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

——国企改制的性质与效率分析

 经济管理    2009/10/01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永霞(1980-),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硕士研究生;贾良定(1969-),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张君君(1981-),女,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摘要:国企改制就是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古典企业或现代企业,从而体现企业自主意志、消除隐性所有权和剪去进入权的所有权尾巴。改制的本质是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改制为古典企业,所有权和进入权两者的配置效率和激励效率的增加都是确定的;改制为现代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效率和进入权的配置和激励效率增加都是确定的,而所有权的激励效率则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证券、经理、产品等诸市场的有效性。因此,国企改制的路径是渐进的,并且应以所有权改革促进市场建设,从而逐步推进国有大型企业改制为现代公司。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制;所有权;进入权;配置效率;激励效率

  1979年至1992年所进行的利改税、下放自主权、厂长负责制、承包制、租赁制等一系列国企改革,都仅限于经营权的调整;1992年开始,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实行产权多元化、法人治理制度、国退民进等,进行国企改制[1](pp.6-7)[2](p.5)[3](pp.49-50)。国企改制是指国企的产权和制度创新,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古典企业或现代企业,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所有权(ownership )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意志的主体,并用企业的净资产转换员工的所有权身份,强化所有权激励机制;二是进入权(access)改革,使企业员工成为自主意志的主体,使职工由国家人、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强化进入权激励机制。因此,国企改制的本质是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以充分发挥所有权和进入权的各自激励作用。

  一、国企改制的性质分析

  国企改制就是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古典企业或现代企业。

  1.国有企业的特征

  国有企业有如下特征:第一,企业的国家意志体现。国有企业所有者是国家,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一般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国家身份出现)委托经营者进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国家和企业经营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第二,企业员工的隐性所有权。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又作为国家公民而拥有国企的所有者身份,而这种所有者身份是一种在位的权利和象征,是一种不能换现的隐性所有权,不具有流动性和市场交易性,从而也构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国家人”、“单位人”身份。[4](p.38)第三,企业员工进入权长着一条隐性所有权的尾巴。国有企业中,无论是经营者还是职工,他们的进入权都处于隐性所有权的阴影中。

  国家,通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就是说,国家拥有对国有企业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国家委托经营者经营国有企业,经营者只行使委托合同所明确规定的权力。现实中,经营者实际上行使了一些剩余控制权(即所有权),这一方面是由于监督制度不健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励经营者,把经营者分享企业剩余作为激励机制,以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5][6](p.73)。

  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代表和意志体现,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作为公民和企业内部人,自然而然地拥有所有权身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只是全体公民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虽然拥有所有权身份,但由于所有权是隐性的,它既不可能换现,又不可能参与市场流动和交易。隐性所有权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天然地属于该企业,成为所谓的“国家人”、“单位人”。

  “进入权”是指能够使用某项关键资源或者对某项关键性资源起作用的能力。一方面,首先拥有某项能力才能被企业赋予进入权;另一方面,拥有了进入权有机会将该能力发展成为企业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我们可以把进入权理解为企业专用的人力资本。在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中,虽然也通过企业文化、规章制度等塑造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但是员工的所有权是可以交易的,并且进入权与所有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国企中,员工的进入权拖着一条隐性所有权的尾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员工的进入权不具有自主意志。如果没有合理地获得隐性所有权,即使一位公民有才能经营该企业、有能力操作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且愿意进入该企业工作,这位公民也不会被分配进入权。同时国企员工的人力资本也不能自主地在市场上流动。其二,进入权激励机制隐含在所有权激励之中。企业对经营者和职工专门化的人力资本的评价和奖励大多体现在隐性所有权之中。

