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村治格局

 《新乡土中国》

  一、村治随想

  村治是指村庄的治理,也就是村委会一级的治理。张厚安等人依据村民自治实施状况,将村治划分为三大类型,即自治型、行政型与混合型。欧博文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分出四种村治类型,即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和失控村。徐勇则根据村民自身状况与村民自治客观效果相统一的标准,将村民自治运作模式分为规范型和非规范型两类。非规范型村民自治又有两种主要模式即行政化的村和失控村。

  以上分类仅仅是对村治分类的少数几个例子。徐勇还依据对村治走向的分析,对村治类型作了由能人到法治的分类。他将当前一些能人治理的村庄看作合理却暂时的现象,认为随着农村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这些能人治理的村庄终于会变成法治村,法治村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自治原则治理,充分体现出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决定作用,这不仅可以发挥村民的创造性,而且有利于为自下而上的中国民主化提供动力与基础。除了法治村和能人治理村庄以外,还有那种传统治理的村庄,也就是电影《被告山杠爷》上的那种治村方式,依据山杠爷这种传统人物凭借传统方式来治理的村庄。朱苏力评论说,当法治的成本太高时,山杠爷式的村治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那怕是一个偏远的山村也是需要秩序的,但法治的秩序不仅需要实施成本,而且需要与社会本身的惯例相合,这就是说,法治需要本土资源。换句话说,朱苏力认为,传统型村治并不一定就不好,关键看这个村庄能不能获得有效而适宜的法制支撑。吴重庆直接讨论了“村治的本土资源”,认为村庄治理需要有村庄传统的支撑,没有村庄传统或与村庄传统倒着来的外来制度安排,很难有生长的空间。吴重庆似乎是过于悲观了,因为一些村庄的传统已经解体,且国家有可能为这些村庄提供足够的制度与法律支撑。但在那些传统仍在且国家事实上难以提供制度与法律支撑的村庄,情况又会如何呢?

  不只是那些传统仍在的村庄需要讨论本土资源。在那些传统已经解体的地方,当国家不能提供足够制度支撑的时候,这样村庄的治理就比较麻烦。而且制度真是全部外来的吗?没有与本土资源的结合,制度会有生长起来的基点吗?纯粹外来的制度不仅是一种保守的力量(法律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而且这种外来制度没有传统支撑时其供给成本必然高昂。这样的制度在村庄治理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往往不是制度设计者所希望发挥的作用,而是被制度使用者刻意歪曲后发挥的作用。

  村民自治制度当然是一种外来的制度,是自上而下安排于村庄的治理制度。以村民自治原则运作的村庄治理就是法治型村级治理,也是民主型村级治理。然而,法治型村级治理能否离开传统和能人实在大有疑问,因为村民自治制度需要在村庄寻找自己生长的基础。当前随着农村社会的衰败,农村精英人物大多离开村庄,村级治理缺乏能人出来支撑局面,而没有能人出来竞争于村庄,也没有能人出来组织村民,村民自治何以会运作起来?而当村庄传统已经解体,村庄舆论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民主范畴的制度如何具有让村民一致行动起来的能力?不能一致行动起来,村民自治又如何可以解决村庄共同面对的公共事业,如何可以解决当前农村社会逐步衰败中亟需的稳定与秩序?

  的确,不同类型村治之间的相似多于不同,特别在那些外来的制度安排上,看起来的差别远小于实际差别。在其根基上,表面上是外来制度实现状况的不同,往往只是村庄本土资源的不同。人民公社时期,华南农村普遍存在村庄秘密共守的情况,那时农村干部依然是村庄庇护人。而在北方农村,不用说人民公社时期难以共守村庄秘密,即使今天的北方农村,那些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中,也很少有真正的村庄利益庇护者。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外来的制度,而是因为制度的村庄基础,决定了村治的状况。

  当前的中国理论界,制度崇拜者众。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到社会学到法学,无一例外。就是在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中,唯制度论也大行其道。这些制度论者看到了某种制度的优势和另一种制度的不足,忽视了每一种制度事实上都既有优势也有不足的辩证法。科斯曾说,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践中都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因为可以产生一些对主体制度进行修补的补丁制度(大意如此)。科斯的话还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任何制度都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具有特定合理性的。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许过于强词夺理,然而,想一想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有益无害的。那些唯制度论者对失败的唯一解释是制度不好,他们拯救未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好的制度,并将这一好制度安排下去。问题不在于这种想法抽象地讲起来有什么不对,假若这些唯制度论者说的好制度是合乎实际、适宜国情的制度的话。问题在于,唯制度论者心目中的制度,是那些与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没有关系的,虽然经过别国实践却未与中国实际联系的制度。

  尤其让人担忧的是那些一心一意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的说法。有人是出于幼稚,有人则是别有用心。当所谓的“国际规则”与某些集团或个人利益相联系时,这些一口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人,事实上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买办,他们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中国人的利益,而实际上不过是想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谋取个人利益。

  写于2001年11月17日

  二、好人治村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依我的想象,谁会喜欢一个恶人来治理村庄呢?然而,1999年我到湖北余村观察村委会选举时,发现理性的村民在选择恶人还是好人治村上,倒是颇费思量的。

  余村是一个镇郊村,1999年选举前在任的鲍主任是一个性格强悍、私心较重、能力较强的“恶人”,在任的李副主任是村民公认的“好人”。“海选”提名的结果,是鲍李两人成为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村民需要在鲍李两人中作出选择。从感情上,村民几乎无不偏向李,但一些理性的村民分析说,余村是镇郊村,李若当选村主任,他的好人性格让他不敢得罪村民,也不愿得罪上级,最终把握不住村庄的发展机会。鲍人品是坏了一点,也肯定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但他当选主任,凭借他的强悍和能力,不至于为村里赚不回他贪去的那点钱。这种理性分析成为余村选举前村民议论的主要话题。最终,李在县驻村选举指导小组的帮助下,调整策略,强调自己以前所以显得没有魄力,是副职使然。当选为村主任,当然敢作敢为,才险胜当选。

  浙江瑞安星火村的情况更为有趣。星火村也是一个镇郊村,长期以来,上级规划在星火村建一个菜市场,这是一件于镇里,于村集体,于村民都有益处的好事,因为星火村处于现在镇区建成区的中心,建菜市场方便镇上的居民,村集体每年可以从菜市场收取100万元以上摊位出租费,村民则会因建菜市场带来的土地升值,提高每家每户都有的出租房屋的租金。这个于各方面都有益的好事在村领导班子中和村民代表会议上议论了许多年,都因为建菜市场需要拆迁一部分村民住房的补偿问题难以平衡,卡了壳。按市里的统一规定,拆迁住房的补偿标准是统一的,分五个等级,在同一个等级中,补偿标准一样。在同一个等级中,因为被拆住房的新旧、地理位置好坏有不同,有些村民认为自己的补偿标准低了些,要求提高标准。但一户的标准被提高,就引发更多户要求提高标准,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扯不清的问题。

  扯不清的问题,村干部没有办法解决,就往后面拖。时间拖得越久,镇里、村里和村民就越急。急不能解决问题,村民就责怪村干部无能,责怪他们摆不平这么一点小事。事情拖了5—6年,到1999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村里一个吸毒好赌、性格强悍、且与黑恶势力有些联系的“恶人”周出来竞选村主任,说只要他当上村主任,他就可以将菜市场建好。村民也相信周这样的“恶人”出来,可以摆平那些扯不清的经济补偿问题,因为村民怕他。镇里不同意这种有劣迹的人作为村主任正式候选人,他竟可以让村民在“另选他人”栏的写票,超过村民公认既有文化和能力,又为人正直的原村委会主任,当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星火村所在镇调查过8个村,大多数村都出现过村民选“恶人”当村干部的现象。“恶人”治村不讲招式,他不仅敢于贪污,而且敢于用超出法律界限的办法整治村民,最终引致民怨沸腾。村民便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将他选掉。这样一来,就构成了村级治理中好人治村与恶人治村的循环。

