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思路解决“新东北现象”

——“新东北现象”调查

  新东北现象”是入世对我国农业冲击的初步显现。它在入世背景下的出现,也暴露出我国农业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教授。陈锡文认为,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不可掉以轻心,解决问题要有大的思路变化。  

  解决“新东北现象”要调整思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刚从吉林调查“新东北现象”回来,听说您最近也到东北了解了一些情况,请问,入世后农业所面临的巨大冲击为什么首先会在东北出现?“新东北现象”的出现,除了入世,还有其他原因吗?

  陈锡文(以下简称“陈”):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粮食问题带来的压力和忧虑,不仅是因入世才开始显现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时就出现了。

  从吉林的情况看,压力最大的是玉米。当年对于中国真正渡过粮食短缺的关口,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玉米增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谷物增产中,将近50%是玉米,使得粮食总量迈过了“供应不足”这个坎。从那时看,粮食生产追求的是总量,上上下下对于产量的增长给予了高度关注。

  1968到1978年期间我在黑龙江兵团呆了10年。那10年中,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玉米的亩产大多不到400斤。但过了20年,90年代末回去看,玉米亩产800斤、1000斤根本不在话下。但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玉米过去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口粮,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吃了。产量高了,口感却不好了。这个现象关系到品种和种植制度问题,东北玉米突出的问题就是过度追求产量造成越区种植。在粮食供求平衡后,有一个不好的名声,那就是水分高、库存成本高、烘干以后质量下降。前些天在吉林,洪虎省长说,如果亩产低一点,但质量真正好,也不见得效益就差。我粗略算了一下,整个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大约产出4000万吨玉米,如果水分比正常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就要烘干400万吨水,这相当于一个小水库。

  供求平衡后,市场对粮食作物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但我们的思路还没有转过来。例如玉米,专家提出,要用作饲料的话,就应该按饲料的方法来种,等灌浆到六七成的时候,籽粒的蛋白质有了,秸秆也有营养,一起用作青储,饲料才有质有量。但这样一来,粮食统计怎么办?产量一下子掉了许多,上面会不会怪罪?另外,东北的玉米化工正在发展,生产大量的淀粉、酒精等,从这个角度看,玉米是工业原料,是经济作物,但现在只把它算作粮食,那就要关注产量,和现在的实际用途有很大脱节。从玉米看,要变的不仅是技术,如果玉米产业发展的大思路没有改变,具体的生产、技术政策就很难确定。这个思路就是把玉米当作饲料工业、化工工业的原料,还是继续看成老百姓的口粮。现在的困难就是在这里徘徊,已经好几年了,在这个泥潭中还没有拔出来。

  就吉林、黑龙江等粮食产区来说,仅仅靠卖原料,而且是普通的、传统的饲料工业原料,经济效益肯定不行。玉米在当地如何形成产业链条,农民能在拉长的产业链条中有合理的地位和利益分配,这是关键。东北为我们解决粮食供应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供求矛盾解决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需要做大文章,需要有大的思路变化。   

  入世对我国粮食的影响决不可掉以轻心

  记:目前入世的冲击还只是初步的显现。今后的情况是否会更严重?

  陈:今年我国承诺的粮食进口关税配额是1830万吨。但如果将其中的400万吨大米按我们的统计口径换算成稻谷,就是2000万吨。按国际口径,大豆不算作粮食,但我国是统计在粮食总产量中的,去年实际进口了大豆约1500万吨。今年还有251.8万吨豆油的配额,折成大豆大约为1300多万吨。因此,如按我国的粮食统计口径计算,实际上可能的粮食进口是4000万吨。按照这个比例,进口量将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粮食总产量的9%,压力也就相应地显露出来。

  这就要求我们对国家粮食的自给生产能力和安全水平重新有个认识,心里要有数。如进口4000万吨粮食,按我们现在的劳动生产率计算,至少涉及到2500万农民的收入。按去年粮食价格计算,12个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将影响到100-130元的收入。对这个压力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入世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粮食主产区目前还不能讲就是利大于弊。所以我觉得处理好地区政策非常重要。因为实际受损和受益的地区、产业、产品和人群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产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都非常注重地区政策。在国外,我们要进一步开拓市场;在国内,要尽可能调整地区政策,防止差别的进一步扩大。入世很可能为沿海地区的农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而给内地的粮食主产区带来更大的压力,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苗头。政策的调整应该注意这一点。

  入世可能会加速产区粮改

  记:采访中我们发现,目前在主产区粮食还是由国有粮食企业独家收购,而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在粮食主销区已经进行的粮改,在产区是否行得通?入世对于产区的粮改有什么样的作用?

  陈:按照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精神,浙江、上海等八省市粮食购销放开,对于还没有列入八省市的地区,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基本政策没有变,但保护的范围和水平由各省决定。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省里确定保护的范围,比如只保护大米,那玉米和大豆就完全靠农民自己面对市场;而保护价的水平高低也是省里确定,如果定的价格同市场价差不了多少,比如就高一分两分钱,农民就面临着选择:粮食是卖到粮站去还是卖给商贩?

  入世之后,整个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一定会加速。从目前来看,购销完全靠国有粮食企业是撑不住的。在东北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的原因是,玉米以前是绝大部分农民自产自吃的口粮和自产自用的饲料,但现在基本不吃了,发展畜牧业时主要也是买饲料。原来农民可以自己储存和消化的,现在都卖给国有粮企。这样流通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销区的粮改给产区腾出了较大的空间,因此,产区和销区之间比较稳定的购销合同必须加快建立。在价格形成方面,玉米、大豆最终的出路全世界都是靠期货市场。应该引导我们这些大宗农产品逐步向期货发展,才能有比较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土地流转必须先“动人”,后“动地”

  记: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单家独户的粮食生产,导致了粮食的成本过高,质量较低,必须进行土地流转,搞集中规模经营。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陈:关于土地流转的问题,我认为要消除几个误解: 一是土地承包30年不变和土地流转集中的关系。现在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说法,认为“30年不变”的政策妨碍了土地流转。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误解。至少,说这话的人没有认真看过中央土地政策文件。中央的政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确有条件的地方,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在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可以根据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自由流转”。

  二是我们农业生产小规模的问题不是政策导致的,而是国情决定的。农村有9亿多人口要就业、要吃饭。如果有一天城乡人口比例倒过来,城里9亿人,乡下只有4亿,那规模就扩大了一倍。

  第三个是关于“动地”和“动人”的关系。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绝对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但在具体操作中,首先要动什么?是“动地”还是“动人”,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把地集中起来,使一部分农民没地种,他就走了,规模就扩大了。而我认为必须倒过来,必须先“动人”,即先为农民创造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条件,再集中地,才不会出问题。

  记:在具体进行土地流转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是种地还是不种,是自己种还是给人家种,农民有选择的基本标准:是否对自己有利。在这个问题上,引导是可以的,但是非要农民做什么,谁都没有这个权力。土地的30年承包期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已经承包给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乱动?