  2.古典企业与现代企业

  作为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manager risk bearer )身份合二为一的企业家在古典企业中处于中心位置[7](p.290)。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给出了古典企业的基本特征:“古典企业的本质是具有如下性质的契约结构:(1)联合投入的生产;(2)若干个投入所有者;(3)有一个团体是所有联合投入的合约所共有的;(4)这个团体拥有与任何投入合约进行再谈判的权利,在谈判时可独立于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的合约;(5)这个团体拥有剩余索取权;(6)这个团体拥有出售这一中心的合约的剩余地位的权利。”这种制度安排真的有效吗?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的本质是“队生产(team work )”。[8](p.794)队生产产生了“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计量报酬”的困难,导致成员偷懒行为或搭便车行为;为了减少偷懒行为,一种自然的解决方法是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对监督者的一种约束是由其他监督者提供的市场竞争,但这并非完全有效;另一种约束是授予他获得队的净收入的权力和向其他投入支付净报酬的权力。监督的专业化加上监督者对剩余索取权身份(a residual claimant status)的依赖,将使组织内偷懒减少。这个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监督者。“队生产”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但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企业内部的计量问题(从而解决不了偷懒问题),这种“监督”和“剩余索取”合二为一的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使报酬支付与生产率之间更加一致”[8](p.778)。

  但是现代工商企业已远不是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身份合二为一的古典企业。现代企业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并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类企业已在美国经济部门中成为占优势的企业机构”[9](p.3)。这类在当今世界经济部门中占优势的企业机构,大量的“没有财产的权力”的支薪经理控制着这类企业的生产经营。[10]要理解现代企业,就需要把管理者(即上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定义中的第3和4点)和风险承担者(即上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定义中的第5和6点)分离[7](p.291)。经营者是决策制定的管理者,而股东是风险承担者。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中,企业是多种投入的队生产(即第1和2点),这就产生了投入和产出的计量问题,从而产生了偷懒行为。减少偷懒行为的办法是激励人们精确地计量,从而使报酬支付与生产率之间更加一致,这样就设计出了管理者(第3和4点)与风险承担者(即5和6点)合二为一的制度结构。一旦管理职能和风险承担职能分离,精确计量的激励就不存在了。企业内部的经营者承担管理职能,而由此所产生的风险由证券市场上的股东所承担。人们自然地要问:两权分离的企业是如何解决经营者的偷懒问题(机会主义行为)的?

  要想理解这点,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古典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本质区别。古典企业是通过所有权(剩余权力)机制来激励经营者(我们不妨称之为“直接激励”),并通过经营者来更加精确地计量其他参与者的投入和产出。而现代企业用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内部人对经营者位置的竞争、董事会约束、产品市场等综合竞争和监督机制来激励经营者[7](pp.292-295)(我们不妨称之为“迂回激励”)。这些机制虽然不同于所有权的风险承担,但其作用就是要求经营者对其决策的后果负责。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激励机制(如股权、期权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由于现代企业的发展,经营者迂回激励得到迅速发展。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董事会制度、内部竞争机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话,迂回激励方式不可能实现,直接的所有权激励则更有效。比如,如果企业经营者仍然由政府考核、政府任命,这类企业不可能转变为所谓的现代企业,即使转变也很难生存。同样道理也存在于证券市场、产品市场中。

  3.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

  国企改制就是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古典企业或现代企业,这在三层次上转变:其一,企业由体现国家意志转变为体现自主意志。由国家所有权转变为私人所有权。其二,经营者和职工的隐性所有权显性化。其三,剪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进入权的那条所有权尾巴。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转变身份,经营者和职工之所以能够经营管理从而使企业运转起来,是因为其进入权,而非所有权。无论是转变成古典企业还是现代企业,企业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的进入权都完全分离。企业所有权具有市场流动性和交易性,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进入权也具有市场流动性和交易性。经营者之所以成为企业经营者,职工之所以成为企业职工,都是因为他们的进入权,而非所有权,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由所有权身份转变为进入权身份。即使在古典企业,经营者又是所有者,但一旦其进入权不满足条件,要么其所有权将易手,要么其转变成只拿红利的所有者。

  在现象上国企改制表现出的上述三个转变,在实质上体现了所有权和进入权的分离,实现了两者相互独立地运行。所以,国企改制的本质是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有人认为,应该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一,改制为古典企业,就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结合,对经营者形成直接激励;第二,对国企一般员工来说,本来就不存在经营权,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对企业机器、设备等操作的能力,但是他们具有所有权身份;第三,无论是转制为古典企业还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和职工都是由于对企业关键资产的使用和处理的能力,而获得了企业员工的身份。

