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社会制序的型构(上)

 《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


显而易见,对社会学来说,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其过渡界限是模糊的。——韦伯(Weber,1978,参中译本上册,页362)

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智识所能构设的图画(pictures)这一有意识的努力与制序、传统以及习惯的运作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互动;而制序、传统和习惯这三者会常常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从而产生出某种与我们旨在实现的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哈耶克(Hayek,1960,p.22)

5 习俗的生发与演进

经验可能的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可能的条件。——康德(转引自叶秀山,1999,页121)

5.1 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

在上一篇的理论分析以及对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史的回顾与评述中,我们已对社会制序研究中的两条主要分析进路进行了梳理与比较。通过对社会制序理论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两条分析进路的评析与比较,我们初步认为,对人类社会制序这样一种内在结构与机理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实存的较佳的理论探究路径,可能不是依照深造繁复的哈耶克社会理论中的两分法而把社会制序简单地理解为“作为人们行动结构或事态的秩序”和“规则系统”的简单叠加,亦可能不是像诺思那样直观地把社会制序理解为“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的集合,而是把社会制序理解为一个从习惯(usage)到习俗(custom)。从习俗到惯例(convention)、从惯例到制度化(systematization)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演进行程。出于这一考虑,要对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之社会实存的“生活形式”的社会制序有一个较为清晰有效的探究(approach),我们还必须从对作为社会制序经济分析逻辑起点的个人的“习惯”的探析开始。而为了把握“习惯”概念的确切含义并进而对“习俗”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理解,我们这里有必要先回顾和评述前人(尤其是制序经济学家们)对习惯本身的论述。

从第2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把习惯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析之“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 来处理的,应该说最早始于美国制序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照凡勃伦看来,制序本身就是由“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想习惯(habits)”所构成。凡勃伦还认为,“制序原发自习惯(institutions are an outgrowth of habit)”,因而“制序本身具有一种习惯(usage)特征,即它通过习惯和一般认可而变得具有公理性和不可或缺性”(Veben,1919a p.239,241)。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Veben,1899,参中译本,页139)则更加明确地说:“制序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除了凡勃伦外,其他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现实经济过程以及在社会经济制序本身型构中的作用。譬如,美国另一位老制序经济学家 Wesley C.Mitchell也对习惯与理性决策在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关系作了许多探讨。Mitchell(1910,p.201)认为,经济理性并不是人类的根本天性,而是随金钱制序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金钱概念培养人们的推理能力,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合理化。因此,他认为,经济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后天才能——而不是复杂的理论结构可以立即建诸其上的牢固基础”。Mitchell(1910,p.199)还认为,人形成习惯和常规,但一些习惯和常规本身常常可能只是在当事人比较成功地实现他的目标的意义上才是理性的。由于并非在人们的所有生活领域均通行金钱和理性标准,所以,在某些领域中所形成的习惯和常规可能远不那么理性。Mitchell甚至认为,人们的消费决策也常常不能仅靠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来解释。

在美国老制序主义经济学家中,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创始人之一John Clark也像凡勃伦和 Mitchell一样重视人们的习惯性行为在他们经济活动和决策中的作用。不过,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William James的哲学的影响,Clark的理论分析更带有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气味。Clark(191)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习惯性的,而不是按理性“最大化原则”为基础的。但Clark断言,信息和决策成本的计算是习惯产生的原因。因为,人们作决策要付出精力。Clark(1918,p.121)说:“当计算的麻烦似乎有可能大于其价值的时候,正常的享乐主义者照样会停止计算。”但他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说人们的计算正好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一点。个人不可能“理所当然”地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达到最优点。因为,每个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台计算机。相反,人们养成习惯,而“习惯是自然的机器,它总是把由自觉审慎的较高级器官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较低级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去做”。因此,Clark(1918,p.122)认为,只有通过习惯,“边际效用原则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近似成立”。

既然“习惯”像许多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制序的生发、型构、演进与变迁中起着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习惯”概念本身的规定性又是什么?在探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英文中,有两个词对应中文的“习惯”一词:一个是habit,另一个是usage。habit的英文含义是“thing a person does often and almost without thinking”。而usage的英文解释则是“habitual or customary practices”。因此,habit是指个人行为中基于或出于本能而行事的一种心理定势;而usage则是指个人经由这种心理定势的影响而行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的状态和行动的结果,或者说一种由门格尔(Menger,1883,P.140)、Polanyi(1951,p.151)和哈耶克(Hayek,1978,p.9)所理解的“事态”(a state of affairs)。所以,英文的 habit应该更精确地被理解为个人的“习性”;而usage则应该被理解为“惯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包括英语世界的学者和制序经济学家们)均不区分这二者。笔者经反复推敲,觉得区分开这两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制序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习惯”,应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状态、结果与情形,即英文的usage,或凡勃伦(Veblen,1919a,pp.231-251)所使用的habituation,而不是作为个人行事时的一种心理定势,即英文的habit(habit应属于行为科学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更精确地说,usage属于制序经济学研究阈界内部最靠近边缘的东西;而habit则是处于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阈界边缘外的东西。

在对英文的habit和usage的含义作了上述辨析之后,让我们继续探析作为经济学(尤其是制序经济分析)研究对象一部分的usage意义上的“习惯”概念本身之规定性(在本书以下的分析中,凡使用到“习惯”一词,均是在英文usage的含义上使用的)。作为英文usage含义的习惯,一般是指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与社会交往中的重复性活动,或借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一个术语,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把“习惯”定义为个人在其活动与社会交往中所呈现的诸多“事态(Sachverhalt)”中的同一性,即在个人行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单元事态”中重复的、稳定的和驻存的一种行为事态的轨迹,一种重复出现的个人活动的“单元事态”。正如许多论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人之所以有习惯性的活动,往往是在没有经由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思考而仅仅出于自己的一种稳定的行事惯行模式来重复自己过去的行动。个人的习惯在人们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功能在于使自己所面临的复杂生活境势简单化。即是说,习惯作为个人行为的复制与重复,它使人免去了对哪怕一项最简单的选择背后所牵涉到的复杂信息的总体理性计算之负担。因为,在人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当一个人要作出一项选择(甚至一项非常小的经济决策)时,要达到个人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其所要求的信息及计算能力的容量往往大大超出了个人的能力。因此,一个经济当事人要对其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信息收集与理性思考,往往是不可能的。于是,当事者就采取一种简单地重复自己过去行为的做法,使其要实际进行的行动从不断的和连续的理性估算中摆脱出来,这就呈现出了人们所说的个人的习惯。

