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性依赖:中国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研究

  原载《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p33-40

  摘要:试图回答中国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政府与基金会的互动关系,以及资源获得、资源转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了资源依赖理论,重视资源转化在获得资源方面的作用,提出在满足“转化的需要、转化的可能、转化的意愿以及转化的意义”等多个条件下,才能成功地实现从一种资源到另一种资源的转化。通过政府合法性约束命题、基金会功能命题、基金会能力限度命题来阐述政府与基金会的各自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了在现阶段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具备了上述资源转化的种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对称性依赖”分析框架,来解释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非对称性依赖是目前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表现形式,各种资源之间的成功转化是促成该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基金会;资源依赖理论;非对称性依赖

  收稿日期:2007-08-24

  作者简介:徐宇珊(1980-),女,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政府组织。

  1 问题的提出

  在大陆法系中,基金会是典型的财团法人,指为特定目的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1],即基金会存在的前提是有一定规模的财产。类似地,美国现代基金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来自于几个商业大亨的巨额捐赠。然而在回顾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的部分基金会时,发现有些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往往没有钱,甚至一度出现了“没钱就办基金会”的局面[2].从这个角度看,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之前,一直将基金会作为“社团”登记管理似乎也戏剧性地有了某种内在逻辑的合理性①「根据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将基金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进行登记管理。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了基金会的“非营利法人”性质,但囿于中国民法通则中关于法人的分类,故并没有采用大陆法系中的“财团法人”的提法。」。那么,为什么没有钱却要成立基金会,中国基金会的诞生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呢?

  “双重管理体制”是中国民间组织管理的特色之一,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成为制约很多民间组织无法登记并获得合法身份的主要原因,进而构成了对民间组织培育和监管的双重困难。因此,这一制度一直被理论界和实践界所批评。但从以往调研中发现,中国境内的基金会②「这里的判断仅限于境内基金会,本文的论述也全部围绕境内基金会。」在成立过程中,却大都没有遇到过这一问题。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官方色彩较重的基金会中,而且由个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也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甚至很多基金会就是业务主管单位一手培育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业务主管单位愿意推动基金会的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与基金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以往研究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学者往往注意到了基金会对政府依赖的一面[3],并暗含了政府干预过多的潜台词,然而通过对若干基金会负责人的访谈却发现,业务主管单位给予的支持多于干预,那么业务主管单位是如何支持基金会发展的?在基金会对政府有所依赖的同时,政府是否也对基金会有所诉求呢?

  这些看似与理论、与其他组织相矛盾的现象恰恰为研究中国基金会打开了大门,而分析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则是打开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

  2 文献综述

  2.1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综述

  各国学者从实践中总结出若干种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基金会中,政府与基金会之间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关系类型;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国家,同一基金会内部,也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关系。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根据政府对基金会的不同态度,可分为监管、限制、支持、直接建立等,这在古今中外的公共政策中多有体现。例如,美国先后于1914年、1961年开展了针对基金会的“沃尔什调查”(Walsh Investigation)和“帕特曼调查”(Patman Investigation )

  ,并分别通过了《1917年税法》和《1969年税务改革法》,使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基金会管理[4],这典型地体现出政府通过税收调节、设立专门机构等政策工具对基金会进行监督和管理。而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对基金会实施的严格法律条款则是限制基金会发展的例证[5].此外,各国政府都有直接建立基金会的做法,在欧洲、亚洲等更为多见。德国最大的两大基金会都是政府建立的私法基金会①「德国政府赞助型(Government-sponsored)基金会可以选择作为公法基金会还是私法基金会,公法基金会与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但近年来私法基金会越来越多。」,尽管政府对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和项目施加很大的影响,但私法基金会是自主的,在法律上也独立于政府[6].

  (2)根据政府与基金会的相互关系,有合作、补充、独立等几种类型。合作主要体现出基金会与政府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一方面基金会作为免税组织,相当于接受政府的补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比政府更有优势,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福利项目外包给基金会,使资金雄厚的基金会成为得力助手。在承认基金会积极作用的同时,应该看到它们依然只是政府的有益补充,看似庞大的基金会资金规模与政府财政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7],所以,“基金会用民间少量的资金和有限的人手,不过意味着收拾国家公共事业网眼中漏掉的一小部分而已。”[8]不管是合作还是补充,前提都要强调基金会作为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 )的非官方性和独立性,它们独立于政府之外,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中介机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发展就充分体现出独立性的一面[9].再如,韩铁通过考察美国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中国学领域的资助活动,发现基金会的资助受政府的影响很小,基金会比政府和学界目光更远大,能够在很多领域高瞻远瞩,起到领导作用②「如基金会认为,如果政府在某一领域干预多,基金会应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如果政府做得不够,基金会理应做得更多。所以,无论政府态度如何变化,基金会都不会改变既定策略。参见文献[10].」。