  所有权理论认为,所有权就是剩余控制权,为激励代理人,可授予其一定数量的所有权[6](p.75)。所有权通过对事后剩余分配的影响,对事前投资决策发生作用,因此所有权安排意义在于使事前投资扭曲最小化[5][11]。但是,因为所有权对产出的分配是无条件的,而不需要考虑代理人自身的行为,因此,如果代理人获得了对资产的所有权,将会产生一种自满的情绪。反过来,如果代理人只有进入权,那么其不进行专有投资的话将没有任何权力,并且其还必须进行正确的投资[12](pp.405-406)。所谓正确的投资就是对企业有价值的投资,对企业价值提升越重要越关键,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就越有价值,其进入权将越大。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以使其发挥各自的激励作用。

  二、国企改制的效率分析

  经济学的核心是效率[13](p.392)。微观经济学关心的是配置效率,而无视非配置效率,但实证数据说明,配置低效率导致的福利损失通常不超过0.1%,而非配置效率是经济增长进程中很重要的方面[13](p.397)。莱宾斯坦把效率分为两类:配置效率和X 效率(指非配置效率)。所谓配置效率是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所谓X 效率是指组织内主要与激励或动机有关的效率。文献中,配置非效率主要研究由垄断和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微观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和产出间确定关系的生产函数,因而不考虑企业内部的非效率。但是由于:(1)劳动合同是不完全的;(2)并不是生产的所有要素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的;(3)生产函数不是完全确定和已知的;(4)厂商并不总是处于竞争的环境中的(如竞争性企业在某些方面可能进行合作,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去仿效其他企业),所以投入和产出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关系。[13](p.407)因此,激励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努力和搜寻信息的努力程度的重要性在增加,X 效率是存在的。莱宾斯坦给出了X 效率的三个重要方面:(1)企业内部激励的效率;(2)外部激励的效率;(3)非市场投入的效率。[13](pp.406-407)

  基于莱宾斯坦的分析框架,以及上文观点——国企改制的本质是所有权与进入权分离,表1给出了国企改制的效率来源:所有权方面的配置效率和X 效率,以及进入权方面的配置效率和X 效率。本文讨论所有权和进入权方面的X 效率仅涉及企业内部和外部激励的效率,而这两方面的效率正是莱宾斯坦所说的X 效率中的主要部分:激励效率。因此,下文用激励效率代替X 效率一词。



  1.国企制度的非效率分析

  首先,隐性的和分散的所有权起不到所有权的激励作用(激励非效率)。国家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又是国家公民,自然而然地具有所有者身份,但是,这种所有者身份是隐性所有权,是一种不可分解到个人产权的公有产权,表面上人人都有,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在古典企业中,把所有权集中地、明确地安排给经营者,以此一方面激励经营者自己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激励其监督职工努力工作。国有企业这种分散的、隐性的所有权安排对经营者起不到应有的所有权(直接)激励作用。

  其次,隐性的和分散的所有权不具有市场交易性,不管企业产品、规模、结构,以及市场如何变化,产权结构都稳定不变,产权既不能在企业间有效配置,也不能在企业内有效配置以形成最优的所有权结构。这导致配置非效率。

  第三,进入权长着一条隐性所有权尾巴对经营者和职工专用性投资的努力起到反作用(激励非效率)。国企经营者和职工所拥有的进入权是以所拥有的所有权为基础的,而所有权是隐性的,因此每位国企经营者和职工的进入权都带着一条隐性的所有权尾巴。员工所拥有的进入权与其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成正相关的关系。员工专用性投资越多,意味着员工对某项关键资产的工作能力越强,即拥有的进入权越多。进入权的隐性所有权尾巴实质是进入权的可占用性准租。可占用性准租越大,员工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激励越弱[14]。这就是说,进入权长着一根所有权的尾巴,削弱了员工的进入权,造成激励非效率。

  第四,拖着一条隐性所有权尾巴的进入权削弱了人力资本的市场交易性(配置非效率)。由于国有企业中的进入权中包含了隐性的所有权,一旦员工离开原来的企业,那么其在该企业中的那些不能货币化的隐性所有权便完全丧失了。所以国企员工人力资本的市场交易性差,并且市场交易动机低。只有当市场上的出价能抵消隐性所有权丧失的代价时,人力资本才愿意流动和交易。