  在这件事上,要有非常强的法治观念和政策观念。我有三个基本观点:农民知道怎么做对他更有利,这是一个前提;第二,既然法律规定承包期内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有自主权,那么这个决策权应该交给农民,别人不能乱动;第三,对特别积极要动农民地的人,我始终怀疑在背后有他自己的利益。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但不是主人的人要在地上做文章、“动地”的积极性比主人高得多。我看这后面有一些摆不到桌面上的利益问题。

  我的基本观点是,毫无疑问,中国土地的经营规模小是现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做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这件事,但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东西不能违背:一是农民意愿,不能强迫他;二是要给农民创造到非农产业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这两件事情做成了,土地才能逐步集中起来。所以我历来讲规模经营,功夫在诗外,不是动地就能解决的,必须先动人,让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解决。一些地方急于求成,人还没动就想动地,想通过动地把农民变成无产者之后,让他去当雇工,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不利。

  尽快让农民知道WTO

  记:采访中我们发现,目前是国有粮食企业和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农民由于与市场离得较远,对入世的感受还不是很深切。我们想知道的是,在农民被推到市场最前端的那一天之前,政府和农民应该做的是什么?

  陈:什么是WTO?我的看法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个法律体系。真正对人产生约束的也就是这套法律体系。我们入世,形式上是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承认这套法律体系。

  入世对农业的直接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税减让,二是不能对出口农产品直接补贴,三是承诺部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四是WTO对国内农业补贴的规则。这四项是关于货物贸易的,是有形的冲击。而在服务贸易方面,如金融、保险、商品批发流通的规则,将来也会对农业有影响。在知识产权方面,如种子、畜禽动物的品种,影响也会逐步显现。

  对于农民来讲,货物贸易的前三项对其有直接影响,农民应该考虑怎样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与国外的农产品竞争,因此必须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补贴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政府必须清楚:第一,按照WTO的规则,我们还能补贴多少;第二,要增加补贴的,必须符合WTO规则;第三,我们以前有的补贴,在方向和方法上必须有大的改变。以前在方向上主要是价格补贴,即保护价收购;从方法来说,主要是补在流通环节。从WTO规则来说,要尽可能减少价格补贴,而多用在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和市场条件、提高农民素质这些方面。从方法来说,应该尽可能直接给生产者补贴,这实际上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前三项变化必须跟农民讲清楚,后面一项主要是政府的改革调整。(华中炜 刘树铎)

  附:粮食积压 东北焦灼----“新东北现象”调查(一)

  编者按:十年前,东北工业因不适应市场经济而出现的“东北现象”牵动人心;在入世第一年,在这片为我国粮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广袤黑土地上,又出现了粮食大量积压、逐步丢掉市场份额的“新东北现象”。这是入世后我国农业的第一个趔趄。不久前,本报记者奔赴东北等地,就该现象的起因、对策作了采访,今天推出的是“新东北现象”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敬请读者关注。
  

  随着中国入世,被誉为我国“粮仓”和“粮食市场稳压器”的东北地区,如今却出现了农产品大量积压的困境,东北地区原先行销全国、大批出口的优势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农产品出口受阻,甚至连山海关也难进了。人们称之为“新东北现象”。

  寒冬时节,记者一行二人来到产粮大省吉林。虽然今年是个暖冬,但在吉林记者深切感受到了粮食积压给政府、粮食企业和广大农民带来的“寒意”。

  吉林省坐落在天然的“黄金玉米带”上,去年虽然受了较严重的旱灾,粮食产量仍达到1950万吨,其中80%为玉米。面对灾年粮食比上年还增长了两成的产量,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吉林省农办主任王守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他坦诚地告诉记者,现在粮食生产得越多,政府的包袱就越重,压力就越大。

  王守臣说,往年吉林每年要销往南方玉米1000万吨,出口玉米大约在300万吨左右,最高时达到400万吨,占了全国玉米出口总量的50%以上。每年的年关季节是粮食销售的热身期。在往年,南方客商已经蜂拥而至,与吉林各地粮食企业下订单、签合同,忙得不亦乐乎,而今年到现在还是悄无声息,动静全无。

  吉林榆树市副市长裴忠告诉记者,目前没有客商登门,他们只好自己出去寻找,但一些熟悉的客商都表示要等等看。

  王守臣介绍,与此同时粮食出口也受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笔大宗的订单,而吉粮集团去年与外国客商签下的80万吨玉米订单,到现在也迟迟出不了货,全省的库存总量已经达到700多万吨。据了解,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和需求的萎缩,吉林市场的玉米价格已经跌破1000元/吨,目前为980元/吨。

  粮食销售不出去,使得一些产量大县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榆树市是吉林省的产量大县,去年的粮食产量为225万吨。榆树市副市长裴忠介绍说,榆树的财政是个吃饭财政,每年总收入为2.4亿元。

  他说,他当市长的月工资才600多元。榆树市去年收购国家订购的粮食为42万吨,其余的61万吨新粮的补贴将由市财政承担,算起来要补贴3000万元,目前榆树的财力无法达到。

  与政府的焦急相比,国有粮食企业的日子也更加捉襟见肘。榆树市是吉林省的产量大县,去年的粮食产量为225万吨。榆树市粮食收储公司经理谢世吉见到记者时,不住地叹气。

  他告诉记者,国家要求粮食收储企业必须实行“三项政策”,即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和资金封闭运行。他们坚决按照执行,目前全市的粮食收储工作也已经完成。到2001年12月底,全市的粮食总库存已经达到235万吨,这比榆树市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多。这235万吨粮食中,包括1999年以前的粮食89万吨,2000年的粮食43万吨和2001年新入库的103万吨粮食。

