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不得的北大

  去年暑假,回老家呆了几日。闲来无事,随手拿起报刊翻翻。结果翻到了和北大有关的两则新闻:一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与美国一所大学合作,由这位教授负责采集一万名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提供给美方做研究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和中国长寿人口的长寿秘诀用用。美方每年付给这位教授十万美金的报酬。一是小品演员黄宏应邀到北大演讲,一上台说了句“北大真大”,而且表示秋季开学要来北大读研究生,结果全场掌声雷动,感谢黄宏对北大的高度肯定,欢迎黄宏成为北大的一员。读罢这两则新闻,觉得心里堵得慌,以为这些不是北大、北大人应该做、应该兴奋的事情,于是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北大真大?》的豆腐干式的东西,无非是表达点北大昔不至今的感慨。

  后来,一家报社文艺副刊的编辑来约稿,顺手将这篇东西给了出去。几天后,这位编辑来电话道歉,说是文章编好送审时,被总编卡住了,因为总编认为文章的观点太偏激。没办法,他只得把稿子撤下,转交给了本埠另一家一向以胆子大、敢发别人不敢发的东西著称的的报纸的编辑,估计他们那儿能发。听了这位编辑的话,我觉得很纳闷,一是说我的观点偏激,简直有些抬举我了,我自认为我在文章中只是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何来偏激。二是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发表这样一篇稀松平常的东西,还要什么胆量。没想到,很快那家“胆子比较大”的报纸的编辑也回了话,文章又被报纸总编拿掉了,理由是他们不愿意因为批评北大而给自己惹麻烦,因为此前已有几家报纸因为发了批评北大的文章而招致有关部门的严厉指责。这下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北大早已变得碰不得了,而自己居然糊里糊涂地犯了忌。

  让人费解的是,仅仅是说了一点对一所大学的看法,竟会得到类似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警告?但仔细想想,这实际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

  其一,五十年前的北大实在是太辉煌了:她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中心,最早喊出了反封建、反专制和民主、科学的口号,并将其熔铸于自己的日常行动中,成为自己的校魂和校格;她曾经拥有过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学术大师,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思想者、学问家,自觉地担当起了维护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任务,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维护着社会的正义和良知·······正是由于有了这许多的辉煌,北大成为学人心仪的学术圣殿,成为国人追随的思想旗帜。今日的北大尽管没能继承老北大的优秀传统,但还是时时处处以老北大的传人自居,把自己描画成民主、科学的化身,包装成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圣地,在自己的头上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使世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误把今日的北大认作昔日的北大,以至于时至今日,还像敬仰、爱戴昔日的北大那样敬仰、爱戴今日的北大。以至于在他们的意识里把批评今日的北大等同于否定昔日的北大,从感情上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自己不愿意批评北大,也不容许别人对北大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热爱北大的善良而糊涂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北大的保护神,有意无意地阻挡、遏制了人们对北大的正常而理性的批评。

  其二,今日的北大所津津乐道的,是五十年来北大的学生中出了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企业白领,有权的、有钱的,应有尽有。为了种种目的,北大的弟子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的母校,像保护自己的花衣裳一样保护着学校的名誉。作为一名学生,这样做无可厚非,甚至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在为数不少的北大人看来,无论是谁,对北大只能歌颂,不能暴露,更不能公开批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几句给北大歌功颂德的话,他们会甘之如饴地接受,并因此而平添几分骄傲和自豪。但倘若有人不识时务,写几句对北大有看法的话,那就无异于将天捅了个窟窿,于是一路围追堵截,将你的文章扼杀掉,让其无缘面世;一旦堵截不成,“不幸”而让文章面了世,则会动员各种力量,或则追究有关媒体的责任,或则围剿文章的作者,绝不善罢甘休。不知他们是否知道,昔日的北大之所以能在世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北大人所表现出的兼容并包、大度宽容的精神。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说明,昔日的北大精神不仅没有被今日的北大传承下来,反而被今日的北大人有意无意地背叛、抛弃了。面对如此阵势,谁还敢去作文指摘北大;即使有人不知深浅地写了,又有谁敢于冒北大人之大不韪给你发表呢。

  其三、今日的北大已不是昔日那个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大学的北大,而是一个驯服的工具。这种变化与北大自身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1949年

  4月23日新生政权建立前夕,北大便急火火地置起码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将自己的校庆

  日改为五月四日,来显示自己的新生。因为毛泽东一直将“五四”认定为一场爱国主义、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运动,给予“五四”以很高的评价。1951年10月27日,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更是上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委员、陈云主任、彭真委员、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帮助北大提高思想认识。自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无论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还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翻案风”,北大都亦步亦趋,紧随其后。投桃报李,北大成为宠儿,成了中国第一大学,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得到百般呵护、庇佑。渐渐地,就像大了儿子爹心疼一样,北大当然碰不得了。

  由北大的碰不得想到这几年正在讨论的大学精神和正在争论的北大精神,而所谓大学精神,用中山大学学者任剑涛的话来说,就是“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相当于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见《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所谓北大精神(准确地说应该是昔日的北大精神),实际上就是蔡元培等人倡导并竭力实践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以此来衡量,今日的中国大学、今日的北大,昔不至今,这是中国大学的不幸与悲哀,是北大的不幸与悲哀,更是中国的不幸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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