  第五,即使所有权安排不是隐性的,这种分散的所有权安排也会削弱国企经营者和职工专用性投资努力的激励(激励非效率)。一方面是因为拥有所有权的员工产生自满情绪,另一方面是因为拥有所有权的员工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与其剩余的获得无关[12](pp.405-406)。

  2.国企改制:所有权方面的配置效率和激励效率分析

  首先,改制后,企业所有权具有市场交易性,所有权市场交易产生配置效率,并由此形成有效的企业间交易关系(配置效率)。虽然国企的所有权非常明确,由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但所有权不能参与市场交易,同时不同国企的差异性不能在所有权得到体现。国企改制后,所有权既具有交易性,又具有企业自我意志。通过市场机制,所有权不仅能在企业间得到优化配置,而且通过谈判企业间达成有效的交易关系。企业间的交易关系从市场交易、短期合约、长期合约、相互人数参与、少数所有权参与、多数所有权参与到完全所有权(即一体化)构成连续统一体[15][16](p.321)。如果企业所有权具有企业自我意志,企业将根据所需完成活动的性质,选择企业间最优的一揽子交易关系。

  其次,国有企业改制为古典企业,所有权集中于经营者(少数)手中,形成直接所有权激励。由于经营者的所有者—监督者身份,他们既有动力努力工作,又有动力监督职工努力工作(激励效率)。

  第三,如果国企不是改制为古典企业,而是所有权在企业员工中分散拥有,只要允许所有权交易,那么经营者(少数)有动力购买其他员工的所有权,其他员工也愿意把所有权卖给经营者。也就是说,只要允许交易,改制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会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最优的所有权结构(激励效率)。

  第四,经营者隐性所有权显性化后,所有权具有交易性,外部所有权市场对经营者产生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经营者努力地做正确的工作(激励效率)。

  第五,如果国企资产极其庞大,不可能改制为古典企业,也不可能由员工分散持股,这种情况下,国企改制为现代公司。通过上文分析知道,在现代企业中,其对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是迂回机制(市场压力),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机制。所以,如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内部人对经营者位置的竞争、董事会约束、产品市场不能很好地反映经营者的实际绩效,那么,改制为现代企业不会产生所有权方面的激励效率。

  3.国企改制:进入权方面的配置效率和激励效率分析

  首先,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带来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剪掉了那条隐性所有权的尾巴,经营者和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入权(专用人力资本)在人才市场上进入交易。原先的所有权尾巴在现实中往往很长(如在职住房、在职补贴等),人力资本市场交易成本高。

  其次,剪掉“所有权尾巴”后的进入权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进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激励效率)。国有企业改制后,与员工签订雇佣合同,分配进入权给员工。企业根据员工由此进入权所进行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来考核、晋升、奖励员工,以及决定进一步的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员工就必须认真努力地学习机器设备的操作技能、学习如何与同事更好地协作等等。如果他不进行专用性的投资,那么在企业结构中他将没有任何权力可言,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没有竞争的能力,他将会被其他的竞争者所取代。换言之,员工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投资,将会丧失其进入权。

  第三,剪掉“所有权尾巴”后的进入权将员工的身份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外部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经理市场的压力激励经营者和职工努力地工作(激励效率)。

  第四,改制后,所有者身份所带来的惰性和隐性评价不存在了,人力资本外部选择动机大大加强,从而经营者和职工预期企业对人力资本敲竹杠可能性下降(即企业的道德风险下降)。经营者和职工的这种预期,将激励其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率)。道理很简单,当人们预期到事前的投资收益不会被别人所剥削时,其事先的投资激励越强,即使这种投资是专用的(只要不是完全专用的)。

  三、评论与思考

  由上文分析可知,国企改制为古典企业,效率增进是完全确定的;国企改制为现代企业,所有权方面的配置效率以及进入权方面的配置和激励效率增进都是确定,但所有权方面的激励效率增进是不确定的。表2给出简要的总结。在现代企业中,其对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是迂回机制(市场压力),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机制。有效的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内部人对经营者位置的竞争、董事会约束、产品市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是关键的。