  谢世吉介绍,榆树市粮食收储公司所有粮库的总库存一共为130万吨,目前已经超出105万吨,他们只好到社会上租用场地来存放放粮食。这样每年每吨粮食要增加10元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这105万吨粮食多存上一年,公司就要多支出1000多万元的费用。他说,这笔钱他们现在没有能力支付,每天都有人到他的办公室去要租金。

  榆树市副市长裴忠介绍,目前粮食企业的经营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榆树粮食收储公司的资金来源目前只有三部分:一是国家支付的每吨30元的收粮费用;二是国家财政对国家订购粮的每吨50元的补贴和地方财政对其余粮食的补贴;三是粮食顺价出售时返还农发行收购贷款后剩下的钱款。由于粮食企业没有价格自主权,粮食顺价销售根本无法进行,而地方财政的补贴也无法到位。目前欠农发行的贷款达到50亿元,欠器材款也达到1亿多元。

  裴忠介绍,由于企业经营困难,职工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榆树市粮食收储公司和粮食局的职工总数为12000人,按正常的工资水平发放,每年的总额大约为5000万元。但目前拖欠工资最长的达到了8个月,60%的职工发放的是季节工资,即除了粮食收购旺季的两个月能足额发放,平时每月只能领到2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按照国家敞开收购粮食原则,农民的粮食基本上都卖出去了,但是由于实行与国际接轨的粮食价格体系,很多农民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据介绍,为了与世界粮食市场接轨,今年在粮食收购时执行更加严格的价格标准,含水量大于23%的玉米比以前价格要低,而含水量低的玉米价格比以前有所提高;水稻收购时整斤米率55%以下就不收购了。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岳家村的靳兴荣介绍,由于收购政策的严格,他们家去年种了28000斤粮食,卖了9600元,每斤价格为0.34元,而在往年同类的玉米价格在0.38元以上,这样就给他带来了1000多元的损失。岳家村第三小组的组长张文广介绍,他们小组327人,去年种了54万斤玉米,平均价格为0.34元,总收入18.4万元,按照往年的价格少收入2万多元。张文广同时告诉记者,现在虽然粮价偏低,但大家都不敢把粮食留在手中,往年粮食留在后面要赚钱,今年只会吃亏,粮食价格只会走低。

  不仅是玉米,大豆、水稻这些“铁杆农产品”也都出现了问题。专家估计,东北三省的大豆如今有七成积压在农户手中。东北三省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总产量最高曾达660亿公斤,商品粮约占全国的40%。但近年来,东北商品粮中的外销份额从过去的40%降至不足20%。

  今年是入世第一年,目前对农业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但王守臣分析,更大的压力还在后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和国外低价粮食的冲击,传统的“北粮南运”的流通格局将被打破,很有可能出现“南进北不出”的现象。裴忠介绍,粮食有一定的生命期限,积压的过程就是贬值的过程,年数多了就会成为陈化粮,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而农民靳兴荣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看电视报纸,议论国外粮食和我们的农业政策,还有市场上的粮价。浮现在每个人脸上的都是焦急的表情。

  东北粮食高产政策走入困境----“新东北现象”调查(二)

  在吉林省粮食销售一片告急声中,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原来让东北人那么引以为自豪的粮食,突然间竟变成了包袱,而且那么沉重,想“甩掉”都不容易。

  在素有“松辽平原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那金灿灿,泛着油光的玉米,此时正堆在一个个巨大的粮囤里,想嫁也嫁不出去。而从前,那粮囤是希望、财富的象征,是“藏娇”的金屋,而今,不管这“屋”,还是这“娇”,都变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是粮库老板心中的一个疙瘩?是市长脸上的一道愁绪?还是老百姓爱恨交加的一种情结?

  而这一切又都是怎么来的呢?吉林省农业办公室主任王守臣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7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70亿斤,1980年是204亿斤,1983年是326亿斤,1998年达到了501亿斤,可以说在保证粮食安全,保证农民增收方面一年上一个台阶,生产发展了,粮食数量增加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给国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商品粮的1/3都来自吉林省,全国差不多3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吉林省在“养育着”。

  肥沃的关东大地,勤劳的东北农民,在一望无际的黑油油的土地上几乎是不问收获似的耕耘着。但是,王守臣说,在粮食供应不足的年代,追求产量是天经地义的,考虑质量似乎成了多余的事情。如今我国粮食进入了供大于求的年代,市场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据权威统计,每年我国玉米供应量大于消费量近1000万吨。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老问题又遇到了新的情况,对像吉林省这样的产粮大省来说,又面临了新的考验。

  吉林省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刘庶民分析,吉林省过去一直注重的是农业产量。由于玉米被誉为“铁杆农产品”,即抗灾能力较强,单产较高,在过分追求产量的生产理念的驱使下,农民开始大量越区种植晚熟品种,使得国内品质最好的东北玉米变成了市场滞销的“水苞米”。20世纪80年代,吉林玉米的平均含水量只有10%左右,到90年代随着越区种植的大量出现,玉米的含水量增加到平均18%以上,仅烘干费用每年就需要1000万元以上,而且烘干以后色泽变浅,黯淡无光。由于片面追求数量,落后的产销方式让东北的农产品败走麦城。在国外玉米种植早已进入“专用玉米”时代的今天,“混种混收”、“混收混储”、“混储混销”的粗放做法在东北仍十分普遍,这也大大降低了玉米的质量等级。

  同时,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也导致质量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吉林省榆树市农办主任孟繁光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仅有45%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60%-70%,高的可达80%。如榆树市的化肥利用率仅有30%,发达国家在70%以上。

  质量比不上国外,而我们玉米的成本竟然还要比人家高出近一倍。刘庶民介绍,吉林省玉米斤粮成本近几年在0.32-0.36元之间,美国玉米的生产成本仅在0.18元左右。而在粮食尚未充分对外开放和国内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又对粮食实行了保护,国内的玉米、小麦、棉花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10%-70%,高成本的劣势并没有被市场反映出来。

