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语境下的主义之争

  ——就“中国民族主义”与王小东商榷

  王小东在2000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的长文。这篇文章回应了人们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些疑惑。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个人权利是目的,团结是手段”,“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中国的民族主义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和平等的诉求”,“从世界的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平等、世界大同并行不悖”,等等:这样他就使自己的观点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世界主义者接近了一些,但是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他没能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新旗帜?

  一.民族主义“开启一个新时代”?

  王小东说:“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一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在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话语场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现在,这些话语变得语义模糊起来,这显然标志着一个新话语时代的来临。“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又由于它是老词,人们会第一眼就大致了解其含义。”经过对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比较,王小东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本文中的王小东引语均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

  为了给上述观点增加权威性,王小东引用了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的一段话:“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然而,梁启超不仅是民族主义这个新名词(一个世纪后已经变成了“老词”)的引进者,也是自由、民权、民主这些话语的早期权威阐释者。在他解释自由民主的涵义时,同样也强调过人之独立与国之独立两个方面。因此有的文章把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称为“民主民族主义”,并指出了它的四个特征:第一,国族主义(相对于种族主义);第二,大民族主义(相对于小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第三,基于普世价值观(并非单纯基于传统文化),第四,民族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的观念集合中处于边缘地位(并非处于中心地位)。“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欧洲源头,同时也指出,人权者,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相对于人权、自由、宪政、民主这些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处在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l]

  梁启超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史都可以证明,把民主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民族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位置,专制主义便会接踵而至,民主主义则被驱赶到敌对意识形态、政治异见者的地位。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民主革命(或改革)和民主主义的产物。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废除王国,废除工权,建立民族。这个民族是相对于王权来说的,所以当时民族主义的内涵就是权利回归人民,就是通过革命和改造来建构一个民主共和国。过去的王国军队是王室的雇佣军,战争胜负与法兰西的普通老百姓无关;只有在共和国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支国民军。法国革命后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这主要是自由民主的魅力使然。很难相信,如果法国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把法国民族主义解释为争夺生存空间,其他国家的人们会趋之若鹜。

  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思想家针对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割断了民族主义与民主建国的联系,强调民族主义以种族、语言、文化为基本特征,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强调国家的主权至上而非国民的人权底线。德国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带来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后果,这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足鼎立。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一度宣布民族主义任务已完成,把重点转向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联俄联共后,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孙中山又重新把民族主义放在了意识形态的首要位置:蒋介石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把帝国主义的范围扩大到“赤色帝国主义”,把革命民族主义确立为中国国民党的立党之本。诸如费正清等外国观察家早就指出,国共两党之争的结局不是40年代末“三大战役”决定的。当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以“一民主义”代替三民主义,抛弃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时,双方最终胜负已定。

  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绝大部分都曾经用民族主义来取代或者说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这正是。第三世界”名称的由来。说是不结盟、不偏不倚,其实还是有偏向的,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中便不难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大多讨厌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而喜欢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偏向社会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这里不妨说一个或许会冒犯“政治正确性”的事实,标榜“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自独立以来的几十年在人均国民收入上没有增加。如果没有这样令人窘迫的现实,仅仅因为西方国家的鼓噪,是不会造成90年代所谓“第三波民主”的。

  王小东说: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这段话说明作者对华人华侨史的了解不够。应当说,华人质朴的民族情感无可非议,而且可以长期保留,克林顿给美国华人祝贺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要提倡华人民族主义就要三思而行。在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并非没有一种明确形成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但是“双重国籍”问题把他们搞得很惨,有些人不得不丢弃家业回归故国,有些人不得不更名改姓,有些人不得不请土著人给自己的企业当挂名董事、支干薪。现在美籍华人正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界迅速崛起,支撑这种崛起的是华人的文化、情感和才智十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十宪法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只是鸦片而不是补药。同样,对于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恐怕王小东也会希望他们多一些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割断了民主主义母体脐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德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式的腐败,也没能给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带来什么好运,难道唯独能够引导21世纪的中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王小东说:“这里的关键是民族主义想做一种新的解释,并含有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思。”因此,他引用甘阳在《联合早报》上介绍的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的说法: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大多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则是进攻性的、创造性的。王小东把他的民族主义理想说得很清楚:“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二.生存空间论与“政治正确性”

