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及其累退性变化与区域差异

 经济管理    2010/09/05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1949农户2000年和2004年两年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基本进展情况进行了一个中期评估。总体上看,税改后农民负担水平明显下降,平均下降了一半,负担率下降到了2.4%,其中,政策内负担负担率下降到了1.0%,而政策外负担超越政策内负担成为了税费负担的主要部分。此外,农民负担及其变化区域差异显著,各地政策内负担变化与各省税改政策和进程基本相应,但各地政策外负担变化非常复杂,一些地区不减反升。税改后农民负担的累退性明显减弱,一些地区表现出了累进的特征。

  关键词:税费改革;政策内负担;政策外负担;累退性

  一、前言

  农村税费改革(后文简称税改)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进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希望通过税费和相关配套改革,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并促进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自1999年国务院在安徽全省和部分省份的一些地区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到2003年,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达20多个[①],到2004年,各省(区、市)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其中,吉林、黑龙江两省实现了全省免征农业税,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西藏6省(区、市)和其他省(区、市)的274个县(市)也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其余省(区)农业税税率降低了1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也随正税同步降低或取消[②].到2006年,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被全部取消。

  那么,农村税费改革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农民负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村税费改革有没有实现其预期政策目标?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治理和公益事业发展有什么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农村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和基层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农村基层治理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2005年进行了一次大样本的调查。调查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取了6个省,分别是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和福建[③];然后,按照每个省随机抽取5个县的原则,共确定了30个样本县;之后,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了2个乡镇又确定了60个样本乡镇;最后,在样本乡镇,按照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个村,每个村庄随机抽取18个左右村民的原则进行了村和村民抽样。通过实地问卷调查,调查最终收集了58个镇,116个村,1949名村民的有关信息[④].

  本文将主要分析和报告农村税费改革前(2000年)后(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特征及地区差异。除前言以外,本文后面由四部分组成: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利用上述大样本调查资料分析和讨论税改前后农民负担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及特征;第四部分讨论税费负担的累退性及其变化;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推行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改对于农民负担的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二是税改前后农民负担累退性变化的情况。

  (一)关于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进展与影响

  关于农民负担的定义,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定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后来增加的农业税附加;二是乡统筹、村提留,以及“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包括以资代劳部分);三是各种集资、摊派、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等社会性负担。不同的学者对这些负担有不同的区分方式。本文定义法定的农业税金、乡统筹、村提留和“两工”这几种税费为“政策内负担”,集资、摊派、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等为“政策外负担”[⑤].

  大部分研究者同意,农村税费改革对减轻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有明显效果,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对政策外负担的影响,不同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一部分研究认为伴随着政策内负担的下降,政策外负担项目也有明显下降(田秀娟、周飞舟,2003),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向农民收取的“税外”负担数额仍旧巨大(朱守银,2002;马晓河,2002)[⑥].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转移”:一是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例如,有的地方农民建房,在办理手续之前,要向水利部门上缴砂石费、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向林业部门上缴育林基金、特产税,向城建部门上缴城市配套规划费等;二是由乡村两级的统筹提留向乱收费转移;三是乱收费的对象由整体向部分农户转移;四是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项继权,2003a )。

  “一事一议”的实施效果也是差强人意。虽然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是税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一事一议”往往难以操作。在大部分村庄,要么就根本没有搞“一事一议”,要么将“一事一议”变成了固定向农民收取的费用,并可能扭曲乡村民主制度(贾康、赵全厚,2002;朱钢等,2006)。

  (二)关于农民负担的累退性

  农民负担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和累退性现象,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负担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负担(包括政策内、政策外负担和学杂费负担)的累退性在90年代下半期不断强化(陶然等,2003a ,2003b )。一些学者在农村税费改革早期指出,由于税费减幅在各地之间存在区别,自费试点的省(区、市)不论是在全省(区、市)范围内还是部分县(市)试点,减负幅度最明显;其它沿海省份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省(区)减负幅度也较大;而传统农业大省,尤其是中部地区省份减负幅度相对较小,加上税改早期提高了农业税税率,所以,税费负担累退性没有得到缓解(赵阳,2003)。更有研究认为农民负担累退性在税改后甚至处于上升趋势(佐藤宏等,2005)。