  1.渐进式的国企改制是合理的

  由表2十分清楚地看到,国企改制为古典企业的效率增进是确定的,而国企改制为现代公司的总体效率增进是不确定。改制为现代公司所有权方面的激励效率增进与否取决于市场有效性。这种激励效率来自于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在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公司治理结构、经营者的选拔机制是处于建设初期,其有效性很有限。所以,先改中小型国企为古典企业,再考虑改大型国企为现代企业,这种渐进式改制是合理可行的。据调查,1995年到2003年,国有中小企业由24.5万户下降到14.7万户,减少了9.8万户;实现利润由22.8亿元提高到1968.2亿元,增长了85.3倍;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面已达85%左右[17]。

  2.能改制为古典企业的,应该改制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把国企改制为古典企业,其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采取所有权激励经营者。如果能改制为古典企业的而没有彻底改制为古典,如国有股比重过大、股权分散、职工持股过多、股份合作制等,这就没有达到改制的目的。这种改制在现实中需要二次改制。如隶属于某铁路局的建筑工程公司于2001年底完成改制,改制后国有股占56%,内部职工股占44%,改制后企业各项经济指标无显著变化[18](pp.110-111)。考察该企业的学者建议,“完全私有化,使国有股份逐渐退出经营”[18](p.113)。我们还要建议,由经营者收购职工股,使股份集中于经营者手中。

  现实中,原先国有和集体小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现在,许多股份合作制企业正在进行二次改制,向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转变。如在杭州、宁波、上海、南京等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开始基本都是职工人人持股,而且股权比较均等,按当地的有关政策规定,改制之初经营者持股数量一般是职工平均持股数量的510倍。近年来其股权开始向经营者集中,股东人数逐步减少,有的企业经营者持股已占到总股本的20%30%左右[19]。

  3.新成立一方代理国家所有权的改制,其所有权安排方面的激励非效率更糟糕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一个新机构来代理国家所有权,持有改制后企业的股份。如果这些企业的股份可以私有化,就应该私有化,不然就增加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所有权安排的激励非效率更糟糕。如果这些企业的股份由于数额巨大(私有资本不够多),或由于国计民生的战略意义,不能私有化,这类企业是否改制为现代企业,要具体比较改制后效率的得与失:得是所有权配置效率增进与进入权的配置和激励效率增进的总和,失是所有权激励效率下降。如果前者的得足以抵消后者的失,则可考虑改制。否则可以考虑维持国企体制。

  4.所有权安排论与市场竞争论是互补的,现实的选择是所有权改革促进市场建设由上面分析可知,如果要彻底完成国企改制,市场建设是必需的。如果没有证券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现代公司无法生存。同时也看出,国有中小企业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改制为古典企业而有效地运行。无数个具有企业自身意志的企业主体存在,将会加快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这样,以所有权改革促进市场建设,从而逐步推进国有大型企业改制为现代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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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yegaizhi.com/5zhigong/004.htm.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Access——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iciencyof China SOE's System Reform

  CHENYongxia ,JIALiangding,ZHANGJunjun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

  Abstract:The system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means thetransformation of SOE's into the classical or modern firms so as to give expressionto the firm's selfdetermination ,to eliminate employees'implicit ownership andto remove the implicit ownership tail from the employees'access.The system reformof SOE's is in nature a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access.When SOE's are transformedinto the classical firms,both allocative and motivational efficiency ,resultedfrom the reform of both ownership and access will certainly be improved.When SOE'sare changed into the modern firms ,the improvement of allocative efficiency causedby ownership reform is certain,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allocative andmotivational efficiency caused by access reform.But the increase of motivationalefficiency resulted from the ownership reform is uncertain,because the motivationalefficiency with the ownership reform depends on the efficacy of a series of marketssuch as security market ,manager market,and product market.Therefore ,the systemreform of SOE'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marketscan be promoted through ownership reform so as to transform gradually the largescale SOE's into the modern corporations.Key words :SOE's ;system reform ;ownership ;access;allocative efficiency ;motivation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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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战略调整