  王小东说:“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虽然王小东自己说也怕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帽子”,但是为了中国国家与种族的生存,为了中国人的种性不被“弱化到柔媚至骨”,不借违反“政治正确性”,起来捍卫“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的”生存空间论。

  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衡量,生存空间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就与其生存空间成正比,得不到统计上的支持。无论是按人均国土面积或人均资源储量来比较,都不能得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生存空间条件好的国家。王小东实际上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要把日本作为例外,并用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论”来补充生存空间论。作为一种生物欲望,生存空间论是不言而喻的,连一只猴子也希望自己的地盘越大越好。但是,一旦进入文明社会,人的本能欲望便受到社会制度和秩序(包括国际秩序)的约束。生存空间论就是要超越一切约束和限制,以我所在的共同体的利益至上。当王小东说中国问题的真相是“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那么中国思想界左右各派围绕民主、自由、公正的争论就至少是避重就轻。因为这些争论并不能改变生存空间狭小的事实,而唯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倡导的尚武精神才有望打破困境。

  王小东说:“80年代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又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网上有人很恰当地把这套说词形容为‘阉者的梦呓’。但是,这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后来又有各式各样的变种。”应当指出,给鼓吹“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扣上一顶“阉者”的帽子是非常冤枉的。因为他实际上为中国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国际政治战略:一方面,通过回归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文化,高扬“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目标,允诺为拯救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牺牲”,以此重建“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吃透”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游戏中生存下来”,用“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做生存竞争中的优胜者”。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高举天下主义的道德大旗,放手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而王小东主张的是高尔顿那种原汁原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正宗嫡传。至于为什么要在名声都很不好的二者中选择前者,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赞同种间竞争,而且赞同种内竞争;而生存空间论则把重点放在种间竞争上。

  王小东还在人口政策上替毛泽东辩护了一下。“中国的生存空间狭小,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中国人打了败仗,而欧洲人打了胜仗。”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人口过密问题与“人地关系”的分子无关,只与分母有关。最近还有人撰文认为,说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导致中国人口膨胀,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或许他们说的都有一些道理,但改变不了一个历史事实,正是毛泽东的政策使中国的城市化停滞和倒退了二十年,而城市化延误是人口过度膨胀的主要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再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避免不了中国农民生二胎、三胎或者更多的孩子,而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却难以遏止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澄清这个问题,意在反对把中国困难的原因统统算在别人的帐上。如果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全部是外因造成的,那么国人或许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如王小东所说,“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如果一部分原因或者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蹒跚与失误,那么就还有机会自我纠正和自我改革。在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东来之前,郑和的船队已经出现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在阿拉伯商人把伊斯兰教传播到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之前,那里的酋邦和王国已经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中国没有把自己的疆域扩张到东南亚和中亚,其原因应当到中国文明的特性中去找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欧洲人打了胜仗”。至于20世纪末中国人口基数过大,当然更不能仅仅归罪于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也得从我们自己的政策上进行反省。

  王小东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自由主义与霸权”一章里已经解说了“民主奴隶制论”——“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据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他又进而提出了“民主的生存空间决定论”:“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从他一再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设置无法企及的条件——“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人口密度不高于美国和加拿大——来看,王小东“我支持民主制”的表态很难被认为是由衷之辞。他如果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就应当公布实行民主必须具备的人口密度的上下限数据,这样人们就可以作出计算:中国必须强制实行“一胎制”计划生育措施多少年,或者应当扩张多少领土面积并驱赶杀光原住民,使人口密度降至“民主密度”所要求的范围内。如果整个东亚和南亚成为中国的囊中物后仍然达不到所要求的数据,那么国人恐怕只能趁早死了“民主化”这条心。

