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错、替代与过度进入

——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进入问题的实证分析

  原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摘要:许多研究认为,中国转轨过程中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形成了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这种结论是在把进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的理论背景下得出的。本文借鉴西方学者对市场进入问题经验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以中国转轨过程中两个重要时期三位数产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主要不是纠错进入而是替代进入,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是在进入替代导致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应该由此得出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结论。所以,以防止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为目标的限制进入的产业政策思路值得质疑,应当以促进进入,形成公平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环境作为主要的产业政策目标。

  关键词:进入纠错;进入替代;过度进入;市场选择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量新企业的进入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并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形成的,认为大量新企业的进入推动了中国的转轨过程,导致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比如钱颖一(1993)、樊纲(1994、2000)、刘世锦(1993)、盛洪(1991、1996)的分析认为,中国改革能够在没有对国有经济进行私有化之前就启动,并在渐进转轨过程中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大规模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大规模新企业的进入是转轨过程中影响企业重构的重要因素(罗兰,2002;Djankovand Murrell ,2002)。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转轨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导致了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姚洋(1998),大塚启二郎等人(中文版,2000),刘小玄(2000),郑京海、刘小玄和Bigsten(2002)等。

  而另一种观点主要是基于产业层面的分析形成的,认为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大规模新企业的进入,使许多产业出现了大量的亏损企业和生产能力闲置现象。一些学者在产业组织理论结构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进入是“过度进入”(张军,1998;杨蕙馨,2000),并导致了“重复建设”(魏后凯,2003;曹建海,2002)、“逆集中化”(殷醒民,1996)和以此为基础的“过度竞争”(曹建海,2000;罗云辉,2004等)。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为什么宏观层面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有利于提高整体效率的市场进入,在产业层面的分析中被认为是一种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这样两种认识的不一致性,不但包含着对过去30年改革过程中一种重要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解,而且具有重要的产业政策含义。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如在汽车和其他一些装备制造业中,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思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引发许多争议。而理解把握这些不同认识和争议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市场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以及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具体含义。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存在两种市场进入理论,一是把进入作为一种由产业超额利润和进入障碍决定的“纠错机制”;一是认为进入是基于企业间异质性的对在位企业的替代,是市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选择过程(Shapiro and Khemani ,1987;Geroski 1991a ;Baldwin ,1998)。两种观点包含着对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以及过度进入的不同理解,前者强调从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比如企业数量和集中度)变化来分析其效率含义,后者强调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Baldwin ,1998),以及进入是否形成了充分的可供选择的多样性,从而保证市场选择过程的最优性(Geroski ,1991a )。

  在现有产业层面研究中,根据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对过度进入的分析,实际上暗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把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但是,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做出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所以其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同时,现有过度进入分析与宏观层面分析结果的不一致性,也表明应该对这个前提假设提出质疑。因为根据替代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特征,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不但可能不是过度进入导致的结果,而且可能是一种提高产业效率的市场选择过程的具体实现形式,替代进入框架下的产业层面分析可以获得与现有宏观层面分析一致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也将失去必要的理论支持。

  所以,中国转轨过程中的新企业进入主要是一种纠错进入还是替代进入,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转轨过程中新企业进入与产业效率关系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市场进入决定因素分析的基本框架,从实证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分析,从而对过度进入、重复建设,以及被认为是过度进入导致的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现象做出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对长期以来引发众多争议的针对新企业进入的产业政策思路进行新的探讨。

  …………

  六、结语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转轨过程中大量新企业的进入主要是一种替代进入而不是纠错进入。这种基于企业间异质性的进入替代,成为形成企业间异质性的产业创新的实现形式,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也就是企业制度变革的实现过程。所以,应该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把握中国转轨过程中新企业进入与产业效率的关系,以及企业亏损、生产能力闲置等与进入相关的产业现象。

  (一)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不是过度进入,而是产业创新的实现过程,有利于产业效率的提高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不能根据进入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来把握其效率含义,所以,也就不能从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等市场结构特征得出进入降低产业效率,是过度进入的结论。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意味着一些原有企业前期投入的沉淀性资源的损失,确实是一种进入替代的成本,但是否导致过度进入,取决于对进入替代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进入替代的收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效率收益,高效率企业替代低效率企业将从整体上提高产业效率,在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企业多的产业是亏损企业多的产业,但也是产业利润高的产业,表明大量的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虽然是一种资源损失,但整体产业的效率是提高的,这正是进入替代效率收益的表现;另一个是选择收益,产业创新是一种对各种企业创新的选择过程,不同企业的创新形成企业间的异质性,只有在大量创新或者说是大量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是选择出更好的产业创新。从这个角度讲,进入替代作为有效的市场选择过程,是产业创新的实现形式,退出所形成的资源损失,实际上是为产业创新付出的代价。在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替代的选择收益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这一时期的进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进入,所以,进入替代实际上成为企业组织形成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制度变革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入替代、市场选择实现的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也许正是中国渐进转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效率差异,是随着转轨导致的市场制度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比如转轨前期的乡镇企业是高效率的,但随着转轨的深入逐步表现出其效率缺陷。在转轨过程中,哪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是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和非建构性特征的产业创新过程,需要市场竞争过程来选择,而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和人为的设计。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各种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新进入企业都力求通过组织形式创新提高效率,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市场竞争导致高效率企业的进入扩张,而低效率企业亏损和能力闲置,在进入替代导致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与不断变化的市场制度条件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和演变,形成了中国转轨过程特有的企业制度变革过程。

  所以,中国转轨过程中进入替代的收益远远大于进入替代的成本,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是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创新的进入替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能由此得出过度进入的结论。实际上,西方学者在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进入替代的问题时就注意到了企业退出所形成的损失,但他们的分析认为,这种损失从表面看是一种成本,是进入替代实现选择过程的一种劣势,但实际上,这种劣势同时也是进入替代和市场选择过程的优势所在,比如Geroski 指出:“数据特征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太多的进入者、他们太小、能够生存的太少、进入后的生存渗透又太慢,而这正是进入作为一个选择过程的必然表现,而且对选择过程而言是非常有效的”。

  (二)针对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思路值得商榷

  根据对企业亏损和生产能力闲置所做的过度进入分析,形成了旨在降低企业亏损的限制进入的产业政策思路。比如中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

  但是在本文分析的替代进入的条件下,进入是一种对中国转轨具有重要意义的实现产业创新的市场选择过程。所以,限制进入就是对替代和选择过程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可能在表面上看减少了亏损企业的数量,但亏损企业数量减少带来的是高效

  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替代的减少,而且是对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也就是企业制度变革过程的限制,所以这种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质疑。正确的产业政策思路应当是促进进入,形成公平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环境,在提高产业效率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市场化改革目标。

  (三)进入替代将继续成为新的产业创新实现过程

  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进入替代在大量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分析的时期内,转轨形成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是进入替代的主要内容,从目前看,中国的市场制度创新还将进一步发展,相应的企业制度创新也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基于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进入替代仍将存在。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下,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时期,进入替代将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所以,需要进一步在进入替代的框架下把握进入的效率特征及其相关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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