  关于农民负担“累退性”的讨论更多地是围绕着农业税税制及其改革展开的。税改后农业税按土地均摊,并没有改变农业税的累退性质,拥有承包地多的相对低收入的农民,负担水平较高(谭秋成,2001)。在非农收入成为农民主要收入的情况下,农业税按照地亩征收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负担在农户之间的累退性(田秀娟等,2003;Tao and Liu ,2005)。尽管伴随农业税的减免,农业税累退性的问题将逐步缓解消失,但农民总体负担的累退性问题仍然比较复杂。在各种农民负担中,地方税费的累退性最高,其次才是学杂费和国家税金,同时,地方税费累退性的上升幅度也是最大的(蔡荣等,2006)。换言之,农村税改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扭转农民总体负担的累退性,需要通过实证数据来回答。

  总之,由于农民负担结构的复杂性、地区差距和动态变化,以及测量口径上的不一致,现有的税改对农民负担影响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分歧。除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研究所依据资料的不同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差异。首先,这些资料往往不是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或样本覆盖范围太小,导致数据代表性不足;其次,研究采用资料的年份普遍比较早,多数为2003年前,在税费政策不断调整的背景下,难以对税改进展做出及时和全面的评估;最后,税费负担科目分类粗略也往往使得已有研究难以对税费变化特征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剖析。本研究所依据的全国随机大样本调查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

  三、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水平和结构的变动

  本文分析在村级水平上进行,包括全国6省116个村2000年和2004年两年村平均负担水平、结构及其变化特征。村农民平均负担是依据样本村民负担调查数据的汇总,而村平均收入等指标则直接来自对样本村村干部的访问。具体而言,本文将被调查村庄所有样本村民的家庭总负担之和除以这些样本村民家庭的总人口,得到村人均绝对负担;将村人均负担除以村人均纯收入得到人均负担率。

  本文中农民“政策内负担”2000年包括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和“两工”(包括以资代劳部分),2004年则包括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部分县还存在)、农业税附加和“两工”(包括以资代劳部分)。为方便比较,本文将义务工和积累工的工日分别乘以单价(元/工日每人),折算成现金统计。农民“政策外负担”主要包括集资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在集资方面,数据限制使得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一般性的集资和“一事一议”筹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则包括车辆牌证等的证照费,对水、矿产等的资源性收费,建房及宅基地收费,治安费,结婚、工商等登记的收费,环境卫生费,动物防疫费及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农民税费负担变化及特征

  表1列出了六省农村税费改革(后文简称税改)前后农民负担总体变化情况。

  1.税费负担绝对水平。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税费负担绝对水平明显下降,不过,税改对于农民的政策内、政策外负担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特点,政策内负担大幅下降,而政策外负担变化甚微。农民税费总负担绝对水平由税改前(2000年)的人均145元下降到了税改后(2004年)的人均71.63元,下降了一半。其中,政策内负担大幅度下降71%,从税改前的人均103元下降到税改后的人均30元,而政策外负担2000年和2004年均为人均42元,几乎没有变化。在政策内负担中,下降最明显的是乡统筹村提留,绝对水平下降了85%;其次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也从人均63元下降到了人均19元,降幅达70%;相对而言,义务工和积累工“两工”金额只降低了25%,不过,由于“两工”折算工资的上升,“两工”的实际工时下降幅度应高于25%.在政策外负担中,行政事业性收费下降了3%强,但受集资水平不降反升4%的抵消,政策外负担总体上几乎没有变化。

  2.税费负担结构。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各税费负担项目的不同变化使得税费结构明显变化,税费总负担中政策内外负担的关系发生了倒置,税改后政策外负担超越政策内负担成为了税费总负担的主要部分。税改前,在税费总负担中,政策内、政策外负担所占比例分别是71%和29%,大致为7?3;而税改后,由于政策内负担较大幅度的下降,而政策外负担基本没变,总负担中政策内、政策外负担变成了大致4?6的比例。就政策内负担而言,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乡统筹村提留和“两工”之间,其中,农业税及附加占政策内负担比重变化很小,基本维持在60%强;而乡统筹、村提留所占比例大幅下降,从税改前的31%下降到了税改后的16%;相反,“两工”所占比例大幅上升,从税改前的8%上升到了税改后的21%.就政策外负担而言,尽管税改前后集资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绝对负担水平的变化方向完全相反,但由于两者变化幅度都较小,而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政策外负担中明显占优,集资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相对比例基本维持在4?6.

