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历史留给我们什么:社会基础方面

 《未来中国的选择》

第二部分、中国社会发展论

近年来,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一位领袖和一位平民之间的一段对话,经常被人们引用或津津乐道,也许它对现在有很大的警示、启迪意义,或能引起人们深层次的反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关于社会发展兴亡周期律(“勃焉--忽焉”)的一段谈话。这里,我们也把它引录如下: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引者注:这一成语源自《左传》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问者忧国忧民,答者充满信心,虽然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而现在却更加发人深省。

具有五千年社会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14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勾画了一条曲折的发展历程,真也是一段段“勃焉--忽焉”的兴亡周期律的典型写照。新中国的成立为我们摆脱这一周期律创造了一个前所没有的良好条件,但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根据建国后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真的摆脱了这一周期律的支配了吗?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中国社会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呢?应用第一部分所提供思路,在这里,我们就此国人都关心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我们分析的重点是目前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感受着的中国社会。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行分析中国的历史(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由此,我们分析的基本思路是:认清历史留下的各种遗产(包括社会基础、社会机制因素和成员精神素质三个方面),清理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探求今后发展的基本方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过去的分析,二是对现在的分析。

第三章 历史留给我们什么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是想通过对历史遗产的清理,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处的环境条件,并进而分析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结合体。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已经书写了近两百万年的历史。从原始人类群居开始,经过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历程,在约公元前四十世纪的轩辕黄帝时代,似已出现父权制,并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奴隶制雏形的王朝。系统地分析中国历史,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们的目的是:利用前人已有的结论,按照第一部分所提供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重新审视、摘取一些有助于我们探求当代中国发展的那些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对目前仍产生影响的历史遗产。至于这些遗产对现在的作用和影响,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予探讨。

十八、历史留给我们什么:社会基础方面

1、社会目标

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奋斗目标是这样的:

其一是追求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这是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的必然。

其二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伦理秩序,所追求者主要不是未来的繁荣昌盛,而是过去的古朴和谐。稳定相对于发展而言,总是占据首位。

2、社会物质生产力

在我们的祖先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通过治水发展农牧业生产的途径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随牛耕的推广、铁器的使用、荒原的开发等,到了战国末年,我国即有了在当时来讲比较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汉、唐两朝的封建经济更是高速发展,其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科学成就均处世界前列,之后又有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为人类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到明朝前期,封建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冶铁业基地全国有一百多处,仅官营冶铁产量就达一千八百多万斤,粮食总产及亩产量比元代都有成倍增长,手工业生产长足进步,明万历年间,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直到1800年,中国创造的财富还是世界当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然而,清朝末年,随西方殖民者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社会制度自身的异化,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经济也开始大滑坡。仅仅经历了一个世纪,到了1900年,中国创造的财富只占世界当年生产总值的6.8%(见唐丰义、房汉廷,“中国:再度走向辉煌”,《光明日报》,1994年1月16日,第三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开之前,中国经济还是以强大的封建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为主体,它与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殖民地经济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经济结构形态,而其物质生产力水平也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了。

3、社会精神生产力

中国社会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站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上来审视,这些遗产既有促进我们发展的一面,也有制约我们的一面。清理这些遗产,弘扬积极成分、克服消极成分,是我们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对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成分,我们这里不另分析,我们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传统文化。

自殷人建立了一个完形的种族奴隶制王国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思想文化就逐渐形成了。自西周末年的文化繁荣之后,中国文化沿着其固有的轨道,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的玄学流行、南北朝的佛道大行、宋明的理学发展和清末的新文化运动等,走过了它250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以为,尽管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文化主流,各地区的文化也有差异,而且由于中国文化对其他外来文化一直采取兼容共蓄的态度,因之外来文化在中国也有相应的发展,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方面、或说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应当还是以儒学为核心、墨道佛学等为补充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样一种文化体系绵延不断,逐渐固化在中国社会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形成建构任何社会要素的社会精神基础。

分析中国思想遗产,可以看到:就传统思想的性质和体系来讲,它是封建的专制政治关系、宗法的血缘家族关系、小农的自然经济关系和封闭的对外交往关系的产物。自这种思想产生之日起,就有三种一直制约其后续发展的因素:一是被打上“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奇特烙印;二是沉重的宗法制度又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以天为本、以德为宗”的宗族理论框框之中;三是“政教合一”的发展原则又使我传统思想中既有按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成分,又有政治制约的痕迹,始终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这三种制约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在每一问题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是“人”的、“天”的、“政”的,另一方面是“器”的、“德”的、“教”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前一方面趋势总是压倒后一方面趋势。我们以为,这一特征始终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要分析中国传统思想就必须始终考虑这一特征的存在和作用。下面,我们就依这种思路,对传统思想中的主要方面或至今仍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那些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1)、关于集权观念和大一统思想