  “我们的成本到底高在哪里?”孟繁光分析了四个原因。一是生产投入高,物质费用大。这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居高不下有很大关系。榆树市去年每公顷玉米需投入3509元,其中种、肥、整地就需1370元,仅种子、化肥就需要920元。二是生产规模小,人工费用大,劳动生产率低。榆树市人均占有耕地4亩,发包面积人均2.6亩,平均2-3个劳动力耕种1公顷土地,而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为1100公顷左右。大量的人口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人工成本增加。榆树市人工种植每公顷玉米从种到收需要110个工时,人工费用为2000元,而美国的每公顷玉米人工费用不足300元。三是社会成本高,农业税费大。农民既要承担农业税,又要承担义务兵、敬老院、农村教育等各种社会负担,即统筹提留。榆树市玉米每公顷需承担税费645元,占总成本的近20%,高出美国8倍多。四是储藏流通成本高。榆树市的玉米如果运到广州口岸,储藏和运输费用每吨就需368元,储藏费用每吨118元。去年年底,榆树市的玉米销售价为每吨1090元,到达广州口岸的最低价格就达到1458元,而美国玉米运抵中国后最低价格仅为每吨1163元。

  由于玉米质量不如人家,成本也较高,以前玉米出口靠的是国家对于流通企业的高额补贴,而随着入世,补贴已被取消,而进口玉米的关税配额初始是450万吨,后增至720万吨,南方企业进口一定数量的玉米已成定局。在入世后这两项政策的夹击下,东北玉米市场竞争的“死穴”暴露出来,出现了积压。而大豆的情况也大抵相似。1998年我国净出口大豆100余万吨,2001年已进口近1400万吨,这相当于国内大豆一年的产量。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东北人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在粮食供应不足的年代,这里为国家粮食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粮食非但不值钱了,而且还成了政府的包袱,这种失落感在言谈中时时表露出来。操纵东北人心理从自豪走向失落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这是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过程中,粮食生产片面追求数量带来阵痛的显露。

  “洋粮”直逼国粮腹地----“新东北现象”调查(三)

  吃泰国香米,用阿根廷大豆榨油,这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多年头了。但入世后,我国的粮食进口数量将增加,我国出口粮食的直接补贴将取消,国内的粮价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国内粮食的市场空间受到的挤压和出口所面对的竞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

  我国玉米、小麦价格自入世以来,价格出现小幅下降,玉米平均价格每吨下降70元,小麦价格平均每吨下降50元。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粮食出现总体平衡、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同时,国内的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50%。专家认为,粮价小降,是我国粮食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前奏曲,预计近期内还将持续小幅下降。

  国际玉米市场投下重磅炸弹

  在价格变化的同时,粮食的进出口已经闹出了不小的响动。

  我国玉米、小麦的年产量分别达到1亿吨左右,而年消费量均在1.1亿吨左右,加上每年的库存,基本上是处于供稍大于求的局面。国家为鼓励粮食出口,对玉米出口给予每吨386元的补贴,这使得我国玉米每年的出口量达1000万吨左右。而记者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了解到,2001年11月底,外电称中国取消了100万吨的在8月份的招标的玉米出口合同,出售方吉粮集团的官员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还有消息说,中粮集团也有一部分合同遭到国际买家取消。而美国农业部2001年11月30日下午3点公布,有私人出口商向美国农业部申报销售50万吨的出口目的地为中国的美国2001作物年度玉米。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出口申报制度规定,如果出口商出口销售了10万吨或以上的粮食,必须在销售次日的下午3点之前申报美国农业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一位分析人员告诉记者,这两个消息当时在国际玉米市场投下了重磅炸弹,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价格大幅上涨。而据了解,2000年我国玉米出口量达到了1047万吨,但2001年我国玉米出口数量出现了大幅减少,根据海关最新统计,在1-12月份,累计玉米出口数量仅为600万吨,较2000年减少42.7%。这位分析人员还认为,我国2002年进口玉米的配额是585万吨,目前配额的发放形式和数量等细则还没有公布,具体分配还没有下来。一旦细则出台,我国的粮油企业进口玉米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而取消了出口补贴后,我们的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受挫,出口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我国大豆面临的情形更是不容乐观。1998年我国净出口大豆100余万吨,而2001年已进口1400万吨----;这相当于我国大豆一年的产量。

  我国正处于入世挤压效应明显的特定阶段

  根据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看法,入世对于我国农产品的挤压效应近期比较明显。

  目前普遍认为,现在国内处于粮食供过于求的阶段性过剩的特定阶段,库存积压很大,农民手里也有一部分粮食卖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口,不管进口的量有多少,只要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就会构成压力。

  陈锡文介绍,国务院已经公布了今年进口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今年我们承诺的进口关税配额总量是1830万吨多一点(配额的含义即是给予国外的粮食出口中国的一种机会和权利,我们不承担必须进口的义务,能不能进口要看国内市场到底需不需要,要看外来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要看能不能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出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便真能进来,今年的总量也不过就是1830万吨。而事实上在1995年,我们粮食的进口量实际超过了2000万吨,海关统计是2008万吨,显然比今年的数目大。

  至于将来进口粮食,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承诺的入世过渡期是3年,到2004年末,也就是到过渡期末的粮食进口的关税配额是2200万吨,数量又要比1995年的进口量大一些。1996年,中国政府发表过《粮食问题白皮书》,白皮书中曾经讲到中国要保持95%的粮食自给率,也就是只有5%可以从国外进口,我国现在的年消费量大概在5亿吨左右,5%就是2500万吨左右,这个数字要比我们承诺的到2004年进口配额2200万吨要大。因此,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承诺的进口关税配额所带来的压力应该说不是太大。

  陈锡文认为,尽管看起来我们承诺的进口关税配额绝对量不算是很大,但对目前特定的阶段性时期来说,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粮食“入世”期待现实应对措施

  有资深农业问题专家指出,在我国农产品进口配额问题上,由于我国历来粮食的统计口径跟国际上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对今年的1830万吨进口配额进行具体分析,粮食“入世”期待现实应对措施。