   2010/09/0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摘要: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阶段性特征、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以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都要求中国能源战略,尤其是能源结构战略,进行相应调整。以往中国的能源战略规划主要是从能源储备和能源生产,即能源供给侧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能源结构战略亟待调整。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要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建立优化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进而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导……去看看

分化与流变: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

原载《南方周末》2008-12-11  30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相当丰富。总的说来争论不在体制内而在民间,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不落传统意识形态窠臼  思想起点和19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去看看

Deepak Lal论文化与发展

译者按语:看不到作者的著作,仅就本文中简单的论述看,作者对于“物质信仰”与“宇宙信仰”的区分未免太机械了,其实这两种信仰,都是某一社会用来规范其社会成员行为,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而已,因而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物质信仰,亦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比如作者所指出的政治合法性,二十世纪很多东方国家关于政治合法的概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再坚硬的精神盔甲,在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前,恐怕总会有所变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精神观念和道德规范不能随环境而变化,则人们要他何用?知识分子总是……去看看

NASDAQ泡沫的破灭与中国ICT产业的商机

2000年4月NASDAQ泡沫破灭以后,曾经风光一时的dotcom公司大量倒闭,到了2001年第1季度,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即使一些老牌的信息通信(ICT)企业也纷纷裁员。这使一些人产生了对高新技术产业前景的悲观看法。我觉得,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持有悲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汽车、微机等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曾对市场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冲击,由于非理性狂燥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崩溃会造成经济的短期振荡。而在振荡过去后,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仍会显现出来。  首先,即使对美国经济而言,网络股泡沫的……去看看

法治的危机

我们目下所面临的危机,我称之为“法治的危机”,但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危机”,而是一个“要求法治的社会的危机”。    据报载,1997年某日,河南一经济案件当事人不服最高法院终审判决,率本厂职工及当地派出所所长等20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将审判长李某“揪住脖领团团围住”,推搡中将其手表拽掉。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某“路过,上前解救,左手大拇指当场被撅折”。李某则由两名法警奋力救护到法警值班室,躲避近两小时。该经济案件迄今未得到执行。(详见《南方周末》6月4日“人与法”版)  读了这篇报道,即使像……去看看

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

没有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斗争就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温:在人们讨论自由主义的时候,认为你所受到政治上的高压或者不民主的环境本身,使人们比如你这样的人,倾向一个理念上的自由民主。因此把理念上的自由作为一个人们祈望的目标。不久前,有一个智者讲过:在原来没有社会主义民族民主运动之前,西方是谈不上自由、民主的,而因为形成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起来了,并且使用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似乎意味着集权、流血,不讲民主博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使得西方国家把自由民主当成意识形态来和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对抗。这种意识……去看看

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总第66期)   中国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曾三次大规模修宪,先后产生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1978年的“四个现代化宪法”及1982年的“改革开放宪法”。1982年的修宪方式类似于制宪,不仅设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而且还采行了公开讨论程序、将改宪草案提交各界人士讨论,历时达四个月,比1954年制宪时的讨论时间多一倍。但1982年制宪式的改宪只是使中国从非正常的政治状态回归到1954年的宪法体制而已,并未改革宪法体制。[1]此后,中国又分别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对宪法作了三次小规模……去看看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通过裁决个别纠纷,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重叠统治/政治过程/司法调节/个案  一、引……去看看

论宪法规范的构成要素

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宪法关系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各种规范的总和。首先,宪法规范也是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所具有的要素和特征,宪法规范也同样具有。其次,宪法规范的调整对象是宪法关系。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宪法规范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中一类比较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宪法关系。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内各民族、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同一体系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第三,调整上述宪法关系的规范既有宪法中确定的规范,也有普通法律中……去看看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刘军宁,1961年生人,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公共论丛》、《公共译丛》、《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和《民主译丛》主编,著有《保守主义》、《权力政治学》、《民主、共和与宪政》等著作。本文原载于《公共论丛》,版权为作者所有,此处转载,为学生学习和研究有限政府之治道用。   人类文明走过的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人类对财产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不喜欢财产的人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大梦初醒的好货逐利的石头无视一切阻力而勇往直前。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占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