  讨论什么样的人来治理村庄,是一件于村级治理研究具有基础意义的工作。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从村干部个人的品性与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被一些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谋求私利,也不会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的不足是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难以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在不能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很容易向恶人转化。恶人一定是强人,但与强人不同,恶人的私欲更重。恶人治村可以通过抑制村中一些有损公共收益的行为,为村庄创造收益。只是恶人往往乐于将自己为村庄创造的公共收益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不仅不创造新的公共收益,而且为了个人私利捞取本来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损害公益。

  恶人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怀念起好人和能人来。所谓能人,是指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指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的热望,这些能人也有参与村务的热情。能人治村的好处很多,第一,在个人已经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也有为村集体增加公共收益的办法。能人治村并非百好,其中的一大弱点,是能人治村时,他期望在已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当村干部来获得声誉,他期待经济现实变为社会声望。或者说能人当村干部,具有强烈的声望取向。他不愿得罪村民,他的治村与好人治村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不愿如好人治村一样碌碌无为。因此,能人治村,倾向于在不得罪任何一个村民,即不减少任何一个村民收益的情况下,额外地为村集体创造公共收益空间,他试图通过这个额外的收益空间,来获得他当村干部所期待的政绩、面子与声望。

  现实中的村治型态往往是以上四种类型的混合。不过,现实中也很容易区分出一种主导的治村型态。以上依据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品性划分为好人、强人、恶人和能人四种可能的村治型态,对于把握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间的变迁,大有益处。

  写于2001年8月18日

  三、权力网络

  权力显然不只是指那些赤裸裸的暴力。稳定的权力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维护和支撑。制度可以分为几种,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等。费孝通教授讲长老权力,这些长老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积累的人生经验,而且来自于社会对年长的人可以积累更多人生经验的信念。一个选举出来的村干部的权力,不仅来自《村委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来自具有民主精神的村民对应该服从自己选举出来的人的默认。这种权力由一整套成文不成文制度所维护和支撑的结构,构成了权力的网络。

  权力网络因其制度基础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杜赞奇在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权力基础时,使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乡村精英是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因此,诸如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等象征与规范,在塑造组织权力合法性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举例来说,在宗族意识较强的村庄,村民会选本族的人当村干部,本族的村干部也比较容易做本族人的工作。因为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同族的人成为自己的人,这种意识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我有很多亲戚在农村,我相信,只要我参加村干部的选举,他们一定会选我,即使我的人品才干不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自己的人。有些村干部为了做好村里的工作,往往将最艰苦的任务交给自己最亲的人做。与他最亲的人不是因为品质好,而是没有办法抹开与村干部的亲近关系。我调查的一个村,村民小组长一再辞职未允后,他便不理村民小组事务。村支书、主任和会计三人都与这位村民小组长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三人便到组长家做工作,说不答应再至少当一年组长,他们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和吃了一天一夜,组长顶不住这种强烈的个人关系,而不得不答应再当一年。孙立平与郭于华在华北B镇调查中发现乡镇干部用“情境逼迫”来收粮的例子,说一个镇干部找一个老人收花生,反复说理后,老人仍然不交,镇干部说了一段出人意料的话:“这样吧,您也别把我们当成收定购粮的,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就当我们现在是向您要15斤花生,您说您能不给吗?”老人终于交了花生。这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生动说明了农村权力本身的运作特征与文化及当地共通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正因为权力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权力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不过,当前农村权力运作的情理基础或文化基础正在消解。孙立平他们调查的华北B镇收粮中“情境逼迫”的办法,到湖北杏村就不再行得通。镇干部让老人将自己当作要饭的,是该交粮了吧。杏村村民则会说,我干嘛非要给要饭的人粮食?你是要饭的,那你就走开。至于村干部动用个人关系让村民小组长继续当下去,或让与自己关系最亲的人在村务中吃亏,必须有村干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亲密关系的如此运用,只会让人说他们的行为太傻。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为你私人帮忙,但若你是为公家做事,那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试图动用良好私人关系来完成权力公共运作的文化基础越来越不没有了。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农村权力的运作网络,大致可用强世功在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权力特征时的“组织网络”来予表达。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对传统文化所赖以有力的乡村士绅的打击,通过以阶级划分所建构起来的阶级斗争,组织起广泛的诸如贫农协会、党支部、妇女协会、民兵连、团支部、红卫兵等多种多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网络与革命意识形态,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崇拜,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等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巨大的力量。这时权力运作的效率当然很高。“权力的组织网络”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复杂但运作高效的组织制度的结合。

  问题是当前农村权力网络的依托是什么。构成传统中国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文化网络,经过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多已经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则瓦解了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组织网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看不到建立的希望。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

  理性算计成为农村中的唯一重要的现实之后,不成文制度因不具有社会强制性,而丧失了让只讲利益的人去算计的理由。成文制度所决定的游戏规则就应成为权力运作的基础。问题在于,中国农村过于庞大,且十分复杂,缺乏文化支撑的成文制度如法律制度,既无法一一规范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村关系。

  假若我们将理性算计作为当前农村的普遍现实,则这种现实下的农村权力基础就是所谓“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农村场域中,一些精心算计经济利益的人,在一些成文制度的约束下,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好处。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吗?

  以村级权力为例,理性算计的村干部不是为面子、荣誉、正义或者信念,而是为个人的经济收入去当村干部。理性算计的村民仅仅期待村干部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种理性算计的后果,是所有人因为缺乏对他人公益心的信心,而不敢或不愿相信他人。这时候实行村民自治,其后果可能就是村庄合作不能达成,村庄秩序难以维持,村里公益无人过问。理性算计的村民在民主的逻辑下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这难道不正是当前中国相当部分农村的现实吗?

  权力基础的利益网络显然不可靠,因为这种利益网络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与权力利益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趋势。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都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拷问。这种拷问会瓦解传统的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标准。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上,怎样为权力网络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

  写于2001年8月20日

  四、村民代表

  1998年通过实施的《村委会组织法》第21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事实上,此前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村委会都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制度。实践证明,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制度,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它构成了村民自治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核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的好坏,在很多地方成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好坏的决定性因素。

  既然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就需要考虑作为这一制度基础的人的因素,即村民代表本身。按《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现实中村民代表产生的方式更为多样,也不一定非得那么制度化,有时候村民不相信村组干部,而推选出代表清理村组帐目,或者有些村民受到村民情绪的鼓动,而以村民代表的身份上访告状。总的来讲,所谓村民代表,就是指那些与村民有一定的权力授受关系,能够代表或声称代表村民的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很重要,村民代表也自然重要。重要的村民代表在以下方面尤其重要:一是代表的素质,二是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三是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以下从农村调查的感受来作些讨论。

