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 跋

 《个案分析》


  继《镜中公案》之后,吴励生又完成了《个案分析》的写作。从内容上看,这两“案”可以说是姊妹篇,分别以不同的问题切入对传统与现代的文学思考。

  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始终是吴励生的关注所在,用他的话说便是:“在经济时期里,我们又进步了多少呢?”在他看来,当前困扰中国人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传统”而非“现代”,更不是什么“后现代”(虽然从学术的角度上,他对现代与后现代问题抱着极大的兴趣并由其理论激发出许多灵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他自己对于传统的批判从来都是指向现代的——批判传统是为了促成现代性尽早在这块土地上生成。基于这一立场,他坚定地把双重“去蔽”当作自己的写作任务:去除传统对现代性之遮蔽以及日常对传统之遮蔽。但前后两个“遮蔽”的含义不尽相同:前一个“遮蔽”乃是阻碍,无可否认,在我们的传统中有着许多压制个体性、从而也阻碍着以个体为其基本标志的现代性之生成的因素,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如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至今仍未予以彻底清算;后一个“遮蔽”则是掩盖,因为传统从来都不是已经死亡的过去,而是当下存在的心理积淀甚至“习惯作法”,我们常常被传统左右而不自知。故而去蔽是艰难却必要的。如果说《镜中公案》是对交织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话语、尤其是流毒至深的官场话语所作的揭示和批判,那么《个案分析》便是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的去蔽和剖析。也许正因为作者自己就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内”,所以他才无比切身地意识到:要从传统走向现代,知识及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乃是亟需清算的首要问题,知识分子对个体性及现代性的阙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必须用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来传达作者的所感所思,这便是由“个案”、“公案”和“案由”三个部分交织而成的《个案分析》。与《镜中公案》里因公共话语而诱发的“公案”有所不同,这里的“公案”是在与具体“个案”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专指具有群体性和普遍性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小说中这又是与对王小波小说所作的评论结合在一起的——王小波小说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龌龊处境作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刻画。“个案”则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案例:上至官场倾轧,下至欺行霸市,大至震惊全国的命案,小至一句无心的话,当他们被纳入文学作品进行思考,亦即经过艺术对生存迷幛的去除遮蔽之后,它们与知识分子问题之间的同源互动关系便昭然若揭。而“案由”便是返回历史去探寻这些现象与心理形成的根源,亦即直接面对“传统”的描述、分析和反思。显然,这是一个早已不把“传统形式”放在眼里的小说,它不仅在叙事中插入许多纯理论思考,在文本编织形式上也是独具一格——吴励生将之称做自己的“文本编织实验”,由之亦可见出他在思考生存之外对小说形式所作的自觉探索(真正的艺术家除了独特的所感所思,还必须对艺术的形式做出自觉的探索,其对艺术所做的贡献也端赖于此,而后者多年中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盲区)。

  那么,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何在?吴励生在标题之下援引了王小波《二0一五》中的一个隐喻:“我不仅喜欢艺术家,也喜欢警察。我总觉得,这两种人里少了一种,艺术就会不存在了。”王小波要说的是施虐与受虐的权力游戏,吴励生却另有用意:“艺术家”代表自由,“警察”象征秩序,自由和秩序便是他给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也是给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开出的一个药引(彻底治病的“药方”当然要复杂得多,但“药引”却具有独特的先导作用,其关键地位无可替代)。

  其实难的并非开药,而是找出病根所在。吴励生找出的病根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既缺乏应有的自由,又缺乏必要的秩序?