从个人习惯的生发机制来看,它首先像凡勃伦所理解的那样出自人的本能。其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55,pp.34-43)在其晚期著作中对此也有过论述。弗洛伊德认为,生命有机体具有那种重复早期经验的先天取向。譬如,他举例说,儿童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让成年人重复一个他们玩的或他同他们一起玩的游戏,直到他筋疲力尽为止。另外,大多数婴幼儿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比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要显得高兴。据此弗洛伊德论证到,因循守旧和侧重过去的取向,甚至也牢牢地扎根在婴儿的生性资质之中。因此,他把这种人们心理中因循守旧、侧重过去的倾向称之为“强迫性地重复”。

习惯除了源自人的本能之外,亦可以起先经由个人的理性计算即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而来。例如,在一个人决定购买一辆小汽车时,他要做大量的市场信息收集工作,并要作出许多复杂的理性计算。既要考虑上下班和其他交通之需、自己的储蓄、家庭开支预算和自己的预期收人,又要考虑使用各种替代交通工具的机会成本。在具体购买一辆小汽车时,他又要考虑各种汽车的牌号、车型、大小、引擎容量、颜色等等因素,并要尽其所力收集市场价格的信息,以及比较不同车行的服务质量,等等。因此,在作购买一辆小汽车的选择时,一个人总是要思前想后,顾左及右,并反复掂量。一项决策越重大,一个人所要做的信息收集工作就往往越多,其理性计算与有意识的思考往往也就越复杂,越缜密,越周全。但是,一旦一个人作出了一项选择之后,他往往就不再进行有关的理性计算了。譬如,当一个人经过理性计算和有意识的思考而购买了一辆小汽车之后,他就会习惯地(habitally)使用它,而不再每次考虑和计算并且比较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机会成本了。当然,在一个人购买一辆小汽车时,考虑的可能只是舒适或交通便利,或者是出于“bandwagon effect(从众效应,即大家买我亦买)”或“snob effect(虚荣效应,即大家不买而我偏买以炫耀自己与众不同)”而购买了一辆小汽车。但一个人一旦作出了一项选择即购买了一辆小汽车之后,他就在心底中认定它为自己的交通工具。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位当事人往往就不再考虑和理性计算每一次外出的交通成本了(这里并不排除他有时仍然作交通成本的理性计算),即总是选定自己开车而不是选择采用其他交通工具。这样,这个人可能就形成一个出门即开车的习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尽管一个人在开始作出一项选择时,理性的计算和反复的考虑与斟酌是十分关键的,但一旦作出抉择,他就往往不假思索地重复过去的行动,而不再每次进行理性计算了。这也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习惯。

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除了经由理性计算而作出一项抉择后而逐渐养成某种习惯这样一种习惯的生发机制之外,习惯还有许多其他的生发机制路径,即是说,人们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养成某种习惯。例如,一个人的某种习惯可能是经由模仿他人的行为模式而形成,而并不是有意识地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按照生物学的理论,所有的动物物种生来就有模仿能力。儿童的智能与实际技能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以模仿为基础的。并且,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始终保持着这种模仿能力。对此,哈耶克(Hayek,1988,p.21)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是人类在漫长的本能发展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原始禀赋(benefits)。的确,除了天生的反应能力之外,主要通过模仿性学习来获得技能或许是人类个体从遗传方面而来的最重要的能力。”从哈耶克的这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可以经由模仿他人的行为模式形成自己的一种惯行模式,即习惯。

另外,职业选择及性质(如钢琴家的演奏,专业打字员对键盘的使用,送货卡车和计程车司机的道路选择),商品本身的性能及某些品质,以及商品推销广告等等,均可以是一个人的习惯生成机制的路径诱因。但不管起因是什么,一个人不断地重复一种行为就往往会使这种行为模式固化为一种习惯,一种个人行为轨迹中诸多单元事态中的持存性、同一性和重复性,或者说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单元事态”。然而,一旦个人的某一重复行为固化为习惯,它就往往使人们从理性计算和有意识的思考中解脱出来,使其像理性计算和其他非深思熟虑的思考(如感情冲动,他人的说教)一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选择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应该指出,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中对习惯作用的考虑,从本质上是与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及经典博弈论(classical game theory)的学理分析和理论建构相悖的。因为,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和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分析均假定,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本质上是非习惯性和非日常化(non-routinization)的,即主要是通过理性计算向一个选择的最优值进行边际接近。新古典学派和经典博弈论均认为,不但经济当事者的选择与决策是建立在包括成本与收益的全面和综合计算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任何时候,当一条新的信息出现或传递到当事者之后,他就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理性计算。因此,新古典学派和经典博弈论的分析逻辑与制序经济分析的习惯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兼容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习惯性选择和决策与新古典学派和经典博弈论的理性经济人收益、效用或个人支付最大化的假设是相修的。因为,它舍弃了人们在经济决策上的全面理性计算。

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和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与建构均没有给予习惯在个人选择中的作用以足够的重视与评价。即使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考虑到习惯在当事人决策中的作用,他们亦认为习惯可以由标准偏好函数的某种形式来描述,即把习惯看成是一种“理性”行为。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人们感到改变自己的习惯的成本(这里主要指机会成本)太大,所以不断地重复某一习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亦把习惯视作为某些先前“理性选择”的重复,或者把它视作为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它使得所有的重复行为均趋向于最优因而也是理性的,而只有重复这些行为的当事人才能生存下来(Hodgson,1988,pp,125-126)。然而,新古典主义的这种试图把个人的习惯纳人理性计算的努力是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模式不相符的。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并不有意识地估算和理性地考虑放弃一种习惯模式的机会成本,这正如上面所说的人们往往并非(但有时候是)经由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而养成某种习惯一样。