  有一次到孙村观察选举。此前村里刚选举产生了村民代表,村委会选举的很多决定都是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后来在确定村委会正式候选人时,有一些村民怀疑选举作弊,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其中一个村民小组的情绪特别激烈,兼做选委会成员的本组村民代表找上面来的选举指导小组反映情况。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向村民讲出真相。他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刚选出来的村民代表,他们却不相信我。前几天我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后买了一个西瓜,有村民硬说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的,一当代表就占集体的好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很好,一当代表,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以前以为,村民既然选了自己的代表,当然就应该相信代表。那为什么村民会不相信自己刚选出来的代表呢?也许,在村民缺乏民主精神,村庄缺乏有影响权威人物的情况下,村民不相信自己选的代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为什么选了代表,就一定要相信代表呢?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若村民不看重荣誉、面子,村民就会成为利益投机者。当村庄日常生活中没有值得村民真正信任的人时,仅仅通过了选举,不可能变出一个让村民可以信任的代表的魔术来。村民与村民代表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因此,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需要回到对村庄性质的讨论,而不能局限在选举的权力授受关系之中。

  村民不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也不大有理由为村民的利益讲话。有一次到向村调查,正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到现场调解。4组长去找由本组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但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加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以上是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例子。还有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例子。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镇政府因此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镇里一方面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长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迪村也有一个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故事。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故事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费,每个清帐代表每天另外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次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

  构成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组干部的关系的例子,似乎可以归结为村民代表的素质,即他们品质与能力问题。然而,村民代表的素质并不是抽象的。当村庄传统文化已经解体,面子和声誉对于村民并不重要的时候,村民代表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典范和村民利益的维护者?反过来,这样的村民代表,村民又如何可以信任他们。

  以上4个例子都是在湖北荆门这个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发生的让人悲观的例子。荆门农村当前也有很多让人感到希望的事情。假若不在荆门这类村庄,而是在一个宗族村庄,村民选出的代表一定会是宗族内有影响力的人,这个有影响力的人一定会珍惜自己作为代表的影响力和声誉。他就会与村民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他也就会在村政中发挥较好的作用。再假若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较大,村中有一些高大威猛精英的村庄,这些村庄的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就一定是这些高大威猛的精英了。高大威猛精英不仅具有让村民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他们不愿意为得到村里鸡零狗碎的利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荆门这类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的情况不同。在村庄生活中,没有高大威猛的精英,只有一些如大社员之类的细小琐碎的精英,这些人既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缺乏作为精英的精英意识。缺乏精英意识的村民代表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他很快就会看中村干部用来收买他的那一点点好处。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

  进一步说,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基础的,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决定的村务决策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问题是,在当前就业不充分,经济处境恶劣的转型时期的农村,传统的人际联系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越来越不看重面子和声誉。村中很少有人愿为村集体公益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智慧。这样的村庄,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特别糟糕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太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

  写于2001年8月20日

  五、合作能力

  《黄河边的中国》应该说是近年出版的农村调查中最为好看也最为畅销的书了。书的作者曹锦清先生1996年几乎一年时间都呆在黄河边的河南农村,其中他调查最多,感受最深且思考最力的是关于黄河边中国农民合作能力的问题。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一直是“善分不善合”的,即使出现超过传统范围的更大或更新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将家属原则引入私营或集体性质的企业内部等等。因此,他期待通过外部将超出传统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断言:“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

  曹先生在河南农村看到的农民不合作的情况,也许比我在荆门农村看到的情况要好。我在荆门农村不仅很少看到以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的合作,而且传统的合作大都解体了。举例来说,荆门的宗族组织全都解体,村中道路和公益事业往往无人过问;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十分普遍,且多是由于子女不孝引起的,其原因是法律很难介入到家庭赡养一类的琐事,而农村原本存在的舆论压力又已解体;一头牛本来可以供三户农户耕种,但因为缺乏合作而往往每户养一头牛。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合作的所谓大农具诸如现在的机械化工具上,单家独户购买的使用效率太低,价格太高,合作购买又总是闹出矛盾。因此,当前荆门农村每户都是一样的简单农具,大农具要么全无,要么都有,很少几家合作购买的,甚至亲兄弟也不能合作购买使用。换句话说,荆门农村不仅现代的合作能力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传统的合作方式也已经解体。农民以户为单位,大大地原子化了。

  我的问题是,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的合作与传统合作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凭什么可以建立起来。显然,平等协商的契约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体人之间的,每个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一起来鉴定一个契约,建立一个组织实体或办理一件具体事务,用以“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减少市场风险”以及对付地痞和对抗压迫等等。要达成契约和享有合作带来的额外收益,需要为达成和履行契约支付成本,即所谓交易的成本。假若中国当前的农民是些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不相信其他的人,都期待以契约的文本来规定与约束契约他方的关系,则这个契约必定是细致且复杂的,执行起来必定是坚硬而脆弱的。这样的契约离不开法律和法官,或裁判的裁决。且达成契约各方越是相互之间没有关系,达成和履行这种契约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这个契约而成的组织就必须有更多的收益来支付交易成本。理论上讲,只有当契约形成组织的收益高于交易成本时,这个契约组织才能存在下去,一群原本无关的农民才能达成真正的合作。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总的来讲是太庞大了,以农为业人口太多,必然导致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以农为业的契约组织要想获得收益,会比一般组织更为困难。试图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的农村契约组织可能较一般契约组织的收益更少。而这就需要降低农民达成和履行契约的交易成本。恰恰是这个交易成本,因为法律下乡的困难,农村传统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范和互不信任,以及中国从来就缺乏的宗教传统,综合起来,构成了不是偏低而是偏高的交易成本,农民的契约组织因此大都面临着不良的前景。

  反过来说,若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亲缘、姻缘、地缘以及朋友的信任比较有效,则他们达成一个现代的契约时,可以因为相互之间的信任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个时候,较大的合作利润空间就可以使他们不仅强化传统关系,而且建立现代的合作。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国家族企业成功的奥妙所在,也是具有强烈家乡观念的温州人可以在全国经商成功的原因。

  以上关于契约组织合作的讨论,只是一些抽象的讨论。其实,契约组织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可选择性的组织如企业或社团,一种是不可选择的,如村委会组织。两种组织的情况有些不同,但都合乎以上抽象讨论。以下以村委会这个自治组织为重点展开讨论。

  村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这个组织由国家专门提供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契约: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村委会一级,村民可谓共同收益空间太多,诸如村道维修、纠纷调解、治安维护、公共水利乃至抗议上级过度提取、制止少数村民对集体公益的侵害等等。理论上讲,只要村民关心村民自治,参与村庄公益,村庄秩序状态很快就可以达成,村民个人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村委会一下子就办得妥妥当当。但事实上,我们到农村去观察,到处可以看到村庄公共工程年久失修,村庄公益事业无人过问,明明合作起来很好的事情,却如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农村看到的那样缺少合作,以致于曹先生一再感叹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

  国家提供了详尽法律契约的村委会这个自治组织有时候做得不好的事情,在一些宗族村庄,宗族组织却做得很好。江西的宗族村庄不仅维修村道、维护治安、制定禁约,而且关心家庭纠纷、维护老人权益、提供村庄文娱等等。族规家法一直是国家所打击和取谛的对象,但宗族组织通过宗族成员内在宗族意识,将一个宗族村庄的所有人看成了值得信赖的自己人,这种自己人的意识可以形成村庄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大压力。这种也许无形的压力,较之制度化契约的效果要好得多,原因在于这种无形压力的交易成本很小,而制度化契约的成本很高。