  王小东非常鄙视“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以自己敢于冒犯“政治正确性”而自傲。这里首先应当说明什么是“政治正确性”。“政治正确性”不同于“四个坚持”和“三个代表”,既不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不是执政党的章程和纲领,而是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讲坛和媒体中的一种自律或者说自我禁忌。这是美国文化最近二三十年的一种新潮流,在美国“镀金时代”和麦卡锡时代是不存在的。虽然“政治正确性”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向,但其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并对以往的歧视行为做出言语上和政策上的补偿。在美国,对自由、民主等进行抨击、批判和再诠释是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没有人认为这是违反了“政治正确性”;但是,社会强势集团的分子如果抨击、蔑视弱势集团,那怕是说出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例如黑人犯罪率高,也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他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对于平等自由原则,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有关“政治正确性”的争议,主要是围绕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有些人认为对社会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为”和保护政策已经过头,从而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例如对非洲裔美国人在学校录取方面的优待,受到伤害的主要还不是欧洲裔美国人,而是另一个少数群体——亚洲裔美国人尤其是华人。

  王小东挑战的“政治正确性”,首先是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然后是全面否定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所谓种族主义“是人的本性”、所谓“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所谓“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中强于对手”,都是在鼓吹一种“弱肉强食”的理论。不论美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政策实行得怎么样,收到了哪些实际效果,“政治正确性”能够成为主流舆论甚至施政方针,毕竟是优势群体的道德觉悟及对弱势群体同情和善待的表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而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来嘲弄和否定“政治正确性”,则是从文明向野蛮的倒退。如果中国在软权力——有全球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方面大踏步地倒退,无论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等硬权力有多大程度的发展,都很难实现强国梦和中华文化复兴的梦想,更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实现: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分配更平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

  三.文明还是野蛮

  王小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知识分子伪善,他说:“在这里,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面对这种严酷的生存空间问题,西方的政府和一些学人表现出十足的伪善的面孔。”“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这里首先要区别两种虚伪:一种是通常意义上的虚伪,一种是季诺维耶夫所说的“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或“加倍的虚伪”。

  什么是虚伪?虚伪在人类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已经有学者作过细致的研究与论述。苟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西哲休谟也曾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但是“性恶论”也不全对,事实上人性同时有善恶两个方面。

  因为人性有恶的一面,才需要有社会制度来加以制约。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丑陋行为(告发配偶、断绝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等),大半是让坏制度(“阶级斗争”、“全面专政”)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拉罗什福科说:“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格兰特指出:“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格兰特说: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他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於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

  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在希特勒“坦率”的“种族清洗”与罗斯福“伪善”的“四大自由”之间,选择了与后者并肩作战,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如王小东说的“愚蠢”呢?如果像王小东说的那样,“从根本上说,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那么如何解释西方主流文化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如日中天,以致王小东会把违反“政治正确性”视为一种勇敢的表现。“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他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伪善是通向真善的一座桥,所以尼采才会说:“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

  在东西方的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而阻止强大的对手在伪善的道路上走到底,逼迫和刺激他“返朴归真”,表现人类兽性的一面,公然行凶作恶,那才是弱者真正的“愚蠢”。

  什么是“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虚伪的平方”或“加倍的虚伪”?这是完全没有好的作用的虚伪,是对纯粹恶行的开脱和辩解。譬如说,明明自己不愿做或者做不到的事,偏偏要求别人去做,达不到理想的程度就指责别人虚伪,而全然不顾自己更加的虚伪。又比如,明明知道别人不会做某件恶事,偏偏要栽到他的头上,以便为自己行恶找到借口,而自己首先就不相信这种指责,也根本不在乎别人相信不相信。