  (3)基金会对政府的态度,主要体现为如何影响公共政策。Judith Sealander研究表明,在20世纪早期,基金会在公共政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控制政策[11].Joan Roelofs 认为基金会维护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12].由于基金会的独立性,它们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往往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时会持反对态度。如20世纪30年代,凯洛格基金会捐赠人凯洛格就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由政府管理福利事业。冷战期间,威廉。宾基基金会尖锐批评政府的“向右转”和军事扩张政策。冷战后,“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建立的索罗斯基金会在美国国内反对政府的“国家控制”,反对政府的反毒品政策,指责政府对包括大麻在内的毒品控制太严[13].

  对比中国的实际,可能会发现上述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基金会中,大都能找到对应情况,但上述观点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两者的关系似乎更为复杂,有些基金会录用人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如宋庆龄基金会),有些基金会工作人员由政府机关支付薪酬,有些基金会是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一个事业单位来管理的,有些基金会的秘书长任命及重要决策均要由上级部门批示。这在表面上反映出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密切,基金会的独立性不足,但背后的故事却并不简单,也绝不仅仅需要加强基金会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很多基金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依靠了行政化的手段来达到社会化的,或者说没有行政化的方式,根本无法得到社会化的结果;不少基金会一边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一边向业务主管单位打报告,期望获得更多的支持;有的基金会负责人口头上说看重基金会能够提供施展机会,实际上是想以此获得在政府部门不可能达到的行政级别。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下面将借助“资源依赖理论”的有关观点来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2.2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

  资源依赖理论是由费弗尔与萨兰奇科提出的,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组织要生存就必须获得资源。但通常没有任何组织是能够自给自足的,这就意味着组织若想获得资源就必须同环境中其他组织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了组织对于环境的依赖[14].在资源依赖的视角下,环境是可以被组织塑造的内生变量,当组织觉察到环境中资源依赖的某种状况后,会主动采取各种策略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和制约。这些策略包括:如何适应或回避各种相冲突的外部需求;利用兼并、扩大规模和多元化方法来改变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状况;通过连锁董事、合资、成立行业协会等方式建立组织与环境沟通的桥梁和谈判渠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获得特许经营权,改变对合法性的定义等来创造环境。

  作为一个中观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的绝大多数分析是在组织间(Interorganization)层次上展开的。因为资源通常掌握在其他组织手中,因而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就变成了组织与其他组织间的互动,资源也成为连接两个组织之间的要素。此外,这一理论所解释的不仅是一个组织依赖另一个组织的情况,也关注两个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情形。

  当A 对B 的依赖大于B 对A 的依赖时,权力就变得不平等。

  有不少学者曾尝试用资源依赖理论来解释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Saidel对纽约州四类服务领域的80位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73位政府机构的管理者进行了访谈,认为由于公共机构与非营利组织都需要对方的资源,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对称性依赖关系[15];Herimovics 等运用这一理论分析,认为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日益增强的伙伴关系下,非营利组织中有效的管理者更加关注“政治框架”,成功地获取资源,使组织宗旨获得新生[16];王仕图探讨了影响政府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源的一些因素[17].

  以往在讨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时,通常更为关注民间组织在资源上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引发对民间组织自主性和独立性不足的判断。但根据以往调研发现,中国基金会与政府在资源方面是互有需求的,属于资源依赖理论所说的“相互依赖”情形,只是政府对基金会在资源上的依赖程度远远小于基金会对政府的依赖,二者构成了“非对称性依赖”关系。

  2.3中国基金会的基本分类

  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将中国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两大类。

  按照募集资金的地域范围,公募基金会可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属于公共筹款型基金会(Fund-Rising Oriented),成立后主要依靠向社会募集的资金来从事公益性的资助活动;后者属于独立基金型的基金会(Endowment),主要依靠自有资金的运作增值以及发起人自身或者其亲友的捐助资金而从事公益性活动。在该条例颁布之前成立的大量基金会中往往既有来自一般公众的捐助,也有来自特定群体的资助,难以明确公募与非公募的分类所属。

  在新条例颁布之后,已有的基金会进行了换证登记,根据调研发现,目前以个人、公司、学校名义成立的基金会大多登记为非公募基金会,如黄胄美术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