  再进一步说,达成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合作的因素,大致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一是理性算计的个人,他们希望从合作中获得不合作无法得到的好处,他们因此有签约合作的愿望;二是作为裁判的制度文本和裁判手段。制度文本不仅包括契约样式,而且包括游戏规则。良好的裁判制度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第三是与合作密切相关的理性算计的人们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形式理性的发育程度)、对正义的信念程度以及与签约他方的信任程度等等,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提高合作者的合作信心,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三者兼具,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就会因为收益大于成本,而合作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否则可能趋向解体。当前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理性的个人不会算计,而在于这些理性算计的个人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又不大相信与他合作的他人,他担心在一场合作中,对方得到好处后不再履约,而自己的投入无法收回。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裁判制度的不足,又往往使这种担心变得真实,这就形成了合作本身的消解机制,合作因此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当前农村普遍的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合作的收益空间,因此降低了农民的合作能力。

  一句话,因为对传统关系的破坏,尤其是诸如市场经济、现代传媒、自由流动等因素造成的村庄共同体的解体,使得村庄社区的合作能力大大衰退了。不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是因为农村传统的被破坏和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法律下乡的不理想,造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足。

  写于2001年8月20日

  六、村治的难题

  在考察湖北荆门这类社区记忆断裂和社会分层缺乏村庄时,发现荆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迅速理性化起来,其结果是传统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解体,现代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人际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村庄舆论压力大大削弱,村庄互助合作十分困难,村民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从而缺乏应对生产和生活中诸种事件的能力,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即经济的协作无法达成,地痞横行,村道破败,道德丧失,整个村庄呈现出无序状态。我们将这种因为村民原子化所产生的无序村庄称为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

  吉林金村也是那种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的村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正在迅速解体,而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未能建立起来。用金村人自己的话说,前些年,村民帮助困难户,是真帮,心甘情愿地为困难户义务出工,现在则没有谁愿意再帮困难户的工了。前些年请人帮自己建房子,很容易请到。现在则要问一个工给多少钱,不给钱谁帮你干活?金村近些年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的村民越来越多,有些农户根本不将其他村民的利益放在眼里而敢于破坏公益,拒绝交纳税费的行为也十分普遍。

  从村民小组一级的治理来看,越是那些具有较为密集亲友关系网络的村民小组长,越有希望将村民小组治理得好一些。6组和12组是金村现在治理最好的两个组,恰恰这两个组长都是在组内有着极其密集亲友关系的人。虽然金村宗族观念和传统信仰已不能构成强有力的人际联系,但兄弟关系还是存在的,姻亲关系也还存在。这些兄弟关系和姻亲关系是传统的强有力关系解体后留下的碎片,巧的是,通过6组和12组现任组长的特殊位置,将这些碎片接成了似乎一个还算有力的网络。而如果6组和12组现任组长不当了呢?我曾问12组组长,他说,我真不敢保证我不当村民小组长了,还有谁可以将12组搞好。8组也是治理较好的组,现任组长之所以可以将8组治理好,与他当兵见过世面、做生意赚了钱等而成为组中同龄人的领袖大有关系。

  金村临近街边的7、9、10组成为全村治理最差的组,与这几个组离街近,信息灵通,机会稍多有密切关系。越处于中心地带,传统的东西越难以保持,社会关联度就越低,想占小便宜的人就越难以控制,村民小组的治理因此就越差。当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村组治理越来越难的时候,那些不畏惧村庄舆论和村民说服劝告的人,却害怕强悍村组干部的身体暴力。金村支书是一个有20多年乡村工作经验的乡干部,是愿意且善于讲理的那种人,他是一年前下派到金村的。但当村支书不久就先后与三个村民打了架,他说村组治理已不能仅仅凭借说服以及舆论来起作用。或说一些村民处于社会关系链条之外,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关系可以抑制他的不良行为时,身体暴力也许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在金村调查,很多村组干部发自内心的地说,金村的确要有一个强硬的干部出来“挑头”,且强硬必须坚持到底。没有强硬,正气上不来,歪风邪气就上来了。

  从选举来看,村民显然喜欢选好人上台。只有当好人村干部不能维持村庄秩序时,村民才会想到应选“有魄力的人上来”,不然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协调村内矛盾,创造村庄公益,维护村庄秩序。由选好人到选强人,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有趣循环的片断。金村现任村主任是一个好人,村民选他当村主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个强人村支书在支撑村治的局面。1999年在荆门观察近20个村的村委会选举。村民在选村委会主任时,也并不是只选那些人品好的人,而会综合考虑村主任的人品与魄力,这个魄力在村民看来,就是性格强悍,能唬得住人。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余村的选举。余村是镇郊村,土地批租每年有数十万元的收益,当然也就是一个富村了。在任村主任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也就是村民说的有魄力的人。但这个人的人品不好,村民都知道他经济上有问题,可以算作一个“恶人”。且他的弟弟是地方一霸,借他的名义占了村集体很多好处。与在任村主任竞选的是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副职村干部的村民公认的好人。我原以为那么多村民对在任村主任不满,其落选应是无疑的了,谁知选举前一股强劲的舆论在村中传开,这股舆论说余村需要一个强人来摆平村中利益和村与镇的关系,不然,每年数十万的土地批租收益难以收回,村民利益也难以分配。这股舆论还说,虽然在任村主任经济上确有问题,但与他每年为村里带来的利益相比,毕竟只是小头。而与之竞争的副主任缺乏魄力,无法向镇里争取利益,也难以处理村中事务。这股舆论是如此强劲,以致于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最大力量。在村委会选举投票前的竞选演说中,在任村主任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放谈当选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宏大计划。与之竞选的副主任则一方面强调村干部必须公正,另一方面强调他有很大决心将村集体的事业做好。他说,之所以我过去没有显示出魄力来,是因为我一直任村中副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大家选我当村主任,我会有什么事情不敢管,不敢做呢!他的演讲赢得了村民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最后以略略超过半数的得票险胜强悍的原村委会主任。总算是好人胜过了恶人。

  在荆门和金村这类低社会关联度村庄的治理中,因为总体上传统的断裂和分层的缺乏,使得舆论及说理都难以制止少数人的违规行为,就产生了强悍村组干部出来的内在要求。在金村的现在,强悍的村组干部都是些人品不错的好人。不过,当这些好人既无法从村干部职务上获得足够的报酬,又无法从村干部权力行使上获得荣耀感的时候,他还有必要去当这个到处得罪人,甚至要用拳头与村中地痞展开对话的村干部吗?他会不会用拳头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不是为村庄谋取公益?村民当然可以将一个谋私的恶人选掉,但村民能选掉在低度关联村庄这种产生恶人的机制吗?这是湖北荆门与吉林金村这类低度社会关联村庄即使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制度背景下也无法逃避的共同问题。

  七、村民小组会议

  参加过数次村民小组会议,十分有趣。小组会议并无固定场所,或坐或站,三五一群,村民小组长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讲本组的事情,参加会议的村民似听非听,有人一直在小声闲聊。逗狗的、抱小孩哭的,稀里哗啦。有人玩笑开大了,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并引起哄笑。小组长连声说:“严肃点严肃点。”会议真是最好的休闲。人民公社时期会多,想来应该也有休闲的价值,可惜现在的经济学家太右,一心要否定人民公社,不会将此休闲价值计入公社社员的收益之中。

  休闲的会议一到关键时候自然就严肃起来。一个在全组有着众多关系和威望的村民小组长可以主导严肃话题的讨论,有村民不很同意村民小组长关于组务的判断,这种不同意或写在脸上,或藏在心中,一般不公开反对这个有威望的组长。组长知道他的判断对谁有益对谁有害,他便有一个“补丁”方案出来,将不同意见抚平。这样的村民小组会议欢喜而散,关于组内事务决策多快好省,组内公共物品的提供有些保证。