  今年的进口配额中大概有850万吨是小麦,600多万吨是玉米,400多万吨是大米。统计中“大米”这个概念近两年刚刚开始使用,实际上在我国,人们心目中统计粮食的说法是“谷物”,一般说来,一斤稻谷可以比照七两大米计算,400万吨大米便相当于570万吨左右的稻谷,如果按照我们的粮食统计口径计算,进口关税配额应该计算为2000万吨左右。此外,我国的粮食统计方法是这样划分的:小麦、玉米、大豆和黍类。如果跟现在的国际口径相比,大豆不算作粮食,我国去年实际进口了大豆约1500万吨,相当于我国大豆的总产量,按照我国的统计口径,大豆算是粮食,这样进口配额加起来就应该是3500万吨,在总产量中的比例一下子就上来了。其中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大豆没有按照配额管理,只征收30%关税,只要国内市场有需求就会进来。我国承诺的关税配额里除了三种谷物之外,还有大豆油,今年承诺的关税配额里有258万吨大豆油,要是折算成大豆,按照目前18%-19%的出油率,便相当于1350万吨大豆。而大豆和大豆油是可以替代的,如果承诺的关税配额中大豆油进口多了,那么大豆的进口就会相对减少,如果折平,比如去年大豆进口了1500万吨,今年承诺进口大豆油是258万吨,如果把大豆油折算成大豆,那么平均一下,进口大豆就会超过2000万吨。

  专家指出,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实际上可以认为我国的粮食进口数量将达到4000万吨,按照这个比例算,我国的进口量将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粮食总产量的9%,压力也就相应地显露出来。

  农业难题,如何破解----“新东北现象”调查(四)

  玉米是不是粮食?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不可思议,但记者在东北采访中发现,这不但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甚至就像吉林省农业专家所说的:“问题想通了,思路理顺了,事情办好了,调整到位了,吉林省乃至东北可能就会重新打开一扇门。”

  粮食大省重新定位

  在人们的心目中,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也是产粮大省,似乎只要粮食产量上去了,粮食大省的最基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东北老百姓的心目中,土地就是种粮食的,寄予土地的希望也就是多打点粮食。吉林省榆树市副市长裴忠说的一句话非常形象,“土地就像一个机器人在默默无闻地喷吐着粮食。”

  去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是1950万吨,其中玉米占到了80%,但据统计,玉米作为口粮的那一部分却仅仅占3%,也就是说其余的完全要用作其他的用途。正像吉林省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炎志所说的,“玉米具有多种属性,既可以作口粮,也可以作饲料,还可以作工业加工原料。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玉米的战略物质属性相对弱化,其经济属性已经成为主导,必须根据玉米消费属性的重大变化,重新审视玉米的功能定位。”

  难题层出不穷

  吉林省农办主任王守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当把生产粮食的思路转向生产经济作物时,就必须具有全局性的思想观念,比如,吉林省的西部是属于干旱区,就要重点搞好饲料玉米、高油玉米的生产;中部平原地区要重点搞好高淀粉玉米的生产;东部山区半山区要重点搞好粘、甜、爆、鲜等实用性玉米的生产。

  其实,在记者所采访过的榆树市,他们也一直在探索着这样做。榆树市农办主任孟繁光告诉记者,针对入世后,粮食产区如何摆脱困境等问题,榆树市从前两年就开始谋划新的思路。具体说就是打好玉米牌,发挥资源优势,稳步推进规模种植业,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重点突破资源加工业,积极培植新型流通业。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思路,主要是考虑榆树是得天独厚的黄金玉米带,农民种玉米有传统,有经验,玉米不仅是高产之王,也是综合利用之王。发展规模种植业,是想解决粮食成本高的问题,发展畜牧和加工业主要是出精品、上水平、消耗剩余粮食,流通业主要是解决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

  但是,吉林省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刘庶明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样做又谈何容易?比如推行规模化生产,现在的土地分散在千家万户,不要说机械化难以进行成片耕作,就是有了好的品种,也会因为混种混收,色泽混杂,造成等级混杂。目前小户分散生产不但带来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更使化肥、农药等充斥田间,不但造成了成本的居高不下和质量的低下,更重要的是,千家万户难以组织起来去面对统一的大市场。

  在采访过程中,一个叫菜国海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家一共分了5亩多地,其中2亩多地是水田,每年都是种玉米和水稻,十多年都是这样,问他为什么不种点别的,他说还能种什么呢?大豆不稳产,旱了、涝了都不行,玉米不但产量高,而且能保证卖出去,种其他的什么新品种,一来没种过,心里没底,二来即使有了好收成,也不知道卖给谁,所以也不敢种。

  记者就这个问题跟一些乡镇干部交流过,他们也有许多苦恼。他们本来也想引进一些新品种,但也是心里没底,不知道销路如何,也不知道产量如何,不知风险该由谁来负担呢?

  政府亟待转变思路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几乎大人小孩都知道中国加入WTO这件事情,也都知道入世会对农业构成冲击,但是不知道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也看不到下一步到底会怎么样,比如,许多村民说他们不知道明年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种什么。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问题专家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目前老百姓比较困惑的角度看,现在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不完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困惑不仅仅在老百姓,也不仅仅在乡村干部,就是到了县、省一级,主管农业的官员也不敢说很清楚。

  那么怎样解决当前农民的困惑呢?实际上就是要取决于政府部门。如果说主管农业的有关部门也说不清楚让农民种什么的话,那农民怎么能清楚呢?所以,如果各级政府部门不能从管农民、指挥农民、命令农民的职能转到引导农民、为农民服务上,那农民的困惑就永远也解不了。当然,政府部门要想一下子转变过来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主管农业的省长、粮食厅厅长,他们必须能够了解全世界主要农产品的动态,他要是没有渠道能够了解这些宏观面的话,那市长县长又如何清楚呢?那么乡长、村长和农民又怎么能够清楚呢?所以入世之后,更大的冲击应该在政府部门,政府怎样改变自己的行为是很关键的,这个转变完不成,再聪明的农民也应对不了入世。

  产区粮企处在蜕变前夜----“新东北现象”调查(五)

  在东北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入世带来的巨大压力和销区粮改的进行,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原本就相对滞后的产区来讲,粮食企业受到的冲击和承受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可以这样说,它们正处在蝉蜕的前夜。

  现行的垄断产区粮食收购的方法面临严重挑战,国家既包不下来,也补贴不起

  由于粮食积压严重,产区的粮食企业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截至去年11月,黑龙江省粮食库存除去中央储备粮食部分,还有340亿公斤,中央和省级财政每年用于粮食超储的支出就高达45亿元。黑龙江省级财政每年需负担13.8亿元的粮食风险基金,但由于财力有限,尽最大努力每年也只能支出近7亿元,缺口6亿多元。专家分析,入世后,我国现行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垄断产区粮食收购的方法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国家既包不下来,也补贴不起。

