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出真性情

  在现代中国知识圈里,狂者可谓不少,但最狂的大概非梁漱溟莫属。1942年,梁漱 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心,但梁本人却非常 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 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 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这些狂话本来是写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后来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 表了,自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梁漱溟并不以为忤,他以为这些狂言原出自家书,不 足为外人道,但既然已公开发表了,亦不须再门,只要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大凡自命不凡的人内心都有点狂,但在中国这个以谦虚为美德的国度里,狂在表面 的毕竟不多,且也多为俗世所不容。实际上,在儒家老祖宗那里,狂并非是大逆不道之 事,相反倒还是一种甚为可贵的美德。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按照孔老夫子的意思,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长处, 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为圣人。

  的确,狂未尝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如果说孔老夫子的中行之道修炼得十分到 家的话,那么到孟夫子那里,狂与狷就大大失衡,狂放之气溢于言表。翻开《孟子》, 触目皆是“万物皆备于我”、“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 我其谁也?”一类“  ”(志大言大的意思)之言。  

  孟子的这种狂气到明代王学发展到了极致。王阳明说:“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 乡愿的意思。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 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有人说王学的精神就在于一个狂字,此言可 谓不虚。以后的王门弟子,出来之后一个比一个狂放,成为晚明一大景观。

  梁漱溟的人格和学脉都来自王学,自然也继承了从孟夫子到王阳明的这路狂气。民 国十三年,泰戈尔来华,梁漱溟向他介绍儒学之ABC,对狂狷之气大加发挥,重点推 崇。他告诉泰氏:“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 很认真;好象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 可以要得,因为中庸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 没有什么敷衍牵就。……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 精神真态度。”  

  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象孔老夫子那样得“中行之道”,显然是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他宁愿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题中之意,不失为儒家精神之一种。

  不过,从孟子、王阳明一直到梁漱溟,他们狂的哲理依据和心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呢? 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断语,叫做“良知的傲慢”。话虽苛刻了点, 但确是这么个意思。且以梁漱溟为例。梁象孟子、王阳明一样,将人心与天地万物视为 一体,他说:“吾人生命原自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隔,顾人不自觉,却堕于形气之中, 分别物我而小之耳”。梁相信宇宙与“我”本是“通而为一”的,只有我们精神堕落时, 宇宙才与“我”分开。一个天资卓越出群的人乃不为尘世所蔽,能够以个人的道德修炼 和内在的精神超越通过不断的反身诸己“致良知”,与天地宇宙合二为一,世界本我, 我本世界。肉体降临现世,是为奉天的意志,拯救众生,这就是儒家文化里面的“承天 命”。个人的良知既与天地结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脱俗,有了狂的资本和资格。

  梁漱溟对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还是在那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踌躇满志地 写道: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没有人能够深窥其学说之真谛,此事除我之外,当世 无人能作。古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我一生的使命。要等到《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写成,我才可以死;而今后中国的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也正需要我, 我更死不得。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使命感,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系,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 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人格的豁达总 需要某种超越意识,梁漱溟坚信自己与天地相通,所以,无论是冥冥之中的死神,还是 现世中的淫威,皆不足为惧了。见过梁漱溟的人,都会发现他老先生身上有一种大气象, 这大概就是孟老夫子常爱讲的那种难以言之、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它也是一个儒者狂的底气。

  底气足不足,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修炼的问题。用孟子的话 说,浩然之气是要撗鴶的。儒家的狂放与一般浅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其 狂的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着。

  按照儒家的内圣外王精神,一个圣人要治理天下,不仅要有治国的谋略──这还不 是主要的,尚属雕虫小技,更重要的是为天下树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后 来为明末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心斋先生点发挥的那层安身为本,反求诸己,身正而天下 归也的道理。梁漱溟在为学为人鹘面与心斋先生最是相投,他将身正的意义也看得很重。 三十年代搞乡村建设时,他在对自己的学生讲话中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 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 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 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人呈现良知、成圣成王的必要功夫,而 且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怀着这样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梁漱溟长期以来 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对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还要苛刻。在儒家 的道德功夫论里,他独重“慎独”二字,以为此道是孔门修己之学的精髓:“修齐治平 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的慎独 之彻底,不用说平时的言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 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 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不用说,这样严厉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难坚持下去,只有梁 漱溟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稽文甫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学》一书中曾对心斋先生的格物说有过一段评语: “他讲格物之‘格’如格式之格,殊有意味。他要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这 样讲法,个人地位特别重要。帅天下以仁,‘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看这样 个人何等的伟大,这也是表现出一种狂者的精神。”梁漱溟的狂,未尝不可以作如此解 读。