  还有一些严肃起来的小组会议,其紧张在会前的休闲中就已透出痕迹。那边站在一起的三五人的眼神明显与村民小组长有了距离,有些阴谋诡计的迹象。这边坐在一起的三五个也是满腹犹疑。来主持会议的村支书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选举村民小组长,我看现任组长工作勤勤恳恳,大家是否同意让他连任?支书的意思是不用投票,征求一下意见就算选举了。有村民说,是不是经过一下手续好些?有村民附和说经过一个形式还是好些,一定三年,谁会不投组长的票呢!那就投票。背后的较量就开始了。投票唱票,现任组长落了选,一个新人被选出来,现任组长连同村支书的脸色都很难看,现场的气氛也很尴尬。新当选村民小组长的妻子站出来说不同意自己丈夫当选,有人出来打圆场,夫妻吵闹起来,新当选的组长一锤定音: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还不能自己作主!她越不让我当,我越是要当,这个组长我当定了。

  这样当定的组长,日子很不好过,因为村民小组内部的裂痕已经产生,脸皮渐被撕破,事事多了一些反对派。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共同生产费分摊的问题,会前的休闲气氛有所下降,手中揣有条据的村民诉说抗旱请动力抽水支付的费用应该在共同生产费中报销。有村民反对,但他不直说,而是说他某次也曾抽过水,条据也应该报销。再有村民说,既然他们抽水的条据应该报销,我们蓄住水而节省下来的抽水费也该报销。为报销标准的争论没有结果,事情不了了之。组长越是缺乏权威,这种暗中较量越多,暗中较量越多,组长越是支撑不住小组会议的局面,小组会议也就越是解决不了组内问题,小组会议就开得越少。

  小组会议开不下去,组内的事情不能不做。原本希望通过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决策的事情便由村民小组长自作主张。一个公正的村民小组长会用统一标准决定是否在共同生产费中报销村民抗旱抽水的钱,或在收取提留时决定减免某些农户实实在在受到的灾害损失。村民小组还可以减免最困难农户的农业税,如果村民小组长是公正的,他当然知道本组最困难的是那几户人家。问题是,一方面有些村民小组长公正做得不好,还有一些村民小组长的权威不高。公正做得不好的村民小组长优亲厚友,权威不高的村民小组长向强势人物让步过多。这些村民小组长做得不能服众,他就会处处受到村民不配合之苦,原本关系很好的邻里也陌生起来,搞得村民小组长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若这些村民小组长不顾邻里怀有敌意的眼光,或直接就是一些地痞当上的村民小组长,他也勉强可以将事情做下去,只是村民小组的治理会越来越糟,公共物品提供的越来越少。

  那些凭良心办事,或稍有私心讲一点关系办事的村民小组长,人正不怕影子歪,在村民小组会议讨论不清的问题,他在会后大刀阔斧自作决定摆摆平。也有村民有意见,认为村民小组长处理不公平,但这些村民只是少数,多数村民并不反对村民小组长的决定,事情便做下去了,村民小组的治理也就可以延续。村民小组长的自作主张有时好过小组会议的民主讨论。

  问题是村民小组长的公正和权威源自何处。选举是一个将公正而有威信的村民推为村民小组长的好办法。当现任村民小组长不能做到公正或不敢向组中权势人物抗争时,村民可以将他选下去,而将公正而有威信的新组长选出来。但是,村民小组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十数户至数十户人家,每一个选下去的村民小组长不仅是村民小组中扎扎实实的一户,而且他多少还是有一些组内关系的,这些关系有的是他的兄弟,有的是他当组长时的受惠者。新选出的村民小组长必须有足够安抚落选村民小组长的办法,不然,这个落选村民小组长及他的支持者可以在任何一次小组会议上挑起事端。有了别有用心者挑起的事端,又有村民为公正标准产生的争执,小组会议看来是难得讨论出什么有用成果了。

  村民小组会议是一个观察农民生活及他们公平感的窗口,也是一个观察农村民主政治的窗口,还是一个观察乡村治理基础的窗口。特别是作为乡村治理(村组治理)的办法,小组会议的作用是极其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以现代民主的理念来设计和想象小组会议时,会给作为治理方式的小组会议带来什么后果。

  写于2001年11月30日

  八、村民小组的治理

  我的一个好友任村委会会计,谈及村民小组会议,他为我提供了所在村的一些例子,特以“村民小组的治理”为题记录如下。

  据我当村会计的朋友讲,大的村民小组四、五十户人家,200来口人,小的村民小组十来户人家,不足100人,因此在组长选举及小组治理中有着相当的不同。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村民小组,村民之间十分熟悉,这种熟悉且狭小的规模,使村民小组长的选举变得有趣,这个有趣的过程比如:原来的村民小组长不愿意干下去了,找村干部辞职,村干部做工作挽留不下,便物色新的村民小组长,在村民小组放风说老组长不愿意干了,要选新组长了。因为户数不多,有意且有能力当村民小组长的人不会很多,风声很快就传到了村干部的耳朵里。比如有2个村民有意当组长,村干部便在开会选举前到这两户村民家一走,分别探明双方的意思。一方真有意当组长,他当然不会明说自己愿意当,而会说某某适合当组长,这个推荐的某某,正是传入村干部耳朵中的另一个有意当组长的村民。村干部便到另一村民家问是否有意当组长的话,他说真的不愿意,然后算帐给村干部听,说他还有补胎的生意要做,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做村民小组工作的。不过,他的妻子有意他当组长。他的妻子便说些含含糊糊的话。村干部不会让两个人去竞争小组长一职,因此不能让这个村民妻子含含糊糊的意见占了上风,便将前一个有意当组长的村民找来,让双方推让。要补胎的村民说:“真的是你当合适些,你时间多。”前一个村民说:“还是你当好一点,你能力强。”推让没有结果,便相约在村民小组长选举会上见。第二天召开村民小组长选举会议,村干部便将前一天两个人的推让讲出来,说既然补胎的村民不愿意当小组长,我看某某合适。老组长站起来说某某的确可以的。村民一哄而起说就让某某上来干。前一个村民便推选为村民小组长了。这样上来的村民小组长没有树立对立面,村民小组的治理容易取得成果。

  大村民小组的组长选举与此相当不同。村民小组的规模大,村民之间的了解相对较少,圈子也多,想当组长的人也多。在原来的村民小组长不愿再当的时候,村干部不能放出村里有意安排谁当组长的风,而必须经过村民小组的选举。选举之前不能在外面放风,并不等于村干部的心目中没有人选。开村民小组长选举会时,村干部有意说些引导性的话,但不是在正式开会的会上说,而是在村民陆陆续续到来来的会前,与村民小组中一些有影响的村民大声闲聊,其他村民也在相互闲聊,但都听到了主持会议的村干部闲聊的声音。村干部若希望一些中年村民出任村民小组长,他就会在与中年村民的大声闲聊中说,我看现在农村种田的骨干还是你们这些四五十岁的老把式,小组的事情也该你们多负些责任。然后由村民无记名投票,大多数村民自然会在四、五十岁的种田骨干中选择组长。村干部若希望年轻人上来当组长,就会在与中年村民的大声闲聊中说,现在社会年轻化,什么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你们这些中年人都有些落伍了。选举投票时村民自然会想一想本组哪些年轻后生人品好、有能力、不落伍。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村干部的暗示一般就决定了小组长人选的结果。但在村干部的暗示和正式投票之间,应留一段时间给村民议论村干部的暗示,这样选出来的结果村民会认为是自己投票的结果,这个当选的村干部就有合法性。