与其他文明相比,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和先进文化而步入文明时代的。因此,我国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个体家庭经济仍然长期不能摆脱氏族公社,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发展式的社会。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部落林立的多民族国家,奴隶制的形成就发生在部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之中,而这一过程中,又无时不充斥着强制性力量。所以,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起,就表现出浓烈的统一和集权特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些论述充分表现了集权和大一统的思想。随社会的发展,公元前221年,周代分封式的统治方式被实现中国统一的秦王朝废除,通过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大国,不但继承了自奴隶社会就表现出的上述统一和集权的传统,而且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以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展开的。可以说,集权、大一统思想和群体观念是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其程度之强烈竟至于:直至当代以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遗产,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完整统一和持续发展产生过良好的促进作用,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消极影响:始终维护着中央高度集权、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

与这一观念相对立,在传统思想中也有民本、非君、个人主义等思潮。如:孔子也曾提出:“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论点,有要求摆脱周礼控制的呼声;十六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潮甚至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循天下之公”,“不以天下私一人”,要求以“天下之法”代替封建专制的“一家之法”,甚至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等。但这些思想却一直没能冲破专制、集权、大一统的束缚,始终未能占据思想发展的主流。

2)、关于等级观念与特权思想

“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是封建社会等级制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着力论证的中心思想之一。就儒家思想来看,孔子首先提出“与命与仁”的思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个命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既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又与人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几乎决定着人们生活中所有的吉凶祸福。因此,人们应当知命、安命。“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见《中庸》第十四章)与此同时,思想家们又绞尽脑汁来论证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君子”和“小人”之分,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与此相应,孔子还提出了“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点,“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据此,人本身就有上、中、下之分,有些人就是“生而知之”,而有些人就是“困而不学”,冥顽不化,无法接受高深教育;前者天生就是统治者,上等人,后者就只有受奴役的“权力”。这样,一方面必须知命安命,另一方面又是上智与下愚不移,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人人安于现存等级制社会的安宁局面,极有利于统治的稳固;而且,伴随着这种思想,统治者还逐渐制定了一套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的礼仪等级规范,并逐渐发展成为压抑人性的纲常礼教,使等级观念日趋完善化。社会的需要产生了相应的思想,而思想又反过来固化了社会中某些既成现实。综观中国封建社会,不管王朝如何更迭,封建等级制却总是始终如一,而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下对上、贱对贵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和客观现实,使得等级观念成为中国社会留给我们的又一精神遗产,而且其强烈程度也达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人有等级之分、贵贱之别是理所当然的。齐桓公在请管仲治国时,管仲要三权,其理由就是“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近”。这一遗产维护了等级官僚制的存在,压抑了独立人格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缺乏民主、平等的土壤。

与等级观念相对应的是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的共同发展和逐步强化,使社会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把持各种社会特权的贵族阶层。他们通过兼并土地、把持地方选举、世袭官爵等手段,进而发展成为世家豪族,再经过三国两晋时“九品官人法”的施行,终于垄断了各种特权,形成了门阀士族,形成了以身份门第划分等级的习惯法,最终达到依靠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封建社会的“八议”就是封建特权的突出证明。以唐朝“永徽律”为例,“八议”就是八种人犯罪,司法部门不按一般法律追究,须依特别审议,享受减刑或免刑特权。这八种人是:皇亲、皇帝故旧、有封建大德行之人、于统治有特殊才能之人、对国家有大功之人、三品以上职事官或有一品爵的人、为封建国家服务卓有功劳之人以及前朝贵族。这些特权阶层既把持地方贡选权,又控制中央政权。他们高居社会之上,享有并世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例外法权。这种特权机制又反过来映射到思想领域,形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

传统思想中也强调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一种友善关系,也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朴素人本主义文化因素。但这些倾向与等级观念的强大势力一比,就黯然失色了。