  榆树市粮食收储公司经理谢世吉说,现在粮食保护价收购,收上来以后国家要求顺价销售,在市场粮价下跌的情况下,粮食企业形势更加严峻。再不给粮食企业自主权,将会是“死路一条”。吉林省榆树市副市长裴忠介绍,现在的粮食企业就像“植物人”,国家借粮食部门的手,收上来粮食,粮食企业只负责管理,自主权很少。目前我们的粮库仅仅是仓储库,不是经营库,粮食企业都在靠着、等着,亏损了也是政策性的,结果道路越走越窄,包袱越来越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行的粮食体制也容易滋生粮食部门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吉林省的一些群众表示,他们的粮食有很多还是卖给粮贩子了,粮贩子利用和粮食部门的关系,再用较高的价格卖给粮食部门,然后和有关人员从中分取差价。

  产区的粮改已经势在必行。

  不过,国有粮食企业控制80%以上粮源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记者注意到,在WTO协议中,已经强调私营企业的不可或缺性。在中美农业合作协定中规定,配额应在国营进出口公司和私营企业之间合理分配,在大米关税配额中规定私营企业要占一半。这就为私营粮食进出口企业,特别是粮食跨国公司抢占中国粮食市场铺平了道路。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粮食市场容量大,在国际粮食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金融资本十分看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特别垂涎和青睐中国这个大市场。这样,我国粮食市场主体将会由单一的国有粮食系统垄断经营逐步向国际资本、民营经济、私有经济等多元化方向发展。

  销区的粮食改革,使得产区的粮食购销、流通体制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销区粮改的进行,一方面为产区的粮改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路子,另一方面,销区调整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作物的面积,给产区腾出了市场空间。但是,这有限的市场空间,12个粮食主产区都在切分。要抢得这块市场,产区的粮食部门必须加速改革进行职能转变。

  浙江是我国这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最早的试点省份。就在全国的粮食企业普遍亏损的时候,从浙江粮食部门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浙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2001年实现利润782万元,一举甩掉了已连续戴了6年之久的“亏损帽”。

  浙江率先在国内取消粮食定购任务后,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利用以订单形式与广大农民建立新型粮食产销关系。从过去的“农民种什么,就收购什么”到如今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引导农民种什么”。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还迫使浙江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放下“粮老大”的架子,改“坐等上门”为“主动出击”,从单纯吃“财政饭”转向吃“市场饭”。他们不仅积极为本地粮食加工企业提供粮源,还在黑龙江、江西等地建立粮源基地,为粮食主产区提供代储代销、委托销售等业务。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产区的粮食企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取消粮食定购任务”,“种什么”由农民说了算。浙江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在上年调减740万亩的基础上,去年再次调减530万亩。粮食与经济作物面积比已调整为6.2∶3.8,产值比为3.1∶6.9。据介绍,浙江的粮食缺口将逐步达到100亿公斤,福建省的粮食缺口最大将达75亿公斤。

  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产区各省的粮食企业已经悄悄开始了从“坐商”到“行商”的转变,主动出击寻找市场了。今年冬天,浙江、福建等粮食主销大省,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吉林、黑龙江、河南过来的政府高层和粮食企业。这些客人一边是来考察销区的粮食市场,一边是来推销自己生产的粮食。同时,他们还悉心咨询,产区需要什么样的粮食,回去后指导生产。销区的粮食改革,使得产区的粮食购销、流通体制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产区和销区之间比较稳定的购销关系必须加快建立 在粮食积压压力越来越大时,黑龙江省的粮食企业较早出击,为粮改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政府的协助下,黑龙江与浙江的粮食企业开展了一系列粮食购销合作。两省去年共同主办了黑龙江(杭州)粮油商品展销会,共签订粮油购销及经营合作合同、协议338份,成交量24亿公斤。2001年6月,黑龙江省在杭州创建了黑龙江粮油商品“一条街”和黑龙江粮油精品专卖店;浙江企业在黑龙江省建立了40多万亩的粮食生产基地。两省企业间还签订了在浙江建立黑龙江粮食储、加、销基地的协议。按此协议,浙江方面将为黑龙江省在浙建立粮食储、加、销基地无偿或优惠提供场地和设施配套,优惠或无偿提供仓储服务,由此将两省的粮食购销合作进一步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产区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农民知道给谁生产,即在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情况下,生产完粮食都卖到粮库;而粮库收购的方向和目的性都不是很明确,什么能收,什么不收,收了之后要放多久,粮库不清楚。粮改的关键是要在这一块做活。从粮食收购开始就要融入市场,知道是给谁收的,倒过来才能促进生产的稳定,也才能促进品种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而在目前两头完全脱节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用户到东北一看,粮库里的东西不是我要的,不对我的路子,扭头就走。

  陈锡文表示,产区和销区之间比较稳定的购销关系必须加快建立。这样,产区的粮食企业知道需求者是谁,知道它对品种、质量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按照它的要求来生产,市场才比较稳定,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才能比较安全、平稳地进行。

  农民致富老瓶颈再套新瓶颈----“新东北现象”调查(六)

  农民张兴林用自己家的情况“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记者能够感觉到,他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焦虑,叹气中流露着无奈。

  张兴林家四口人,一共有二亩水田地,四亩旱田地,年收入至多2000元钱。夫妻两个种地,一个20多岁的女儿,在亲戚家的小吃部里当服务员,每月300元钱的“工资”,一年到头够她自己花就不错了,还有一个读初中二年级的男孩。夫妻两个早就已经意识到靠种这点地只能维持填饱肚子,也盘算着出去打工,或者自己在家里干点什么,但是,这两条道都走不通��出去打工吧,没什么文化,只能干点力气活,待遇当然很低,一不小心老板可能还不给工钱;在家里能干点什么呢?搞点养殖担心卖不上好价钱,搞点编织,又不知道卖给谁,附近也没有工厂。最让他们痛心的是,一年只能忙那么几个月,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悠闲”中度过的,就这样,夫妻两个一直在犹犹豫豫的,到现在也没想出个“辙”。

  其实,在焦虑中无奈的不仅仅是张兴林,记者在采访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党委书记傅则友的时候,他也是很谨慎的叹着气。

  傅则友跟记者算起了全乡的账。青山乡一共有3万多口人,8000多垧土地,其中水田是3700多垧,旱田5000多垧。今年遇到了灾害,粮食产量不太“可心”,一共不到3万吨,卖给粮库45%,卖给自由市场20%,自己留用10%,自我消化掉25%。在全乡的收入结构中,农业占60%,乡镇企业占20%,畜牧业占20%,总收入不到2亿元。

