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 自序

 《个案分析》

序一:

此部小长篇原系《大家》所约,也即《大家》首倡“凸凹文本”时所约。

记得当时读了《大家》的约稿信,情绪颇为激动,因为信中所述颇具挑战性,大意有:先锋文学已成为过去,尽管他(她)们做出过一些成绩和努力,但毕竟已经成了过去;文学就是无用,言语才应该是最突出之处,等等。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正是语言的自觉,但我也基本清楚并没有多少哲学的自觉——比如意义的飘浮,他们的意识显然淡薄。而且时为《马桥辞典》风波刚刚过去不久,对“语言的神话”人们似乎正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而且我自己也已有相当明确的主攻目标,比如我瞄准了意义,瞄准了制造意义的人,瞄准了语言本身。

但,我毕竟打点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便是挑战性让人精神百倍。

不曾想,就这10多万字的东西,我居然用了半年时间才写成——只有《镜中公案》的一般篇幅,居然比《镜中公案》多花了双倍时间,这还不算,搁笔的时候,居然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精神却仍然亢奋。

尽管后来并没有被《大家》正式采用,但我并不后悔,而且我仍然真诚地感谢他们的约稿,若不是他们“逼”我恐怕就没有现在这部小说的面目。况且,这部小说曾被《大家》编辑部喜欢,我已很高兴了。倒是我给朋友们添麻烦了,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大家》副主编、作家海男致函于我表示了歉意。假如我没有征得海男君的同意,把信函内容公开,我想还不至于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我只想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已)。海男君的信函内容是这样的:

这部作品我与编辑部的同仁都很喜欢,但我们都预感到这部作品送审时不会通过,因为我们前面送审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通过。你的作品涉及的许多案例都很敏感,而我们的刊物时时被人窥视着,他们试图找出许多问题,企图让刊物停刊。所以送审时,你的作品未被通过,这在我们预感之中。我原来以为你是分析许多虚构中的案例,那样就没问题了。事实上,案例是一件充满悬念的、不可揭示的东西。我们努力了一番仍未通过,请你鉴谅文学刊物在当下的特殊处境,今后寄给我们的作品请千万别涉及敏感问题,好吗?再次抱歉。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阳光之下的罪恶。罪恶的黑手总是要伸向光明,是向光明示威吗?而光明常常又过于善良,因此黑手们总是屡试不爽。朋友们,擦亮了眼睛了吗?

好在这部作品没有给朋友们带来真正的麻烦,这倒应该让我感到些微安慰。

后来,我又把这部作品给了其他刊物的朋友,比如《收获》。

《收获》的一位负责人信函的内容是这样的:

您的作品《个案分析》我拜读了。小说的构思恨奇妙,有些地方对人性、社会的分析也很深入。不过,小说结构有些庞杂,卷上、卷中、卷下没有明显的差别,缺少层次上的变化;以王小波做一个参照系,我觉得妨碍了认识的加深。在很多时候,王小波只是一个“反动”,就像一个跷跷板,在这边站着,看着另外一边高,实际上,真要走到那一边,情况不见得更好。我觉得您对一些案件的分析、对中国文化的阐述有时候会走这种跷跷板,缺少一种整体的观察……

应该说其意见是相当宝贵的,其宝贵在:真是见仁见智了。

我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确实是我给朋友们添了麻烦的。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就这么个性格,就这么个犟脾气,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么个玩艺,除了给朋友添麻烦,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序二:

2001年8月10日,我在泉州的“晓风书屋”买到了一本美国人阿瑟•A•伯格所著《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却原来我1999年上半年写作的此部小长篇与1999年下半年写作的小中篇《晚景比我谁凄凉》(载《滇池》2002年第6期),均是不自觉地便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只是有个重要的不同,后者我几乎是本能地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方式来颠覆所谓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前者现在看来我借用的也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比如解构立场。

但这部小长篇肯定是个大杂烩,其中可能有戏仿的成分,也可能有反讽,或者也有幽默,但更多的也许是冷峻。我有意借用并拼凑了某些现成的案例,有的甚至是相当有影响的案例。我的朋友林焱教授读了这本小说的初稿后,建议我说个别太著名的案例最好不用。我说不,我说那么大的案件发生了,可仅仅是发生了吗?况且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们仅仅只是把他们当作新闻了么?然后新闻过去了,变成了旧闻,那就是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吗?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究竟又该给我们、你们、他们留下些什么呢?

因此“个案”便成了个不能绕开的话题。

我们不能不随时随地地擦亮眼睛,不能不随时随地地当着点心。

但也正如《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作者附言中所说的那样——鉴于我曾经长期工作于公案系统的职业敏感,并对“王小波(小说)个案”所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研究,我也可以在此比较负责任地说:“但我写的这本书是一本独创的书……这是一本只有我能写出的书,也是一本只有我才会想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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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验解释 - 来自《系统哲学引论》

关于自然系统的假说性理论的主要命题已经形成,所有更进一步的定理都应当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从这些命题中推导出来。然而,如此的严密性在目前仍是一种理想;我们必须使自己满足于表明,对主要经验现象有说服力的解释都能够由上述命题推导出来。这样的解释不含有对现存理论的修改,而仅仅把它们转化到我们的理论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中。毫无疑问,要在各种科学理论之间裁定或修正它们;任务是要把它们摹写进一个共有的、内在地一致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其特殊命题相互补充,并作为用合乎理性地可知的、贯穿始终的秩序对现实进行描述和解释……去看看 

前言 - 来自《十字军的战争》

自11世纪末至13世纪下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教皇的号召下,以从东方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为借口,对地中海东部的中、近东地区进行了前后间断或持续性的、近两百年的战争。参加这些战争的基督徒身缀红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虽然名义上这种战争是宗教性的,但是其实质是西方封建社会向外扩张和获得财富的手段;说其挂羊头卖狗肉可能有些过分,但是宗教的确为它披上一层欺骗世人与愚弄信众的光环。无论从战争对当地人民生活所产生的破坏,还是从战争的过程来看,十字军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即使在当今十字军的后代处于……去看看 

第七章 基本物质 - 来自《万物简史》

人们常说,化学作为一门严肃而受人尊敬的科学始于1661年。当时,牛津大学的罗伯特·玻义耳发表了"怀疑的化学家"--这是第一篇区分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论文--但这一转变是缓慢的,常常是不确定的。进入18世纪以后,两大阵营的学者们都觉得适得其所--比如,德国人约翰·贝歇尔写出了一篇关于矿物学的严肃而又不同凡响的作品,题目叫做《地下物理学》,但他也很有把握,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可以把自己变成隐身人。  早年,最能体现化学那奇特而往往又很偶然的性质的,要算是德国人亨内希·布兰德在1675年的一次发现。布兰德确信,人尿可以以某种……去看看 

第十六章 记周扬 - 来自《思痛录》

1979年,我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同志住处,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我肯定地说:要弄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怎么说也得出。为这部稿子,我追了他几年,到后来,终于了解了他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想起来,我真不应该催他审阅这些旧稿,要出的话,更应该好好地出一部注释。这部稿子,简直就是周扬一生的注脚啊。   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去看看 

第19篇 通货膨胀与失业 - 来自《弗里德曼文萃》

1968年,当瑞典银行为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而设立经济科学奖金时,不论是在科学家当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当中,在经济学受到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适当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他曾存在着普遍的怀疑——正如无疑地现在仍然存在的那样。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被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在这些学科当中,客观的、累积的、确切的知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学及其它类似的社会科学更近乎于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适当定义的科学分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羁绊之中。在社会科学当中,学者们对他……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