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题“知识分子立场”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

  三、四年前,当我开始考虑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时,首先碰到的是徐坤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很好看,尤其是语言,姿意任情,几近放肆。说“过瘾”并不为过。既然准备研究知识分子,又碰上这么好的知识分子小说,那么,做一篇评论也就很自然了。因此,题目就拟为“知识分子写作”,发在了《作家》1996年2期上。只是在文章结尾时,以“关于‘价值立场’”为题,提出了一点阅读上的遗憾。当然,一半是遗憾,一半也是惯例。

  今年,1998年第3期的《作家》刊载了一篇对徐坤的“访谈录”,题为“另一种价值和深度”。其中访谈者就我两年前的“遗憾”征询了徐坤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邵建在那篇文章里首先就徐坤小说的知识分子话语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之后,到了“结语”部分,他流露出了某种遗憾。他说,‘这种努力可以从正面作文章(建构意义上),也可以从反面作文章(解构意义上),但无论正反,无疑都需要拥有一个自己的价值立场。正是在这一点上,徐坤小说令我有点遗憾,尽管她的解构是那么有力,那么过瘾,也很有意义,但我在那锋利的解构之后,尚未看出徐坤的价值立场何在。”

  对此,徐坤这样回答:“对于他这个结论,我想首先我是反对的,我不同意他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徐坤认为“我们都是在同一教育背景下长大的,基本的东西,虽然在‘文革’当中摧毁了一些,但传统的价值观念,最基本的人性善呀,真呀,还有美的那些东西,还是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的,比如学雷锋呀,老师教我们做人要本本分分的呀这些东西还是有的,”也就是说,“这种基本的价值体系,一些对于传统的认识等等,实际上并没有崩塌”。因此,“我想我的小说还是有一种价值立场的”。

  结论当然是“误读”。

  我误读了吗?我在想。

  如果把“一种价值立场”说成了“另一种”,这可能是误读,而我的问题却是 “有与无”。我居然把有说成了无,因此,不是我“没看出来”,就是我“看不出来”。总之,都是看者的事。那么,为什么看不出来?我寻思,可能是作品的倾向性不太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或者,是以自己的心理预期潜在地要求作品,一旦发生某种不合,自己意中的“有”也就成了对象中的“无”。因此,“遗憾”云云,作为一种批评,尽管委婉,不但暗藏着可能的“粗暴”,也显得多余。你遗哪门子憾,毕竟写作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非阅读的意志。(不禁对批评感到困惑。批评到底是按照谁的意志进行?自己的、还是作者的?如果是后者,批评根本就没必要发生。如果是前者,那么你又凭什么?至此,我对批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此姑不论。)

  现在,我想追问(或剖白)的是,当时我自己的“心理预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徐坤小说读来那么过瘾却又让我不满足?徐坤说得明白,“我观察和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站的立场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点我有足够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误读和误解。”徐坤当然没有说错,对此,我也有足够的相信。问题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立场”肯定和徐坤有所不同,而我又希望在她的作品中能看到我所需要的那种立场,这只能责己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徐坤的知识分子立场更多地体现在一种“知识的目光”上,她所营构的那些小说,岂止是知识,更需要超乎其上的“学识”,否则作品不会有那么强的穿透力。如果说当年从事“知识分子写作”的徐坤本身就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从我作第一篇知识分子论时,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当徐坤以“另一种价值和深度”的知识对知识分子的现状进行有力解构时,由于我并没有看见我所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诞生,同时,也未曾从小说的倾向中看到这种可能,因此就产生了某种“遗憾”。现在看来,这种“遗憾”未必不是变相地“强加”了。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成为知识“分子”,哪怕只是潜在的。

  以“知识分子立场”为题,在我已是第三次了(因此本篇即名以“三题‘知识分子立场’”),它一以贯之坚持的是知识分子进行体制批判的“分子”行为。就我个人语境言,所谓“分子”,原本是面对体制才成立的。后者是一种势力,前者则是自由批判的个体。或者说,后者是其权力的中心,前者则是边缘化的个人。知识分子不但不应谋求中心的权力位置,即进入体制,而且他的立场就是批判的边缘立场。也就是说,我个人对“分子”的强调,意在突出知识分子的批判位置和话语所指(亦即批判对象)。固然,“体制”的所指也是形形色色的,比如徐坤的《梵歌》就是批判那种荒诞不经的学术体制。但这不是我的所指。我的所指乃是作为主流社会的权力结构。对权力结构的批判是现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传统,它由法国小说家左拉发端,迄今已经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了。可是这种历史在中国的书写几乎是空白。是中国不需要这种批判吗,非也。仅以90年代而论,如果不曾忘却80年代那段历史的话,那么,左拉式的批判所指本来更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用力之处。可是偏偏本土所发生的批判(比如批判“世俗化”之类)却避重就轻了。这其中当然有隐曲,我并非不知。同样,我也不是怂恿别人干什么,要干,也是自己。但,90年代以来的文化形势,无论是批评界的人文批判,还是创作上的小说文本,尽管气象可观,我却感到难以言喻的不满足。这竟或就是我所谓的“遗憾”了。

  不过,今天我已不再抱有什么“遗憾”了,正如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一样。因为,我基本上告别了对文学的阅读。我虽然没有资格希望别人按照我的需要写小说,但我却可以不读小说呀。何况小说的作用毕竟有限,它也实在担当不起那种“分子” 批判的使命。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家的用力本是在艺术之上。我所在的城市就是盛产小说家的城市,那一拨60年代出生的作家,几乎个个都是艺术上或语言上的探险者。艺术之外的一切,比如体制和市场,他们概不关心。这种“断裂”式的唯美或唯艺术的态度,你能说有什么不是?但他们的小说我仍然不看。不看就是不看,一看又会“遗憾”。因为,“唯美”对我来讲太奢侈了,至少我目下的心态更倾向于 “唯批判”。