尽管习惯性经济行为与新古典学派和经典博弈论的效用或个人支付最大化的基石性假定以及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的其整个理论分析框架相悖,但许多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习惯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凯恩斯(Keynes,1936,P.97)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曾论及到习惯在人们消费行为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习惯性生活标准通常是对其收人的第一位的要求。”自从凯恩斯提出这一命题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曾有大量的经验研究为其提供一些统计支持。例如,美国经济学家 James Duesenberry(1949)所作的一项研究曾发现,人们的消费行为既是适应性的,也是习惯性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不相符。美国经济学家Hendricks Houthakker和Lester Taylor(1966)所作的著名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亦证明,习惯是人们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另外,英国经济学家Hodgson(1988,p.131)则发现,习惯在企业行为中也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G.Katona(1975,p.321)在其《心理经济学》中所举的企业的刚性定价(按习惯价格定价)原理,就是习惯为企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习惯性行为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以科斯、诺思、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序经济学派却迄今未对习惯在社会经济制序的型构、演进与变迁中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新制序经济学家们更没有像凡勃伦那样把习惯作为制序分析的“集中意识”来处理。然而,我们的理论沉思却发现,个人的习惯应是社会(经济)制序的自发型构与演进和变迁的基础和逻辑始点。而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习惯作为个人在其事务与活动中的行为重复的一种“单元事态”的轨迹,它不断地向作为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之复制的习俗进行“推进”与“转化”,而这种从作为个人行为之重复的“习惯”向作为社会群体行为之重复的“习俗”的“推进”与“转化”,可能是如哈耶克所说的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的生成与演进的内生原因之一。

习惯与习俗,是两个密切相连与相互交叉但又有各自明确规定性的概念。正因为二者密切相关而又难分难解,以至于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区分不开这两者。甚至一些当代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和翻译家也不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在经济分析史上,真正清楚而令人信服地把习惯与习俗区分开来的是康芒斯。

在《制序经济学》中,康芒斯(Commons,1934,参中译本,下册,页412)就明确指出:“心理学或神经学把某种个人的一致性称之为‘习惯’。从休谟时代起,人们就没有把这些一致性与‘习俗’分别清楚。然而,习俗不过是许多个人习惯的相似点。”这里,康芒斯一方面对习惯与习俗两个概念各自的规定性作了明确的辨析,另一方面又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习惯与习俗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即把习俗视作为许多个人习惯的相似点。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康芒斯亦非常清晰而明确地区分了习惯与习俗这两个概念。例如,他说:“休谟所说的‘习惯’,指的是个人的习惯……因为它只限于个人的经验、情感和预期;而习俗则是由那些集体地同样行动的其他人的经验。感觉和预期而来……习惯出于个人的重复。习俗则是出于继续存在的成员变动着的团体的重复。它对个人有一种强迫的效果。”(Commons,1934,p.155)这里,康芒斯再清楚不过地把习惯与习俗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了。

除康芒斯外,韦伯也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对习俗概念作了同样清晰明确的规定。他说:“我们应把习俗(Sitte)定义为一种典型的一致性行动,这种行动之所以被不断重复,是因为人们出于不假思索的模仿而习惯了它。它是一种不经由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要求’个人遵从之而驻存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Massenhandeln)。”(Webber,1978,p.315)因此,韦伯(Webber,1978,P.312)认为:“作为生活的常规性(regularity of life)的不加反思的习惯(unreflective habituation)已把它本身型铸(engraved)为一种习俗。”另外,哈耶克也似乎以同一种方式但在更深的理解上对习惯与习俗(他称之为“习得的规则”,即learnt rules)作了探究。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Hayek,1988,p.17)说:“个人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对习得的规则的遵从日益取代了天生的本能)。由于这两种行为的决定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我们无法对这二者作出严格的区分。”这一点亦同样被法国历史学家 Femand Braudel所辨识出来。正如本章引语中所引述过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论丛》中,Braudel(1997,中译本,页70)曾说:“作为‘历史的缺席的主角’,习惯与常规是两个范围不易确定的辽阔王国。习惯侵入整个人类生活的领域,就如夜色布满整个画景一样。但是,这个无记忆、无意识的阴影同时包含着黑暗程度不一的几个领域。关键在于如何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在照章办事和清醒决定之间划条界限。有了界限,观察者就能区分上下左右。”然而,尽管在习惯与习俗之间像哈耶克和Braudel所理解的那样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二者难分难解,我们还是可以像康芒斯那样从个人或是群体的重复行为这一点来较清楚地辨析出这两个概念各自的规定性的。

5.2 习俗的生发机制探源
康芒斯所认为的习俗只不过是许多个人的习惯的相似点,只是从一个方面把握了习俗概念本身的规定性及其生发原因。习俗作为哈耶克所理解的一种“自发社会秩序”,其规定性及其生发机制要远比康芒斯的这一理解丰富得多。正是因为这一点,从60年代以来,习俗成了不少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理论家的研究的“集中意识”。例如,哲学家David Lewis(1969,p.42)和博弈论制序经济学家Andrew Schotter(1981,P.9)就曾把社会习俗定义为被社会(或)社群大部分成员认同并在特定的重复出现的境势中规约人们行为的常规性(regulation)。在《惯例的哲学分析》一书中,Lewis还把社会习俗详尽地定义为:

在一人口群体P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 现的境势S下,这些作为行动角色者的行为的常规 性R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P中的共同知 识时,它方才为一种习俗:(1)所有人遵同(conform) R;(2)每个人都会预计到他人会遵同R;并且(3)因 为S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的R是S中的一 种协调均衡,在他人遵同R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 遵同它。”(参Lewis,1969,p.58;Schotter,1981, p.10)

Lewis和Schotter对习俗的这种定义,可以以博弈论中所常举的打电话的例子来说明。假如甲乙两人在打电话,当他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电话突然断了。这时就出现了如下一个弈局:如果甲马上拿起电话给乙拨,而乙也马上拿起电话给甲拨,二者均会发现对方是忙音;如果甲不拨号等乙拨,同时乙也不拨号等甲拨,他们又不能继续通话。只有甲拨乙不拨,或乙拨甲不拨,二者才能恢复通话。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协调与默契问题。这种协调与默契问题,可以用下列博弈矩阵表示出来:
 