  一个人要狂并不难,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 大多要么是缺乏真性情的虚骄,要么是才气有余、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难的是狂出 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梁漱溟的狂是很见真性情的。孔孟二位老夫子“中行”不可得,退而求次求狂狷, 看中的也是狂狷中所透出的真性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中行之道“退能不为, 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也。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如果“中行”之 中少了狂狷二气,与孔夫子、孟夫子咬牙切齿所痛恨的“乡愿”也相差无几。梁漱溟在 这点上看得很真切,他说,乡愿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应付 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这种人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

  近代中国险恶的政治环境与四九年以后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使得许许多多知识分 子失去了真性情,聪明者以“外圆内方”的方式处世,而更多的人则流于乡愿,如孟子 所抨击的“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 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多少过去是那么自负的知识分子经历思 想改造、尤其是暴风雨般的政治大批判之后,早就失去了狂气,也就是那种“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在权势面前只剩下谦卑和怯懦。

  唯独梁漱溟,还是一如既往地狂放。这自然引起了与权势的冲突,爆发了那场有名 的同毛泽东的当面顶撞。这是现代中国两位同样自认“承天命”的伟人之间的人格较量。 不过,一个代表着政统,另一个代表着道统。梁漱溟在政统面前之所以没有其他知识分 子那种虔诚的谦卑,乃是因为他自信作为一个儒者,对于王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进谏义务。 按照儒家的观念,王者必须有“道”,必须施仁政。一个政权是否是仁义的,不能由其 自身判定,只能由代表着道统的士来裁决。即使是英明的王者,也必须时时接受士的进 谏和教诲。梁漱溟就是以“为王者师”的傲慢姿态出现在毛的面前,他以这种传统古老 的典型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毛、对新政权的忠诚。他希望自己是魏征,而毛则是二十世纪 的唐太宗。于是他狂得那么忘乎所以。可惜的是梁漱溟完完全全看错了一切,他在错误 的时间、错误的空间,面对着错误的对象,悲剧性地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角色。

  然而,如此多的历史磨难似乎并没有使他改变什么,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仍然是那 样的真,那样的直率,那样的狂放。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过,都没有学会乡愿。无论 做对做错,人格总是透明的,始终不失其单纯的赤子之心。他的个性是执拗的,当批林 批孔人人都附合着时势、鹦鹉学舌时,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来为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辩 护。梁漱溟不赞成批孔,这倒也就罢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明明恨林彪,却非要同众 人死辨林彪就是没有一条“政治路线”,尽管这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要远远超过前者。 戴晴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在那个假话充斥的年代里,梁漱溟保持了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童真,他捍卫了自己 说真话的尊严。

  最使人震惊的是,当人们问他受批判的感想时,梁漱溟几乎是脱口而出:“三军可 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的狂在此刻达到了颠峰,以至超越了二十年前那次与 毛的顶撞。因为这次他没有看错什么,他对环境的险恶、自身的卑微看得明明白白。一 个身处逆境之士,即使按照儒家的准则,也大可不必一味冒进,完全可以以退为进,改 守狷道。但梁漱溟毕其一生修身功夫,可以“慎独”几十年如一日,独独没有学会如何 “中庸”。他在任何境遇之下,狂气始终不衰,面对着气势汹汹的逼问,他慷然回答: “‘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 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这就是梁漱溟的狂。在那个年代里,他的确狂出了意境,狂出了真性情,狂出了德 性之善,狂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尽管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指出梁漱溟所表现的儒者之狂潜在具有的种种问 题,比如内中的“承天命”意识可能导致独断的唯意志论、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内 容无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等等,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倘若梁漱溟当政会不会是另一 个毛泽东。然而,儒家的狂所透出的人格的真性情、道德的的操守、特立独行的精神和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气魄,无疑是超越时代、超 越具体内容,具有永恒的精神传承意义的。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之后,觉得自己已无所留恋, 可以去矣。他的学生以为老先生过于消极,写信劝说。梁漱溟从容地解释说:吾自是一 “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文 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梁漱溟 觉得自己负使命而来,而今使命完毕,可以欣然而去,死而无憾了。

  晚年的梁漱溟依然是这样的狂气不敛,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十年之后,他的著作 出版了。但梁老先生生前不曾料到的是,在他的身后却是一个不再有超越、不再有狂气 的俗世,满街行走的是将生命托付给当下、追求及时行乐、失去了精神灵魂的俗人。梁 漱溟若地下有知,是感到有些许惆怅呢,还是仍然执拗地自信数十年后必有知音?

  199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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