  

  3.税费负担率。税费改革后农民税费负担率明显下降,其原因除税负本身下降外,收入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民税费总负担率从税改前6.9%下降到了税改后2.5%,降幅达64%(4.4个百分点),其中,政策内负担下降幅度更明显,达到了80%,负担率从税改前4.9%下降到了1.0%;政策外负担也从2.0%下降到了1.5%,降幅为25%.不过,由于2000到2004年期间被调查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了37%(人均纯收入从2093元上升到了2861元),增加收入大致相当于2004年收入的27%,因此,实际上税费总负担率的下降(负担率下降4.4个百分点,降幅64%)中大约有40%来自于农民收入提高,可见,扣除收入增长影响,纯粹因为税负减轻,农民负担率下降约2.6个百分点,幅度约38%.同样,如果扣除收入提高的作用,税负水平下降导致政策内负担率减轻了一半多,而政策外负担率基本没有变化。

  (二)农民税费负担变化的地区差异及特征

  前文对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下文进一步分析农民负担变化的地区差异。

  1.农民负担绝对水平的地区差异及特征。无论税改前还是税改后,农民税费负担都存在比较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特征,并且不同地区减负强度也差异明显。税改前农民负担最高的吉林高达人均214元,比较低的陕西和福建不到人均80元(表2);税改后负担最高的江苏还有人均147元,最低的陕西只有人均24元。税改后,不同地区农民负担都有了一定程度下降,但地区差异非常显著。吉林负担绝对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达到将近80%,而下降最小的江苏只有20%多,河北和福建的下降幅度也低于六省51%的平均水平。

  政策内负担及变化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税改前,政策内负担比较高的吉林和江苏都在人均150元上下,最低的福建也有人均32元;税改后,福建、吉林和陕西三省的政策内负担都下降到了人均10元以下,而江苏则仍然维持着人均88元的较高水平。六省按政策内负担由高到低排序改革前依次为:吉林、江苏、河北、四川、陕西、福建;改革后为:江苏、河北、四川、陕西、吉林、福建。吉林税改后政策内负担降幅达到了99%;福建政策内负担也下降了96%;江苏降幅最小,只有40%,故而税改后排位反而上升。

  

  政策内负担下降幅度的地区差异与各地税费改革政策直接相关。尽管税改前吉林的税费总负担和政策内负担都很高,但2004年吉林实行了全面免征农业税,政策内负担基本取消;而福建由于税改前负担绝对水平就不高,加上税改后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政策内负担也接近于0;陕西税改前负担绝对水平也不高,又是非粮食主产区,加上实行了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的税改政策,政策内负担的降幅也比较大;最后,江苏、河北和四川同属粮食主产区,实行的税改政策也只是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政策内负担下降程度都相对较小。

  各地政策外负担差异更大,变化则比较复杂,而且税改后一些地区的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增。虽然税改后四川、吉林、陕西政策外负担都下降了20%左右,但江苏和河北的政策外负担反升20%强,福建也略有上升。税改后政策外负担的地区差异程度比税改前有所上升。税改前六省政策外负担最低为人均18元,最高为人均57元,税改后分别变为人均14元和59元。六省中按负担由高到低排序改革前依次是:吉林、福建、江苏、四川、河北、陕西;改革后为:江苏、福建、河北、吉林、四川、陕西。吉林、江苏和河北排名变化明显。进一步分集资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来看负担变化就更为复杂,各地区筹资模式变化各异。四川是唯一的两种政策外负担都下降的省份;江苏则是唯一的两种负担都上升的省份;河北和陕西的集资负担在改革后下降,而行政事业性收费负担上升;福建和吉林则是集资上升,行政事业性收费下降。

  2.农民负担严重程度的地区差异及特征。表3列出了六省农民负担率及变化。由于各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农民负担率表现出的地区差异与负担绝对水平的地区差异并不完全一致,且农民税费负担表现出了地区累退性的特征。以江苏和陕西两省为例,尽管税改前后,江苏农民负担绝对水平都非常高,但由于其农民收入较高,农民负担率反而不高;相反,陕西尽管负担绝对水平比较低,但由于农民收入较低,负担率比较高;另外,福建由于农民负担绝对水平较低,但农民收入却较高,农民负担率也比较低。

