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三 实施方略之二:调整利益划分机制

 《未来中国的选择》

利益划分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利益分配问题,它既应与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相一致,又应当促进社会的效率和活力。这一要素对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建立适宜的利益划分机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利益划分机制的目标;二是机制设定问题。现分而述之。

1、利益划分机制的目标

利益划分机制的目标应当满足两方面不同的需要,一是要与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相适应,二是要有助于增强社会运行的活力。我国传统体制就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致使社会运行的活力受到压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打破了传统体制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并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十多年来,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增强社会运行的活力、激发社会成员的建设积极性、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诱发了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面对此种情况,我国学术界围绕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开展了讨论,而最后形成的共识却是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为了效率,不得不以损失公平为代价。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很成问题。1994年6月22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吴鹏森同志的长文,“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建公平”,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我们深表赞同。借鉴吴文的观点,结合我们的思考,这里,我们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利益划分机制所应追逐的目标做如下分析。

首先看前述目标模式对利益划分机制目标的要求。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追逐最大多数的人民之利益为其奋斗目标的,既如此,其利益划分机制就应当以保证社会公平、保证均衡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为第一要务。至于为什么提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行一步”,那只是在相对均衡地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过程中,为了增强社会运行活力而采取的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而绝非是目的。所以,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利益划分机制提出的最根本要求。可以这样说,没有公平、没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削弱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削弱对革命人道主义的信仰,就等于削弱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拉动”功能;放弃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放弃对革命人道主义的信仰,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拉动”功能。

再看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社会公平。公平不同于平等,其基本含义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它既是一种客观的规则体系,也是一个主观的体验。作为分配规则,它决定着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利益;作为评价和裁判规则,用于处理具有外显或潜在矛盾和冲突的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它不只是表现在物质财富分配过程中,在其他各种社会资源(如声望的获得、权力和权利的占有、教育的机会、职业选择乃至人本身的生存方式等)的配置过程中,都存在是否公平的问题。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平,就在于社会资源具有短缺性,而社会要发展又需要稳定和秩序。从历史上看,有两种基本的公平类型。一是以不平等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古代“公平”(如皇帝的儿子继续当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就认为是公平的),二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公平。现今历史条件下,第一种公平已经被历史遗弃,而尽管资本主义标榜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平,但从其社会现实来看,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公平的实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因为她既创造出最先进的平等环境,又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其奋斗目标。

考虑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应当是这样的:各尽所能、按效分配,机会均等、尺度一律;能者多收益、富者多贡献;坚持人道主义。各尽所能无需多做解释。所谓“按效分配”是指根据一人或一团体对社会所创造的效益、效果来决定其收益。如果你为社会创造好的效益,就给你正向的收益,如果你给社会带来负面效果,就给你反向的惩罚;创造的效益小,收益就少,创造的效益大,收益就大,正向是这样,反向也是这样。既可按劳分配,也可采用其他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因为资产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所有者前期劳动的累积)。所谓“机会均等”,就是社会应当不受其他天然条件的影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均等的奋斗机会,使其不至于因出身的不同、所在地域或单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奋斗机会;也就是说,应当让每一个人都有均等地施展其能力的机会。所谓“尺度一律”是相对于机会均等而言的,它就是在收益分配上的“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同样的成员和团体,只要他为社会创造同样的效益,就应当获得同样的收益。所谓“能者多收益”,是指对那些能力出众而又为社会创造更大效益的人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给予其更多应享的利益,这完全不同于小农平均主义意识。所谓“富者多贡献”是指对那些获得更多正当收益的人们来讲,应有为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其他非富有成员多做贡献的义务,社会也应当理直气壮地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值得特别强调指出,要求“富者多贡献”一定要与“能者多收益”联系起来,一定要注意把握那一“贡献”的尺度,要坚持“能者多收益”在前、“富者多贡献”在后的原则,千万不要滑向“吃大户”、“一平二调”的泥潭。无论怎样贡献,都应保证让“能者多收益”,否则就又回到传统体制的老路上去了。所谓坚持人道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特殊要求。当前,一些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承包企业、租赁企业中,出现绝对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大量使用童工、不尊重工人人格(如进出厂强行搜身等)、工人生病受伤被解雇等现象,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绝对不相容的,而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却对此置若罔闻,真咄咄怪事!人们可以论证说,资本主义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自然就会解决了。但是,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最大不同也许就在这里——资本主义可以为了追逐最大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劳动力,可以对雇工进行残酷剥削,可以“羊吃人”(尽管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在逐步地克服和缓解这些问题),而社会主义则绝对不能,因为它要追逐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实现的是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而不是一味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或待经济发展之后再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她要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她要在发展的全部轨迹上自始至终地关怀大多数人民的各种权利。更不要忘记:我们不能一味照搬别人的模式,不能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应当汲取其教训,越过他们已经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去。

