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原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贫富不均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除了对它作价值判断,讨论公平与否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确切地了解它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客观影响。本文从需求分析的角度讨论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熊彼特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性研究,它可以提高商品质量并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两部门(消费者和厂商)模型,贫富差距就可以由农民的人口比例β和农民的相对贫穷程度d 来衡量。由于高收入者对于优质商品有更强的支付意愿,收入分配状况影响在普通商品和优质商品之间进行的消费决策和厂商选择,进而影响为生产优质商品而进行的创新活动。结论是:在达到分离型均衡时,减少低收入者数量所引致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创新,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则不利于创新。因此,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基尼系数给定的情况下,对跨国数据实证分析也支撑了我们的理论结果。

  关键词:贫富差距;城乡差异;城市化;经济增长

  *沈凌、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ling.shen @mail .shufe.edu.cn ,gtian @mail .shufe.edu.cn.本研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田国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沈凌感谢“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年度“和谐式经济增长理论”课题组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一、引言

  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从城乡差别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的拉大(Yang,1999,Wu and Perloff ,2004,Benjamin et al,2004,Wan,Lu and Chen ,2006),因此我国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差距。虽然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可以减少农村的贫困现象(林伯强,2003),但是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的研究还很少。国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普遍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Benabou(1996)概括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机制:资本(信贷)市场具有不完美性,政治制度通过税收实现的影响,以及社会动荡。

  另外,家庭生育率和人均教育水平(Croix and Doepke,2004)也受到了重视。这些理论基本属于供给层面的分析,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

  本文沿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基于需求分析的理论模型,来讨论城乡收入差距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短期政府投资增加(比如刚刚推出的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这次发轫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等等都可能导致短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由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获得,而这一切都是创新活动的结果。这是近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于创新活动的决定因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个是供给方面,比如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产权制度的完善等等,这些影响渠道在上面提到的文献中多有论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考虑需求刺激对创新专利的垄断利润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基于需求分析的理论模型的基础。

  由于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来分析,即使人力资本相等,但由政策人为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为此我们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生产率上并无区别,每个人无弹性地提供一个单位的同质劳动力。

  由此,我们假定厂商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并不区分他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但是由于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向城市倾斜,城市人口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比如公共医疗、公园、公共交通等等,因而城市人比农村人口更富有。这种城乡差距在我国是特有的户口制度的产物(Yang and Zhou ,1999),但是也不仅存于中国。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社会公共资源集中于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理论研究发轫于中国,但是不仅仅服务于中国。由于这种贫富差别完全不同于由人力资本等供给面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使我们得以提炼出收入不均通过消费影响经济的逻辑关系。

  从需求上讲,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能力和意愿出高价购买优质商品。所以,厂商喜欢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质量的商品,以便弱化价格竞争,获得最大利益。本文的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体现了这种垂直性的差异化竞争。借用熊彼特的观点,我们模型的经济增长由创新推动,创新成功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率。优质产品首先通过研究活动被发明出来。在专利期内厂商对这个最新优质产品有垄断权。在专利失效以后,人人都可以生产该产品,于是变成完全竞争市场。所以,专利期内的垄断利润是厂商进行创新的动力。根据Aghion和Howitt(1992)的假设,创新的出现服从泊松进程。创新者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因此,收入分配可以通过影响垄断利润来影响在创新方面的要素投入,最终影响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不均对创新与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可以导致进一步的质量分化,由于高收入者会为新产品支付更多,这给厂商带来更强的创新动机。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也会导致新产品的市场狭小,从而不利于激励厂商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分离型均衡中,高收入者消费优质商品,低收入者消费普通商品。如果贫富差距是由低收入者变得相对更穷而导致的,那么对厂商的创新是有利的;如果贫富差距是由低收入者的人口比重增加而导致的,那么对创新是不利的。由此可见,如果只关注基尼系数所衡量的贫富不均程度,而忽视贫富差距的不同成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那么在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的政策实践中很有可能会产生偏差。

  中国现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变。然而我们对共同富裕的关注,往往出自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公正的诉求,似乎为了缩小贫富差别,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本文的主要结论,给我们考虑贫富差别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实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效率和公平是一对可以两全的目标。所以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还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我们政策的制定,就需要考量它对于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两方面的影响,力争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共同富裕。

