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来源:《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内容提要:深入研究不同因素特别是政府信任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对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消费者对不同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另外,消费者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有显著的内生性,忽略该变量的内生性会明显低估政府信任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曾提出政府信任可能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产生影响,本文首次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该观点,并解决了研究中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信任程度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政府信任,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接受程度

  一、引言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被认为是继绿色革命后的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并且可能成为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的有力工具。但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国内外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也日益激烈(Lusk et al.,2003)。这些争论已经影响到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投资,制约了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Marchant et a1.,2003)。如雀巢公司等一些欧美大型企业已明确表示将不使用转基因产品作为原料,许多国家的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释放、产品的销售等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

  研究和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对欧盟和日本消费者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大多不愿接受转基因食品。例如,200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20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只有48%的德国消费者和46%的英国消费者愿意接受“改善营养的转基因食品”(FAO,2004)。Grimsrud et al.,(2003)对挪威的一项研究表明,用转基因小麦加工的面包只有在比普通面包价格低49%的情况下,消费者才会购买。而对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研究却表明,这些国家60%—80%的消费者愿意接受转基因食品(IFIC,2004;黄季焜等,2006)。
 
  已有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可能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多数研究认为收入水平的增长会导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显著下降,这也是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差异的重要因素(Bredahl,2001;FAO,2004)。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消费者态度的差异一般认为是由于文化、习惯、政府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其中政府管理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被认为可能是解释各国消费者接受程度差异的关键因素(Gaskell et al.,1999;Moon and Balasubramanian,2004)。
 
  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观点最早由GaskeH等人(1999)提出。他们认为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信任程度(简称“政府信任”)的提高可以弥补消费者由于自身知识不足而对转基因食品产生的担心,并且认为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是解释欧盟和美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差异的重要因素。欧盟等国家的消费者由于疯牛病等食物安全问题降低了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也间接导致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不信任。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消费者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会通过影响消费者对食品的风险感知而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Curtis et al.,2004;Hossain and Onyango,2004)。近期一些对我国消费者的研究也表明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白军飞,2003;Lin et al.,2006)。
 
  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是否真正会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以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严格的定量研究,并且还没有研究对政府信任这个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例如,突发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政策可能会同时影响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另外,一些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意见的消费者也可能会因为政府批准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生产而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产生怀疑。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定量分析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对其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对研究的背景进行简单介绍。第二部分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进行说明。第三部分对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计量经济模型设计,并对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是全文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调查和数据描述
 
  (一)调查和样本选取
 
  我们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的11个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了调查,调查样本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在各城市的样本中随机抽取。我们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进行了2次人户调查。2002年的调查样本为1005个,2003年为1000个。为避免在每户家庭选取被调查人员时产生抽样偏误,我们采取了首先见面原则,即在16—70岁的家庭成员中,将最先见面的家庭成员作为被调查人员。调查由作者与各城调队的调查人员合作完成。2003年我们期望对所有2002年的样本进行跟踪调查,但由于国家统计局每年轮换三分之一的样本,导致我们只能跟踪到666户。作为补充,我们又从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中随机抽取了334户进行调查。
 
  为解决消费者对政府信任程度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2003年的调查中增加了6个问题作为可能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只有3个变量可以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由于2002年的样本中有334个样本没有得到跟踪调查,所以无法作为本项研究的有效样本。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没有使用的334个样本与其它样本在家庭和个人特征等一些关键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即省略这些样本不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明显偏误(黄季焜等,2006)。
 
  (二)样本特征描述
 
  为检验所选取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将调查样本的主要指标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指标进行丁比较。由于其它统计指标难以获得,我们仅对样本的收入和家庭人口数这两个指标进行了检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调查样本的家庭人口数基本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致,均为3人;从人均月收入指标看,2002年北京、山东和江苏的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本一致,浙江和上海的数据略低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低幅分别为12.9%和10.3%,2003年我们在各省的调查数据基本与国家统计局的收人数据一致。
 
  对调查样本的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基本统计结果表明,除收入在2003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外,两年调查数据的其它指标没有显著差异(表1最后一列)。2002年样本的家庭人均月收人为841元,2003年的人均月收人为962元,增长率为14%,略高于国家统计13%的全国平均增长率,这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它地区有关。从样本个人特征来看,2002年和2003年总体样本的男性比例分别为41%和44%,男性样本比例略低于女性比例的原因可能与女性在家时间高于男性有关。考虑到女性通常在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决策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样本中女性比例偏大可能会更好地反映未来我国转基因食品的需求状况。样本的平均年龄在47到48岁之间,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为11年。从样本的职业分布来看,在企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最多,占总样本的39%;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总样本的22%;其它人员主要包括退休人员(30%)、失业和半失业人员(9%)。另外,11%的家庭中有人对某种食品过敏,20%的被调查者家庭中有10岁以下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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