如果你们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中的这样一些轨迹当宝贝,如果你们信奉这样的逻辑:人类全面的发展和社会全面的进步,只能消极地等待,只能等到经济的、物质生产力得到先期发展之后再来解决,那你们将会碰壁,而且必将被发展道路上的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你们视为宝贝者正是他们的耻辱,你们信奉的逻辑正是异化的社会发展的逻辑。你们将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再来看上述公平观是否影响社会活力和效率。社会活力和效率的最重要动因是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及由此而引发的创造性。而这种积极性、创造性,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来讲,只能来自社会公平机制。任何不公平的途径所形成的效率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是现代社会所不容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是效率的唯一源泉,公平就是效率,而任何不公平的社会机制都只能是对效率和活力的破坏。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在其发展后期曾一度出现低效率的长期发展迟滞,正是由于其不公平的社会机制造成的。坚持我们前面提出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将既能满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根本要求,保证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同实现,同时,还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利用社会资源,增强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效率,从而促进社会发展。试看:“各尽所能、按效分配”,将从利益牵引的角度,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使发挥其潜能,创造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效果,否则,要么少得收益,要么受到惩罚;“机会均等、尺度一律”,将给全体社会成员划出一道同等的起跑线、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公平的分配尺度,最大限度地克服封建社会遗留的和剥削阶级社会侵袭来的各种腐朽思想(如特权思想、血统论、论资排辈等)的影响,为配套改革提出理论要求,从而调动全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者多收益、富者多贡献”将使能者得其所、穷者有所安,既可避免平均主义,又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坚持人道主义”将有助于克服因对利益的过分追求而来的对独立人格等其他人身权利的侵害,用理性的、道义的力量来约束和抑制某种社会力量的过分张扬(如对物质利益、个人享乐的不择手段的过分追求等),从而保证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不折不扣地坚持上述社会主义公平观,就一定建立起一个平等、高效的新社会。

2、利益划分机制的设定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划分机制应当围绕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相应的机构、设定相应的规则。

一是要改革并完善各项社会制度,创造“公平介入”(指进入某种社会活动和场合的机会均等)的环境,建立社会公平的基本条件。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内容:

1)大力发展和普及义务教育,扩大成才教育,给全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受教育并成才的机会,使全社会成员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倾向很值得引起全社会和当局的高度重视,就是各类学校日益增强的滥收费、高收费趋势。如果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穷人的孩子”就有享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无论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么充足的理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都应当坚决抑制和克服,因为这种趋势不但与社会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弛,更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抵触。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现在还低,可我们却较好地实现了中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到现在,反而后退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强行压制是不足取的,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社会要素的综合改革。

2)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干部选任制度上,我们党历来坚持德才兼备原则,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各种社会职务。革命年代是这样,建国初期的做法也很好地坚持了这些原则。但应当看到,目前,一些封建思想和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正逐步渗透到我们新社会的肌体中来,而且大有日趋嚣张之势;我党的一些干部特别是少数高级干部不能自觉抵制这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致使近年来,正确的原则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干部选任过程中出现任人唯亲(还美其名曰“任人唯贤不避亲”)等与社会主义本质完全不相容的病态现象。这样,一些新生权贵逐步诞生并猖獗起来,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改变这种现象是当前干部制度中最迫切的问题。应当从提高干部选任透明度、完善选任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反向惩罚制度、完善干部任期制度(解决能上不能下等)、强化干部任职绩效考评制度等诸方面入手,尽快解决问题,努力造就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平环境。

3)改革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完善人才流动制度,努力造就社会成员^h参与经济活动的公平环境。

二是采取综合措施,改革或重设相应社会机制,创造“公平竞争”(指进入相应社会活动和场合后,从事相应社会活动的环境和条件平等)的环境。

公平竞争应当体现在社会各领域,不应当只体现在经济领域(尽管它也是亟待实现公平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各领域的公平竞争也是相互关联的;那种想不动其余、只寻求在某个单一领域实现公平竞争的想法,必然会走向破灭。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设想:

1)对全部经济实体(无论哪种所有制形式、哪种投资形式、哪个地域、哪个经营者)都要逐步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都应受到同样法律体系的同等保护。目前,在这些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不同所有制、不同投资形式、不同地域甚至不同经营者的经济实体,往往有着大不相同的经营环境,表现在政策、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等诸方面。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克服这种现象。至于一定时期,为了某种政策需要和其他目的,而对某种经营活动采取相对特殊的政策,那只是一种特例,而不应作为通用规范来推广。

2)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政府职能,建立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维护法人的独立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不应再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应当退出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转向国民经济领域和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在调控对象上,政府应由管企业转向管市场,管产业;在内容上,由政府制定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转向控制商品和要素价格的总水平;在手段上,由直接下达数量指标和采用行政管理方法转向经济政策导向和法律规范约束。要把政府管经济的目标转到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宏观总量平衡目标、公平分配目标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上来,转到市场调整失灵的领域(如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公平的实现等)。这样,真正实现政企分开,革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非程序化干预、及其对不同类型实体的不同程度的干预。

3)在各级政府以及其他事业单位,实行科学、规范的干部升迁制度,切实按照工作人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绩效决定其升迁去留,真正根除理论上不存在、而事实上存在的各类特权、身份制等消极现象,保证成员从事非经济活动的平等环境。

三是健全社会分配(赋税)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保证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价值准则是共同富裕。对此,小平同志有过很多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上书,第63页)“在中国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同上书,第64页)。市场公平作为动力机制,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为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条件。但市场公平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恰恰相反,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贫富悬殊。这就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进行干预和调节,进行收入的二次分配,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这项工作必须始终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绝不能等到国家经济十分发达、社会财富足够丰富时再努力,因为这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很大程度上讲,更是调动全社会成员积极性、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要通过社会赋税制度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防止市场竞争的结果损害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这一前提;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降低市场竞争给个人带来的风险,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增强其社会安全感。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从介入社会活动、从事社会活动、活动收益再调节等三方面入手,着力建构公平的社会环境条件,那么,即使其中的某些方面是难以实现的,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将能够很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为其稳定健康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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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 南下广州 - 来自《停滞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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