这个博弈局势很简单,但其寓意却颇深。如上所说,这实际上涉及到人们行动的协调问题。要解决这一协调问题,就要靠甲乙二人过去的惯行做法或者说常规性来解决,即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总是某一方打回,而另一方等待。这种二人协调中的总是某一方打回而另一方等待的境势本身,就是一种二人选择或决策的协调均衡,一种惯行行为,一种习俗。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作为人们社会活动所呈现出来的事态中常规性的习俗最初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呢?Lewis并没有给出解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这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同样,如英国博弈论经济学家Robert Sugden(1989,P 97)所形容的那种认为“人有无限的推理能力但缺乏想象力和常人的经验”的经典博弈论也解释不了这一点。而目前我们又不愿仅停留在哈耶克(Hayek,1960,p.70)那种认为它是自生自发地演进而来因而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理论猜测。那么,这种作为一种状态。一种情形、一种结果、一种人们行事的常规性和协调均衡、一种诸多人行事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单元事态”中的普遍性的习俗原初又是怎样生发出来的?这就是从70年代以来由Maynard Smith、Robert Sugden、以及H.Peyton Young等学者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演进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要了解沿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对习俗生发机制的探索方面的新进展,我们首先还要弄清演进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这一中心概念的含义。演进博弈论中的演进稳定策略概念,最早是由生物学家和博弈论理论家Maynard Smith所首创的。在1973年与G.Price合著的《动物冲突的逻辑》、1976年与G.Parker合著的《非对称竞争的逻辑》,以及在198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自己的《进化与博弈论》一书中,Smith (1982)除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基因型(genotype)模式外,着重研究了动物现象型(phenotype)行为的演进机制。他发现,一种物种群体的现象型行为模式之所以是演进稳定的,是因为这种模式不能为其他现象型行为模式所“侵扰”(invade)。这里侵扰的意思是,另外一些现象型行为模式已被证明更成功以至于一些当事者(agents)采纳了它们。沿着这一分析理路,Smith把这种动物行为的现象型演进稳定性引人到博弈论中,原创性地提出了演进稳定策略这一概念。

在演进博弈论中,演进稳定策略(ESSs)的基本含义是指博弈中的这样一种策略选择:一旦这种演进稳定策略被采纳,它就在一群体中形成一种均衡,而这种均衡是不能为另外的不能验证的策略所“侵扰”的。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当一群体采用了一种策略(σ*,而这个群体之外的他者(mutans)所采用的策略σ就不能侵扰这个群体的成员的σ*策略选择,即不能在这一群体中推广σ策略。如果我们更精确地用博弈论的语言把当他者采用策略σ时一(群)弈者采用σ*策略的预期效用或支付定义为EU(σ*,σ),我们可以有以下演进稳定策略的定义:

定义:只有当以下两个条件成立时,策略σ*才 是一个演进稳定策略:(1)对所有策略J来说,EU (σ*,σ*)≥ EU(σ,σ*)成立;(2)对所有策略。来说,或者是EU(σ*,σ*)>EU(σ,σ*),或者是EU(σ*, σ)>EU(σ,σ)。

在上述这个定义中,第一个条件的基本含义是,演进稳定策略σ*要成立,。”就必须是这样一种均衡策略,即相比其他任何策略选择来说,策略σ*至少要与它们一样好或更好。否则的话,群体中就会有成员偏离这一策略选择。第二个条件则意味着,它本身要成立,他者的其他策略选择对σ*的侵扰就没有任何效果。具体来说,当 EU(σ*,σ*)= EU(σ,σ*)时,一个采用σ*策略的群体可能被采用σ策略的他者的策略选择所侵扰。因为,在这种境势下,采用σ策略的他者至少不担心他们所获得的支付比采用σ*策略的弈者所得更差。在此情况下,要排除玩。策略的他者的策略选择的“侵扰”,就要求当他者玩。策略时策略σ*要比σ策略更优。假如这个条件不成立,至少在引入σ策略时σ*策略与σ策略的组合要比只玩σ策略更优,即EU(σ*,σ)>EU(σ,σ)。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用博弈论中所常举的“斗鸡模型”来具体说明什么是演进稳定策略(参矩阵5.2):
 


假如甲乙两人走进一个从未有人踏足过的深山中而同时发现一个有经济价值的金矿,他们为占有这一财产资源而发生了争执。甲乙两人同时有两种策略选择:或者是采用攻击型策略像一只鹰,或者采用屈从温和策略像一只鸽。如果甲采用鹰策略而乙采用鸽策略,甲得全部金矿资源。如甲采用鸽策略而乙采用鹰策略,乙得全部财产。如果甲乙同时采用鸽策略,二者均分这一财产,各得支付1。相反,如果甲乙均采用鹰策略,二者就会打斗起来,结果会两败俱伤,各得支付-2。在这一博弈境势中,结果将会如何?

按照主流或经典博弈论的分析,我们会知道在这个变局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Nash equlilibria):即纯策略中的(鹰,鸽)、(鸽,鹰)和双方采用混合策略时均采用一个概率为1/3的鹰策略。

这一弈局中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的计算步骤为:令 p(0<p<l)为夺者选择鹰型策略的概率,得:

E(H)= p(-2)+(1-p)2 = 2 - 4p
E(D)=p(0)+(1-p)1 = 1-p
而由于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要求 E(H)= E(D),因而得 p = l/3。

把矩阵5.2的境势放在没有产权因而每个人都可能是另一个财物占有者的攫掠者的“霍布斯世界(Hobbesian world)”中,人们将会如何玩这一博弈?经典博弈论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在霍布斯世界人们会怎样选择这三个纳什均衡点的。而只有从80年代以来,演进博弈论才开始试着探索和破译这一选择机制,即认为人们通过一种试错(trial and errors)的学习过程自生自发地生发出某种习俗来。正是从这一研究路径出发,Sugden(1989,p.91)把习俗定义为“在有两个以上演进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演进稳定策略。这即是说,习俗是有两个以上的行为规则中的一种规则,而任何一种规则一经确立,就会自我维系(self-enforcing)”。