  这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发自切身体验的“肉身性问题。”作为一名职业警察,“我”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中既痛感日常生活包括商界、官场、农村、甚至司法领域中秩序的缺失——犯罪的猖獗便意味着人们的自由处处受到威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人们似乎运用了他们的自由,如“我”的小舅子刘向东和胡雪梅历经数年、十数年终于讨回“公道”、甚至可以称得上“兴高采烈”的诉讼过程,然而透过表面上“正义得以伸张”的大快人心,我们却不难看出作为事件背景的全社会性的对法律的无知和漠视。所有这一切都让也曾经官司缠身、多方申诉的“我”开始思考“申诉”与“反申诉”及“审判”的意义:“申诉”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人们拥有申诉的自由;但恰恰有许多反社会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极端的“申诉”活动(现代的团伙帮派犯罪就常常打着申诉式的口号:“古典”一些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现代”一些的便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于是作为法律维护者的“我”的反“反社会行为”此时就不能不表现为一种“反申诉”活动;在这些合法与非法的“申诉”与“反申诉”之间,“审判”作为最终的裁决,它又如何保证自身的合法与公正呢?

  这还只是第一个层面(社会层面)的自由与秩序的“悖论”,更有第二个层面(思想层面)的自由与秩序的“悖论”:作为警察,“我”已痛感社会的缺乏秩序;作为业余的评论家,“我”又痛感思想界的缺乏自由,其结果则是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谈不上艺术的想象,既没有个人话语(艺术的自由)也没有艺术的“专制”(这种“专制”严格地限定在“个人话语”的范围之内,艺术家必须找到自己的“一”才能对抗现实,创造他自己的个人话语,才能使其作品“抓”住读者)。如此的生存悖论不能不让人问一句:这一切缘起何处?

  吴励生的回答是:始作俑者就是知识分子(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士”或“士大夫”是没有资格被称作“知识分子”的,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社会的良知”的话,他们只能被称作“文人”——以文为生者)。从“案由”部分那些独具匠心的小标题——“儒=君子乎?小人乎?”、“独特思维”、“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祖宗家法”、“神圣目的=手段合法?”、“食色,性也?”——上便可看出作者的思考进路:清算首先从中国文人的“至圣先师”孔子开始,自孔子首倡“学而优则仕”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儒学便彻底意识形态化,从而造成多方面的恶果:一则学术失去自由,成为政治的工具;并且知识单一化,除出一套政治伦理规范外再也无法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出各门独立学科;于是无论自由精神还是理性精神均无从谈起。二则本应是独立个体之典范的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附庸,个体和个体精神均长期缺失。三则“以道德取代技术”(黄仁宇语),尤其是以“礼”取代“法”(中国古代纵有法也只是刑法而非民法),在长幼尊卑之中已然隐含着最终的倾向,“法”不过是维护这一倾向的工具,缺乏法制精神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此外,“以道德取代技术”势必要求各处平均一致,手段简单易行,以符合道德的要求也符合小农经济的要求,结果便是造成长期停滞不前。更不用说道德理想主义下的“目的专制”几乎必然要导致“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从知识及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中可以剥离出传统对现代的诸多阻碍,知识分子问题因此成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之一(这是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而言的。他们的现代性问题缘于“我思”主体的过度膨胀,所以才导致了“后现代”的主体非理性化与非中心化)。对于我们来说,核心的问题在于清算“天人合一”之“人”,为的则是确立其真实而有限度的个体。而这一核心问题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明显(传统的文人总是以卫道者自居,不知不觉就将自己当成道的化身,至今积习难改,时常流诸笔端)又隐蔽(经过20世纪的一系列运动,文人已不得不退居边缘位置,却简单地、实则推脱地将之归咎于“经济中心”,而不愿深思边缘化的真正意义),所以要彻底清算传统,其艰难莫过于清算知识分子问题,其有效也莫过于清算知识分子问题。

  当然,批判自己总是困难的,但吴励生毕竟去做了,诚如他在小说中所言:“我是把它当作一种秩序来做的”,因为,“没有秩序就不可能有自由”,而“没有自由就不会有艺术”。为知识分子自身计,这一清算工作也是必要且意义重大的。

  (此部小说已被收入《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中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

 


《跋(叶勤)》 孤独书斋http://www.cngdsz.net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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