  国内学者在研究基金会的过程中,常根据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官办”与“民办”的角度将中国基金会划分为若干类型。如谢宝富将中国基金会分成三类:纯官办基金会、具有民办色彩的官办基金会、具有官办色彩的民办基金会[3].庄爱玲根据发起人的不同将中国基金会分为政府、民间团体、企业或个人发起、举办或支持的[18].商玉生根据基金会的基金来源、管理体制、运作和工作模式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将“官办”与“民办”作为谱系的两端,把基金会分为纯官办的基金会、官办民助型基金会、民办官助型基金会和纯民办基金会[19].纯官办的基金会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但由于这类基金会不属于民间机构,不受《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管理,通常不将其作为基金会研究对象。官办民助型基金会在成立、运作、管理过程中官办色彩浓厚,但其资金来源通常也要依靠社会资助和捐赠,如宋庆龄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等是这类基金会的典型代表。民办官助型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及工作模式由基金会本身决定,但其原始基金的全部、大部分或一部分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一次性投入或者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所进行的筹集。根据调研发现,这类基金会占中国基金会的绝大部分,尽管各基金会之间“民办”与“官助”的程度有很大区别。民办基金会的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是指基金会的组建、基金来源渠道、基金会领导人产生以及工作方式都是按民间基金会方式进行的,较少受到直接的官方干预。目前登记的公募基金会大多具有一定的“官”的色彩,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非公募基金会则多以民办基金会为主。

  民办与官办的分类方式与本文研究的政府与基金会关系一脉相承,下文所分析的个案属于民办官助型基金会的典型代表。但正如商玉生所言,所谓“官办”和“民办”是两种极端情况,官民之间有时相互渗透、融合、补充。由于官民之间的模糊性,使得“官办”“官助”“民助”“民办”之间的界限很难严格界定,且存在官民之间的相互转化,特别是由官向民的转化。官民分界的模糊性,一方面说明类型化的区分在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地体现为量的变化而非质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政府与基金会关系的动态性。因此下文所分析的案例尽管不能反映中国所有基金会的全貌,但可以代表着占有相当比例的民办官助型基金会的情形,并能够体现其他一些基金会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点。

  3 个案研究

  3.1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概况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民政部注册,接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业务指导,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公募非营利公益组织。至今为止经历了四届理事会。它的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关心中国人口福利事业的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捐助,动员社会资源兴办有利于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公益项目和活动;关注人口与发展进程中的扶贫开发、人口素质以及伴随城市化、老龄化等重大社会问题带来的家庭及个人风险,增进人口福利与家庭幸福,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向贫困地区的妇女特别是育龄妇女提供小额资助,奖励和表彰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兴办计划生育、性和生殖健康、老龄人口福利等服务项目,参与计划生育家庭救助体系的建立及实施,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3.2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的背景解读

  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档案中保存着有关它成立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并非发自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而是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文件。这一文件记载了其成立的过程:

  “1986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主席平克汉和国际计生联官员等向中国代表表示:美国和西北欧国家有不少团体和热心人士,愿意通过民间资助计划生育项目等方式,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出钱出力。”①「参见《关于成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报告》([1987]国计生委(协)字第68号)。」

  “为了便于向国外筹集资金,争取零散外援,兴办一些企事业项目,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科技、药具、咨询等进行多样化的服务,需要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民间组织。”于是,“1987年3月,以国家计生委的名义,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关于成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报告》。1987年4月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主管单位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事业编制为10人,注册资金为10万元,由计生委提供。”

  从上述文件中,至少可以解读到以下几点信息:(1)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成立与获得海外资源意图是直接相关的,而且它的业务主管单位国家计生委反应非常迅速,从获知海外有民间资助的意图到基金会正式成立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尽管事实上其成立之后短期内并未获得大量来自海外的捐款,但成立的初衷确实与此相关。(2)它的活动范围与其业务主管单位基本一致。计生委希望基金会成立之后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科技、药具、咨询等进行多样化的服务”,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属于计生委所涉及的业务范围,能够对计生委的工作有所支持和帮助。(3)业务主管单位发起成立基金会且给予大力支持。从文件中可看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是以国家计生委的名义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成立报告,即计生委实际上是它的发起人。在基金会成立之后,计生委提供了编制和注册资金。解决编制是业务主管单位提供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尚未完全被接受的时候,编制可为第一批工作人员提供心理上的保障,保持“体制内”的身份认同,降低他们从事基金会工作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有了编制还意味着可能有相应的办公费用、一定的级别、医疗、养老保险等等。这些保障在一定时期内对基金会吸引人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甚至时至今日多数基金会依然保留着“公务员编制”,且成为不少员工的心理保障。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就“得恩反怨”一词进行再解释兼答诸网友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我一连写了七篇评论、分析与预测的文章,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其中的第三篇——《得恩反怨 欲壑难填——就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近期的演变进行预测》一文引起的反响最大,在国内外的网络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转载,当然由此而招致的攻击也最多。某些网友,刻意将我早先公布过的一封致吕加平先生的信(即《克明俊德 慎终追远——晚生李寒秋致吕加平先生》)中的某些词句挑出来,攻击我是见风使舵,善于明哲保身,事不干己不张口,一旦看准了风向就振臂疾呼,是时刻在寻找向上爬的政治机会。其实公正地说来,我的那篇评论……去看看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