  傅则友说,乡里也一直在筹划着引进点资金,办几个厂子,但由于区位不好,没人愿意来投资,乡里自己没有资金,找银行又不给贷款,这样一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记者也曾经采访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干部,他道出了另一个隐忧:现在农村的问题太复杂了,老百姓指望着村里和乡里能做点事情,但乡政府也不敢迈大步,害怕万一出了风险老百姓不答应,加剧干群关系的紧张。这名乡干部认为,比较好的“模式”是,老百姓自己敢迈大步,一个人有办法、富起来,往往就能带动全村人,政府再出面做服务工作,这样互相“帮衬”着,就越来越兴旺。但现在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也不敢出面,老百姓自己没办法也不想办法,一个劲的指望政府。他打了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富裕”就像一个人在挑着扁担,这扁担的一头是政府,一头是老百姓,政府这头有顾虑,不敢往上动,老百姓也不往上动,都往下“沉”,结果这重量都压在了挑扁担的人身上,而且越来越沉,把挑扁担的人压得越来越小,富裕也就越来越没有希望了。

  这位乡干部总结说,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在这样走路,但事实上是,老百姓想富裕,但苦于富裕无门;政府也想让老百姓富裕,但急在富裕没道儿,都知道穷则思变的道理,可有谁能够说清楚,这致富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今年是中国入世第一个年头,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民的粮食也基本上都卖掉了,收粮部门除了质量上要求严了一点,还是尽可能做到了敞开收购,但是,吉林省榆树市粮油收储公司总经理谢世吉告诉记者,这完全是靠着国家给的补贴,如果什么时候国家不给补贴了,就说不好是什么样了。

  在榆树粮库工作的李铁峰告诉记者,如果国家不给补贴或者少给补贴了,粮食部门只能按照市场需求收购粮食,那时候,收什么粮食、按什么价格收都很难说;老百姓把粮食卖给谁,卖多少钱,能不能卖得出去,也都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预测,老百姓的粮食不好卖将是板上钉钉的事,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将是雪上加霜。

  对此,榆树市农林局党委书记李恒分析指出,现在虽然还看不到入世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但是多多少少已经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有点令人窒息”的压力,这对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的地区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他举例说,国外已经实现了有机农业,而我国一直倡导的绿色农业要消除化肥和农药的“隐患”就至少需要3-5年,这个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么也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赶上的。

  吉林省农办主任王守臣认为,在如何应对入世的问题上,不仅仅是吉林省,就是我国整个的农业和农村也都没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的农业经济主体不懂得如何按照国际惯例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而让政府主管部门措手不及的则是这种压力的深层次表现:与其说我国现在的农产品面对的是国外优质价高的农产品,倒不如说是我国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面对着国外农业管理科学、手段先进的生产组织,两者的竞争不是在一个档次上。

  对此,李恒分析指出,往远处看,我们必须提高农业竞争力。从近处说,当务之急是让农民知道怎样致富:首先要抓紧调整种植结构,比如减少玉米的种植,增加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企业或者种粮大户合作推行订单农业;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税费上减一点,农业投入增加一点,化肥上减一点,农家肥上增加一点,化学农药上减一点,在劳务上增加一点,粗放播种减一点,精量播种增加一点,市场需求比较差的种子减一点,而有竞争能力的优质品种增加一点。这样,经过几年的有序调整,农民致富还是有希望的。

  “弓棚五怪”启示新东北----“新东北现象”调查(七)

  记者在东北采访发现,在粮食积压、农民增收困难的消息中,也有地方早早迈出了结构调整步伐,走出了农民靠天吃饭的原始作业方式,面对入世,步伐走得更加坚定欢快。

  吉林省榆树市弓棚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这里,出现了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五怪”现象:农业大镇,85%农民不种地;产粮大镇,年产粮8万吨不够用,每年还要外购3万吨;粮价下跌,农民收入逐年递增;生猪大镇,生猪不够卖,每年还要外购30万头;销售领域收入比生产领域高,即卖猪收入比养猪收入好。

  弓棚镇党委副书记李广介绍,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一部分劳动生产力,转移到畜牧业、运输业和中介服务业上,并适时推进土地流转集中,实行规模经营,使农业和其他产业相互促进,这是弓棚镇发展的基本思路。榆树市副市长裴忠表示,弓棚镇走的这条道路,对整个榆树乃至东北农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机化推进土地流转

  弓棚镇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幅员面积244公里。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机械化耕作已经深入人心。

  弓棚镇党委副书记李广介绍,该镇的农业机械化已有40年历史。全镇8200公顷耕地从秋翻、春耙、播种、中耕、除草、脱粒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去年虽然遭遇了较为严重的旱灾,每公顷粮食产量还是保持在7000公斤。

  据介绍,弓棚镇的斤粮成本为0.228元,比人畜作业斤粮成本0.292元减少0.064元,全镇机械化作业4000多公顷每年可节约成本500万元。

  当农业机械化达到了一定水平时,弓棚镇开始推进土地流转集中的工作。2001年,弓棚镇长山村全村规模经营达到600公顷,流转户数为258户,205公顷土地。土地流转的有序操作,不仅缓解了村、组经济债务链,收缴多年陈欠30万元,还使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农机合作社等经济实体集中,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在大量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时候,农业劳动力也被解放出来。李广介绍,全镇2.1万劳动力,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3200人,占15%。

  合作社为农民闯市场撑腰

  李广介绍,实行土地流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弓棚镇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转移到其他的产业上,而且得到的收入比种粮要高得多。弓棚镇去年人均收入3500元中,牧业占到50%,农业占9%,多种经营占18%,乡企民营占23%。第二、三产业发展如此之快,合作社发挥了较大作用。

  农业劳动力的解放,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拉动对运输的需求,又催生了运输流通业的发展。在市场处于自发的状态时,弓棚镇政府因势利导,剖析农业、畜牧业、运输业传统的单门独户作业方式所带来的风险大、适应市场能力差等弊端,积极组织了农机合作社、牧业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在推进农业机械化时,他们早早引进了股份制,组建了农机合作社。在弓棚镇长山村,村里将集体所有的农机具和库房等123.5万元的固定资产评估作价,按土地占70%、人口占30%的比例折股到户,每股300元,折合4117个股份,农户按自愿原则持股入社,合作社成立农机队,对内把合作社成员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经营,统一完成各种农业生产环节。另外,对于农机经营所得,实行按股分红。

