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历史留给我们什么:社会机制方面

 《未来中国的选择》

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在重安定、轻发展的信条指导下,建立了十分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定了系统的社会运行规则,这种系统的社会机制条件的持久作用,使其中的相当部分逐渐固化为中国人精神素质中的某些方面,并对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些分析。

1、利益划分机制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利益划分机制有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特权机制和官僚等级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包括封建土地国有制、豪族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和一般地主及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三种形式。它在根本方面决定了利益划分的基础和方向。社会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制于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之多寡。

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对应的是封建社会的特权机制。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严密的瓜分、维护和继承各种社会利益的宗法制度,以及等级观念极强的文化传统,随其逐步发展和强化,形成了传统社会极强的特权机制。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分析。这种特权机制又成为社会利益划分的一种特有方式。

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斗争,使得主张按新的官品等级划分利益的新兴官品贵族应运而生,使官僚等级制成为决定社会利益划分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一因素对利益划分的影响远不只在于按照官阶的不同领取不同的俸禄,而更在于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掠取不义之财。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官僚的贪婪及其弊害,并指出其获取不义之财的主要方式有广为侵占田产、多方刮财射利、大肆进行贪污和公行收受贿赂等四种。(详见陈锋、刘则华著《中国病态社会史论》,第88--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上述利益划分机制的三方面内容虽然不同,但在利益流向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使各种社会利益总是朝着有利于统治者和权力阶层的方向流动,广大劳动人民则总是处在被剥夺、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致使其处境异常悲惨。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常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之一。

2、价值认同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认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官本位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单向选择,即:若要有作为,只有求得统治者的认可,只能求做官。

二是在行为趋向上,相对完善的科举制度又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单向选择,即:要想做官,就只有学习、信仰并推行统治者推崇或认可的那种学术或思想信条。就教育制度来讲,先是有所谓“学在官府”、民间无学问的病态教育模式;后虽有了学术下移,但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却是孔子,而他在历史变革的洪流中却恰恰又处在保守的一面,总想维护旧有的东西,其学说又基本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信条,这样,虽然是“学术下移”了,却依然被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这样的教育制度与官僚政治制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最大限度地维护已有制度成为传统社会价值认同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在其他有关社会要素的设置上,统治者只推崇或认可一种学术或思想的信条,而对他们不推崇者则要么无情打击,要么不给这类成员以相应的认可。

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十分完善但却单一的价值认同机制。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封建制度的生存与发展。

3、选任机制

决定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选任的主要有三种机制,即世袭制、宗法制和科举制。

世袭制决定着中国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确定和更迭。早期中国社会固然也有尧舜禅让的美谈,但终没能形成制度。皇权的绝对化几乎必然地决定了统治者对这种权力永远占有的欲望。这样,世袭制就成为权力更迭的唯一形式,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精细化为“嫡传世袭制”的规则。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社会就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宗法思想。以周代为例,周天子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又是全族最大的族长。他利用宗法血缘纽带,按父权家长制的班辈来分田制禄,设官分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既是政治上的君臣隶属关系,又是血缘上的大宗和小宗关系。在这种制度下,宗位维护君位,族权强化王权,家规补充国法,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掩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儒家学说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教导和“三纲五常”的道德说教,又与宗法思想绝妙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官职分配的基本格局,并建立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和管理体制。

再论科举制。我国自古即有乡举里选之说。到汉代为了选拔人才,有了察举制度,汉高祖下求贤诏,汉武帝又诏令天下察举孝廉和茂才(即秀才),根据不同的选拔标准(有学问、有道德和有非常之才干),分别选取不同人才。以后各朝科举制虽各不相同,但只是体现在详尽程度、科目设置等方面。就其实质而言,封建科举制实际上是封建最高统治阶级收买人士为其服务的一种手段,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以及世袭制度等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在其考试科目、考试方法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因之而设立的学校的教授科目等方面,也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就科举来讲,以清代为例,其正式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其考试科目主要就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等,而八股文的题目又大都出自四书五经;就学校来讲,以宋代为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宗学等,入国子学者,几乎全是官僚子弟,而宗学则大概全为贵族所设。总之,科举制虽不失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但其局限性的确是比较大的。

4、信息传播机制

抛开信息传播手段因生产力不发达而受到的客观限制不论,中国传统社会高度的集权和低度的统治透明性,决定了其没有相对完善的信息转播机制。在愚民政策信条的指导下,其信息传播的正式途径十分贫乏,主要有行政管理渠道和教育渠道两种,而且其内容都是经过统治者严格挑选和认可的;而大量的信息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传播,这些非正式渠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歌谣、“流言”、传闻、佚事等半公开方式以及戏曲、评书等艺术形式。

5、利益综合机制

由于没有相对完善的信息传播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也就没有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利益综合机制。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社会机制就是传统社会中的谏议制度。分析一下谏议制度就可以看出,依靠它来完成利益综合职能是很不完善的。

首先,谏议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形成一种持续有效的制度,难以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学者们研究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谏议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发轫,至东汉末年首次形成谏官机构“侍中寺”的初步制度化;魏晋至隋唐时期,谏议机构健全,人员固定,职责明确,逐步趋于完备化,此第二阶段;但发展到第三阶段——宋元至明清时期,谏议机构又逐步削弱衰微,最终被并入监察机构,谏议制度逐步宣告终结。(以上详见陈锋、刘泽华著,“中国病态社会史论”)既然如此,社会利益综合功能就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保证。

