计算,20年外调电力约1400亿千瓦时,有36.95亿元价值被流失,年均1.8475亿元。

  每年因煤炭及其他货物积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35亿元。20年,有700亿元价值损失。

  如果加上环境欠账,每年的环境损耗价值量约为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

  每年因大气污染对环境所造成的损耗价值量约为11.75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35亿元。

  每年的污水排放量是引起当年水污染损失的主要原因。因水质污染每年的损耗价值量为10.5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10.4亿元。

  因固体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耗价值量为4.7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94.4亿元。

  累积计算因采煤而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产生的经济损失价值年均7.72亿元,20年损耗价值总量为154.4亿元。

  伴随这种损耗,山西与外部的差距在1985年就显示出来,资源优势成为了陷阱,如山西的整个经济增长、就业、财政、城市化都过分依赖于煤炭,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也集中在煤矿,导致其他产业被弱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空间被压缩。

  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相互配合,这个城市的资源才能最优化配置,财富的产出才有更多的机会,而山西创造财富的资源完全依赖煤炭,而煤炭资源又被政府的计划价格控制,人们难以从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他产业又没有成长起来时,山西人获取财富增长的速度必然缓慢。

优越能源并不带来收益增加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东部的私营企业正如火箭一样急速升起时,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不增反降,2000年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增长几乎为零。

  与这个数字形成另一个强烈对比的是,2001年山西1791家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达到了336家,当年亏损的企业有438家,这些占有了稀缺资源却不能创造财富的企业,意味着山西资源配置能力极其低下,人们获取收入的希望也变得很遥远。

  重工业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计划体制没有给他们提供积累资本的机会,要靠它们背负着债务去投资是不现实的,它们将依赖的目光投向了财政。财政部门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争夺下,不得不对它们以贴息贷款、削减债务、技术改造等支持。

  数字反映出来的现象是,当那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在以债转股的招牌下,就轻松地免除了几亿元或几十亿元的贷款,而私营企业却在银行的大门外为融资难叹息。与市场竞争相违背的制度安排,使山西的私营企业成长更加艰难,没有产生一家像东部的私营企业资产过百亿元的私企。

  新上任的山西官员有些来自煤炭行业,他们的执政有明显的煤炭色彩,主张维护山西煤炭正常和稳定的生产。也许是出于政治与能源安全的选择,山西的投资偏向了煤炭,他的高科技产业几乎没有,它缺乏一个能够在煤炭之外向高科技领域开拓的群体,以为山西扩大新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但历史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山西仍在煤炭中寻求利润。高度的行政控制色彩在煤炭开采中得到了体现,阎锡山留下的山西机床厂被接收后变成了军工企业,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使它面临的订单越来越少,它专用的机器、专用的人才,使它无法向其他产品转移,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机床厂进行军转民以后,不是产品质量过不了关就是找不到市场,一个项目还没有产生利润就又急于扑向另一个产品,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就这样被消耗掉,可还是没有一个能在市场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从机床厂退休的王师傅对我说,他在这家企业干了30多年,80年代他每月的工资还不过100元,住的是50多个平方米交清了房钱可产权证还没有拿到手的房子。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他感到那每月500多元的退休费已经不够用,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时刻在他内心涌动。

  与王师傅住在同一栋楼的罗师傅1948年就在阎锡山办的这家机床厂干,可现在他退休后与儿子孙子住在一起。儿子每月600元的收入对维持生活与供他孩子上学都很困难,也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罗师傅那微薄的退休费还要供养儿子的生活与孙子的学费。

  按市场价他儿子买了一套15万元的商品房,每月支付500元,他得干25年才能还清房款。这样几代人挤在狭窄、陈旧的屋内过着贫困生活的情景,是很多机床厂工人家庭面临的困境。

  机床厂退休工人住的房子有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修建的,有的房子出现下雨漏水。灰色毫无生气显得有些破旧的老房子与失业或退休费微少的工人脸上的失落与无奈混杂在一起。

  山西的重工业吸收着一大批产业队伍,他们收益的增加与下降,都与这些行业的起落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在一夜间与财富的距离拉近。除煤炭以外,山西几乎没有一个优势产业能向中国其他市场扩张。煤炭又被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煤炭的财富只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

  资源型单一重工业不仅使山西的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而且带给工人们微薄的收入,即使是在太原钢铁公司干了30多年的处级员工,他们每月也只拿到1400元,那些内退的人每月只有800元。

  太钢分离后到后勤企业的那些员工,他们失去太钢的国有身份后,可能会以更低的收入来承担太钢变革的成本。失去原来从太钢分享的资源意味着他们一些人将在最低水平的生活费中过日子,而面对的却是高昂的开支。

  由于太钢的高层管理人员仍是由政府任命,他们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收入。在企业的利润与他们收益相分离的情况下,他们哪有动力去打破计划体制套在企业利益分配上的枷锁?国有企业变革力量还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也只是技术上的操作,不可能从制度上打破。

  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越缓慢,员工分享的利益就越低,越延缓了个人收入与价值的实现。个人收益的降低导致个人权利没有保障。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将资本用于连接王权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使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败的开始。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进行的公益活动就是捐资建寺院修祠堂。

  寺院祠堂是没落封建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出现作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而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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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下) - 来自《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

12.论市政权力、地方当局和一种新型的联邦制  宪法没有论及市政权力,也没有论及法国各地地方当局的组成。一旦恢复了和平与安宁——这是改进我们内部组织所必不可少的——国民代表们必须关注这一问题。确实,这是继国防之后最值得他们注意的事情。因此,在这里讨论它并没有离题。  对我们的事务进行管理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也就是代表们的事情。只与几个人有关的事情,只能由那几个人来决定;只与个人有关的事情也只能由那个人单独决定。只要普遍意志偏离了本分,它就不应比个人意志更受尊重,这一点无论我们重复多少遍都不能算多。……去看看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来自《红卫兵档案》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 “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 “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 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去看看 

第三章 荷兰(下) - 来自《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去看看 

第03章:定型和学习:通讯行为的两种模式 - 来自《控制论和社会》

如前所趋,某些种类的机器和若干生命体,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生命体,都能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达到反熵的特定目的。在这些比较高级形式的能够进行通讯的有机体中,作为个体过去经验的环境是能够把个体的行为模式改变得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有效地来对付其未来环境的。换言之,有机体并不象莱布尼兹钟机式的单子那样,同宇宙作预定的和谐,而是和宇宙及其未来的种种偶然性依据实际情况而寻求着新的平衡。它的现在不同于它的过去,而它的未来又不同于它的现在。在生命体中,就象在宇宙自身之中那样,分毫不差的重复是绝对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