  王小东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刚刚放松的边境,重建‘竹幕’。……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死。”说“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很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或生存策略;但是,把“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之死归罪于“西方人权观”,岂不是一种更加拙劣的煽动吗?事实上,现在每年合法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已经比几十年前增加了许多倍。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欧美国家的政府也没有认真加以防范,加利福尼亚州公民投票通过的不再允许非法移民享受某些社会福利的法案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违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华勒斯坦甚至断言:在今后25—50年间,将会有许多人在南北移居中取得成功,北方国家的任何政策都不大可能在阻止人员流动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对于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反移民倾向的抬头,欧美学界、政界和主流媒体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奥地利自由党参加政府,欧共体各国史无前例地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正是由于种族偏见在人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迁徒自由只能逐步扩大,从一个国家到文化相同的一个地区(如欧共体),再到全球范围。你不去努力帮助中国农民乃至城镇居民首先摆脱“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身份,获得在中华大地(包括港澳)迁徒自由的宪法权利,却为“西方人权观”没有马上给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世界公民”的地位而大做文章,这不是“加倍的虚伪”又是什么呢?

  王小东在引用了基辛格博士的一段话后引申说:“因此,仅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下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其中为大部分贫弱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水平,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放心。”基辛格一直是被中国政府视为朋友的,如果连他也是“亡我之心不死”,恐怕在美国就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朋友了。既然“洪洞县里无好人”,采取本·拉登式的恐怖主义或者其他更激烈的手段,就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嘴上说得很激烈,很痛快,但是他们真的相信美国人处心积虑要让中国“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最近透露的文件显示,如果说在1950年毛泽东或许对联合国军打过鸭绿江有所忧虑,在1964年他则完全能够确信美国不会把越南的战火蔓延到中国。但是,他还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原定方针,突出“备战”,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把几千亿元抛散在“三线”的山洞里。为了什么?不散布战争恐慌,不利用民族主义动员群众,在“大跃进”彻底失败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本人就无法重新掌握中国政治的主导权。“两个司令部”不是分别设在北京和华盛顿,而是位于同一个中南海里;“炮打司令部”的目的是要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和打倒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就像崔卫平所说的:“我们见到太多的是,越是极个别人的利益,越是把它说成大多数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越是不严肃的问题,便越是需要以最严肃的面貌出现;越是少数几个人的危机,越是把它表述为临到每人头上的那种紧急关头。这里的严肃是伪严肃。问题也是伪问题。危机也是伪危机。”[4]

  王小东说:“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应当说,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达尔文主义说出了自然界的事实,却不能自然而然地推论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

  “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在野蛮社会中固然是金科玉律,在文明进程中人类的行为方式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贾雷德·戴蒙德指出:新几内亚人就个人能力而言,通常要比一般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警、更富表现力、对周围的事和人也更关心,这有遗传方面的原因。“几千年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在这些社会里,稠密人口中传染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历史上是导致死亡的主因,而谋杀则比较罕见,至于战争状态则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大多数逃脱了致命的传染病的欧洲人,也逃脱了其他一些潜在的死因,并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今天,西方大多数存活的婴儿同样逃过了致命的传染疾病,而且不管他们的智力和携带的基因如何,一样地传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的那些流行疾病无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几内亚人传统的高死亡率的,是谋杀、长期的部落战争、意外事故和在获取食物中出现的问题。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在新几内亚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复杂的社会可能要无情的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人体化学组成的自然选择反而更有效力。”[5]在人类进入文化进化阶段后,自然选择及其所造成的生物进化便减缓了。文明从来都是弱者的保护神,国家秩序使一些原本会淘汰的弱势人口的遗传基因延续了下来,国际秩序进而使一些弱小国家的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得以保存,现在日益得势的生态主义更把保护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的物种多样性。在文明社会中,单个人的能力(智力和体力)可能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的能力却是野蛮社会所不能比拟的。欧洲人登陆美洲和澳洲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最有威力的武器是流行性疾病的病菌病毒及其抗体,前者是矛,后者是盾,这是文明社会的特有产物。当然,文明社会带来的克敌制胜的武器还有钢铁、火药、枪炮、畜力以及基督教等。进入文明社会后,“拳头硬”的作用便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组织程度与文化创造能力。