3)关于官本位传统

本来,只要是组织起社会,就必然产生社会权力,而且这些权力必然归统治者(政府)所掌握。这是合乎逻辑的、合乎规律的,因而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权力若能够发挥出良性功能,其一应当有其责任限制,即一定的权力必须与一定的责任相对应,这一责任就是要正确地、适度地行使权力,对社会成员负责;其二应当有其范围限制,即政府权力只能覆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管理社会的不应当只是政府认可的行政权力,还应当包括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产生的权力。但是,中国社会却不然,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集权传统,使行政的、政治的权力几乎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家庭、私生活等等,无不被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理论又使权力的获取成为天授和理所当然,权力的行使只对作为天意代表的最高统治者服务,在行使过程中就难有严格的制约条件。这样,中国传统社会里众多的环境条件使得权力(主要是由政府认可的那种行政的、政治的权力)成为一种万能的、几乎可以任意运用的宝物。有了它,就可以施展你的抱负、发挥你的才能,可以得到财富、得到地位,甚至可以得到其他任何东西。总之,如若获取了权力,就可以满足无论是崇高的还是卑鄙的、社会的还是家庭的、大家的还是个人的等各种需求。所以,权力实在是一种好东西。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使得追逐权力成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唯一选择,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就都拥挤在通往权力的那样一条狭窄通道中,而权力的高低也几乎成为衡量每一个社会成员奋斗成绩的唯一尺度。官本位的社会观念在中国就这样形成了,而且成为传统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精神遗产,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这一简洁的语言不但道出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而且也指明了手段方法——要当官就要学习官方正统思想,学习这些思想就是为了当官。呜呼!哀哉!“上智”且富有的人们必须要埋首经书,寒窗十年,经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过五关斩六将,以求得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即使老死考场也终无所恨,只为赚取那一官半职。多彩的人生、丰富的个性、众多的追求,就都被“官”这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以隐士、居士、真人等名义隐退者,他们淡泊名利,推崇田园式的宁静和精神上的虚幻自由。这种现实在思想流派上也有所反映(如:庄子哲学就有这样的倾向),但终也不能占据主流;而这些所谓的隐士中也有不少属于求仕不得而无奈引退者,并非真正视“官爵”淡如水。

4)关于忠君思想

中国传统思想中素有家天下的观念。《大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而在孝悌慈三者中,又以前两者最重要,“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样,忠君与否就与孝悌与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孝悌又是为人之本(仁之本),因此,忠君与否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德行好坏的最基本标准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皇帝)又是国家的唯一象征和代表,或者说,他就是国家。这样,忠君与否就又演化为爱国与否了。由此可见,忠君是对“君子”为人的最基本要求,是人的一种美德。要想成为一个人所尊敬的“高尚”之人,就必须忠君;反之,不忠君就是不仁之人,也是不爱国之人,则罪莫大焉。

自古至今,中国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等各方面,在激励和惩罚两个方向,始终在强化着忠君思想。只要忠君,就可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尊敬,反之,如若不忠,甚至稍微有一点不敬、甚至议论朝政,都将受到法律的和舆论的等各方面的残酷打击。例如,早在秦朝就有“诽谤罪”、“以古非今罪”等,凡是用各种手段诽谤皇帝、妖言惑众的,都要被诛杀。北齐规定的十种重罪(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和内乱)中,几乎都与忠君与否有关系,一犯此罪,则至少是本人遭诛杀。这样的社会条件,使得忠君成为对中国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忠君思想就成为历史留下的又一重要精神遗产,而且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应当说,忠君并非全是坏事情,在一个社会中把它作为对社会成员的一项要求也非全不对,因为君主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大量的以忠君为特征的爱国者。如屈原被逐遭贬,仍忠于楚怀王,留下的词章感人肺腑,充满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誓死报效宋王朝,为后人所仰慕;文天祥抗元,临刑前依然南面而跪,至死不忘南宋王朝,“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中国历史的优秀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然而,在我们的历史上,却将忠君思想无限度地绝对化,使得“忠君”这一要求逐渐摆脱了其应有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尺度,致使其逐渐演化为“愚忠”和“盲从”,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中国历史的一种病态。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5)关于修身为本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的内在修养,强调个体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学者就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们都试图通过宣贯自己的学说、思想,使其深入人心,并外化为符合这一学说要求的社会行为,从而使其思想学说转化为政治现实。这样,只需依靠社会成员的内在自觉(而非外在约束或强迫),就能保证他们做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具体行为。

那么,社会成员根据什么来修身呢?这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强调伦理中心和道德至上,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如何使社会稳定有序是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为此,他们围绕着使人如何“做人”,设置了一系列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而且逐渐将其系统化并上升为教义礼仪。应当说,这些思想中处处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和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孔子就提出了“仁”——它主要包括孝悌慈、克己复礼、爱人(仁者爱人)和忠恕(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等内容——这样一种个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要求;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是一种刚直强大、令人仰慕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道德风尚。在这种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中国历史上的确产生了许多高尚人格,为后人仰慕并成为其榜样,如:屈原、文天祥、岳飞、谭嗣同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的情怀、何等的气派、何等的人格!

不过,也正是这种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觉悟的传统,使中国社会过分依赖于其成员的自觉性,使得本来以研究社会问题为重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忽视了对制度和法制的研究,致使形成了一种重人治而轻法制的传统。正如韩非子所批评的那样,总是“恃自直之箭”和“恃自环之木”,其结果必然是“百世无矢”,“千世无轮”。

以上我们只是从社会基础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遗产,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传统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将通过对社会机制因素和成员精神素质的影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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