  税改后税费负担的地区累退特征有所减弱。税改前除福建负担率特别低外(2.4%),其他省农民负担程度都比较高并且差异很大(最低和最高分别为6.4%和12.1%)。税改后,各省农民负担程度都明显下降,地区之间差异随之下降(最低和最高分别为1.5%和4.1%)。2000年六省负担率按高低排序为;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福建;2004年按高低排序为:河北、江苏、四川、陕西、吉林、福建。其中,福建因为税改前后负担程度一直比较低,尽管税改幅度不是很大,但负担率一直是六省中最低的;而吉林则由于负担下降幅度特别大,税费负担率明显下降,从税改前的最高12.1%下降到了税改后的1.7%,仅高于福建;河北和江苏两省由于负担下降幅度都比较小,税改后负担率分别上升到了第一和第二位。由于江苏税费负担率的相对上升和陕西、河北税费负担率的相对下降,税费负担的地区累退程度有所下降。

  

  3.农民负担结构的地区差异及特征。税改前税费负担结构存在很明显的地域同质性,

  但税改后税费结构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异质性。税改前,除了福建以外,其他五省的税费负担结构非常相似,政策内、政策外负担的相对比例大致都在7?3左右(图1)。而由于政策内负担和政策外负担在税改后不同的变化方向和幅度,各省税费负担结构在改革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且省际变异增加。江苏比较特殊,由于政策内负担下降幅度比较小,尽管政策外负担税改后还上升了,但政策内负担仍然高于政策外负担,比例大概为6?4;四川、河北和陕西政策内负担比例都下降到了一半以下,比例在40%-50%;而福建和吉林两省政策内负担已经基本取消,只占2%-3%.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阶层分析

中国精英阶层分析  强势群体--利益集团(1)  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草根族、在……去看看

农民工流动综述

外出对于农村家庭原有性别关系是否有所改变?从外出收入和对家庭贡献的性别差距来说,无论未婚还是已婚,男性对家庭的贡献都显著地高于女性(白南生等,2002;马春华,2002),给家庭的贡献占本人收入的比例却相差不多(马春华,2002),可见女性对家庭贡献少的原因是收入低。但是根据一些个案研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可能改变原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序列或者性别序列,获得非农就业这种稀缺资源,提高收入和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的稳定性和对于流动的某些正面功能,但问题是,一,这种传统是否一成不变?当其成员摆脱了对……去看看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去看看

中国的911袭击会来自哪里

拉登在笑   2002年的5月,我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那是美国政府出钱,按照访问者的兴趣在美国漫游28天的一次旅行。有一个美国政府付费的翻译陪同,翻译同时为访问者办理交通和住宿。一路都有各地的接待者事先安排,访问者想去的地方,希望见的人,都会尽可能安排。总之,访问者在整个行程中会觉得自己受到的是非常尊贵的接待,只有一个地方例外--机场。   那一行走了不少个机场,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受到周身搜查。程序是先让你在一个单独隔离的过道等待,然后被要求站到一个指定的区域,双手向两侧伸开(好在不要求举过头……去看看

移交伊拉克主权的国际法分析

两个世纪来,主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法律保障反对外部干涉,通过 外交进行国际条约的谈判,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法,从而维系了国际秩序。尽管在新的世纪,主权观念面临了“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和“反恐战争”等多重挑战,但主权仍是和平、民主和繁荣的基础,也为各国所普遍珍视,这也是以中国、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努力争取按照国际法准则促使美英联军全面、彻底移交伊拉克主权的动因之一。从历史上看,主权通常有四个特性:一、主权国家拥有最高政治权威和在其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二、能够控制……去看看

近代文化观念的兴起(上)

思想段落  “……结果,在悲剧发生的时候,光绪皇帝肯定会发现,自己身边除了满腹经 伦、一腔热血的书呆子以外,没有一点政治的与社会的力量,甚至李鸿章也离他远 去。光绪皇帝上了康有为的“贼船”,使他自己和他希望推进的事业付出沉重的代 价。自命为康梁思想的逻辑传人,以为自己继承他们的未竟之业的人们,要求更激 进地引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流知识分子,那些对简单直接的答案情有独钟的政治 家们,权力精英,肯定会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比李鸿章、张之洞要“先进”、“进 步”、“革命”(总之,越到世纪末,越体会不到其伟大与价值的褒……去看看