  当选的小组长有时会推辞不干。但既然是村民选出来的,不管你是真不干还是假不干,也得干几年,起码要干一年。村干部也来招呼说,走,到他家喝酒恭贺他去。小组中一些有影响的人便齐声赞同。一般村民知趣离去。有一些人估计不出自己是否有去恭贺新选出组长的资格,搬着椅子边走边留。村干部不会忽视这些犹犹豫豫的人,便喊到,某某,你往那里走?还不知趣,上次我们喝酒还未分出输赢,今天是要抖抖谁狠。这个村民很高兴地知道自己有资格到新选组长家喝酒的。新选出的组长碍于面子,不当也得当。而这桌酒也就成为村民小组各派势力的联欢会。

  安排村民小组的有酬劳动,比如安排管水员,每年500-1000元的报酬。管水员的好坏对村民小组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特别是抽水抗旱、涵养水源,在当前农村没有人愿意负责任的情况下,有报酬的负责任的管水员会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提供够用的水源条件,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但有些村民不负责任,却又希望得到管水员的报酬,因此希望村民小组长安排他来得这个肥缺。一旦村民小组希望得到诸如管水员这样肥缺的村民一多,小组长就不能个人决定由谁来管水,而需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

  在有些村民小组,没有人喜欢打麻将,村民都比较负责,将经济收入看得很重,管水员每年500-1000元的报酬,让所有村民都有一试的期待。这样的村民小组就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在下一年度管水,每年一轮。在一个较小且村民都很负责任的村民小组,抓阄是解决争执的最好办法。

  有些村民小组比较大且很多村民喜欢打麻将,做事情不负责任。有些村民虽然也希望自己当管水员以得到报酬,但他们往往只拿报酬不愿做事,最终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损失,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这样的村民小组,组长及包组村干部知道哪几个村民是负责任的人,便倾向于每年都由这几个村民来干这些需要负责任的有酬劳动。当然,这种事情必须在村民小组会议上讨论并宣布。组长带有强烈倾向性且事实上是指定了这些有酬劳动的行为,会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有村民公开说这样的事情最好是抓阄比较公平,谁能说谁是天生适合做某件事情。组长不同意抓阄,说就这样定下来算了。有时候会争吵起来,组长讲狠话说这事就这样定了,看你怎么办?反对的村民气得骂娘,双方的妻子都站出来,反对村民的妻子说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只有你苕。组长妻子则埋怨说早该不当这个得罪人的组长了,这倒好,又得罪了人。村民双方劝架,会议也就散了,组长安排的管水员也就定了下来。一般来说,敢于公开在村民小组会上反对组长安排管水员的人,也是组中有些霸道敢于讲话的人,不过,组长及他安排的管水员也都是影响的人,这个霸道且敢讲话的村民显然得罪了一大群村民,这大大限制了自己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组长安排的管水员的确比较负责。村民都知道,抓阄管水不可靠,因些在这件事情上“小鱼翻不起来大浪”。反过来,若组长足够大度且聪明,他在会后找到这个反对者谈心说,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我们兄弟有什么话会下不可以讲?你在会上那样一来,我下次还怎么做工作。两人的怨恨烟消云散。

  以上抽象讲了一些村民小组治理的经验。还有两件村民小组治理的具体例子。一是第10村民小组罢免村民小组长的事。10组都是一个姓,由四大亲族组成,这四大亲族构成小组的四股势力,每股势力又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2001年天旱,村民小组共同生产搞得很糟,粮食减了产。10组四股势力的4个代表性人物在一次酒席上碰头讲起来,对组长很是不满,便决定罢免村民小组长,组里的事情由他们4个人商量决定。这4个人中的一个是组长的亲叔叔,他很快通知组长说他已被罢免,小组事情由他们4个人负责,不再关组长的事了。这4人共商决定村民小组治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再就是13组,可以说是全村治理最好的村民小组了。前任村民小组长也曾借发展集体经济的名义搞了鬼,村民小组欠下大笔债务。前约五年时间,村民选掉原组长,选上了现任组长。现任组长是一个十分负责的人,他一直对前任高额负债忧心忡忡。村民也是如此。现任村组长上任后,精打细算,每年向村民多提一点提留用于还债,竟在这几年将村民小组的债还掉了。村民知道自己将来还要在村里生活,他们常说的一句说是,小组乱了儿子说不上媳妇。这是实际情况,村里说不上媳妇的男人多得是。但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组长出头,村民的这种担忧没有意义。负责任的组长很快就将村民的这种担忧变成了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村民不仅赞同一户多收一点提留以用于还债,而且给那些拖欠提留不交的农户以强大舆论压力。只要有一户不及时交提留,所有村民都会到他家督助,说他的不是。这样一来,13组不仅不欠外债,而且上交村里的提留连年第一,是唯一不欠村里提留款的村民小组。

  13组也有人交不起提留。有一户丈夫被车撞伤留下后遗症,妻子也有病,前些年欠下村民小组近2000元提留款。2000元是过于巨大的数目,难以还清,干脆每年都欠。村民小组开会研究怎么办。有村民提议将这2000元欠的提留免掉,由全组村民平摊,但欠提留农户必须保证从当年开始不得再欠。村民一致赞同,并让欠提留农户赌咒发誓保证来年不再欠提留,欠款农户满怀感激。

  啰啰嗦嗦复述了这么多,是想说村民小组的治理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前些年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现在恐怕还应该关注一些村民小组的治理。

  写于2001年12月9日

  九、模化的权力结构

  在江西贯村调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自人民公社以来,贯村村干部不仅在不同宗族和片区的分配形成了固定比例,而且由哪一姓和片区出任一把手和二把手,也逐步固定下来。贯村是一个大村,有三个大姓,也形成了以三大姓为主的三个片区。在人民公社之初的生产大队中,主要是为了方便生产安排和传达上级指示,而分片区任命了大队的主职村干部。恰好贯村一直是一个宗族意识很强的村庄,本姓的村干部主持本片区的工作,不仅方便,而且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如此一来,上级便采取哪个片区和哪个姓的村干部去职,便任命同一片区同一姓的人接替上来的办法。开始只是村干部数量分配形成了片区和姓的固定比例,后来村里的一把手以及二把手和三把手这三巨头,分别由三个片区的大姓出任,也形成了惯例。作为上级的人民公社和后来的镇政府开始只是为了推展工作而有意识地在安排村干部时照顾片区和姓氏分布,这种照顾的时间一长,便强化了片区和姓氏与村干部分配之间的联系,村民认为本片区和本姓占有某些村干部职位理所当然,这种既得利益意识与宗族意识相结合,就形成了超过人民公社或镇政府所可以决定的力量,不顺应这种力量,村民就会有不满情绪,工作就难以开展下去。上级不得不顺应这种村干部分配的片区和姓氏的比例和惯例。

  村干部在片区或姓氏的分配比例,构成村级权力结构的横断面,这种比例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模式,我称之为模化。这样,我将贯村自人民公社以来村干部在片区和姓氏之间的分配形成固定比例,且村中一、二、三把手固定出在某一片区某一姓氏的现象,叫做村级权力结构的模化。

  不止是贯村存在权力结构模化的现象,仝志辉调查的江西艾村也存在这种现象,他称之为“村政精英均衡”。在艾村,自建国以来,“大村(指自然村)出主要干部,小村出次要干部;分片出干部,而不是每村出干部;相邻片的村中,较大的村出干部,而小村由较大村的村干部代管”。梅志罡调查的河南汪村也存在这种现象,他称之为“均势型村治模式”。汪村“在村治权的分配上历史地延续成一种族姓平衡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为:⑴村级‘主官’不集中在同一姓氏,而通常是大姓小姓各占其一。⑵全体‘村官’在族姓间席位分配上的均衡”。