  中国先哲对文明两个方面的概括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文足昭也,武可畏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从来都是把“文”放在“武”的前面,把“武”作为“文”的补充。现在王小东轻蔑地把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努力称为“阉者的梦D2”、“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而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振兴尚武精神”,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思想上的倒退真可谓一泻千里。

  四.尚武精神还是公民精神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能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弘扬“尚武精神”,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而“现在说尚武”,第一要义当然是“这个民族对于武备的重视”,“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从精神到物质,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军国主义思路。

  王小东断言:中国人“普遍地缺乏尚武精神”。这么讲是没有根据的,是对自己民族和列祖列宗的一种诬蔑。中国文化既有自己的大传统——孔孟之道,也有自己的小传统——侠义尚武精神。所以关帝庙遍布全国,香火不断;《水浒传》脍炙人口,老少咸宜。所谓“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也与事实不符。在英国军舰闯入扬子江之前不过半个多世纪,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皇帝刚刚创下了“十全武功”,仅在新疆就屠杀了几十万骁勇的蒙古人。受“洋人”欺负的原因并非是“缺乏尚武精神”和“忘了武备为何物”。王小东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既不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也不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难道当时中国举国上下就没有尚武精神?光绪皇帝不是主战派吗?这场战争不是大清国首先宣战的吗?邓世昌等为国捐躯的烈士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尚武精神”?仗虽然打败了,但是不能“胜者王侯败者贼”,连失败者的精神都一概抹煞掉。作为战胜者的日本,也从来没有把“尚武精神”视为致胜的主因。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明治维新后的统治集团要否决19世纪70年代的“征韩论”,等到“自由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明治宪法确立,帝国议会召开,内政有了眉目后才动手?没有西化的成功,没有最低程度的民主,日本能够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迅速募集到巨额战争经费吗?能够争取到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的中立甚至偏袒吗?

  王小东说,与其挖空心思以种种条件来“换取别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种威胁”,“我看还是让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更好些。”美国在90年代中期的年度军费只有2000多亿美元,而在里根年代的顶峰曾高达4000亿美元,难道促使美国确定新假想敌后每年增加1000多亿美元军费对于年度军费100多亿美元的中国来说是无所谓的吗?10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只需100多亿美元,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全周期费用也不过几百亿美元。除非认为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可以用牺牲生命来折算美元,用上百条命来换对方一条命(海湾战争伊拉克用几百条命换美军一条命,结果还是打败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鼓吹扩军备战时常常表现出一种虚骄之气,只考虑自己一方如何如何,完全不顾忌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打算以分享原子技术以及缔结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协定来换取苏联放弃试验和装备原子弹。苏联政府出于对等安全的考虑拒绝了这一建议。经过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花了上万亿美元,装备了几万颗核弹头,苏联的国家安全又增加了多少呢?俄国人现在已经知道军备竞赛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所以俄军总参谋长最近提出撤销火箭军,大幅度减少核军备的大胆建议,而且在库尔斯克号事件后已经被普京总统采纳。难道中国人还要步俄国人的后尘,再上演一出新世纪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吗?

  王小东说:“逆向种族主义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的认同危机,乃至作为个人的自尊生存的危机。对于民族生存而言,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危机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机。”鼓吹正向民族主义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尚武精神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的团结”,“作为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团结本民族各阶层的人,包括精英或贵族阶层。”但是,究竟是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更有利于中国人的团结、认同与万众一心呢?由于在历史上民族主义鼓吹后面紧随着的常常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其持怀疑态度是十分自然的。对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是,“既然如此,我就明说了吧:那些虽然也算是中国人,但就是拒绝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的主张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坚持逆向种族主义的人),我并不主张团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乞求团结。我主张团结,并以诚意相待的,是抛除这些人在外的中国人。”战前日本自称“革新阵营”的右翼军国主义运动也鼓吹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声称“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但这种“全体政治”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政治,所谓“国民全体”是指“抛除这些人(即所有反对天皇政治,坚持“外来思想”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外的”日本人。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兰西人、美利坚人以及战后日本人的社会认同与国家凝聚方面所起的作用,恐怕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民族主义。