  就城乡差别来讲,为了缩小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我们很显然有两类政策可以运用。一是直接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入,给农民补贴,来提高农村人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这类政策的例子很多,比如前段时间有部分地区试行对家电下乡进行财政补贴。这是很典型的从需求方面改善城乡差距的政策。但是,从本文模型和结论来看,下乡的家电都是城市里面卖不出去的“低质”商品,补贴农民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只能降低厂商对于高质量商品的研发冲动,降低创新和经济增长。所以这样的政策,或许有改善城乡差别的功效,但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另一类政策是扩大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这类政策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城乡差距,在本文的模型里面,它还能扩大厂商的高质量商品的市场份额,因为高质量商品的消费者是城市人口。因为需求的增加,厂商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益的提高。这样,减少城乡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我们用国别面板数据,选取收入的分段数据和农村人口比例作为理论模型里面的收入分配两个变量的指标。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构成的国别数据,将会展示一个普遍的理论趋势,而我国的发展正处其中某个阶段,其轨道可能从他国得到验证。比如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占比很低给了我们一个预测:城市化是符合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的。

  因此,国别数据的选用正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我们国家的未来趋势。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的理论模型运用熊彼特的创新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思想,实证时将GDP 增长率视作创新率的指标。一方面是因为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本来就是高度相关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技术创新。另外一方面也部分地反映了现实。在现实里面,人们可能总以为经济增长就是数量的增长,似乎和我们的创新率并不相符,其实不然。比如,我们的汽车销量增长带动GDP 增长,貌似数量的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它就是一个出行工具,在没有汽车以前,我们出门坐马车轿子,现在被汽车替代,我们所有的还是一个单位的出行工具,但是它的质量得到了提高。所以,汽车的销量增长可以看作出行工具的质量增长。因此我们选取GDP 的增长率也不是和模型完全没有联系的。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第二部分通过一个简单例子说明我们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提供一些简单的实证支持,最后是总结。

  六、结论

  本文区分了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指标:农村人口的比例和农村人的相对贫困度。然后通过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分析了它们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我们的结论是:由于低收入者的相对贫穷程度的改善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对经济发展不利,而由于低收入者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对经济发展有利。这个结论也表明,仅仅关注基尼系数,不区分影响基尼系数的不同因素的动态变化,就不能对我们的政策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

  我们的结论在政策上面的体现,就是强调了一个能够同时达成城乡差距减少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赢的可能。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比单纯的给农民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同样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的前提下,更加能促进经济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式,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两全。当然,推进城市化,短期来看会影响城市人的福利,这个和现在有利于城市人的收入分配政策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由于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且,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这就给我们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具体的政策提供太多的讨论。

  本文的结论建立在一个需求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它有别于一般从供给角度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本文的模型更加类似于熊彼特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型,强调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联系这两类模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探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件类型: .pdf原文下载 (333.78 KB)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为银行业把脉

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目前业界对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字仍在争论,我并不认为这个争论有足够的依据,”吴敬琏说,“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具有脆弱性?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说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中国至关重要。吴敬琏认为首要的原因是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银行的信贷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   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外援融资的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占96.2%,到现在仍然接近90%。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融资形式。   那么这种状况是否会很快有所改观呢?最近几年……去看看

现代国家制度下的中国县制改革

两千多年来,在数不清的朝代更迭与治乱循环中,中国的县制基本保持稳定,长期担负着基层政权的职能。进入二十世纪后,包括县制在内的行政区划如同其他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县制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怎样的前途:兴耶?废耶?存耶?亡耶?本文将分析它在二十世纪中的演变与兴革,然后对其未来走向给出一个建议。  一、兴县:二十世纪的“新县制”  一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中,行政现代化常常走在前头。例如日本,在建立大学培养高级行政人才,建立现代文官制度,建立警察制度,实行地方自治,推行行政现代化的各个……去看看

当前中共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趋势

(译选者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研究工作会秘书并兼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顾问 (Councillor) )   编者按: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一本「中共的战略性趋势」 (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 专书,从各个角度剖析中共的战略性发展趋势。其论点颇有政策指针性意义。现谨就军事、核武、国家安全的部分,意译精华,敬供参考。   中共的军事战略思维   北京当局认为,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是巩固中共成为亚太区域强权,以及提升其在世界舞台地位的必要条件。同时,其亦坚信,唯有发展现代化国防,才能使大……去看看