  虽然缺乏面上的资料,但就个案村的情况看,村级权力结构模化具有相当普遍性,这种逐步固定且精致化的权力安排格局,开始时仅仅是作为对村庄传统与现世利益的顺应和平衡。但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形成,形成了村庄新的既得利益。在村干部由上级任命的时候,上级当然会考虑新任村干部的德才标准及与自己的私人关系,但上级并不因此就随意任命村干部,而需要注意平衡既有的权力结构。某一姓或片的村干部被免去职务,就由他所在姓或片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缺。

  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形成,显然与宗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和水利设施等片区利益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强的多姓村,片区利益与姓氏分布结合起来,就很容易在村干部的分配上形成模化现象。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在一些地区,宗族意识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这种宗族意识的增强与地缘利益的凸显,强化了村级权力结构模化的内在动力。当然,人口的自由流动,现代传媒的渗入,特别是市场经济对村庄生产和生活的渗透,村庄的宗族意识越来越受到侵蚀,传统的意识形态利益越来越不能构成人们追求村级权力结构模化的内在动力。现世的地缘利益也因为村庄共同体的逐步消解而趋于弱化。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最终会丧失自己的理由。

  不过,在当前中国相当部分农村,村庄共同体及与之相联系的村庄公共工程和地缘(片区)利益依然存在,宗族意识在有些地区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这种情况下,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仍然构成村庄利益争夺的焦点。如何分配村干部,成为村民关心的中心话题。

  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奉行多数全胜原则,即依据得票多少,超过半数票的村干部候选人,票多者胜。选举不同于上级任命,因为一个人口过全村半数的最大姓,可以通过选举来占有全部的村委会干部,而一个人口略少于全村半数的最大姓可能在试图占有全村干部的职位时,引起较小的其它姓氏的联合,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全军覆没”。片区(地缘)的情况与宗族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全村最大姓(或片)独占全部村委会干部,还是全村最大姓(或片)竟在村委会中一席没有,都会破坏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这种情况不会带来好的结果。贯村是在1996年开始进行村委会选举的。因为上级控制选举,以上模化的权力结构没有被破坏。1999年贯村选举的中心问题仍然是镇政府因为担心模化的权力结构被破坏,而再次操纵了村委会选举。

  有人提议在村委会选举中实行选区制,即在村中划定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个村委会干部,无论这个候选人的得票如何,只要他在本选区内得票最高,他就当选村委会成员。这是一个好办法。放在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下面考察,这事实上就是在由任命制向选举制转变的过程中,选择一种比较适合存在权力结构模化村庄情况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适应了权力结构模化的现实,又为村委会选举提供了空间。在修定《村委会组织法》时,允许一些农村地区实行选区制,将有助于村民自治的推行。

  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在一些地区的农村是既存的现实,如何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让新生的诸如村民自治一类的制度生长起来,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写于2001年8月16日

  十、民事纠纷的调解

  韩德强听乡村干部介绍农村民事纠纷的调解之后,感慨地说,村组干部恐怕是最廉价的司法系统了。韩德强说得不错。

  一个社会要有秩序,必须调解各种可能长大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社会,村庄文化和宗族组织对于村庄矛盾的调解是很有效的。对于村际矛盾的调解也很有效果。所谓国家政权不下县。就是在建国前,村庄宗族组织都还是强大有力的,我家乡老人清楚记得在20世纪初,家族将一个屡教不改的鸦片鬼活埋的事。建国后,传统的宗族组织是解体了,宗族意识还在,那些在本族中有威望的人(不一定或大多不是建国前有威望的人,而是建国后的新型精英)会调解很多族内矛盾与家庭矛盾。但族人调解矛盾已不是主要的渠道,自上而下的国家司法体系也还没有管到村庄,这时民间纠纷调解,大多落入到新生的组织系统村干部身上:人民公社时期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自那时,村一级一直设有民事调解委员会,专门负责民事纠纷的调解。

  新中国建立的民调系统很成功。不仅有效替代了过去宗族系统的调解功能,而且大大节省了国家司法系统延伸到村的成本。新建的民调系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因为这个系统调解民事纠纷的原则,大多不是现代的而是传统的。有时也将那些不孝子女抓去游街,很有《被告山杠爷》中的治村味道。但是,这个民调系统的话语却已现代化了,有时是阶级化了。对一些不太好处理的民事纠纷,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处理,效果很好。那时不仅民调做得好,而且治安保卫工作也做得好。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民间纠纷调解系统有些新动向。一是相当部分农村民间的以宗族为主要线索的调解系统重新恢复功能。在有些地方,比如江西和温州农村,民间系统几乎完全控制了民间纠纷和家庭矛盾的调解。村组干部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很小,或根本不管。二是开始时村组干部放弃了对民间纠纷的调解,现代司法系统大量介入农村民间纠纷,但这种介入成本太高,效果也相当不好。村组干部民事纠纷调解功能被重新重视,只是在全国大部分农村的作用发挥不是很好。有些农村,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调解系统未能生长出来,一方面村组干部这个低成本的调解系统功能又差,导致农村民事纠纷调解难度加大,打官司成为农民陌生也是无奈的选择。很多小矛盾因没有及时调解,而成为大矛盾,成为矛盾双方痛感不划算的事情。如此一来,农民对村组干部这一民事调系统的重建又满怀期待。

  以我一个朋友的例子来说,他是农村人,生有一女一男,男孩3岁不懂事,在收油菜的农忙季节,与邻居家一个4岁小男孩一块玩。他们两家同一个姓,关系也一直很好。不幸的是,邻居家的男孩与他的小孩在堆油菜杆的地方玩起火来,油菜杆被点着了,邻居家小男孩跑掉,而我朋友的儿了裹在油菜杆堆里烧得大哭,我朋友妻子听到哭声,不顾一切从火中将严重烧伤的儿子抢出来,抱去医院。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医生说救活小孩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救活也是终生残废,我朋友夫妻顾不得那么多,况且他儿子还不断地说他想活,便到处借钱让医院抢救。花了六万多元,未能抢救过来,让我朋友夫妇悲痛欲绝。

  儿子去世的不幸过去了,新的不幸又要到来。六万多元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要求邻居家赔偿一些。因为这火是邻居家小孩烧起来的。赔多少?赔六万元的一半三万元比较合理。这个事故中,双方家长都未尽到看管未成年儿童的责任。但邻居只愿赔一万元,最多二万。一二万元也是天文数字。我的朋友不满意,村组干部又未能有效调解,本姓族人也不管这样的事情。就有一个律师过来劝我的朋友打官司。打官司也好,一方面可以表示出自己的悲愤,一方面可以强迫邻居承担责任。即然我朋友上诉了,请了律师,他的邻居也不示弱,请律师与他奉陪。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案子,但从法庭到法院,来回四、五次,一拖一年多,仅支付律师费和送人情拉关系,每家就花了两万多元,我朋友更是将自己住的房子也卖掉了。法院终于判下来每家支付一半医药费,扣除其中非医药费的部分,朋友邻居应出2.5万元。但这个邻居打官司的钱也是借来的,那里再出得起这笔2.5万元的巨款。没办法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他们全家都跑掉,一直到现在也不知所终。而我的朋友当然是一分钱也未得到,他还要出法院的强制执行费。他们也不可能再待在村里,村里有人向他要债,他答应等官司打赢即还债,现在还不了。

  前不久我见到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三十出头的年龄,看起来已有四十多岁,他妻子更是老了很多,满脸木然和忧伤(若还有的话)。我没有话说,只是那个劝我朋友打官司的律师是发了财的,这些人还在到处发财。而之所以我的朋友被律师说动去打官司,他还有别的选择吗?我是说除了他本人与邻居教育之外的别的办法。若有一个强有力的村组调解系统,或有一个宗族权威人物,他们若有效调解这个矛盾,不是可以避免伤上再痛吗?不是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当然,这样的官司一多,也就会教育农民不要对自上而下的司法有什么指望。但没有自上而下的司法系统,没有村组干部的调解系统,也没有传统宗族一类的调解系统,农民有了矛盾只能自己协商。他们能够事事协商的好吗?协商不好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别的办法也是有的,我的朋友就说,只要见到他的邻居就砍死他们。或者还有一种办法,那些有气出不了,有怨不能伸的弱者一死了之。这样的办法是办法吗?