  “唯批判者”不读小说,但却读文章。就在我与文学“渐行渐远”之际,我的桌上多了本借来的《火与冰》,作者余杰。前此读过此人的文章,已有印象。把书翻过一遍,不禁满心欣赏。这不仅因为书中所论所言,正符合我的阅读胃口,而且讶异于70年代的晚生子,居然选择这样的写作路径。这比较希罕。我作为50年代人,在思想情感上已与60年代人疏远了,70年代就更感到难以沟通。也曾读过70年代人写的小说,比如那些女作者,纯粹的自叙风格和裸露的写真行为,虽然对个别作品不无欣赏,但整体上更感隔膜。隔膜的不是艺术,我这里不谈艺术,隔膜的是彼此的生活和生活的背景。她们是生活在消费化的城市空间里,小说的场境经常是迪厅、酒吧之类。而我的生活更多是思想化而非消费化的。生活的差异,加上二十年价值观上的差异,我想,我是无法与70年代人的文字有所沟通了(这并非我不赞成她们的生活,况且,世俗生活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只是没料到,余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的出现,使我的眼睛一亮。原来70年代也不尽是潇洒、潇洒、再潇洒,宣泄、宣泄、再宣泄的一群,他们中也有痛苦的思想者和冥顽的批判者。很好!

  好在什么地方呢,《火与冰》?正如书上“序言”所引的话,“余杰的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汽,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 没错。不过请注意,余杰的声音是真北大的声音,那么,真北大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今年是北大100周年的校庆,五四那晚,我无意打开收音机,没想却听到一位人物讲话时,满场劈里啪啦的鼓掌声,一阵又一阵。我立即关上收音机,遥望北天,心中一片苍茫。发自北大的声音不一定是真北大的声音,真北大的声音绝对不是廉价的掌声,它毋宁是老校长蔡元培为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鸣不已啊!这是自由主义的鸡鸣,这才是真北大的声音。可是七十五周年后,它却变成一片掌声(所谓“何意百练钢,化为绕指柔”)。痛惋之下,当即草成一篇短文,“北大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其时,我尚未接触到《火与冰》,现在看来,余杰就是一位真北大的知识分子,他的《火与冰》就是真北大的声音。

  如果说北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所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它那自由主义的声音,那么,余杰的文章就赓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我个人很愿意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读解余杰,我以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大略可称为“自由主义批判”。自由主义批判什么?专制极权。这在余文中多有体现。比如那篇评论奥威尔《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篇小说的《螭魅人间》就是批判极权主义的佳构(当然,它所评论的两篇小说本身就是批判极权主义的佳构)。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读过这篇文章后都不会无动于衷,至少是我。仅仅是一篇评论文字(原书80年代就有中译,可惜没有读过),就让我产生极强的语境感、身入其中的语境感。没办法,太熟悉了,这种庄园实在太熟悉了,庄园中的逻辑和庄园中的语言哪样陌生于我?莫非我真在庄园中生活过?我悚然。一九八四早就过去了,但“庄园的时代”过去了吗?没有。只要权力存在,就有庄园时代的可能。何况,极权的存在并非人类昨天的梦魇,而是今天的现实。因此,批判极权,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便是余杰一系列文章的贯穿性主题。比如《领袖的真面目》、《从唯美主义到极权主义》、《法西斯:未死的幽灵》、《六月四日的随想》、《革命与改良》、《中国太监》等。用《领袖的真面目》一文的最后一句话来讲:“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这个最高理念就是余杰展开批判的制高点。

  制高点即立场,知识分子立场就是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几年前,我读徐坤小说时未曾读出来的价值立场,在余杰这里,我却看得格外清楚。当然,徐坤的用力之处本不在此,这不好勉强,而且她也有她的价值。但不管怎样,几年前的遗憾于今得到了补偿,尤其是从70年代的人身上,这既让我感慨,又让我振奋。我所振奋,并不仅仅因为余杰年轻,文章又写得好,能够击中苦难。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它却不足以说明余杰的意义。余杰的意义,我以为,90年代末,他和他的文章使北大开辟的自由主义批判传统重新回归。

  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真北大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在本世纪始终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其缘由,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知识分子自己的“忘却”。远的不说,即以90年代为例,它也可谓一个知识分子批判的时代,比如90年代中期以来一度颇有声势的“文化批判”。但这种批判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道德主义的。在我看来,后者就属于一种“忘却”。它忘却了什么呢?自由主义的反面是极权主义,道德主义的反面则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当然是一种弊病,但极权主义却是苦难,制度性的苦难。两者相衡,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到底应该坚执什么呢?换言之,90 年代的一系列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结?可以说,余杰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拎的清。尽管也有一些批判世俗化的文字,但他显然更致力于自由主义批判。他的这些文章,有一些正是写于道德主义风头正劲之时,这种背风而行的写作,肯定是寂寞的。岂止寂寞,他的文章不是被称为“抽屉文学”吗。但这些抽屉文学却接上了北大自由主义的血脉。现在,抽屉文学已经走出了抽屉,就象文化批判已经走出了道德主义。90年代的思想史是很有意思的,上半段如果是“后学话语”和“人文话语”互峙的话,那么,下半段则是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批判上的 “交替”。而余杰的文字大概就是这种交替的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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