农村基督教对传统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替代

文章摘要: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外来宗教在农村的发展呢?本文通过对苏北与皖中两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已有的相关的文献研究资料,从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的衰落所导致的基督教对它的社会功能上的替代来阐述基督教的本土化趋势及其在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信仰;农村基督教;社会功能;功能替代;本土化  一、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  我们都知道:在农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去看看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倾向仍然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城乡迥异且相互隔离的“二元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乡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两个独立的小圈子,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误区。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1.消除城乡壁垒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 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农村肩负这一重任。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去看看

知识管理创造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知识管理上的差距在于:没有完整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数据库,客户管理系统不完善。面对新经济浪潮,知识管理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根据对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423家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进行的调查,毕马威咨询公司(KPMG)在《2000年知识管理研究报告》中披露,很多企业已经将知识管理作为重要话题列入议事日程。有81%的受访公司声称已经实施或正在考虑实施知识管理项目。但众多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很多公司中各级员工还没有很好地运用知识管理系统以获得竞争优势。相当数量的受访公司提到类似问题:员工没有足够的时……去看看

高等教育高收费:公共政策为何排斥社会公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有很大的发展,政治运动对高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减少了,教学质量比70年代明显提高了,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中国并未改变其威权政治体制,政府的权力在不受监督的状态下深深嵌入各种经济活动,其自利的属性展现得日益充分,贪污腐败事实上逐渐合法化了[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2],中国随即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等教育行业全面高收费的教育制度“改革”……去看看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内容提要: 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 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 后现代" 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 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 的一些文化现象,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 后现代阶段"? 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同时试图解释" 后现代" 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现代性" 和" 后现代性" 相互交融的状况, 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去看看

和于光远:关于社会及其所有制理论

80年代初,于光远先生的一大理论发现是提出了"公有制"是对马克思"社会所有制"的误译。用王彬彬的话说,误译是"翻译所造之孽"。重大理论范畴的误译,在"原文"具有宪法地位的情形下,其孽大矣。而于光远先生,直到1997年9月4日("于氏词典"征求意见稿完成)围绕"社会所有制"所作的一系列阐发,则是其新时期的一大理论努力。  在我理解,"社会所有制"首先不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经济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哲学的权利范畴。  "社会"的根本含意不是如一些词典上讲的,是什么"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形态",或者"由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去看看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湖南省衡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等。   本文为于建嵘在燕园评论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去看看

松菊崇拜与魏晋士人心态

一  本文不是论辩式义理阐发而是按材料索骥的实证性文化研究。笔者拈出“松菊崇拜”予以探讨,旨在从一种显态的生命生活方式——草木崇拜个案——入手,揭示古代知识人(主要是魏晋士人群落)奇怪行为背后所潜隐的特殊心态以及古老华夏典籍的复杂意蕴,并尝试将一种新视角——视草木为有意味的符号——导入其中。  二  陶渊明爱好松、菊,众人皆知。明人陈继儒《花史》云:“古之名贤,独渊明寄兴,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篱落之间。”【1】]此诚为知言,但未穷其奥。若仔细观察,渊明岂独寄兴,乃至于坐卧行止,俯仰吟啸,皆与松菊有关。……去看看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去看看

第三波社会主义运动

由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许多人现在已经不相信社会主义了,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是人类20世纪的最大讽刺画”。但与此同时,另一股社会主义却又在逐渐蚕食资本主义,以至于有人认为现在的瑞典、英国、甚至美国都已经被“和平演变”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对于苏东社会主义而言的)。   怎么会这样呢?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改良社会主义的成功?抑或是其它原因?要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最辉煌成果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运动,而非西方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也是现在人们通常说的社会主义一般只是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去看看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引言

当代西方评论罗尔斯正义论的文献数量颇为可观,却罕见从历史文化角度对之 进行的批评,其间的原因似不难发现:首先是因为作者声明他的理论是一种对假设 的理想社会的正义原则的理性设计,非历史的概括亦非对现实的直接指导,因而从 历史角度批评就有混淆不同领域的危险;其次因为作者和评论者都处在同一个文明 之中,对某些已经历史地形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就会视为定论而浑然不觉;再一个原 因则与时代有关,学者们还是受到本世纪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较大影响,虽然,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影响并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的过程之中。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