  在当前,自上而下的司法系统对农民来说仍然太贵,而纯民间的传统调解系统,大多不能指望,农民可以指望的,也就只有韩德强说的村组干部这个最廉价的司法系统了。我们政策中准备好了村组干部这个廉价司法系统吗?

  写于2002年9月2日

  十一、治理、制度与资源

  治理、制度与资源都是时下学术界的时髦词汇。治理是指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协商、合作、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认同。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特别有用,因为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其实质就是一个治理问题,或“善治”能否实现的问题。制度的流行与制度主义有几分关系。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或回避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原因是交易成本不为零。此外,制度的流行与人文话题关系极大,对诸如民主法治的痴迷让一些人成为制度万能论者,似乎只要有了一个好的制度,所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善治”很快就会到来。“资源”流行的时间较制度稍晚,与“治理”大致相当。资源关注的焦点是制度的生长基础,或更广泛一点,包括那些对维护公共秩序有用的传统、习俗和惯例。资源词源上的含义是太广泛了,我们在这里说的资源,主要还是指社会内部既存的那些对于形成公共秩序有益的东西。

  治理、制度与资源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资源有时与制度的涵义重叠,比如说传统和惯例这些虽未正式成文却为社会成员遵守并且事实上具有约束力(道德的或其它的)的东西,就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不过,为了防止制度霸权,我们将那些社会内在的传统和惯例视为自下而上的资源,而将那些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规则称为制度。换句话说,可以根据是否需要社会之外力量推动和维持来判断是资源还是制度,社会内部自行运作的规则就是资源,需要社会以外力量来予维持推动的规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

  治理与制度和资源也有重叠的部分。治理是指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各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认同过程。自上而下的管理要有制度作为基础,无论这个制度是成文法还是权威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的认同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在社会中找到立足点,获得生长的基础。换句话说,治理的实质就是充分调动和运用社会自身资源,将一个自上而下安排的规则内在化,从而获得“善治”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治理当作一种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双向活动。

  据说“善治”是个好东西。问题是“善治”很难达到。即使是“善政”(好的政府管理)也难达到,因为政府经常犯官僚主义的毛病,自上而下制定一些严重脱离社会基础的制度,这些制度有时候不仅不能带来社会秩序,而且因为破坏了社会内在资源的基础,而将社会自身的秩序破坏掉了。政府犯官僚主义的毛病还有改掉的可能,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实质,使政府从外面拿来的制度与社会本身的资源有着严重的互斥性,自上而下的制度与自下而上的惯例在相遇的有些时候碰得火星直飞,有时是制度压倒了并且替代了惯例如当前荆门农民的生育观念。有时是惯例消解了制度,如农村常见的对付政策的对策。制度与惯例的最好结合是将制度建立在惯例基础上,制度利用惯例中的一部分打击和消解惯例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的制度生长得最快,也最有效果。最不好的结合就是制度引入破坏了惯例,但因为制度成本昂贵而不能在公共秩序建设上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社会陷于无序状态。

  制度到底应该如何与惯例相处,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坐在书斋想象得出来的问题。事实上,制度与惯例的相处,就是治理的开始,这种治理不是一幅官僚的模样,不顾社会本身而只顾自己在社会中横冲直撞。治理就是让制度与惯例不断试探,不断接触,不断融合,从而双赢的过程。真正可以利用惯例中的一些东西,这种制度就大有希望,惯例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变了,改变成了越出小社会,可以与大世界对话的普遍规则,这种改变为最终的“善治”提供了可能。

  有时候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件好的制度可以与惯例建立起如上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找不出一件低成本的制度来代替低成本的惯例,强行去做,往往是维护公共秩序低成本的惯例被破坏了,而高成本的制度又养不起,希望达到“善治”,却得到一个无序的结果。无序是最糟糕的治理。

  无论如何,一定要细致讨论制度与资源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接触全过程。治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观察治理实践中,逐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就有了获得较好公共秩序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适合今天中国实际的治理模式,而不应是那种被人在价值上抬得高高的“善治”目标。“善治”也是需要基础的,这种基础于今天的中国实在缺的太多。

  写于2001年11月31日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四章 非市场经济领域 - 来自《第四产业论》

现在我们进入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部门。我在上面说过,在非市场经济领域,适用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规律大多不起作用或不直接起作用。   我们说经济,大抵是要以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我们将看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虽然可能没有在某一具体产业部门中直接体现出来,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它是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换得更多的产出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它就不能被称为产业部门,因而也不能存在于经济领域。   与市场经济领域相对照,非市场经济领域的重要特点是它所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性质。这是与追逐私……去看看 

从莫斯科到宁沪杭(上) - 来自《潘汉年传奇》

“柏林”首唱主角   1935年9月下旬,潘汉年“绕道间关”,抵达莫斯科。在 这里,他又用了“柏林”的化名。   莫斯科这时正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他们中间除中共代 表团团长王明及主要负责人康生外,还有比潘汉年大约早来 半个月光景的陈云和曾三、饶漱石、孔原、李立三、滕代远 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央特科的欧阳新、吴克坚、王子 春等也在此地,潘汉年感到分外亲切。由于陈云、潘汉年的 到达,使得莫斯科的这批中共要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内的斗争 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普 遍关注。   潘汉年与陈云……去看看 

第九章 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 - 来自《十字路口的中国》

※ 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过程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原来的基层组织处于解体状态,开始了“非组织化进程”。由于各地农村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一样,“非组织化”的后果也很不一样。在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等“低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宗法组织特别发达;在东南沿海这类“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形成了工业化的市场模式,社团组织和宗法组织都有发展,但宗法组织的社会作用不象中部地区那样大;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则属于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形成了工业化的组织模式,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   ※当代中国农村宗……去看看 

第三部还我河山 1、莫斯科城下大决战 - 来自《二战全景纪实》

希特勒的三路大军狼奔犬突,气势汹汹地打进苏联,妄想在几周之内消灭苏军,征服苏联。  然而,希特勒被西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使他对苏联的力量估计太低。  到1941年8月初,虽然北路德军已进抵芬兰湾,中路德军已占领斯摩棱斯克,但南路德军仍在德聂伯河西岸鏖战,迟迟攻不下基辅,因为斯大林把重兵部署在乌克兰。  8月初,希特勒踌躇满志,欣喜若狂,以为胜利在望了。  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几个漂亮的女秘书和一帮随从窜到前线,以实际考察战况和确定下一步的打法。  这时,他同众将的分歧明显暴露: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和中……去看看 

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 来自《现代化的陷阱》

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冀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正文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批判者而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一理想在特定时期的经……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