具体到上面所举的斗鸡博弈模型来说,其中的演进稳定策略是什么?Sugden认为,首先,任何一个演进稳定策略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如果不是纳什均衡,就会出现一个博弈者偏离这种策略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说支付。然而,在这种斗鸡博弈模型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那么,作为一种演进稳定策略的均衡点(即习俗)又是怎样从其中衍生出来的呢?Sugden进一步发现,在这种变局中,稳定的均衡必须出自两个博弈者不同的行为模式,或按Smith的术语来说,有不同的现象型行为。而二者不同的现象型行为又源自两个博弈者本身的差异。因为,如果两个博弈者完全相同,因而有完全相同的现象型行为,他们会采取同样的博弈策略,那么,这种演进稳定性就难能实现。相反,只有两个博弈者在某些方面有差异,这种演进稳定策略才会出现。这里,我们可以把二者的差异理解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一个强壮,一个柔弱;一个青面獠牙,一个文弱书生;或者一个手持大刀,一个赤手空拳,等等。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假如一个弈者在选择一项动作(move)前,收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为A或B(这里A或B可代表高矮、强弱、凶柔或者手持武器与否等等特征)。并且我们假定,当甲收到一个信号A时,他确信对方收到一个信号B,或者相反。有了A和B这两个参量信号,我们就可以把理论分析推进一步:门)如果是A,采取鹰型策略;如果是B,采取鸽型策略。(2)或者反过来,如果是A,采取鸽型策略;如果是B,采取鹰型策略。(3)不管是A还是B,均采取一个1/3概率的鹰型混合策略。然而,许多演进博弈论学者却发现,在考虑A8两种参量信号的情况下,只有纯策略的(鹰,鸽)、(鸽,鹰)这两个均衡才是“强”和“严格”的纳什均衡。而作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意义,即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演进稳定性。因为,给定鹰型、鸽型和1/3概率的鹰型混合策略这三种通向纳什均衡的路径,一旦一个弈者采取了鹰型策略而对方采取了鸽型策略而锁入了一种纳什均衡,他就没必要在重复博弈中再取混合策略。同样,即使一个弈者采取了鸽型策略而对手选择了鹰型策略从而锁入了另一种纳什均衡,他也会维持这一点,即没有必要在重复博弈中取1/3概率的鹰型混合策略。因此,演进博弈论的研究发现,演进稳定策略是一种强或“精炼”(refinement)纳什均衡。

概言之,博弈中的不对称衍生出来一种事态、一种情形,即甲总是择鹰型策略而乙总是择鸽型策略,或者是相反。一旦双方弈者锁入一种事态、一种情形,偏离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奔者所得的支付总是比保持自己过去的策略选择要少。换句话说,偏离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弈者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由演进稳定性所标示的一种事态、一种情形,显然就是一种习俗,一种演进博弈论理论家所说的“convention”。而一旦这种作为演进稳定性的习俗在一个群体中生发出来,每个在其中的成员都会“黏附”于它。这里并不需要有第三者通过某种强制来维护这种演进稳定性,而是每个成员均会自觉遵从之。因而,它是一种自我维系(self-enforcing)、自我驻存(self-perpetuating)的事态与情形。在这种演进博弈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理性选择假设似乎是在起作用。但是细想起来,它似乎又是完全多余的。用Sugden(1989,P.89)的原话来说,“如 A取鹰策略,如 B取鸽策略”这样一种习俗“is consistent with but not prescribed rationadity”(这句英文可大致理解为“与理性相符,但不一定为理性所预设”)。从这一点来看,人们“自发’产生并遵从一种习俗是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中理性选择的这一基石性假定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演进博弈论中的这种“演进稳定策略”与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Richard Selten所提出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颤抖手均衡(trembling hand equilibrium)”有许多相同之处。从博弈论中我们知道,Selten的这种“颤抖手均衡”也是一种精炼纳什均衡。大致说来,Selten(1975)假定,在博弈中存在一种数值极小但又不为0的概率,即在每个博弈者选择对他来说所有可行的一项策略时,可能会偶尔出错,这就是所谓的“颤抖之手”。因之,一个博弈者的均衡策略是在考虑到其对手可能“颤抖”(偶尔出错)的情况下对其对手策略选择所作的最好的策略回应。单从这一点来看,在演进博弈论中,最初的演进稳定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来自博弈双方的理性计算,而实际上可能是随机形成的(往往取决于博弈双方“察颜观色”的一念之差)。按照这一分析思路,我们也可以认为,人们对一种习俗(演进稳定性)的偏离,也可能出自Selten所说的那种人们社会博弈中的“颤抖”。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是与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颤抖手均衡的分析有重大区别的。正如Sugden所辨识出来的那样,在Selten的理论中,作为某种不能解释的心理机制产物的“颤抖类型”的出现频率是给定的。因此,按照Selten的分析理路,某一特定状态是否是一均衡,是可以从每一个博弈者对“颤抖”出现频率的知识而作出的最优决策来判断的。因此,在Selten的理论建构中,其分析结果完全是建立在那些有关“颤抖”的假定之上的。而这种“颤抖”,按照博弈论理论家K.Binmore (1987)的说法,实际上又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与经典博弈论的基本假定与分析理路相悖的。与之相反,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中,最关键的机制不是理性的博弈者对非理性博弈之可能性的应策,而是对一种偏离博弈均衡之倾向的研究。因为,在演进博弈中,一旦一种偏离策略成功,它就会被重复,被效仿,被复制。从这一视角来考虑,这种成功的博弈偏离更像是一种实验,而不是像是Selten的“颤抖手博弈”中的那种“偶尔失误”。因此,这种演进博弈论似更能接近于揭示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的生发与演进机制。

在谈到演进博弈论对习俗的生发机制的理论探讨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到目前为止,这种沿着演进稳定策略的分析理路对信息对称与不对称情况下习俗的原生机制的破译,还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在对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的认识上,还有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并不知道其由来的许多理性不及的领域与方面。因为,这可能已触及到了康德哲学的“纯粹理性”的界限,即我们在理论上无法去理解那种“超验(transcen一企。广的“自在的东西”。同样,这也涉及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本体论哲学的一个最深层的问题:“在世界中一切东西都如本来面目,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实际上发生的。”因而,维特根斯坦认为,“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主张,“应该划清可思考的从而也划清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因而他说:“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参Wittgenstein,1921,§6.41,§6.44,§4.114,以及“序”)美国学者Thomas Shelling在60年代初所做的著名社会实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在人们的相互协调能力方面有许多人们理性不及的领域这一哈耶克的“康德一维特根斯坦”式的本体论哲学断想。

Shelling(1960)曾在他的学生中做过一些实验和调查,发现人们在社会活动的决策方面,有远比博弈论所描述的丰富得多且令人惊奇的协调他们的相互决策的能力。Shelling做了如下结果十分惊人的四个实验:

例一,在相互没有沟通的情况下,让两个人同时要一个硬币的正面或反面。如果两个人要的相同,他们就会赢一笔奖金。实验结果是,36个人要正面,6个人要反面。

例二,告诉一个学生与另一个学生在纽约一处相见,但既不告诉他和谁相见,也不告诉他在何处相见,更不准任何人互相沟通,而只让两个人猜测到一处相见。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均选择了纽约中央火车站。