  而且,一旦把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尚武、武备,而国内外客观情势又不允许动武时,很容易导致理想的幻灭甚至精神的崩溃,王小东文中便有明显征兆:“我们只有以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才能克服这一危机。”这是在呼唤虚无漂渺中的“超人”和“超等种族”。“中国人必须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胜利,才有可能在将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存。而这既要靠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更是在祈求神灵的庇佑。以上种种都说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自己的医术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却胡乱地给父母之邦开了一剂虎狼药。

  倡言“军国民主义”,祈望“富国强兵”,这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的一致主张。例如梁启超便专门撰文《中国的武士道》,也明确提倡过“尚武之精神”。但是在他早期的主要著作《新民说》中,“尚武”只是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诸多条目中比较靠后的一节所涉及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处在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新华社原社长李普最近撰文指出,50年前的《共同纲领》确定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共领导人当时一再承诺要坚持十几年到几十年不变。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个人一个讲话就宣告了《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性文件的失效。现在修改宪法,保护私人经济,实际上是在补50年前的课。他认为,不仅经济上要补课,政治上也要补课。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上的补课要从100年前的《新民说》补起,补课的重点则是李慎之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强调的“公民”和“宪法”,而不是“尚武”。“尚武精神”无非是“斗争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高级层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斗争精神还少吗?“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人对“武”祟尚得还不够吗?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金门炮战、“平叛”战争、中印边界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中越边界战争、“文革”内战,20世纪中国史不是一部用战争来贯穿和分期的历史吗?

  振兴中华必须振兴中国人的公民精神。完整的公民精神应当包括四个层次:(1)个人层次上的人权思想。即每一个人生来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与权利,其具体项目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公约中已经有详细的规定,这些国际法基本文献应当尽快列人中国普及教育的大纲中。(2)社区与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思想。梁启超说:“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者。一人之自治其身,数人或数十人之自治其家,数百数干人之自治其乡其市,……虽其自治之范围广狭不同,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一于法律而已。”“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无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乡镇自治与市自治,应成为当前中国地方自治的重点。(3)国家层次上的宪政民主思想。“内部团结”必须是宪政基础上的团结,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团结,舆论监督基础上的团结,竞争性选举基础上的团结。让平民百姓与巧取豪夺者、滥用强权者讲“团结”,就没有丝毫正义可言了。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宪政而不是纸面上的宪法,只有把公民的宪法权利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只有把宪法的制约主要针对政府及其领导人,才算是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4)全球和全人类层次上的博爱思想。最近有论者倡言“杨墨兼用”[6],杨朱是个人主义者,墨翟是兼爱主义者,而孔孟之道则偏重家与国这两个中间层次的伦理。古代中国人念念不忘“夷夏之防”,现代中国人仍然把外国人骂作“洋鬼子”,说明的确还缺少一点兼爱、博爱和泛爱精神。补一补墨翟、佛陀和耶稣的课,对当代中国人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能涵盖公民精神的所有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与公民精神背道而驰的。而通常所说的民主主义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民主主义纵可以贯通古今(上接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等),横可以联合中西、南北,是当代句以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即使从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来考虑,民族主义也不宜提倡。台湾海峡两岸各自兴起的民族主义只会导致矛盾激化,骨肉相残;而弘扬民主主义和加快民主化进程则肯定会有利于祖国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注释:

[1]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98—104页。
[2]胡平:《自由主义与虚伪》,载“中社网”、“世纪中国”网站。
[3]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06—107页。
[4]崔卫平:《为什么是伪问题》,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5]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10—11页。
[61马悲鸣:《杨墨兼用》、《再说“杨墨兼用”》,载“多维新闻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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