  随着养殖业户数量的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一家一户的分散养殖方式不仅受销售领域的限制,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盲目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受到农业合作社的启发,弓棚镇兴办了5家牧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到150户,制定了合作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在牧业合作社中,农民自愿参加、自助经营、自我服务、自谋发展,以农民资本和劳力结合,共同致富、共担风险、互惠互利,这样就从分散独立经营变为千家万户联合经营统一行动。合作社对内统一购仔猪、饲料,统一改良,统一防疫;对外实行联合销售,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从而拓展了生产销售渠道,增加了产业效益。

  产业化管理模式赢得了市场信誉。在合作社成立时,山东龙大集团慕名而来,与合作社签订了年销售20万头生猪的协议,极大地影响了南北各地的大市场,同时使弓棚镇的规模养殖户由2300户增加到3000户。另外,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科技推进工作。饲养业户共同普及推广了EM菌的应用,兴建了太阳能猪舍、牛舍,还建立了良种猪繁育基地,种植饲料饲草,有效降低了成本。

  牧业的发展带动了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去年8月,弓棚镇顺发运输合作社成立,一些农户纷纷加入,专门贩运生猪的双桥大货车一下子由20多辆发展到163辆,生猪日出栏由500头、1000头发展到现在的2000头,全镇仅贩运生猪日创产值100万元。随之而来的是,100余台中小车辆焊上猪笼子,到周边乡镇及县市贩猪,使弓棚镇成为东北生猪交易集散地。

  中介服务创造效益

  在弓棚镇,记者了解到,最受尊重、最富有的是当地的农业经纪人。

  目前弓棚镇已经涌现出500多名经纪人,形成了遍布大江南北的产品营销网络。长山村村长张宝说,经纪人不仅打开了销路,而且带来了很多的反馈信息。他们还购置了微机,在家里上网浏览全国市场的产品供求状况和价格动态,并将当地的各种信息上网发布。当地经纪人的代表李晓侠,最初肩扛车驮搞贩运,现在已经在长春、哈尔滨两市定点屠宰,就地销售,形成了收猪、运猪、屠宰、卖肉一条龙的产业化链条,给本地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受益。

  在当地,经纪人还享受着各种优惠政策。榆树市出台鼓励对策,农村经纪人进城免收城市增容费,优先落户,子女优先入学;持证经纪人减免有关费用。另外还创办了经纪人培训学校,在市场营销、经济法规、社交礼仪等各方面加强系统培训。

  李广说,对于处于信息末端的农民来说,通过中介和市场进行接触、沟通是必经之路。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行土地规模经营,让农民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这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眼下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先让农民找到新的出路,而不是依赖土地。

  弓棚镇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得比较成功。榆树市副市长裴忠在向记者总结“弓棚现象”时,表示今后弓棚镇乃至榆树市要抓紧的是农产品的加工业,发展畜牧和蔬菜的加工,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裴忠认为,弓棚镇之所以能够从容地面对入世,就是农民及早开动了经济头脑,不是困在土地上,而是主动到市场上找到饭吃,而且还要越吃越香,这样农民才能真正增收,而且永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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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挤出效应”研究

原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欢、张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4);朱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目前,各地主要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本文对109个农业县(市)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教育经费和县级财政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县级财政获得上级转移支付大幅增加的同时,教育经费占全县财政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出现“挤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挤……去看看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原载《人口研究》2006No.5P.57-63  摘要: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去看看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因此,这里研究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中国是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各地区之间,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因此,要想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中国社会分层变迁的全面情况几……去看看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提要]本文以吉尔茨作品讨论的“雷格瑞事件”为由头,指出遵从“地方性知识”立场的“独特事件”分析,似乎隐含着矛盾的认识论原则。它使得本为追求多元认识论的研究,走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采取了一元认识论的绝对主义立场。本文进一步提出,这种矛盾,或许与“社会事实”的哲学观念有关。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经验主义分类模式影响下,社会事实被“客观真实”追求所笼罩,它倾向于排除(各种或它者)知识建构对事实界定(因而使其呈现多元性)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独特性”和“一般性”辩论,也不自觉地染上相互排斥的倾向,这样,“独特事件”分析对……去看看

“恕道”的现代表达

和过往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个人始终认为道德伦理问题与其 “理想化”“主义化”,不如实实在在地“规范化”。空谈心性是宋明之儒的一大毛病,道德理想主义走下去的话,难免重蹈此途。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任何主义。仅就道德这一块而言,我们所缺的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而是并无理想色彩但却可以践行的规范。在“失范”日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的今天--比如,我们有商业运作,但却缺乏规范意义上的商业伦理;有政治运作,同样也缺乏规范意义上的政治伦理;甚至学界亦有建立学术规范的吁请,此正可见学术运作也……去看看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摘要: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的计量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医疗、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一些流行的观点不能得到计量结果的支持。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去看看

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要丰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参与愿望增强的要求,从基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无独有偶,被称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最新发展的“协商民主”,也特别强调公民参与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协商、讨论对于政治民主具有实质性意义。这里涉及到了不同民主制度下的一个共同话题:公民参与。……去看看

纪念九·一八

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尽已有五十七年了。   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文化,传到日本,哺育了日本,但我们中华,从日本得到的回报只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一切的原因只在于日本这个国家的侵略成性,日本一直未能出现大国文明最高标志的非凡自主创造,日本人也没有源自内心深处真正的文明精神,日本的文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低下的。而中国却在明代、满清政府无耻、腐败、混乱的统治下衰败了;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被无休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民族的活力。   中国和日本今后会一直和睦相处吗?   没有人能够真正预知未来。已过去的是历史……去看看

财政分权下的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公共品拥挤效应和劳动力流动

美国德保罗大学公共服务研究所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4期  摘要:本文利用了中国财政分权早期阶段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跨省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有两种对立的效应: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的效应,以及当地公共品拥挤效应所带来的对劳动力流入的限制。本文实证结果证明,在较低级别的政府层次,拥挤效应更强。  关键词:地方公共品拥挤效应;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  原文下载(1.25 MB)……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