原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邻省之间商品市场的分割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分割市场对于当地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倒U 型的影响,对于超过96%的观察点来说,市场分割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我们还发现,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观察点来说,分割市场更可能有利于当地的增长。这说明,地方政府的确在利用来自于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放弃了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为了避免省与省之间以分割市场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而陷于囚犯困境,就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并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推……去看看

农村改革必须把市场化放在首位

一、农村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   2000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村经济形势做出两个基本估计,一是“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二是新发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样一个突出问题。这大体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   我国粮食生产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跨过几个台阶,目前粮食产量保持在大约5亿吨左右,稳定了粮食的供应,使粮食价格保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上,有利于稳定经济全局,特别有利于保持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维护工业竞争力水平,稳定……去看看

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提要: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本文为解决社会资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观测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视角——社会资本应该用网络的结构来定义,而不是网络的功能。根据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路径,本文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通过2004年对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301名政策精英的调查发现,分别体现身份标识、人际交往能力、个人努力三方面交往过程中个人特征的教育、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行政级别和交往投入都对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贡……去看看

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

作者: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原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  「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注尾」  〔内容提要〕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美国扩大对台军售,提高与台湾军事交往的级别,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情报交流与合作和对台军事人员培训,甚至直接参加台湾的军事演习,明显提升了美台军事关系。但在落实布什上台仅两个月时草率做出的向台湾出售一笔先进武器决定过程中,美台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数轮讨价还价,至今这笔交易仍然还有很多未知数。这一艰难的执行过程反映了美台军事关系的一些……去看看

“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

作者: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激荡最强、文化震撼最烈的时期。中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与蝉变。但是,如何解释和理解中国这20多年的急剧发展,似乎成了国际社会中国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各种看法纷呈于世,有的完全相反。 一、“中国特殊论”VS“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奇迹论”   面对2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众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专家贡献……去看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去看看

中国农民组织发展:治理结构与组织功能

   2009/10/01
作者简介:  刘永东,1985年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刘明兴,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徐志刚,1973年生,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陶然,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安外大屯路甲11号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00101,徐志刚收  电子邮箱:zgxu.ccap@igsnrr.ac.cn  内容提要:基于6省116……去看看

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政治

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它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去看看

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对抗美国“飞弹防御”威胁

前言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亭于2001年7月16日举行高峰会议,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针对美国发展飞弹防御系统问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江、普希望俄罗斯与美国于一九七二年签署的"反弹道飞弹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le"ABM"systems)能维持不变,并以此作为维护国际稳定情势的基础。中俄两国认为,一九七二年反导条约至关重要,是战略稳定的基石,亦是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础。双方均主张维持条约的原来规范,反对美国提出的修改主张。声明中还指出,中俄将在禁止核扩散方面加强合作……去看看

制度的重要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意思就是说,没有规则(即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人会认为它不正确,但它却一直在生活中被人们不应该地忽视了。     何以有如此一说?比如我们历来反对腐败,可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没能有效遏止?社会学家可能把它归结到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这只是表象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只能到制度里面去找(其实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文的制度构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着道德作为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约束能力下降了)。当一个社会中腐败现象蔚然成风,只能说……去看看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21世纪》:俞教授,我们知道您是国内较早研究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学者之一。最近一个时期来,“公民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热门话题,但许多读者对这个概念的涵义并不十分了解,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公民社会”?  俞可平:公民社会主要是一个与政治社会(国家)和经济社会(企业)相对应的概念,其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去看看

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

原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中国特定的体制转轨背景,在系统考察公共财政问题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这一经济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了比较清晰的界说。本文的分析表明,跳出纯学术思维的局限而放眼中国财政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公共财政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鉴于公共性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作为一个有别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财政制度安排,以覆盖范围不断拓展为集中体现的中国公共财政建设之路,实质是一个让传统中国财政体制机制和传统中国财政学回……去看看

21世纪的力量转移:可持续发展呼唤历史性的人口转型

一、亲生态还是反生态:人口发展的历史分野任何一种经济发展实际上都是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一种互动和人类在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历史选择。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人类并不是一直与自然对抗的,正确的说法是两者一直处在亦敌亦友的双重关系中。事实上,有很多历史典故告诉我们,在相当多的时候,人类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是时刻将自然的恩德铭记在心并通过种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在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格局使得人类既敬畏自然,又无更多的余力去打造自然来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基本上符合绿色经济的范畴。农……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