其次,谏议制度的最根本职能并不在于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综合利益要求,而主要是在于对君主行为的规谏讽谕和对臣僚的监察弹劾。就其前一职能来讲,其依据主要是封建伦理纲常、祖宗之训以及所谓的社稷兴亡;就其后一职能来讲,其主要依据则更是封建统治的伦理和政治要求。总之,谏议制度更主要的职能在于被动地纠偏,而不在于主动地发现社会潜在行为要求,主动地寻求与这种社会行为要求的适应。

另外,历史也告诉我们,封建制度下的谏议制度其实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附庸,根本不具备相对独立的权力;谏议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很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什么必然联系,而更多地是与君主的贤明与否有关。

正因如此,传统社会中也就没有有效的利益综合机制,社会成员的综合利益要求、愿望以及社会行为趋向也就难以及时反映到社会统治者那里去,社会结构要素的调整也就难以实现。

6、决策形成机制

在高度集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类决策基本都是由各级官员做出的,决策的做出其实就是皇权和官僚意志的外化。在这一过程中,其他一些不同的意见只能以谏议的形式体现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而大量的社会成员一般都被排除在决策制定过程之外。尽管中国历史上向有注重智囊的好传统,这些智囊也往往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比较全面的信息,而且大都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情怀,这一传统作为传统社会决策形成机制的一种有机补充,对正确决策的做出、对中国社会的顺利发展,的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它仍有不可避免的缺憾。首先是智囊们的知识和所掌握的信息量毕竟有限;其次是他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其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基本上还是完全依赖于真正的主宰者。也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客观上存在的缺憾,致使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文学故事。

7、决策执行机制

鉴于决策执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与否,因此,各朝统治者均给予极大的重视,因之,传统社会有着相对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本身就保证了决策的执行;二是社会有关思想观念,诸如忠、信、孝、弟、义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软件环境,也有利于保证决策的执行;三是相对完善有效的监察制度。值得指出,由于决策执行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统治的稳固与否,而监察制度又是决定决策执行机制的唯一外在的、强制性的决定因素,所以,与谏议制度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一直在逐步发展、完备着,而且对维护决策的执行、维护皇权、绳纠不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8、缓冲适应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过分完善的缓冲适应机制,主要因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固化在社会系统中的传统思想信念、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人之以容忍性为特点的心理素质;二是统治者推崇并实行的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使被统治者不知其所以然。这两个方面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很强的惰性,难有改革的土壤和环境。

9、评价考核机制

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也设置了相对明确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但主要是体现在对官员的评价考核上,因为历代统治者深知察官用人的重要性。而对各级政府及有关机构行为及其效果的评价,则主要依靠上一级政府或官员的主观感受、以及通过“体察民情”、明访暗察来做出。以唐朝为例,《旧唐书·职官志二》将考核指标分为“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和“二十七最”(对近待、选司、考校、礼官、乐官、判事、宿卫、督领、法官、校正、宣纳、学官、将帅、政教、文史、纠正、勾检、监事、役使、屯官、仓库、历官、方术、关津、市司、牧官、镇防等职位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样板),按指标将考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等,以定优劣,每一等都有具体要求,并将评价考核体系与监察体系结合起来,以增加考核透明度,防止考官作弊。这些制度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确起到较好作用。但总起来讲,这套制度其一要依考核官员是否贤良、明察而定,其二它只适于社会活动比较简单、规模比较小的历史时期。随社会生产规模的日趋扩大及其复杂程度的日趋提高,这种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

10、监督机制

传统社会也有当时来讲是比较完备的监督机制,主要表现为监察制度。自从秦代确立监察机构——御史府以来,监察制度受到历来帝王的高度重视,一直在发展、完备着。就其组织机构而论,主要有以监察朝官为主、监察地方为辅的中央监察系统;监察地方官员为主、监察中央派出机构为辅的地方监察系统和负有特殊使命的特殊监察系统(如明代的厂卫)。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监察官员有“八权”:赏善罚恶,扶正弹邪,纠察官吏,考核官吏之权;参与司法、审核案件之权;参与机密,适时谏议之权;监察军政,出外监军之权;维护纲纪,审查学术之权;风闻弹人、风闻弹事、风闻弹奏之权;大事奏载,小事立断之权;有皇帝赋予的特殊权力。(见陈锋、刘经华,《中国病态社会史论》,第129页)正因为监察官员有如此权力,所以对监察官员的人选、任期、行为等又有许多规定。无疑,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的确起到“弹纠不法,百僚震恐”的作用,但由于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也产生了不少弊端,如冤狱的产生、监察官员的贪赃枉法、监察官员卖身权贵、监察官员任非其人等。

11、纠偏机制

纠偏机制主要通过法律制度和监察制度来实现。在高度集权的外在环境之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有较完善的法律监察制度,但由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间的不协调,致使社会行为偏差仍时有发生。

12、要素调整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独立有效的要素调整机制,只是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社会要素的调整主要通过各级正常的决策形成机制和决策执行机制来实施。也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的存在,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大的惰性,致使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尽管社会基础在不断地变化,可其社会结构却一直没有随之做出什么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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