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土与离乡:西部山区农户的非农兼业研究

 经济管理    2010/09/06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2期

  摘要: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SLF),本文发展了一个农户模型,阐释了在多重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农户的资本禀赋包括人力资本的分布特征和金融可及性等,如何决定农户参与两类不同的非农兼业活动。基于陕西周至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外地打工兼业的关键因素,而本地非农经营兼业还要求农户具备较高的物质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等。

  关键词:资本禀赋;打工;非农经营;可持续生计

  *梁义成,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通讯地址:陕西西安咸宁西路28号,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710049.电子邮箱:liangyicheng2008@gmail.com.MarcusW.Feldman,美国斯坦福大学Morrison人口与资源研究所。电子邮箱:mfeldman@stanford.edu.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shzhli@mail.xjtu.edu.cn.Gretchen C.Daily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电子邮箱:gdaily@stanford.edu.黎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jieli@mail.xjtu.edu.cn.本文研究部分受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8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73094)和美国TNC 、WWF “The Nature Cap ital Project”项目的资助,Stanford大学Morrison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技术支持。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的建设性意见。

  一、引言

  作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两种出路,农民外出打工(离乡)和开展本地非农活动(离土)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农,2004)。同时,作为多样化生计策略的一部分,这些非农活动对农户自身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它们既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也构成了农户风险规避的重要手段(Giles ,2006)。在某种程度上,非农兼业代表着一种较高层次的生计形式和农村发展的新方向,一直以来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Meert ,et al.,2005;Xia and Simmons,2004)。

  在经济落后地区,许多贫困农户不能参与高增长、高回报的非农活动,其生产多样性行为受到资本匮乏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不能获得其他经济主体拥有的发展机会(Ellis ,2000;Pertz,2005)。如教育和培训要求限制了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户成员在城市就业中寻找机会,资金和信用门槛将农户排除在高回报的商业之外,技术门槛使得风险规避的农户不敢尝试新兴的非农活动,相反,这些门槛并不能阻止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户从非农活动中获取较好的回报(Barrett et al.,2006;Haggbladeet al.,2007)。

  国际上关于农户生产领域的选择或劳动力配置行为的理论研究一般基于农户模型展开。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的市场失灵对农户最优化决策的影响(Singh,et al.,1986;Bardhan,1999)。在多重市场失灵条件下,家庭结构和资本禀赋等会影响农户的农业产出和劳动力供给等生产决策(Benjamin,1992;Kevane,1996)。接下来关于生产行为的研究开始重视市场约束的异质性,认为农户对非农市场的参与体现了其基于市场价格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如Sadoulet etal.,1998;Carter and Yao ,2002;Dutilly-Diane et al.,2003;Carter and Olinto,2003),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在农户模型中内生这种决策特征。简单而言,他们并没有模型化解释哪些农户突破了市场约束,参与到非农市场,并在生产中达到决策的利润最大化。农户的非农兼业行为受到了不完全市场的约束,但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农户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决策特征。

  近年来,关于农户非农参与和劳动供给的研究开始重视农户的异质性(De Janvryand Sadoulet,2006)。这种异质性可能与交易成本等因素相关(如Key ,2000;Henning,2007);但更直观和普遍的,则是在模型中引入农户的资本禀赋,以解释异质性对农户市场参与和非农劳动供给的决定作用。如Saldoulet (1998)利用农户模型解释了农户成员在不同劳动供给领域的选择,认为高技能的劳动者会选择出售非农劳动,而家庭的土地状况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子价格同时决定了农户是否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或参与劳动力市场,并利用墨西哥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Wang等人(2007)利用农户模型和中国浙江的数据,解释了农户资本对农户行为的作用,认为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参与,而农业生产性资本的积累减少了非农劳动的供给。

  除了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研究之外,学者和实践家们越来越关注在外界冲击下各类资本禀赋对农户福利和生计后果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的动态性是理解持久贫困和长期社会经济动态的基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正是这类思想和实践的代表。

  分析框架把农户的生计资本细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五类,认为这些资本构成了脆弱性环境下农户生计活动的基础;框架为农村扶贫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检测评估提供了指导,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应用(见黎洁,2009)。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农户非农兼业行为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为我们的研究强化了这样的思想:在脱贫的过程中,农户的非农兼业往往意味着市场参与,并伴随着市场风险,而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只有那些拥有较高资本禀赋的农户才能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从新出现和高回报的生计活动中获利(Barrett et al.,2006)。