例三,在例二中亦不告诉任何人约见时间。但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中午12点。

例四,让两个学生在不沟通的情况下分别把100美元分成A、B两份。如果这两个学生分的A、B两份相等,二人各得这100美元。如果不等,谁也得不到一分钱。实验结果是,42个学生中有36人把100美元分为50美元两份。

这四个实验例子非常简单,但却触及到社会现象研究中的许多最深层的问题,即人类有非常惊人的协调他们活动与决策的能力。人类的这种能力源于何处?Shelling认为,它可能来自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凸显性(prominence)”或“凝聚点(focal point)”。按 Shelling的原话来说,“人们能以好像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亦同样尽量做同样的事的方式来协同他们的意愿(intention)和预期”(Shelling,1960,p.57)。即所有人都会按他人预计到他会按预计到的方式行事。Shelling还认为,这种“凸显性”和“凝聚点”并不完全出自人们的逻辑推理,而可能是出自“想象力(imagination)”,亦可能出自某种模仿、前例。偶然安排、对称,以致美学或几何学的“组态(configuration)”等因素。当然,我们亦可以进一步猜测,人们的这种惊人的协调能力也可能出自凡勃伦所说的人的本能或当代著名政治学家 Jon Elster(1989,p.102)所理解的某种“个人感情与行为的内在倾向(propensities)”,或出自Micheal Oakeshott所理解的人们的“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 Anthony Giddens所理解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抑或出自 Polanyi(1967)所说的在人们获得和发展他们的技术性习惯和技能方面的“心照不宣的理解(tacit knowing)”,等等。

与Oakeshott、Giddens和Polanyi的见解在精神上某些方面相一致,现代演进博弈论学者在研究习俗的生发路径方面更注重人们的“共同经验(common experience)”(Sugden,1989)。在这一点上,演进博弈论学者更接近于哈耶克。譬如,哈耶克(Hayek,1988,p.23)在辞世前所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就曾指出:“本能比习俗和传统古老,而习俗和传统又比理性更古老:不管是在逻辑上、心理上还是在时序上,习俗和传统均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它们既不是出于有时被称作的无意识,也不是出自直觉,更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它们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尽管如此,它们不是通过从某些事实或从对某些事物的特殊行为方式的认识中得出的理性结论而形成的。”

哈耶克和演进博弈论学者的这一习俗可能出自人类的共同经验的理论洞识,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从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习俗形成的博弈模型中得以说明。假如在一个社会中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交通规则还未形成之前,一个人在一条很窄的乡村道路上驾车,当他遇到一辆迎面驶来的车时,是靠左驾驶,还是靠右驾驶?很显然,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对对方是靠左还是靠右驾驶的预期。如果这个人预计到对方会靠左边行驶,他也会取左边。反之亦然。但是这种预期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能假定这种博弈是完全对称的。因为,靠左还是靠右驾车没有什么收益差异。人的理性在这里也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非重复博弈(即驾车人第一次在路上驾车,因而对靠左或是靠右的交通习俗(或规则)没有任何知识),如果再假如这个驾车者所知道的仅仅是自己和对方驾车者均是理性的(如没有喝醉酒),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理性这里并不能告诉人们是靠左还是靠右边驾车,相反,驾车者常常是出自本能地(?)喜欢靠左或是靠右驾车。然而,如果一个驾车者有在英国驾车的经验(即玩过这种驾车博弈),他就会自然靠左开。反过来,如果这个驾车者有在美国驾车的经验,他就会自然靠右驶。许多研究证明,这种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规则最早就出自人们的“共同经验”,即习俗。然而,哈耶克和 Sugden所说的习俗出自人类的共同经验,还不能不说只是一种理论断想。因为,它对一种习俗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根本问题还未穷其究竟。具体到靠左还是靠右驾车这个例子上来,英国人最初是如何协调和形成靠左驾驶这一习俗的?对此Sugden也只能猜测到,这可能出自人们的“某些共同的凸显意识(some shared notions of prominence)”(Sugden,1989,p.90)。这抑或出自凡勃伦所说的人的“天性”或康芒斯所说的人们“习惯的相似点”?这里显然还有许多哈耶克所理解的诸多“未明原因”的“理性不及”的因素和方面。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Hodgson(1988,p.135)惊叹道:“博弈论不能说明现实世界的复杂和不可知程度。”因为,如上所说,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存在本身就是其原因的本体论问题。而一旦把这种维特根斯坦本体论哲学问题考虑进来,经典博弈论的根基似乎就变得动摇起来了(参 Heap & Varoufakis,1995,p.206)。

5.3 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

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已对西方学者在对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的探索方面的种种努力作了简要的引介和评述。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演进博弈论学者在努力破译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探索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人们对习俗的生发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上,还有着哈耶克所说的我们未明其原因的理性不及的诸多因素和方面。尽管如此,哈耶克(Hayek,1960,PP.58-63;1973,pp.36-41)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一再主张,习俗本身并不是神神秘秘地从天而降,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们的各自行动,因而它是无意识的人类行为的积累结果,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袭下来的整个文化的遗产。因此,虽然破译和理论展示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在目前来说仍是一项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理论任务,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习俗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一种演进稳定性、一种博弈均衡,大致是通过自生自发的路径型构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习俗本身就是哈耶克所理解的那种在人们重复交往中出现的一种事态、一种结果、一种情形的“自发社会秩序”。这里,我们暂且存留在对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的认识方面有诸多理性未及的待探索领域不论,即不再继续往更深的层面探究种种习俗原初是如何生发出来的,而只是进一步考察习俗一旦生发出来,其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在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

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成,它就能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事务中的一种常规性固化习俗本身所覆盖的团体、社群或社会中成员的现象型行为,从而它本身也就作为一种事态、一种情形像一种社会规则那样对成员的各自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规约。而这种规约本身实际上给当事人和其他当事者一种确定的信息,告诉他应该这样做并有信心地预期到他本人如此行动亦会从别人那里获得同样的合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习俗一旦生成,它就是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的一种自发秩序。只有在这种自发社会秩序下,人们才能有信心地与他人有序地交往,即每个人均自我强制地遵守这种自发秩序,并且也会有信心地预计到他人亦会这样做。这里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是每个人均假定大家今天会大致继续昨天的情形,因而会放心地进行社会活动与交往。这样,就使人们不必每天揣度、算计并周详地考虑别人要干什么和正在干什么,而只是简单地假定别人亦会遵循以前的行为模式。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才从那种霍布斯世界的人人是强盗的野蛮或未开化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单从这一点来说,人类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与其他动物群体区别开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习俗这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在起维系作用。也正是从这一视角来考虑,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是社会(包括经济体系和市场本身)运行的基础,或者说是社会之成为社会,经济之成为经济,以及市场之成为市场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逻辑坐标”(Wittgenstein,1921,§3.41)。