步入后现代:以尼采为转折

一  无论黑格尔,还是他的嫡传左派弟子或右派弟子,都未曾想对现代性的成就——即现代引以 为荣并从中形成其自我意识的一切——发出质疑。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自由。这在社会 里表现为主体受私法保护,合理追逐自己的兴趣游刃有余;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原则上(每 个人)都有平等参予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律和自我实现;在与这 一私人领域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里最终表现为围绕着习得反思文化所展开的教化过程。从个 人角度来看,连绝对精神和客观精神这两种形成也都具有这样一种结构,使得主观精神能够 从自然……去看看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圣诞节决定开车出门旅行。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 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 错觉,好象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 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去的是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去过几次了,却一直没有走进过阿灵顿国家公 墓。在电视和电影里,这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一年 前。一个精神病患者枪击国会大厦,打死两个警卫,他们就是安葬在这个公墓。 记得其中有个黑人警卫,他的妻子是一个端庄的华人。因此,在追悼……去看看

各国国防高科技产业竞争力测算与比较

内容提要 冷战后,国防高科技产业正在开始迅速恢复其以往自由竞争的市场状态。国防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研究可以对世界各国国防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的现实、潜力及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地反映、认识和评价。对国防高科技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合成可得到定量的数学模型或公式。通过对国防高科技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和未来国防高科技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其次为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五国,再次为意大利、乌克兰、中国、印度四国,世界国防高科技产业整体上呈“一霸多强”的格局。……去看看

解构“三农”问题

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三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怎么解决“三农”问题?“三农”是不是个无解方程?这些问题不仅理论界在苦苦思索,而且政府和基层干部也在不断探索。笔者也想对此类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和思路。  一、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可以用一个“弱”字来回答,即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一个地位正在弱化的领域。  1、农民是弱势群体常常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农民之所以常常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就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是弱势群体又源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民主化程度低、社会化……去看看

缔结中俄印三角关系的一些思考

今年年初完成了一篇文章《乌龟们的行为模式--评当前的印巴冲突》,谈到了一些中印之间调整关系的想法。限于时间与篇幅,没有深入探讨。由于中印之间相邻地位与特殊关系,不得不本着负责的态度,再以比较严谨细致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以求有益于国是。至于其中的是非对错,成败利钝,则非我之愚所能知也。印度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印度是与中国接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的重要邻国,因此我们无法对印度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同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拥有基本上与中国处于同一量级的经济与军……去看看

中国思想与元哲学

摘要:元哲学是哲学的本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只是哲学学,元哲学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以现代阐释学的形象渗入到广泛的社会文化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实际上是把存在等同于先验意义的时间性,他的语法性话语文本使得不同层次意义的存在能够交织在先验与世俗的时间中展开,他的存在论因失去了时间的真义夭折。中国语言的语境性语法才真正是存在的家园,它使中国思想的表达得到在不同层次上的一致性展开,中文的“是”具有与logos相同的价值,而更具元哲学意义。元哲学一般是在作为哲学学的意义上使用,即把哲学的作为一门研究对……去看看

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岳麓书院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的直播现场。   千年弹指一挥间,书魂学魄一脉成,岳麓山下的书香已经在历史的脉搏中飘溢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带走了一代代学人的身影,却带不走硕学鸿儒们传道、授业、解惑、救世济人的精神,这一切依然还在岳麓山下熠熠发光。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凝重而又清晰的脚印,湘江的涛声依然奔腾不息,躬逢盛世,古老的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今天是我们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共同举办这次千年论坛,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千年学府的英名再添一丝亮色,千年学府的……去看看

[作者惠赐]第一个里程碑

国际社会把中国定位为产业大国,甚至预计三五年后会成为世界第一产业大国,就目前而论,中国的钢铁、彩电、冰箱、空调、大米、油料、猪肉、水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产业大国,世界第一,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中,推动世界发展,创造利润最多的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产业大国经营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依然是世界的物质基础,世界的最底层,不能领导世界新潮流,但比起当年的东亚病夫,一穷二白来说,已经是风光无限了。何况产业第一之后保不住什么时候又会冒出个信息第一呢?国人的多数也正在高高兴兴地为把中国推向世界第一产业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