  就国内的研究而言,赵耀辉(1997)较早从流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探讨教育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之后的实证研究普遍表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禀赋等对农户兼业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农户基于其资本禀赋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曹阳,2005;句芳等,2008;赵海和彭代彦,2009)。继张林秀(1996)等较为全面地引入西方的农户经济理论之后,一些学者也利用农户模型探讨了农户的生产决策及其相关后果。

  如刘建进(1997)利用农户劳动力模型解释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强调了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差异性。黄祖辉等(2005)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劳动和资金配置的农户生产行为模型,在模型中假设劳动力的利用限于家庭劳动力总和,并且劳动力在不同成员之间是同质的,模型的均衡点取决于资金成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农户的非农兼业行为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在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户面临着资本信用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多重约束(朱喜和李子奈,2006)。这些约束不仅仅体现在非农就业时产生的交易成本上,也表现为高失业风险和高资金成本等方面,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市场约束关键且直接地体现在对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上。在城市中,大多数的农民工仍然面临着频繁失业、工资拖欠甚至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在农村当地,受限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与自有资金的贫乏,非农经营往往得不偿失。农户在做非农兼业的决策时,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市场约束,并对不同活动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在这类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户行为研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决定作用已得到广泛重视(何国俊,2008;Shi,et al.,2007),但除了朱农(2004)等少数的研究外,农户异质性对兼业活动选择及其关系的决定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总体而言,国外关于农户生产决策的理论研究主要利用农户模型进行展开,如何在模型中考虑农户的异质性是其热点之一。虽然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农户的禀赋异质会对非农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在农户模型的理论分析中充分体现。另外,作为多样性生产行为的两项重要内容,“离土”与“离乡”在农户层面的关系研究仍很欠缺。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多限于实证,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非农兼业决策的研究较为少见。对不同非农兼业活动的综合考察局限在个体层面,不能完整反映作为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主体的农户在非农兼业活动上的决策机制。

  本文尝试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扩展。第一,借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思想,构建一个农户模型,阐释生计资本对农户非农兼业选择的影响机制,特别是农户在外出打工和本地非农经营之间的权衡。第二,利用来自西部山区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验证农户模型的主要结论,即农户的生计资本异质决定了其选择不同类型的非农兼业。在实证中,研究控制了家庭结构等变量的影响,并考虑了农户在两类非农兼业选择中可能产生的相关性。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农户兼业选择研究的扩展,将有助于理解农户的生产决策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为后继有关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借鉴。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发展一个农户模型解释农户的非农兼业选择,第三部分为计量设定与数据,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

  五、结论

  本文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发展了一个农户模型,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周至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能够解释不同的非农兼业行为。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内容,非农兼业体现了农户受市场约束的状况。通过农户模型对农户非农行为的阐释,有助于在理论上识别农户的决策特征,理解农户农业生产的异质性,特别是与剩余劳动力相关的劳动时间投入以及农业技术效率等问题。

  在朱农(2004)等对劳动力个体非农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农户层面上考察了“离土”与“离乡”的关系,并将更深层次的原因归结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约束上。相对于以往的实证研究,我们细化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因为研究对象为农户,我们使用了最高人力资本和平均人力资本来替代农户人力资本的分布,这种细化既考虑了迁移者作为劳动者个体的因素,也体现了农户共同决策特征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作用。

  与农业和迁移活动相比,非农经营活动作为另一种主要的非农生计,其收益率相对较高,这种高收益可能来自风险溢价、资本运作和企业家能力的回报(Zhanget al.,2006)。农户进行本地非农经营,除了能够规避外地打工风险,还能兼顾子女教育和老人养老,在可持续生计中具有重要含义。我们的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强调了农户的金融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在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相关性,以及其对农户进行本地非农经营的决定作用。农户金融资本的可及性,往往是其本地非农兼业和脱贫致富的关键。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伴随着城市失业率的上升,生计资本较低的农户既不能“离土”,也不能“离乡”,相关研究和政策应当更多关注这类农户。

  农户层面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更多地考虑家庭结构等因素。

  如孩子与老人对农户“离土”或“离乡”的影响,以及人口因素对农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如劳动力剩余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过度投入行为和低技术效率等。但是限于样本的约束,本文尚没有关注那些既“离土”又“离乡”的农户的生计选择,这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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