可能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把习俗误认为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一种节约机制,把习俗在市场中的存在看成是一种帕累托增进。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大师阿罗(Kenneth Arrow)如下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我吁求人们注意社会活动的不太明显的形式: 社会行为的规范,包括伦理的和道德的准则。我认 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补偿市场失灵(mar ket failure)的社会应策(reactions)。人们之间有一些 相互信任是有用的。在缺乏信任的条件下,来设定 一些可供选择的法令与保险将会代价甚高,以至于 有益于相互合作的许多机会将会失去……非市场行 动可采取相互合约(mutual agreement)的形式。但是 要把这些合约安排尤其是要把这些合约安排扩展到 新进入社会网络中来的人时可能代价颇高。作为一 种选择,社会可以把这些规范内在化,以在一个无意 识的水平上达成一种理想的合约……(在社会中)存 在一整套习俗与规范。这些习俗与规范可以被解释 为提供经由价格体制所不能提供的(从广义的个人 价值满意上)某些商品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的合约。 (Arrow,1971,p.22)

从上述一大段引述中,我们可以体察到,阿罗认为,习俗和社会规范一般是可以被视作为帕累托增进的。然而,如果我们继续向深层探究,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习俗均是帕累托增进的。甚至一些习俗可能会使所有人“worse off(这里实在没有确当中文词对译这个词组,只能把它理解为“变得不好”、“福利减损”)”,或者至少可以认为,一些习俗并不能使所有的人“better off(同样也只能大致把这个词组理解为“变好”、“改善”和“福利增进”)”。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一种习俗可以使所有的人better off,也不能由此就证明它为什么会存在。

让我们拿美国政治学家Elster(1989)所曾举过的一个人出钱买他人排队的位置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如有长长的一队人排在那里等买票(如一著名歌星演唱会的门票)。一个人走过来,对排在前面的一个站排者说:“我出一笔非常高的价,请把你的位置卖给我吧!”这个站排者是接受这一出价呢?还是不接受?如果接受了,他人(尤其是排在后面的人)是否会赞同呢?如果这个出价买位置的人所出的价格超过这个站排者买到这张票(听演唱会)的预期效用因而两者成交了这一交易,这显然是一种帕累托增进。因为这一交易使买站排位置和卖站排位置两者均better off,而没有使任何人 worse off,其中包括排在后面的站排者。但出于某种说不出来的原因(如某种习俗、社会规范或个人心理因素),在许多社会中,这种交易却不能成交。这主要是因为一个站排者可能要顾及他人的“斜眼”(看不起)而不会这样做。从这个小例子中,我们可以想象到,许多习俗并不一定就是帕累托增进的。英国一位叫L.Walmsley的学者在193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提到的发生在英国约克郡(Yolkshire)海岸线的一个小渔村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Walmsley(1932,pp.70-71)说,在每次大风暴后,总是有些漂流木材(driftwood)留在海岸上。因此,每次大风暴之后,村民们就竞相奔到海岸去捡木材。许多年来,村民们遵守一种“先到者得(first-on)”的习俗,即最先奔到海岸者可以任意捡漂流木,然后把捡到的木材堆积在海岸边的高处,并在木堆上放上两块石头,以表示这是他自己的所有物。他可以把这堆漂流木材留在海岸边两天。在这两天之内,别的村民会尊重他的这种 de facto(事实上)的产权。如果过了两天,他的这种 de frto的产权就不再存在。据说,在这个小渔村中,没有人知道这种“先到者得”规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以及如何形成的。但每个村民都遵守这种习俗,并且遵守得那么自然,那么有序。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自发的秩序安排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选择。因为,它诱使村民竞相赶早奔去海边捡木头。而这种竞相赶到海边捡漂流术,会使村民有一种不必要的“努力竞争支付”。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种“努力竞争支付”是一种“额外净损失(dead-weightloss)”。然而,这个约克郡的小渔村里的村民却世代遵守这种非帕累托效率的习俗,并且遵守得那么有效、有序和自然。正是基于这一点,演进博弈论学者 Sugden(1989,p.93)认为,如果习俗是集体的刻意选择的结果,一些无效率的习俗就不会存在。然而,正是因为习俗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而是自生自发衍生或演生出来的一种自发秩序,这就导致它本身作为一种演进稳定性(精炼纳什均衡)并不一定就是帕累托效率。并且,笔者亦进一步揣度到,在某些社群或社会的某些时期中,由某种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等所支撑并维系的某些习俗甚至不一定是纳什效率(均衡)。从A.L.Epstein(1967)在印度农村作调查所发现的当地一些习俗阻止农民引进稻米生产新技术的事例中,我们就可以洞悟出这一点。

在认识到习俗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领悟到,习俗并不只是存在于像John Hicks(1969,ch.2)在《经济史理论》中所说的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前的早期的“习俗经济”(包括新石器时代或中古时期的村社经济以及近现代在世界的许多边缘地区仍残存的部落共同体)中,而是广泛且大量地存在于现代都市化经济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只是现代人已习惯且已无意识地遵从之,因而往往忽略或没有觉察到每个人(包括自己)均在按一定的习俗行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本身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种诸多习俗的“纽结”(nexus)。因为,市场中的许多秩序并不是经由人们刻意设计而成(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大量人为设计的运行规则与方面),而是从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自发地演进而来。比如,为什么纽约的股票市场比悉尼的股票市场更重要?为什么人们在广州买衣服总是倾向于去高第街?更为奇怪的是,为什么近几年在穷僻的沂蒙山区出现了中国最大的家电批发市场?又为什么在上海卖菜的菜贩大都是安徽人,而在全国修鞋和打被套的工匠多为浙江人?这种种现象均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自发地形成的。也许人们很难讲出这些自发秩序形成的机理与原因。

就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的产权结构来说,如果市场中的产权能像诺思(North,1981)所说的那样由国家用法律正式界定并予以保护,市场运行无疑会更加顺畅。然而,如果没有市场参与者自觉地尊重现存的产权结构,一种刚性的产权就不可能形成并驻存。反过来说,尽管国家一再三令五申地禁止和严打,外汇黑市交易、赌博、贩毒、贩黄和卖淫业却随着市场秩序的型构而在社会角落中存在与蔓延。这说明这些“地下市场”的参与者仍然承认并尊重一种国家所禁止的他人的de facto的产权。正是因为这一点,Sugden(1989,p.86)认为,产权制序(institution of property)本身可能最终被归结为像休谟、斯密和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经由自生自发路径演进而来的一种自发社会秩序。

5.4 习俗与社会规范

正因为习俗是经由自生自发的路径演进而来的一种自发社会秩序,其主要特征是当事者自觉、自愿且有时是无意识地遵从之(如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不在大街随地吐痰,不在公园内乱扔垃圾),所以习俗本身就成了当事人自己现象型行为中的一致性,一种诺思(North,1993a,p.62)所理解的自我实施的非正式约束和自我限定的行动准则(Self-imposed codes of conduct)。然而,一旦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现象型行为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习俗也就会逐渐地或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心理层面推进,从而转化为一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这里不是指伦理或道德规范。因为,伦理或道德规范是作为一种既存的信仰体系和“箴规(precept)”来“指导”或“教说”着人们应当如何行事)。

谈到从习俗向社会规范的推进与转化,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习俗与社会规范,尽管要把这两个概念完全清楚地区分开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在1989年发表的那篇“社会规范与经济理论”的文章中,Elster曾建构性地区分梳理出理性经济行为与社会规范。根据Elster的分析理路,我们可以进一步以逻辑分析语言的形式区分出理性经济行为、习俗和社会规范:(1)工具理性主义告诉人们:你要达到Y,做X。(2)习俗告诉人们:因为大家都在做X,你自然也会做X,且在大家都在做X的情况下,你的最好选择可能也是做X。(3)而社会规范则告诉人们:你要做X,或不做X;或者告诉人们:你应该做X,或不应该做X。你要做或应该做X是因为大家都在做X,因而你最好也做X;你不要做X或不应该做X是因为大家都不做X,因而你最好也不要做X。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察出理性经济行为、习俗和社会规范的区别。

在对习俗与社会规范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有了以上的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习俗由于其长期驻存会向人们的社会心理理层面推进从而固化为一种社会规范这一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一种习俗的长期驻存会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铭刻成一种社会规范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人均有让他人认同的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在群体中生活的社会动物。如果生活在一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在大家都遵守一种习俗条件下而自己采取了偏离这种习俗的行为,尽管他可能不会遭到集体的制裁或他人的报复,但却有可能遭到他人的耻笑、冷遇、愤懑或斥责。这就使之会有一种难能在这一群体中立足之感。因此,一种习俗持存得越久长,人们就会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一种更强、更有信心的预期:他人会遵从这一习俗。反过来正是因为对他人会遵从这一习俗的强烈预期,每一个人又会发现人人(包括自己)遵从这一习俗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进而他会在意愿上希望他人会继续遵从这种行为的常规性。在这种双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习俗就会固化为一种社会规范。

在谈到从习俗向社会规范的转化与过渡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在一个社群或社会中由于某种习俗长期自我维系与驻存而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一个人采取违反这种习俗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不但会造成为这一违反习俗与社会规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的愤懑与不平,亦会遭到非直接受害的第三者的反对。譬如,在英国约克郡海岸线的那个小渔村中,如果一个人在两天之内拿取了别人放上两块石头的木堆上的漂流木,被第三者看到了,尽管这两块石头不是这个第三者放上去的,他会想到,今天这个人拿取了别人的 de facto的财物,那么,明天他可能会拿我的。因此,他会站在那个 de facto财物的所有者的立场上来反对这个打破习俗的人。或者至少他会同情那个木堆的事实所有者。正是从这一点来思考,一种习俗的存在,并不在于它会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也不是像阿罗所理解的那样会增加整个社群或社会的集体福利,即一种帕累托增进,而是在于违反或打破一种习俗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会对所有遵从这种习俗与社会规范的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另外,西方学者Akerlof(1976)和Axelord(1986)甚至发现,一些非帕累托效率甚至非纳什的社会习俗或规范之所以能驻存,是因为在一个社群或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惟恐被排斥而不敢破坏规范。排斥别人的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排斥那些破坏社会规范的人,他们自己就会被排斥或者受到社会的指责”(Basu,et al,1987,p.10)。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人们把习俗与社会规范视作为维系社会尤其是市场运行的基础性的东西。它不但是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形成之前曾存在过的习俗经济中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运行的纽带或“润滑剂”,也是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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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顿勋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与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一起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去看看 

第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 来自《美国人:开拓历程》

“英国为它那些不安分守己的臣民,在遥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亚当·斯密  美国的早期历史的确发人深省。在殖民地这片土地上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以下各章,我们将用事实说明欧洲的诸般梦想——郇山天国的梦想、至善论者的梦想、慈善家的梦想、移民者的梦想——在美国的现实中是如何破灭或转化的。新的文明是在新世界打破旧世界的种种习惯过程中诞生的,而不是按照预先的计划与目标产生出来的。……去看看 

22 - 来自《灵山》

我从云贵交界的彝族地区乘汽车出来,到了水城,等了多半天的火车,火车站离县城还有一段路,这一带既非市镇又非农村,就让我已经有些捉摸不定自己了,特别是见到一条似街非街的路边一幢梁柱发黑的老屋窗棂上贴着这样一副对子:“窗外童子耍,内外人口安”,我就不像在往前走路,而是用脚跟倒退回了童年,仿佛我并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革命,也没有经过斗争再斗争,批判反批判和现今倒转来又不完全倒转来的改革,仿佛我父母也不曾死掉,我自己也未曾吃过苦头,我压根儿就不曾长大,让我感动得有点儿想哭。  后来,我坐到铁路边上卸下的原水堆上想想……去看看 

一、勾起往事 - 来自《走出迷惘》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却偏偏时常萦绕脑际,牵动思绪,催人反思。上个月“小珊子”从上海出差来到我们这个南国城市。她的先生嘱她一定要到我们大学里来探望我们夫妇。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学,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大的广东籍人,瘦高个子,白晰长脸,性格内向温和,连生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他是个诚实的大小伙子,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一九五O年为了“抗美援朝”而发动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中,他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激情报了名。不久,他便被组织遴选上,于是胸前带着一朵红绸做的大红花,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中,坐着……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